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報”：一個在明、清兩代，發行了400餘年的民辦報紙'
元朝、明朝和清朝發佈官報的制度，跟唐宋大致相同。元朝設通政院，明、清兩朝則設通政司和提塘官，負責政府文報的收遞。凡是內閣同意發佈的文件和朝廷的政事消息，都由他們向地方傳報。
元朝、明朝和清朝發佈官報的制度，跟唐宋大致相同。元朝設通政院，明、清兩朝則設通政司和提塘官，負責政府文報的收遞。凡是內閣同意發佈的文件和朝廷的政事消息，都由他們向地方傳報。
一、明、清時的官報
歷史文獻中關於元代報紙的記載甚少，一般人認為，那時邸報仍在流行，未見明顯的改變。明朝報業則較元朝活躍，明代有官門鈔、轅門鈔、邸報、京報等報，習慣上都稱朝報。其實，明代的朝報是指朝廷的條報，而用“官門鈔”代替宋代的朝報發佈上渝、奏摺。邸報已改用活字印刷，內容也增加，如現存的明“萬曆邸鈔”，記載了當時不少政治、經濟、文化方面的情況，是研究明史的珍貴資料。
清朝統治者對報刊出版是重視的。攝政王多爾袞入關前，曾大力蒐集邸報，研究明朝政治、經濟和軍事狀況，並曾嘲笑明朝的京報失實，“下以此蒙上，上的旨意亦以此蒙下，最為可笑。”
元朝、明朝和清朝發佈官報的制度，跟唐宋大致相同。元朝設通政院，明、清兩朝則設通政司和提塘官，負責政府文報的收遞。凡是內閣同意發佈的文件和朝廷的政事消息，都由他們向地方傳報。
一、明、清時的官報
歷史文獻中關於元代報紙的記載甚少，一般人認為，那時邸報仍在流行，未見明顯的改變。明朝報業則較元朝活躍，明代有官門鈔、轅門鈔、邸報、京報等報，習慣上都稱朝報。其實，明代的朝報是指朝廷的條報，而用“官門鈔”代替宋代的朝報發佈上渝、奏摺。邸報已改用活字印刷，內容也增加，如現存的明“萬曆邸鈔”，記載了當時不少政治、經濟、文化方面的情況，是研究明史的珍貴資料。
清朝統治者對報刊出版是重視的。攝政王多爾袞入關前，曾大力蒐集邸報，研究明朝政治、經濟和軍事狀況，並曾嘲笑明朝的京報失實，“下以此蒙上，上的旨意亦以此蒙下，最為可笑。”
清朝統治者取得全國政權後，進一步加強對報刊的控制。雍正年間(1723-1735年)正式停止發行邸報，政府的命令、公告等新聞，轉由提塘報公佈。所謂“提塘”，是清代各省總督巡撫派駐首都負責傳遞與朝廷來往文書的官職，提塘官傳遞的文書稱為提塘報或塘報。提塘報內容簡單，多為一般人事命令或章奏留書，未能滿足士大夫的要求。
清文宗咸豐元年，張芾奏請刊刻“邸報”給各省，以代替政府的提塘報。但是，咸豐皇帝並不採納，反而申斥他“識見錯謬，不知政體，可笑之至。”
元朝、明朝和清朝發佈官報的制度，跟唐宋大致相同。元朝設通政院，明、清兩朝則設通政司和提塘官，負責政府文報的收遞。凡是內閣同意發佈的文件和朝廷的政事消息，都由他們向地方傳報。
一、明、清時的官報
歷史文獻中關於元代報紙的記載甚少，一般人認為，那時邸報仍在流行，未見明顯的改變。明朝報業則較元朝活躍，明代有官門鈔、轅門鈔、邸報、京報等報，習慣上都稱朝報。其實，明代的朝報是指朝廷的條報，而用“官門鈔”代替宋代的朝報發佈上渝、奏摺。邸報已改用活字印刷，內容也增加，如現存的明“萬曆邸鈔”，記載了當時不少政治、經濟、文化方面的情況，是研究明史的珍貴資料。
清朝統治者對報刊出版是重視的。攝政王多爾袞入關前，曾大力蒐集邸報，研究明朝政治、經濟和軍事狀況，並曾嘲笑明朝的京報失實，“下以此蒙上，上的旨意亦以此蒙下，最為可笑。”
清朝統治者取得全國政權後，進一步加強對報刊的控制。雍正年間(1723-1735年)正式停止發行邸報，政府的命令、公告等新聞，轉由提塘報公佈。所謂“提塘”，是清代各省總督巡撫派駐首都負責傳遞與朝廷來往文書的官職，提塘官傳遞的文書稱為提塘報或塘報。提塘報內容簡單，多為一般人事命令或章奏留書，未能滿足士大夫的要求。
清文宗咸豐元年，張芾奏請刊刻“邸報”給各省，以代替政府的提塘報。但是，咸豐皇帝並不採納，反而申斥他“識見錯謬，不知政體，可笑之至。”
二、清代官報可以代替正式文書
清政府公開發行官報是在帝國主義闖開中國閉關自守的大門之後。那是光緒年間，康有為、黃遵憲等人在北京創辦強學會書局和《中外新報》，將強學書局改為官辦的官書局，發行《官書局報》與《官書局譯報》。
