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程的六世祖名叫範嶽，明代初年在湖北雲夢縣任縣丞，洪武年間獲罪，於是全家就從江西的樂平縣被謫往當時的邊陲重鎮遼東都司的瀋陽衛，範氏自此成為瀋陽人。曾祖範鏓，明正德進士，嘉靖時官至兵部尚書，以伉直忤嚴嵩離任。祖父範沉為瀋陽衛指揮同知，祖祖輩輩食朝廷俸祿。1517年（明正德十二年）考中進士，後入朝為官，官至兵部左次郎，因畏懼瓦剌，不願承擔兵部尚書一職，被罷免。父範楠，有兩子，名文采、文程。文程生於1597年（明萬曆二十五年），少年好學，聰穎敏捷，18歲時，與兄同為瀋陽縣學生員。1618年（萬曆四十六年），八旗軍下撫順，范文程與兄歸順後金，淪為漢奸。努爾哈赤於天命六年取瀋陽、遼陽，七年攻西平入廣寧，范文程皆從徵。據清代有關文獻記載，范文程蒙努爾哈赤善遇，“參與帷幄”，但語焉不詳，具體情形無法知曉。
1629年（天聰三年）十月，皇太極（時稱“天聰汗”）統率滿蒙大軍五萬餘人伐明，從喜峰口突入塞內，入薊門，克遵化。范文程時在汗之文館，被稱為“書房官”、“文臣”或生員、秀才，沒有正式官銜。他雖系儒生，但相貌堂堂，體格魁偉，倒很像是一員虎將，且臨陣不懼，隨軍從徵時，奮勇衝殺，又長於用計，能言善辯，因而立下功勞，“招撫潘家口、馬欄峪、山屯營、馬欄關、大安口五城”。明軍圍攻大安口城，他又“披甲逼陣”，“率槍炮手，殺漢兒甚眾”。十一月十一日，皇太極統軍往攻北京，留參將英俄爾岱、遊擊李思忠及文程與八員備禦，領兵八百名，駐守遵化。明軍來攻，“清軍前鋒被圍，文程突圍力戰，援之以出”。因戰功顯著，范文程被授予遊擊世職。
天聰五年八月，皇太極再次進攻明朝，統軍七八萬圍攻大淩河城。初十日，范文程奉汗命，往城之西山一臺勸降。明兵“據險死守”，他“單騎至臺，曉譬詳切”，守兵聽後下臺投降，其中有生員一人、男丁七十二名、婦女十七人，還有馬二匹、牛二十四頭、驢二十一頭，汗“即付文程畜之”。
天聰六年四月，皇太極領兵徵察哈爾，林丹汗聞悉，率部民逃走。皇太極欲用兵於明宣府太同，范文程與文館同事寧完我、馬國柱上疏，認為入宣府，不如攻山海關。五月下旬，皇太極駐歸化城，遣兵劫掠黃河一帶蒙漢人家，並命文館官員商議下一步行動計劃。六月初五日，范文程與寧完我、馬國柱一起上奏，這是天聰九年之前《清實錄》全文載錄范文程的第一份奏疏，是瞭解此時范文程之見識、才幹、文采的極好材料。現將順治時撰修的《清太宗實錄》所記的疏文，摘錄如下：
汗昨命奴才思想事宜，奴才雖愚魯，敢不具管見以聞。沙河堡官員查發逃奔人，是頭緊顧頭之意，以向年之插漢兒，彼尚不敢少抗，豈敢抗汗今日之兵耶。。臣等環觀今日軍情，無大無小，皆以漢人為奇貨，是勢之必欲深入也。即欲深入，汗當先為籌算，決志無移，切不可草草，以致臨期躊躕。臣等想，汗提兵到此，各相警戒，我兵一入，若得與漢人遇而大創之，是為厚幸，若退守各城，近邊村屯，地薄民窮，凡我兵馬，無益有損。夫既無所獲，勢必從原路出境，是與蒙古無異，而名利兩失矣。果欲內入，當直抵北京，訊其和否，蚤為決斷，由山海拆毀水門而歸，以壯軍威，以示無敵於天下。若計所入之關，無如雁門為便，既無沮滯，又居民富庶，可資飽騰。
