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話題有點大，足可寫一部專著，現在僅用七千字予以呈現，如有遺漏或偏差，敬請海涵。）

1871年，大清國與日本國經過友好協商，宣佈“建交”——雙方簽署《中日修好條規》，裡面全是互惠互助的內容。照理說，兩國應該從此和諧相處才對，怎麼卻一直齟齬不斷、最終兵戎相見？

從中日這次“建交”，到1894年日本挑起甲午戰爭，這23年時間內，中日之間到底發生了哪些“大事件”？

中日修好條規

日本主動要求“建交”

1870年9月，李鴻章接替曾國藩出任直隸總督。剛剛到任，便有一撥日本人要來拜訪。

日本派遣外務大丞柳原前光率領的特使團來華，尋求建立通商及外交關係。

此時日本已經開始明治維新，國力蓬勃發展，李鴻章對日本準備採購西方戰船和新式火炮很感興趣，於是同意見面。

9月4日，柳原一行在天津謁見了李鴻章，雙方相談甚歡。

李鴻章

柳原前光，他的妹妹是大正天皇的生母。

第二天，李鴻章致函總理衙門，建議清廷與日本建交、通商，加強雙方聯合，以阻止日本倒向西方國家。

清廷同意了他的意見。

1871年6月，日本派遣大藏卿伊達宗城為“欽差全權大臣”，攜帶明治天皇的國書來到中國。

9月13日，李鴻章和伊達宗城分別代表中日兩國簽署了《中日修好條規》《中日通商章程》。

從內容看，這完全是平等友好、互惠互助的條約。

伊達宗城

按照常理來說，既然是雙方平等自願簽約，應該可以“和諧友好”地相處下去了吧，但是從後來的歷史發展來看，日本主動靠近中國的“示好”表現，其目的似乎並不“單純”。

所以，無辜的近代中國，似乎註定要與日本成為一對冤家。

剛剛建交不久，在中國臺灣便發生了“琉球漁民被殺事件”，此事最終引發了日本對臺的首次武力侵犯。

琉球漁民被殺事件

1871年10月15日（此時距《中日修好條規》的簽署才剛剛一個月），一艘琉球漁船因為遭遇颱風，漂流到了臺灣島南端，船上有54人被當地土著居民殺死。

琉球王國曾經長期向中、日兩國朝貢，且一直使用中國明清兩代皇帝的年號，但日本卻視琉球為自己獨佔的屬國，因此在上述事件發生後，日本很快派員赴北京，與大清國交涉，雙方鬧得很不愉快。

就在兩國為了此事爭論不休時，日本悄悄加快了吞併琉球的步伐。

琉球今圖

第二年（1872年）10月，日本強行宣佈改琉球國為“琉球藩”，冊封琉球國王尚泰為“琉球藩王”，之後又將琉球群島劃歸了日本的沖繩縣和鹿兒島縣。

琉球不滿日本的霸道行徑，開始向大清國求援。

大清國由於自身內外交困，無力發兵保護琉球，只得反覆與日本交涉、抗議日本單獨霸佔琉球，但日本卻置之不理。琉球一事只能擱置。

就這樣，剛剛建交不久，大清與日本的關係便被蒙上了一層陰影。

日本首次侵臺、吞併琉球

就在日本宣佈吞併琉球后不久，中國臺灣又發生了“小田縣民事件”。

1873年，日本小田縣民4人漂流到臺灣，自稱遭到當地土著人的搶劫、毀船和虐待。

雖然這4人最終被妥善送回日本，但卻成為了日本向大清國發難的另一個理由。

日本向大清國提出交涉，以“琉球漁民”和“小田縣民”這些涉臺事件為藉口，反覆投訴臺灣土著民的所謂“暴行”。

在反覆聒噪之下，總理衙門的值班官吏無計可施，索性回覆稱：

“生番不服王化……問罪與否，聽憑貴國處理”。

這下便讓日本人抓到了出兵的藉口。

1874年5月，日本派遣陸軍中將西鄉從道率領三千多全副武裝的日本士兵，從長崎出發，登陸中國臺灣“興問罪之師”，後遭到當地牡丹社原住民的激烈抵抗。這便是“牡丹社事件”。

