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博弈」雅爾塔會議中，英美蘇三巨頭是如何安排戰後秩序的？'
前言：
我們在上文說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打得相當慘烈，因為這是一場意識形態驅動下的戰爭。但這實際上是三種意識形態的對抗，即英美的自由主義、蘇聯的共產主義和納粹德國的極端民族主義，如果我們再將其放大的話，則還有日本的大亞洲主義，即以黃種人白種人對立為基礎的放大版的民族主義。
在經過多年的戰爭之後，自由主義與共產主義這兩種普世主義意識形態聯手，將納粹德國和當時日本的這兩種民族主義都給徹底的消滅了。但是這並沒有帶來共產主義和自由主義之間的對抗，畢竟此時沒有人想再次踏入到又一場殘酷的戰爭之中，所以二戰中英美蘇三大巨頭，即丘吉爾、羅斯福和斯大林便決定在克里米亞半島上的雅爾塔舉行個會議，商討一下應該如何安排戰後秩序。那麼，這三大巨頭是怎樣做的呢？我們下面分別來看一下；
前言：
我們在上文說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打得相當慘烈，因為這是一場意識形態驅動下的戰爭。但這實際上是三種意識形態的對抗，即英美的自由主義、蘇聯的共產主義和納粹德國的極端民族主義，如果我們再將其放大的話，則還有日本的大亞洲主義，即以黃種人白種人對立為基礎的放大版的民族主義。
在經過多年的戰爭之後，自由主義與共產主義這兩種普世主義意識形態聯手，將納粹德國和當時日本的這兩種民族主義都給徹底的消滅了。但是這並沒有帶來共產主義和自由主義之間的對抗，畢竟此時沒有人想再次踏入到又一場殘酷的戰爭之中，所以二戰中英美蘇三大巨頭，即丘吉爾、羅斯福和斯大林便決定在克里米亞半島上的雅爾塔舉行個會議，商討一下應該如何安排戰後秩序。那麼，這三大巨頭是怎樣做的呢？我們下面分別來看一下；
雅爾塔會議三巨頭：丘吉爾、羅斯福、斯大林
第一、丘吉爾的現實主義
丘吉爾出生於英國頂級貴族之家，投身政治已經長達數十年之久，在思考問題上有著一股很強的歐洲老派貴族的特殊風格。他對於人性的有限性有著極為清晰的自覺感，所以他自然就不會覺得那些看上去很美好的理想主義有多大實現的可能性。相反，丘吉爾認為人類所能追求的只有一種不夠理想但是卻足夠可行的新秩序。這似乎有點抽象，我們來具體說一下。
首先從國際政治的角度來看，什麼是不夠理想但又足夠可行的秩序呢？其實這已經在近代以來的數百年曆史中有了明確的答案，那就是“各國之間的力量均衡”。在十六到十七世紀的宗教戰爭和十八世紀後期的革命戰爭都表明，那種想要讓某種理想統一天下的勢力，是根本不可能成功的，它們帶來的只有無盡的戰亂。而結束這些戰爭的，並不是理想的實現，而是各國都達成了一致共識。國家的野心與國家的力量必須要相匹配，所以力量均衡的世界便是能夠追求的最好世界。
這種勢力均衡政策看似放棄了對理想的全面追求，但實際上它是在追求一種不高調卻又更加可行的理想。所以老歐洲的貴族們在外交中，以及在對國際秩序的構想中，就會或多或少的產生出一種看似冷酷的現實主義態度，外交的核心內容就是對如何打造勢力均衡進行精心的計算與博弈。
前言：
我們在上文說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打得相當慘烈，因為這是一場意識形態驅動下的戰爭。但這實際上是三種意識形態的對抗，即英美的自由主義、蘇聯的共產主義和納粹德國的極端民族主義，如果我們再將其放大的話，則還有日本的大亞洲主義，即以黃種人白種人對立為基礎的放大版的民族主義。
在經過多年的戰爭之後，自由主義與共產主義這兩種普世主義意識形態聯手，將納粹德國和當時日本的這兩種民族主義都給徹底的消滅了。但是這並沒有帶來共產主義和自由主義之間的對抗，畢竟此時沒有人想再次踏入到又一場殘酷的戰爭之中，所以二戰中英美蘇三大巨頭，即丘吉爾、羅斯福和斯大林便決定在克里米亞半島上的雅爾塔舉行個會議，商討一下應該如何安排戰後秩序。那麼，這三大巨頭是怎樣做的呢？我們下面分別來看一下；
