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賠款是中國近代史上最大的一筆戰爭賠款,總額達 4.5 億兩白銀,當時中國的人口恰好是 4.5 億,所以一直以來都有個說法，認為這是列強按中國“人均一兩”的標準確定的,然而事實並非如此,這個賠償額的確定是反覆“精算”和謀劃的結果。
1900 年是農曆庚子年，英國、美國、法國、德國、俄國、日本、意大利、奧匈帝國等 8個國家組成聯軍以武力侵佔了北京，慈禧太后攜光緒皇帝等倉皇逃往西安，為保住權位，慈禧太后命慶親王奕劻、直隸總督李鴻章等與列強進行和談。1900 年 10 月，李鴻章來到已被八國聯軍佔領的北京，被列強安排在東城區金魚衚衕的賢良寺居住。此時的北京，名義上歸大清國管轄的地方只 有 2處，一處是這裡，一處是奕劻的慶親王府。
各國駐華公使不斷開會,商討如何向清政府要價，大家紛紛“獻計獻策”，有的提出須懲辦所謂“禍首”，也就是那些仇洋的中國官員，有的提出在北京設立一支永久性的駐軍，有的提出必須讓清政府拆除大沽炮臺，並在天津至北京間設立多處軍事據點。
幾乎所有的國家都提出,必須讓清政府狠狠地賠上一筆，賠得越多越好，當時出兵的是 8 個國家，但討論賠款時卻一下子來了 14 個國家的代表,比利時、荷蘭、西班牙、葡萄牙、瑞典和挪威等 6個國家聲稱自己也有人員和財產損失，是“受害國”，也要求賠償。
這時候的清政府已經完全喪失了任何與列強討價還價的能力，慈禧太后指示李鴻章儘快與列強達成協議，以便“聖駕”能夠返京。
列強完全可以來個“獅子大張口”，反正要多少清政府就得答應多少，但這也取決於另一個因素，那就是清政府的賠償能力。
關於這一點，英、法等國最清楚，因為他們不止一次跟清朝政府有過這方面的交易，知道數額太大並不切實際。
但德、俄等國不這麼認為，他們提出可以讓清政府去貸款，但這項建議又遭到了英、法、美等國的反對，因為當時在中國的最重要幾家外國銀行和財團不是英國的就是法國、美國的，。
英國提出了“分期攤還”的方案，先定總額，之後分攤到各年，讓清政府慢慢還，但該方案又遭到日本的反對，日本剛剛迫使清政府簽訂了《馬關條約》，清政府為此要向日本賠償 2.3 億兩，這筆錢還沒有還完，日本擔心新的賠款方案會影響到自己的利益。
爭來爭去，英國提出的方案佔了上風,因為這照顧了大多數國家的利益，既可以保證清政府有還款的能力，又能保證從清政府那裡獲得最多的賠款。
確定了賠款的方式，下面就是確定賠償數額了，這個問題更加複雜，因為太多清政府一樣拿不出來，而要少了又“便宜”了中國人。
這時北京及周邊地區都在列強佔領之下,各國也不著急，著急的倒是清政府，恨不得列強們馬上報個數來，自己照單全收。但列強這一回倒是很“認真”，不把賬弄清楚不結束，英國人赫德的介入起到了關鍵作用。
羅伯特·赫德歷任粵海關副稅務司、大清國海關總稅務司，同治三年（1864 年）被清政府加按察使銜，正三品。
赫德不僅是清政府海關的總負責人，而且是個有心人，平時注意蒐集清政府經濟、財政方面的信息，對有關情況一清二楚。為了確定各國關切的賠款數額問題，他一連撰寫了 4 份報告，進行了詳細的研究和測算。
赫德首先通報了他所掌握的清政府的“家底”，據他提供的確切數字，清政府最新財年的歲入是 8820 萬兩，而歲出是 10112 萬兩，在歲出中有 2400 萬兩是“借款開支”，即償還之前的賠款和借款，其他費用都屬於基本支出，已減無可減，清政府的財政面臨了嚴重的赤字，且沒有任何現金儲備。
赫德的報告讓各國空歡喜一場，敢情沒錢可賠了？
赫德說，先別急，還有別的辦法。根據赫德的測算，清政府每年的實際稅收不到 1 億兩，4 億多人口每人每年僅負擔 2 錢多一點兒，這個稅負水平比一般國家都要低，甚至比日本還低，中國可以增稅，但數額要進行限制。
赫德建議，清政府可以通過向百姓增稅來額外獲得一筆稅款，按照當時的水平，這筆錢只要不超過 2000 萬兩中國就可以承受，用這筆錢專門來償付新的戰爭賠款。
在大清的官場上赫德是個風雲人物，清朝官員普遍認為赫德能力很強，尤其在稅務建設方面是中國人遠不能及的。恭親王奕言斤常稱赫德為“我們的赫德”，李鴻章、郭嵩燾等洋務派對赫德給予讚譽，慈禧太后對他也較滿意，親自接見。赫德作為清政府聘用的官員，理應維護中國的利益，但關鍵時刻他“義無反顧”地站在了自己國家的一邊。
在赫德一步步推導下，最終的賠款數字被鎖定為 4.5 億兩，這筆錢分39 年付清，期間每年按 4.5%收取利息。這筆鉅款分給了 14 個國家，幾乎所有國家對於所獲得的賠款數都感到滿意，因為這不僅遠遠超過了他們的所謂損失，更遠遠超出了他們的預期。
美國不是八國聯軍的主力，原來打算只要能分 100 萬兩就夠了，結果分得了3200 萬兩。正在修築西伯利亞鐵路而苦於沒有資金的俄國分得 1.3 億兩，俄國外長拉姆斯道夫掩飾不住內心興奮地說這是該國“歷史上少有的最夠本的戰爭”。
庚子賠款的協議達成已是 1901 年 9月的事了，距李鴻章到北京與各國談判已近一年，這一年都在談判，談得最多的就是賠款問題，為了確定最終的數字，列強幾乎替清政府算了一年的賬。
所以庚子賠款絕不是列強按中國“人均一兩”而拍頭腦給出的，“4.5 億兩”和“4.5億人”只是巧合。
從 1902 年起，中國人要拿出相當於協議簽訂時全國年財政收入約四分之一的錢支付戰爭賠款，這筆錢通過加稅的方式最終將分攤到每一箇中國人的頭上，中國要用幾代人的辛勤勞動去償還這筆錢。
第二次鴉片戰爭後中國開始了洋務運動，經過 30 年的努力中國的經濟有了一定起色，清政府的財政收入也由之前每年3000 多萬兩突破了 1 億兩大關，出現了所謂的“同光中興”，不少中國人為之振奮，以為中華民族的振興已經開始了。
然而庚子賠款又在經濟上徹底打垮了清政府，《南京條約》的賠款是 2100 萬銀元，大約是清政府當時年財政收入的二分之一，《北京條約》《天津條約》的賠款不足這個水平，如果說清政府的財政體系尚能勉強承受，那麼墨跡未乾的《馬關條約》的2.3 億兩和此次庚子賠款的 4.5 億兩，再加上沉重的利息負擔，將是清政府的財政所完全不能承受的，單從經濟上說清政府把現在及未來已經輸了個精光，從此再無振興的可能。
這正是列強最希望看到的結果，通過在北京駐軍、在京津沿途設立軍事據點，列強把清政府牢牢控制了起來，使之成為替自己“收錢”的代理人，不僅振興成為空談，而且中國也徹底失去了反抗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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