西鄉從道，他手中拿的是臺灣地圖

牡丹社鄉民頑強抵抗日軍，憑藉石門天險予敵重創，圖為日本人所繪的進攻圖

後來，日軍中爆發熱病，而清廷也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派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楨率軍赴臺，威懾日軍。

日軍出師不利，只好同意與清廷談判。

中日雙方在1874年10月簽訂《臺灣事件專條》，此後日本撤兵，清廷則在臺灣加強了海防。

沈葆楨。晚清重臣，林則徐的二女婿，洋務運動的代表人物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因為英美等國干涉，該條約內容的表述含糊其辭，竟然把琉球漁民的遇害表述成是日方的“國民遇害”，把日軍侵略臺灣說成是“保民義舉”。這就等於是間接承認了琉球是日本的國土。

另外，大清國需支付日軍50萬兩白銀——10萬兩為遇害漁民的撫卹費，40萬兩充做大清國回購日軍“修道、建房”的費用。

條約簽訂後，日本從臺灣撤兵，大清國則“破財消災”。

奮勇抵抗日本侵略的臺島高山族原住民

雙方這次妥協，雖然讓日本侵佔臺灣的計劃落空，但卻等於是默認了日本獨霸琉球的事實。

1875年，日本強行命令琉球停止向大清國朝貢，中斷了中琉之間的宗藩關係。

清廷還是隻抗議、不發兵。

在大清國的再三縱容之下，到1879年，日本乾脆廢除了“琉球藩”，改為“沖繩縣”，琉球王族成員也被全部挾持到東京軟禁，琉球史書停止編撰。至此，琉球國徹底滅亡。

中日“朝鮮半島之爭”

除了掌控琉球之外 ，日本還將魔爪伸向了大清國最重要的屬國——朝鮮王國。

1875年，日本派軍艦開進漢江入海口外，製造“江華島事件”，並於第二年強迫朝鮮李氏政權簽訂了《江華條約》，就此打開了朝鮮國門。

日軍制造“江華島事件”圖

此後，日本勢力開始滲入半島，再加上朝鮮統治階級的腐朽，導致民怨沸騰，大有一觸即發之勢。

1882年7月，朝鮮發生“壬午兵變”。

事情發生後，清政府派兵鎮壓，很快便平息了兵變。但是因為有十多名日本人在兵變中被殺、公使館被燒燬，導致日本政府強烈反彈，準備派大軍進攻朝鮮。

迫於清軍壓力，日本最終暫停派遣軍隊入朝，改為向朝鮮施壓。

經過反覆交涉，日本逼迫朝鮮簽訂了《濟物浦條約》（又稱《仁川條約》），日本獲得了一系列權益，因此罷兵。

值得注意的是，這個條約賦予日本在漢城少量駐兵的特權，這便為今後中日兩國爭奪朝鮮宗主國特權埋下了隱患。

壬午兵變圖

兩年以後，朝鮮又爆發了“甲申政變”。

1884年12月，以金玉均為首的、受日本人資助的朝鮮開化黨人，借中法戰爭爆發之機，暗殺親清的守舊派大臣，挾持國王李熙，企圖帶領朝鮮脫離清政府控制，改革內政外交，建立親日政權。

袁世凱率領駐朝清軍攻打叛軍，迅速鎮壓了這次政變，結束了開化黨的“三日天下”。

平息政變的戰鬥中，一些混進叛軍中的日本士兵被殺，而漢城也爆發了排日風潮。

政變平息後，日本捲土重來，以武力勒索朝鮮，於1885年1月同朝鮮簽訂《漢城條約》，索取了謝罪、賠款、懲凶、增兵等特權。

朝鮮開化黨人

不僅如此，並不甘心失敗的日本政府，再次找上大清國進行交涉。幾個回合下來，雙方於1885年4月18日達成協議，李鴻章與伊藤博文代表中日兩國簽訂《中日天津會議專條》，主要內容如下：