雅爾塔會議三巨頭：丘吉爾、羅斯福、斯大林
第一、丘吉爾的現實主義
丘吉爾出生於英國頂級貴族之家，投身政治已經長達數十年之久，在思考問題上有著一股很強的歐洲老派貴族的特殊風格。他對於人性的有限性有著極為清晰的自覺感，所以他自然就不會覺得那些看上去很美好的理想主義有多大實現的可能性。相反，丘吉爾認為人類所能追求的只有一種不夠理想但是卻足夠可行的新秩序。這似乎有點抽象，我們來具體說一下。
首先從國際政治的角度來看，什麼是不夠理想但又足夠可行的秩序呢？其實這已經在近代以來的數百年曆史中有了明確的答案，那就是“各國之間的力量均衡”。在十六到十七世紀的宗教戰爭和十八世紀後期的革命戰爭都表明，那種想要讓某種理想統一天下的勢力，是根本不可能成功的，它們帶來的只有無盡的戰亂。而結束這些戰爭的，並不是理想的實現，而是各國都達成了一致共識。國家的野心與國家的力量必須要相匹配，所以力量均衡的世界便是能夠追求的最好世界。
這種勢力均衡政策看似放棄了對理想的全面追求，但實際上它是在追求一種不高調卻又更加可行的理想。所以老歐洲的貴族們在外交中，以及在對國際秩序的構想中，就會或多或少的產生出一種看似冷酷的現實主義態度，外交的核心內容就是對如何打造勢力均衡進行精心的計算與博弈。
丘吉爾像
我們也知道，丘吉爾其實早在1944年10月的時候就曾跑到莫斯科去找斯大林商談，討論從南歐的巴爾幹半島到東歐這一片區域劃分勢力範圍的問題。在雅爾塔會議上，他仍然在繼續這種工作，力圖重整英國、法國，甚至是已經戰敗的德國的實力，最後再加上美國；如果成功的話，那麼就可以和東方的蘇聯實力相均衡，從而便可以達成和平。
畢竟清晰的勢力範圍邊界，會盡可能消除掉戰爭的隱患。至於說邊界兩邊存在不同，乃至是彼此矛盾的價值觀念，這些在丘吉爾看來，也並不是什麼不能容忍的事情。也正是由於丘吉爾的這種謹慎的外交政策，不僅符合英國幾個世紀以來的外交傳統，同時也能獲得本國的普遍認可。
但是丘吉爾的這種觀念卻很難被持以理想主義的美國人所接受，因為他們會認為這是一種墮落的價值觀念。為何呢？這就得看看羅斯福的理想主義到底是怎樣的形式了。
前言：
我們在上文說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打得相當慘烈，因為這是一場意識形態驅動下的戰爭。但這實際上是三種意識形態的對抗，即英美的自由主義、蘇聯的共產主義和納粹德國的極端民族主義，如果我們再將其放大的話，則還有日本的大亞洲主義，即以黃種人白種人對立為基礎的放大版的民族主義。
在經過多年的戰爭之後，自由主義與共產主義這兩種普世主義意識形態聯手，將納粹德國和當時日本的這兩種民族主義都給徹底的消滅了。但是這並沒有帶來共產主義和自由主義之間的對抗，畢竟此時沒有人想再次踏入到又一場殘酷的戰爭之中，所以二戰中英美蘇三大巨頭，即丘吉爾、羅斯福和斯大林便決定在克里米亞半島上的雅爾塔舉行個會議，商討一下應該如何安排戰後秩序。那麼，這三大巨頭是怎樣做的呢？我們下面分別來看一下；
雅爾塔會議三巨頭：丘吉爾、羅斯福、斯大林
第一、丘吉爾的現實主義
丘吉爾出生於英國頂級貴族之家，投身政治已經長達數十年之久，在思考問題上有著一股很強的歐洲老派貴族的特殊風格。他對於人性的有限性有著極為清晰的自覺感，所以他自然就不會覺得那些看上去很美好的理想主義有多大實現的可能性。相反，丘吉爾認為人類所能追求的只有一種不夠理想但是卻足夠可行的新秩序。這似乎有點抽象，我們來具體說一下。