汗如必欲深入，又恐無隙可乘，徒敗聲名耳，臣等於不得已之中，有兩計焉，一計近於正大光明，一計近於吹毛求疵。所為正大光明之計者，當諭經過城池，明言插漢兒汗遠遁，百姓盡為我有，因途遙徒步難行，特來與爾主講和，並借爾地方牲畜。。所謂吹毛求疵之計者，當寫書與近邊官員，令彼轉為講和，勒限日期。（明官必耽延），彼時乘隙而入，惟我所欲為矣。入則利在深入，不入則就此回兵，庶為上策，勿徒勞兵卒也。
從這份奏疏，可以看出范文程在兩個方面的弱點。其一，此時範的文學修養欠佳，表述水平不太高明。這份奏疏是寧完我、范文程、馬國柱三人合奏，寧完我是遼陽人，天命年間被俘為奴，天聰三年以“通文史”被皇太極召入文館辦事，授為參將。馬國柱原系明朝生員，進入文館後於天聰八年考中舉人。此疏雖未註明由誰執筆撰寫，但既系三人“公疏”同奏，把它作為反映文程之水平的材料，還是不會錯的。
此疏的文字相當粗糙，毫無文采，有的句子使人難解其意，把它與乾隆初撰修的《清太宗實錄》所記的這一奏疏相比，便可不言而喻了。比如，原疏一開始稱：“汗昨命臣等思想目前事宜，臣等雖愚魯，敢不具管見以聞。”“思想”兩字，恐非當時高人雅士習用之詞，既愚又魯，還加“管見”兩字，也太累贅羅嗦。乾隆修之實錄將其潤色為：“皇上昨命臣等籌度目前事宜，臣等雖愚，敢不竭所知以聞。”兩相比較，乾隆修實錄的史官，將原疏之“思想”改為“籌度”，去一魯字，再把“具管見”變為“竭所知”，雖僅小小變動，顯然使其比較文雅略有文采了。再舉一例，原疏有“沙河堡官員查發逃奔人，是頭緊顧頭之意”。什麼叫“查發逃奔人”？表述太不通順了。乾隆版改為“查發逃去人民，以還我者”，一下子就使人們明瞭其意，知道是明朝官員將從後金逃去的人丁查出送還。至於所謂“頭緊顧頭”，顯系地方性的通俗口語，不易為他省人知曉，乾隆版改為“是不過暫救目前之急”，使其文字表達水平大為提高。全文類似之弊，俯拾即是，不再贅引。
其二，此時范文程在軍政大事上還相當幼稚，見識不高，議不精闢，對後金與明之形勢，瞭解不透，既不知己，又不知彼，所上之計實為下策。范文程、寧完我與大多數降金漢官一樣，竭力主張對明用兵，大舉深入，直搗京師。揆諸當時形勢，此議未免太偏太急太險，如若照此行事，後果難以設想。先就後金本身條件而論，此則，女真男丁不過六萬左右，加上漢軍一旗、蒙古一旗，共十旗，丁數不會超過八萬，而且貝勒、大臣之中，有的已開始享樂腐化，士氣較前有所削弱。遼東漢民因受先汗努爾哈赤晚年的虐待，被屠殺、遷徙、抄沒為奴，滿腔怨憤，紛欲棄金投明。經濟危機也相當嚴重，四年以前，“國中大飢”，鬥米價銀八兩，牛一頭賣銀一百兩，良馬一匹值銀三百兩，布一匹價九兩，出現了“人有相食者”的悲慘景象。①至於周邊形勢，同樣不妙。南面朝鮮，既懷天聰元年被迫訂立城下之盟屈服於金之新恨，又念念不忘二百餘年忠於大明的長遠歷史，一心要擺脫後金壓抑與明聯合抗金。東北方面，蒙古察哈爾部林丹汗雖星夜逃走，但並未覆滅，隨時都可能捲土重來。西邊的明國，儘管曾數敗於金，但幅員遼闊，臣民眾多，人口超過後金幾百倍，明軍也數十倍於八旗軍，並於天聰四年收復永平、遵化四府州縣，迫使勇猛善戰的二大貝勒阿敏狼狽逃回瀋陽。後金處於四面被圍的困難境地。在後方不穩、腹背受敵、敵眾己寡的條件下，不做好充分準備，就要遠征千里以外的大國京都，談何容易，弄不好，被截斷後路，想退回故里尚且不能，焉能進據紫禁城入主中原。所以，聰明的皇太極並不急於飛襲燕京，稍後一些時候，還斥責漢官之此見為謬論。何況，這次出征，原為攻擊林丹汗，不料彼先期遠逃，八旗軍追逐四十餘日，連蒙古大汗的影子都未見到，鞍馬勞累，缺水少糧，得不償失，貝勒、大臣之中，不少人已有怨言，如果還要快馬加鞭遠征明國，僅有十日之糧的疲師，怎能獲勝！因此，范文程三人之計，實為下策，與天聰汗皇太極的方針，是背道而馳的。
