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年輕、換風格、變沉默？這些老牌樂隊也遇上了中年危機'
作者：老月亮
趙子健又砸琴了，沒有猶豫地，掄起來就往地上砸。
那是在綜藝節目《樂隊的夏天》上，刺蝟樂隊演第一首歌時發生的事。
趙子健上一次被落網記載的砸琴事件，還是2010年的摩登天空音樂節，他因為看不慣很多樂隊“只求樣兒，但是沒有內涵，其實也沒樣兒”，買了一把加上音箱才三百塊的破琴，用丙烯塗上“so fashion”，在演《金色年華，無限感傷》尾奏的噪音時，憤然起跳，把吉他砸了個粉碎。
當時，沒什麼人看出他們想表達的，對於“趕時髦”的反抗，反倒掀起了一片“你丫是不是想火呀？”，“你們是不是掙錢太多了？”的噓聲。
兩個小時後，同一個舞臺，新褲子上場了。刺蝟想要砸碎的，讓許多人附庸的時髦，有一部分是新褲子帶起來的，《龍虎人丹》發行之後，新褲子保持高產，國貨熱、disco、復古……臺上站著的，是好幾個文化符號。
這是兩種年輕的樣子，刺蝟的年輕是衝撞，攻擊，粉碎，新褲子的年輕是引領，不羈，耍酷，那時的他們，正在各自的軌道上風華正茂。
九年之後，不僅刺蝟和新褲子，痛仰、盤尼西林等中國樂隊都站在了同一個地方。這個地方不是音樂節也不是 livehouse，是一個郊外的錄影棚。
趙子健的琴又碎了，碎出了另一個夏天的故事。在這個故事裡面，他們年紀相當，都是二十啷噹歲，在同一個舞臺上，不願意辜負分毫的時光。
作者：老月亮
趙子健又砸琴了，沒有猶豫地，掄起來就往地上砸。
那是在綜藝節目《樂隊的夏天》上，刺蝟樂隊演第一首歌時發生的事。
趙子健上一次被落網記載的砸琴事件，還是2010年的摩登天空音樂節，他因為看不慣很多樂隊“只求樣兒，但是沒有內涵，其實也沒樣兒”，買了一把加上音箱才三百塊的破琴，用丙烯塗上“so fashion”，在演《金色年華，無限感傷》尾奏的噪音時，憤然起跳，把吉他砸了個粉碎。
當時，沒什麼人看出他們想表達的，對於“趕時髦”的反抗，反倒掀起了一片“你丫是不是想火呀？”，“你們是不是掙錢太多了？”的噓聲。
兩個小時後，同一個舞臺，新褲子上場了。刺蝟想要砸碎的，讓許多人附庸的時髦，有一部分是新褲子帶起來的，《龍虎人丹》發行之後，新褲子保持高產，國貨熱、disco、復古……臺上站著的，是好幾個文化符號。
這是兩種年輕的樣子，刺蝟的年輕是衝撞，攻擊，粉碎，新褲子的年輕是引領，不羈，耍酷，那時的他們，正在各自的軌道上風華正茂。
九年之後，不僅刺蝟和新褲子，痛仰、盤尼西林等中國樂隊都站在了同一個地方。這個地方不是音樂節也不是 livehouse，是一個郊外的錄影棚。
趙子健的琴又碎了，碎出了另一個夏天的故事。在這個故事裡面，他們年紀相當，都是二十啷噹歲，在同一個舞臺上，不願意辜負分毫的時光。
痛仰樂隊的主唱高虎右手臂上有一處紋身：live / travel / adventure / bless and don’t be sorry。
這句話是傑克·凱魯亞克說的，高虎把它當成了人生格言，而今回溯，高虎就是按照這樣的順序一腳一腳踏過來的。
“live”一開始對他而言，大部分意義上是生存。1997年，迷笛首次開設兩年制的長期班，高虎是第一個交錢報名的，學號001。那時的他，對於社會的印象來自於黑豹的歌詞：人潮人海中有你有我，裝作正派面帶笑容。 在學校是壞學生，在南方打工被騙，問家裡借了錢來北京求學，這個小城青年心裡全是憤怒和迷惘。
高虎在南方人物週刊說過他遇到搖滾樂的感受：“搖滾樂拯救了我們這些迷茫叛逆、處在人生分岔路口的年輕人。精力無處發洩，對什麼事情都不滿，但搖滾樂像一個海綿一樣，把我們這些東西都吸收了。它就像汪洋中的燈塔一樣。”
燈塔腳下肯定是黑暗的。在搖滾青年被社會視為另類物種，搖滾樂無路進入唱片工業的年代，高虎們只能蜷縮在樹村的平房裡，需要反抗的不僅是不公和不快，還有貧窮和無望的等待。
打開痛仰的第一張專輯，都是“憤怒”、“自由的邊緣”這樣的歌名，他們唱“問題是我們不去站出來，去指證你受辱的基因，問題是我們不敢站出來，去質問你懦弱的源泉”。
作者：老月亮
趙子健又砸琴了，沒有猶豫地，掄起來就往地上砸。
那是在綜藝節目《樂隊的夏天》上，刺蝟樂隊演第一首歌時發生的事。
趙子健上一次被落網記載的砸琴事件，還是2010年的摩登天空音樂節，他因為看不慣很多樂隊“只求樣兒，但是沒有內涵，其實也沒樣兒”，買了一把加上音箱才三百塊的破琴，用丙烯塗上“so fashion”，在演《金色年華，無限感傷》尾奏的噪音時，憤然起跳，把吉他砸了個粉碎。
當時，沒什麼人看出他們想表達的，對於“趕時髦”的反抗，反倒掀起了一片“你丫是不是想火呀？”，“你們是不是掙錢太多了？”的噓聲。
兩個小時後，同一個舞臺，新褲子上場了。刺蝟想要砸碎的，讓許多人附庸的時髦，有一部分是新褲子帶起來的，《龍虎人丹》發行之後，新褲子保持高產，國貨熱、disco、復古……臺上站著的，是好幾個文化符號。
這是兩種年輕的樣子，刺蝟的年輕是衝撞，攻擊，粉碎，新褲子的年輕是引領，不羈，耍酷，那時的他們，正在各自的軌道上風華正茂。
九年之後，不僅刺蝟和新褲子，痛仰、盤尼西林等中國樂隊都站在了同一個地方。這個地方不是音樂節也不是 livehouse，是一個郊外的錄影棚。
趙子健的琴又碎了，碎出了另一個夏天的故事。在這個故事裡面，他們年紀相當，都是二十啷噹歲，在同一個舞臺上，不願意辜負分毫的時光。
痛仰樂隊的主唱高虎右手臂上有一處紋身：live / travel / adventure / bless and don’t be sorry。
這句話是傑克·凱魯亞克說的，高虎把它當成了人生格言，而今回溯，高虎就是按照這樣的順序一腳一腳踏過來的。
“live”一開始對他而言，大部分意義上是生存。1997年，迷笛首次開設兩年制的長期班，高虎是第一個交錢報名的，學號001。那時的他，對於社會的印象來自於黑豹的歌詞：人潮人海中有你有我，裝作正派面帶笑容。 在學校是壞學生，在南方打工被騙，問家裡借了錢來北京求學，這個小城青年心裡全是憤怒和迷惘。
高虎在南方人物週刊說過他遇到搖滾樂的感受：“搖滾樂拯救了我們這些迷茫叛逆、處在人生分岔路口的年輕人。精力無處發洩，對什麼事情都不滿，但搖滾樂像一個海綿一樣，把我們這些東西都吸收了。它就像汪洋中的燈塔一樣。”
燈塔腳下肯定是黑暗的。在搖滾青年被社會視為另類物種，搖滾樂無路進入唱片工業的年代，高虎們只能蜷縮在樹村的平房裡，需要反抗的不僅是不公和不快，還有貧窮和無望的等待。
打開痛仰的第一張專輯，都是“憤怒”、“自由的邊緣”這樣的歌名，他們唱“問題是我們不去站出來，去指證你受辱的基因，問題是我們不敢站出來，去質問你懦弱的源泉”。
在那時，即便是幾乎同時出現的樂隊，新褲子和痛仰的生活幾乎是平行的。
打開新褲子的第一張專輯，那是彭磊和龐寬，兩個害羞又敏感的少年的青春，他們用簡單的三和絃，嘶吼單身的困擾，被女友丟在大街上的失落，還有對即將到來的二十一世紀的期待，“再也沒有煩惱，一切都是愛”。
作者：老月亮
趙子健又砸琴了，沒有猶豫地，掄起來就往地上砸。
那是在綜藝節目《樂隊的夏天》上，刺蝟樂隊演第一首歌時發生的事。
趙子健上一次被落網記載的砸琴事件，還是2010年的摩登天空音樂節，他因為看不慣很多樂隊“只求樣兒，但是沒有內涵，其實也沒樣兒”，買了一把加上音箱才三百塊的破琴，用丙烯塗上“so fashion”，在演《金色年華，無限感傷》尾奏的噪音時，憤然起跳，把吉他砸了個粉碎。
當時，沒什麼人看出他們想表達的，對於“趕時髦”的反抗，反倒掀起了一片“你丫是不是想火呀？”，“你們是不是掙錢太多了？”的噓聲。
兩個小時後，同一個舞臺，新褲子上場了。刺蝟想要砸碎的，讓許多人附庸的時髦，有一部分是新褲子帶起來的，《龍虎人丹》發行之後，新褲子保持高產，國貨熱、disco、復古……臺上站著的，是好幾個文化符號。
這是兩種年輕的樣子，刺蝟的年輕是衝撞，攻擊，粉碎，新褲子的年輕是引領，不羈，耍酷，那時的他們，正在各自的軌道上風華正茂。
九年之後，不僅刺蝟和新褲子，痛仰、盤尼西林等中國樂隊都站在了同一個地方。這個地方不是音樂節也不是 livehouse，是一個郊外的錄影棚。
趙子健的琴又碎了，碎出了另一個夏天的故事。在這個故事裡面，他們年紀相當，都是二十啷噹歲，在同一個舞臺上，不願意辜負分毫的時光。
痛仰樂隊的主唱高虎右手臂上有一處紋身：live / travel / adventure / bless and don’t be sorry。
這句話是傑克·凱魯亞克說的，高虎把它當成了人生格言，而今回溯，高虎就是按照這樣的順序一腳一腳踏過來的。
“live”一開始對他而言，大部分意義上是生存。1997年，迷笛首次開設兩年制的長期班，高虎是第一個交錢報名的，學號001。那時的他，對於社會的印象來自於黑豹的歌詞：人潮人海中有你有我，裝作正派面帶笑容。 在學校是壞學生，在南方打工被騙，問家裡借了錢來北京求學，這個小城青年心裡全是憤怒和迷惘。
高虎在南方人物週刊說過他遇到搖滾樂的感受：“搖滾樂拯救了我們這些迷茫叛逆、處在人生分岔路口的年輕人。精力無處發洩，對什麼事情都不滿，但搖滾樂像一個海綿一樣，把我們這些東西都吸收了。它就像汪洋中的燈塔一樣。”
燈塔腳下肯定是黑暗的。在搖滾青年被社會視為另類物種，搖滾樂無路進入唱片工業的年代，高虎們只能蜷縮在樹村的平房裡，需要反抗的不僅是不公和不快，還有貧窮和無望的等待。
打開痛仰的第一張專輯，都是“憤怒”、“自由的邊緣”這樣的歌名，他們唱“問題是我們不去站出來，去指證你受辱的基因，問題是我們不敢站出來，去質問你懦弱的源泉”。
在那時，即便是幾乎同時出現的樂隊，新褲子和痛仰的生活幾乎是平行的。
打開新褲子的第一張專輯，那是彭磊和龐寬，兩個害羞又敏感的少年的青春，他們用簡單的三和絃，嘶吼單身的困擾，被女友丟在大街上的失落，還有對即將到來的二十一世紀的期待，“再也沒有煩惱，一切都是愛”。
被摩登天空稱為“1998年以來最暢銷的中國樂隊之一”的新褲子，和花兒、鮑家街43號、清醒樂隊一起，帶起了一波叫做“北京新聲”的風潮。
2000年的新褲子並不平凡，在摩登天空的官網上，可以看到他們幾乎包攬了那一年的新聞，新褲子上了中央電視臺的“同一首歌”，演繹大舌頭版《走在鄉間的小路上》，新褲子的第二張專輯即將登陸日本……
而當時的摩登天空還只是一個小地下室，北京還沒有livehouse，沒有排練室。
當《我們的時代》奏起，所有年輕人都滿心希望地在臺下pogo時，沒有人會想到，那是在一個服裝學院的廢棄防空洞裡排練出來的。
新褲子當時的鼓手尚笑是這樣形容那個“排練室”的：洞口積的都是雨水，得用木板搭橋走過去，牆上密密麻麻一層都是蚊子，趴在鼓上寫歌詞。
彭磊在《北海怪獸》中提到過，第一張專輯之所以沒有龐寬，是因為龐寬當時是摩登天空的員工，沈黎暉覺得自己的員工玩搖滾，顯得不專業，最後只有三個人出現。
不管是憤怒的痛仰，還是朋克的新褲子，這一批2000年前後出現的樂隊好像什麼都沒有，除了年輕。
痛仰選擇了一條搖滾樂隊最典型的路：窮困潦倒、憤怒、專注；新褲子則像幾個隨時會離家出走的孩子，用工作供養音樂。
他們知道自己在吃苦，又樂在其中，高虎說，樹村是一個烏托邦，那是他精神世界最為豐盛的一段時光，彭磊總是提起無名高地，提起臺下那十幾個，真正喜歡《Bye Bye Disco》的觀眾。
2000年末，摩登天空把一條簡短的新聞連發了三遍，標題很簡短，“新褲子盜版滿天飛”，像是沈黎暉自己寫的，一共三句話，最後一句是：唱片業真是難難難！
作者：老月亮
趙子健又砸琴了，沒有猶豫地，掄起來就往地上砸。
那是在綜藝節目《樂隊的夏天》上，刺蝟樂隊演第一首歌時發生的事。
趙子健上一次被落網記載的砸琴事件，還是2010年的摩登天空音樂節，他因為看不慣很多樂隊“只求樣兒，但是沒有內涵，其實也沒樣兒”，買了一把加上音箱才三百塊的破琴，用丙烯塗上“so fashion”，在演《金色年華，無限感傷》尾奏的噪音時，憤然起跳，把吉他砸了個粉碎。
當時，沒什麼人看出他們想表達的，對於“趕時髦”的反抗，反倒掀起了一片“你丫是不是想火呀？”，“你們是不是掙錢太多了？”的噓聲。
兩個小時後，同一個舞臺，新褲子上場了。刺蝟想要砸碎的，讓許多人附庸的時髦，有一部分是新褲子帶起來的，《龍虎人丹》發行之後，新褲子保持高產，國貨熱、disco、復古……臺上站著的，是好幾個文化符號。
這是兩種年輕的樣子，刺蝟的年輕是衝撞，攻擊，粉碎，新褲子的年輕是引領，不羈，耍酷，那時的他們，正在各自的軌道上風華正茂。
九年之後，不僅刺蝟和新褲子，痛仰、盤尼西林等中國樂隊都站在了同一個地方。這個地方不是音樂節也不是 livehouse，是一個郊外的錄影棚。
趙子健的琴又碎了，碎出了另一個夏天的故事。在這個故事裡面，他們年紀相當，都是二十啷噹歲，在同一個舞臺上，不願意辜負分毫的時光。
痛仰樂隊的主唱高虎右手臂上有一處紋身：live / travel / adventure / bless and don’t be sorry。
這句話是傑克·凱魯亞克說的，高虎把它當成了人生格言，而今回溯，高虎就是按照這樣的順序一腳一腳踏過來的。
“live”一開始對他而言，大部分意義上是生存。1997年，迷笛首次開設兩年制的長期班，高虎是第一個交錢報名的，學號001。那時的他，對於社會的印象來自於黑豹的歌詞：人潮人海中有你有我，裝作正派面帶笑容。 在學校是壞學生，在南方打工被騙，問家裡借了錢來北京求學，這個小城青年心裡全是憤怒和迷惘。
高虎在南方人物週刊說過他遇到搖滾樂的感受：“搖滾樂拯救了我們這些迷茫叛逆、處在人生分岔路口的年輕人。精力無處發洩，對什麼事情都不滿，但搖滾樂像一個海綿一樣，把我們這些東西都吸收了。它就像汪洋中的燈塔一樣。”
燈塔腳下肯定是黑暗的。在搖滾青年被社會視為另類物種，搖滾樂無路進入唱片工業的年代，高虎們只能蜷縮在樹村的平房裡，需要反抗的不僅是不公和不快，還有貧窮和無望的等待。
打開痛仰的第一張專輯，都是“憤怒”、“自由的邊緣”這樣的歌名，他們唱“問題是我們不去站出來，去指證你受辱的基因，問題是我們不敢站出來，去質問你懦弱的源泉”。
在那時，即便是幾乎同時出現的樂隊，新褲子和痛仰的生活幾乎是平行的。
打開新褲子的第一張專輯，那是彭磊和龐寬，兩個害羞又敏感的少年的青春，他們用簡單的三和絃，嘶吼單身的困擾，被女友丟在大街上的失落，還有對即將到來的二十一世紀的期待，“再也沒有煩惱，一切都是愛”。
被摩登天空稱為“1998年以來最暢銷的中國樂隊之一”的新褲子，和花兒、鮑家街43號、清醒樂隊一起，帶起了一波叫做“北京新聲”的風潮。
2000年的新褲子並不平凡，在摩登天空的官網上，可以看到他們幾乎包攬了那一年的新聞，新褲子上了中央電視臺的“同一首歌”，演繹大舌頭版《走在鄉間的小路上》，新褲子的第二張專輯即將登陸日本……
而當時的摩登天空還只是一個小地下室，北京還沒有livehouse，沒有排練室。
當《我們的時代》奏起，所有年輕人都滿心希望地在臺下pogo時，沒有人會想到，那是在一個服裝學院的廢棄防空洞裡排練出來的。
新褲子當時的鼓手尚笑是這樣形容那個“排練室”的：洞口積的都是雨水，得用木板搭橋走過去，牆上密密麻麻一層都是蚊子，趴在鼓上寫歌詞。
彭磊在《北海怪獸》中提到過，第一張專輯之所以沒有龐寬，是因為龐寬當時是摩登天空的員工，沈黎暉覺得自己的員工玩搖滾，顯得不專業，最後只有三個人出現。
不管是憤怒的痛仰，還是朋克的新褲子，這一批2000年前後出現的樂隊好像什麼都沒有，除了年輕。
痛仰選擇了一條搖滾樂隊最典型的路：窮困潦倒、憤怒、專注；新褲子則像幾個隨時會離家出走的孩子，用工作供養音樂。
他們知道自己在吃苦，又樂在其中，高虎說，樹村是一個烏托邦，那是他精神世界最為豐盛的一段時光，彭磊總是提起無名高地，提起臺下那十幾個，真正喜歡《Bye Bye Disco》的觀眾。
2000年末，摩登天空把一條簡短的新聞連發了三遍，標題很簡短，“新褲子盜版滿天飛”，像是沈黎暉自己寫的，一共三句話，最後一句是：唱片業真是難難難！
一直到今天，彭磊還是在無數個場合拿痛仰是土搖開玩笑，在《樂隊我做東》裡也不鬆嘴，說要是自己輸給了痛仰就不服氣，嚴格劃分他們音樂之間的界限。
可是在唱片業難難難的當年，困難衝向他們，是不分音樂風格的。
新褲子在2003年拿到了CCTV頒的“內地年度新銳樂隊”獎，但彭磊並不開心，他說，頒獎禮一點也不熱鬧，大家也都不開心，“這樣的頒獎典禮根本就不應該設置搖滾獎項，現場歌迷更關心港臺歌星，主辦單位也只是為了顯示他們全面，葉公好龍。”
新褲子拿獎的年度正值非典時期，樂隊沒有演出機會，加上盜版唱片猖獗，靠玩搖滾樂吃上飯簡直是天方夜譚，他們的第一任鼓手尚笑離開了，新褲子開始在音樂中加入合成器。
樹村傳出了拆遷風聲，房東開始把搖滾樂手們往外攆，很多樂隊終於撐不住，解散了，木推瓜樂隊的宋雨喆跑到了岡仁波齊。
高虎搬到了霍營，關門閉戶，自娛自樂，聽的歌多了，對自己也產生了質疑和反思。
作者：老月亮
趙子健又砸琴了，沒有猶豫地，掄起來就往地上砸。
那是在綜藝節目《樂隊的夏天》上，刺蝟樂隊演第一首歌時發生的事。
趙子健上一次被落網記載的砸琴事件，還是2010年的摩登天空音樂節，他因為看不慣很多樂隊“只求樣兒，但是沒有內涵，其實也沒樣兒”，買了一把加上音箱才三百塊的破琴，用丙烯塗上“so fashion”，在演《金色年華，無限感傷》尾奏的噪音時，憤然起跳，把吉他砸了個粉碎。
當時，沒什麼人看出他們想表達的，對於“趕時髦”的反抗，反倒掀起了一片“你丫是不是想火呀？”，“你們是不是掙錢太多了？”的噓聲。
兩個小時後，同一個舞臺，新褲子上場了。刺蝟想要砸碎的，讓許多人附庸的時髦，有一部分是新褲子帶起來的，《龍虎人丹》發行之後，新褲子保持高產，國貨熱、disco、復古……臺上站著的，是好幾個文化符號。
這是兩種年輕的樣子，刺蝟的年輕是衝撞，攻擊，粉碎，新褲子的年輕是引領，不羈，耍酷，那時的他們，正在各自的軌道上風華正茂。
九年之後，不僅刺蝟和新褲子，痛仰、盤尼西林等中國樂隊都站在了同一個地方。這個地方不是音樂節也不是 livehouse，是一個郊外的錄影棚。
趙子健的琴又碎了，碎出了另一個夏天的故事。在這個故事裡面，他們年紀相當，都是二十啷噹歲，在同一個舞臺上，不願意辜負分毫的時光。
痛仰樂隊的主唱高虎右手臂上有一處紋身：live / travel / adventure / bless and don’t be sorry。
這句話是傑克·凱魯亞克說的，高虎把它當成了人生格言，而今回溯，高虎就是按照這樣的順序一腳一腳踏過來的。
“live”一開始對他而言，大部分意義上是生存。1997年，迷笛首次開設兩年制的長期班，高虎是第一個交錢報名的，學號001。那時的他，對於社會的印象來自於黑豹的歌詞：人潮人海中有你有我，裝作正派面帶笑容。 在學校是壞學生，在南方打工被騙，問家裡借了錢來北京求學，這個小城青年心裡全是憤怒和迷惘。
高虎在南方人物週刊說過他遇到搖滾樂的感受：“搖滾樂拯救了我們這些迷茫叛逆、處在人生分岔路口的年輕人。精力無處發洩，對什麼事情都不滿，但搖滾樂像一個海綿一樣，把我們這些東西都吸收了。它就像汪洋中的燈塔一樣。”
燈塔腳下肯定是黑暗的。在搖滾青年被社會視為另類物種，搖滾樂無路進入唱片工業的年代，高虎們只能蜷縮在樹村的平房裡，需要反抗的不僅是不公和不快，還有貧窮和無望的等待。
打開痛仰的第一張專輯，都是“憤怒”、“自由的邊緣”這樣的歌名，他們唱“問題是我們不去站出來，去指證你受辱的基因，問題是我們不敢站出來，去質問你懦弱的源泉”。
在那時，即便是幾乎同時出現的樂隊，新褲子和痛仰的生活幾乎是平行的。
打開新褲子的第一張專輯，那是彭磊和龐寬，兩個害羞又敏感的少年的青春，他們用簡單的三和絃，嘶吼單身的困擾，被女友丟在大街上的失落，還有對即將到來的二十一世紀的期待，“再也沒有煩惱，一切都是愛”。