首先從國際政治的角度來看，什麼是不夠理想但又足夠可行的秩序呢？其實這已經在近代以來的數百年曆史中有了明確的答案，那就是“各國之間的力量均衡”。在十六到十七世紀的宗教戰爭和十八世紀後期的革命戰爭都表明，那種想要讓某種理想統一天下的勢力，是根本不可能成功的，它們帶來的只有無盡的戰亂。而結束這些戰爭的，並不是理想的實現，而是各國都達成了一致共識。國家的野心與國家的力量必須要相匹配，所以力量均衡的世界便是能夠追求的最好世界。
這種勢力均衡政策看似放棄了對理想的全面追求，但實際上它是在追求一種不高調卻又更加可行的理想。所以老歐洲的貴族們在外交中，以及在對國際秩序的構想中，就會或多或少的產生出一種看似冷酷的現實主義態度，外交的核心內容就是對如何打造勢力均衡進行精心的計算與博弈。
丘吉爾像
我們也知道，丘吉爾其實早在1944年10月的時候就曾跑到莫斯科去找斯大林商談，討論從南歐的巴爾幹半島到東歐這一片區域劃分勢力範圍的問題。在雅爾塔會議上，他仍然在繼續這種工作，力圖重整英國、法國，甚至是已經戰敗的德國的實力，最後再加上美國；如果成功的話，那麼就可以和東方的蘇聯實力相均衡，從而便可以達成和平。
畢竟清晰的勢力範圍邊界，會盡可能消除掉戰爭的隱患。至於說邊界兩邊存在不同，乃至是彼此矛盾的價值觀念，這些在丘吉爾看來，也並不是什麼不能容忍的事情。也正是由於丘吉爾的這種謹慎的外交政策，不僅符合英國幾個世紀以來的外交傳統，同時也能獲得本國的普遍認可。
但是丘吉爾的這種觀念卻很難被持以理想主義的美國人所接受，因為他們會認為這是一種墮落的價值觀念。為何呢？這就得看看羅斯福的理想主義到底是怎樣的形式了。
雅爾塔會議三巨頭合影
第二、羅斯福的理想主義
羅斯福想要讓自己的方案獲得本國的支持，那麼不論他心裡是何種想法，他都必須採取一種理想主義的秩序觀念。但其實，這種理想主義在相當程度上就是對威爾遜主義的繼承，其深層精神動力是基於清教精神，當然，這同時也是美國的立國精神。
在清教徒身上都有著一種特殊的使命感，他們都相信自己是上帝直接選定要拯救的選民，是上帝為這個墮落的世界所保留下來的最後一批寶貴的種子。這和歐洲的天主教的觀念是不一樣的，所以這也就導致了美國與歐洲大陸在政治觀念上的一個很大的差別。那為何會有這樣的差別呢？
首先來說，天主教會壟斷了對於《聖經》的解釋權，而壟斷就意味著會帶來尋租的機會，所以教會裡的人便開始利用這種壟斷地位謀取私利。到了中世紀後期的時候，天主教會腐化得已經很嚴重了，於是便迎來了宗教改革，出現了包括清教在內的各種新教派別。而誕生出來的新教多數強調的一種信念叫做“因信稱義”，也就是說，只需要你相信了上帝，那麼上帝就會拯救你。在新教看來，那些真正信上帝的人，都不是自己選擇的結果，而是上帝選擇的結果。清教在諸多新教教派裡是特別強調這一點的。
由此就使得清教徒們產生出來專屬於他們的政治信念，也就是，他們堅信每個人的價值都是由上帝直接給定的，這和其他力量都是沒有任何關係的。所以清教徒在本質上就會拒絕民族主義。
前言：
我們在上文說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打得相當慘烈，因為這是一場意識形態驅動下的戰爭。但這實際上是三種意識形態的對抗，即英美的自由主義、蘇聯的共產主義和納粹德國的極端民族主義，如果我們再將其放大的話，則還有日本的大亞洲主義，即以黃種人白種人對立為基礎的放大版的民族主義。
在經過多年的戰爭之後，自由主義與共產主義這兩種普世主義意識形態聯手，將納粹德國和當時日本的這兩種民族主義都給徹底的消滅了。但是這並沒有帶來共產主義和自由主義之間的對抗，畢竟此時沒有人想再次踏入到又一場殘酷的戰爭之中，所以二戰中英美蘇三大巨頭，即丘吉爾、羅斯福和斯大林便決定在克里米亞半島上的雅爾塔舉行個會議，商討一下應該如何安排戰後秩序。那麼，這三大巨頭是怎樣做的呢？我們下面分別來看一下；
雅爾塔會議三巨頭：丘吉爾、羅斯福、斯大林
第一、丘吉爾的現實主義
