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文公碑 資料圖
1、侯鼎
侯鼎為青銅器，1969年在煙臺市上夼村春秋墓出土，國家一級文物。此鼎為春秋早期禮器。口徑24.3釐米，腹深11釐米，通高20釐米。窄折沿，立耳，蹄足，口沿下飾二道凸弦紋，之間作一週重環紋。腹內側有銘文，計4行22字“侯易弟叟嗣(fu)，弟叟作寶鼎，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
侯鼎的發現，不僅把煙臺市有文字史料的歷史由2200年前秦始皇登芝罘刻石上溯到春秋早期的2600年前，而且對於東夷古國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義。
山東地區是東夷文化的主要分佈區域，煙臺地區的上古文化屬於東夷文化的一個分支。幾千年來一直流行東夷文化“落後論”的觀點，近數十年來，隨著山東考古文化的發現與研究，這一觀點已經失去地位。考古研究證明，這裡也曾是中華文明的發源地之一，即便是當時地處偏遠的煙臺地區，其文化的起源與文明的誕生也是相當早的，有關“己”、“己加其上下結構”、“萊”等先秦古國的討論一直是圍繞這一地區展開，就是一個證明。
關於國的討論，自1951年王獻唐先生所著《黃縣器》一書刊行以來，至今持續不斷，並形成了四種不同的觀點。其一，“己加其上下結構”與“紀”一國說。二，“己加其上下結構”與“紀”兩國說。三，“己加其上下結構”、“己”、“紀”一國說。四，“己加其上下結構”、“紀”、“萊”一國說。
最早提出“己加其上下結構”與“紀”為一國，“己”同於“紀”的是郭沫若。煙臺上夼春秋墓在出土侯鼎的同時，還出土了一件“己華父”鼎，己器與器同出一墓應非偶然，結合壽光“紀侯臺”出的“己侯鍾”，可證明商周時期的“己加其上下結構”、“己”、“紀”實系一國之稱，可以說，侯鼎和華父鼎的同出一墓，對這一派意見是一個有力的支持。目前，除“己加其上下結構”、“己”、“紀”一國說外，其它三種觀點亦不容忽視，目前論證仍在繼續中。通過論證，煙臺地區在中華古文明中的地位愈加明晰可見。
侯鼎是煙臺市博物館的鎮館之寶，也是煙臺市的標誌性文物珍品。
2、鄭文公碑(下碑)刻石
鄭文公碑系北魏著名書法家鄭道昭所書，碑在萊州市文峰山，刻於北魏永平四年(511)，保存完好，字跡清晰。
鄭道昭(？—516)，字僖伯，自號中嶽先生，北魏滎陽人，著名書法家，魏碑體鼻祖，曾任光州(今萊州市)刺史。他生性閒適散逸，喜遊山水，好詩賦，尤工書法，其書跡流傳至今的均為石刻，鄭文公碑書法為其代表作之一。該碑高2.8米、寬3.6米，碑額《熒陽鄭文公之碑》7字，字大如拳，用的是斬截的方筆，筆鋒森嚴，氣宇軒昂。碑文長達1300餘字，字比額題7字略小些，用的是圓筆。它遵循用筆八法，刻意地表現出每一筆劃的特點，字體寬博，筆力雄強，楷書寫就，兼有隸意，加之用筆純熟、整肅，顯示了鄭道昭書法的雄風偉貌，堪稱一代名作。
鄭道昭在碑文裡歷述了自己的家世，以及父親鄭羲(鄭文公)的生平和政績，文多溢美之辭。但是，鄭文公碑的價值所在，不是這些歌功頌德的文章，而是它的書法藝術。中國書法素有南北之分，南方盛行帖學，北方盛行碑學，並由此分中國書法為兩大流派。一般說來，帖學派筆鋒流媚婉麗，碑學派筆鋒雄奇大方，而北碑中魏碑正是鼎盛時期。清代康有為在其所著《廣藝舟雙楫》中說，北碑莫盛於魏，莫備於魏，凡後世之體態無有不備。魏碑百家齊出，風格萬千，但保留至今的碑刻，總共不過200餘種，自成流派的僅有十家。鄭道昭為十家之一，而且保留的書法碑刻有42種之多，不論碑刻種類之多還是書法藝術造詣之深，都居魏碑之冠。更為難得的是，魏晉南北朝時期，正是漢字由隸書向楷書的發展演變時期，鄭道昭熔百家之長於一體，刻意創新，承前啟後，其書法作品逐步擺脫隸書面目，呈現全新的楷書書體，這對研究中國字體的演變和探索書法藝術的源流，具有極高的價值，這就是歷代的書法家、金石家都對它推崇備至的原因。