這兩份官報形式與京報相仿，內容除刊登諭折外，增加一些介紹國外新事新工藝的譯文。維新運動失敗後，慈禧太后臨朝訓政，幽禁光緒帝，並查封《官書局報》與《官書局譯報》。直到公元1906年冬，慈禧太后迫於形勢，假意作態預備立憲，讓考察政治館辦《政治官報》，作為清廷的政府報紙。隨後，宣統三年又將《政治官報》改為《內閣官報》，並且宣稱它所刊登的諭旨在“官報所到之目，即作為奉旨日期”，其他各種文件，也“以官報所刊佈者為依據，毋庸另文通行”。
元朝、明朝和清朝發佈官報的制度，跟唐宋大致相同。元朝設通政院，明、清兩朝則設通政司和提塘官，負責政府文報的收遞。凡是內閣同意發佈的文件和朝廷的政事消息，都由他們向地方傳報。
一、明、清時的官報
歷史文獻中關於元代報紙的記載甚少，一般人認為，那時邸報仍在流行，未見明顯的改變。明朝報業則較元朝活躍，明代有官門鈔、轅門鈔、邸報、京報等報，習慣上都稱朝報。其實，明代的朝報是指朝廷的條報，而用“官門鈔”代替宋代的朝報發佈上渝、奏摺。邸報已改用活字印刷，內容也增加，如現存的明“萬曆邸鈔”，記載了當時不少政治、經濟、文化方面的情況，是研究明史的珍貴資料。
清朝統治者對報刊出版是重視的。攝政王多爾袞入關前，曾大力蒐集邸報，研究明朝政治、經濟和軍事狀況，並曾嘲笑明朝的京報失實，“下以此蒙上，上的旨意亦以此蒙下，最為可笑。”
清朝統治者取得全國政權後，進一步加強對報刊的控制。雍正年間(1723-1735年)正式停止發行邸報，政府的命令、公告等新聞，轉由提塘報公佈。所謂“提塘”，是清代各省總督巡撫派駐首都負責傳遞與朝廷來往文書的官職，提塘官傳遞的文書稱為提塘報或塘報。提塘報內容簡單，多為一般人事命令或章奏留書，未能滿足士大夫的要求。
清文宗咸豐元年，張芾奏請刊刻“邸報”給各省，以代替政府的提塘報。但是，咸豐皇帝並不採納，反而申斥他“識見錯謬，不知政體，可笑之至。”
二、清代官報可以代替正式文書
清政府公開發行官報是在帝國主義闖開中國閉關自守的大門之後。那是光緒年間，康有為、黃遵憲等人在北京創辦強學會書局和《中外新報》，將強學書局改為官辦的官書局，發行《官書局報》與《官書局譯報》。
這兩份官報形式與京報相仿，內容除刊登諭折外，增加一些介紹國外新事新工藝的譯文。維新運動失敗後，慈禧太后臨朝訓政，幽禁光緒帝，並查封《官書局報》與《官書局譯報》。直到公元1906年冬，慈禧太后迫於形勢，假意作態預備立憲，讓考察政治館辦《政治官報》，作為清廷的政府報紙。隨後，宣統三年又將《政治官報》改為《內閣官報》，並且宣稱它所刊登的諭旨在“官報所到之目，即作為奉旨日期”，其他各種文件，也“以官報所刊佈者為依據，毋庸另文通行”。
這就清楚地表明，清政府的《內閣官報》可以代替正式文書，具有公佈法律命令機關的權力，是封建地主階級統治機構的組成部分。
三、政府允許公開出版的民間報利——京報
在明清兩代新聞事業中，還有一種在歷史上有重大影響的報紙——京報。它是當時政府允許公開出版的民間報刊，由民間報房印刷發行。除叫京報外，有時人們又稱它為邸報、邸鈔、除目或朝報。
元朝、明朝和清朝發佈官報的制度，跟唐宋大致相同。元朝設通政院，明、清兩朝則設通政司和提塘官，負責政府文報的收遞。凡是內閣同意發佈的文件和朝廷的政事消息，都由他們向地方傳報。
一、明、清時的官報
歷史文獻中關於元代報紙的記載甚少，一般人認為，那時邸報仍在流行，未見明顯的改變。明朝報業則較元朝活躍，明代有官門鈔、轅門鈔、邸報、京報等報，習慣上都稱朝報。其實，明代的朝報是指朝廷的條報，而用“官門鈔”代替宋代的朝報發佈上渝、奏摺。邸報已改用活字印刷，內容也增加，如現存的明“萬曆邸鈔”，記載了當時不少政治、經濟、文化方面的情況，是研究明史的珍貴資料。
清朝統治者對報刊出版是重視的。攝政王多爾袞入關前，曾大力蒐集邸報，研究明朝政治、經濟和軍事狀況，並曾嘲笑明朝的京報失實，“下以此蒙上，上的旨意亦以此蒙下，最為可笑。”
清朝統治者取得全國政權後，進一步加強對報刊的控制。雍正年間(1723-1735年)正式停止發行邸報，政府的命令、公告等新聞，轉由提塘報公佈。所謂“提塘”，是清代各省總督巡撫派駐首都負責傳遞與朝廷來往文書的官職，提塘官傳遞的文書稱為提塘報或塘報。提塘報內容簡單，多為一般人事命令或章奏留書，未能滿足士大夫的要求。
清文宗咸豐元年，張芾奏請刊刻“邸報”給各省，以代替政府的提塘報。但是，咸豐皇帝並不採納，反而申斥他“識見錯謬，不知政體，可笑之至。”