丘吉爾出生於英國頂級貴族之家，投身政治已經長達數十年之久，在思考問題上有著一股很強的歐洲老派貴族的特殊風格。他對於人性的有限性有著極為清晰的自覺感，所以他自然就不會覺得那些看上去很美好的理想主義有多大實現的可能性。相反，丘吉爾認為人類所能追求的只有一種不夠理想但是卻足夠可行的新秩序。這似乎有點抽象，我們來具體說一下。
首先從國際政治的角度來看，什麼是不夠理想但又足夠可行的秩序呢？其實這已經在近代以來的數百年曆史中有了明確的答案，那就是“各國之間的力量均衡”。在十六到十七世紀的宗教戰爭和十八世紀後期的革命戰爭都表明，那種想要讓某種理想統一天下的勢力，是根本不可能成功的，它們帶來的只有無盡的戰亂。而結束這些戰爭的，並不是理想的實現，而是各國都達成了一致共識。國家的野心與國家的力量必須要相匹配，所以力量均衡的世界便是能夠追求的最好世界。
這種勢力均衡政策看似放棄了對理想的全面追求，但實際上它是在追求一種不高調卻又更加可行的理想。所以老歐洲的貴族們在外交中，以及在對國際秩序的構想中，就會或多或少的產生出一種看似冷酷的現實主義態度，外交的核心內容就是對如何打造勢力均衡進行精心的計算與博弈。
丘吉爾像
我們也知道，丘吉爾其實早在1944年10月的時候就曾跑到莫斯科去找斯大林商談，討論從南歐的巴爾幹半島到東歐這一片區域劃分勢力範圍的問題。在雅爾塔會議上，他仍然在繼續這種工作，力圖重整英國、法國，甚至是已經戰敗的德國的實力，最後再加上美國；如果成功的話，那麼就可以和東方的蘇聯實力相均衡，從而便可以達成和平。
畢竟清晰的勢力範圍邊界，會盡可能消除掉戰爭的隱患。至於說邊界兩邊存在不同，乃至是彼此矛盾的價值觀念，這些在丘吉爾看來，也並不是什麼不能容忍的事情。也正是由於丘吉爾的這種謹慎的外交政策，不僅符合英國幾個世紀以來的外交傳統，同時也能獲得本國的普遍認可。
但是丘吉爾的這種觀念卻很難被持以理想主義的美國人所接受，因為他們會認為這是一種墮落的價值觀念。為何呢？這就得看看羅斯福的理想主義到底是怎樣的形式了。
雅爾塔會議三巨頭合影
第二、羅斯福的理想主義
羅斯福想要讓自己的方案獲得本國的支持，那麼不論他心裡是何種想法，他都必須採取一種理想主義的秩序觀念。但其實，這種理想主義在相當程度上就是對威爾遜主義的繼承，其深層精神動力是基於清教精神，當然，這同時也是美國的立國精神。
在清教徒身上都有著一種特殊的使命感，他們都相信自己是上帝直接選定要拯救的選民，是上帝為這個墮落的世界所保留下來的最後一批寶貴的種子。這和歐洲的天主教的觀念是不一樣的，所以這也就導致了美國與歐洲大陸在政治觀念上的一個很大的差別。那為何會有這樣的差別呢？
首先來說，天主教會壟斷了對於《聖經》的解釋權，而壟斷就意味著會帶來尋租的機會，所以教會裡的人便開始利用這種壟斷地位謀取私利。到了中世紀後期的時候，天主教會腐化得已經很嚴重了，於是便迎來了宗教改革，出現了包括清教在內的各種新教派別。而誕生出來的新教多數強調的一種信念叫做“因信稱義”，也就是說，只需要你相信了上帝，那麼上帝就會拯救你。在新教看來，那些真正信上帝的人，都不是自己選擇的結果，而是上帝選擇的結果。清教在諸多新教教派裡是特別強調這一點的。
由此就使得清教徒們產生出來專屬於他們的政治信念，也就是，他們堅信每個人的價值都是由上帝直接給定的，這和其他力量都是沒有任何關係的。所以清教徒在本質上就會拒絕民族主義。
西奧多 · 泰迪 · 羅斯福
因為清教徒認定自己是上帝的選民，所以他們面對他人的時候就會有一種特殊的傲慢與自負。但是作為選民來說他們又認為自己有著一種特殊的責任感，所以他們面對世界的時候就又會有著一種特別的責任感和使命感。而這兩種特徵都在美國人的精神結構當中很好的體現了出來，他們作為一個清教徒共同體，堅信“美國特殊論”，認為美國可以擺脫舊大陸的一切骯髒和墮落，從而建立起一個更加美好的新世界。
觀察美國的歷史我們會發現這樣一個有趣的現象：在美國很弱小的時候，它會傾向於在國際上採取孤立主義；而在強大的時候，它又會傾向於普世主義。這兩種主義初看上去是彼此相反的，但其實都是清教精神在國際秩序上的反映。但無論它反映成哪一種，都肯定是拒絕把世界分隔為一個個小格子的民族主義的。