被摩登天空稱為“1998年以來最暢銷的中國樂隊之一”的新褲子，和花兒、鮑家街43號、清醒樂隊一起，帶起了一波叫做“北京新聲”的風潮。
2000年的新褲子並不平凡，在摩登天空的官網上，可以看到他們幾乎包攬了那一年的新聞，新褲子上了中央電視臺的“同一首歌”，演繹大舌頭版《走在鄉間的小路上》，新褲子的第二張專輯即將登陸日本……
而當時的摩登天空還只是一個小地下室，北京還沒有livehouse，沒有排練室。
當《我們的時代》奏起，所有年輕人都滿心希望地在臺下pogo時，沒有人會想到，那是在一個服裝學院的廢棄防空洞裡排練出來的。
新褲子當時的鼓手尚笑是這樣形容那個“排練室”的：洞口積的都是雨水，得用木板搭橋走過去，牆上密密麻麻一層都是蚊子，趴在鼓上寫歌詞。
彭磊在《北海怪獸》中提到過，第一張專輯之所以沒有龐寬，是因為龐寬當時是摩登天空的員工，沈黎暉覺得自己的員工玩搖滾，顯得不專業，最後只有三個人出現。
不管是憤怒的痛仰，還是朋克的新褲子，這一批2000年前後出現的樂隊好像什麼都沒有，除了年輕。
痛仰選擇了一條搖滾樂隊最典型的路：窮困潦倒、憤怒、專注；新褲子則像幾個隨時會離家出走的孩子，用工作供養音樂。
他們知道自己在吃苦，又樂在其中，高虎說，樹村是一個烏托邦，那是他精神世界最為豐盛的一段時光，彭磊總是提起無名高地，提起臺下那十幾個，真正喜歡《Bye Bye Disco》的觀眾。
2000年末，摩登天空把一條簡短的新聞連發了三遍，標題很簡短，“新褲子盜版滿天飛”，像是沈黎暉自己寫的，一共三句話，最後一句是：唱片業真是難難難！
一直到今天，彭磊還是在無數個場合拿痛仰是土搖開玩笑，在《樂隊我做東》裡也不鬆嘴，說要是自己輸給了痛仰就不服氣，嚴格劃分他們音樂之間的界限。
可是在唱片業難難難的當年，困難衝向他們，是不分音樂風格的。
新褲子在2003年拿到了CCTV頒的“內地年度新銳樂隊”獎，但彭磊並不開心，他說，頒獎禮一點也不熱鬧，大家也都不開心，“這樣的頒獎典禮根本就不應該設置搖滾獎項，現場歌迷更關心港臺歌星，主辦單位也只是為了顯示他們全面，葉公好龍。”
新褲子拿獎的年度正值非典時期，樂隊沒有演出機會，加上盜版唱片猖獗，靠玩搖滾樂吃上飯簡直是天方夜譚，他們的第一任鼓手尚笑離開了，新褲子開始在音樂中加入合成器。
樹村傳出了拆遷風聲，房東開始把搖滾樂手們往外攆，很多樂隊終於撐不住，解散了，木推瓜樂隊的宋雨喆跑到了岡仁波齊。
高虎搬到了霍營，關門閉戶，自娛自樂，聽的歌多了，對自己也產生了質疑和反思。
幾乎是同樣的步伐，2006年，新褲子發行了專輯《龍虎人丹》，風格徹底轉向了 New Wave 與合成器流行，配合著奧運即將到來的勢頭，掀起了一陣國貨熱。
痛仰把自己塞進了一輛破金盃，開始了五十多個城市的全國巡演，開始了他們的“travel / adventure”，回來之後，高虎繼續遠遊，他搭車去了新疆、西藏，見識了許多永生難忘的風景，高虎慢慢感受到，搖滾樂應該是怎樣的形式並不重要了，唱歌不是音量的問題。
高虎寫了新歌，對手臂上紋身的主人說：讓我歡樂一點。
作者：老月亮
趙子健又砸琴了，沒有猶豫地，掄起來就往地上砸。
那是在綜藝節目《樂隊的夏天》上，刺蝟樂隊演第一首歌時發生的事。
趙子健上一次被落網記載的砸琴事件，還是2010年的摩登天空音樂節，他因為看不慣很多樂隊“只求樣兒，但是沒有內涵，其實也沒樣兒”，買了一把加上音箱才三百塊的破琴，用丙烯塗上“so fashion”，在演《金色年華，無限感傷》尾奏的噪音時，憤然起跳，把吉他砸了個粉碎。
當時，沒什麼人看出他們想表達的，對於“趕時髦”的反抗，反倒掀起了一片“你丫是不是想火呀？”，“你們是不是掙錢太多了？”的噓聲。
兩個小時後，同一個舞臺，新褲子上場了。刺蝟想要砸碎的，讓許多人附庸的時髦，有一部分是新褲子帶起來的，《龍虎人丹》發行之後，新褲子保持高產，國貨熱、disco、復古……臺上站著的，是好幾個文化符號。
這是兩種年輕的樣子，刺蝟的年輕是衝撞，攻擊，粉碎，新褲子的年輕是引領，不羈，耍酷，那時的他們，正在各自的軌道上風華正茂。
九年之後，不僅刺蝟和新褲子，痛仰、盤尼西林等中國樂隊都站在了同一個地方。這個地方不是音樂節也不是 livehouse，是一個郊外的錄影棚。
趙子健的琴又碎了，碎出了另一個夏天的故事。在這個故事裡面，他們年紀相當，都是二十啷噹歲，在同一個舞臺上，不願意辜負分毫的時光。
痛仰樂隊的主唱高虎右手臂上有一處紋身：live / travel / adventure / bless and don’t be sorry。
這句話是傑克·凱魯亞克說的，高虎把它當成了人生格言，而今回溯，高虎就是按照這樣的順序一腳一腳踏過來的。
“live”一開始對他而言，大部分意義上是生存。1997年，迷笛首次開設兩年制的長期班，高虎是第一個交錢報名的，學號001。那時的他，對於社會的印象來自於黑豹的歌詞：人潮人海中有你有我，裝作正派面帶笑容。 在學校是壞學生，在南方打工被騙，問家裡借了錢來北京求學，這個小城青年心裡全是憤怒和迷惘。
高虎在南方人物週刊說過他遇到搖滾樂的感受：“搖滾樂拯救了我們這些迷茫叛逆、處在人生分岔路口的年輕人。精力無處發洩，對什麼事情都不滿，但搖滾樂像一個海綿一樣，把我們這些東西都吸收了。它就像汪洋中的燈塔一樣。”
燈塔腳下肯定是黑暗的。在搖滾青年被社會視為另類物種，搖滾樂無路進入唱片工業的年代，高虎們只能蜷縮在樹村的平房裡，需要反抗的不僅是不公和不快，還有貧窮和無望的等待。
打開痛仰的第一張專輯，都是“憤怒”、“自由的邊緣”這樣的歌名，他們唱“問題是我們不去站出來，去指證你受辱的基因，問題是我們不敢站出來，去質問你懦弱的源泉”。
在那時，即便是幾乎同時出現的樂隊，新褲子和痛仰的生活幾乎是平行的。
打開新褲子的第一張專輯，那是彭磊和龐寬，兩個害羞又敏感的少年的青春，他們用簡單的三和絃，嘶吼單身的困擾，被女友丟在大街上的失落，還有對即將到來的二十一世紀的期待，“再也沒有煩惱，一切都是愛”。
被摩登天空稱為“1998年以來最暢銷的中國樂隊之一”的新褲子，和花兒、鮑家街43號、清醒樂隊一起，帶起了一波叫做“北京新聲”的風潮。
2000年的新褲子並不平凡，在摩登天空的官網上，可以看到他們幾乎包攬了那一年的新聞，新褲子上了中央電視臺的“同一首歌”，演繹大舌頭版《走在鄉間的小路上》，新褲子的第二張專輯即將登陸日本……
而當時的摩登天空還只是一個小地下室，北京還沒有livehouse，沒有排練室。
當《我們的時代》奏起，所有年輕人都滿心希望地在臺下pogo時，沒有人會想到，那是在一個服裝學院的廢棄防空洞裡排練出來的。
新褲子當時的鼓手尚笑是這樣形容那個“排練室”的：洞口積的都是雨水，得用木板搭橋走過去，牆上密密麻麻一層都是蚊子，趴在鼓上寫歌詞。
彭磊在《北海怪獸》中提到過，第一張專輯之所以沒有龐寬，是因為龐寬當時是摩登天空的員工，沈黎暉覺得自己的員工玩搖滾，顯得不專業，最後只有三個人出現。
不管是憤怒的痛仰，還是朋克的新褲子，這一批2000年前後出現的樂隊好像什麼都沒有，除了年輕。
痛仰選擇了一條搖滾樂隊最典型的路：窮困潦倒、憤怒、專注；新褲子則像幾個隨時會離家出走的孩子，用工作供養音樂。
他們知道自己在吃苦，又樂在其中，高虎說，樹村是一個烏托邦，那是他精神世界最為豐盛的一段時光，彭磊總是提起無名高地，提起臺下那十幾個，真正喜歡《Bye Bye Disco》的觀眾。
2000年末，摩登天空把一條簡短的新聞連發了三遍，標題很簡短，“新褲子盜版滿天飛”，像是沈黎暉自己寫的，一共三句話，最後一句是：唱片業真是難難難！
一直到今天，彭磊還是在無數個場合拿痛仰是土搖開玩笑，在《樂隊我做東》裡也不鬆嘴，說要是自己輸給了痛仰就不服氣，嚴格劃分他們音樂之間的界限。
可是在唱片業難難難的當年，困難衝向他們，是不分音樂風格的。
新褲子在2003年拿到了CCTV頒的“內地年度新銳樂隊”獎，但彭磊並不開心，他說，頒獎禮一點也不熱鬧，大家也都不開心，“這樣的頒獎典禮根本就不應該設置搖滾獎項，現場歌迷更關心港臺歌星，主辦單位也只是為了顯示他們全面，葉公好龍。”
新褲子拿獎的年度正值非典時期，樂隊沒有演出機會，加上盜版唱片猖獗，靠玩搖滾樂吃上飯簡直是天方夜譚，他們的第一任鼓手尚笑離開了，新褲子開始在音樂中加入合成器。
樹村傳出了拆遷風聲，房東開始把搖滾樂手們往外攆，很多樂隊終於撐不住，解散了，木推瓜樂隊的宋雨喆跑到了岡仁波齊。
高虎搬到了霍營，關門閉戶，自娛自樂，聽的歌多了，對自己也產生了質疑和反思。
幾乎是同樣的步伐，2006年，新褲子發行了專輯《龍虎人丹》，風格徹底轉向了 New Wave 與合成器流行，配合著奧運即將到來的勢頭，掀起了一陣國貨熱。
痛仰把自己塞進了一輛破金盃，開始了五十多個城市的全國巡演，開始了他們的“travel / adventure”，回來之後，高虎繼續遠遊，他搭車去了新疆、西藏，見識了許多永生難忘的風景，高虎慢慢感受到，搖滾樂應該是怎樣的形式並不重要了，唱歌不是音量的問題。
高虎寫了新歌，對手臂上紋身的主人說：讓我歡樂一點。
也就在那時，刺蝟誕生了。
刺蝟誕生在一個靠售賣唱片毫無出路，演出場景卻暗暗興起的節點。在北京的D22，他們結識了 CarsickCars、哪吒、Snapline，一起演出，演完就喝酒到天亮，最後一起湊錢租了一個地下倉庫，幾個樂隊輪換著用。
作者：老月亮
趙子健又砸琴了，沒有猶豫地，掄起來就往地上砸。
那是在綜藝節目《樂隊的夏天》上，刺蝟樂隊演第一首歌時發生的事。
趙子健上一次被落網記載的砸琴事件，還是2010年的摩登天空音樂節，他因為看不慣很多樂隊“只求樣兒，但是沒有內涵，其實也沒樣兒”，買了一把加上音箱才三百塊的破琴，用丙烯塗上“so fashion”，在演《金色年華，無限感傷》尾奏的噪音時，憤然起跳，把吉他砸了個粉碎。
當時，沒什麼人看出他們想表達的，對於“趕時髦”的反抗，反倒掀起了一片“你丫是不是想火呀？”，“你們是不是掙錢太多了？”的噓聲。
兩個小時後，同一個舞臺，新褲子上場了。刺蝟想要砸碎的，讓許多人附庸的時髦，有一部分是新褲子帶起來的，《龍虎人丹》發行之後，新褲子保持高產，國貨熱、disco、復古……臺上站著的，是好幾個文化符號。
這是兩種年輕的樣子，刺蝟的年輕是衝撞，攻擊，粉碎，新褲子的年輕是引領，不羈，耍酷，那時的他們，正在各自的軌道上風華正茂。
九年之後，不僅刺蝟和新褲子，痛仰、盤尼西林等中國樂隊都站在了同一個地方。這個地方不是音樂節也不是 livehouse，是一個郊外的錄影棚。
趙子健的琴又碎了，碎出了另一個夏天的故事。在這個故事裡面，他們年紀相當，都是二十啷噹歲，在同一個舞臺上，不願意辜負分毫的時光。
痛仰樂隊的主唱高虎右手臂上有一處紋身：live / travel / adventure / bless and don’t be sorry。
這句話是傑克·凱魯亞克說的，高虎把它當成了人生格言，而今回溯，高虎就是按照這樣的順序一腳一腳踏過來的。
“live”一開始對他而言，大部分意義上是生存。1997年，迷笛首次開設兩年制的長期班，高虎是第一個交錢報名的，學號001。那時的他，對於社會的印象來自於黑豹的歌詞：人潮人海中有你有我，裝作正派面帶笑容。 在學校是壞學生，在南方打工被騙，問家裡借了錢來北京求學，這個小城青年心裡全是憤怒和迷惘。
高虎在南方人物週刊說過他遇到搖滾樂的感受：“搖滾樂拯救了我們這些迷茫叛逆、處在人生分岔路口的年輕人。精力無處發洩，對什麼事情都不滿，但搖滾樂像一個海綿一樣，把我們這些東西都吸收了。它就像汪洋中的燈塔一樣。”
燈塔腳下肯定是黑暗的。在搖滾青年被社會視為另類物種，搖滾樂無路進入唱片工業的年代，高虎們只能蜷縮在樹村的平房裡，需要反抗的不僅是不公和不快，還有貧窮和無望的等待。
打開痛仰的第一張專輯，都是“憤怒”、“自由的邊緣”這樣的歌名，他們唱“問題是我們不去站出來，去指證你受辱的基因，問題是我們不敢站出來，去質問你懦弱的源泉”。
在那時，即便是幾乎同時出現的樂隊，新褲子和痛仰的生活幾乎是平行的。
打開新褲子的第一張專輯，那是彭磊和龐寬，兩個害羞又敏感的少年的青春，他們用簡單的三和絃，嘶吼單身的困擾，被女友丟在大街上的失落，還有對即將到來的二十一世紀的期待，“再也沒有煩惱，一切都是愛”。
被摩登天空稱為“1998年以來最暢銷的中國樂隊之一”的新褲子，和花兒、鮑家街43號、清醒樂隊一起，帶起了一波叫做“北京新聲”的風潮。
2000年的新褲子並不平凡，在摩登天空的官網上，可以看到他們幾乎包攬了那一年的新聞，新褲子上了中央電視臺的“同一首歌”，演繹大舌頭版《走在鄉間的小路上》，新褲子的第二張專輯即將登陸日本……
而當時的摩登天空還只是一個小地下室，北京還沒有livehouse，沒有排練室。
當《我們的時代》奏起，所有年輕人都滿心希望地在臺下pogo時，沒有人會想到，那是在一個服裝學院的廢棄防空洞裡排練出來的。
新褲子當時的鼓手尚笑是這樣形容那個“排練室”的：洞口積的都是雨水，得用木板搭橋走過去，牆上密密麻麻一層都是蚊子，趴在鼓上寫歌詞。
彭磊在《北海怪獸》中提到過，第一張專輯之所以沒有龐寬，是因為龐寬當時是摩登天空的員工，沈黎暉覺得自己的員工玩搖滾，顯得不專業，最後只有三個人出現。
不管是憤怒的痛仰，還是朋克的新褲子，這一批2000年前後出現的樂隊好像什麼都沒有，除了年輕。
痛仰選擇了一條搖滾樂隊最典型的路：窮困潦倒、憤怒、專注；新褲子則像幾個隨時會離家出走的孩子，用工作供養音樂。
他們知道自己在吃苦，又樂在其中，高虎說，樹村是一個烏托邦，那是他精神世界最為豐盛的一段時光，彭磊總是提起無名高地，提起臺下那十幾個，真正喜歡《Bye Bye Disco》的觀眾。
2000年末，摩登天空把一條簡短的新聞連發了三遍，標題很簡短，“新褲子盜版滿天飛”，像是沈黎暉自己寫的，一共三句話，最後一句是：唱片業真是難難難！
一直到今天，彭磊還是在無數個場合拿痛仰是土搖開玩笑，在《樂隊我做東》裡也不鬆嘴，說要是自己輸給了痛仰就不服氣，嚴格劃分他們音樂之間的界限。
可是在唱片業難難難的當年，困難衝向他們，是不分音樂風格的。
新褲子在2003年拿到了CCTV頒的“內地年度新銳樂隊”獎，但彭磊並不開心，他說，頒獎禮一點也不熱鬧，大家也都不開心，“這樣的頒獎典禮根本就不應該設置搖滾獎項，現場歌迷更關心港臺歌星，主辦單位也只是為了顯示他們全面，葉公好龍。”
新褲子拿獎的年度正值非典時期，樂隊沒有演出機會，加上盜版唱片猖獗，靠玩搖滾樂吃上飯簡直是天方夜譚，他們的第一任鼓手尚笑離開了，新褲子開始在音樂中加入合成器。
樹村傳出了拆遷風聲，房東開始把搖滾樂手們往外攆，很多樂隊終於撐不住，解散了，木推瓜樂隊的宋雨喆跑到了岡仁波齊。
高虎搬到了霍營，關門閉戶，自娛自樂，聽的歌多了，對自己也產生了質疑和反思。
幾乎是同樣的步伐，2006年，新褲子發行了專輯《龍虎人丹》，風格徹底轉向了 New Wave 與合成器流行，配合著奧運即將到來的勢頭，掀起了一陣國貨熱。
痛仰把自己塞進了一輛破金盃，開始了五十多個城市的全國巡演，開始了他們的“travel / adventure”，回來之後，高虎繼續遠遊，他搭車去了新疆、西藏，見識了許多永生難忘的風景，高虎慢慢感受到，搖滾樂應該是怎樣的形式並不重要了，唱歌不是音量的問題。
高虎寫了新歌，對手臂上紋身的主人說：讓我歡樂一點。
也就在那時，刺蝟誕生了。
刺蝟誕生在一個靠售賣唱片毫無出路，演出場景卻暗暗興起的節點。在北京的D22，他們結識了 CarsickCars、哪吒、Snapline，一起演出，演完就喝酒到天亮，最後一起湊錢租了一個地下倉庫，幾個樂隊輪換著用。
這一批80後樂隊沒有什麼關於樂風、搖滾樂的枷鎖，他們的歌無法用一以貫之的詞語概括，趙子健在出每一張新專輯之前，都會研究一種新的吉他彈法，用來描述他們成長的心境。
他們是青年文化的另一邊。每個人都有點個人英雄主義，沒什麼文以載道的負擔，子健曾對落網的記者說：“我們不希望太直白地說一些政治相關的內容，我們寫自己的東西，也能間接反映這個社會的問題。”
2008年的北京，彷彿是樂隊的春天，是青年文化的春天。年輕人會在新褲子鍾愛的回力鞋和刺蝟代言的匡威鞋之間糾結，會在去音樂節還是去俱樂部之間糾結，會在功成名就還是潛伏地下之間糾結
“就差了一點”，在接受 VICE 採訪時，刺蝟說，他們當年最巔峰的時刻，也不能叫“走起來了”。
在大家忙著投資賺錢，投身經濟建設的時候，資本還沒來得及想起獨立音樂，好口碑沒有為刺蝟帶來經濟上的收益，生日蛋糕上要插的蠟燭卻越來越多了。
為了顧及演出，趙子健換了好多份工作，到現在也只是個在一線奮鬥的開發員，他不再砸琴了，沒有標新立異的慾望，也砸不起。
石璐跟子健分開之後結了婚，又成為了單親媽媽，柴米油鹽，成員矛盾，都讓他們不堪重負，到2018年，刺蝟已經跟幾家媒體透露了休團的意願，石璐更是想做完《生之響往》就退出。
歲月讓樂隊們殊途同歸。
痛仰在風格轉向溫和、抒情之後，收到了許多批評和質疑的聲音，許多迷笛校友都不承認這是曾經的那個搖滾樂隊，解釋不清，高虎變得越來越沉默了。
作者：老月亮
趙子健又砸琴了，沒有猶豫地，掄起來就往地上砸。
那是在綜藝節目《樂隊的夏天》上，刺蝟樂隊演第一首歌時發生的事。
趙子健上一次被落網記載的砸琴事件，還是2010年的摩登天空音樂節，他因為看不慣很多樂隊“只求樣兒，但是沒有內涵，其實也沒樣兒”，買了一把加上音箱才三百塊的破琴，用丙烯塗上“so fashion”，在演《金色年華，無限感傷》尾奏的噪音時，憤然起跳，把吉他砸了個粉碎。
當時，沒什麼人看出他們想表達的，對於“趕時髦”的反抗，反倒掀起了一片“你丫是不是想火呀？”，“你們是不是掙錢太多了？”的噓聲。
兩個小時後，同一個舞臺，新褲子上場了。刺蝟想要砸碎的，讓許多人附庸的時髦，有一部分是新褲子帶起來的，《龍虎人丹》發行之後，新褲子保持高產，國貨熱、disco、復古……臺上站著的，是好幾個文化符號。
這是兩種年輕的樣子，刺蝟的年輕是衝撞，攻擊，粉碎，新褲子的年輕是引領，不羈，耍酷，那時的他們，正在各自的軌道上風華正茂。
九年之後，不僅刺蝟和新褲子，痛仰、盤尼西林等中國樂隊都站在了同一個地方。這個地方不是音樂節也不是 livehouse，是一個郊外的錄影棚。
趙子健的琴又碎了，碎出了另一個夏天的故事。在這個故事裡面，他們年紀相當，都是二十啷噹歲，在同一個舞臺上，不願意辜負分毫的時光。
痛仰樂隊的主唱高虎右手臂上有一處紋身：live / travel / adventure / bless and don’t be sorry。
這句話是傑克·凱魯亞克說的，高虎把它當成了人生格言，而今回溯，高虎就是按照這樣的順序一腳一腳踏過來的。
“live”一開始對他而言，大部分意義上是生存。1997年，迷笛首次開設兩年制的長期班，高虎是第一個交錢報名的，學號001。那時的他，對於社會的印象來自於黑豹的歌詞：人潮人海中有你有我，裝作正派面帶笑容。 在學校是壞學生，在南方打工被騙，問家裡借了錢來北京求學，這個小城青年心裡全是憤怒和迷惘。
高虎在南方人物週刊說過他遇到搖滾樂的感受：“搖滾樂拯救了我們這些迷茫叛逆、處在人生分岔路口的年輕人。精力無處發洩，對什麼事情都不滿，但搖滾樂像一個海綿一樣，把我們這些東西都吸收了。它就像汪洋中的燈塔一樣。”
燈塔腳下肯定是黑暗的。在搖滾青年被社會視為另類物種，搖滾樂無路進入唱片工業的年代，高虎們只能蜷縮在樹村的平房裡，需要反抗的不僅是不公和不快，還有貧窮和無望的等待。
打開痛仰的第一張專輯，都是“憤怒”、“自由的邊緣”這樣的歌名，他們唱“問題是我們不去站出來，去指證你受辱的基因，問題是我們不敢站出來，去質問你懦弱的源泉”。
在那時，即便是幾乎同時出現的樂隊，新褲子和痛仰的生活幾乎是平行的。
打開新褲子的第一張專輯，那是彭磊和龐寬，兩個害羞又敏感的少年的青春，他們用簡單的三和絃，嘶吼單身的困擾，被女友丟在大街上的失落，還有對即將到來的二十一世紀的期待，“再也沒有煩惱，一切都是愛”。
