即使只剩一名戰士，也必須保住隊伍的番號

作者： 趙玉柱

很長時間裡,我們都把日本當作一個鄰居，與鄰為善。但日本並不總是把我們當作善良的鄰居。

《菊與刀》中其實透露了日本人內心的真實想法：“對嘲笑，無可原諒，因為只有內心不誠懇，才會嘲笑無辜者。……既然‘原諒’不是對嘲笑的正確態度，那麼唯一可行的辦法就是報仇。”正是這個鄰居，把我們推向災難的深淵。

很長一段時間裡，我們都輕視這個鄰居。我們是天國上邦，即使英國這樣的大帝國來到家門口，我們也是高高在上，旁若無人，擺著老大帝國的架子。

結果都知道，戰爭開始，戰爭結束，中國失敗。英國用戰爭的手段變本加厲地達成了自己的願望，但這場戰爭只讓我們承認英國人的武力比我們強大，其他，我們並沒有警醒。

蔣廷黻在《中國近代史》中說：

“鴉片戰爭的失敗根本理由是我們的落伍。我們的軍器和軍隊是中古的軍隊，我們的政府是中古的政府，我們的人民，連士大夫階級在內，是中古的人民。”

只可惜，我們竟然只是把失敗的原因歸結為是奸臣誤國，臨陣換帥，認為如果是林則徐來主戰，鹿死誰手自當別論。

蔣廷黻說：“鴉片戰爭的軍事失敗還不是民族的致命傷。失敗以後還不明白挫折理由力圖改革，那才是民族的致命傷” 。

林則徐被譽為“睜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擔得起這麼高的評價，但是他畢竟是一個傳統的中國士大夫。

《中國近代史》中寫道：

“林則徐實在有兩個，一個是士大夫心目中的林則徐，一個是真正的林則徐。前一個主剿，在士大夫的印象中百戰百勝，是為英國人受忌憚的。真的林則徐是慢慢覺悟了的。他知道中國軍器和武力不如西洋，但又怕清議的指責，不敢公開提倡。所以把自己蒐集的材料交給魏源，促他編成《海國圖志》。他讓主持清議的士大夫睡在夢中，他讓國家日趨衰微，而不肯犧牲自己的名譽去與時人奮鬥。林文忠無疑是中國舊文化最好的產品。他尚以為自己的名譽比國事重要，別人更不必說了 ”。

《海國圖志》後來流傳到日本，成為日本維新的推動力量之一。

林則徐之後，中國還是有明白人的。

在明治維新初年，李鴻章就看清楚了日本是中國的勁敵，並且知道戰爭勝負的決定因素在於新軍備之進步。甲午之際，中日開戰，中國對日本絕無勝算，但他改變不了聽命於人的命運。中國再次一敗塗地，被打回原形。從此開始，我們開始了對日本人漫長的內心糾結時期。

這種糾結和衝動，即使到了今天仍然強烈。

大多數國人對日本的認識還是相當盲目和片面，一提起小日本就上火，衝動多於理智，憤怒多於冷靜，而瞭解遠遠不夠。反觀日本，他們對既定對手的研究之深入和了解之透徹，恐怕沒有幾個國家有十足的底氣敢說比人家做得更好。

戴季陶在《日本論》中講到日本對中國的研究：

“日本書坊間，分門別類的，有幾千種。每一個月雜誌上所登載‘中國問題’的文章，有幾百篇。參謀部、外務省、海軍軍令部、海軍省、農商務省、外務省、各團體、各公司派來中國長住調查或是旅行視察的人員，每年有幾千個”。

這可見日本做中國的功課，是全方位的、精細化的，屬於有備而戰。

金克木先生在《菊與刀》的序言中說：“中國人對日本實感最深，關係最密，兩國文化又有悠久的歷史淵源，當然更有條件，也更有必要研究日本文化。”實際上呢？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石黑一雄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但有多少人讀過他們的作品，對外國文學感興趣的人，誰不是開口莎士比亞、狄更斯，閉口福克納、海明威？前些年，民間自發組織大規模的抵制日貨行動，一度席捲全國。實際上呢？最終，我們看到的並不是日貨消失，而是蠢貨橫行。用戴季陶的話來說，這完全是“思想上閉關自守”、“智識上的義和團”導致的魯莽。

過去，我們不瞭解對手，也不能正視自我，為此付出了慘痛的代價。現在，許多成功的例子擺在眼前，我們也的確在誠懇地虛心向學。但面對眾多老師的循循善誘，突然間又迷失了原來的自己，丟棄了原有的自信。

平靜地瞭解日本，是為了更好地強大中國

魯思•本尼迪克特在《菊與刀》中說：“任何文化，其道德規範總要代代相傳，不僅通過語言，而且通過長者對其子女的態度來傳遞。”她舉了一個例子：六歲的小女孩杉本鉞子因為上課時挪動身體被老師轟出教室時，她“羞得無地自容，但毫無辦法。先向孔子像行禮，接著向老師行禮道歉。然後畢恭畢敬地退出書房”。這些例子留在《菊與刀》這本書裡，每次讀都讓人悚然。

文化是累積的，一點點時間凝成歷史，歷史澱為傳統，傳統組成文明。文化既然能代代相傳，必然有它生存的土壤和蘊含的道理。如果中間斷層了，再想回頭去揀，那難度可就大了。 “一個人如果不好美不懂得審美，這一個人的一生，是最可憐的一生。一個民族如果把好美的精神丟掉，一切文化，便只有一步一步向後退，而生存的能力，也只有逐漸消失（《日本論》）。”

必須有寬廣的胸懷，才有資格嘲笑別人狹隘的思想；只有邁上更高的臺階，才能以自信的目光回首階下的攀爬者。日本這個民族，百年來與我們糾葛紛擾不斷，在與我們的較量中屢屢佔盡上風，人家是低頭揀實惠，我們是嘴上佔便宜。今天，我們不得不承認，人家實在是有勝於我們的地方。

日本的文化有其雙重性，日本人的性格也是矛盾的結合體，“尚禮而又好鬥，喜新而又頑固，服從而又不馴“。他們“以陶情於自然樂趣而聞名，諸如觀櫻、賞月、賞菊、遠眺新雪，在室內懸掛蟲籠子以聽蟲鳴，以及詠和歌、俳句，修飾庭院、插花、品茗等等。這些絕不像一個深懷煩惱和侵略心理的民族所應有的活動。他們在追逐享樂時也並非消沉頹廢（《菊與刀》）。”他們在夾縫中找到了生存的空間。

反觀我們近百年在文化上的選擇和嘗試，其實充滿對傳統文化不夠了解、對自己民族不夠自信。 “信仰是生存的基礎，信力是活動的骨幹”（《日本論》），當戰場上硝煙散盡的時候，即使戰鬥序列只剩下我一個人，也必須要保住這支隊伍的番號。雖然這種極端的心態和口號，隨著二戰硝煙散盡已經不會再聽到了，但我們不能保證這樣瘋狂的叫囂還會不會再次響起。

如今，讀《菊與刀》，也是在重新讀這個民族跟我們的糾葛，重新讀這本書，也是在不斷提醒自己，我們其實一直站在歷史的邊緣，這些歷史容不得我們懈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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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編輯：祁永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