所以在這個背景之下，我們就不難理解羅斯福在雅爾塔會議上的立場了。他不能接受丘吉爾的主張。當然了，雖然羅斯福與丘吉爾都屬於自由主義陣營，但是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他卻和斯大林有著更多的共性，因為他們都理想主義者，且都在思考一種超越於所有國家和文明之上的普遍秩序，儘管兩個人對於這普遍理想究竟是什麼，並沒有共識。但似乎這也不重要了，對於羅斯福來說，他還是堅信理想主義能夠實現的，只不過需要更多的條件罷了！
前言：
我們在上文說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打得相當慘烈，因為這是一場意識形態驅動下的戰爭。但這實際上是三種意識形態的對抗，即英美的自由主義、蘇聯的共產主義和納粹德國的極端民族主義，如果我們再將其放大的話，則還有日本的大亞洲主義，即以黃種人白種人對立為基礎的放大版的民族主義。
在經過多年的戰爭之後，自由主義與共產主義這兩種普世主義意識形態聯手，將納粹德國和當時日本的這兩種民族主義都給徹底的消滅了。但是這並沒有帶來共產主義和自由主義之間的對抗，畢竟此時沒有人想再次踏入到又一場殘酷的戰爭之中，所以二戰中英美蘇三大巨頭，即丘吉爾、羅斯福和斯大林便決定在克里米亞半島上的雅爾塔舉行個會議，商討一下應該如何安排戰後秩序。那麼，這三大巨頭是怎樣做的呢？我們下面分別來看一下；
雅爾塔會議三巨頭：丘吉爾、羅斯福、斯大林
第一、丘吉爾的現實主義
丘吉爾出生於英國頂級貴族之家，投身政治已經長達數十年之久，在思考問題上有著一股很強的歐洲老派貴族的特殊風格。他對於人性的有限性有著極為清晰的自覺感，所以他自然就不會覺得那些看上去很美好的理想主義有多大實現的可能性。相反，丘吉爾認為人類所能追求的只有一種不夠理想但是卻足夠可行的新秩序。這似乎有點抽象，我們來具體說一下。
首先從國際政治的角度來看，什麼是不夠理想但又足夠可行的秩序呢？其實這已經在近代以來的數百年曆史中有了明確的答案，那就是“各國之間的力量均衡”。在十六到十七世紀的宗教戰爭和十八世紀後期的革命戰爭都表明，那種想要讓某種理想統一天下的勢力，是根本不可能成功的，它們帶來的只有無盡的戰亂。而結束這些戰爭的，並不是理想的實現，而是各國都達成了一致共識。國家的野心與國家的力量必須要相匹配，所以力量均衡的世界便是能夠追求的最好世界。
這種勢力均衡政策看似放棄了對理想的全面追求，但實際上它是在追求一種不高調卻又更加可行的理想。所以老歐洲的貴族們在外交中，以及在對國際秩序的構想中，就會或多或少的產生出一種看似冷酷的現實主義態度，外交的核心內容就是對如何打造勢力均衡進行精心的計算與博弈。
丘吉爾像
我們也知道，丘吉爾其實早在1944年10月的時候就曾跑到莫斯科去找斯大林商談，討論從南歐的巴爾幹半島到東歐這一片區域劃分勢力範圍的問題。在雅爾塔會議上，他仍然在繼續這種工作，力圖重整英國、法國，甚至是已經戰敗的德國的實力，最後再加上美國；如果成功的話，那麼就可以和東方的蘇聯實力相均衡，從而便可以達成和平。
畢竟清晰的勢力範圍邊界，會盡可能消除掉戰爭的隱患。至於說邊界兩邊存在不同，乃至是彼此矛盾的價值觀念，這些在丘吉爾看來，也並不是什麼不能容忍的事情。也正是由於丘吉爾的這種謹慎的外交政策，不僅符合英國幾個世紀以來的外交傳統，同時也能獲得本國的普遍認可。
但是丘吉爾的這種觀念卻很難被持以理想主義的美國人所接受，因為他們會認為這是一種墮落的價值觀念。為何呢？這就得看看羅斯福的理想主義到底是怎樣的形式了。
雅爾塔會議三巨頭合影
第二、羅斯福的理想主義
羅斯福想要讓自己的方案獲得本國的支持，那麼不論他心裡是何種想法，他都必須採取一種理想主義的秩序觀念。但其實，這種理想主義在相當程度上就是對威爾遜主義的繼承，其深層精神動力是基於清教精神，當然，這同時也是美國的立國精神。