二、清代官報可以代替正式文書
清政府公開發行官報是在帝國主義闖開中國閉關自守的大門之後。那是光緒年間，康有為、黃遵憲等人在北京創辦強學會書局和《中外新報》，將強學書局改為官辦的官書局，發行《官書局報》與《官書局譯報》。
這兩份官報形式與京報相仿，內容除刊登諭折外，增加一些介紹國外新事新工藝的譯文。維新運動失敗後，慈禧太后臨朝訓政，幽禁光緒帝，並查封《官書局報》與《官書局譯報》。直到公元1906年冬，慈禧太后迫於形勢，假意作態預備立憲，讓考察政治館辦《政治官報》，作為清廷的政府報紙。隨後，宣統三年又將《政治官報》改為《內閣官報》，並且宣稱它所刊登的諭旨在“官報所到之目，即作為奉旨日期”，其他各種文件，也“以官報所刊佈者為依據，毋庸另文通行”。
這就清楚地表明，清政府的《內閣官報》可以代替正式文書，具有公佈法律命令機關的權力，是封建地主階級統治機構的組成部分。
三、政府允許公開出版的民間報利——京報
在明清兩代新聞事業中，還有一種在歷史上有重大影響的報紙——京報。它是當時政府允許公開出版的民間報刊，由民間報房印刷發行。除叫京報外，有時人們又稱它為邸報、邸鈔、除目或朝報。
我國民辦的京報房大約起於明代中葉的首都，隨後南方一些省會也有設立。它的主要業務是編印京報，其次兼營郵政和印刷。清朝末年，僅北京一地就有聚興、聚升、合成、杜記、集文、同順、天華、公興、聚恆、同文、信義等十一家報房。
京報新聞的主要來源是內閣發鈔機關和各省設在首都的塘務辦事處。京報內容和官報近似，版面安排先是宮門鈔，報道宮廷消息，發佈重要任免令。次是上諭，刊登皇帝的赦令和公告。三是奏摺，即群臣的奏議、報告。另外，有時還刊登報房探報人採訪和編寫的專稿。例如明熹宗天啟六年(1626年)五月初六出版的京報，便有一則探報人採寫的反映北京王恭廠火藥庫爆炸經過的社會新聞。
元朝、明朝和清朝發佈官報的制度，跟唐宋大致相同。元朝設通政院，明、清兩朝則設通政司和提塘官，負責政府文報的收遞。凡是內閣同意發佈的文件和朝廷的政事消息，都由他們向地方傳報。
一、明、清時的官報
歷史文獻中關於元代報紙的記載甚少，一般人認為，那時邸報仍在流行，未見明顯的改變。明朝報業則較元朝活躍，明代有官門鈔、轅門鈔、邸報、京報等報，習慣上都稱朝報。其實，明代的朝報是指朝廷的條報，而用“官門鈔”代替宋代的朝報發佈上渝、奏摺。邸報已改用活字印刷，內容也增加，如現存的明“萬曆邸鈔”，記載了當時不少政治、經濟、文化方面的情況，是研究明史的珍貴資料。
清朝統治者對報刊出版是重視的。攝政王多爾袞入關前，曾大力蒐集邸報，研究明朝政治、經濟和軍事狀況，並曾嘲笑明朝的京報失實，“下以此蒙上，上的旨意亦以此蒙下，最為可笑。”
清朝統治者取得全國政權後，進一步加強對報刊的控制。雍正年間(1723-1735年)正式停止發行邸報，政府的命令、公告等新聞，轉由提塘報公佈。所謂“提塘”，是清代各省總督巡撫派駐首都負責傳遞與朝廷來往文書的官職，提塘官傳遞的文書稱為提塘報或塘報。提塘報內容簡單，多為一般人事命令或章奏留書，未能滿足士大夫的要求。
清文宗咸豐元年，張芾奏請刊刻“邸報”給各省，以代替政府的提塘報。但是，咸豐皇帝並不採納，反而申斥他“識見錯謬，不知政體，可笑之至。”
二、清代官報可以代替正式文書
清政府公開發行官報是在帝國主義闖開中國閉關自守的大門之後。那是光緒年間，康有為、黃遵憲等人在北京創辦強學會書局和《中外新報》，將強學書局改為官辦的官書局，發行《官書局報》與《官書局譯報》。
這兩份官報形式與京報相仿，內容除刊登諭折外，增加一些介紹國外新事新工藝的譯文。維新運動失敗後，慈禧太后臨朝訓政，幽禁光緒帝，並查封《官書局報》與《官書局譯報》。直到公元1906年冬，慈禧太后迫於形勢，假意作態預備立憲，讓考察政治館辦《政治官報》，作為清廷的政府報紙。隨後，宣統三年又將《政治官報》改為《內閣官報》，並且宣稱它所刊登的諭旨在“官報所到之目，即作為奉旨日期”，其他各種文件，也“以官報所刊佈者為依據，毋庸另文通行”。
這就清楚地表明，清政府的《內閣官報》可以代替正式文書，具有公佈法律命令機關的權力，是封建地主階級統治機構的組成部分。
三、政府允許公開出版的民間報利——京報
在明清兩代新聞事業中，還有一種在歷史上有重大影響的報紙——京報。它是當時政府允許公開出版的民間報刊，由民間報房印刷發行。除叫京報外，有時人們又稱它為邸報、邸鈔、除目或朝報。