3、《重陽全真集》
《重陽全真集》系宋代全真道創始人王重陽所撰的詩詞集。王重陽(1113—1170)名，陝西咸陽人。金大定七年(1167)，王重陽在寧海(今牟平)創立全真道。1170年王重陽去世後，其門人整理他的遺作詩、詞、歌、頌等共1000餘篇，編成13卷，由寧海州學正範懌作序，於1188年刊行於世，後被編入中國道教精典總集《道藏》中。
《重陽全真集》作品以答問、詠懷、敘事、題贈等形式系統地闡述了王重陽的道教思想。他打破門戶觀念，主張儒、釋、道三教一家。如在《答戰公問先釋後道》中雲：“釋道從來是一家，兩般形貌理無差。”在《孫公問三教》中雲：“儒門釋戶道相通，三教從來一祖風。”他遇釋言釋，遇儒言儒，胸懷坦蕩，兼容包蓄。如在《僧淨師求修行》中雲：“依旨念彌陀，清涼氣候和。要全三曜照，須認六波羅。”在《學士勸學》中則以古人映雪懸樑的求學精神勉勵學士，詩中雲：“隔窗映雪心常樂，閉戶懸頭性自歡。”他對全真道自身的說教，則斥“酒”、“色”、“財”、“氣”為“四害”，勸人歸心修道，以求“通三曜”、“出六塵”。
由於王重陽晚年主要活動在寧海一帶，所以《重陽全真集》中多有以膠東山水人物為題的作品，如《蘇莫遮·昆嵛山》雲：“扶桑日出，分明照蓬島相鄰。”《詠寧海軍》雲：“寧海軍中景，清虛道富豪。”《題麻真人觀》中雲：“躬參真聖望昆嵛，巒影風光鎖太虛。”對全真道的發跡地寧海全真堂，王重陽更是緬懷有加，並以《全真堂》為題賦詩十六句，前四句雲：“堂名名號號全真，寂正逍遙子細陳。豈用草茅遮雨露，亦非瓦屋度秋春。”全真集中數次題贊他的得意徒弟馬鈺(寧海人)，稱其為“三千里外尋知友”，在《定風波·贈馬鈺》中雲：“萬萬人中這個人，忽然自悟說良因。恰似白蓮花一朵，尖新，泥沙脫了出迷津。”
《重陽全真集》詩詞雅俗共賞，通俗易懂，形式多樣，律、絕、古調、詞曲，乃至一字詩、三字詩、藏頭詩等無所不用。對後來道教以詩文形式闡述道家思想影響很大。
4、《紀效新書》
《紀效新書》(14卷本)是明代民族英雄戚繼光撰寫的一部著名兵書。明萬曆十年(1582)，戚繼光受朝廷黨派鬥爭影響，被調任廣東鎮守，他不顧年老體弱，一邊巡視防務，整飭兵備，一邊重新整理自己的書稿，將早年成書的《紀效新書》(18卷)重新修訂增補，又吸收了自己的《練兵實紀》中的新內容，定稿為14卷，予以刊印。
戚繼光一生經過在南方抗倭、在北方戍薊的重大軍事鬥爭活動，積累了寶貴的戰法和軍事鬥爭藝術，形成了自己的軍事思想。該書是對自己一生軍事鬥爭經驗的全面總結，全書以軍事訓練為主要內容，共分12篇：《束伍》、《耳目》、《手足》、《比較》、《營陣》、《行陣》、《野營》、《實戰》、《膽氣》、《守哨》、《舟師》、《練將》，立足點是在闡述如何培養一支訓練有素、能打勝仗的軍隊。他不單純要求士卒學好單兵動作、個人技藝，更要求練好隊列訓練、戰術動作。他說：“開大陣，對大敵，比場中較藝、擒捕小賊不同。堂堂之陣，千百人列對而前，勇者不得先，怯者不得後。叢槍戳來，叢槍戳去，亂刀砍來，亂殺還他，只是一齊擁進，轉手皆難，焉能容得左右跳動。一人回頭，大眾同疑；一人轉移寸步，大眾亦要奪心，焉能容得或進或退。”這些論述不僅是校場上的訓練要求，更是戚繼光幾十年戎馬生涯的經驗之談，是萬千將士在疆場上用生命和鮮血換來的，這也是此前中國其它兵書所不及的，因而豐富了中國古代兵書中的治軍內容，使中國古代軍事理論更加系統和完善。