被摩登天空稱為“1998年以來最暢銷的中國樂隊之一”的新褲子，和花兒、鮑家街43號、清醒樂隊一起，帶起了一波叫做“北京新聲”的風潮。
2000年的新褲子並不平凡，在摩登天空的官網上，可以看到他們幾乎包攬了那一年的新聞，新褲子上了中央電視臺的“同一首歌”，演繹大舌頭版《走在鄉間的小路上》，新褲子的第二張專輯即將登陸日本……
而當時的摩登天空還只是一個小地下室，北京還沒有livehouse，沒有排練室。
當《我們的時代》奏起，所有年輕人都滿心希望地在臺下pogo時，沒有人會想到，那是在一個服裝學院的廢棄防空洞裡排練出來的。
新褲子當時的鼓手尚笑是這樣形容那個“排練室”的：洞口積的都是雨水，得用木板搭橋走過去，牆上密密麻麻一層都是蚊子，趴在鼓上寫歌詞。
彭磊在《北海怪獸》中提到過，第一張專輯之所以沒有龐寬，是因為龐寬當時是摩登天空的員工，沈黎暉覺得自己的員工玩搖滾，顯得不專業，最後只有三個人出現。
不管是憤怒的痛仰，還是朋克的新褲子，這一批2000年前後出現的樂隊好像什麼都沒有，除了年輕。
痛仰選擇了一條搖滾樂隊最典型的路：窮困潦倒、憤怒、專注；新褲子則像幾個隨時會離家出走的孩子，用工作供養音樂。
他們知道自己在吃苦，又樂在其中，高虎說，樹村是一個烏托邦，那是他精神世界最為豐盛的一段時光，彭磊總是提起無名高地，提起臺下那十幾個，真正喜歡《Bye Bye Disco》的觀眾。
2000年末，摩登天空把一條簡短的新聞連發了三遍，標題很簡短，“新褲子盜版滿天飛”，像是沈黎暉自己寫的，一共三句話，最後一句是：唱片業真是難難難！
一直到今天，彭磊還是在無數個場合拿痛仰是土搖開玩笑，在《樂隊我做東》裡也不鬆嘴，說要是自己輸給了痛仰就不服氣，嚴格劃分他們音樂之間的界限。
可是在唱片業難難難的當年，困難衝向他們，是不分音樂風格的。
新褲子在2003年拿到了CCTV頒的“內地年度新銳樂隊”獎，但彭磊並不開心，他說，頒獎禮一點也不熱鬧，大家也都不開心，“這樣的頒獎典禮根本就不應該設置搖滾獎項，現場歌迷更關心港臺歌星，主辦單位也只是為了顯示他們全面，葉公好龍。”
新褲子拿獎的年度正值非典時期，樂隊沒有演出機會，加上盜版唱片猖獗，靠玩搖滾樂吃上飯簡直是天方夜譚，他們的第一任鼓手尚笑離開了，新褲子開始在音樂中加入合成器。
樹村傳出了拆遷風聲，房東開始把搖滾樂手們往外攆，很多樂隊終於撐不住，解散了，木推瓜樂隊的宋雨喆跑到了岡仁波齊。
高虎搬到了霍營，關門閉戶，自娛自樂，聽的歌多了，對自己也產生了質疑和反思。
幾乎是同樣的步伐，2006年，新褲子發行了專輯《龍虎人丹》，風格徹底轉向了 New Wave 與合成器流行，配合著奧運即將到來的勢頭，掀起了一陣國貨熱。
痛仰把自己塞進了一輛破金盃，開始了五十多個城市的全國巡演，開始了他們的“travel / adventure”，回來之後，高虎繼續遠遊，他搭車去了新疆、西藏，見識了許多永生難忘的風景，高虎慢慢感受到，搖滾樂應該是怎樣的形式並不重要了，唱歌不是音量的問題。
高虎寫了新歌，對手臂上紋身的主人說：讓我歡樂一點。
也就在那時，刺蝟誕生了。
刺蝟誕生在一個靠售賣唱片毫無出路，演出場景卻暗暗興起的節點。在北京的D22，他們結識了 CarsickCars、哪吒、Snapline，一起演出，演完就喝酒到天亮，最後一起湊錢租了一個地下倉庫，幾個樂隊輪換著用。
這一批80後樂隊沒有什麼關於樂風、搖滾樂的枷鎖，他們的歌無法用一以貫之的詞語概括，趙子健在出每一張新專輯之前，都會研究一種新的吉他彈法，用來描述他們成長的心境。
他們是青年文化的另一邊。每個人都有點個人英雄主義，沒什麼文以載道的負擔，子健曾對落網的記者說：“我們不希望太直白地說一些政治相關的內容，我們寫自己的東西，也能間接反映這個社會的問題。”
2008年的北京，彷彿是樂隊的春天，是青年文化的春天。年輕人會在新褲子鍾愛的回力鞋和刺蝟代言的匡威鞋之間糾結，會在去音樂節還是去俱樂部之間糾結，會在功成名就還是潛伏地下之間糾結
“就差了一點”，在接受 VICE 採訪時，刺蝟說，他們當年最巔峰的時刻，也不能叫“走起來了”。
在大家忙著投資賺錢，投身經濟建設的時候，資本還沒來得及想起獨立音樂，好口碑沒有為刺蝟帶來經濟上的收益，生日蛋糕上要插的蠟燭卻越來越多了。
為了顧及演出，趙子健換了好多份工作，到現在也只是個在一線奮鬥的開發員，他不再砸琴了，沒有標新立異的慾望，也砸不起。
石璐跟子健分開之後結了婚，又成為了單親媽媽，柴米油鹽，成員矛盾，都讓他們不堪重負，到2018年，刺蝟已經跟幾家媒體透露了休團的意願，石璐更是想做完《生之響往》就退出。
歲月讓樂隊們殊途同歸。
痛仰在風格轉向溫和、抒情之後，收到了許多批評和質疑的聲音，許多迷笛校友都不承認這是曾經的那個搖滾樂隊，解釋不清，高虎變得越來越沉默了。
新褲子把2013年之後稱為“黑暗時期”，因為要養家餬口，他們的歌不僅僅只是為了自己開心，也要顧及歌迷的喜歡。
他們玩起了自己經常吐槽的“土搖”，開始寫別人的生活，體察周圍人的情感。有了孩子之後，彭磊更是遭遇了中年危機，體會了一把世俗生活，他說，孩子在一邊嗷嗷哭，自己拿著吉他在旁邊寫歌，寫出了最生活化的《生命因你而火熱》。
“一朝悲歌成金曲”，《沒有理想的人不傷心》成了他們最受歡迎的作品。
作者：老月亮
趙子健又砸琴了，沒有猶豫地，掄起來就往地上砸。
那是在綜藝節目《樂隊的夏天》上，刺蝟樂隊演第一首歌時發生的事。
趙子健上一次被落網記載的砸琴事件，還是2010年的摩登天空音樂節，他因為看不慣很多樂隊“只求樣兒，但是沒有內涵，其實也沒樣兒”，買了一把加上音箱才三百塊的破琴，用丙烯塗上“so fashion”，在演《金色年華，無限感傷》尾奏的噪音時，憤然起跳，把吉他砸了個粉碎。
當時，沒什麼人看出他們想表達的，對於“趕時髦”的反抗，反倒掀起了一片“你丫是不是想火呀？”，“你們是不是掙錢太多了？”的噓聲。
兩個小時後，同一個舞臺，新褲子上場了。刺蝟想要砸碎的，讓許多人附庸的時髦，有一部分是新褲子帶起來的，《龍虎人丹》發行之後，新褲子保持高產，國貨熱、disco、復古……臺上站著的，是好幾個文化符號。
這是兩種年輕的樣子，刺蝟的年輕是衝撞，攻擊，粉碎，新褲子的年輕是引領，不羈，耍酷，那時的他們，正在各自的軌道上風華正茂。
九年之後，不僅刺蝟和新褲子，痛仰、盤尼西林等中國樂隊都站在了同一個地方。這個地方不是音樂節也不是 livehouse，是一個郊外的錄影棚。
趙子健的琴又碎了，碎出了另一個夏天的故事。在這個故事裡面，他們年紀相當，都是二十啷噹歲，在同一個舞臺上，不願意辜負分毫的時光。
痛仰樂隊的主唱高虎右手臂上有一處紋身：live / travel / adventure / bless and don’t be sorry。
這句話是傑克·凱魯亞克說的，高虎把它當成了人生格言，而今回溯，高虎就是按照這樣的順序一腳一腳踏過來的。
“live”一開始對他而言，大部分意義上是生存。1997年，迷笛首次開設兩年制的長期班，高虎是第一個交錢報名的，學號001。那時的他，對於社會的印象來自於黑豹的歌詞：人潮人海中有你有我，裝作正派面帶笑容。 在學校是壞學生，在南方打工被騙，問家裡借了錢來北京求學，這個小城青年心裡全是憤怒和迷惘。
高虎在南方人物週刊說過他遇到搖滾樂的感受：“搖滾樂拯救了我們這些迷茫叛逆、處在人生分岔路口的年輕人。精力無處發洩，對什麼事情都不滿，但搖滾樂像一個海綿一樣，把我們這些東西都吸收了。它就像汪洋中的燈塔一樣。”
燈塔腳下肯定是黑暗的。在搖滾青年被社會視為另類物種，搖滾樂無路進入唱片工業的年代，高虎們只能蜷縮在樹村的平房裡，需要反抗的不僅是不公和不快，還有貧窮和無望的等待。
打開痛仰的第一張專輯，都是“憤怒”、“自由的邊緣”這樣的歌名，他們唱“問題是我們不去站出來，去指證你受辱的基因，問題是我們不敢站出來，去質問你懦弱的源泉”。
在那時，即便是幾乎同時出現的樂隊，新褲子和痛仰的生活幾乎是平行的。
打開新褲子的第一張專輯，那是彭磊和龐寬，兩個害羞又敏感的少年的青春，他們用簡單的三和絃，嘶吼單身的困擾，被女友丟在大街上的失落，還有對即將到來的二十一世紀的期待，“再也沒有煩惱，一切都是愛”。
被摩登天空稱為“1998年以來最暢銷的中國樂隊之一”的新褲子，和花兒、鮑家街43號、清醒樂隊一起，帶起了一波叫做“北京新聲”的風潮。
2000年的新褲子並不平凡，在摩登天空的官網上，可以看到他們幾乎包攬了那一年的新聞，新褲子上了中央電視臺的“同一首歌”，演繹大舌頭版《走在鄉間的小路上》，新褲子的第二張專輯即將登陸日本……
而當時的摩登天空還只是一個小地下室，北京還沒有livehouse，沒有排練室。
當《我們的時代》奏起，所有年輕人都滿心希望地在臺下pogo時，沒有人會想到，那是在一個服裝學院的廢棄防空洞裡排練出來的。
新褲子當時的鼓手尚笑是這樣形容那個“排練室”的：洞口積的都是雨水，得用木板搭橋走過去，牆上密密麻麻一層都是蚊子，趴在鼓上寫歌詞。
彭磊在《北海怪獸》中提到過，第一張專輯之所以沒有龐寬，是因為龐寬當時是摩登天空的員工，沈黎暉覺得自己的員工玩搖滾，顯得不專業，最後只有三個人出現。
不管是憤怒的痛仰，還是朋克的新褲子，這一批2000年前後出現的樂隊好像什麼都沒有，除了年輕。
痛仰選擇了一條搖滾樂隊最典型的路：窮困潦倒、憤怒、專注；新褲子則像幾個隨時會離家出走的孩子，用工作供養音樂。
他們知道自己在吃苦，又樂在其中，高虎說，樹村是一個烏托邦，那是他精神世界最為豐盛的一段時光，彭磊總是提起無名高地，提起臺下那十幾個，真正喜歡《Bye Bye Disco》的觀眾。
2000年末，摩登天空把一條簡短的新聞連發了三遍，標題很簡短，“新褲子盜版滿天飛”，像是沈黎暉自己寫的，一共三句話，最後一句是：唱片業真是難難難！
一直到今天，彭磊還是在無數個場合拿痛仰是土搖開玩笑，在《樂隊我做東》裡也不鬆嘴，說要是自己輸給了痛仰就不服氣，嚴格劃分他們音樂之間的界限。
可是在唱片業難難難的當年，困難衝向他們，是不分音樂風格的。
新褲子在2003年拿到了CCTV頒的“內地年度新銳樂隊”獎，但彭磊並不開心，他說，頒獎禮一點也不熱鬧，大家也都不開心，“這樣的頒獎典禮根本就不應該設置搖滾獎項，現場歌迷更關心港臺歌星，主辦單位也只是為了顯示他們全面，葉公好龍。”
新褲子拿獎的年度正值非典時期，樂隊沒有演出機會，加上盜版唱片猖獗，靠玩搖滾樂吃上飯簡直是天方夜譚，他們的第一任鼓手尚笑離開了，新褲子開始在音樂中加入合成器。
樹村傳出了拆遷風聲，房東開始把搖滾樂手們往外攆，很多樂隊終於撐不住，解散了，木推瓜樂隊的宋雨喆跑到了岡仁波齊。
高虎搬到了霍營，關門閉戶，自娛自樂，聽的歌多了，對自己也產生了質疑和反思。
幾乎是同樣的步伐，2006年，新褲子發行了專輯《龍虎人丹》，風格徹底轉向了 New Wave 與合成器流行，配合著奧運即將到來的勢頭，掀起了一陣國貨熱。
痛仰把自己塞進了一輛破金盃，開始了五十多個城市的全國巡演，開始了他們的“travel / adventure”，回來之後，高虎繼續遠遊，他搭車去了新疆、西藏，見識了許多永生難忘的風景，高虎慢慢感受到，搖滾樂應該是怎樣的形式並不重要了，唱歌不是音量的問題。
高虎寫了新歌，對手臂上紋身的主人說：讓我歡樂一點。
也就在那時，刺蝟誕生了。
刺蝟誕生在一個靠售賣唱片毫無出路，演出場景卻暗暗興起的節點。在北京的D22，他們結識了 CarsickCars、哪吒、Snapline，一起演出，演完就喝酒到天亮，最後一起湊錢租了一個地下倉庫，幾個樂隊輪換著用。
這一批80後樂隊沒有什麼關於樂風、搖滾樂的枷鎖，他們的歌無法用一以貫之的詞語概括，趙子健在出每一張新專輯之前，都會研究一種新的吉他彈法，用來描述他們成長的心境。
他們是青年文化的另一邊。每個人都有點個人英雄主義，沒什麼文以載道的負擔，子健曾對落網的記者說：“我們不希望太直白地說一些政治相關的內容，我們寫自己的東西，也能間接反映這個社會的問題。”
2008年的北京，彷彿是樂隊的春天，是青年文化的春天。年輕人會在新褲子鍾愛的回力鞋和刺蝟代言的匡威鞋之間糾結，會在去音樂節還是去俱樂部之間糾結，會在功成名就還是潛伏地下之間糾結
“就差了一點”，在接受 VICE 採訪時，刺蝟說，他們當年最巔峰的時刻，也不能叫“走起來了”。
在大家忙著投資賺錢，投身經濟建設的時候，資本還沒來得及想起獨立音樂，好口碑沒有為刺蝟帶來經濟上的收益，生日蛋糕上要插的蠟燭卻越來越多了。
為了顧及演出，趙子健換了好多份工作，到現在也只是個在一線奮鬥的開發員，他不再砸琴了，沒有標新立異的慾望，也砸不起。
石璐跟子健分開之後結了婚，又成為了單親媽媽，柴米油鹽，成員矛盾，都讓他們不堪重負，到2018年，刺蝟已經跟幾家媒體透露了休團的意願，石璐更是想做完《生之響往》就退出。
歲月讓樂隊們殊途同歸。
痛仰在風格轉向溫和、抒情之後，收到了許多批評和質疑的聲音，許多迷笛校友都不承認這是曾經的那個搖滾樂隊，解釋不清，高虎變得越來越沉默了。
新褲子把2013年之後稱為“黑暗時期”，因為要養家餬口，他們的歌不僅僅只是為了自己開心，也要顧及歌迷的喜歡。
他們玩起了自己經常吐槽的“土搖”，開始寫別人的生活，體察周圍人的情感。有了孩子之後，彭磊更是遭遇了中年危機，體會了一把世俗生活，他說，孩子在一邊嗷嗷哭，自己拿著吉他在旁邊寫歌，寫出了最生活化的《生命因你而火熱》。
“一朝悲歌成金曲”，《沒有理想的人不傷心》成了他們最受歡迎的作品。
新褲子今年發行的新單曲叫做《最後的樂隊》，裡面有一句“如果我們依然貧瘠，怎能為你排憂解慮”。
彭磊說，寫這首歌的時候，是覺得自己大好時光青春都沒有被人消費，現在都中年了，又必須站在臺前，繼續創作，挺傷心的。
刺蝟或多或少也有點傷心吧。曾經說要一直寫 Teenage Rock 的他們，放在《生之響往》裡的第一首歌叫“二十一世紀，當我們還年輕時”，“年輕”在趙子健的語氣裡變成了過去時態，最後一句是“依稀可見你，微笑著老去”。
作者：老月亮
趙子健又砸琴了，沒有猶豫地，掄起來就往地上砸。
那是在綜藝節目《樂隊的夏天》上，刺蝟樂隊演第一首歌時發生的事。
趙子健上一次被落網記載的砸琴事件，還是2010年的摩登天空音樂節，他因為看不慣很多樂隊“只求樣兒，但是沒有內涵，其實也沒樣兒”，買了一把加上音箱才三百塊的破琴，用丙烯塗上“so fashion”，在演《金色年華，無限感傷》尾奏的噪音時，憤然起跳，把吉他砸了個粉碎。
當時，沒什麼人看出他們想表達的，對於“趕時髦”的反抗，反倒掀起了一片“你丫是不是想火呀？”，“你們是不是掙錢太多了？”的噓聲。
兩個小時後，同一個舞臺，新褲子上場了。刺蝟想要砸碎的，讓許多人附庸的時髦，有一部分是新褲子帶起來的，《龍虎人丹》發行之後，新褲子保持高產，國貨熱、disco、復古……臺上站著的，是好幾個文化符號。
這是兩種年輕的樣子，刺蝟的年輕是衝撞，攻擊，粉碎，新褲子的年輕是引領，不羈，耍酷，那時的他們，正在各自的軌道上風華正茂。
九年之後，不僅刺蝟和新褲子，痛仰、盤尼西林等中國樂隊都站在了同一個地方。這個地方不是音樂節也不是 livehouse，是一個郊外的錄影棚。
趙子健的琴又碎了，碎出了另一個夏天的故事。在這個故事裡面，他們年紀相當，都是二十啷噹歲，在同一個舞臺上，不願意辜負分毫的時光。
痛仰樂隊的主唱高虎右手臂上有一處紋身：live / travel / adventure / bless and don’t be sorry。
這句話是傑克·凱魯亞克說的，高虎把它當成了人生格言，而今回溯，高虎就是按照這樣的順序一腳一腳踏過來的。
“live”一開始對他而言，大部分意義上是生存。1997年，迷笛首次開設兩年制的長期班，高虎是第一個交錢報名的，學號001。那時的他，對於社會的印象來自於黑豹的歌詞：人潮人海中有你有我，裝作正派面帶笑容。 在學校是壞學生，在南方打工被騙，問家裡借了錢來北京求學，這個小城青年心裡全是憤怒和迷惘。
高虎在南方人物週刊說過他遇到搖滾樂的感受：“搖滾樂拯救了我們這些迷茫叛逆、處在人生分岔路口的年輕人。精力無處發洩，對什麼事情都不滿，但搖滾樂像一個海綿一樣，把我們這些東西都吸收了。它就像汪洋中的燈塔一樣。”
燈塔腳下肯定是黑暗的。在搖滾青年被社會視為另類物種，搖滾樂無路進入唱片工業的年代，高虎們只能蜷縮在樹村的平房裡，需要反抗的不僅是不公和不快，還有貧窮和無望的等待。
打開痛仰的第一張專輯，都是“憤怒”、“自由的邊緣”這樣的歌名，他們唱“問題是我們不去站出來，去指證你受辱的基因，問題是我們不敢站出來，去質問你懦弱的源泉”。
在那時，即便是幾乎同時出現的樂隊，新褲子和痛仰的生活幾乎是平行的。
打開新褲子的第一張專輯，那是彭磊和龐寬，兩個害羞又敏感的少年的青春，他們用簡單的三和絃，嘶吼單身的困擾，被女友丟在大街上的失落，還有對即將到來的二十一世紀的期待，“再也沒有煩惱，一切都是愛”。
被摩登天空稱為“1998年以來最暢銷的中國樂隊之一”的新褲子，和花兒、鮑家街43號、清醒樂隊一起，帶起了一波叫做“北京新聲”的風潮。
2000年的新褲子並不平凡，在摩登天空的官網上，可以看到他們幾乎包攬了那一年的新聞，新褲子上了中央電視臺的“同一首歌”，演繹大舌頭版《走在鄉間的小路上》，新褲子的第二張專輯即將登陸日本……
而當時的摩登天空還只是一個小地下室，北京還沒有livehouse，沒有排練室。
當《我們的時代》奏起，所有年輕人都滿心希望地在臺下pogo時，沒有人會想到，那是在一個服裝學院的廢棄防空洞裡排練出來的。
新褲子當時的鼓手尚笑是這樣形容那個“排練室”的：洞口積的都是雨水，得用木板搭橋走過去，牆上密密麻麻一層都是蚊子，趴在鼓上寫歌詞。
彭磊在《北海怪獸》中提到過，第一張專輯之所以沒有龐寬，是因為龐寬當時是摩登天空的員工，沈黎暉覺得自己的員工玩搖滾，顯得不專業，最後只有三個人出現。
不管是憤怒的痛仰，還是朋克的新褲子，這一批2000年前後出現的樂隊好像什麼都沒有，除了年輕。
痛仰選擇了一條搖滾樂隊最典型的路：窮困潦倒、憤怒、專注；新褲子則像幾個隨時會離家出走的孩子，用工作供養音樂。
他們知道自己在吃苦，又樂在其中，高虎說，樹村是一個烏托邦，那是他精神世界最為豐盛的一段時光，彭磊總是提起無名高地，提起臺下那十幾個，真正喜歡《Bye Bye Disco》的觀眾。
2000年末，摩登天空把一條簡短的新聞連發了三遍，標題很簡短，“新褲子盜版滿天飛”，像是沈黎暉自己寫的，一共三句話，最後一句是：唱片業真是難難難！
一直到今天，彭磊還是在無數個場合拿痛仰是土搖開玩笑，在《樂隊我做東》裡也不鬆嘴，說要是自己輸給了痛仰就不服氣，嚴格劃分他們音樂之間的界限。
可是在唱片業難難難的當年，困難衝向他們，是不分音樂風格的。
新褲子在2003年拿到了CCTV頒的“內地年度新銳樂隊”獎，但彭磊並不開心，他說，頒獎禮一點也不熱鬧，大家也都不開心，“這樣的頒獎典禮根本就不應該設置搖滾獎項，現場歌迷更關心港臺歌星，主辦單位也只是為了顯示他們全面，葉公好龍。”
新褲子拿獎的年度正值非典時期，樂隊沒有演出機會，加上盜版唱片猖獗，靠玩搖滾樂吃上飯簡直是天方夜譚，他們的第一任鼓手尚笑離開了，新褲子開始在音樂中加入合成器。
樹村傳出了拆遷風聲，房東開始把搖滾樂手們往外攆，很多樂隊終於撐不住，解散了，木推瓜樂隊的宋雨喆跑到了岡仁波齊。
高虎搬到了霍營，關門閉戶，自娛自樂，聽的歌多了，對自己也產生了質疑和反思。
幾乎是同樣的步伐，2006年，新褲子發行了專輯《龍虎人丹》，風格徹底轉向了 New Wave 與合成器流行，配合著奧運即將到來的勢頭，掀起了一陣國貨熱。
痛仰把自己塞進了一輛破金盃，開始了五十多個城市的全國巡演，開始了他們的“travel / adventure”，回來之後，高虎繼續遠遊，他搭車去了新疆、西藏，見識了許多永生難忘的風景，高虎慢慢感受到，搖滾樂應該是怎樣的形式並不重要了，唱歌不是音量的問題。
高虎寫了新歌，對手臂上紋身的主人說：讓我歡樂一點。
也就在那時，刺蝟誕生了。