1、 中日兩國同時從朝鮮撤兵；

2、 兩國均不要再派員到朝鮮充當軍事教官；

3、 朝鮮若有變亂或者重大事件，清、日兩國如果某一方需要派兵入朝時，應先發文通知對方。

從字面上看，這些內容對雙方都很“公平”，但實際上清廷吃了大虧。

按理說，大清國是朝鮮的宗主國，清軍入朝、增兵、撤兵等軍事行動，原本不需要跟日本商定，也不需要通知日本方面。

而且清廷此前在朝一直有駐軍，現在突然全部撤走，這明顯是一種對日日妥協。

大清國稀裡糊塗簽了這個條約，等於是放棄了在朝鮮的宗主國特權。如果深究，只能將原因歸納為大清國的所謂“大國氣度”，不與日本蕞爾小國計較，“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但是實際上，大清國大大低估了日本人的野心。這種退讓、懦弱的態度，為後來清軍的被動挨打埋下了伏筆。

長崎械鬥事件

這件事發生在日本本土內，所以值得寫一寫。

1886年8月（清光緒十二年），大清國北洋水師的四艘軍艦停靠日本長崎，一邊補充給養、小修小補，順便也是向日本“炫耀”一下大清國的新式軍艦。

當時赴長崎的“鎮遠”號鐵甲艦

8月13日，軍艦入港，幾名清朝水兵上岸購物遊玩（另一說是水兵狎妓鬧事），與日本警察發生衝突。一名警察被刺成重傷，一名中國水兵受輕傷，後遭逮捕。

第一天的衝突並未引起中方重視，直到兩天後的大規模械鬥。

兩天後，李鴻章授意全艦隊集體休整，四百多水兵放假一天，可以上岸自由觀光。

上岸前，艦隊領隊丁汝昌嚴令士兵不能攜帶刀械，導致清軍水兵在衝突中處於不利地位。

由於上一次的衝突還未平息，再次上岸的清國水兵被日本警察盯梢，雙方在長崎市區爆發大規模械鬥。

眾水兵被數百名警察分割包圍，再加上街邊市民投擲石塊攻擊，水兵死傷慘重。

長崎事件（油畫）

事後統計，清國水兵方面有5人死亡、5人失蹤（一說是10人死亡）、44人受傷。日本警察被打死1人（一說2人，另一說5人），30人受傷，而長崎市民也有多人受傷。

事後雙方也是鬧得不可開交。大清水兵還將軍艦上的炮衣褪下，進入臨戰狀態，大有炸平長崎的態勢，而當時的日本海軍才剛剛起步，面對大清國的“堅船利炮”，日方頓時失去了脾氣。

經過英、德等國公使調停，中日雙方終於達成和解，各向對方死傷者賠償撫卹金。大清國賠償日本15500元，日本賠付大清國52500元，而長崎醫院的所有醫療急救費用2700元則由日方承擔。

在長崎事件中，因為日本賠付較清廷更多，所以有觀點認為這是清政府自鴉片戰爭後的首次外交勝利。但是筆者認為，這起事件對中日關係造成了一些很惡劣的影響。

當時的長崎港

首先是刺激了日本民眾對中國的仇恨。過去兩國的一些外交糾紛，都還只是停留在軍政高層之間，而這件事發生在日本國土上，很多日本民眾親眼目睹，自然便滋生了濃厚的反華情緒。

另外在此事發生前，日本海軍尚處於起步階段，而此事一出，直接刺激了日本建設近代海軍的決心，加快了擴軍備戰的步伐。此後幾年，日本每年的軍費支出都佔到了財政總支出的近12%。