當然，寧完我、范文程、馬國柱三人並非無能之輩，在當時的後金確實也算是才謀出眾的智士，寧、範後皆為大學士，馬任至加兵部尚書銜的管轄江南、江西、河南三省的總督。他們的奏疏不會一無所取，至少有兩點是講得很好的，一是他們環觀軍情後，認識到後金國中上下人員“皆以漢人為奇貨”（乾隆版改為“皆志在取明”），必欲深入；二是他們力主儘速決策，“入則利在深入，不入則就此回兵”，不能半途而返。因此，皇太極雖不聽從三人深入之議，但仍對其予以讚揚，《實錄》記為“嘉納之”。
智謀日增
范文程益自磨礪，盡心國事，才幹日強，識見愈高，迅速博得皇太極寵信。天聰七年三月二十七日，以孔有德、耿仲明欲來降，范文程奉汗命，偕吳賴、白格、塞古德，齎汗諭往探及勸降。五月，孔有德率眾來歸，范文程遵諭將其部安插於東京，並陪孔有德等人至瀋陽拜見天聰汗。雖然文館至天聰十年三月才改為內三院正式設立大學士，但在此之前，范文程實際上已被皇太極當作類似此職之親信內臣來使用，經常被召入宮，與汗密議軍國要事。史稱“文程所領，皆樞密事，每入對，必漏下數十刻始出。或未及食息，復奉召入，率以為常”。因此，當初編漢軍旗時，“廷議首推文程”任固山額真，而汗卻不願讓其離開文館，曾下諭：“範章京才堪勝此，但固山職一軍耳。朕方資為心膂，其別議之。”天聰九年二月初七日，皇太極因漢官及諸生動以立即興師伐明陳奏，認為此議不妥，系“不達時勢之見”，“乃小人之淺見”，下諭給刑部承政高鴻中及文館寧完我、范文程等人，對這種意見予以批評，指出此時“人心未及安輯”、“城郭未及修繕”，不能盲目動兵。將來時機到了之後，大軍伐明，那時明帝如棄京而走，或遣使求和，是追擊逃帝，還是圍攻京城，是允和還是拒和，對其人民如何安置，對八旗貝勒等人之貪得之心，如何禁止，等等重大問題，令范文程等“酌議疏奏”。
天聰十年三月初六日，文館改為內國史院、內祕書院、內弘文院，亦稱內三院。范文程被任命為內祕書院大學士，職掌是：撰寫與外國往來書札，掌錄各衙門奏疏、辯冤詞狀、皇上敕諭、文武各官敕書並告祭文廟諭、祭文武官員祭文。范文程之世職亦進為二等甲喇章京，益受汗寵信，“每議大政，必資籌畫”，宣諭各國敕書，皆出其手。
范文程感恩圖報，殫心竭力，操勞國事，先後疏言廢除連坐法，奏準更定部院官制，六部各設滿洲承政一員，下置左右參政、理事官、副理事官、額者章，薦舉鄧長春、張尚、蘇弘祖等人為吏部參政、戶部啟心郎。
1641年（崇德六年）三月，寬溫仁聖皇帝皇太極知悉，睿親王多爾袞等王公統軍圍攻錦州時，離城遠駐，又私遣部分官員兵丁返家，守兵得以出城運糧入內，勃然大怒，遣內大臣昂邦章京圖爾格、固山額真英俄爾岱和內院大學士范文程、希福、剛林等，訊問多爾袞如此辦理的原因，並下諭嚴厲斥責主帥多爾袞和同在軍營的肅親王豪格、饒餘貝勒阿巴泰、安平貝勒杜度、公碩託等人。圖爾格、范文程等傳達帝諭後，多爾袞等引罪。圖爾格、范文程等人向帝奏報其情，皇太極更為惱怒，命他們諭令多爾袞等自議其罪。多爾袞自議死罪，豪格亦言應死，杜度、阿巴泰削爵為民，盡沒戶口奴僕，從徵將領三十餘人分別議死、革職、籍沒。三月二十二日，圖爾格、范文程等將此情奏報，皇太極予以寬減，降多爾袞、豪格為郡王，分別罰銀一萬兩、八千兩並奪二牛錄、一牛錄，餘皆罰銀。第二日，多爾袞等俱至議政衙門，皇太極命大學士希福、范文程等將他們逐出議政衙門。