刺蝟誕生在一個靠售賣唱片毫無出路，演出場景卻暗暗興起的節點。在北京的D22，他們結識了 CarsickCars、哪吒、Snapline，一起演出，演完就喝酒到天亮，最後一起湊錢租了一個地下倉庫，幾個樂隊輪換著用。
這一批80後樂隊沒有什麼關於樂風、搖滾樂的枷鎖，他們的歌無法用一以貫之的詞語概括，趙子健在出每一張新專輯之前，都會研究一種新的吉他彈法，用來描述他們成長的心境。
他們是青年文化的另一邊。每個人都有點個人英雄主義，沒什麼文以載道的負擔，子健曾對落網的記者說：“我們不希望太直白地說一些政治相關的內容，我們寫自己的東西，也能間接反映這個社會的問題。”
2008年的北京，彷彿是樂隊的春天，是青年文化的春天。年輕人會在新褲子鍾愛的回力鞋和刺蝟代言的匡威鞋之間糾結，會在去音樂節還是去俱樂部之間糾結，會在功成名就還是潛伏地下之間糾結
“就差了一點”，在接受 VICE 採訪時，刺蝟說，他們當年最巔峰的時刻，也不能叫“走起來了”。
在大家忙著投資賺錢，投身經濟建設的時候，資本還沒來得及想起獨立音樂，好口碑沒有為刺蝟帶來經濟上的收益，生日蛋糕上要插的蠟燭卻越來越多了。
為了顧及演出，趙子健換了好多份工作，到現在也只是個在一線奮鬥的開發員，他不再砸琴了，沒有標新立異的慾望，也砸不起。
石璐跟子健分開之後結了婚，又成為了單親媽媽，柴米油鹽，成員矛盾，都讓他們不堪重負，到2018年，刺蝟已經跟幾家媒體透露了休團的意願，石璐更是想做完《生之響往》就退出。
歲月讓樂隊們殊途同歸。
痛仰在風格轉向溫和、抒情之後，收到了許多批評和質疑的聲音，許多迷笛校友都不承認這是曾經的那個搖滾樂隊，解釋不清，高虎變得越來越沉默了。
新褲子把2013年之後稱為“黑暗時期”，因為要養家餬口，他們的歌不僅僅只是為了自己開心，也要顧及歌迷的喜歡。
他們玩起了自己經常吐槽的“土搖”，開始寫別人的生活，體察周圍人的情感。有了孩子之後，彭磊更是遭遇了中年危機，體會了一把世俗生活，他說，孩子在一邊嗷嗷哭，自己拿著吉他在旁邊寫歌，寫出了最生活化的《生命因你而火熱》。
“一朝悲歌成金曲”，《沒有理想的人不傷心》成了他們最受歡迎的作品。
新褲子今年發行的新單曲叫做《最後的樂隊》，裡面有一句“如果我們依然貧瘠，怎能為你排憂解慮”。
彭磊說，寫這首歌的時候，是覺得自己大好時光青春都沒有被人消費，現在都中年了，又必須站在臺前，繼續創作，挺傷心的。
刺蝟或多或少也有點傷心吧。曾經說要一直寫 Teenage Rock 的他們，放在《生之響往》裡的第一首歌叫“二十一世紀，當我們還年輕時”，“年輕”在趙子健的語氣裡變成了過去時態，最後一句是“依稀可見你，微笑著老去”。
石璐跟36氪回憶過一次演出，他們那天唱了《柏油公路》，結尾歌詞是”沒有結尾，匆忙的生活是為了什麼”，唱完她直接把鼓槌往天上一扔，趴鼓上哭得稀里嘩啦，“覺得可惜了，我們這東西這麼好，什麼時候才能被人發現呢？”
燃起希望，然後絕望，這樣的事情反覆發生在樂隊們身上，一次又一次。
子健的手臂上也有紋身，上面寫著“生活很好，啤酒當飯，你是阿酷，我是傻蛋”，在2019年之前，好像只有紋身還記得他們年輕的樣子。
作者：老月亮
趙子健又砸琴了，沒有猶豫地，掄起來就往地上砸。
那是在綜藝節目《樂隊的夏天》上，刺蝟樂隊演第一首歌時發生的事。
趙子健上一次被落網記載的砸琴事件，還是2010年的摩登天空音樂節，他因為看不慣很多樂隊“只求樣兒，但是沒有內涵，其實也沒樣兒”，買了一把加上音箱才三百塊的破琴，用丙烯塗上“so fashion”，在演《金色年華，無限感傷》尾奏的噪音時，憤然起跳，把吉他砸了個粉碎。
當時，沒什麼人看出他們想表達的，對於“趕時髦”的反抗，反倒掀起了一片“你丫是不是想火呀？”，“你們是不是掙錢太多了？”的噓聲。
兩個小時後，同一個舞臺，新褲子上場了。刺蝟想要砸碎的，讓許多人附庸的時髦，有一部分是新褲子帶起來的，《龍虎人丹》發行之後，新褲子保持高產，國貨熱、disco、復古……臺上站著的，是好幾個文化符號。
這是兩種年輕的樣子，刺蝟的年輕是衝撞，攻擊，粉碎，新褲子的年輕是引領，不羈，耍酷，那時的他們，正在各自的軌道上風華正茂。
九年之後，不僅刺蝟和新褲子，痛仰、盤尼西林等中國樂隊都站在了同一個地方。這個地方不是音樂節也不是 livehouse，是一個郊外的錄影棚。
趙子健的琴又碎了，碎出了另一個夏天的故事。在這個故事裡面，他們年紀相當，都是二十啷噹歲，在同一個舞臺上，不願意辜負分毫的時光。
痛仰樂隊的主唱高虎右手臂上有一處紋身：live / travel / adventure / bless and don’t be sorry。
這句話是傑克·凱魯亞克說的，高虎把它當成了人生格言，而今回溯，高虎就是按照這樣的順序一腳一腳踏過來的。
“live”一開始對他而言，大部分意義上是生存。1997年，迷笛首次開設兩年制的長期班，高虎是第一個交錢報名的，學號001。那時的他，對於社會的印象來自於黑豹的歌詞：人潮人海中有你有我，裝作正派面帶笑容。 在學校是壞學生，在南方打工被騙，問家裡借了錢來北京求學，這個小城青年心裡全是憤怒和迷惘。
高虎在南方人物週刊說過他遇到搖滾樂的感受：“搖滾樂拯救了我們這些迷茫叛逆、處在人生分岔路口的年輕人。精力無處發洩，對什麼事情都不滿，但搖滾樂像一個海綿一樣，把我們這些東西都吸收了。它就像汪洋中的燈塔一樣。”
燈塔腳下肯定是黑暗的。在搖滾青年被社會視為另類物種，搖滾樂無路進入唱片工業的年代，高虎們只能蜷縮在樹村的平房裡，需要反抗的不僅是不公和不快，還有貧窮和無望的等待。
打開痛仰的第一張專輯，都是“憤怒”、“自由的邊緣”這樣的歌名，他們唱“問題是我們不去站出來，去指證你受辱的基因，問題是我們不敢站出來，去質問你懦弱的源泉”。
在那時，即便是幾乎同時出現的樂隊，新褲子和痛仰的生活幾乎是平行的。
打開新褲子的第一張專輯，那是彭磊和龐寬，兩個害羞又敏感的少年的青春，他們用簡單的三和絃，嘶吼單身的困擾，被女友丟在大街上的失落，還有對即將到來的二十一世紀的期待，“再也沒有煩惱，一切都是愛”。
被摩登天空稱為“1998年以來最暢銷的中國樂隊之一”的新褲子，和花兒、鮑家街43號、清醒樂隊一起，帶起了一波叫做“北京新聲”的風潮。
2000年的新褲子並不平凡，在摩登天空的官網上，可以看到他們幾乎包攬了那一年的新聞，新褲子上了中央電視臺的“同一首歌”，演繹大舌頭版《走在鄉間的小路上》，新褲子的第二張專輯即將登陸日本……
而當時的摩登天空還只是一個小地下室，北京還沒有livehouse，沒有排練室。
當《我們的時代》奏起，所有年輕人都滿心希望地在臺下pogo時，沒有人會想到，那是在一個服裝學院的廢棄防空洞裡排練出來的。
新褲子當時的鼓手尚笑是這樣形容那個“排練室”的：洞口積的都是雨水，得用木板搭橋走過去，牆上密密麻麻一層都是蚊子，趴在鼓上寫歌詞。
彭磊在《北海怪獸》中提到過，第一張專輯之所以沒有龐寬，是因為龐寬當時是摩登天空的員工，沈黎暉覺得自己的員工玩搖滾，顯得不專業，最後只有三個人出現。
不管是憤怒的痛仰，還是朋克的新褲子，這一批2000年前後出現的樂隊好像什麼都沒有，除了年輕。
痛仰選擇了一條搖滾樂隊最典型的路：窮困潦倒、憤怒、專注；新褲子則像幾個隨時會離家出走的孩子，用工作供養音樂。
他們知道自己在吃苦，又樂在其中，高虎說，樹村是一個烏托邦，那是他精神世界最為豐盛的一段時光，彭磊總是提起無名高地，提起臺下那十幾個，真正喜歡《Bye Bye Disco》的觀眾。
2000年末，摩登天空把一條簡短的新聞連發了三遍，標題很簡短，“新褲子盜版滿天飛”，像是沈黎暉自己寫的，一共三句話，最後一句是：唱片業真是難難難！
一直到今天，彭磊還是在無數個場合拿痛仰是土搖開玩笑，在《樂隊我做東》裡也不鬆嘴，說要是自己輸給了痛仰就不服氣，嚴格劃分他們音樂之間的界限。
可是在唱片業難難難的當年，困難衝向他們，是不分音樂風格的。
新褲子在2003年拿到了CCTV頒的“內地年度新銳樂隊”獎，但彭磊並不開心，他說，頒獎禮一點也不熱鬧，大家也都不開心，“這樣的頒獎典禮根本就不應該設置搖滾獎項，現場歌迷更關心港臺歌星，主辦單位也只是為了顯示他們全面，葉公好龍。”
新褲子拿獎的年度正值非典時期，樂隊沒有演出機會，加上盜版唱片猖獗，靠玩搖滾樂吃上飯簡直是天方夜譚，他們的第一任鼓手尚笑離開了，新褲子開始在音樂中加入合成器。
樹村傳出了拆遷風聲，房東開始把搖滾樂手們往外攆，很多樂隊終於撐不住，解散了，木推瓜樂隊的宋雨喆跑到了岡仁波齊。
高虎搬到了霍營，關門閉戶，自娛自樂，聽的歌多了，對自己也產生了質疑和反思。
幾乎是同樣的步伐，2006年，新褲子發行了專輯《龍虎人丹》，風格徹底轉向了 New Wave 與合成器流行，配合著奧運即將到來的勢頭，掀起了一陣國貨熱。
痛仰把自己塞進了一輛破金盃，開始了五十多個城市的全國巡演，開始了他們的“travel / adventure”，回來之後，高虎繼續遠遊，他搭車去了新疆、西藏，見識了許多永生難忘的風景，高虎慢慢感受到，搖滾樂應該是怎樣的形式並不重要了，唱歌不是音量的問題。
高虎寫了新歌，對手臂上紋身的主人說：讓我歡樂一點。
也就在那時，刺蝟誕生了。
刺蝟誕生在一個靠售賣唱片毫無出路，演出場景卻暗暗興起的節點。在北京的D22，他們結識了 CarsickCars、哪吒、Snapline，一起演出，演完就喝酒到天亮，最後一起湊錢租了一個地下倉庫，幾個樂隊輪換著用。
這一批80後樂隊沒有什麼關於樂風、搖滾樂的枷鎖，他們的歌無法用一以貫之的詞語概括，趙子健在出每一張新專輯之前，都會研究一種新的吉他彈法，用來描述他們成長的心境。
他們是青年文化的另一邊。每個人都有點個人英雄主義，沒什麼文以載道的負擔，子健曾對落網的記者說：“我們不希望太直白地說一些政治相關的內容，我們寫自己的東西，也能間接反映這個社會的問題。”
2008年的北京，彷彿是樂隊的春天，是青年文化的春天。年輕人會在新褲子鍾愛的回力鞋和刺蝟代言的匡威鞋之間糾結，會在去音樂節還是去俱樂部之間糾結，會在功成名就還是潛伏地下之間糾結
“就差了一點”，在接受 VICE 採訪時，刺蝟說，他們當年最巔峰的時刻，也不能叫“走起來了”。
在大家忙著投資賺錢，投身經濟建設的時候，資本還沒來得及想起獨立音樂，好口碑沒有為刺蝟帶來經濟上的收益，生日蛋糕上要插的蠟燭卻越來越多了。
為了顧及演出，趙子健換了好多份工作，到現在也只是個在一線奮鬥的開發員，他不再砸琴了，沒有標新立異的慾望，也砸不起。
石璐跟子健分開之後結了婚，又成為了單親媽媽，柴米油鹽，成員矛盾，都讓他們不堪重負，到2018年，刺蝟已經跟幾家媒體透露了休團的意願，石璐更是想做完《生之響往》就退出。
歲月讓樂隊們殊途同歸。
痛仰在風格轉向溫和、抒情之後，收到了許多批評和質疑的聲音，許多迷笛校友都不承認這是曾經的那個搖滾樂隊，解釋不清，高虎變得越來越沉默了。
新褲子把2013年之後稱為“黑暗時期”，因為要養家餬口，他們的歌不僅僅只是為了自己開心，也要顧及歌迷的喜歡。
他們玩起了自己經常吐槽的“土搖”，開始寫別人的生活，體察周圍人的情感。有了孩子之後，彭磊更是遭遇了中年危機，體會了一把世俗生活，他說，孩子在一邊嗷嗷哭，自己拿著吉他在旁邊寫歌，寫出了最生活化的《生命因你而火熱》。
“一朝悲歌成金曲”，《沒有理想的人不傷心》成了他們最受歡迎的作品。
新褲子今年發行的新單曲叫做《最後的樂隊》，裡面有一句“如果我們依然貧瘠，怎能為你排憂解慮”。
彭磊說，寫這首歌的時候，是覺得自己大好時光青春都沒有被人消費，現在都中年了，又必須站在臺前，繼續創作，挺傷心的。
刺蝟或多或少也有點傷心吧。曾經說要一直寫 Teenage Rock 的他們，放在《生之響往》裡的第一首歌叫“二十一世紀，當我們還年輕時”，“年輕”在趙子健的語氣裡變成了過去時態，最後一句是“依稀可見你，微笑著老去”。
石璐跟36氪回憶過一次演出，他們那天唱了《柏油公路》，結尾歌詞是”沒有結尾，匆忙的生活是為了什麼”，唱完她直接把鼓槌往天上一扔，趴鼓上哭得稀里嘩啦，“覺得可惜了，我們這東西這麼好，什麼時候才能被人發現呢？”
燃起希望，然後絕望，這樣的事情反覆發生在樂隊們身上，一次又一次。
子健的手臂上也有紋身，上面寫著“生活很好，啤酒當飯，你是阿酷，我是傻蛋”，在2019年之前，好像只有紋身還記得他們年輕的樣子。
2019年，或懷疑，或抗拒，痛仰、新褲子、刺蝟都參加了綜藝《樂隊的夏天》。
第一次演出完，石璐調侃說，子健砸琴，是因為他們以為演完《火車駛向雲外，魂夢安於九霄》這麼一首歌就會被淘汰，可以收拾東西走了。
時隔九年，子健的砸琴仍是一種憤怒，卻跟那時不盡相同。九年前的刺蝟，將自己包裹於對真實的執著之中，反對一切虛華的，看似“fashion”的事物，而此時的他們，更像是鉛華洗盡後的最後一搏，這一場要是刷下去了，刺蝟說不定就完了。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放下了來自小眾、地下的矜高，刺蝟奮力、絕望的樣子，更像是一種年輕。
也許是夏天，也許是困在荒郊野嶺的棚子裡，這樣的效應還在發酵，新褲子PK反光鏡時，開始計算成員們加起來有幾個孩子，為自己的勝負心開解。
彭磊在演唱《花火》時突然的爆發，是常年跑音樂節、巡演的他很久都沒有過的狀態。
作者：老月亮
趙子健又砸琴了，沒有猶豫地，掄起來就往地上砸。
那是在綜藝節目《樂隊的夏天》上，刺蝟樂隊演第一首歌時發生的事。
趙子健上一次被落網記載的砸琴事件，還是2010年的摩登天空音樂節，他因為看不慣很多樂隊“只求樣兒，但是沒有內涵，其實也沒樣兒”，買了一把加上音箱才三百塊的破琴，用丙烯塗上“so fashion”，在演《金色年華，無限感傷》尾奏的噪音時，憤然起跳，把吉他砸了個粉碎。
當時，沒什麼人看出他們想表達的，對於“趕時髦”的反抗，反倒掀起了一片“你丫是不是想火呀？”，“你們是不是掙錢太多了？”的噓聲。
兩個小時後，同一個舞臺，新褲子上場了。刺蝟想要砸碎的，讓許多人附庸的時髦，有一部分是新褲子帶起來的，《龍虎人丹》發行之後，新褲子保持高產，國貨熱、disco、復古……臺上站著的，是好幾個文化符號。
這是兩種年輕的樣子，刺蝟的年輕是衝撞，攻擊，粉碎，新褲子的年輕是引領，不羈，耍酷，那時的他們，正在各自的軌道上風華正茂。
九年之後，不僅刺蝟和新褲子，痛仰、盤尼西林等中國樂隊都站在了同一個地方。這個地方不是音樂節也不是 livehouse，是一個郊外的錄影棚。
趙子健的琴又碎了，碎出了另一個夏天的故事。在這個故事裡面，他們年紀相當，都是二十啷噹歲，在同一個舞臺上，不願意辜負分毫的時光。
痛仰樂隊的主唱高虎右手臂上有一處紋身：live / travel / adventure / bless and don’t be sorry。
這句話是傑克·凱魯亞克說的，高虎把它當成了人生格言，而今回溯，高虎就是按照這樣的順序一腳一腳踏過來的。
“live”一開始對他而言，大部分意義上是生存。1997年，迷笛首次開設兩年制的長期班，高虎是第一個交錢報名的，學號001。那時的他，對於社會的印象來自於黑豹的歌詞：人潮人海中有你有我，裝作正派面帶笑容。 在學校是壞學生，在南方打工被騙，問家裡借了錢來北京求學，這個小城青年心裡全是憤怒和迷惘。
高虎在南方人物週刊說過他遇到搖滾樂的感受：“搖滾樂拯救了我們這些迷茫叛逆、處在人生分岔路口的年輕人。精力無處發洩，對什麼事情都不滿，但搖滾樂像一個海綿一樣，把我們這些東西都吸收了。它就像汪洋中的燈塔一樣。”
燈塔腳下肯定是黑暗的。在搖滾青年被社會視為另類物種，搖滾樂無路進入唱片工業的年代，高虎們只能蜷縮在樹村的平房裡，需要反抗的不僅是不公和不快，還有貧窮和無望的等待。
打開痛仰的第一張專輯，都是“憤怒”、“自由的邊緣”這樣的歌名，他們唱“問題是我們不去站出來，去指證你受辱的基因，問題是我們不敢站出來，去質問你懦弱的源泉”。
在那時，即便是幾乎同時出現的樂隊，新褲子和痛仰的生活幾乎是平行的。
打開新褲子的第一張專輯，那是彭磊和龐寬，兩個害羞又敏感的少年的青春，他們用簡單的三和絃，嘶吼單身的困擾，被女友丟在大街上的失落，還有對即將到來的二十一世紀的期待，“再也沒有煩惱，一切都是愛”。
被摩登天空稱為“1998年以來最暢銷的中國樂隊之一”的新褲子，和花兒、鮑家街43號、清醒樂隊一起，帶起了一波叫做“北京新聲”的風潮。
2000年的新褲子並不平凡，在摩登天空的官網上，可以看到他們幾乎包攬了那一年的新聞，新褲子上了中央電視臺的“同一首歌”，演繹大舌頭版《走在鄉間的小路上》，新褲子的第二張專輯即將登陸日本……
而當時的摩登天空還只是一個小地下室，北京還沒有livehouse，沒有排練室。
當《我們的時代》奏起，所有年輕人都滿心希望地在臺下pogo時，沒有人會想到，那是在一個服裝學院的廢棄防空洞裡排練出來的。
新褲子當時的鼓手尚笑是這樣形容那個“排練室”的：洞口積的都是雨水，得用木板搭橋走過去，牆上密密麻麻一層都是蚊子，趴在鼓上寫歌詞。
彭磊在《北海怪獸》中提到過，第一張專輯之所以沒有龐寬，是因為龐寬當時是摩登天空的員工，沈黎暉覺得自己的員工玩搖滾，顯得不專業，最後只有三個人出現。
不管是憤怒的痛仰，還是朋克的新褲子，這一批2000年前後出現的樂隊好像什麼都沒有，除了年輕。
痛仰選擇了一條搖滾樂隊最典型的路：窮困潦倒、憤怒、專注；新褲子則像幾個隨時會離家出走的孩子，用工作供養音樂。
他們知道自己在吃苦，又樂在其中，高虎說，樹村是一個烏托邦，那是他精神世界最為豐盛的一段時光，彭磊總是提起無名高地，提起臺下那十幾個，真正喜歡《Bye Bye Disco》的觀眾。
2000年末，摩登天空把一條簡短的新聞連發了三遍，標題很簡短，“新褲子盜版滿天飛”，像是沈黎暉自己寫的，一共三句話，最後一句是：唱片業真是難難難！
一直到今天，彭磊還是在無數個場合拿痛仰是土搖開玩笑，在《樂隊我做東》裡也不鬆嘴，說要是自己輸給了痛仰就不服氣，嚴格劃分他們音樂之間的界限。
可是在唱片業難難難的當年，困難衝向他們，是不分音樂風格的。
新褲子在2003年拿到了CCTV頒的“內地年度新銳樂隊”獎，但彭磊並不開心，他說，頒獎禮一點也不熱鬧，大家也都不開心，“這樣的頒獎典禮根本就不應該設置搖滾獎項，現場歌迷更關心港臺歌星，主辦單位也只是為了顯示他們全面，葉公好龍。”
新褲子拿獎的年度正值非典時期，樂隊沒有演出機會，加上盜版唱片猖獗，靠玩搖滾樂吃上飯簡直是天方夜譚，他們的第一任鼓手尚笑離開了，新褲子開始在音樂中加入合成器。
樹村傳出了拆遷風聲，房東開始把搖滾樂手們往外攆，很多樂隊終於撐不住，解散了，木推瓜樂隊的宋雨喆跑到了岡仁波齊。
高虎搬到了霍營，關門閉戶，自娛自樂，聽的歌多了，對自己也產生了質疑和反思。
幾乎是同樣的步伐，2006年，新褲子發行了專輯《龍虎人丹》，風格徹底轉向了 New Wave 與合成器流行，配合著奧運即將到來的勢頭，掀起了一陣國貨熱。
痛仰把自己塞進了一輛破金盃，開始了五十多個城市的全國巡演，開始了他們的“travel / adventure”，回來之後，高虎繼續遠遊，他搭車去了新疆、西藏，見識了許多永生難忘的風景，高虎慢慢感受到，搖滾樂應該是怎樣的形式並不重要了，唱歌不是音量的問題。
高虎寫了新歌，對手臂上紋身的主人說：讓我歡樂一點。
也就在那時，刺蝟誕生了。
刺蝟誕生在一個靠售賣唱片毫無出路，演出場景卻暗暗興起的節點。在北京的D22，他們結識了 CarsickCars、哪吒、Snapline，一起演出，演完就喝酒到天亮，最後一起湊錢租了一個地下倉庫，幾個樂隊輪換著用。
這一批80後樂隊沒有什麼關於樂風、搖滾樂的枷鎖，他們的歌無法用一以貫之的詞語概括，趙子健在出每一張新專輯之前，都會研究一種新的吉他彈法，用來描述他們成長的心境。
他們是青年文化的另一邊。每個人都有點個人英雄主義，沒什麼文以載道的負擔，子健曾對落網的記者說：“我們不希望太直白地說一些政治相關的內容，我們寫自己的東西，也能間接反映這個社會的問題。”