幾年以後，日本海軍的實力就超越了北洋水師。

除此之外，大清國的電報密碼還在這起事件中遭到日本方面的破譯。甲午戰爭時，日方藉此掌控了清軍的行動部署，導致中方產生重大損失。

日本擴軍備戰，積極叫囂開戰

我們把目光再次拉回到朝鮮半島上。前文說過，日本在朝鮮“壬辰兵變”和“甲申政變”中都落了下風，因此對清廷十分仇視，國內“與清國開戰”的論調也甚囂塵上。

為了落實“大陸政策”，日本決意與中國爭奪對朝鮮半島的控制權（另外也是為了防範沙俄在遠東的擴張），遂開始積極擴軍備戰。

1887年，日本參謀本部第二局局長小川又次制定了一個侵略中國的“藍圖”——《清國征討策》，並提出：

“以五年為準備之期，然後待可乘之機而攻擊之”。

小川又次，日本陸軍磨刀待戰的倡導者，影響日本陸軍幾十年的戰略家。

與此同時，參謀本部海軍部人員和所屬艦隊軍官，還分別擬定了對中國作戰的六個方案。

以伊藤博文為首的“緩進派”擔心俄國趁火打劫，因此主張過十年“看中國情形再行辦理”，但仍然堅持主張“速節冗費，多建鐵路，趕添海軍”，隨時準備投入戰爭。

伊藤博文，明治九元老之一，日本第一個內閣總理大臣、樞密院議長、貴族院院長，首任韓國統監

日本陸軍代表人物、曾經兩度擔任日本首相的山縣有朋則是“激進派”的代表，他在1890年作《外交政略論》，公然宣稱日本疆域為“主權線”，而中、朝等鄰近國家的疆土是日本的“利益線”。

山縣有朋

1892年，日本自由黨總裁板垣退助拋出《殖民論》，認為日本“人口過剩”，應該像西方列強一樣，向海外擴張殖民地，而且“日本決不能落後”。

1893年，日本成立了以榎本武揚為會長的“殖民協會”（榎本武揚此前曾經擔任文部大臣，並於1882~1885年擔任過日本駐清公使）。

1894年7月，就在日本挑起甲午戰爭前夕，日本駐美公使建野鄉三竟然毫不掩飾地說：

”為了使日本國民的注意力從對國內的現狀不滿中轉移出來，我們寧願歡迎反華戰爭。”

甲午戰前，日本參謀本部次長川上操六不斷向中國派出間諜，甚至在1893年4月，他還親自出馬，以旅遊為名，到朝鮮和中國進行了三個月的實地勘察，蒐集了大量的情報。每當被邀請列席日本內閣會議時，川上操六都都主張要向中國開戰。

川上操六

除了日本的軍閥、官僚在積極備戰外，日本思想界也颳起一陣鼓吹侵略擴張的旋風。

日本近代最著名的啟蒙思想家、教育家、政論家福澤諭吉多次撰文，強烈主張日本攻佔朝鮮和中國，並展望了侵略戰爭的“輝煌前景”：

“侵佔朝鮮、吞併臺灣、佔領東北三省、將日本國旗插上北京城頭……”

不僅如此，他還極力慫恿明治天皇御駕親征。

日本最高面額紙幣——“萬元大鈔”上的肖像人物，便是福澤諭吉

可以說，日本的“大陸政策”，經過19世紀六十年代的萌芽、提出，七十年代的醞釀、定型，再到八十年代的積累、嘗試，進入九十年代後，各方面都已成熟，到1894年前後，這種蠢蠢欲動的擴張慾望，已經呈現出不可遏制的態勢。