皇太極十分生氣，多爾袞等人雖然引咎自責，但並不心悅誠服，君、王、將之間的關係非常緊張。多 爾袞身為正白旗旗主、和碩睿親王，“統攝”吏部，其親弟為鑲白旗旗主、和碩豫親王多鐸，其同母之兄阿濟格是英郡王，三兄弟擁有二旗，皆驍勇善戰，軍功卓著。安平貝勒杜度、公碩託，是禮親王代善所轄正紅、鑲紅二旗系統中的實力人物，代善遭皇帝壓抑，心懷不滿。固山額真阿山、譚泰等二十餘名官員，皆是開國有功之戰將。統治集團中這樣多的人員與皇帝長期不和，將會帶來嚴重惡果。
范文程此時已是久經鍛鍊智謀高超蒙帝寵信之大學士，為了改變這種狀況，他於四月初五日偕大學士剛林、學士額色黑奏稱：“國中諸王貝勒大臣，半皆獲罪’，不許入署，不準晉謁皇上，他們回家日久，又將去錦州更替鄭親王，對明作戰，“各部事務，及攻戰器械，一切機宜俱誤”，望皇上息怒，令其入署辦事。皇太極允准，諸王貝勒大臣“遂各赴署辦事’。范文程為協調皇帝與諸王之間的緊張關係，立下一功。
計取中原
1643年（崇德八年）八月初九日，皇太極去世。十四日，諸王貝勒大巨議定，立皇太極之第九子福臨繼位，以鄭親王濟爾哈朗、睿親王多爾袞“輔理國政”。二十六日，舉行新皇帝登極大典，頒詔大赦，改次年為順治元年。
福臨被推為新君，是八旗貴族內部各派激烈爭鬥的暫時妥協。福臨繼位以後，這一斗爭仍在進行。八月十六日，郡王阿達禮、貝子碩託向鄭親王濟爾哈朗、禮親王代善、睿親王多爾袞遊說，謀立多爾袞為君，代善、多爾袞告諸王貝勒，遂以擾政亂國的叛逆罪，將阿達禮、碩託處死，籍沒其家。范文程原是紅旗碩託的屬下人員，此時被撥入鑲黃旗。
范文程剛剛避免了因主碩託亂國而險遭不測之禍，不久又遇到了新的麻煩。攝政王多爾袞之親弟豫郡王多鐸欺之為滿人之走狗，搶奪范文程之妻，經過一番周折，才得到解決，諸王貝勒審實後，決定罰多鐸銀一千兩，奪其十五個牛錄。范文程雖然化險為夷，遭受妻室被霸之災禍，但仍不免憂心忡忡。多鐸乃一旗之主，貴為親王、郡王（原系親王，因故降爵，不久復封親王），又系攝政王多爾袞之同母親弟，日後會舍此不究嗎？萬一追念前怨，范文程恐難免滅門之災了。
儘管身遭故主被戮、愛妻險被欺凌之雙重危難，范文程仍以大局為重，在清朝入主中原這一緊急關頭，獻計獻策，立下了殊勳。1644年（崇德九年）四月初四日，范文程上書攝政王，奏請立即出兵伐明，奪取天下。此文關係到清帝能否君臨天下，至為重要，摘錄如下：
乃者有明，流寇距於西土，水陸諸寇環於南服，兵民煽亂於北陲，我師燮伐其東鄙，四面受敵，其君若臣安能相保耶。此正欲攝政諸王建功立業之會也。竊惟成丕業以垂休萬禩者此時，失機會而貽悔將來者亦此時。何以言之，中原百姓蹇罹喪亂，荼苦已極，黔首無依，思擇令主，以圖樂業。是則明之受病種種，已不可治，河北一帶定屬他人。其土地人民，不患不得，患得而不為我有也。蓋明之勁敵，惟在我國，而流寇復蹂躪中原，正如秦失其鹿，楚漢逐之，我國雖與明爭天下，實與流寇角也。為今日計，我當任賢以撫眾，使近悅遠來。申嚴紀律，秋毫無犯，復宣諭以昔日不守內地之由，及今進取中原之意，而官仍其職，民復其業，錄其賢能，恤其無告，將見密邇者綏輯，逖聽者風聲，自翕然而向順矣。夫如是，則大河以北，可傳檄而定也。。惟攝政諸王察之。