我國民辦的京報房大約起於明代中葉的首都，隨後南方一些省會也有設立。它的主要業務是編印京報，其次兼營郵政和印刷。清朝末年，僅北京一地就有聚興、聚升、合成、杜記、集文、同順、天華、公興、聚恆、同文、信義等十一家報房。
京報新聞的主要來源是內閣發鈔機關和各省設在首都的塘務辦事處。京報內容和官報近似，版面安排先是宮門鈔，報道宮廷消息，發佈重要任免令。次是上諭，刊登皇帝的赦令和公告。三是奏摺，即群臣的奏議、報告。另外，有時還刊登報房探報人採訪和編寫的專稿。例如明熹宗天啟六年(1626年)五月初六出版的京報，便有一則探報人採寫的反映北京王恭廠火藥庫爆炸經過的社會新聞。
清代京報通常為日刊。由於清廷閣鈔每天下午發佈，所以京報常在黃昏時候或晚上出版，每次出一小冊，每冊少者五、六頁，多者十餘頁甚至近百頁。京報一般用連史紙或毛太紙印刷，用黃紙作封面，印有紅色“京報”兩字為報頭，下附報房的字號圖記。
也有一些京報用白紙加印紅色的人物圖案作封面。所有京報遇到“國制”即皇帝或皇后去世，全國舉喪時，封面一律改用藍色，以志衰悼。
關於京報的形式，北京集文報房出版的京報可作代表。它是長方形的小冊子，寬三寸，長六寸，用黃色土紙為封面，左上方中有“京報”兩字，右下方印著“集文報房”四字，都是紅色書。裡頁為竹紙印刷，每頁文字八行，每行二十三字。用木刻宋字體活字排印，無中縫和書邊。由於手工印刷，木字殘缺，有些京報版面的墨色不勻，或濃或淡。
元朝、明朝和清朝發佈官報的制度，跟唐宋大致相同。元朝設通政院，明、清兩朝則設通政司和提塘官，負責政府文報的收遞。凡是內閣同意發佈的文件和朝廷的政事消息，都由他們向地方傳報。
一、明、清時的官報
歷史文獻中關於元代報紙的記載甚少，一般人認為，那時邸報仍在流行，未見明顯的改變。明朝報業則較元朝活躍，明代有官門鈔、轅門鈔、邸報、京報等報，習慣上都稱朝報。其實，明代的朝報是指朝廷的條報，而用“官門鈔”代替宋代的朝報發佈上渝、奏摺。邸報已改用活字印刷，內容也增加，如現存的明“萬曆邸鈔”，記載了當時不少政治、經濟、文化方面的情況，是研究明史的珍貴資料。
清朝統治者對報刊出版是重視的。攝政王多爾袞入關前，曾大力蒐集邸報，研究明朝政治、經濟和軍事狀況，並曾嘲笑明朝的京報失實，“下以此蒙上，上的旨意亦以此蒙下，最為可笑。”
清朝統治者取得全國政權後，進一步加強對報刊的控制。雍正年間(1723-1735年)正式停止發行邸報，政府的命令、公告等新聞，轉由提塘報公佈。所謂“提塘”，是清代各省總督巡撫派駐首都負責傳遞與朝廷來往文書的官職，提塘官傳遞的文書稱為提塘報或塘報。提塘報內容簡單，多為一般人事命令或章奏留書，未能滿足士大夫的要求。
清文宗咸豐元年，張芾奏請刊刻“邸報”給各省，以代替政府的提塘報。但是，咸豐皇帝並不採納，反而申斥他“識見錯謬，不知政體，可笑之至。”
二、清代官報可以代替正式文書
清政府公開發行官報是在帝國主義闖開中國閉關自守的大門之後。那是光緒年間，康有為、黃遵憲等人在北京創辦強學會書局和《中外新報》，將強學書局改為官辦的官書局，發行《官書局報》與《官書局譯報》。
這兩份官報形式與京報相仿，內容除刊登諭折外，增加一些介紹國外新事新工藝的譯文。維新運動失敗後，慈禧太后臨朝訓政，幽禁光緒帝，並查封《官書局報》與《官書局譯報》。直到公元1906年冬，慈禧太后迫於形勢，假意作態預備立憲，讓考察政治館辦《政治官報》，作為清廷的政府報紙。隨後，宣統三年又將《政治官報》改為《內閣官報》，並且宣稱它所刊登的諭旨在“官報所到之目，即作為奉旨日期”，其他各種文件，也“以官報所刊佈者為依據，毋庸另文通行”。
這就清楚地表明，清政府的《內閣官報》可以代替正式文書，具有公佈法律命令機關的權力，是封建地主階級統治機構的組成部分。
三、政府允許公開出版的民間報利——京報
在明清兩代新聞事業中，還有一種在歷史上有重大影響的報紙——京報。它是當時政府允許公開出版的民間報刊，由民間報房印刷發行。除叫京報外，有時人們又稱它為邸報、邸鈔、除目或朝報。
我國民辦的京報房大約起於明代中葉的首都，隨後南方一些省會也有設立。它的主要業務是編印京報，其次兼營郵政和印刷。清朝末年，僅北京一地就有聚興、聚升、合成、杜記、集文、同順、天華、公興、聚恆、同文、信義等十一家報房。