2008年的北京，彷彿是樂隊的春天，是青年文化的春天。年輕人會在新褲子鍾愛的回力鞋和刺蝟代言的匡威鞋之間糾結，會在去音樂節還是去俱樂部之間糾結，會在功成名就還是潛伏地下之間糾結
“就差了一點”，在接受 VICE 採訪時，刺蝟說，他們當年最巔峰的時刻，也不能叫“走起來了”。
在大家忙著投資賺錢，投身經濟建設的時候，資本還沒來得及想起獨立音樂，好口碑沒有為刺蝟帶來經濟上的收益，生日蛋糕上要插的蠟燭卻越來越多了。
為了顧及演出，趙子健換了好多份工作，到現在也只是個在一線奮鬥的開發員，他不再砸琴了，沒有標新立異的慾望，也砸不起。
石璐跟子健分開之後結了婚，又成為了單親媽媽，柴米油鹽，成員矛盾，都讓他們不堪重負，到2018年，刺蝟已經跟幾家媒體透露了休團的意願，石璐更是想做完《生之響往》就退出。
歲月讓樂隊們殊途同歸。
痛仰在風格轉向溫和、抒情之後，收到了許多批評和質疑的聲音，許多迷笛校友都不承認這是曾經的那個搖滾樂隊，解釋不清，高虎變得越來越沉默了。
新褲子把2013年之後稱為“黑暗時期”，因為要養家餬口，他們的歌不僅僅只是為了自己開心，也要顧及歌迷的喜歡。
他們玩起了自己經常吐槽的“土搖”，開始寫別人的生活，體察周圍人的情感。有了孩子之後，彭磊更是遭遇了中年危機，體會了一把世俗生活，他說，孩子在一邊嗷嗷哭，自己拿著吉他在旁邊寫歌，寫出了最生活化的《生命因你而火熱》。
“一朝悲歌成金曲”，《沒有理想的人不傷心》成了他們最受歡迎的作品。
新褲子今年發行的新單曲叫做《最後的樂隊》，裡面有一句“如果我們依然貧瘠，怎能為你排憂解慮”。
彭磊說，寫這首歌的時候，是覺得自己大好時光青春都沒有被人消費，現在都中年了，又必須站在臺前，繼續創作，挺傷心的。
刺蝟或多或少也有點傷心吧。曾經說要一直寫 Teenage Rock 的他們，放在《生之響往》裡的第一首歌叫“二十一世紀，當我們還年輕時”，“年輕”在趙子健的語氣裡變成了過去時態，最後一句是“依稀可見你，微笑著老去”。
石璐跟36氪回憶過一次演出，他們那天唱了《柏油公路》，結尾歌詞是”沒有結尾，匆忙的生活是為了什麼”，唱完她直接把鼓槌往天上一扔，趴鼓上哭得稀里嘩啦，“覺得可惜了，我們這東西這麼好，什麼時候才能被人發現呢？”
燃起希望，然後絕望，這樣的事情反覆發生在樂隊們身上，一次又一次。
子健的手臂上也有紋身，上面寫著“生活很好，啤酒當飯，你是阿酷，我是傻蛋”，在2019年之前，好像只有紋身還記得他們年輕的樣子。
2019年，或懷疑，或抗拒，痛仰、新褲子、刺蝟都參加了綜藝《樂隊的夏天》。
第一次演出完，石璐調侃說，子健砸琴，是因為他們以為演完《火車駛向雲外，魂夢安於九霄》這麼一首歌就會被淘汰，可以收拾東西走了。
時隔九年，子健的砸琴仍是一種憤怒，卻跟那時不盡相同。九年前的刺蝟，將自己包裹於對真實的執著之中，反對一切虛華的，看似“fashion”的事物，而此時的他們，更像是鉛華洗盡後的最後一搏，這一場要是刷下去了，刺蝟說不定就完了。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放下了來自小眾、地下的矜高，刺蝟奮力、絕望的樣子，更像是一種年輕。
也許是夏天，也許是困在荒郊野嶺的棚子裡，這樣的效應還在發酵，新褲子PK反光鏡時，開始計算成員們加起來有幾個孩子，為自己的勝負心開解。
彭磊在演唱《花火》時突然的爆發，是常年跑音樂節、巡演的他很久都沒有過的狀態。
高虎還是沉默的，可在馬東沒有接他精心設計的冷笑話時，他真的生氣了，整期節目錄完都沒有說上一句客氣話。
他們開始因為對方的作品感動，在一些樂隊離開時潸然淚下，每一次淘汰賽都像大學生的畢業典禮。樂隊們會在節目錄制完一起去吃海底撈，去對方的房間串門喝酒，這麼多年分散著打拼的樂隊們，終於有了一個夏令營。
不再論風格、平臺、資歷，他們只是一幫愛音樂的孩子，想把自己的歌好好演給大家聽。
在跟我們聊起這個節目時，彭磊提到了盤尼西林的小樂，不善社交，平時也不怎麼跟其他樂隊接觸的他，竟然讓小樂去他的房間喝酒，他說自己希望有更多年輕人組樂隊，打破中年人上崗的局面。
小樂是幸運的，也不光是因為幸運。大學生樂隊出身的盤尼西林，在畢業之後也經歷了分離、重組的過程，同期從 SCHOOL 出來的樂隊，全都去上班了，只有盤尼西林還活著，從2012年熬到現在，沒有痛仰那麼長，也不算太短。
作者：老月亮
趙子健又砸琴了，沒有猶豫地，掄起來就往地上砸。
那是在綜藝節目《樂隊的夏天》上，刺蝟樂隊演第一首歌時發生的事。
趙子健上一次被落網記載的砸琴事件，還是2010年的摩登天空音樂節，他因為看不慣很多樂隊“只求樣兒，但是沒有內涵，其實也沒樣兒”，買了一把加上音箱才三百塊的破琴，用丙烯塗上“so fashion”，在演《金色年華，無限感傷》尾奏的噪音時，憤然起跳，把吉他砸了個粉碎。
當時，沒什麼人看出他們想表達的，對於“趕時髦”的反抗，反倒掀起了一片“你丫是不是想火呀？”，“你們是不是掙錢太多了？”的噓聲。
兩個小時後，同一個舞臺，新褲子上場了。刺蝟想要砸碎的，讓許多人附庸的時髦，有一部分是新褲子帶起來的，《龍虎人丹》發行之後，新褲子保持高產，國貨熱、disco、復古……臺上站著的，是好幾個文化符號。
這是兩種年輕的樣子，刺蝟的年輕是衝撞，攻擊，粉碎，新褲子的年輕是引領，不羈，耍酷，那時的他們，正在各自的軌道上風華正茂。
九年之後，不僅刺蝟和新褲子，痛仰、盤尼西林等中國樂隊都站在了同一個地方。這個地方不是音樂節也不是 livehouse，是一個郊外的錄影棚。
趙子健的琴又碎了，碎出了另一個夏天的故事。在這個故事裡面，他們年紀相當，都是二十啷噹歲，在同一個舞臺上，不願意辜負分毫的時光。
痛仰樂隊的主唱高虎右手臂上有一處紋身：live / travel / adventure / bless and don’t be sorry。
這句話是傑克·凱魯亞克說的，高虎把它當成了人生格言，而今回溯，高虎就是按照這樣的順序一腳一腳踏過來的。
“live”一開始對他而言，大部分意義上是生存。1997年，迷笛首次開設兩年制的長期班，高虎是第一個交錢報名的，學號001。那時的他，對於社會的印象來自於黑豹的歌詞：人潮人海中有你有我，裝作正派面帶笑容。 在學校是壞學生，在南方打工被騙，問家裡借了錢來北京求學，這個小城青年心裡全是憤怒和迷惘。
高虎在南方人物週刊說過他遇到搖滾樂的感受：“搖滾樂拯救了我們這些迷茫叛逆、處在人生分岔路口的年輕人。精力無處發洩，對什麼事情都不滿，但搖滾樂像一個海綿一樣，把我們這些東西都吸收了。它就像汪洋中的燈塔一樣。”
燈塔腳下肯定是黑暗的。在搖滾青年被社會視為另類物種，搖滾樂無路進入唱片工業的年代，高虎們只能蜷縮在樹村的平房裡，需要反抗的不僅是不公和不快，還有貧窮和無望的等待。
打開痛仰的第一張專輯，都是“憤怒”、“自由的邊緣”這樣的歌名，他們唱“問題是我們不去站出來，去指證你受辱的基因，問題是我們不敢站出來，去質問你懦弱的源泉”。
在那時，即便是幾乎同時出現的樂隊，新褲子和痛仰的生活幾乎是平行的。
打開新褲子的第一張專輯，那是彭磊和龐寬，兩個害羞又敏感的少年的青春，他們用簡單的三和絃，嘶吼單身的困擾，被女友丟在大街上的失落，還有對即將到來的二十一世紀的期待，“再也沒有煩惱，一切都是愛”。
被摩登天空稱為“1998年以來最暢銷的中國樂隊之一”的新褲子，和花兒、鮑家街43號、清醒樂隊一起，帶起了一波叫做“北京新聲”的風潮。
2000年的新褲子並不平凡，在摩登天空的官網上，可以看到他們幾乎包攬了那一年的新聞，新褲子上了中央電視臺的“同一首歌”，演繹大舌頭版《走在鄉間的小路上》，新褲子的第二張專輯即將登陸日本……
而當時的摩登天空還只是一個小地下室，北京還沒有livehouse，沒有排練室。
當《我們的時代》奏起，所有年輕人都滿心希望地在臺下pogo時，沒有人會想到，那是在一個服裝學院的廢棄防空洞裡排練出來的。
新褲子當時的鼓手尚笑是這樣形容那個“排練室”的：洞口積的都是雨水，得用木板搭橋走過去，牆上密密麻麻一層都是蚊子，趴在鼓上寫歌詞。
彭磊在《北海怪獸》中提到過，第一張專輯之所以沒有龐寬，是因為龐寬當時是摩登天空的員工，沈黎暉覺得自己的員工玩搖滾，顯得不專業，最後只有三個人出現。
不管是憤怒的痛仰，還是朋克的新褲子，這一批2000年前後出現的樂隊好像什麼都沒有，除了年輕。
痛仰選擇了一條搖滾樂隊最典型的路：窮困潦倒、憤怒、專注；新褲子則像幾個隨時會離家出走的孩子，用工作供養音樂。
他們知道自己在吃苦，又樂在其中，高虎說，樹村是一個烏托邦，那是他精神世界最為豐盛的一段時光，彭磊總是提起無名高地，提起臺下那十幾個，真正喜歡《Bye Bye Disco》的觀眾。
2000年末，摩登天空把一條簡短的新聞連發了三遍，標題很簡短，“新褲子盜版滿天飛”，像是沈黎暉自己寫的，一共三句話，最後一句是：唱片業真是難難難！
一直到今天，彭磊還是在無數個場合拿痛仰是土搖開玩笑，在《樂隊我做東》裡也不鬆嘴，說要是自己輸給了痛仰就不服氣，嚴格劃分他們音樂之間的界限。
可是在唱片業難難難的當年，困難衝向他們，是不分音樂風格的。
新褲子在2003年拿到了CCTV頒的“內地年度新銳樂隊”獎，但彭磊並不開心，他說，頒獎禮一點也不熱鬧，大家也都不開心，“這樣的頒獎典禮根本就不應該設置搖滾獎項，現場歌迷更關心港臺歌星，主辦單位也只是為了顯示他們全面，葉公好龍。”
新褲子拿獎的年度正值非典時期，樂隊沒有演出機會，加上盜版唱片猖獗，靠玩搖滾樂吃上飯簡直是天方夜譚，他們的第一任鼓手尚笑離開了，新褲子開始在音樂中加入合成器。
樹村傳出了拆遷風聲，房東開始把搖滾樂手們往外攆，很多樂隊終於撐不住，解散了，木推瓜樂隊的宋雨喆跑到了岡仁波齊。
高虎搬到了霍營，關門閉戶，自娛自樂，聽的歌多了，對自己也產生了質疑和反思。
幾乎是同樣的步伐，2006年，新褲子發行了專輯《龍虎人丹》，風格徹底轉向了 New Wave 與合成器流行，配合著奧運即將到來的勢頭，掀起了一陣國貨熱。
痛仰把自己塞進了一輛破金盃，開始了五十多個城市的全國巡演，開始了他們的“travel / adventure”，回來之後，高虎繼續遠遊，他搭車去了新疆、西藏，見識了許多永生難忘的風景，高虎慢慢感受到，搖滾樂應該是怎樣的形式並不重要了，唱歌不是音量的問題。
高虎寫了新歌，對手臂上紋身的主人說：讓我歡樂一點。
也就在那時，刺蝟誕生了。
刺蝟誕生在一個靠售賣唱片毫無出路，演出場景卻暗暗興起的節點。在北京的D22，他們結識了 CarsickCars、哪吒、Snapline，一起演出，演完就喝酒到天亮，最後一起湊錢租了一個地下倉庫，幾個樂隊輪換著用。
這一批80後樂隊沒有什麼關於樂風、搖滾樂的枷鎖，他們的歌無法用一以貫之的詞語概括，趙子健在出每一張新專輯之前，都會研究一種新的吉他彈法，用來描述他們成長的心境。
他們是青年文化的另一邊。每個人都有點個人英雄主義，沒什麼文以載道的負擔，子健曾對落網的記者說：“我們不希望太直白地說一些政治相關的內容，我們寫自己的東西，也能間接反映這個社會的問題。”
2008年的北京，彷彿是樂隊的春天，是青年文化的春天。年輕人會在新褲子鍾愛的回力鞋和刺蝟代言的匡威鞋之間糾結，會在去音樂節還是去俱樂部之間糾結，會在功成名就還是潛伏地下之間糾結
“就差了一點”，在接受 VICE 採訪時，刺蝟說，他們當年最巔峰的時刻，也不能叫“走起來了”。
在大家忙著投資賺錢，投身經濟建設的時候，資本還沒來得及想起獨立音樂，好口碑沒有為刺蝟帶來經濟上的收益，生日蛋糕上要插的蠟燭卻越來越多了。
為了顧及演出，趙子健換了好多份工作，到現在也只是個在一線奮鬥的開發員，他不再砸琴了，沒有標新立異的慾望，也砸不起。
石璐跟子健分開之後結了婚，又成為了單親媽媽，柴米油鹽，成員矛盾，都讓他們不堪重負，到2018年，刺蝟已經跟幾家媒體透露了休團的意願，石璐更是想做完《生之響往》就退出。
歲月讓樂隊們殊途同歸。
痛仰在風格轉向溫和、抒情之後，收到了許多批評和質疑的聲音，許多迷笛校友都不承認這是曾經的那個搖滾樂隊，解釋不清，高虎變得越來越沉默了。
新褲子把2013年之後稱為“黑暗時期”，因為要養家餬口，他們的歌不僅僅只是為了自己開心，也要顧及歌迷的喜歡。
他們玩起了自己經常吐槽的“土搖”，開始寫別人的生活，體察周圍人的情感。有了孩子之後，彭磊更是遭遇了中年危機，體會了一把世俗生活，他說，孩子在一邊嗷嗷哭，自己拿著吉他在旁邊寫歌，寫出了最生活化的《生命因你而火熱》。
“一朝悲歌成金曲”，《沒有理想的人不傷心》成了他們最受歡迎的作品。
新褲子今年發行的新單曲叫做《最後的樂隊》，裡面有一句“如果我們依然貧瘠，怎能為你排憂解慮”。
彭磊說，寫這首歌的時候，是覺得自己大好時光青春都沒有被人消費，現在都中年了，又必須站在臺前，繼續創作，挺傷心的。
刺蝟或多或少也有點傷心吧。曾經說要一直寫 Teenage Rock 的他們，放在《生之響往》裡的第一首歌叫“二十一世紀，當我們還年輕時”，“年輕”在趙子健的語氣裡變成了過去時態，最後一句是“依稀可見你，微笑著老去”。
石璐跟36氪回憶過一次演出，他們那天唱了《柏油公路》，結尾歌詞是”沒有結尾，匆忙的生活是為了什麼”，唱完她直接把鼓槌往天上一扔，趴鼓上哭得稀里嘩啦，“覺得可惜了，我們這東西這麼好，什麼時候才能被人發現呢？”
燃起希望，然後絕望，這樣的事情反覆發生在樂隊們身上，一次又一次。
子健的手臂上也有紋身，上面寫著“生活很好，啤酒當飯，你是阿酷，我是傻蛋”，在2019年之前，好像只有紋身還記得他們年輕的樣子。
2019年，或懷疑，或抗拒，痛仰、新褲子、刺蝟都參加了綜藝《樂隊的夏天》。
第一次演出完，石璐調侃說，子健砸琴，是因為他們以為演完《火車駛向雲外，魂夢安於九霄》這麼一首歌就會被淘汰，可以收拾東西走了。
時隔九年，子健的砸琴仍是一種憤怒，卻跟那時不盡相同。九年前的刺蝟，將自己包裹於對真實的執著之中，反對一切虛華的，看似“fashion”的事物，而此時的他們，更像是鉛華洗盡後的最後一搏，這一場要是刷下去了，刺蝟說不定就完了。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放下了來自小眾、地下的矜高，刺蝟奮力、絕望的樣子，更像是一種年輕。
也許是夏天，也許是困在荒郊野嶺的棚子裡，這樣的效應還在發酵，新褲子PK反光鏡時，開始計算成員們加起來有幾個孩子，為自己的勝負心開解。
彭磊在演唱《花火》時突然的爆發，是常年跑音樂節、巡演的他很久都沒有過的狀態。
高虎還是沉默的，可在馬東沒有接他精心設計的冷笑話時，他真的生氣了，整期節目錄完都沒有說上一句客氣話。
他們開始因為對方的作品感動，在一些樂隊離開時潸然淚下，每一次淘汰賽都像大學生的畢業典禮。樂隊們會在節目錄制完一起去吃海底撈，去對方的房間串門喝酒，這麼多年分散著打拼的樂隊們，終於有了一個夏令營。
不再論風格、平臺、資歷，他們只是一幫愛音樂的孩子，想把自己的歌好好演給大家聽。
在跟我們聊起這個節目時，彭磊提到了盤尼西林的小樂，不善社交，平時也不怎麼跟其他樂隊接觸的他，竟然讓小樂去他的房間喝酒，他說自己希望有更多年輕人組樂隊，打破中年人上崗的局面。
小樂是幸運的，也不光是因為幸運。大學生樂隊出身的盤尼西林，在畢業之後也經歷了分離、重組的過程，同期從 SCHOOL 出來的樂隊，全都去上班了，只有盤尼西林還活著，從2012年熬到現在，沒有痛仰那麼長，也不算太短。
在《樂隊我做東》裡，小樂對著臧鴻飛、馬東等長輩說，“很多道理我都懂，但年輕人不氣盛，叫年輕人嗎？”，他做音樂的心也很年輕，只是喜歡，足夠喜歡，“沒它我就死了。”
大家調侃他，你現在快30歲了，不叫年輕了，小樂說，三十歲怎麼了，我還是有這個勁兒。
作者：老月亮
趙子健又砸琴了，沒有猶豫地，掄起來就往地上砸。
那是在綜藝節目《樂隊的夏天》上，刺蝟樂隊演第一首歌時發生的事。
趙子健上一次被落網記載的砸琴事件，還是2010年的摩登天空音樂節，他因為看不慣很多樂隊“只求樣兒，但是沒有內涵，其實也沒樣兒”，買了一把加上音箱才三百塊的破琴，用丙烯塗上“so fashion”，在演《金色年華，無限感傷》尾奏的噪音時，憤然起跳，把吉他砸了個粉碎。
當時，沒什麼人看出他們想表達的，對於“趕時髦”的反抗，反倒掀起了一片“你丫是不是想火呀？”，“你們是不是掙錢太多了？”的噓聲。
兩個小時後，同一個舞臺，新褲子上場了。刺蝟想要砸碎的，讓許多人附庸的時髦，有一部分是新褲子帶起來的，《龍虎人丹》發行之後，新褲子保持高產，國貨熱、disco、復古……臺上站著的，是好幾個文化符號。
這是兩種年輕的樣子，刺蝟的年輕是衝撞，攻擊，粉碎，新褲子的年輕是引領，不羈，耍酷，那時的他們，正在各自的軌道上風華正茂。
九年之後，不僅刺蝟和新褲子，痛仰、盤尼西林等中國樂隊都站在了同一個地方。這個地方不是音樂節也不是 livehouse，是一個郊外的錄影棚。
趙子健的琴又碎了，碎出了另一個夏天的故事。在這個故事裡面，他們年紀相當，都是二十啷噹歲，在同一個舞臺上，不願意辜負分毫的時光。
痛仰樂隊的主唱高虎右手臂上有一處紋身：live / travel / adventure / bless and don’t be sorry。
這句話是傑克·凱魯亞克說的，高虎把它當成了人生格言，而今回溯，高虎就是按照這樣的順序一腳一腳踏過來的。
“live”一開始對他而言，大部分意義上是生存。1997年，迷笛首次開設兩年制的長期班，高虎是第一個交錢報名的，學號001。那時的他，對於社會的印象來自於黑豹的歌詞：人潮人海中有你有我，裝作正派面帶笑容。 在學校是壞學生，在南方打工被騙，問家裡借了錢來北京求學，這個小城青年心裡全是憤怒和迷惘。
高虎在南方人物週刊說過他遇到搖滾樂的感受：“搖滾樂拯救了我們這些迷茫叛逆、處在人生分岔路口的年輕人。精力無處發洩，對什麼事情都不滿，但搖滾樂像一個海綿一樣，把我們這些東西都吸收了。它就像汪洋中的燈塔一樣。”
燈塔腳下肯定是黑暗的。在搖滾青年被社會視為另類物種，搖滾樂無路進入唱片工業的年代，高虎們只能蜷縮在樹村的平房裡，需要反抗的不僅是不公和不快，還有貧窮和無望的等待。
打開痛仰的第一張專輯，都是“憤怒”、“自由的邊緣”這樣的歌名，他們唱“問題是我們不去站出來，去指證你受辱的基因，問題是我們不敢站出來，去質問你懦弱的源泉”。
在那時，即便是幾乎同時出現的樂隊，新褲子和痛仰的生活幾乎是平行的。
打開新褲子的第一張專輯，那是彭磊和龐寬，兩個害羞又敏感的少年的青春，他們用簡單的三和絃，嘶吼單身的困擾，被女友丟在大街上的失落，還有對即將到來的二十一世紀的期待，“再也沒有煩惱，一切都是愛”。
被摩登天空稱為“1998年以來最暢銷的中國樂隊之一”的新褲子，和花兒、鮑家街43號、清醒樂隊一起，帶起了一波叫做“北京新聲”的風潮。
2000年的新褲子並不平凡，在摩登天空的官網上，可以看到他們幾乎包攬了那一年的新聞，新褲子上了中央電視臺的“同一首歌”，演繹大舌頭版《走在鄉間的小路上》，新褲子的第二張專輯即將登陸日本……
而當時的摩登天空還只是一個小地下室，北京還沒有livehouse，沒有排練室。
當《我們的時代》奏起，所有年輕人都滿心希望地在臺下pogo時，沒有人會想到，那是在一個服裝學院的廢棄防空洞裡排練出來的。
新褲子當時的鼓手尚笑是這樣形容那個“排練室”的：洞口積的都是雨水，得用木板搭橋走過去，牆上密密麻麻一層都是蚊子，趴在鼓上寫歌詞。
彭磊在《北海怪獸》中提到過，第一張專輯之所以沒有龐寬，是因為龐寬當時是摩登天空的員工，沈黎暉覺得自己的員工玩搖滾，顯得不專業，最後只有三個人出現。
不管是憤怒的痛仰，還是朋克的新褲子，這一批2000年前後出現的樂隊好像什麼都沒有，除了年輕。
痛仰選擇了一條搖滾樂隊最典型的路：窮困潦倒、憤怒、專注；新褲子則像幾個隨時會離家出走的孩子，用工作供養音樂。
他們知道自己在吃苦，又樂在其中，高虎說，樹村是一個烏托邦，那是他精神世界最為豐盛的一段時光，彭磊總是提起無名高地，提起臺下那十幾個，真正喜歡《Bye Bye Disco》的觀眾。