范文程此書，講清了四個問題。
其一，明國必亡。儘管此時清國君臣尚不知曉李自成農民軍已打進北京，滅了明皇朝，崇禎帝自盡，但范文程已經看準，曾擁有雄兵百萬、轄地萬里、臣民上億的大明國，必將迅速滅亡。他非常透徹地剖析了明朝的內憂外患，四面受敵，人心盡失，業已病入膏肓，無可救藥。認清這一基本形勢，對久懷入主中原雄心的八旗王公的決策，無疑有著重大的影響。
其二，與“流寇”爭天下。如果說在此之前已有人議論明國將亡，范文程不過是闡述得更清楚、更全面、更深刻的話，那麼，與明末農民軍爭奪明皇朝的天下的論點，則是范文程最先提出來的。此時，清朝將領和謀士對大順、大西農民軍所知甚少，僅把其當作活動於西北一隅的“流寇”。順治元年正月二十六日，蒙古鄂爾多斯部之人向多爾袞報告李自成取陝西、攻三邊的消息時，多爾袞還於當日給農民軍寫信，欲圖與其建立聯繫，協同攻明。信中明確講到：“茲者致書，欲與諸公協謀同力，並取中原，倘混一區宇，富貴共之矣。”范文程高瞻遠矚，敏銳地察覺到農民軍才是清帝主入中原的大敵，強調指出：“正如秦失其鹿，楚漢逐之，我國雖與明爭天下，實與流寇角矣。”這一論斷十分精闢，至關緊要，為清軍入關及其與大順軍決戰，奠定了思想基礎。
其三，良機難得，稍縱即逝。范文程剖析了明朝必亡、“流寇”勢強之後，著重點明，中原土地人民，不患不得，患得而不為我有，恐將落入農民軍之手。如果處理不當，不爭取人心，則有可能以己之力驅逐人民投往“流寇”，那時大勢就無可挽回了。因此他大聲疾呼：“成丕業以垂休萬禩者此時，失機會而貽悔將來者亦此時”。機不可失，時不再來，成敗與否，在此一舉。范文程此論，確係高見，此時李自成已入據北京半月有餘，河北、山東傳檄而定，設若清軍晚個一年半載才出兵，大順農民政權有可能統一黃河、長江流域，全部接管除遼東以外的明朝舊有轄地，那時大局已定，清軍要想問鼎中原，就難上加難了。
其四，變方針，創“大業”，開殺掠，收人心。早年努爾哈赤大殺遼民，二大貝勒阿敏貝勒棄遵化屠永平，清軍四次深入，搶掠而返，使明國臣民以為清朝並無大志，不過是搶掠子女玉帛而已，“縱來歸附”於清，亦“未必撫卹”，因此他們疑惑不定。范文程剖析了漢民“因懷攜貳”的緣故，提出應當宣佈此次“進取中原之意”，申嚴紀律，“秋毫無犯”，並綱要性地提出四條原則：“官仍其職，民復其業，錄其賢能，恤其無告”。這樣一來，漢民必然紛紛歸順，“大河以北，可傳檄而定”。
范文程的建議，對清奪取中原的基本方針、政策的制定，對促使清軍出發，起了巨大的作用。四月初九日，即范文程啟奏攝政王之後的第五日，攝政王多爾袞帶領郡王多鐸、阿濟格等八旗王公大臣，統領滿蒙漢官兵十餘萬，祭師出發。多爾袞並明告三軍：“曩者三次往徵明朝，俱俘虜而行。今者大舉，不似先番，蒙天眷佑，要當定國安民，以希大業。”
四月十四日，大軍抵達翁後，明平西伯吳三桂自山海關遣使前來求兵，言及李自成已破明都，多爾袞立即派人往召在蓋州湯泉養病的范文程來商大計。范文程抱病力趨，建議說：
