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就是清政府既試過殘酷鎮壓，也試著“剿撫並用”，但實際上這兩種辦法都沒有什麼效果。
其實根本原因就在於，義和團產生的源頭，是因為各地普通村民當和加入教會的教民，兩者之間發生矛盾的時候，以外國傳教士為首的教會總會偏袒教民，影響爭議仲裁的結果。這個問題一天不解決，老百姓加入義和團的動力就不會消失。
殘酷鎮壓在表面上是有效的，因為義和團還都用著大刀長矛，鎮壓他們的清軍使用的是步槍甚至機槍火炮，在正面戰場可以輕鬆屠殺義和團。但是義和團成員本身都是老百姓，一旦正面被打敗，就分散回到家中，回到鄉村裡，等到官兵走後再重新組織起來，官兵總不能把老百姓都殺光吧？
“剿撫並用”也是一樣，殺掉首領，驅散團民，看上去恩威並重，給老實百姓一條活路。可是百姓回到家鄉後，還是要受到當地教民奪田奪產的欺壓，等到教民的壓迫大於官府的威脅時，老百姓又會重新組織起來。
歸根結底，原因並不複雜：清朝末年的義和團問題已經超過了清政府的處理能力，並不是哪個官員能力很強，擁有超人的智慧，就可以把這件事解決的。
毓賢和袁世凱都看到了義和團興起的原因是“官府處理不公”，那麼，如果他們身為地方大員，用心判案，頂住公使團的外交壓力，就各種涉及教會爭議的案件本身據理力爭，是否能夠解決問題呢？
因為我們明白一個道理，西方列強雖然在觸及國家利益的時候會毫不猶豫地耍流氓，但是對於平時的小事，還是多少要講點道理，得顧及一下基本的外交規則和本國記者的報道。而且有的外國公使其實很討厭本國的傳教士。因為那些傳教士信仰狂熱，他們不顧公使的警告，非要深入充滿危險的中國內地。可一旦他們出了事，還要本國公使去搭救，導致一些公使對此也頗有怨言。
那麼，如果一個能幹的清朝地方官，能不能在民事案件中頂住壓力，堅持公平斷案，從而讓外國公使也覺得你很“公正”。久而久之，不就可以把民眾義和團運動的源頭動力給消滅掉了嗎？
可惜，這是不可能的。
最關鍵的問題是，什麼叫“公正”？
我們可以舉一個例子。比如在學校裡兩個同學吵架，一個同學嘴很毒，用髒話侮辱對方家人，另一個同學一聽就急了，於是先動手把對方打了一頓。然後老師來了，把兩個人都叫到辦公室。
好，現在假如你是老師，請問該處罰誰，才算是“公正”呢？
其實到了這一步，分歧就開始出現了。
被人侮辱家人，該不該揍他一頓？每個人這種行為的反應都不相同。但我們可以設想一下，假如這次允許被首先挑釁侮辱的同學動手打人，那下次對方侮辱的程度沒有這麼深，又能不能打？要是下次對方沒有用髒話，只是起了外號呢？又或者只是語氣陰陽怪氣地評價對方親人的客觀天生缺陷呢？
就算認同應該動手，那麼動手的分寸改如何掌握？是該揍一拳還是兩拳？還是隻要不打成重傷都可以？或者是抓頭髮可以，但打耳光不行？
實際上，當你處於仲裁者時，會發現這裡面到底怎麼處罰算是公平，怎麼不算公平，是件非常難以拿捏分寸的事。而接受仲裁的雙方，實際上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看法和判斷，根本沒有統一的答案。
所以，我們會發現，老師一般處理這種事的方式非常簡單粗暴，幾乎每次都會問一句話：“誰先動的手？”
然後粗暴地做出裁決：誰先動手，誰就錯了！
這合理嗎？當然不合理。
正因為老師簡單粗暴的規則，所以“聰明的”壞孩子可以用不帶髒字的語言圍攻嘴笨的孩子還不受懲罰，嘴笨的孩子因為不堪侮辱奮起反抗，結果反倒被叫到辦公室裡罰站。
這的確太不合理了！
但是，這不合理的處罰能保證老師實現最低程度上的“公正”。
這是因為學校的規章制度裡就有“誰先動手誰就錯了”的規則，並且每一次都嚴格執行它。這樣，哪怕嘴笨的學生心裡面委屈、有怨氣，他也得承認這個處理結果本身沒有問題，老師沒有“偏心眼”。
現在我們可以總結一下了。因為是否“公正”每個人的標準都不一樣，所以要做到被處理雙方都服從判決，都覺得處罰者“公正”，就要具備兩個條件：