在清教徒身上都有著一種特殊的使命感，他們都相信自己是上帝直接選定要拯救的選民，是上帝為這個墮落的世界所保留下來的最後一批寶貴的種子。這和歐洲的天主教的觀念是不一樣的，所以這也就導致了美國與歐洲大陸在政治觀念上的一個很大的差別。那為何會有這樣的差別呢？
首先來說，天主教會壟斷了對於《聖經》的解釋權，而壟斷就意味著會帶來尋租的機會，所以教會裡的人便開始利用這種壟斷地位謀取私利。到了中世紀後期的時候，天主教會腐化得已經很嚴重了，於是便迎來了宗教改革，出現了包括清教在內的各種新教派別。而誕生出來的新教多數強調的一種信念叫做“因信稱義”，也就是說，只需要你相信了上帝，那麼上帝就會拯救你。在新教看來，那些真正信上帝的人，都不是自己選擇的結果，而是上帝選擇的結果。清教在諸多新教教派裡是特別強調這一點的。
由此就使得清教徒們產生出來專屬於他們的政治信念，也就是，他們堅信每個人的價值都是由上帝直接給定的，這和其他力量都是沒有任何關係的。所以清教徒在本質上就會拒絕民族主義。
西奧多 · 泰迪 · 羅斯福
因為清教徒認定自己是上帝的選民，所以他們面對他人的時候就會有一種特殊的傲慢與自負。但是作為選民來說他們又認為自己有著一種特殊的責任感，所以他們面對世界的時候就又會有著一種特別的責任感和使命感。而這兩種特徵都在美國人的精神結構當中很好的體現了出來，他們作為一個清教徒共同體，堅信“美國特殊論”，認為美國可以擺脫舊大陸的一切骯髒和墮落，從而建立起一個更加美好的新世界。
觀察美國的歷史我們會發現這樣一個有趣的現象：在美國很弱小的時候，它會傾向於在國際上採取孤立主義；而在強大的時候，它又會傾向於普世主義。這兩種主義初看上去是彼此相反的，但其實都是清教精神在國際秩序上的反映。但無論它反映成哪一種，都肯定是拒絕把世界分隔為一個個小格子的民族主義的。
所以在這個背景之下，我們就不難理解羅斯福在雅爾塔會議上的立場了。他不能接受丘吉爾的主張。當然了，雖然羅斯福與丘吉爾都屬於自由主義陣營，但是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他卻和斯大林有著更多的共性，因為他們都理想主義者，且都在思考一種超越於所有國家和文明之上的普遍秩序，儘管兩個人對於這普遍理想究竟是什麼，並沒有共識。但似乎這也不重要了，對於羅斯福來說，他還是堅信理想主義能夠實現的，只不過需要更多的條件罷了！
三巨頭合影
第三、斯大林的構想
看完丘吉爾和羅斯福的構想，我們再來看看斯大林的構想。
首先就理念層面來說，蘇聯有些類似於美國，都有著一種深刻的理想主義。共產主義同樣拒絕老歐洲主球勢力均衡的秩序觀，但它拒絕這些的深層原因，則在於它對“國家”這個概念的拒斥。（參考至《國際政治學》）
為何會這樣呢？
因為依照列寧主義，一旦世界實現了普遍革命，國家基本上就消亡了，人類就建起了大同世界。但此時列寧所期待的西方國家連鎖革命並未出現，蘇聯也就不得不與西方國家共存。而想要實現共存的話，那蘇聯就必須要考慮到自己的戰略安全問題，於是便迅速落到了一種勢力均衡的邏輯之中。
但是這和丘吉爾的追求是很不一樣的，對於斯大林來說，勢力均衡不是追求的目標本身，而只不過是面對現實的一種暫時的妥協而已，從理論上來說，這種秩序也終將被普遍革命所推翻。所以，斯大林在雅爾塔會議上極力要把蘇聯的勢力範圍推進到中歐地區。但這並不是像丘吉爾一樣為了消除戰爭影響，劃清雙方邊界，而是要一方面讓蘇聯獲得戰略安全緩衝，一方面構成革命對外推進的準備。
所以從這裡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斯大林的主張中，革命的一面是高度理想主義的，而劃分勢力範圍的一面又是高度現實化的。
前言：