2000年末，摩登天空把一條簡短的新聞連發了三遍，標題很簡短，“新褲子盜版滿天飛”，像是沈黎暉自己寫的，一共三句話，最後一句是：唱片業真是難難難！
一直到今天，彭磊還是在無數個場合拿痛仰是土搖開玩笑，在《樂隊我做東》裡也不鬆嘴，說要是自己輸給了痛仰就不服氣，嚴格劃分他們音樂之間的界限。
可是在唱片業難難難的當年，困難衝向他們，是不分音樂風格的。
新褲子在2003年拿到了CCTV頒的“內地年度新銳樂隊”獎，但彭磊並不開心，他說，頒獎禮一點也不熱鬧，大家也都不開心，“這樣的頒獎典禮根本就不應該設置搖滾獎項，現場歌迷更關心港臺歌星，主辦單位也只是為了顯示他們全面，葉公好龍。”
新褲子拿獎的年度正值非典時期，樂隊沒有演出機會，加上盜版唱片猖獗，靠玩搖滾樂吃上飯簡直是天方夜譚，他們的第一任鼓手尚笑離開了，新褲子開始在音樂中加入合成器。
樹村傳出了拆遷風聲，房東開始把搖滾樂手們往外攆，很多樂隊終於撐不住，解散了，木推瓜樂隊的宋雨喆跑到了岡仁波齊。
高虎搬到了霍營，關門閉戶，自娛自樂，聽的歌多了，對自己也產生了質疑和反思。
幾乎是同樣的步伐，2006年，新褲子發行了專輯《龍虎人丹》，風格徹底轉向了 New Wave 與合成器流行，配合著奧運即將到來的勢頭，掀起了一陣國貨熱。
痛仰把自己塞進了一輛破金盃，開始了五十多個城市的全國巡演，開始了他們的“travel / adventure”，回來之後，高虎繼續遠遊，他搭車去了新疆、西藏，見識了許多永生難忘的風景，高虎慢慢感受到，搖滾樂應該是怎樣的形式並不重要了，唱歌不是音量的問題。
高虎寫了新歌，對手臂上紋身的主人說：讓我歡樂一點。
也就在那時，刺蝟誕生了。
刺蝟誕生在一個靠售賣唱片毫無出路，演出場景卻暗暗興起的節點。在北京的D22，他們結識了 CarsickCars、哪吒、Snapline，一起演出，演完就喝酒到天亮，最後一起湊錢租了一個地下倉庫，幾個樂隊輪換著用。
這一批80後樂隊沒有什麼關於樂風、搖滾樂的枷鎖，他們的歌無法用一以貫之的詞語概括，趙子健在出每一張新專輯之前，都會研究一種新的吉他彈法，用來描述他們成長的心境。
他們是青年文化的另一邊。每個人都有點個人英雄主義，沒什麼文以載道的負擔，子健曾對落網的記者說：“我們不希望太直白地說一些政治相關的內容，我們寫自己的東西，也能間接反映這個社會的問題。”
2008年的北京，彷彿是樂隊的春天，是青年文化的春天。年輕人會在新褲子鍾愛的回力鞋和刺蝟代言的匡威鞋之間糾結，會在去音樂節還是去俱樂部之間糾結，會在功成名就還是潛伏地下之間糾結
“就差了一點”，在接受 VICE 採訪時，刺蝟說，他們當年最巔峰的時刻，也不能叫“走起來了”。
在大家忙著投資賺錢，投身經濟建設的時候，資本還沒來得及想起獨立音樂，好口碑沒有為刺蝟帶來經濟上的收益，生日蛋糕上要插的蠟燭卻越來越多了。
為了顧及演出，趙子健換了好多份工作，到現在也只是個在一線奮鬥的開發員，他不再砸琴了，沒有標新立異的慾望，也砸不起。
石璐跟子健分開之後結了婚，又成為了單親媽媽，柴米油鹽，成員矛盾，都讓他們不堪重負，到2018年，刺蝟已經跟幾家媒體透露了休團的意願，石璐更是想做完《生之響往》就退出。
歲月讓樂隊們殊途同歸。
痛仰在風格轉向溫和、抒情之後，收到了許多批評和質疑的聲音，許多迷笛校友都不承認這是曾經的那個搖滾樂隊，解釋不清，高虎變得越來越沉默了。
新褲子把2013年之後稱為“黑暗時期”，因為要養家餬口，他們的歌不僅僅只是為了自己開心，也要顧及歌迷的喜歡。
他們玩起了自己經常吐槽的“土搖”，開始寫別人的生活，體察周圍人的情感。有了孩子之後，彭磊更是遭遇了中年危機，體會了一把世俗生活，他說，孩子在一邊嗷嗷哭，自己拿著吉他在旁邊寫歌，寫出了最生活化的《生命因你而火熱》。
“一朝悲歌成金曲”，《沒有理想的人不傷心》成了他們最受歡迎的作品。
新褲子今年發行的新單曲叫做《最後的樂隊》，裡面有一句“如果我們依然貧瘠，怎能為你排憂解慮”。
彭磊說，寫這首歌的時候，是覺得自己大好時光青春都沒有被人消費，現在都中年了，又必須站在臺前，繼續創作，挺傷心的。
刺蝟或多或少也有點傷心吧。曾經說要一直寫 Teenage Rock 的他們，放在《生之響往》裡的第一首歌叫“二十一世紀，當我們還年輕時”，“年輕”在趙子健的語氣裡變成了過去時態，最後一句是“依稀可見你，微笑著老去”。
石璐跟36氪回憶過一次演出，他們那天唱了《柏油公路》，結尾歌詞是”沒有結尾，匆忙的生活是為了什麼”，唱完她直接把鼓槌往天上一扔，趴鼓上哭得稀里嘩啦，“覺得可惜了，我們這東西這麼好，什麼時候才能被人發現呢？”
燃起希望，然後絕望，這樣的事情反覆發生在樂隊們身上，一次又一次。
子健的手臂上也有紋身，上面寫著“生活很好，啤酒當飯，你是阿酷，我是傻蛋”，在2019年之前，好像只有紋身還記得他們年輕的樣子。
2019年，或懷疑，或抗拒，痛仰、新褲子、刺蝟都參加了綜藝《樂隊的夏天》。
第一次演出完，石璐調侃說，子健砸琴，是因為他們以為演完《火車駛向雲外，魂夢安於九霄》這麼一首歌就會被淘汰，可以收拾東西走了。
時隔九年，子健的砸琴仍是一種憤怒，卻跟那時不盡相同。九年前的刺蝟，將自己包裹於對真實的執著之中，反對一切虛華的，看似“fashion”的事物，而此時的他們，更像是鉛華洗盡後的最後一搏，這一場要是刷下去了，刺蝟說不定就完了。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放下了來自小眾、地下的矜高，刺蝟奮力、絕望的樣子，更像是一種年輕。
也許是夏天，也許是困在荒郊野嶺的棚子裡，這樣的效應還在發酵，新褲子PK反光鏡時，開始計算成員們加起來有幾個孩子，為自己的勝負心開解。
彭磊在演唱《花火》時突然的爆發，是常年跑音樂節、巡演的他很久都沒有過的狀態。
高虎還是沉默的，可在馬東沒有接他精心設計的冷笑話時，他真的生氣了，整期節目錄完都沒有說上一句客氣話。
他們開始因為對方的作品感動，在一些樂隊離開時潸然淚下，每一次淘汰賽都像大學生的畢業典禮。樂隊們會在節目錄制完一起去吃海底撈，去對方的房間串門喝酒，這麼多年分散著打拼的樂隊們，終於有了一個夏令營。
不再論風格、平臺、資歷，他們只是一幫愛音樂的孩子，想把自己的歌好好演給大家聽。
在跟我們聊起這個節目時，彭磊提到了盤尼西林的小樂，不善社交，平時也不怎麼跟其他樂隊接觸的他，竟然讓小樂去他的房間喝酒，他說自己希望有更多年輕人組樂隊，打破中年人上崗的局面。
小樂是幸運的，也不光是因為幸運。大學生樂隊出身的盤尼西林，在畢業之後也經歷了分離、重組的過程，同期從 SCHOOL 出來的樂隊，全都去上班了，只有盤尼西林還活著，從2012年熬到現在，沒有痛仰那麼長，也不算太短。
在《樂隊我做東》裡，小樂對著臧鴻飛、馬東等長輩說，“很多道理我都懂，但年輕人不氣盛，叫年輕人嗎？”，他做音樂的心也很年輕，只是喜歡，足夠喜歡，“沒它我就死了。”
大家調侃他，你現在快30歲了，不叫年輕了，小樂說，三十歲怎麼了，我還是有這個勁兒。
更實際的，是影響力大了，票賣起來了。
我在參加總決賽錄製時，遇到了刺蝟的樂迷，她在上海讀大學，特地報名來北京。她告訴我，去年刺蝟在杭州的演出她去了，臺下就二十幾個人，然後嘆了一口氣，“今年肯定搶不到了”。
而一年前，子健還在說“你做的特牛逼，沒人聽，就談不上影響力”。
這樣的效力在新褲子身上更為明顯。我去年因為國潮的題材採訪新褲子的鍵盤手龐寬時，他身上更多的是平靜和沉穩，慢慢地為我講述他和龐寬對八、九十年代的詠懷，和對於新時代到來的不適感。
再一次見到龐寬是最近，別克昂科拉家族上市發佈會的後臺，新褲子成員三人站在採訪室裡，手裡拿著好幾家大媒體的話筒。
作者：老月亮
趙子健又砸琴了，沒有猶豫地，掄起來就往地上砸。
那是在綜藝節目《樂隊的夏天》上，刺蝟樂隊演第一首歌時發生的事。
趙子健上一次被落網記載的砸琴事件，還是2010年的摩登天空音樂節，他因為看不慣很多樂隊“只求樣兒，但是沒有內涵，其實也沒樣兒”，買了一把加上音箱才三百塊的破琴，用丙烯塗上“so fashion”，在演《金色年華，無限感傷》尾奏的噪音時，憤然起跳，把吉他砸了個粉碎。
當時，沒什麼人看出他們想表達的，對於“趕時髦”的反抗，反倒掀起了一片“你丫是不是想火呀？”，“你們是不是掙錢太多了？”的噓聲。
兩個小時後，同一個舞臺，新褲子上場了。刺蝟想要砸碎的，讓許多人附庸的時髦，有一部分是新褲子帶起來的，《龍虎人丹》發行之後，新褲子保持高產，國貨熱、disco、復古……臺上站著的，是好幾個文化符號。
這是兩種年輕的樣子，刺蝟的年輕是衝撞，攻擊，粉碎，新褲子的年輕是引領，不羈，耍酷，那時的他們，正在各自的軌道上風華正茂。
九年之後，不僅刺蝟和新褲子，痛仰、盤尼西林等中國樂隊都站在了同一個地方。這個地方不是音樂節也不是 livehouse，是一個郊外的錄影棚。
趙子健的琴又碎了，碎出了另一個夏天的故事。在這個故事裡面，他們年紀相當，都是二十啷噹歲，在同一個舞臺上，不願意辜負分毫的時光。
痛仰樂隊的主唱高虎右手臂上有一處紋身：live / travel / adventure / bless and don’t be sorry。
這句話是傑克·凱魯亞克說的，高虎把它當成了人生格言，而今回溯，高虎就是按照這樣的順序一腳一腳踏過來的。
“live”一開始對他而言，大部分意義上是生存。1997年，迷笛首次開設兩年制的長期班，高虎是第一個交錢報名的，學號001。那時的他，對於社會的印象來自於黑豹的歌詞：人潮人海中有你有我，裝作正派面帶笑容。 在學校是壞學生，在南方打工被騙，問家裡借了錢來北京求學，這個小城青年心裡全是憤怒和迷惘。
高虎在南方人物週刊說過他遇到搖滾樂的感受：“搖滾樂拯救了我們這些迷茫叛逆、處在人生分岔路口的年輕人。精力無處發洩，對什麼事情都不滿，但搖滾樂像一個海綿一樣，把我們這些東西都吸收了。它就像汪洋中的燈塔一樣。”
燈塔腳下肯定是黑暗的。在搖滾青年被社會視為另類物種，搖滾樂無路進入唱片工業的年代，高虎們只能蜷縮在樹村的平房裡，需要反抗的不僅是不公和不快，還有貧窮和無望的等待。
打開痛仰的第一張專輯，都是“憤怒”、“自由的邊緣”這樣的歌名，他們唱“問題是我們不去站出來，去指證你受辱的基因，問題是我們不敢站出來，去質問你懦弱的源泉”。
在那時，即便是幾乎同時出現的樂隊，新褲子和痛仰的生活幾乎是平行的。
打開新褲子的第一張專輯，那是彭磊和龐寬，兩個害羞又敏感的少年的青春，他們用簡單的三和絃，嘶吼單身的困擾，被女友丟在大街上的失落，還有對即將到來的二十一世紀的期待，“再也沒有煩惱，一切都是愛”。
被摩登天空稱為“1998年以來最暢銷的中國樂隊之一”的新褲子，和花兒、鮑家街43號、清醒樂隊一起，帶起了一波叫做“北京新聲”的風潮。
2000年的新褲子並不平凡，在摩登天空的官網上，可以看到他們幾乎包攬了那一年的新聞，新褲子上了中央電視臺的“同一首歌”，演繹大舌頭版《走在鄉間的小路上》，新褲子的第二張專輯即將登陸日本……
而當時的摩登天空還只是一個小地下室，北京還沒有livehouse，沒有排練室。
當《我們的時代》奏起，所有年輕人都滿心希望地在臺下pogo時，沒有人會想到，那是在一個服裝學院的廢棄防空洞裡排練出來的。
新褲子當時的鼓手尚笑是這樣形容那個“排練室”的：洞口積的都是雨水，得用木板搭橋走過去，牆上密密麻麻一層都是蚊子，趴在鼓上寫歌詞。
彭磊在《北海怪獸》中提到過，第一張專輯之所以沒有龐寬，是因為龐寬當時是摩登天空的員工，沈黎暉覺得自己的員工玩搖滾，顯得不專業，最後只有三個人出現。
不管是憤怒的痛仰，還是朋克的新褲子，這一批2000年前後出現的樂隊好像什麼都沒有，除了年輕。
痛仰選擇了一條搖滾樂隊最典型的路：窮困潦倒、憤怒、專注；新褲子則像幾個隨時會離家出走的孩子，用工作供養音樂。
他們知道自己在吃苦，又樂在其中，高虎說，樹村是一個烏托邦，那是他精神世界最為豐盛的一段時光，彭磊總是提起無名高地，提起臺下那十幾個，真正喜歡《Bye Bye Disco》的觀眾。
2000年末，摩登天空把一條簡短的新聞連發了三遍，標題很簡短，“新褲子盜版滿天飛”，像是沈黎暉自己寫的，一共三句話，最後一句是：唱片業真是難難難！
一直到今天，彭磊還是在無數個場合拿痛仰是土搖開玩笑，在《樂隊我做東》裡也不鬆嘴，說要是自己輸給了痛仰就不服氣，嚴格劃分他們音樂之間的界限。
可是在唱片業難難難的當年，困難衝向他們，是不分音樂風格的。
新褲子在2003年拿到了CCTV頒的“內地年度新銳樂隊”獎，但彭磊並不開心，他說，頒獎禮一點也不熱鬧，大家也都不開心，“這樣的頒獎典禮根本就不應該設置搖滾獎項，現場歌迷更關心港臺歌星，主辦單位也只是為了顯示他們全面，葉公好龍。”
新褲子拿獎的年度正值非典時期，樂隊沒有演出機會，加上盜版唱片猖獗，靠玩搖滾樂吃上飯簡直是天方夜譚，他們的第一任鼓手尚笑離開了，新褲子開始在音樂中加入合成器。
樹村傳出了拆遷風聲，房東開始把搖滾樂手們往外攆，很多樂隊終於撐不住，解散了，木推瓜樂隊的宋雨喆跑到了岡仁波齊。
高虎搬到了霍營，關門閉戶，自娛自樂，聽的歌多了，對自己也產生了質疑和反思。
幾乎是同樣的步伐，2006年，新褲子發行了專輯《龍虎人丹》，風格徹底轉向了 New Wave 與合成器流行，配合著奧運即將到來的勢頭，掀起了一陣國貨熱。
痛仰把自己塞進了一輛破金盃，開始了五十多個城市的全國巡演，開始了他們的“travel / adventure”，回來之後，高虎繼續遠遊，他搭車去了新疆、西藏，見識了許多永生難忘的風景，高虎慢慢感受到，搖滾樂應該是怎樣的形式並不重要了，唱歌不是音量的問題。
高虎寫了新歌，對手臂上紋身的主人說：讓我歡樂一點。
也就在那時，刺蝟誕生了。
刺蝟誕生在一個靠售賣唱片毫無出路，演出場景卻暗暗興起的節點。在北京的D22，他們結識了 CarsickCars、哪吒、Snapline，一起演出，演完就喝酒到天亮，最後一起湊錢租了一個地下倉庫，幾個樂隊輪換著用。
這一批80後樂隊沒有什麼關於樂風、搖滾樂的枷鎖，他們的歌無法用一以貫之的詞語概括，趙子健在出每一張新專輯之前，都會研究一種新的吉他彈法，用來描述他們成長的心境。
他們是青年文化的另一邊。每個人都有點個人英雄主義，沒什麼文以載道的負擔，子健曾對落網的記者說：“我們不希望太直白地說一些政治相關的內容，我們寫自己的東西，也能間接反映這個社會的問題。”
2008年的北京，彷彿是樂隊的春天，是青年文化的春天。年輕人會在新褲子鍾愛的回力鞋和刺蝟代言的匡威鞋之間糾結，會在去音樂節還是去俱樂部之間糾結，會在功成名就還是潛伏地下之間糾結
“就差了一點”，在接受 VICE 採訪時，刺蝟說，他們當年最巔峰的時刻，也不能叫“走起來了”。
在大家忙著投資賺錢，投身經濟建設的時候，資本還沒來得及想起獨立音樂，好口碑沒有為刺蝟帶來經濟上的收益，生日蛋糕上要插的蠟燭卻越來越多了。
為了顧及演出，趙子健換了好多份工作，到現在也只是個在一線奮鬥的開發員，他不再砸琴了，沒有標新立異的慾望，也砸不起。
石璐跟子健分開之後結了婚，又成為了單親媽媽，柴米油鹽，成員矛盾，都讓他們不堪重負，到2018年，刺蝟已經跟幾家媒體透露了休團的意願，石璐更是想做完《生之響往》就退出。
歲月讓樂隊們殊途同歸。
痛仰在風格轉向溫和、抒情之後，收到了許多批評和質疑的聲音，許多迷笛校友都不承認這是曾經的那個搖滾樂隊，解釋不清，高虎變得越來越沉默了。
新褲子把2013年之後稱為“黑暗時期”，因為要養家餬口，他們的歌不僅僅只是為了自己開心，也要顧及歌迷的喜歡。
他們玩起了自己經常吐槽的“土搖”，開始寫別人的生活，體察周圍人的情感。有了孩子之後，彭磊更是遭遇了中年危機，體會了一把世俗生活，他說，孩子在一邊嗷嗷哭，自己拿著吉他在旁邊寫歌，寫出了最生活化的《生命因你而火熱》。
“一朝悲歌成金曲”，《沒有理想的人不傷心》成了他們最受歡迎的作品。
新褲子今年發行的新單曲叫做《最後的樂隊》，裡面有一句“如果我們依然貧瘠，怎能為你排憂解慮”。
彭磊說，寫這首歌的時候，是覺得自己大好時光青春都沒有被人消費，現在都中年了，又必須站在臺前，繼續創作，挺傷心的。
刺蝟或多或少也有點傷心吧。曾經說要一直寫 Teenage Rock 的他們，放在《生之響往》裡的第一首歌叫“二十一世紀，當我們還年輕時”，“年輕”在趙子健的語氣裡變成了過去時態，最後一句是“依稀可見你，微笑著老去”。
石璐跟36氪回憶過一次演出，他們那天唱了《柏油公路》，結尾歌詞是”沒有結尾，匆忙的生活是為了什麼”，唱完她直接把鼓槌往天上一扔，趴鼓上哭得稀里嘩啦，“覺得可惜了，我們這東西這麼好，什麼時候才能被人發現呢？”
燃起希望，然後絕望，這樣的事情反覆發生在樂隊們身上，一次又一次。
子健的手臂上也有紋身，上面寫著“生活很好，啤酒當飯，你是阿酷，我是傻蛋”，在2019年之前，好像只有紋身還記得他們年輕的樣子。
2019年，或懷疑，或抗拒，痛仰、新褲子、刺蝟都參加了綜藝《樂隊的夏天》。
第一次演出完，石璐調侃說，子健砸琴，是因為他們以為演完《火車駛向雲外，魂夢安於九霄》這麼一首歌就會被淘汰，可以收拾東西走了。
時隔九年，子健的砸琴仍是一種憤怒，卻跟那時不盡相同。九年前的刺蝟，將自己包裹於對真實的執著之中，反對一切虛華的，看似“fashion”的事物，而此時的他們，更像是鉛華洗盡後的最後一搏，這一場要是刷下去了，刺蝟說不定就完了。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放下了來自小眾、地下的矜高，刺蝟奮力、絕望的樣子，更像是一種年輕。
也許是夏天，也許是困在荒郊野嶺的棚子裡，這樣的效應還在發酵，新褲子PK反光鏡時，開始計算成員們加起來有幾個孩子，為自己的勝負心開解。
彭磊在演唱《花火》時突然的爆發，是常年跑音樂節、巡演的他很久都沒有過的狀態。
高虎還是沉默的，可在馬東沒有接他精心設計的冷笑話時，他真的生氣了，整期節目錄完都沒有說上一句客氣話。
他們開始因為對方的作品感動，在一些樂隊離開時潸然淚下，每一次淘汰賽都像大學生的畢業典禮。樂隊們會在節目錄制完一起去吃海底撈，去對方的房間串門喝酒，這麼多年分散著打拼的樂隊們，終於有了一個夏令營。
不再論風格、平臺、資歷，他們只是一幫愛音樂的孩子，想把自己的歌好好演給大家聽。
在跟我們聊起這個節目時，彭磊提到了盤尼西林的小樂，不善社交，平時也不怎麼跟其他樂隊接觸的他，竟然讓小樂去他的房間喝酒，他說自己希望有更多年輕人組樂隊，打破中年人上崗的局面。
小樂是幸運的，也不光是因為幸運。大學生樂隊出身的盤尼西林，在畢業之後也經歷了分離、重組的過程，同期從 SCHOOL 出來的樂隊，全都去上班了，只有盤尼西林還活著，從2012年熬到現在，沒有痛仰那麼長，也不算太短。
在《樂隊我做東》裡，小樂對著臧鴻飛、馬東等長輩說，“很多道理我都懂，但年輕人不氣盛，叫年輕人嗎？”，他做音樂的心也很年輕，只是喜歡，足夠喜歡，“沒它我就死了。”
大家調侃他，你現在快30歲了，不叫年輕了，小樂說，三十歲怎麼了，我還是有這個勁兒。
更實際的，是影響力大了，票賣起來了。
我在參加總決賽錄製時，遇到了刺蝟的樂迷，她在上海讀大學，特地報名來北京。她告訴我，去年刺蝟在杭州的演出她去了，臺下就二十幾個人，然後嘆了一口氣，“今年肯定搶不到了”。
而一年前，子健還在說“你做的特牛逼，沒人聽，就談不上影響力”。
這樣的效力在新褲子身上更為明顯。我去年因為國潮的題材採訪新褲子的鍵盤手龐寬時，他身上更多的是平靜和沉穩，慢慢地為我講述他和龐寬對八、九十年代的詠懷，和對於新時代到來的不適感。
再一次見到龐寬是最近，別克昂科拉家族上市發佈會的後臺，新褲子成員三人站在採訪室裡，手裡拿著好幾家大媒體的話筒。
龐寬說，參加《樂隊的夏天》讓他整個人變得輕盈了，他們對未來仍有許多科幻的想象，說不定某一天，新一代別克車就能夠飛起來。
彭磊除了日常聊閒天，也提到了全新一代別克昂科拉GX讓他感受到的力量感，他說新褲子雖然年齡上不是年輕人，依然以年輕人的方式生活著。
