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旭春：《鄉土陝北》一部守望鄉愁的著述

榆林學院郭冰廬教授的新著《鄉土陝北》近期由人民出版社出版。這是一本闡釋陝北地域文化的力作，是從陝北文化考察研究的角度踐行“文化自信”的一本書。全書以陝北高原的廣闊地面為主要地緣研究對象，以生態環境、生存環境與人文環境為參照系，結合陝北世所矚目的人文地理特點，對陝北民間風俗文化中具有代表性的民俗事象作以調查研究。從這種意義上講，是一本田野作業的專著。全書四十萬字，精裝彩印，配有數百幅彩色插圖，可以說是一本圖文並茂的陝北文化的著作。2012年4月13日，文化部正式批准設立“國家級陝北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這本書就是為推動“國家級陝北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宏偉目標實現的應命之作。

這是一本宏觀的整合的陝北文化考察成果。在總體把握上，首先，作者把考察對象置於陝北地緣的生態環境、生存環境與人文環境的大背景下，闡釋陝北文化品格形成的原因，展示陝北民間傳統文化的人格魅力，振奮陝北人文精神，提升陝北文化的地位，講好陝北故事。其次，以由多民族融合而成的陝北人所創造的多民族融合文化為綱統領全書，將民族融合歷史、民間信仰、文化共同體生成、節令文化和民間藝術起源、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等等，次第展開，各自成章而又相映成趣，把一個燦爛、豐富、神祕的鄉土陝北、異彩紛呈的陝北文化充分展現。作者挑選最典型、最有代表性的民俗物象，在放大中深掘，在有限的篇幅中完整地呈現在讀者面前，以達其刻意追求的三個目標：陝北民間風俗文化生長及其在歷史傳統中不斷充盈並保留其原始形態的時空因素；多民族融合性質及其環境因素形成陝北民間風俗文化雄渾、悲壯、蒼涼的風格和博大的吐納氣派；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與土生的民間文化樸素認同，構成了陝北人文精神的主體，是人類的共同財富，具有挖掘、搶救、繼承和弘揚的歷史意義。

作為這本書的重點，陝北民間文化共同體民神信仰的田野作業報告，揭示了陝北文化共同體超越行政管轄邊界的地緣文化實體的緣由，公眾權力與神權的互動，民間信仰、民間造神、祀神娛神社火秧歌及其運作機制，糾手傳承譜系等。同時探討了信仰的神格化、神權支配、團結的維繫力、娛神秧歌的教化作用和規勸功能、文化共同體活動的調節功能、宣洩和補償作用。其意義有二：一是內容上，在陝北文化領域，這是對龐大的民間信仰文化共同體的第一次報告，也是第一份報告，具有別開生面的開拓意義。二是從方法論的角度講，純粹的，也是純淨的不夾雜任何虛構雜質的田野作業運作，也是首次，具有範例的意義。

這是一本嚴格按照社會科學意義上的田野作業報告。田野作業是一種科學的方法，有自己的操作規程。要有“追蹤”的決心、“蹲守”的耐心。早在1993年，《陝北保寧寺祀神活動及社火——秧歌考察》就發表在《北京師範大學學報》上，25年來，至今仍是作者跟蹤考察的對象。其他文章也莫不是死纏爛打蹲守所得。比如，記錄的陝北賽祀藝術《龜茲揚把子》作為民族融合文化的活化石個案，並附錄了“賽祀戲一席談——張明貴道長專訪”。這是迄今在陝北存留的唯一的一篇關於龜茲文化的第一手資料。重慶青年才俊、民俗學家田波看了這書，激動地說：“田野考察，費時耗財，最想獲得的東西往往是偶然得之。箇中甘苦，深有體會……《鄉土陝北》對於我，是最寶貴的第一手資料。‘立稷神以祭之’的獻場祭鬥農事習俗正是我望斷天涯路無處尋覓的鮮活個案。”點透了社會調查的學術價值。記錄原汁原味的陝北非物質文化遺產，為後人留下真實的陝北文化印記，這就是田野作業的目的。本書首創田野作業報告的意義在於，它是一部對陝北民間文化保持不添加、不臆造、不干預、原汁原味的，純淨的忠實記錄。所用材料均為親自調查所得的第一手資料，與任何人、任何文章沒有重疊之處，實屬可貴。

“死纏爛打”的科學精神和治學態度。風俗調查，成功的關鍵是持守。執著成就了本書形而下的田野作業的可信與形而上的理論研究的高度。科學精神，就是以實為實，不折不扣地把原汁原味的民間文化公諸於世，供人民鑑賞、傳承。80年代，作者就陝北26個縣（市）的身高和體重作了調查。在某某高等專科學校平均年齡22週歲的75名男青年，47名女青年平均身高、胸圍、體重的數據考察，這是陝北人體魄的有力支撐。攝像、照相、羅盤定位、尺量、筆錄，一位青年老師動情地說：“從郭教授的考察路數，我看到了真正的田野作業是什麼。”所以，這本書的成功，首先是田野作業的成功。

接地氣的歷練，孕育了作者濃濃的鄉愁。陝北地域文化板塊，綿延26個縣區，面積相當廣闊。作者是一位生於長於陝北南部、成熟於陝北北部的頗為少見的陝北學人，如此的鄉村記憶和鄉愁歷練，陝北精神的天然稟賦融匯到他的心靈深處，使他更容易接地氣，更容易發思古之憂情，底氣十足地、充滿感情地抒寫著“鄉間的死生，泥土的氣息”（魯迅語）。這應當是成就本書的主觀要素。為本書寫序的羅楊主席曾如此評價這本書和寫書的人，這是以赤子心懷、甚至死纏爛打為主要追求方式的動人的“戀愛史”。這不僅是一本陝北鄉土經典的民俗志，更是一個陝北漢子精彩的人生志。

如果說自然科學側重於發明創造的話，那麼，社會科學則側重於發現。作者常常提及田野考察中的一個有趣的現象，那就是民間文化的創造者往往對他們所創造的文化“司空見慣”且“見慣不怪”；而對於社會科學家來說，恰恰相反，需要“少見多怪”。只有抱著“少見多怪”的學術敏感，以睿智的目光去發現，才能有所收穫。像陝北的“三老殿”，陝北最活態的“動物崇拜”乃至“家畜崇拜”的“驢滿月”、驢祖師廟，佳縣“龜茲揚把子”，志丹縣杏河鎮的古窨子，保寧堡、馬坊、魚河堡三處龐大的文化共同體民間信仰等，就是這樣發現的。所以作者認為，善於發現是一個優秀的民俗學家應當具備的治學品質。

適應課題的需要、選取適當的調查方法是本書成功的原因之一。這本書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論為指導，原原本本地對陝北文化原生態考察，以田野作業法為主，運用歸納法，輔之以歷史文化殘餘分析法和區域比較法，厚積薄發，在形而下調查的基礎上做形而上的理論昇華。舒展地展現了鄉土陝北的原生態，因為歷史文化殘餘分析法和區域比較法更適應陝北前沿課題的深層探討。而文獻法有利於項目的深層挖掘。《尚書》《詩經》《周禮》《漢書》《風俗通義》《元和郡縣圖志》《關中勝蹟圖志》，通史、民族史、地方市志等經典文獻，延展並提升了該書的文化含量。由於項目的初衷是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結合，陝北物產、特產如紅棗、驢等，其所以寫得如此鮮活，多賴於《農政全書》《齊民要術》《夢溪筆談》等古典自然科學經典文獻的支撐和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