我們在上文說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打得相當慘烈，因為這是一場意識形態驅動下的戰爭。但這實際上是三種意識形態的對抗，即英美的自由主義、蘇聯的共產主義和納粹德國的極端民族主義，如果我們再將其放大的話，則還有日本的大亞洲主義，即以黃種人白種人對立為基礎的放大版的民族主義。
在經過多年的戰爭之後，自由主義與共產主義這兩種普世主義意識形態聯手，將納粹德國和當時日本的這兩種民族主義都給徹底的消滅了。但是這並沒有帶來共產主義和自由主義之間的對抗，畢竟此時沒有人想再次踏入到又一場殘酷的戰爭之中，所以二戰中英美蘇三大巨頭，即丘吉爾、羅斯福和斯大林便決定在克里米亞半島上的雅爾塔舉行個會議，商討一下應該如何安排戰後秩序。那麼，這三大巨頭是怎樣做的呢？我們下面分別來看一下；
雅爾塔會議三巨頭：丘吉爾、羅斯福、斯大林
第一、丘吉爾的現實主義
丘吉爾出生於英國頂級貴族之家，投身政治已經長達數十年之久，在思考問題上有著一股很強的歐洲老派貴族的特殊風格。他對於人性的有限性有著極為清晰的自覺感，所以他自然就不會覺得那些看上去很美好的理想主義有多大實現的可能性。相反，丘吉爾認為人類所能追求的只有一種不夠理想但是卻足夠可行的新秩序。這似乎有點抽象，我們來具體說一下。
首先從國際政治的角度來看，什麼是不夠理想但又足夠可行的秩序呢？其實這已經在近代以來的數百年曆史中有了明確的答案，那就是“各國之間的力量均衡”。在十六到十七世紀的宗教戰爭和十八世紀後期的革命戰爭都表明，那種想要讓某種理想統一天下的勢力，是根本不可能成功的，它們帶來的只有無盡的戰亂。而結束這些戰爭的，並不是理想的實現，而是各國都達成了一致共識。國家的野心與國家的力量必須要相匹配，所以力量均衡的世界便是能夠追求的最好世界。
這種勢力均衡政策看似放棄了對理想的全面追求，但實際上它是在追求一種不高調卻又更加可行的理想。所以老歐洲的貴族們在外交中，以及在對國際秩序的構想中，就會或多或少的產生出一種看似冷酷的現實主義態度，外交的核心內容就是對如何打造勢力均衡進行精心的計算與博弈。
丘吉爾像
我們也知道，丘吉爾其實早在1944年10月的時候就曾跑到莫斯科去找斯大林商談，討論從南歐的巴爾幹半島到東歐這一片區域劃分勢力範圍的問題。在雅爾塔會議上，他仍然在繼續這種工作，力圖重整英國、法國，甚至是已經戰敗的德國的實力，最後再加上美國；如果成功的話，那麼就可以和東方的蘇聯實力相均衡，從而便可以達成和平。
畢竟清晰的勢力範圍邊界，會盡可能消除掉戰爭的隱患。至於說邊界兩邊存在不同，乃至是彼此矛盾的價值觀念，這些在丘吉爾看來，也並不是什麼不能容忍的事情。也正是由於丘吉爾的這種謹慎的外交政策，不僅符合英國幾個世紀以來的外交傳統，同時也能獲得本國的普遍認可。
但是丘吉爾的這種觀念卻很難被持以理想主義的美國人所接受，因為他們會認為這是一種墮落的價值觀念。為何呢？這就得看看羅斯福的理想主義到底是怎樣的形式了。
雅爾塔會議三巨頭合影
第二、羅斯福的理想主義
羅斯福想要讓自己的方案獲得本國的支持，那麼不論他心裡是何種想法，他都必須採取一種理想主義的秩序觀念。但其實，這種理想主義在相當程度上就是對威爾遜主義的繼承，其深層精神動力是基於清教精神，當然，這同時也是美國的立國精神。
在清教徒身上都有著一種特殊的使命感，他們都相信自己是上帝直接選定要拯救的選民，是上帝為這個墮落的世界所保留下來的最後一批寶貴的種子。這和歐洲的天主教的觀念是不一樣的，所以這也就導致了美國與歐洲大陸在政治觀念上的一個很大的差別。那為何會有這樣的差別呢？
首先來說，天主教會壟斷了對於《聖經》的解釋權，而壟斷就意味著會帶來尋租的機會，所以教會裡的人便開始利用這種壟斷地位謀取私利。到了中世紀後期的時候，天主教會腐化得已經很嚴重了，於是便迎來了宗教改革，出現了包括清教在內的各種新教派別。而誕生出來的新教多數強調的一種信念叫做“因信稱義”，也就是說，只需要你相信了上帝，那麼上帝就會拯救你。在新教看來，那些真正信上帝的人，都不是自己選擇的結果，而是上帝選擇的結果。清教在諸多新教教派裡是特別強調這一點的。