京報新聞的主要來源是內閣發鈔機關和各省設在首都的塘務辦事處。京報內容和官報近似，版面安排先是宮門鈔，報道宮廷消息，發佈重要任免令。次是上諭，刊登皇帝的赦令和公告。三是奏摺，即群臣的奏議、報告。另外，有時還刊登報房探報人採訪和編寫的專稿。例如明熹宗天啟六年(1626年)五月初六出版的京報，便有一則探報人採寫的反映北京王恭廠火藥庫爆炸經過的社會新聞。
清代京報通常為日刊。由於清廷閣鈔每天下午發佈，所以京報常在黃昏時候或晚上出版，每次出一小冊，每冊少者五、六頁，多者十餘頁甚至近百頁。京報一般用連史紙或毛太紙印刷，用黃紙作封面，印有紅色“京報”兩字為報頭，下附報房的字號圖記。
也有一些京報用白紙加印紅色的人物圖案作封面。所有京報遇到“國制”即皇帝或皇后去世，全國舉喪時，封面一律改用藍色，以志衰悼。
關於京報的形式，北京集文報房出版的京報可作代表。它是長方形的小冊子，寬三寸，長六寸，用黃色土紙為封面，左上方中有“京報”兩字，右下方印著“集文報房”四字，都是紅色書。裡頁為竹紙印刷，每頁文字八行，每行二十三字。用木刻宋字體活字排印，無中縫和書邊。由於手工印刷，木字殘缺，有些京報版面的墨色不勻，或濃或淡。
京報公開發行，零售每冊大約十文，訂閱一月的收費二百文至三百文。每次殿試發榜，京報會將每科鼎甲單印為附件，免費送給讀者。對北京的長期訂戶，各京報均有專人上門送報，有的還隨報附送“官門鈔”一份。
清朝末年，有些報房還把京報中已刊或未刊的奏章文件彙編成“諭折匯存”、“閣鈔彙編”、“時事採新彙編”等刊物，定期出版，作為京報的補充向讀者發行。
的京報的內容比官報豐富，傳送又快，流行很廣，遍及全國。當時的官僚、縉紳許多人長期訂閱京報，把“邸抄之費”列為固定開支。明朝學者顧炎武的父親，七十高齡仍天天閱讀報房京報，親手用蠅頭小楷摘錄重要內容，以備翻檢。
清嘉慶六年(1801年)，英東即度公司大班末氏哈也讀京報並稱：“哈等近目看見‘京報’，叩賀大人高升協辦大學士”(《達衷集》)。清代京都北京流行一首竹枝詞說：“唯恐人疑不識丁，日來送報壯門庭，月間只費錢三百，時倩親朋念我聽”。自己不識字，也訂報並請別人讀給自己聽。可見當時京報讀者不少。
元朝、明朝和清朝發佈官報的制度，跟唐宋大致相同。元朝設通政院，明、清兩朝則設通政司和提塘官，負責政府文報的收遞。凡是內閣同意發佈的文件和朝廷的政事消息，都由他們向地方傳報。
一、明、清時的官報
歷史文獻中關於元代報紙的記載甚少，一般人認為，那時邸報仍在流行，未見明顯的改變。明朝報業則較元朝活躍，明代有官門鈔、轅門鈔、邸報、京報等報，習慣上都稱朝報。其實，明代的朝報是指朝廷的條報，而用“官門鈔”代替宋代的朝報發佈上渝、奏摺。邸報已改用活字印刷，內容也增加，如現存的明“萬曆邸鈔”，記載了當時不少政治、經濟、文化方面的情況，是研究明史的珍貴資料。
清朝統治者對報刊出版是重視的。攝政王多爾袞入關前，曾大力蒐集邸報，研究明朝政治、經濟和軍事狀況，並曾嘲笑明朝的京報失實，“下以此蒙上，上的旨意亦以此蒙下，最為可笑。”
清朝統治者取得全國政權後，進一步加強對報刊的控制。雍正年間(1723-1735年)正式停止發行邸報，政府的命令、公告等新聞，轉由提塘報公佈。所謂“提塘”，是清代各省總督巡撫派駐首都負責傳遞與朝廷來往文書的官職，提塘官傳遞的文書稱為提塘報或塘報。提塘報內容簡單，多為一般人事命令或章奏留書，未能滿足士大夫的要求。
清文宗咸豐元年，張芾奏請刊刻“邸報”給各省，以代替政府的提塘報。但是，咸豐皇帝並不採納，反而申斥他“識見錯謬，不知政體，可笑之至。”
二、清代官報可以代替正式文書
清政府公開發行官報是在帝國主義闖開中國閉關自守的大門之後。那是光緒年間，康有為、黃遵憲等人在北京創辦強學會書局和《中外新報》，將強學書局改為官辦的官書局，發行《官書局報》與《官書局譯報》。
這兩份官報形式與京報相仿，內容除刊登諭折外，增加一些介紹國外新事新工藝的譯文。維新運動失敗後，慈禧太后臨朝訓政，幽禁光緒帝，並查封《官書局報》與《官書局譯報》。直到公元1906年冬，慈禧太后迫於形勢，假意作態預備立憲，讓考察政治館辦《政治官報》，作為清廷的政府報紙。隨後，宣統三年又將《政治官報》改為《內閣官報》，並且宣稱它所刊登的諭旨在“官報所到之目，即作為奉旨日期”，其他各種文件，也“以官報所刊佈者為依據，毋庸另文通行”。