自闖寇猖狂，中原塗炭，近且傾覆京師，伐厥君後，天怒矣；刑辱縉紳，拷掠財貨，士忿矣；掠民資，淫人婦，火人廬舍，民恨矣。備此三敗，行之以驕，可一戰破也。我國家上下同心，兵甲選練，。何功不成。自古未有嗜殺而得天下者。國家止欲帝關東，當攻掠兼思。倘思統一區夏，非乂安百姓不可。
多爾袞收到吳三桂的乞兵書，本來相當猶豫，是前進，還是中止。清軍之行，是為了奪北京取中原，如今既然農民軍已先據都城，直搗山海，清軍還有無必要繼續前進。而且過去清兵三逼明都，皆未能得手，現農民軍能襲破其城，其軍戰鬥力諒必很強，如與清兵交戰，勝負難卜。多爾袞對阿濟格、多鐸說：“吾嘗三圍彼都，不能遽克，自成一舉破之，其智勇必有過人者。今統大眾親至，得毋乘戰勝精甲，有窺遼之意乎？不如分兵固守四境，以觀動靜。”三人“鹹有懼色，遂頓兵不進”。正是在這猶豫不決的緊急關頭，范文程講明瞭清軍必能打敗李自成農民軍，獲取大勝，並再次強調禁殺掠收人心，從而堅定了多爾袞進軍的信心和決心，決定收降吳三桂，迎戰農民軍。四月二十二日，兩軍大戰于山海關石河西，李自成敗走，清軍大勝，並乘勢追擊。
此時，沿途官民畏懼殺掠，“民多逃匿”。范文程扶病隨徵，草檄宣諭：“義兵之來，為爾等復君父仇，非殺百姓也，今所誅者惟闖賊。官來歸者復其官，民來歸者復其業。師律素嚴，必不汝害。”其檄皆署范文程的官階姓氏。這一宣諭相當有效，“民心遂安”。清軍迅速前進，五月初二日，攝政王多爾袞入居紫禁城內的武英殿，實現了多年以來入主中原的宏願。
開國定製
1644年（順治元年）五月初二日，清軍進據北京。此時，百務廢弛，社會混亂，人心波動。范文程晝夜操勞，佐理國政。儘管當時頭緒紛繁，“畿內甫平，軍興四出，騰布文告，應給軍需，事無鉅細，皆決於文程”，使他“晝夜立闕下”，“應機立辦”，非常勞累。但與此同時，他始終緊緊抓住根本問題，為革除明季弊政，與民謀利，爭取人心，開國定製而艱苦奮鬥。他首先致力於穩定都城局勢，於入京後第二日，五月初三日，向攝政王奏稱：燕京一些人，“假託搜捕賊孽，首告紛紛，恐致互相仇害，轉滋惶擾，應行嚴禁”。多爾袞贊同，下令禁止，並設防守燕京內外城門官兵，“嚴禁士卒搶奪”。緊接著，他又奏請為明崇禎帝發喪。崇禎帝朱由檢於三月十九日自縊於煤山海棠樹，二十一日大順軍發現其屍，發錢二貫，買柳木棺置放，四月初四日安葬於昌平州，“草草掩于田貴妃墳內”。范文程建議為崇禎帝發喪，多爾袞同意，於五月初四日下諭：李自成原系故明百姓，乃敢弒主暴屍，“誠天人共憤，法不容誅者”，今令官民“為崇禎帝服喪三日，以展輿情”，著禮部、太常寺“備帝禮具葬”。此事深受故明官紳擁戴，《清實錄》載稱：“諭下，官民大悅，皆頌我朝仁義聲施萬代雲。”
尤其重要的是，范文程制定了清朝的稅收政策。在連年戰爭中，農民軍將明末的官府餉冊通通燒燬，只剩下萬曆年間的舊冊。范文程入京之後，即招集各部胥吏，徵求冊籍。有人建議於地方搜尋明季新冊，范文程拒絕其議，說：“即此為額，尤恐病民，豈可更求。”遂以萬曆舊冊為依據，照此徵收田賦。多爾袞聽從范文程之言，於順治元年七月十七日諭告全國官吏軍民，宣佈廢除三餉：“前朝弊政，厲民為甚者，莫如加派遼餉，以致民窮盜起，而復加剿餉，再為各邊抽練，而復加練餉。惟此三餉，數倍正供，苦累小民，剔脂刮髓，遠者二十餘年，近者十餘年，天下嗷嗷，朝不及夕。。茲哀爾百姓困窮，夙害未除。為爾下民請命，自順治元年為始，凡正額之外，一切加派，如遼餉、剿餉、練餉，及召買米豆，盡行蠲免。各該撫按，即行所屬各道府州縣軍衛衙門，大張榜示，曉諭通知，如有官吏朦朧混徵暗派者，察實糾參，必殺無赦。”十月初十日，順治帝頒行的即位詔，又再次宣佈：“地畝錢糧，俱照前朝會計錄（即萬曆年間的會計錄）原額，自順治元年五月初一日起，按畝徵解，凡加派遼餉、剿餉、練餉、召買等項，悉行蠲免。”有清一代，田賦基本上沒有加派，實奠基於此，這一安撫百姓的制度的確立和堅持，與范文程是分不開的。