由此就使得清教徒們產生出來專屬於他們的政治信念，也就是，他們堅信每個人的價值都是由上帝直接給定的，這和其他力量都是沒有任何關係的。所以清教徒在本質上就會拒絕民族主義。
西奧多 · 泰迪 · 羅斯福
因為清教徒認定自己是上帝的選民，所以他們面對他人的時候就會有一種特殊的傲慢與自負。但是作為選民來說他們又認為自己有著一種特殊的責任感，所以他們面對世界的時候就又會有著一種特別的責任感和使命感。而這兩種特徵都在美國人的精神結構當中很好的體現了出來，他們作為一個清教徒共同體，堅信“美國特殊論”，認為美國可以擺脫舊大陸的一切骯髒和墮落，從而建立起一個更加美好的新世界。
觀察美國的歷史我們會發現這樣一個有趣的現象：在美國很弱小的時候，它會傾向於在國際上採取孤立主義；而在強大的時候，它又會傾向於普世主義。這兩種主義初看上去是彼此相反的，但其實都是清教精神在國際秩序上的反映。但無論它反映成哪一種，都肯定是拒絕把世界分隔為一個個小格子的民族主義的。
所以在這個背景之下，我們就不難理解羅斯福在雅爾塔會議上的立場了。他不能接受丘吉爾的主張。當然了，雖然羅斯福與丘吉爾都屬於自由主義陣營，但是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他卻和斯大林有著更多的共性，因為他們都理想主義者，且都在思考一種超越於所有國家和文明之上的普遍秩序，儘管兩個人對於這普遍理想究竟是什麼，並沒有共識。但似乎這也不重要了，對於羅斯福來說，他還是堅信理想主義能夠實現的，只不過需要更多的條件罷了！
三巨頭合影
第三、斯大林的構想
看完丘吉爾和羅斯福的構想，我們再來看看斯大林的構想。
首先就理念層面來說，蘇聯有些類似於美國，都有著一種深刻的理想主義。共產主義同樣拒絕老歐洲主球勢力均衡的秩序觀，但它拒絕這些的深層原因，則在於它對“國家”這個概念的拒斥。（參考至《國際政治學》）
為何會這樣呢？
因為依照列寧主義，一旦世界實現了普遍革命，國家基本上就消亡了，人類就建起了大同世界。但此時列寧所期待的西方國家連鎖革命並未出現，蘇聯也就不得不與西方國家共存。而想要實現共存的話，那蘇聯就必須要考慮到自己的戰略安全問題，於是便迅速落到了一種勢力均衡的邏輯之中。
但是這和丘吉爾的追求是很不一樣的，對於斯大林來說，勢力均衡不是追求的目標本身，而只不過是面對現實的一種暫時的妥協而已，從理論上來說，這種秩序也終將被普遍革命所推翻。所以，斯大林在雅爾塔會議上極力要把蘇聯的勢力範圍推進到中歐地區。但這並不是像丘吉爾一樣為了消除戰爭影響，劃清雙方邊界，而是要一方面讓蘇聯獲得戰略安全緩衝，一方面構成革命對外推進的準備。
所以從這裡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斯大林的主張中，革命的一面是高度理想主義的，而劃分勢力範圍的一面又是高度現實化的。
斯大林像
總結：
以上這三種不同的秩序觀的多重複雜的博弈關係，既相互支撐又相互制衡，最終在雅爾塔會議上找到了一些交疊的共識，這也就是在二戰之後建立起來的三大國際經濟組織、聯合國、五大常任理事國等等安排。這些安排終結了大戰爭時代，但這其中所蘊含著的一系列內在的張力，終於引發了持續半個世紀的冷戰，此時的國際秩序也隨即進入到了我們上文所說的“大陣營時代”。關於這一點，感興趣的讀者可參考作者前面的文章。
參考文獻：
- 施展-《樞紐》、《國家理由、天定命運與普遍革命》
- 《國際政治學》
- 《二戰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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