這就清楚地表明，清政府的《內閣官報》可以代替正式文書，具有公佈法律命令機關的權力，是封建地主階級統治機構的組成部分。
三、政府允許公開出版的民間報利——京報
在明清兩代新聞事業中，還有一種在歷史上有重大影響的報紙——京報。它是當時政府允許公開出版的民間報刊，由民間報房印刷發行。除叫京報外，有時人們又稱它為邸報、邸鈔、除目或朝報。
我國民辦的京報房大約起於明代中葉的首都，隨後南方一些省會也有設立。它的主要業務是編印京報，其次兼營郵政和印刷。清朝末年，僅北京一地就有聚興、聚升、合成、杜記、集文、同順、天華、公興、聚恆、同文、信義等十一家報房。
京報新聞的主要來源是內閣發鈔機關和各省設在首都的塘務辦事處。京報內容和官報近似，版面安排先是宮門鈔，報道宮廷消息，發佈重要任免令。次是上諭，刊登皇帝的赦令和公告。三是奏摺，即群臣的奏議、報告。另外，有時還刊登報房探報人採訪和編寫的專稿。例如明熹宗天啟六年(1626年)五月初六出版的京報，便有一則探報人採寫的反映北京王恭廠火藥庫爆炸經過的社會新聞。
清代京報通常為日刊。由於清廷閣鈔每天下午發佈，所以京報常在黃昏時候或晚上出版，每次出一小冊，每冊少者五、六頁，多者十餘頁甚至近百頁。京報一般用連史紙或毛太紙印刷，用黃紙作封面，印有紅色“京報”兩字為報頭，下附報房的字號圖記。
也有一些京報用白紙加印紅色的人物圖案作封面。所有京報遇到“國制”即皇帝或皇后去世，全國舉喪時，封面一律改用藍色，以志衰悼。
關於京報的形式，北京集文報房出版的京報可作代表。它是長方形的小冊子，寬三寸，長六寸，用黃色土紙為封面，左上方中有“京報”兩字，右下方印著“集文報房”四字，都是紅色書。裡頁為竹紙印刷，每頁文字八行，每行二十三字。用木刻宋字體活字排印，無中縫和書邊。由於手工印刷，木字殘缺，有些京報版面的墨色不勻，或濃或淡。
京報公開發行，零售每冊大約十文，訂閱一月的收費二百文至三百文。每次殿試發榜，京報會將每科鼎甲單印為附件，免費送給讀者。對北京的長期訂戶，各京報均有專人上門送報，有的還隨報附送“官門鈔”一份。
清朝末年，有些報房還把京報中已刊或未刊的奏章文件彙編成“諭折匯存”、“閣鈔彙編”、“時事採新彙編”等刊物，定期出版，作為京報的補充向讀者發行。
的京報的內容比官報豐富，傳送又快，流行很廣，遍及全國。當時的官僚、縉紳許多人長期訂閱京報，把“邸抄之費”列為固定開支。明朝學者顧炎武的父親，七十高齡仍天天閱讀報房京報，親手用蠅頭小楷摘錄重要內容，以備翻檢。
清嘉慶六年(1801年)，英東即度公司大班末氏哈也讀京報並稱：“哈等近目看見‘京報’，叩賀大人高升協辦大學士”(《達衷集》)。清代京都北京流行一首竹枝詞說：“唯恐人疑不識丁，日來送報壯門庭，月間只費錢三百，時倩親朋念我聽”。自己不識字，也訂報並請別人讀給自己聽。可見當時京報讀者不少。
四、“京報傳抄偽稿案”
明清兩代言禁極嚴。清朝前期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一百年間，曾經興起文字獄，大小案件一百餘起，被判處死刑的兩百多人，因受株連被判處各種刑罰的不可勝數。一些被控捏傳塗改的和干預朝廷政事的京報，遭到嚴厲的查禁。
清世宗雍正四年(1726年)，報房探報人何遇恩、邵南山被指為“捏造小鈔，刊刻散佈，以無為有”，慘遭殺害。
乾隆十五年(1750年)七月，發生了著名的“京報傳抄偽稿案”。原來當時乾隆皇帝很喜歡到各地“巡幸”(遊山玩水)，所到之處，事先都要大興土木，蒐集珍奇異寶，山珍海味，迎接“聖駕”。撫州衛千總盧魯生與南昌守備劉時達商量，用他人名義寫了篇奏稿，談到皇帝“巡幸”有“五不解十大過”。這篇奏稿交提塘傳抄，印入《京報》，流傳到許多地方。
元朝、明朝和清朝發佈官報的制度，跟唐宋大致相同。元朝設通政院，明、清兩朝則設通政司和提塘官，負責政府文報的收遞。凡是內閣同意發佈的文件和朝廷的政事消息，都由他們向地方傳報。
一、明、清時的官報
歷史文獻中關於元代報紙的記載甚少，一般人認為，那時邸報仍在流行，未見明顯的改變。明朝報業則較元朝活躍，明代有官門鈔、轅門鈔、邸報、京報等報，習慣上都稱朝報。其實，明代的朝報是指朝廷的條報，而用“官門鈔”代替宋代的朝報發佈上渝、奏摺。邸報已改用活字印刷，內容也增加，如現存的明“萬曆邸鈔”，記載了當時不少政治、經濟、文化方面的情況，是研究明史的珍貴資料。