新褲子與別克的合作更像是一種範例式的存在——昂科拉的英文是“ENCORE”，每一次新褲子的表演結束，恐怕都不會沒有樂迷不呼喊這個詞。
昂科拉天生與音樂就有淵源，曾經在草莓音樂節、風暴音樂節亮相，是音樂大派對的常客。
這個月六號開始，別克昂科拉GX正式在《樂隊的夏天》節目登場，成為樂隊們的官方座駕。
作者：老月亮
趙子健又砸琴了，沒有猶豫地，掄起來就往地上砸。
那是在綜藝節目《樂隊的夏天》上，刺蝟樂隊演第一首歌時發生的事。
趙子健上一次被落網記載的砸琴事件，還是2010年的摩登天空音樂節，他因為看不慣很多樂隊“只求樣兒，但是沒有內涵，其實也沒樣兒”，買了一把加上音箱才三百塊的破琴，用丙烯塗上“so fashion”，在演《金色年華，無限感傷》尾奏的噪音時，憤然起跳，把吉他砸了個粉碎。
當時，沒什麼人看出他們想表達的，對於“趕時髦”的反抗，反倒掀起了一片“你丫是不是想火呀？”，“你們是不是掙錢太多了？”的噓聲。
兩個小時後，同一個舞臺，新褲子上場了。刺蝟想要砸碎的，讓許多人附庸的時髦，有一部分是新褲子帶起來的，《龍虎人丹》發行之後，新褲子保持高產，國貨熱、disco、復古……臺上站著的，是好幾個文化符號。
這是兩種年輕的樣子，刺蝟的年輕是衝撞，攻擊，粉碎，新褲子的年輕是引領，不羈，耍酷，那時的他們，正在各自的軌道上風華正茂。
九年之後，不僅刺蝟和新褲子，痛仰、盤尼西林等中國樂隊都站在了同一個地方。這個地方不是音樂節也不是 livehouse，是一個郊外的錄影棚。
趙子健的琴又碎了，碎出了另一個夏天的故事。在這個故事裡面，他們年紀相當，都是二十啷噹歲，在同一個舞臺上，不願意辜負分毫的時光。
痛仰樂隊的主唱高虎右手臂上有一處紋身：live / travel / adventure / bless and don’t be sorry。
這句話是傑克·凱魯亞克說的，高虎把它當成了人生格言，而今回溯，高虎就是按照這樣的順序一腳一腳踏過來的。
“live”一開始對他而言，大部分意義上是生存。1997年，迷笛首次開設兩年制的長期班，高虎是第一個交錢報名的，學號001。那時的他，對於社會的印象來自於黑豹的歌詞：人潮人海中有你有我，裝作正派面帶笑容。 在學校是壞學生，在南方打工被騙，問家裡借了錢來北京求學，這個小城青年心裡全是憤怒和迷惘。
高虎在南方人物週刊說過他遇到搖滾樂的感受：“搖滾樂拯救了我們這些迷茫叛逆、處在人生分岔路口的年輕人。精力無處發洩，對什麼事情都不滿，但搖滾樂像一個海綿一樣，把我們這些東西都吸收了。它就像汪洋中的燈塔一樣。”
燈塔腳下肯定是黑暗的。在搖滾青年被社會視為另類物種，搖滾樂無路進入唱片工業的年代，高虎們只能蜷縮在樹村的平房裡，需要反抗的不僅是不公和不快，還有貧窮和無望的等待。
打開痛仰的第一張專輯，都是“憤怒”、“自由的邊緣”這樣的歌名，他們唱“問題是我們不去站出來，去指證你受辱的基因，問題是我們不敢站出來，去質問你懦弱的源泉”。
在那時，即便是幾乎同時出現的樂隊，新褲子和痛仰的生活幾乎是平行的。
打開新褲子的第一張專輯，那是彭磊和龐寬，兩個害羞又敏感的少年的青春，他們用簡單的三和絃，嘶吼單身的困擾，被女友丟在大街上的失落，還有對即將到來的二十一世紀的期待，“再也沒有煩惱，一切都是愛”。
被摩登天空稱為“1998年以來最暢銷的中國樂隊之一”的新褲子，和花兒、鮑家街43號、清醒樂隊一起，帶起了一波叫做“北京新聲”的風潮。
2000年的新褲子並不平凡，在摩登天空的官網上，可以看到他們幾乎包攬了那一年的新聞，新褲子上了中央電視臺的“同一首歌”，演繹大舌頭版《走在鄉間的小路上》，新褲子的第二張專輯即將登陸日本……
而當時的摩登天空還只是一個小地下室，北京還沒有livehouse，沒有排練室。
當《我們的時代》奏起，所有年輕人都滿心希望地在臺下pogo時，沒有人會想到，那是在一個服裝學院的廢棄防空洞裡排練出來的。
新褲子當時的鼓手尚笑是這樣形容那個“排練室”的：洞口積的都是雨水，得用木板搭橋走過去，牆上密密麻麻一層都是蚊子，趴在鼓上寫歌詞。
彭磊在《北海怪獸》中提到過，第一張專輯之所以沒有龐寬，是因為龐寬當時是摩登天空的員工，沈黎暉覺得自己的員工玩搖滾，顯得不專業，最後只有三個人出現。
不管是憤怒的痛仰，還是朋克的新褲子，這一批2000年前後出現的樂隊好像什麼都沒有，除了年輕。
痛仰選擇了一條搖滾樂隊最典型的路：窮困潦倒、憤怒、專注；新褲子則像幾個隨時會離家出走的孩子，用工作供養音樂。
他們知道自己在吃苦，又樂在其中，高虎說，樹村是一個烏托邦，那是他精神世界最為豐盛的一段時光，彭磊總是提起無名高地，提起臺下那十幾個，真正喜歡《Bye Bye Disco》的觀眾。
2000年末，摩登天空把一條簡短的新聞連發了三遍，標題很簡短，“新褲子盜版滿天飛”，像是沈黎暉自己寫的，一共三句話，最後一句是：唱片業真是難難難！
一直到今天，彭磊還是在無數個場合拿痛仰是土搖開玩笑，在《樂隊我做東》裡也不鬆嘴，說要是自己輸給了痛仰就不服氣，嚴格劃分他們音樂之間的界限。
可是在唱片業難難難的當年，困難衝向他們，是不分音樂風格的。
新褲子在2003年拿到了CCTV頒的“內地年度新銳樂隊”獎，但彭磊並不開心，他說，頒獎禮一點也不熱鬧，大家也都不開心，“這樣的頒獎典禮根本就不應該設置搖滾獎項，現場歌迷更關心港臺歌星，主辦單位也只是為了顯示他們全面，葉公好龍。”
新褲子拿獎的年度正值非典時期，樂隊沒有演出機會，加上盜版唱片猖獗，靠玩搖滾樂吃上飯簡直是天方夜譚，他們的第一任鼓手尚笑離開了，新褲子開始在音樂中加入合成器。
樹村傳出了拆遷風聲，房東開始把搖滾樂手們往外攆，很多樂隊終於撐不住，解散了，木推瓜樂隊的宋雨喆跑到了岡仁波齊。
高虎搬到了霍營，關門閉戶，自娛自樂，聽的歌多了，對自己也產生了質疑和反思。
幾乎是同樣的步伐，2006年，新褲子發行了專輯《龍虎人丹》，風格徹底轉向了 New Wave 與合成器流行，配合著奧運即將到來的勢頭，掀起了一陣國貨熱。
痛仰把自己塞進了一輛破金盃，開始了五十多個城市的全國巡演，開始了他們的“travel / adventure”，回來之後，高虎繼續遠遊，他搭車去了新疆、西藏，見識了許多永生難忘的風景，高虎慢慢感受到，搖滾樂應該是怎樣的形式並不重要了，唱歌不是音量的問題。
高虎寫了新歌，對手臂上紋身的主人說：讓我歡樂一點。
也就在那時，刺蝟誕生了。
刺蝟誕生在一個靠售賣唱片毫無出路，演出場景卻暗暗興起的節點。在北京的D22，他們結識了 CarsickCars、哪吒、Snapline，一起演出，演完就喝酒到天亮，最後一起湊錢租了一個地下倉庫，幾個樂隊輪換著用。
這一批80後樂隊沒有什麼關於樂風、搖滾樂的枷鎖，他們的歌無法用一以貫之的詞語概括，趙子健在出每一張新專輯之前，都會研究一種新的吉他彈法，用來描述他們成長的心境。
他們是青年文化的另一邊。每個人都有點個人英雄主義，沒什麼文以載道的負擔，子健曾對落網的記者說：“我們不希望太直白地說一些政治相關的內容，我們寫自己的東西，也能間接反映這個社會的問題。”
2008年的北京，彷彿是樂隊的春天，是青年文化的春天。年輕人會在新褲子鍾愛的回力鞋和刺蝟代言的匡威鞋之間糾結，會在去音樂節還是去俱樂部之間糾結，會在功成名就還是潛伏地下之間糾結
“就差了一點”，在接受 VICE 採訪時，刺蝟說，他們當年最巔峰的時刻，也不能叫“走起來了”。
在大家忙著投資賺錢，投身經濟建設的時候，資本還沒來得及想起獨立音樂，好口碑沒有為刺蝟帶來經濟上的收益，生日蛋糕上要插的蠟燭卻越來越多了。
為了顧及演出，趙子健換了好多份工作，到現在也只是個在一線奮鬥的開發員，他不再砸琴了，沒有標新立異的慾望，也砸不起。
石璐跟子健分開之後結了婚，又成為了單親媽媽，柴米油鹽，成員矛盾，都讓他們不堪重負，到2018年，刺蝟已經跟幾家媒體透露了休團的意願，石璐更是想做完《生之響往》就退出。
歲月讓樂隊們殊途同歸。
痛仰在風格轉向溫和、抒情之後，收到了許多批評和質疑的聲音，許多迷笛校友都不承認這是曾經的那個搖滾樂隊，解釋不清，高虎變得越來越沉默了。
新褲子把2013年之後稱為“黑暗時期”，因為要養家餬口，他們的歌不僅僅只是為了自己開心，也要顧及歌迷的喜歡。
他們玩起了自己經常吐槽的“土搖”，開始寫別人的生活，體察周圍人的情感。有了孩子之後，彭磊更是遭遇了中年危機，體會了一把世俗生活，他說，孩子在一邊嗷嗷哭，自己拿著吉他在旁邊寫歌，寫出了最生活化的《生命因你而火熱》。
“一朝悲歌成金曲”，《沒有理想的人不傷心》成了他們最受歡迎的作品。
新褲子今年發行的新單曲叫做《最後的樂隊》，裡面有一句“如果我們依然貧瘠，怎能為你排憂解慮”。
彭磊說，寫這首歌的時候，是覺得自己大好時光青春都沒有被人消費，現在都中年了，又必須站在臺前，繼續創作，挺傷心的。
刺蝟或多或少也有點傷心吧。曾經說要一直寫 Teenage Rock 的他們，放在《生之響往》裡的第一首歌叫“二十一世紀，當我們還年輕時”，“年輕”在趙子健的語氣裡變成了過去時態，最後一句是“依稀可見你，微笑著老去”。
石璐跟36氪回憶過一次演出，他們那天唱了《柏油公路》，結尾歌詞是”沒有結尾，匆忙的生活是為了什麼”，唱完她直接把鼓槌往天上一扔，趴鼓上哭得稀里嘩啦，“覺得可惜了，我們這東西這麼好，什麼時候才能被人發現呢？”
燃起希望，然後絕望，這樣的事情反覆發生在樂隊們身上，一次又一次。
子健的手臂上也有紋身，上面寫著“生活很好，啤酒當飯，你是阿酷，我是傻蛋”，在2019年之前，好像只有紋身還記得他們年輕的樣子。
2019年，或懷疑，或抗拒，痛仰、新褲子、刺蝟都參加了綜藝《樂隊的夏天》。
第一次演出完，石璐調侃說，子健砸琴，是因為他們以為演完《火車駛向雲外，魂夢安於九霄》這麼一首歌就會被淘汰，可以收拾東西走了。
時隔九年，子健的砸琴仍是一種憤怒，卻跟那時不盡相同。九年前的刺蝟，將自己包裹於對真實的執著之中，反對一切虛華的，看似“fashion”的事物，而此時的他們，更像是鉛華洗盡後的最後一搏，這一場要是刷下去了，刺蝟說不定就完了。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放下了來自小眾、地下的矜高，刺蝟奮力、絕望的樣子，更像是一種年輕。
也許是夏天，也許是困在荒郊野嶺的棚子裡，這樣的效應還在發酵，新褲子PK反光鏡時，開始計算成員們加起來有幾個孩子，為自己的勝負心開解。
彭磊在演唱《花火》時突然的爆發，是常年跑音樂節、巡演的他很久都沒有過的狀態。
高虎還是沉默的，可在馬東沒有接他精心設計的冷笑話時，他真的生氣了，整期節目錄完都沒有說上一句客氣話。
他們開始因為對方的作品感動，在一些樂隊離開時潸然淚下，每一次淘汰賽都像大學生的畢業典禮。樂隊們會在節目錄制完一起去吃海底撈，去對方的房間串門喝酒，這麼多年分散著打拼的樂隊們，終於有了一個夏令營。
不再論風格、平臺、資歷，他們只是一幫愛音樂的孩子，想把自己的歌好好演給大家聽。
在跟我們聊起這個節目時，彭磊提到了盤尼西林的小樂，不善社交，平時也不怎麼跟其他樂隊接觸的他，竟然讓小樂去他的房間喝酒，他說自己希望有更多年輕人組樂隊，打破中年人上崗的局面。
小樂是幸運的，也不光是因為幸運。大學生樂隊出身的盤尼西林，在畢業之後也經歷了分離、重組的過程，同期從 SCHOOL 出來的樂隊，全都去上班了，只有盤尼西林還活著，從2012年熬到現在，沒有痛仰那麼長，也不算太短。
在《樂隊我做東》裡，小樂對著臧鴻飛、馬東等長輩說，“很多道理我都懂，但年輕人不氣盛，叫年輕人嗎？”，他做音樂的心也很年輕，只是喜歡，足夠喜歡，“沒它我就死了。”
大家調侃他，你現在快30歲了，不叫年輕了，小樂說，三十歲怎麼了，我還是有這個勁兒。
更實際的，是影響力大了，票賣起來了。
我在參加總決賽錄製時，遇到了刺蝟的樂迷，她在上海讀大學，特地報名來北京。她告訴我，去年刺蝟在杭州的演出她去了，臺下就二十幾個人，然後嘆了一口氣，“今年肯定搶不到了”。
而一年前，子健還在說“你做的特牛逼，沒人聽，就談不上影響力”。
這樣的效力在新褲子身上更為明顯。我去年因為國潮的題材採訪新褲子的鍵盤手龐寬時，他身上更多的是平靜和沉穩，慢慢地為我講述他和龐寬對八、九十年代的詠懷，和對於新時代到來的不適感。
再一次見到龐寬是最近，別克昂科拉家族上市發佈會的後臺，新褲子成員三人站在採訪室裡，手裡拿著好幾家大媒體的話筒。
龐寬說，參加《樂隊的夏天》讓他整個人變得輕盈了，他們對未來仍有許多科幻的想象，說不定某一天，新一代別克車就能夠飛起來。
彭磊除了日常聊閒天，也提到了全新一代別克昂科拉GX讓他感受到的力量感，他說新褲子雖然年齡上不是年輕人，依然以年輕人的方式生活著。
新褲子與別克的合作更像是一種範例式的存在——昂科拉的英文是“ENCORE”，每一次新褲子的表演結束，恐怕都不會沒有樂迷不呼喊這個詞。
昂科拉天生與音樂就有淵源，曾經在草莓音樂節、風暴音樂節亮相，是音樂大派對的常客。
這個月六號開始，別克昂科拉GX正式在《樂隊的夏天》節目登場，成為樂隊們的官方座駕。
昂科拉的產品理念是，“以越級實力，不負年輕”，也對應著《樂隊的夏天》中馬東唸的那句廣告詞：“只會長大，不會變老”。
作者：老月亮
趙子健又砸琴了，沒有猶豫地，掄起來就往地上砸。
那是在綜藝節目《樂隊的夏天》上，刺蝟樂隊演第一首歌時發生的事。
趙子健上一次被落網記載的砸琴事件，還是2010年的摩登天空音樂節，他因為看不慣很多樂隊“只求樣兒，但是沒有內涵，其實也沒樣兒”，買了一把加上音箱才三百塊的破琴，用丙烯塗上“so fashion”，在演《金色年華，無限感傷》尾奏的噪音時，憤然起跳，把吉他砸了個粉碎。
當時，沒什麼人看出他們想表達的，對於“趕時髦”的反抗，反倒掀起了一片“你丫是不是想火呀？”，“你們是不是掙錢太多了？”的噓聲。
兩個小時後，同一個舞臺，新褲子上場了。刺蝟想要砸碎的，讓許多人附庸的時髦，有一部分是新褲子帶起來的，《龍虎人丹》發行之後，新褲子保持高產，國貨熱、disco、復古……臺上站著的，是好幾個文化符號。
這是兩種年輕的樣子，刺蝟的年輕是衝撞，攻擊，粉碎，新褲子的年輕是引領，不羈，耍酷，那時的他們，正在各自的軌道上風華正茂。
九年之後，不僅刺蝟和新褲子，痛仰、盤尼西林等中國樂隊都站在了同一個地方。這個地方不是音樂節也不是 livehouse，是一個郊外的錄影棚。
趙子健的琴又碎了，碎出了另一個夏天的故事。在這個故事裡面，他們年紀相當，都是二十啷噹歲，在同一個舞臺上，不願意辜負分毫的時光。
痛仰樂隊的主唱高虎右手臂上有一處紋身：live / travel / adventure / bless and don’t be sorry。
這句話是傑克·凱魯亞克說的，高虎把它當成了人生格言，而今回溯，高虎就是按照這樣的順序一腳一腳踏過來的。
“live”一開始對他而言，大部分意義上是生存。1997年，迷笛首次開設兩年制的長期班，高虎是第一個交錢報名的，學號001。那時的他，對於社會的印象來自於黑豹的歌詞：人潮人海中有你有我，裝作正派面帶笑容。 在學校是壞學生，在南方打工被騙，問家裡借了錢來北京求學，這個小城青年心裡全是憤怒和迷惘。
高虎在南方人物週刊說過他遇到搖滾樂的感受：“搖滾樂拯救了我們這些迷茫叛逆、處在人生分岔路口的年輕人。精力無處發洩，對什麼事情都不滿，但搖滾樂像一個海綿一樣，把我們這些東西都吸收了。它就像汪洋中的燈塔一樣。”
燈塔腳下肯定是黑暗的。在搖滾青年被社會視為另類物種，搖滾樂無路進入唱片工業的年代，高虎們只能蜷縮在樹村的平房裡，需要反抗的不僅是不公和不快，還有貧窮和無望的等待。
打開痛仰的第一張專輯，都是“憤怒”、“自由的邊緣”這樣的歌名，他們唱“問題是我們不去站出來，去指證你受辱的基因，問題是我們不敢站出來，去質問你懦弱的源泉”。
在那時，即便是幾乎同時出現的樂隊，新褲子和痛仰的生活幾乎是平行的。
打開新褲子的第一張專輯，那是彭磊和龐寬，兩個害羞又敏感的少年的青春，他們用簡單的三和絃，嘶吼單身的困擾，被女友丟在大街上的失落，還有對即將到來的二十一世紀的期待，“再也沒有煩惱，一切都是愛”。
被摩登天空稱為“1998年以來最暢銷的中國樂隊之一”的新褲子，和花兒、鮑家街43號、清醒樂隊一起，帶起了一波叫做“北京新聲”的風潮。
2000年的新褲子並不平凡，在摩登天空的官網上，可以看到他們幾乎包攬了那一年的新聞，新褲子上了中央電視臺的“同一首歌”，演繹大舌頭版《走在鄉間的小路上》，新褲子的第二張專輯即將登陸日本……
而當時的摩登天空還只是一個小地下室，北京還沒有livehouse，沒有排練室。
當《我們的時代》奏起，所有年輕人都滿心希望地在臺下pogo時，沒有人會想到，那是在一個服裝學院的廢棄防空洞裡排練出來的。
新褲子當時的鼓手尚笑是這樣形容那個“排練室”的：洞口積的都是雨水，得用木板搭橋走過去，牆上密密麻麻一層都是蚊子，趴在鼓上寫歌詞。
彭磊在《北海怪獸》中提到過，第一張專輯之所以沒有龐寬，是因為龐寬當時是摩登天空的員工，沈黎暉覺得自己的員工玩搖滾，顯得不專業，最後只有三個人出現。
不管是憤怒的痛仰，還是朋克的新褲子，這一批2000年前後出現的樂隊好像什麼都沒有，除了年輕。
痛仰選擇了一條搖滾樂隊最典型的路：窮困潦倒、憤怒、專注；新褲子則像幾個隨時會離家出走的孩子，用工作供養音樂。
他們知道自己在吃苦，又樂在其中，高虎說，樹村是一個烏托邦，那是他精神世界最為豐盛的一段時光，彭磊總是提起無名高地，提起臺下那十幾個，真正喜歡《Bye Bye Disco》的觀眾。
2000年末，摩登天空把一條簡短的新聞連發了三遍，標題很簡短，“新褲子盜版滿天飛”，像是沈黎暉自己寫的，一共三句話，最後一句是：唱片業真是難難難！
一直到今天，彭磊還是在無數個場合拿痛仰是土搖開玩笑，在《樂隊我做東》裡也不鬆嘴，說要是自己輸給了痛仰就不服氣，嚴格劃分他們音樂之間的界限。
可是在唱片業難難難的當年，困難衝向他們，是不分音樂風格的。
新褲子在2003年拿到了CCTV頒的“內地年度新銳樂隊”獎，但彭磊並不開心，他說，頒獎禮一點也不熱鬧，大家也都不開心，“這樣的頒獎典禮根本就不應該設置搖滾獎項，現場歌迷更關心港臺歌星，主辦單位也只是為了顯示他們全面，葉公好龍。”
新褲子拿獎的年度正值非典時期，樂隊沒有演出機會，加上盜版唱片猖獗，靠玩搖滾樂吃上飯簡直是天方夜譚，他們的第一任鼓手尚笑離開了，新褲子開始在音樂中加入合成器。
樹村傳出了拆遷風聲，房東開始把搖滾樂手們往外攆，很多樂隊終於撐不住，解散了，木推瓜樂隊的宋雨喆跑到了岡仁波齊。
高虎搬到了霍營，關門閉戶，自娛自樂，聽的歌多了，對自己也產生了質疑和反思。
幾乎是同樣的步伐，2006年，新褲子發行了專輯《龍虎人丹》，風格徹底轉向了 New Wave 與合成器流行，配合著奧運即將到來的勢頭，掀起了一陣國貨熱。
痛仰把自己塞進了一輛破金盃，開始了五十多個城市的全國巡演，開始了他們的“travel / adventure”，回來之後，高虎繼續遠遊，他搭車去了新疆、西藏，見識了許多永生難忘的風景，高虎慢慢感受到，搖滾樂應該是怎樣的形式並不重要了，唱歌不是音量的問題。
高虎寫了新歌，對手臂上紋身的主人說：讓我歡樂一點。
也就在那時，刺蝟誕生了。
刺蝟誕生在一個靠售賣唱片毫無出路，演出場景卻暗暗興起的節點。在北京的D22，他們結識了 CarsickCars、哪吒、Snapline，一起演出，演完就喝酒到天亮，最後一起湊錢租了一個地下倉庫，幾個樂隊輪換著用。
這一批80後樂隊沒有什麼關於樂風、搖滾樂的枷鎖，他們的歌無法用一以貫之的詞語概括，趙子健在出每一張新專輯之前，都會研究一種新的吉他彈法，用來描述他們成長的心境。
他們是青年文化的另一邊。每個人都有點個人英雄主義，沒什麼文以載道的負擔，子健曾對落網的記者說：“我們不希望太直白地說一些政治相關的內容，我們寫自己的東西，也能間接反映這個社會的問題。”
