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朝在熱火朝天搞改革，卻有一個京官冷眼旁觀，預言不久就亡國'

大清銅元

晚清歷史上的甲午戰爭對中國的打擊是不可想象的，除了各種主權的淪喪、民族的恥辱之外，還有就是戰爭和戰後賠款帶來的財政經濟打擊。原本經過“同光中興”的近代化改革，清朝的國勢一度得到表面上的恢復和提升，從國家財政角度來說，一直到甲午戰前，還能基本保持略有盈餘的狀態。據相關資料統計，在1891年，戶部財政收入還有300萬兩的盈餘。

但是，甲午慘敗打碎了這一切的夢幻泡影。《馬關條約》的各項苛刻條件，諸如增開通商口岸、割讓遼東半島、臺灣及其附屬島嶼等猶如耳刮子一樣抽在大清帝國的臉上，除了這些，還有刀刀致命的經濟需索，賠款2億兩、日軍在威海衛駐兵軍費每年50萬兩。後俄、德、法三國干涉還遼，清廷再次支出贖遼費3000萬兩。剛剛恢復的財政平衡，被這場戰爭摧毀了。

然而，統治還是要維護，畢竟失之於東洋，還有收之於屁民。中國歷史上的王朝顛覆，真正的外患導致不算太多，外患所暴露出來的內部政治危機如果被人窺破，那才危險了。清王朝在對外簽訂不平等條約，換取暫時的危機消弭之後，更需要做的是就是重建暴力機器。甲午戰後的整軍經武、軍事改革雖然不排除有針對外患的國防建設，然而更為主要的是為了讓國內屁民看到擁有現代化軍事力量的大清朝依然是不可撼動的，不要心存任何不軌企圖。

馬關條約

既有外債要還，又有國內軍備建設產生的支出壓力，大清王朝的財政又陷入窘迫境地。大清戶部總結當時財政情形：

竊維方令用款，外莫大於洋債，內莫大於軍餉。洋債一項，近年應還銀二千餘萬，除前借俄法，英德及續借英德各款已派各省分攤，及由七處厘金作抵，並擬另案加撥鎊價不敷外。尚有匯豐、克薩各款，未令各省分攤，亦無的款作抵，計每年約短銀二百餘萬。又軍餉一項，近年應支銀三千餘萬。各省制兵防勇，由本省供支及外省協濟外，惟北洋武衛左、右兩軍，京旗、虎神、驍騎、護軍等營，自添練以來，均在部庫食餉。部庫按月籌墊，計每年多支銀三百餘如萬。此時局孔棘，外交、內政緊要枚關，洋債唯不容置為緩圖，軍餉尤不能聽其告匱。

既然洋債不能“緩圖”，軍餉更加不能“告匱”，那麼就只能增加屁民的稅負了。從甲午到庚子，幾年之間，大清王朝的運轉基本還是能維持，代價自然還是老百姓來承擔了。庚子義和團、八國聯軍侵華，接著就是近代歷史上國恥記憶最深刻的《辛丑條約》之簽訂了。

辛丑條約

革命黨人說《辛丑條約》把清政府徹底變成“洋人的朝廷”，主要指的是那些軍事、政治條款，然而前所未有的鉅額賠款勒索對中國人民的打擊才是毀滅性的。條約規定，清政府要向列強各國賠款4.5億兩白銀，賠款分39年還清，本息合計9. 8億兩。

這筆錢是什麼概念呢？如果以條約簽訂10年前的1891年財政收入為基數計算，這筆賠款總數超過清廷10年財政收入。當然，列強也不會竭澤而漁，給了等額本息的按揭付款方式給清政府來操作。不過，大清給日本的甲午賠款還沒賠完呢！如此，大清朝廷就需要同時承擔兩大筆賠款，財政壓力前所未有。戶部主管官員喟嘆：“款目之巨，曠古罕見······就中國目前財力而論，實屬萬不能堪！”