清朝統治者對報刊出版是重視的。攝政王多爾袞入關前，曾大力蒐集邸報，研究明朝政治、經濟和軍事狀況，並曾嘲笑明朝的京報失實，“下以此蒙上，上的旨意亦以此蒙下，最為可笑。”
清朝統治者取得全國政權後，進一步加強對報刊的控制。雍正年間(1723-1735年)正式停止發行邸報，政府的命令、公告等新聞，轉由提塘報公佈。所謂“提塘”，是清代各省總督巡撫派駐首都負責傳遞與朝廷來往文書的官職，提塘官傳遞的文書稱為提塘報或塘報。提塘報內容簡單，多為一般人事命令或章奏留書，未能滿足士大夫的要求。
清文宗咸豐元年，張芾奏請刊刻“邸報”給各省，以代替政府的提塘報。但是，咸豐皇帝並不採納，反而申斥他“識見錯謬，不知政體，可笑之至。”
二、清代官報可以代替正式文書
清政府公開發行官報是在帝國主義闖開中國閉關自守的大門之後。那是光緒年間，康有為、黃遵憲等人在北京創辦強學會書局和《中外新報》，將強學書局改為官辦的官書局，發行《官書局報》與《官書局譯報》。
這兩份官報形式與京報相仿，內容除刊登諭折外，增加一些介紹國外新事新工藝的譯文。維新運動失敗後，慈禧太后臨朝訓政，幽禁光緒帝，並查封《官書局報》與《官書局譯報》。直到公元1906年冬，慈禧太后迫於形勢，假意作態預備立憲，讓考察政治館辦《政治官報》，作為清廷的政府報紙。隨後，宣統三年又將《政治官報》改為《內閣官報》，並且宣稱它所刊登的諭旨在“官報所到之目，即作為奉旨日期”，其他各種文件，也“以官報所刊佈者為依據，毋庸另文通行”。
這就清楚地表明，清政府的《內閣官報》可以代替正式文書，具有公佈法律命令機關的權力，是封建地主階級統治機構的組成部分。
三、政府允許公開出版的民間報利——京報
在明清兩代新聞事業中，還有一種在歷史上有重大影響的報紙——京報。它是當時政府允許公開出版的民間報刊，由民間報房印刷發行。除叫京報外，有時人們又稱它為邸報、邸鈔、除目或朝報。
我國民辦的京報房大約起於明代中葉的首都，隨後南方一些省會也有設立。它的主要業務是編印京報，其次兼營郵政和印刷。清朝末年，僅北京一地就有聚興、聚升、合成、杜記、集文、同順、天華、公興、聚恆、同文、信義等十一家報房。
京報新聞的主要來源是內閣發鈔機關和各省設在首都的塘務辦事處。京報內容和官報近似，版面安排先是宮門鈔，報道宮廷消息，發佈重要任免令。次是上諭，刊登皇帝的赦令和公告。三是奏摺，即群臣的奏議、報告。另外，有時還刊登報房探報人採訪和編寫的專稿。例如明熹宗天啟六年(1626年)五月初六出版的京報，便有一則探報人採寫的反映北京王恭廠火藥庫爆炸經過的社會新聞。
清代京報通常為日刊。由於清廷閣鈔每天下午發佈，所以京報常在黃昏時候或晚上出版，每次出一小冊，每冊少者五、六頁，多者十餘頁甚至近百頁。京報一般用連史紙或毛太紙印刷，用黃紙作封面，印有紅色“京報”兩字為報頭，下附報房的字號圖記。
也有一些京報用白紙加印紅色的人物圖案作封面。所有京報遇到“國制”即皇帝或皇后去世，全國舉喪時，封面一律改用藍色，以志衰悼。
關於京報的形式，北京集文報房出版的京報可作代表。它是長方形的小冊子，寬三寸，長六寸，用黃色土紙為封面，左上方中有“京報”兩字，右下方印著“集文報房”四字，都是紅色書。裡頁為竹紙印刷，每頁文字八行，每行二十三字。用木刻宋字體活字排印，無中縫和書邊。由於手工印刷，木字殘缺，有些京報版面的墨色不勻，或濃或淡。
京報公開發行，零售每冊大約十文，訂閱一月的收費二百文至三百文。每次殿試發榜，京報會將每科鼎甲單印為附件，免費送給讀者。對北京的長期訂戶，各京報均有專人上門送報，有的還隨報附送“官門鈔”一份。
清朝末年，有些報房還把京報中已刊或未刊的奏章文件彙編成“諭折匯存”、“閣鈔彙編”、“時事採新彙編”等刊物，定期出版，作為京報的補充向讀者發行。
的京報的內容比官報豐富，傳送又快，流行很廣，遍及全國。當時的官僚、縉紳許多人長期訂閱京報，把“邸抄之費”列為固定開支。明朝學者顧炎武的父親，七十高齡仍天天閱讀報房京報，親手用蠅頭小楷摘錄重要內容，以備翻檢。
清嘉慶六年(1801年)，英東即度公司大班末氏哈也讀京報並稱：“哈等近目看見‘京報’，叩賀大人高升協辦大學士”(《達衷集》)。清代京都北京流行一首竹枝詞說：“唯恐人疑不識丁，日來送報壯門庭，月間只費錢三百，時倩親朋念我聽”。自己不識字，也訂報並請別人讀給自己聽。可見當時京報讀者不少。
四、“京報傳抄偽稿案”
