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刀爾登
謬託知己的好處，是能令死者不寂寞。屈原行吟澤畔，只有一位打魚老頭同他說話，懷沙之後，汨羅江水，笑納春淚，洞庭湖魚，饜飫角黍，都是託了他的福。往來憑弔的，把江岸踏平，特別是未仕的士子，去官的官員，羈旅的旅者，失戀的戀人，胸懷大志的志士，不殺伯仁的仁人，或失意而後，或得意之前，國而將去不去，家之半出半入，自以懷瑾握瑜，不得展示；於是一臨清江，浪浪沾襟，乃知與屈老先生志同道合，命兼運齊，縱非靈均轉世，也是三閭託身，免不了要作兩首哀遠的詩，賦一篇傷近的文，方才轉悲為喜，懷金而去。
那麼賈誼呢？在《史記》裡，他與屈原合傳；吊屈原的文賦裡，他寫的一篇最有名。屈原的精神傳人，看來非他莫屬了。剛要獻上這頂高帽，又有些躊躇，想到《史記》裡的《日者列傳》，寫賈誼訪問長安肆中的一位高人，聽他講了些個天上地下的事，覺得很有道理，便問道：“我看先生的形貌，聽先生的講論，真是當世未見啊。但您如真有這麼大本事，為什麼住這樣的破房子，從事這樣的賤業？”此言一出，被對方大大嘲笑一番。看來，漢代有一些人，是把賈誼歸於俗流的。
後人又爭論賈誼到底屬法家還是屬儒家。其實荀子之後，法儒成了一家。賈誼的老師是李斯的學生，而李斯是荀子的弟子。李斯是被歸於法家的，其實他又何嘗不是一位圖窮匕見的儒者。李斯告辭荀子時，說：“詬莫大於卑賤，而悲莫甚於窮困。久處卑賤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惡利，自託於無為，此非士之情也。”
這和憂道不憂貧的孔子，差距有點兒大。不過這差距暫時只在道德品格上，而李斯的帝王術多拐幾個彎兒，未必不能上溯到孔子那裡。儒家一半是人格的理論，一半就是君人的理論，像孟子這樣的儒者，能夠不把自己的學術，仨瓜倆棗地賣給君主，全在道德約束；但就像李斯說的，惡衣惡食地力學守道，畢竟非士之情，孔門七十二高弟，也只有一個顏淵，大多數人還是嚮往富貴的，而且無可厚非。再說，一種君人的理論，同君主做生意是遲早的事。好在戰國時，君主不止一位，士人尚有活動手腳的餘地。
這只是賈誼臨時的想法，他一生的事業與此相反，全在研究如何加強中央集權。他最大的見解就是反封建，第一個提出，諸侯王的勢力是對帝制的最大威脅，比後來的主父偃、晁錯都要早。和戰國士人不同，賈誼心中只有一位天子，沒有國王，他建言“眾建諸侯而少其力”時，正做著長沙王太傅呢。漢文帝有意給淮南復國，賈誼立刻上疏諫勸，果然是先天下之憂而憂。
同樣是高潔的人，賈誼和屈原的區別在哪裡呢？在我看來，有很多。其中一點是，屈原在其位而謀其政，他是楚國的貴族，承擔著對家族、國家的義務；賈誼，和其他儒者一樣，強以天下為己任。心懷天下，本只是道德和智力上的好品質，說來說去，便成了義務，又成了權力。屈原若只是一位清潔的君子、受讒的直臣，大概不會有那麼多粽子吃。除了感嘆遭遇，他還有對生活的普遍思考，對世界的美麗想象，對自由的嚮往，對生命的讚頌。若把賈誼的《吊屈原賦》同《離騷》並讀，把《鳥賦》同《天問》並讀，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偉大的人，與一個嚮往偉大的人。
賈誼是個美好的人。他的品格，在帝王心中、眼裡是儒者的典範，先皇帝之痛哭而痛哭，先皇帝之流涕而流涕，先皇帝之長嘆息而長嘆息。漢代的諸侯國，承戰國餘風，是多種學術的藏身地，等到被剷平或削弱，把寶押在皇帝一方的儒術獨大。賈誼雖然早逝，在地下得知自己的計策最終為帝王所用，應該做鬼也幸福吧。
古代許多儒者，本性應是學者。如果所學的只有政治這一門功課，從政的身份就有些不尷不尬。本來該是副業的，成了主業，進則無以異夫犬羊，退則沒有別的知識可以追逐，除了種花、喝茶、讀邸抄，向鄉下人講講國家大事。學帝王術的，就更只剩一條路，因為只有一個買家，別人就是想買，也買不起，用不上。這麼多人圍著一個買家，自然奔走趨奉，稍微有點脾氣的，便要不遇，要流眼淚，吊屈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