在國外，戚繼光軍事思想也有廣泛而深遠的影響。平壤大捷後，朝鮮國王下令到中國購買《紀效新書》，後又募鄉民為兵，“教以戚氏三手練技之法，置把總、哨官，部分演習實如戚制，數月而成軍容”。戚繼光的兵制在朝鮮推行，影響了幾代人。18世紀起，日本連續翻刻《紀效新書》，認為“戚繼光之書節制精明，號令嚴謹，實兵家之規則，行軍之律令也......”。在日本、美國等國家，《紀效新書》至今還作為教材用於軍校和商學院教育。
5、《安雅堂全集》
《安雅堂全集》是清初著名詩人宋琬所著。宋琬(1614—1673)，字玉叔，號荔裳，萊陽人，名門之後，清順治丁亥進士。他既是一位著名詩人，又是一位頗受人民擁戴的清官。詩人王士禎把他和當時另一位很有名望的詩人施閏章(安徽宣城人)並提為“南施北宋”，在中國文學史上有重要影響。
宋琬一生著述很多，現在能見到的詩1333首，詞165首，文223篇，賦2篇，劇本1本，均收在《安雅堂全集》裡，共計26萬餘字。《安雅堂全集》為7種20卷，14冊。為清順治至乾隆年間刻本，分為安雅堂詩1卷、安雅堂書啟1卷、安雅堂文集2卷、重訓文集2卷、安雅堂木刻稿8卷、八蜀集2卷、二亭詞3卷。
宋琬一生，仕途坎坷，陷囹圄，遭逆變，“流離困頓，備嘗險阻”。宋琬的詩之所以為世人推重，首先是因為他的不少詩篇揭露了封建王朝的黑暗，反映了人民的苦難生活和美好願望。如《漁家詞》一詩中，詩人憤怒地揭露了租吏的凶相與貪婪，反映了漁民生活的艱難。漁民生活十分窮苦，還要“烹魚酌酒”招待凶惡的租吏，最後沒辦法，只好“泣向前村賣網罟”，把藉以維持生活的漁具變賣了，讀了使人潸然淚下。《同歐陽令飲鳳凰山下》一詩中，詩人寫到：“茅茨深處隔煙霞，雞犬寥寥有幾家。寄語武陵仙吏道，莫將徵稅及桃花。”詩人的願望正是廣大人民的願望。
宋琬的詩在藝術上有很高造詣，古體詩和律詩寫得尤好。用語奇麗，比喻清新，委婉含蓄，屬對工巧，構思精細，不落俗套，把而讀之，膾炙人口。例如“山色淺深隨夕照，江流日夜變秋聲”，用語清新秀麗；“簷前雲如新蕉碧，臺上山連大漠青”，比喻新奇形象；“白髮來如不速客，青山應笑未歸人”，構思精巧，不落俗套。與他同時代的金之俊，在為《安雅堂全集》所作的序中說他的詩“其識宏，其慮遠，其情長，其氣清以厚，其調雋以永，其格嚴以老，其言確以質，殆有如懷遠遊，屈了悲憤之所感乎。”張重啟在《重刻安雅堂集序》中說他的詩“兼庾、鮑、李、杜之長，詞擅秦、柳、蘇、黃之勝”。
6、《爾雅義疏》
《爾雅義疏》，清郝懿行撰，共20卷。郝懿行(1755—1823)字恂九，號蘭皋，山東棲霞人。清嘉慶己未進士，官至戶部江南司主事。長於名物訓詁考據之學，潛心著述，於《爾雅》用力最久。畢生著作多至30餘種。
《爾雅》系中國第一部訓詁專著，其作者與成書時代，至今未能確定。《漢書·藝文志》載：《爾雅》3卷、20篇。今存19篇，計有《釋詁》、《釋言》、《釋訓》、《釋案》、《釋宮》、《釋器》、《釋樂》、《釋天》、《釋地》、《釋丘》、《釋山》、《釋水》、《釋草》、《釋木》、《釋蟲》、《釋魚》、《釋鳥》、《釋獸》、《釋畜》。前三篇是解釋古代單音詞、重音詞和連綿字的，其下則包羅了天地萬物及人事、制度等。
《爾雅》漢人舊註失傳，現存有晉代郭璞注、宋代邢炳疏本、唐代陸德明《爾雅直音》(福山王懿榮天壤閣刻本)、清初邵晉涵《爾雅正義》等。因前人對《爾雅》的說解過於簡略，很難理解，郝懿行立志對《爾雅》作進一步疏解。他“用‘因聲求義’、‘音通義近’之法，對該書窮源竟委，博及群書，凡古今一字一異，一義之偏，罔不蒐羅，分別是非，著成《爾雅義疏》，成績超過前人。”