按照本金和利息綜合計算，從1901年後起，清政府每年應支付賠款約1800一2100萬兩。清廷為減少中外交涉，力保殘局，除中央政府負擔300萬兩外，其餘賠款根據各省、各稅關經濟實力進行分擔。根據相關財政史料顯示，當時全國行省（以及同級行政區域），除西藏、蒙古、東北三省之外的全國大部分地區皆負有賠款義務。即便是長期依賴協餉維持運轉的窮省貴州、新疆，都沒能躲過去。所謂的南方富庶地區，經濟負擔更為沉重，其中江蘇一省每年就要承擔250萬兩，四川也要承擔220萬兩，廣東則是200萬兩。

任人宰割

地方各省承受如此巨大的籌款壓力，清政府就不得不在權力體制上做出讓步，下放更多的財政權力給地方。為了搞到錢，朝廷允許各省“因時制宜，量為變通，並準就地設法另行籌措”，督撫只需“在本省司關道局湊足分派之數，如期匯解”即可。

朝廷的這一政策，其實是承認了太平天國戰亂以來形成的地方財政權力事實，開始放棄了中央集權財政體制。從短期而言，這一放棄有利於財政狀況的好轉，但是從長遠而言並不有利於國家的現代化。

辛丑之後，除了鉅額賠款壓力之外，近代歷史上最大規模、最深程度的近代化改革——清末新政，同樣也給大清王朝帶來沉重的財政負擔。清末新政是全方位的改革，要辦新軍、辦教育、辦實業，方方面面、無所不包。

然而，改革是有成本的，尤其是經濟成本。以編練新軍為例，朝廷計劃在全國訓練30鎮（師）新軍，既為了重建國防，更為了恐嚇屁民。現代化軍事力量所需的財政供養也是很嚇人的，新軍每鎮年耗費約100萬兩！怎麼辦？向各省攤派，而各省也承擔不起啊，自然就有抵著不交的，不是不交，實在沒錢啊！

清末新軍

很多人都知道，1905年之後，大清王朝開始效仿日本等國，搞起了憲政改革，這就是政治史敘事中的清末預備立憲。1905年，清政府派五大臣出國考察，為將來立憲尋求參考。同時，中央、地方政府開始改革官制，諮議局等機構逐漸出現。1908年，清政府公佈《欽定憲法大綱》《逐年籌備立憲事宜清單》，預備立憲正式成為國策。

立憲政治改革確實是歷史進步，但是對於當時早已入不敷出的大清財政而言，無疑是一個新的大壓力。後世學者曾對內地9省進行統計，發現其憲政經費預算超過了4億兩！在清廷中樞任職的惲毓鼎曾在其日記中寫道：“度支部預算宣統三年財用，出入相抵，虧三千餘萬兩，此後追加之數，尚不止此，不知九年籌備之案，將取資於何款？若在貪慕美名，厲行不已，恐功未見，而國已亡！”

“功未見”而“國已亡”，惲毓鼎的話並非危言聳聽，後面的歷史即是明證。然而處在局中的清廷決策者並未意識到財政壓力的極端危險性，只是一味地從紓解壓力的角度去局部性解決問題。

惲毓鼎日記

清政府把內外各種財政壓力轉嫁給地方各省，作為補償，中央也讓渡了很多財政權力，讓地方“就地設法另行籌措”，中央政府只要收到錢就行。在這種目的導向的財政政策下，地方獲得自行制定財政、貨幣政策權力，財政赤字貨幣化成為必然。所謂的“財政赤字貨幣化”，也就是增發，甚至是濫發貨幣。

在清末的環境下，政府發行的主要貨幣還是銅製貨幣。在咸豐年間的財政危機中，清廷就曾濫發過所謂“大錢”，虛標價值，掠奪民間財富。後來，危機緩解之後，咸豐“大錢”漸漸退出市場。甲午之後，一部分官員建議朝廷用機器鑄造標準化的銅元，認為“以機器製造銅元，工本節省獲利較多”。然而，起初這些建議並未引起清廷興趣。