金玉均之死與遣送回國

就在日本蠢蠢欲動、即將發動侵略戰爭之時，又發生了金玉均被殺的事件。

前文曾述及“甲申政變”，提到金玉均事敗之後，率朝鮮開化黨骨幹跟隨日本公使逃出朝鮮，流亡日本。

與此同時，開化黨在朝勢力被清洗，閔妃集團重掌政權，閔妃與極端仇恨金玉均等人，派出殺手潛入日本，企圖暗殺金玉均。

金玉均

政變前後，日本人對開化黨進行了武器、密謀、實施上的鼎力相助，其目的則是希望通過開化黨政變奪權後，日本可以藉此掌控朝鮮政治。在金玉均等人逃亡後，日本政府為了妥善保護，將他們先後送到小笠原群島、北海道、東京等地，以躲避朝鮮刺客的追殺。

在海外流亡近十年後，金玉均身心俱疲，轉而希望與清政府合作，並借大清國之力推進朝鮮的改革。

1894年3月，閔妃派出的刺客洪鐘宇，以5000元資金作為誘餌，誘使金玉均赴上海與清國高官李經方會晤。（李經方為李鴻章六弟李昭慶之子，過繼給李鴻章為長子，此前李經方曾經擔任清國駐日公使。）

3與28日，在上海美國租界的一間日本旅館內，金玉均被暗殺，身中3彈。當天傍晚，租界警察將嫌犯洪鐘宇抓獲。

金玉均遭刺殺身亡（繪圖）

按照大清國律例，死者屍體應該有人領取。當時清國上海衙門本來已經做好安排，同意日本人北原延次將金氏遺體帶回日本安葬。可是不料，當朝鮮閔妃統治集團得知金玉均被殺後，立即聯繫李鴻章，請求將洪鐘宇和金氏遺體一併交給朝鮮國處理。

李鴻章同意了朝鮮的請求，先是要求租界警署將洪鐘宇和金氏遺體引渡給清政府，然後又轉交給朝鮮方面。

因為當時沒有去朝鮮的船隻，清廷上海衙門還稟告兩江總督兼南洋大臣劉坤一，在劉的批准下，派軍艦“威靖”號專程將洪鐘宇和金氏遺體送回朝鮮。

4月金氏遺體被送至朝鮮後，朝鮮宮廷對其凌遲、曝屍，又將金氏的家族三代和政變同黨一律處斬。殺手洪鐘宇則被授官。

金玉均遺體被分解，頭顱掛在三腳架下，三腳架上掛一面幡旗，上寫“大逆不道玉均”，曝屍三日

需要重點指出的是，對於金玉均被暗殺和引渡回國的全過程，日本人感到十分憤慨，對清、朝兩國的不滿情緒日益高漲。

5月20日，日本友人會為金玉均在東京淺草寺舉行約兩千人蔘加的葬禮，眾議院犬養毅等社會名流指責清政府，認為將金氏遺體押回朝鮮是對日本帝國的極大侮辱，要求日本政府對清國採取報復措施。