范文程很注意爭取漢族文人的歸順與合作，大力起用廢官閒員，徵訪隱逸之士，讓他們為官作宦，治政教民。順治二年南京攻下後，范文程上疏：“治天下在得民心，士為秀民，士心得，則民心得矣，今宜廣其途以搜之”，請於順治三年、四年再次舉行鄉試、會試。帝從之，於是“江以南士子畢集，得人稱極盛雲”。
范文程辛勤操勞，“安撫孑遺，舉用廢官，搜求隱逸，甄考文獻，更定律令，廣開言路”，確定賦制，對清初的開國定製，做出了重大貢獻。
功成引退
正當范文程勵精圖治業績顯著的時候，朝中政局發生了重大變化，使他不得不抑制雄心壯志，置身中樞之外。原來，攝政王多爾袞率清軍入主中原以後，權勢急劇膨脹，初晉叔父攝政王，再升皇叔父攝政王，順治五年竟當上了“皇父攝政王”，大有取代福臨帝位之勢。其親弟多鐸亦因入關和下南京之功，以及助兄治政，不斷高升，初由郡王復封親王，再晉德豫親王，順治四年又進封“輔政叔德豫親王”，成為僅次於多爾袞的“輔政王”，具體主持日常政務。多爾袞極力壓抑正黃、鑲黃兩旗忠於皇太極、福臨與豪格的王公大臣，將肅親王豪格革爵幽禁迫害致死，追革一等公圖賴之爵，沒其家產，革一等昂邦章京鰲拜世職，“免死贖身”，削二等昂邦章京索尼世職，罷其官，籍沒家產，遣發盛京守陵。
范文程蒙受皇太極特恩殊寵，知恩圖報，竭力效忠朝廷，誓死不忘故主，至是，見朝政日變，睿王權大逼帝，同僚剛林希寵背主轉附睿王，福臨之位岌岌可危，心中十分不滿。兼之，幾年以前豫王多鐸奪己妻遭罰，難免有恨，恐將恃權報仇。形勢非常明顯，范文程要想晉爵加祿牢居相位，避免豫王謀害，就得離棄幼君投靠睿王，要想保持氣節，忠貞不渝，就要開罪於皇父攝政王，身家性命難保。左思右想，進退兩難。最後，范文程決定託疾家居。此情當然引起多爾袞不滿。因此，儘管范文程於開國定製大有貢獻，威望甚高，從順治元年起就名列大學士之首，但攝政王對剛林、馮銓、祁充格三位大學士更為信用，范文程逐漸被排除於議政之外，僅於順治元年被委任為《太宗實錄》總裁官。
順治七年十二月多爾袞病逝，順治八年閏二月剛林、祁充格以諂附睿王妄改《太祖實錄》刪去大福晉阿巴亥等事，被處以死刑，范文程亦系同改之人，刑部擬議革職，解任，籍沒其家，諸王大臣覆議，擬令其革職折贖留任。順治帝批示：“范文程曾效力太宗朝，在盛京時，又不曾預貝子碩託之罪，後知睿王所行悖逆，託疾家居，眾亦共知。睿王取去剛林時，以范文程不合其意，故不取去。范文程著革職，本身折贖，仍留原任。前所行情罪已結，今後於委任職掌，當矢忠報效。”不久，范文程即復官。第二年，順治九年遇恩詔，復進世職為一等子，授議政大臣，任《太宗實錄》總裁官。
范文程繼續盡心竭力佐治國政，順治九年三月初八日，他偕同僚參奏會試中式第一名舉人程可則“文理荒謬，首篇尤悖戾經注，士子不服，通國駭異”，請敕部議處。順治帝命革退程可則，懲治考官胡統虞等人。
此時，因兵火連年，軍費浩繁，民不寧居，土地荒蕪，各地錢糧缺額，田賦虧欠，軍餉不足。范文程於九年十月三十日特上大興官屯之疏：