第一，把所有的規則都事先向大眾公開，並讓大部分人接受。
第二，第二，每次處理案件的時候，都嚴格執行規則。
在鄉紳統治的農村裡，這個“規則”就是儒家道德。每一箇中國人從小都受到儒家道德的教育，長大以後犯了錯誤，鄉紳當眾一點評，說你這事哪裡哪裡做的不好，鄉親們一聽是這道理沒錯，這個被指責的人最起碼也得是“口服心不服”了，因為他沒理可講了。
但現在的問題是，清政府面對普通民眾和教眾的糾紛時，不僅要讓百姓覺得信服，還得要跟外國公使“據理力爭”，要讓外國教會、外國公使認可處理結果的“公平”。
可問題是外國人沒有辦法理解儒家道德這套規則！因為在正統的儒家規則看來，夷狄就是豺狼，外國人就是禽獸，身為外國人就是原罪，義和團趕殺外國人正是符合儒家道德的正義之舉。這套規則你讓外國人怎麼接受？
那麼，退一步行不行呢？比如不講道德，只講法律，對外國人就講《國際法》好了，這樣總可以了吧？外國傳教士有“領事裁判權”，不受清朝法律管轄，但那些教民還是大清的國民啊，得接受《大清律例》吧？不如就嚴格按照《大清律例》的條文，秉公處理教民和村民的衝突，那能不能讓外國公使認為這樣的裁決“公正”呢？
還是不可能。
前面所說的“公正”的兩個條件，第一條“公開規則，讓大眾接受”暫時不管（其實《大清律例》裡很多內容外國人覺得無知野蠻、並不接受）；可是第二條“嚴格執行”還是無法做到。
這個問題可以用歐洲歷史來解釋。當初歐洲為什麼會發動資產階級革命？為的就是創造一個“公開、公平的市場”。
而要維持市場的公平，就需要公平的法院。要法院公平，就需要法官不能獨斷其事，必須有人監督，而且還不能只受一兩個人監督，因為監督人數太少就容易被收買或者要挾，法院必須接受人民大眾的監督。
比如美國的法官，會受到上訴法院和最高法院監督，最高法院受到議會的監督，議會受選民的監督。同時，各級法院的所有判決書都要公開，受到全社會媒體和選民的監督。這樣就不可能出現明顯不公正的判決。
說到這裡我們就該明白了，清政府怎麼可能做到這些呢……
所以不能怨外國人不信任清政府，單看清朝人自己寫的“晚清四大譴責小說”（李寶嘉的《官場現形記》、吳沃堯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劉鶚的《老殘遊記》和曾樸的《孽海花》），就知道當時官場上烏煙瘴氣、玩弄司法的事情太多太多了，這是缺乏監督的必然結果。在這種環境下，就算地方官再努力、再公正，外國公使面對案件調查結果，依然選擇一概不信！
說來說去，就算清朝地方官知道了義和團的結症所在，就算地方官再努力，這也是一個無法解決的死結。
於是，教民和義和團的矛盾越來越激烈。義和團打殺教民和傳教士的事件越來越多，外國公使就越來越憤怒。在外國人的理解中會認為，清政府堂堂的正規軍對這麼一群鬧事的普通農民都鎮壓不住，必然是故意放縱。而且有些義和團還打出了“扶清滅洋”、“順清滅洋”的旗號，更讓外國公使疑心他們的背後有清政府的大力扶持。
隨著義和團運動不斷升級，外國公使給清政府的壓力也越來越大。在他們的強烈要求下，清政府不得不撤掉了山東巡撫毓賢，換上了袁世凱。
袁世凱比毓賢更加厲害，義和團不是一被官兵鎮壓，就分散回到鄉間嗎？袁世凱的做法很聰明，他用部分兵力在交通要道鎮守，避免義和團聚攏，再用機動兵力對付大股義和團。他還要求各地鄉紳保證自己的地盤裡沒有義和團。這招更厲害，因為鄉紳和普通義和團民不一樣。官兵來了，義和團民一跑就行了，鄉紳有身份有田地，跑不了，所以山東的鄉紳在壓力之下只能都紛紛退出義和團。
可是，這些招數雖然一時間有效，但都是治標不治本，義和團在源頭無法得到抑制的情況下，還是逐漸不可阻止地壯大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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