《爾雅義疏》矯正了晉郭璞注《爾雅》的許多疏漏，比清初邵晉涵的《爾雅正義》也有獨到之處。後人評價其“精博邃密，足資考證”。在《辭海》等現代辭書中引《爾雅義疏》為注處甚多。《爾雅義疏》先後有阮元、陸建瀛、商務印書館、北京中國書店、上海古籍出版社等多種版本刊行。
7、煙臺福建會館(天后行宮)
福建會館(天后行宮)位於煙臺市毓嵐街。清光緒十年(1884)始建，光緒三十二年(1906)建成，是清末福建商賈在煙臺集會聯誼的場所。現為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會館由山門、大殿、戲樓和兩廂五部分組成，南北長92米，東西寬39米，佔地3500平方米，具有閩南建築的獨特風格，並承襲了清代乾隆盛世之佈局均勻、聯接得體、雕刻絢麗、宏偉壯觀的建築藝術特色。所用的全部磚瓦木石，均從福建泉州一帶精選，由良工巧匠就地雕琢、彩繪，然後運至煙臺，按藍圖組裝而成。山門是一座高大的木石結構建築，主門3間，兩側次門各一間，外加兩耳房，高約10米，有14根柱礎支撐。屋頂由雕飾精美的斗拱托住，上覆翠藍琉璃瓦，屋脊上有“二龍戲珠”龍吻，屋脊瓷板畫有花卉、走獸、仕女圖等。山門南面是大殿，為天后行宮的主體建築。高臺石基，以細作方石和青磚為承重牆，歇山重簷，12根柱基支撐屋頂，雕樑畫棟，屋頂覆翠藍琉璃瓦，屋脊上同樣有“二龍戲珠”龍吻。
福建會館突出的特點是雕飾極其華麗，可以說是一座雕刻藝術品的展覽館。以品種而言，有木雕、石雕、琉璃雕；就形式而論，有圓雕、浮雕、深浮雕。各種雕刻藝術品引人入勝。大殿重簷間的琉璃雕色彩鮮豔、精巧細密；山門礎柱上的盤龍凌空取勢、活龍活現，石獅、石鼓俏麗玲瓏、風韻獨具；迎壁上的盤龍、“米芾拜石”、“蘇武牧羊”等石雕神態各異、栩栩如生。還有整座大門、大殿的構件可以說是無木不雕、無雕不美。懸于山門樑枋下的花籃和乘蓮珠造型優美、流金溢彩。觸目皆是的龍鳳、獅獸，或怒目、或舞爪，千姿百態，各有情趣。樑枋、雀替等處還雕有近百個歷史故事和神話傳說，諸如“八仙過海”、“劉海戲金蟾”、“趙子龍長阪坡救阿斗”等，刀法細膩，惟妙惟肖，為中國古典建築中所罕見。
8、《林海雪原》
《林海雪原》是當代著名作家曲波所著的一部長篇小說。曲波(1923—2002)，山東龍口市人，當代著名作家，曾任中國作家協會理事。
1938年，曲波15歲時在膠東參加革命，從此轉戰於膠東半島和東北戰場。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後，曲波隨部隊到東北，以團政委的身份帶領一支小分隊深入深山老林，配合大部隊剿匪，在原始森林惡劣的自然環境裡與武裝土匪周旋了大半年。這段驚險的革命鬥爭經歷為他日後創作《林海雪原》打下堅實豐厚的生活基礎。曲波是以創作革命軍事題材長篇小說著稱的作家，他懷著深情的思念和崇高的敬意描寫昔日與他並肩作戰的戰友，他在《林海雪原》的扉頁上寫著“以最深的敬意，獻給我英雄的戰友楊子榮、高波等同志！”
《林海雪原》以剿匪鬥爭為題材，描寫了中國人民解放軍一支精悍的小分隊，在嚴寒的冬天，深入深山密林，以驚人的大智大勇，克服了無數難以想象的艱難險阻，終於徹底乾淨地消滅了數股力量佔優勢的武裝土匪。小說成功塑造了楊子榮、少劍波等英雄形象，情節曲折驚險，故事引人入勝，細緻深刻地再現了驚心動魄的剿匪鬥爭，富於傳奇色彩。
《林海雪原》1957年出版後在社會上立即引起強烈反響。的英雄人物。小說還被譯成英、俄、日、阿拉伯等多種文字出版，在國外有著廣泛影響。
來源：煙臺市史志辦
相關推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