臣見直省地方，土地荒蕪，錢糧闕額至四百餘萬。民賦虧，則兵餉必絀，國家大害在此。然民地荒，則軍屯可興，國家大利亦在此。昔明太祖嘗言養兵百萬，不費民間一粒，亦當元季亂後，曠地甚多，能行官屯故耳。今湖廣、江西、河南、山東、陝西五省，寇亂日久，人民稀少，若待招民，窮民無力，何能開墾？若任現在道府各官，庶務繁多，勢必遷延不力。臣請行興屯四事。一、在選舉得人。。其官吏俸廩，初年於興屯本內關支，次年以子粒補償。。一、在開墾收穫。開墾必用牛種農器。於州縣庫貯錢糧內分用支給。。地之無主者，即為官屯。有主而拋棄者，多方招來，過期不至，亦為官屯。凡土著流戶，願來耕者，官為給地，量助牛種，官分子粒三分之一，三年之後，便為永業。。一、在積貯轉運。。一、在責成考課。。臣又謂，今孟冬將盡，若復不決，明春難耕，日復一日，四百萬之課，是永無足時矣。
范文程此奏疏，既表明他確實關心國事，竭力想為帝君分憂，欲圖解決順治一朝入不支出軍餉短缺的大難題；又反映出此時他已江郎才盡，料事大不如前。軍屯官屯一事，明中葉以後，不少大臣奏請恢復明初之制，有清一代，亦常有人以此為富國足兵之妙計，其實，包括范文程在內的這批建言者，對於明代的軍屯，僅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並不瞭解其產生、發展、衰落的基本歷史和決定其盛衰的根本因素。由於土地私有化的時代潮流和人民反封建鬥爭的強大威力，明太祖朱元璋僉徵上百萬軍戶墾種六、七千萬畝田土的軍屯之制，到明中葉已迅速衰落，明末更是名存實亡。歷史實踐證明，欲仿明初之制的大興軍屯之議，不過是可言而不可行的紙上談兵的書生之見，此實為下策和無策。
正是由於無法行此古制，所以，雖然順治帝對范文程之疏予以讚揚批示，“此所奏甚是，著議政諸王及大臣等會議具奏”，但並未能夠付諸實行。
順治十年正月，文程覆上保舉連坐法，奏請允許部院三品以上的大臣各舉所知之人，若被舉之人任官後稱職，獎勵保舉者，如其不稱職，按罪之大小，“保舉官議以連坐”。他認為，“此法實行，則內外皆得真才，而天下無有不治者矣”。順治帝下詔從其議。
順治十年八月，加范文程少保兼太子太保。九月，年近花甲的范文程上疏，以病奏請休致。順治帝諭告吏部：“大學士范文程，自太宗時辦事衙門二十餘年，忠誠練達，不避艱辛，朕所倚賴。乃近以積勞成病，雖暫假調理，仍夙夜在公，未得專事藥餌，旦夕奏效，深系朕懷，暫令解任謝事，安心調攝，特加升太傅兼太子太師，昭朕眷禮大臣至意。”十四年，加秩一級，帝遣畫工至范文程府宅畫其像，“藏之內府，不時觀覽”。1662年（康熙二年），范文程奉命祭告太宗山陵，“伏地號慟，幾不能起”。
因病去世
1666年（康熙五年）八月初二日，這位為大清建國定製立下卓越功勳的大學士，因病去世，終年70歲。康熙帝知悉文程病故，親撰祭文，遣禮部侍郎黃機諭祭，賜其葬於河北懷柔縣紅螺山，諡“文肅”。永曆六十七年，帝又親書“元輔高風”四字，為其祠橫額。其子承謨、承勳等，分任總督、尚書等要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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