2008年的北京，彷彿是樂隊的春天，是青年文化的春天。年輕人會在新褲子鍾愛的回力鞋和刺蝟代言的匡威鞋之間糾結，會在去音樂節還是去俱樂部之間糾結，會在功成名就還是潛伏地下之間糾結
“就差了一點”，在接受 VICE 採訪時，刺蝟說，他們當年最巔峰的時刻，也不能叫“走起來了”。
在大家忙著投資賺錢，投身經濟建設的時候，資本還沒來得及想起獨立音樂，好口碑沒有為刺蝟帶來經濟上的收益，生日蛋糕上要插的蠟燭卻越來越多了。
為了顧及演出，趙子健換了好多份工作，到現在也只是個在一線奮鬥的開發員，他不再砸琴了，沒有標新立異的慾望，也砸不起。
石璐跟子健分開之後結了婚，又成為了單親媽媽，柴米油鹽，成員矛盾，都讓他們不堪重負，到2018年，刺蝟已經跟幾家媒體透露了休團的意願，石璐更是想做完《生之響往》就退出。
歲月讓樂隊們殊途同歸。
痛仰在風格轉向溫和、抒情之後，收到了許多批評和質疑的聲音，許多迷笛校友都不承認這是曾經的那個搖滾樂隊，解釋不清，高虎變得越來越沉默了。
新褲子把2013年之後稱為“黑暗時期”，因為要養家餬口，他們的歌不僅僅只是為了自己開心，也要顧及歌迷的喜歡。
他們玩起了自己經常吐槽的“土搖”，開始寫別人的生活，體察周圍人的情感。有了孩子之後，彭磊更是遭遇了中年危機，體會了一把世俗生活，他說，孩子在一邊嗷嗷哭，自己拿著吉他在旁邊寫歌，寫出了最生活化的《生命因你而火熱》。
“一朝悲歌成金曲”，《沒有理想的人不傷心》成了他們最受歡迎的作品。
新褲子今年發行的新單曲叫做《最後的樂隊》，裡面有一句“如果我們依然貧瘠，怎能為你排憂解慮”。
彭磊說，寫這首歌的時候，是覺得自己大好時光青春都沒有被人消費，現在都中年了，又必須站在臺前，繼續創作，挺傷心的。
刺蝟或多或少也有點傷心吧。曾經說要一直寫 Teenage Rock 的他們，放在《生之響往》裡的第一首歌叫“二十一世紀，當我們還年輕時”，“年輕”在趙子健的語氣裡變成了過去時態，最後一句是“依稀可見你，微笑著老去”。
石璐跟36氪回憶過一次演出，他們那天唱了《柏油公路》，結尾歌詞是”沒有結尾，匆忙的生活是為了什麼”，唱完她直接把鼓槌往天上一扔，趴鼓上哭得稀里嘩啦，“覺得可惜了，我們這東西這麼好，什麼時候才能被人發現呢？”
燃起希望，然後絕望，這樣的事情反覆發生在樂隊們身上，一次又一次。
子健的手臂上也有紋身，上面寫著“生活很好，啤酒當飯，你是阿酷，我是傻蛋”，在2019年之前，好像只有紋身還記得他們年輕的樣子。
2019年，或懷疑，或抗拒，痛仰、新褲子、刺蝟都參加了綜藝《樂隊的夏天》。
第一次演出完，石璐調侃說，子健砸琴，是因為他們以為演完《火車駛向雲外，魂夢安於九霄》這麼一首歌就會被淘汰，可以收拾東西走了。
時隔九年，子健的砸琴仍是一種憤怒，卻跟那時不盡相同。九年前的刺蝟，將自己包裹於對真實的執著之中，反對一切虛華的，看似“fashion”的事物，而此時的他們，更像是鉛華洗盡後的最後一搏，這一場要是刷下去了，刺蝟說不定就完了。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放下了來自小眾、地下的矜高，刺蝟奮力、絕望的樣子，更像是一種年輕。
也許是夏天，也許是困在荒郊野嶺的棚子裡，這樣的效應還在發酵，新褲子PK反光鏡時，開始計算成員們加起來有幾個孩子，為自己的勝負心開解。
彭磊在演唱《花火》時突然的爆發，是常年跑音樂節、巡演的他很久都沒有過的狀態。
高虎還是沉默的，可在馬東沒有接他精心設計的冷笑話時，他真的生氣了，整期節目錄完都沒有說上一句客氣話。
他們開始因為對方的作品感動，在一些樂隊離開時潸然淚下，每一次淘汰賽都像大學生的畢業典禮。樂隊們會在節目錄制完一起去吃海底撈，去對方的房間串門喝酒，這麼多年分散著打拼的樂隊們，終於有了一個夏令營。
不再論風格、平臺、資歷，他們只是一幫愛音樂的孩子，想把自己的歌好好演給大家聽。
在跟我們聊起這個節目時，彭磊提到了盤尼西林的小樂，不善社交，平時也不怎麼跟其他樂隊接觸的他，竟然讓小樂去他的房間喝酒，他說自己希望有更多年輕人組樂隊，打破中年人上崗的局面。
小樂是幸運的，也不光是因為幸運。大學生樂隊出身的盤尼西林，在畢業之後也經歷了分離、重組的過程，同期從 SCHOOL 出來的樂隊，全都去上班了，只有盤尼西林還活著，從2012年熬到現在，沒有痛仰那麼長，也不算太短。
在《樂隊我做東》裡，小樂對著臧鴻飛、馬東等長輩說，“很多道理我都懂，但年輕人不氣盛，叫年輕人嗎？”，他做音樂的心也很年輕，只是喜歡，足夠喜歡，“沒它我就死了。”
大家調侃他，你現在快30歲了，不叫年輕了，小樂說，三十歲怎麼了，我還是有這個勁兒。
更實際的，是影響力大了，票賣起來了。
我在參加總決賽錄製時，遇到了刺蝟的樂迷，她在上海讀大學，特地報名來北京。她告訴我，去年刺蝟在杭州的演出她去了，臺下就二十幾個人，然後嘆了一口氣，“今年肯定搶不到了”。
而一年前，子健還在說“你做的特牛逼，沒人聽，就談不上影響力”。
這樣的效力在新褲子身上更為明顯。我去年因為國潮的題材採訪新褲子的鍵盤手龐寬時，他身上更多的是平靜和沉穩，慢慢地為我講述他和龐寬對八、九十年代的詠懷，和對於新時代到來的不適感。
再一次見到龐寬是最近，別克昂科拉家族上市發佈會的後臺，新褲子成員三人站在採訪室裡，手裡拿著好幾家大媒體的話筒。
龐寬說，參加《樂隊的夏天》讓他整個人變得輕盈了，他們對未來仍有許多科幻的想象，說不定某一天，新一代別克車就能夠飛起來。
彭磊除了日常聊閒天，也提到了全新一代別克昂科拉GX讓他感受到的力量感，他說新褲子雖然年齡上不是年輕人，依然以年輕人的方式生活著。
新褲子與別克的合作更像是一種範例式的存在——昂科拉的英文是“ENCORE”，每一次新褲子的表演結束，恐怕都不會沒有樂迷不呼喊這個詞。
昂科拉天生與音樂就有淵源，曾經在草莓音樂節、風暴音樂節亮相，是音樂大派對的常客。
這個月六號開始，別克昂科拉GX正式在《樂隊的夏天》節目登場，成為樂隊們的官方座駕。
昂科拉的產品理念是，“以越級實力，不負年輕”，也對應著《樂隊的夏天》中馬東唸的那句廣告詞：“只會長大，不會變老”。
那場以“不負年輕”為主題的發佈會，銜接了《樂隊的夏天》與獨立樂隊合作的下一步，樂隊不需要改變什麼、妥協什麼，只要把自己最內在的實力、最年輕的狀態展現出來，就能夠有機會被市場和大眾接受。
當晚，新褲子拿出《你要跳舞嗎》、《生命因你而火熱》、《別再問我什麼是迪斯科》三首歌，左邊的觀眾區發出了少女的尖叫，右邊的中年人們沒有歡呼，但放下了手機，目光炯炯。
作者：老月亮
趙子健又砸琴了，沒有猶豫地，掄起來就往地上砸。
那是在綜藝節目《樂隊的夏天》上，刺蝟樂隊演第一首歌時發生的事。
趙子健上一次被落網記載的砸琴事件，還是2010年的摩登天空音樂節，他因為看不慣很多樂隊“只求樣兒，但是沒有內涵，其實也沒樣兒”，買了一把加上音箱才三百塊的破琴，用丙烯塗上“so fashion”，在演《金色年華，無限感傷》尾奏的噪音時，憤然起跳，把吉他砸了個粉碎。
當時，沒什麼人看出他們想表達的，對於“趕時髦”的反抗，反倒掀起了一片“你丫是不是想火呀？”，“你們是不是掙錢太多了？”的噓聲。
兩個小時後，同一個舞臺，新褲子上場了。刺蝟想要砸碎的，讓許多人附庸的時髦，有一部分是新褲子帶起來的，《龍虎人丹》發行之後，新褲子保持高產，國貨熱、disco、復古……臺上站著的，是好幾個文化符號。
這是兩種年輕的樣子，刺蝟的年輕是衝撞，攻擊，粉碎，新褲子的年輕是引領，不羈，耍酷，那時的他們，正在各自的軌道上風華正茂。
九年之後，不僅刺蝟和新褲子，痛仰、盤尼西林等中國樂隊都站在了同一個地方。這個地方不是音樂節也不是 livehouse，是一個郊外的錄影棚。
趙子健的琴又碎了，碎出了另一個夏天的故事。在這個故事裡面，他們年紀相當，都是二十啷噹歲，在同一個舞臺上，不願意辜負分毫的時光。
痛仰樂隊的主唱高虎右手臂上有一處紋身：live / travel / adventure / bless and don’t be sorry。
這句話是傑克·凱魯亞克說的，高虎把它當成了人生格言，而今回溯，高虎就是按照這樣的順序一腳一腳踏過來的。
“live”一開始對他而言，大部分意義上是生存。1997年，迷笛首次開設兩年制的長期班，高虎是第一個交錢報名的，學號001。那時的他，對於社會的印象來自於黑豹的歌詞：人潮人海中有你有我，裝作正派面帶笑容。 在學校是壞學生，在南方打工被騙，問家裡借了錢來北京求學，這個小城青年心裡全是憤怒和迷惘。
高虎在南方人物週刊說過他遇到搖滾樂的感受：“搖滾樂拯救了我們這些迷茫叛逆、處在人生分岔路口的年輕人。精力無處發洩，對什麼事情都不滿，但搖滾樂像一個海綿一樣，把我們這些東西都吸收了。它就像汪洋中的燈塔一樣。”
燈塔腳下肯定是黑暗的。在搖滾青年被社會視為另類物種，搖滾樂無路進入唱片工業的年代，高虎們只能蜷縮在樹村的平房裡，需要反抗的不僅是不公和不快，還有貧窮和無望的等待。
打開痛仰的第一張專輯，都是“憤怒”、“自由的邊緣”這樣的歌名，他們唱“問題是我們不去站出來，去指證你受辱的基因，問題是我們不敢站出來，去質問你懦弱的源泉”。
在那時，即便是幾乎同時出現的樂隊，新褲子和痛仰的生活幾乎是平行的。
打開新褲子的第一張專輯，那是彭磊和龐寬，兩個害羞又敏感的少年的青春，他們用簡單的三和絃，嘶吼單身的困擾，被女友丟在大街上的失落，還有對即將到來的二十一世紀的期待，“再也沒有煩惱，一切都是愛”。
被摩登天空稱為“1998年以來最暢銷的中國樂隊之一”的新褲子，和花兒、鮑家街43號、清醒樂隊一起，帶起了一波叫做“北京新聲”的風潮。
2000年的新褲子並不平凡，在摩登天空的官網上，可以看到他們幾乎包攬了那一年的新聞，新褲子上了中央電視臺的“同一首歌”，演繹大舌頭版《走在鄉間的小路上》，新褲子的第二張專輯即將登陸日本……
而當時的摩登天空還只是一個小地下室，北京還沒有livehouse，沒有排練室。
當《我們的時代》奏起，所有年輕人都滿心希望地在臺下pogo時，沒有人會想到，那是在一個服裝學院的廢棄防空洞裡排練出來的。
新褲子當時的鼓手尚笑是這樣形容那個“排練室”的：洞口積的都是雨水，得用木板搭橋走過去，牆上密密麻麻一層都是蚊子，趴在鼓上寫歌詞。
彭磊在《北海怪獸》中提到過，第一張專輯之所以沒有龐寬，是因為龐寬當時是摩登天空的員工，沈黎暉覺得自己的員工玩搖滾，顯得不專業，最後只有三個人出現。
不管是憤怒的痛仰，還是朋克的新褲子，這一批2000年前後出現的樂隊好像什麼都沒有，除了年輕。
痛仰選擇了一條搖滾樂隊最典型的路：窮困潦倒、憤怒、專注；新褲子則像幾個隨時會離家出走的孩子，用工作供養音樂。
他們知道自己在吃苦，又樂在其中，高虎說，樹村是一個烏托邦，那是他精神世界最為豐盛的一段時光，彭磊總是提起無名高地，提起臺下那十幾個，真正喜歡《Bye Bye Disco》的觀眾。
2000年末，摩登天空把一條簡短的新聞連發了三遍，標題很簡短，“新褲子盜版滿天飛”，像是沈黎暉自己寫的，一共三句話，最後一句是：唱片業真是難難難！
一直到今天，彭磊還是在無數個場合拿痛仰是土搖開玩笑，在《樂隊我做東》裡也不鬆嘴，說要是自己輸給了痛仰就不服氣，嚴格劃分他們音樂之間的界限。
可是在唱片業難難難的當年，困難衝向他們，是不分音樂風格的。
新褲子在2003年拿到了CCTV頒的“內地年度新銳樂隊”獎，但彭磊並不開心，他說，頒獎禮一點也不熱鬧，大家也都不開心，“這樣的頒獎典禮根本就不應該設置搖滾獎項，現場歌迷更關心港臺歌星，主辦單位也只是為了顯示他們全面，葉公好龍。”
新褲子拿獎的年度正值非典時期，樂隊沒有演出機會，加上盜版唱片猖獗，靠玩搖滾樂吃上飯簡直是天方夜譚，他們的第一任鼓手尚笑離開了，新褲子開始在音樂中加入合成器。
樹村傳出了拆遷風聲，房東開始把搖滾樂手們往外攆，很多樂隊終於撐不住，解散了，木推瓜樂隊的宋雨喆跑到了岡仁波齊。
高虎搬到了霍營，關門閉戶，自娛自樂，聽的歌多了，對自己也產生了質疑和反思。
幾乎是同樣的步伐，2006年，新褲子發行了專輯《龍虎人丹》，風格徹底轉向了 New Wave 與合成器流行，配合著奧運即將到來的勢頭，掀起了一陣國貨熱。
痛仰把自己塞進了一輛破金盃，開始了五十多個城市的全國巡演，開始了他們的“travel / adventure”，回來之後，高虎繼續遠遊，他搭車去了新疆、西藏，見識了許多永生難忘的風景，高虎慢慢感受到，搖滾樂應該是怎樣的形式並不重要了，唱歌不是音量的問題。
高虎寫了新歌，對手臂上紋身的主人說：讓我歡樂一點。
也就在那時，刺蝟誕生了。
刺蝟誕生在一個靠售賣唱片毫無出路，演出場景卻暗暗興起的節點。在北京的D22，他們結識了 CarsickCars、哪吒、Snapline，一起演出，演完就喝酒到天亮，最後一起湊錢租了一個地下倉庫，幾個樂隊輪換著用。
這一批80後樂隊沒有什麼關於樂風、搖滾樂的枷鎖，他們的歌無法用一以貫之的詞語概括，趙子健在出每一張新專輯之前，都會研究一種新的吉他彈法，用來描述他們成長的心境。
他們是青年文化的另一邊。每個人都有點個人英雄主義，沒什麼文以載道的負擔，子健曾對落網的記者說：“我們不希望太直白地說一些政治相關的內容，我們寫自己的東西，也能間接反映這個社會的問題。”
2008年的北京，彷彿是樂隊的春天，是青年文化的春天。年輕人會在新褲子鍾愛的回力鞋和刺蝟代言的匡威鞋之間糾結，會在去音樂節還是去俱樂部之間糾結，會在功成名就還是潛伏地下之間糾結
“就差了一點”，在接受 VICE 採訪時，刺蝟說，他們當年最巔峰的時刻，也不能叫“走起來了”。
在大家忙著投資賺錢，投身經濟建設的時候，資本還沒來得及想起獨立音樂，好口碑沒有為刺蝟帶來經濟上的收益，生日蛋糕上要插的蠟燭卻越來越多了。
為了顧及演出，趙子健換了好多份工作，到現在也只是個在一線奮鬥的開發員，他不再砸琴了，沒有標新立異的慾望，也砸不起。
石璐跟子健分開之後結了婚，又成為了單親媽媽，柴米油鹽，成員矛盾，都讓他們不堪重負，到2018年，刺蝟已經跟幾家媒體透露了休團的意願，石璐更是想做完《生之響往》就退出。
歲月讓樂隊們殊途同歸。
痛仰在風格轉向溫和、抒情之後，收到了許多批評和質疑的聲音，許多迷笛校友都不承認這是曾經的那個搖滾樂隊，解釋不清，高虎變得越來越沉默了。
新褲子把2013年之後稱為“黑暗時期”，因為要養家餬口，他們的歌不僅僅只是為了自己開心，也要顧及歌迷的喜歡。
他們玩起了自己經常吐槽的“土搖”，開始寫別人的生活，體察周圍人的情感。有了孩子之後，彭磊更是遭遇了中年危機，體會了一把世俗生活，他說，孩子在一邊嗷嗷哭，自己拿著吉他在旁邊寫歌，寫出了最生活化的《生命因你而火熱》。
“一朝悲歌成金曲”，《沒有理想的人不傷心》成了他們最受歡迎的作品。
新褲子今年發行的新單曲叫做《最後的樂隊》，裡面有一句“如果我們依然貧瘠，怎能為你排憂解慮”。
彭磊說，寫這首歌的時候，是覺得自己大好時光青春都沒有被人消費，現在都中年了，又必須站在臺前，繼續創作，挺傷心的。
刺蝟或多或少也有點傷心吧。曾經說要一直寫 Teenage Rock 的他們，放在《生之響往》裡的第一首歌叫“二十一世紀，當我們還年輕時”，“年輕”在趙子健的語氣裡變成了過去時態，最後一句是“依稀可見你，微笑著老去”。
石璐跟36氪回憶過一次演出，他們那天唱了《柏油公路》，結尾歌詞是”沒有結尾，匆忙的生活是為了什麼”，唱完她直接把鼓槌往天上一扔，趴鼓上哭得稀里嘩啦，“覺得可惜了，我們這東西這麼好，什麼時候才能被人發現呢？”
燃起希望，然後絕望，這樣的事情反覆發生在樂隊們身上，一次又一次。
子健的手臂上也有紋身，上面寫著“生活很好，啤酒當飯，你是阿酷，我是傻蛋”，在2019年之前，好像只有紋身還記得他們年輕的樣子。
2019年，或懷疑，或抗拒，痛仰、新褲子、刺蝟都參加了綜藝《樂隊的夏天》。
第一次演出完，石璐調侃說，子健砸琴，是因為他們以為演完《火車駛向雲外，魂夢安於九霄》這麼一首歌就會被淘汰，可以收拾東西走了。
時隔九年，子健的砸琴仍是一種憤怒，卻跟那時不盡相同。九年前的刺蝟，將自己包裹於對真實的執著之中，反對一切虛華的，看似“fashion”的事物，而此時的他們，更像是鉛華洗盡後的最後一搏，這一場要是刷下去了，刺蝟說不定就完了。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放下了來自小眾、地下的矜高，刺蝟奮力、絕望的樣子，更像是一種年輕。
也許是夏天，也許是困在荒郊野嶺的棚子裡，這樣的效應還在發酵，新褲子PK反光鏡時，開始計算成員們加起來有幾個孩子，為自己的勝負心開解。
彭磊在演唱《花火》時突然的爆發，是常年跑音樂節、巡演的他很久都沒有過的狀態。
高虎還是沉默的，可在馬東沒有接他精心設計的冷笑話時，他真的生氣了，整期節目錄完都沒有說上一句客氣話。
他們開始因為對方的作品感動，在一些樂隊離開時潸然淚下，每一次淘汰賽都像大學生的畢業典禮。樂隊們會在節目錄制完一起去吃海底撈，去對方的房間串門喝酒，這麼多年分散著打拼的樂隊們，終於有了一個夏令營。
不再論風格、平臺、資歷，他們只是一幫愛音樂的孩子，想把自己的歌好好演給大家聽。
在跟我們聊起這個節目時，彭磊提到了盤尼西林的小樂，不善社交，平時也不怎麼跟其他樂隊接觸的他，竟然讓小樂去他的房間喝酒，他說自己希望有更多年輕人組樂隊，打破中年人上崗的局面。
小樂是幸運的，也不光是因為幸運。大學生樂隊出身的盤尼西林，在畢業之後也經歷了分離、重組的過程，同期從 SCHOOL 出來的樂隊，全都去上班了，只有盤尼西林還活著，從2012年熬到現在，沒有痛仰那麼長，也不算太短。
在《樂隊我做東》裡，小樂對著臧鴻飛、馬東等長輩說，“很多道理我都懂，但年輕人不氣盛，叫年輕人嗎？”，他做音樂的心也很年輕，只是喜歡，足夠喜歡，“沒它我就死了。”
大家調侃他，你現在快30歲了，不叫年輕了，小樂說，三十歲怎麼了，我還是有這個勁兒。
更實際的，是影響力大了，票賣起來了。
我在參加總決賽錄製時，遇到了刺蝟的樂迷，她在上海讀大學，特地報名來北京。她告訴我，去年刺蝟在杭州的演出她去了，臺下就二十幾個人，然後嘆了一口氣，“今年肯定搶不到了”。
而一年前，子健還在說“你做的特牛逼，沒人聽，就談不上影響力”。
這樣的效力在新褲子身上更為明顯。我去年因為國潮的題材採訪新褲子的鍵盤手龐寬時，他身上更多的是平靜和沉穩，慢慢地為我講述他和龐寬對八、九十年代的詠懷，和對於新時代到來的不適感。
再一次見到龐寬是最近，別克昂科拉家族上市發佈會的後臺，新褲子成員三人站在採訪室裡，手裡拿著好幾家大媒體的話筒。
龐寬說，參加《樂隊的夏天》讓他整個人變得輕盈了，他們對未來仍有許多科幻的想象，說不定某一天，新一代別克車就能夠飛起來。
彭磊除了日常聊閒天，也提到了全新一代別克昂科拉GX讓他感受到的力量感，他說新褲子雖然年齡上不是年輕人，依然以年輕人的方式生活著。
新褲子與別克的合作更像是一種範例式的存在——昂科拉的英文是“ENCORE”，每一次新褲子的表演結束，恐怕都不會沒有樂迷不呼喊這個詞。
昂科拉天生與音樂就有淵源，曾經在草莓音樂節、風暴音樂節亮相，是音樂大派對的常客。
這個月六號開始，別克昂科拉GX正式在《樂隊的夏天》節目登場，成為樂隊們的官方座駕。
昂科拉的產品理念是，“以越級實力，不負年輕”，也對應著《樂隊的夏天》中馬東唸的那句廣告詞：“只會長大，不會變老”。
那場以“不負年輕”為主題的發佈會，銜接了《樂隊的夏天》與獨立樂隊合作的下一步，樂隊不需要改變什麼、妥協什麼，只要把自己最內在的實力、最年輕的狀態展現出來，就能夠有機會被市場和大眾接受。
當晚，新褲子拿出《你要跳舞嗎》、《生命因你而火熱》、《別再問我什麼是迪斯科》三首歌，左邊的觀眾區發出了少女的尖叫，右邊的中年人們沒有歡呼，但放下了手機，目光炯炯。
隨著《樂隊的夏天》賽況愈加地激烈，這樣的“年輕”效應將在樂隊之間持續發酵，全新一代別克昂科拉GX將全程陪伴他們，把發生在這個夏天的，奇妙的故事，好好講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