葬禮次日，日本民間玄洋社成員約見外務大臣陸奧宗光，請求政府對清國宣戰，以雪恥辱。

日本國內反清、反朝的呼聲高漲，“徵韓論”“徵清論”開始在新聞媒體上連篇累牘地大肆渲染，而日本政府與社會民間輿論保持了同樣的態度。

不可否認的是，金玉均被暗殺和遺體被引渡回國的事件，逐漸演變成日本挑戰大清國的另一個情緒化因素，加劇了朝鮮半島的緊張局勢。

可以說，此時的日本，從上到下都已經做好了戰爭準備，距離引爆只差一根引線了。

很快，這根引線就出現了。

東學黨起義，中日兵戎相見

1894年1月11日，朝鮮半島再次爆發動亂，這便是東亞歷史上赫赫有名的“東學黨起義”。

這場“反帝反封建”性質的農民起義，爆發之後迅速呈現燎原之勢，很快攻下了多座城池，讓朝鮮王朝大為恐慌，只好向清政府駐朝代表袁世凱乞援：

“電懇北洋大臣，酌遣數隊，速來代剿”。

袁世凱收到乞援書後，電稟李鴻章。李鴻章則在上奏清廷後，拍板將自己的淮軍派往朝鮮。

東學黨起義，起初聲勢浩大

根據前文提到的1885年清、日兩國簽署的《中日天津會議專條》，兩國都先後派兵到了朝鮮，而且都在事先通知了對方。但是，兩國派兵的理由卻差別很大。

清朝派兵，是應朝鮮王國的請求，赴朝鎮壓起義軍、平定動亂的。而日本派兵入朝的理由則是：保護在朝境內的日本僑民。

當然，朝鮮境內當時確實有不少的日本僑民，但是日本兵越派越多，到6月底，日本在朝陸軍已達萬人，停泊在釜山、仁川港口的軍艦多達8艘。與之相對的是，清軍派來的陸軍不不到4000人，軍艦隻有“濟遠”“平遠”“揚威”“操江”這4艘主力艦。(其餘的運兵船為沒有攻擊力的商船。)

1894年7月19日，日本聯合艦隊集結在朝鮮吳軍港，隨時準備發動攻擊

清軍走到半路（還沒到平壤），東學黨起義軍卻與朝鮮宮廷達成了雙向協議，兩邊一妥協，起義軍就地解散了。

既然起義平息了，李鴻章則準備遵循“老例”，讓赴朝清軍於牙山集結後回國，同時令常駐漢城的袁世凱“催日本同時撤兵”。

日本當初急於出兵，本就沒有獲得朝鮮的請求，所謂“保護僑民”，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朝鮮起義平息後，日本兵仍然賴著不走。

日本挑起甲午戰爭後，東學黨農民軍再度蜂起，抗擊日軍，1894年12月底失敗，圖為起義首領全琫準被捕

日本軍隊不僅賴著不走，還不斷增兵。

在此期間，主持日本軍務的川上操六，與支持外交的陸奧宗光則一起奮力鼓吹戰爭：

“利用出兵之機，導致日清兩國開戰！”

此時的朝鮮形勢，已經劍拔弩張。

李鴻章再一次低估了日本人的野心。

他和他的淮軍將士們，將要為這種“低估”付出慘痛的代價。

整個大清國，都要為這次“低估”付出慘痛的代價。

7月23日凌晨，日本派兵進入漢城，攻佔朝鮮王宮，劫持國王李熙，建立了親日傀儡政府。25日，該政府在日本唆使下廢除同清政府簽訂的一切條約，並授權日軍驅逐中國軍隊。

從此，日本開始對中國不宣而戰。

7月25日，當中國運兵船護航艦濟遠、廣乙從牙山魚貫出口準備返回中國時，遭到日本艦隊突然襲擊，均受重創。

與此同時，日艦又擊沉了中國租用的運兵船——英國商船“高升”號，導致800多人殉難。

“高升”號倉促應戰，但寧死不降，終被炸沉於海底

8月1日，中日兩國同時發佈宣戰書，影響兩國國運的甲午戰爭正式打響！

教訓

甲午戰爭的具體過程我不再贅述，眾所周知的是，大清國一敗再敗，終於割地賠款，進一步衰落下去。

而日本卻藉此戰實力大增，一躍成為東亞頭號強國，繼吞併琉球和侵佔中國臺灣之後，又逐步蠶食了朝鮮半島。

中日雙方從1871年“建交”逐漸走向了戰爭，區區23年時間，清政府從當初鄙視日本“蕞爾小國”，到妥協退讓，再到被打得滿地找牙、割地賠款。此中教訓，不可謂不深刻。

不能不說，在政治交鋒與戰爭浴血的背後，有更多的教訓值得我們去總結——落後腐朽的君主專制政體、天朝上國的自滿心態、危機意識的極度缺乏，是導致晚清走向衰落、辱於日本、敗於列強，並最終崩潰的重要原因。

而當我們再次回望這段歷史，也充滿了滿腔的悲憤和懊惱。

悲憤於近代日本的咄咄逼人，懊惱於晚清國勢的日漸衰微。

“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杜牧在《阿房宮賦》中的警示雖成老調，但的確有反覆重提的必要。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