庚子之後，清廷財政壓力空前加劇。地方政府財政受到賠款、新政雙重壓迫，無奈之下具有較高鑄幣收入的銅元再次進入官員視野。1900年12月，署理兩廣總督德壽要求仿效香港貨幣體系發行銅元。

廣東做法取得一定成效，不久福建自行設立官錢局專職負責製造、發行銅元。福建做法較之廣東更為激進，它不僅自行發行，而且對既有制度進行改革，設立專門機關管理銅元，開清末銅元濫鑄的先河。

大清銅幣

福建的做法突破了清廷制度，非但沒有受到責難，反而獲得朝廷首肯。1903年，戶部下令“沿江沿海各督撫籌款仿辦”，在體制層面承認地方發行銅元合法性。為解決財政問題，戶部要求較早鑄造銅元的廣東、福建等省“趕緊鑄造數十萬元，投交戶部”。

戶部的政令說明銅元發行伊始，清中央政府為滿足財政需要即放棄貨幣管理權。可見，銅元在出現階段即有各省為政，財政性發行等特點，為後來通貨膨脹埋下制度隱患。清廷在政令中放開銅元鑄造權的省份，侷限於沿江、沿海。但是，後來內地諸多省份突破限制，自行鑄造銅元。到1905年，據戶部統計17個省開設銅元製造廠20餘個，最多的湖北設立3廠。

鑄造權的泛濫，必然帶來銅元的泛濫。因各省自行發行，全國製造銅元數量也就缺乏權威統計，學界對此存在爭議。臺灣經濟史專家何漢威在其研究中，根據英國在華官員的記載推測，清末十年，全國各省一共發行的銅元大概在90億枚左右。

各省濫發銅元的動力來自於財政需要，以銅元換取民間的貴金屬。過量的銅元充斥市場，必然會帶來銀錢比價的失調，以及惡性的通貨膨脹。清末最後十年間銅元濫發，最直接的影響是給即已上升的物價起了催化作用，增加了物價上漲的速率和速度。

清末銀幣

清末的中國，尚是銀本位的貨幣制度。然而，從19世紀70年代後，世界主要國家都採取了金本位，白銀貨幣用途減少，銀價逐漸下降。1875年後，金銀比價劇烈下滑。由1875年1：16降低為1909年的1：40。國際市場白銀暴跌，那麼以白銀為計的中國物價也自然會上漲。

白銀畢竟是貴金屬，它的價值變動以國際市場的金銀比價為依歸，其貶值和銀計物價的上漲其實還是有限，更何況一般老百姓手中的銀貨幣還是很稀缺的。對於一般百姓而言，銅元的貶值和銅計物價的上漲，對生活的影響才是可怕的！

根據一些地方性的史料記載，1901年以後，相較於10年之前，大多數商品的銀計物價上漲幅度都在30%左右，幅度有限。然而，若是以銅元為計算單位，大多數民生商品的物價漲幅都在100%以上，足見老百姓手中的銅元是越來越不值錢了！

朝廷有槍也沒用

譬如，天津地區在1901年的時候，主要生活商品的價格，都比10年前漲了1倍多。其中，豬肉價格從90文漲到200文，漲幅約為104%。十年之內的物價漲1倍，或許並不算高，但是當時大清國的老百姓在這10年中的貨幣收入並沒有增長，增長的只有各種各樣稅費的壓力，戰爭賠款、改革經費都需要老百姓來買單！

銅元為什麼會貶值？因為地方政府濫發！地方政府為什麼會濫發銅元？因為財政壓力山大，入不敷出！為了緩解財政支出壓力，政府如果只能想到貨幣量化寬鬆，這勢必會造成絕大的危機，引發不可想象的災難。在物價面前，老百姓會做出最理智的選擇，忠於大清國，還是忠於自己的肚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