明清兩代言禁極嚴。清朝前期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一百年間，曾經興起文字獄，大小案件一百餘起，被判處死刑的兩百多人，因受株連被判處各種刑罰的不可勝數。一些被控捏傳塗改的和干預朝廷政事的京報，遭到嚴厲的查禁。
清世宗雍正四年(1726年)，報房探報人何遇恩、邵南山被指為“捏造小鈔，刊刻散佈，以無為有”，慘遭殺害。
乾隆十五年(1750年)七月，發生了著名的“京報傳抄偽稿案”。原來當時乾隆皇帝很喜歡到各地“巡幸”(遊山玩水)，所到之處，事先都要大興土木，蒐集珍奇異寶，山珍海味，迎接“聖駕”。撫州衛千總盧魯生與南昌守備劉時達商量，用他人名義寫了篇奏稿，談到皇帝“巡幸”有“五不解十大過”。這篇奏稿交提塘傳抄，印入《京報》，流傳到許多地方。
到了第二年七月，雲貴總督碩色發現並向乾隆報告。乾隆見有人敢批評他，就以捏造奏稿罪下令直隸、山東、河南、山西、湖北、湖南、貴州等地祕密追査，“不可稍有張揚洩漏”，“勿令黨羽得有漏網”。乾隆十八年(1753年)二月破案，盧魯生不幸受凌遲處死，劉時達遭斬。此案從發生到破案，前後經過三年，凡是傳閱、抄送過這期《京報》的，都受到牽連。一些辦案不得力的官員，也遭撤職查辦處理。總之，此案株連之廣，處刑之重，達到了駭人聽聞的地步。
元朝、明朝和清朝發佈官報的制度，跟唐宋大致相同。元朝設通政院，明、清兩朝則設通政司和提塘官，負責政府文報的收遞。凡是內閣同意發佈的文件和朝廷的政事消息，都由他們向地方傳報。
一、明、清時的官報
歷史文獻中關於元代報紙的記載甚少，一般人認為，那時邸報仍在流行，未見明顯的改變。明朝報業則較元朝活躍，明代有官門鈔、轅門鈔、邸報、京報等報，習慣上都稱朝報。其實，明代的朝報是指朝廷的條報，而用“官門鈔”代替宋代的朝報發佈上渝、奏摺。邸報已改用活字印刷，內容也增加，如現存的明“萬曆邸鈔”，記載了當時不少政治、經濟、文化方面的情況，是研究明史的珍貴資料。
清朝統治者對報刊出版是重視的。攝政王多爾袞入關前，曾大力蒐集邸報，研究明朝政治、經濟和軍事狀況，並曾嘲笑明朝的京報失實，“下以此蒙上，上的旨意亦以此蒙下，最為可笑。”
清朝統治者取得全國政權後，進一步加強對報刊的控制。雍正年間(1723-1735年)正式停止發行邸報，政府的命令、公告等新聞，轉由提塘報公佈。所謂“提塘”，是清代各省總督巡撫派駐首都負責傳遞與朝廷來往文書的官職，提塘官傳遞的文書稱為提塘報或塘報。提塘報內容簡單，多為一般人事命令或章奏留書，未能滿足士大夫的要求。
清文宗咸豐元年，張芾奏請刊刻“邸報”給各省，以代替政府的提塘報。但是，咸豐皇帝並不採納，反而申斥他“識見錯謬，不知政體，可笑之至。”
二、清代官報可以代替正式文書
清政府公開發行官報是在帝國主義闖開中國閉關自守的大門之後。那是光緒年間，康有為、黃遵憲等人在北京創辦強學會書局和《中外新報》，將強學書局改為官辦的官書局，發行《官書局報》與《官書局譯報》。
這兩份官報形式與京報相仿，內容除刊登諭折外，增加一些介紹國外新事新工藝的譯文。維新運動失敗後，慈禧太后臨朝訓政，幽禁光緒帝，並查封《官書局報》與《官書局譯報》。直到公元1906年冬，慈禧太后迫於形勢，假意作態預備立憲，讓考察政治館辦《政治官報》，作為清廷的政府報紙。隨後，宣統三年又將《政治官報》改為《內閣官報》，並且宣稱它所刊登的諭旨在“官報所到之目，即作為奉旨日期”，其他各種文件，也“以官報所刊佈者為依據，毋庸另文通行”。
這就清楚地表明，清政府的《內閣官報》可以代替正式文書，具有公佈法律命令機關的權力，是封建地主階級統治機構的組成部分。
三、政府允許公開出版的民間報利——京報
在明清兩代新聞事業中，還有一種在歷史上有重大影響的報紙——京報。它是當時政府允許公開出版的民間報刊，由民間報房印刷發行。除叫京報外，有時人們又稱它為邸報、邸鈔、除目或朝報。
我國民辦的京報房大約起於明代中葉的首都，隨後南方一些省會也有設立。它的主要業務是編印京報，其次兼營郵政和印刷。清朝末年，僅北京一地就有聚興、聚升、合成、杜記、集文、同順、天華、公興、聚恆、同文、信義等十一家報房。
京報新聞的主要來源是內閣發鈔機關和各省設在首都的塘務辦事處。京報內容和官報近似，版面安排先是宮門鈔，報道宮廷消息，發佈重要任免令。次是上諭，刊登皇帝的赦令和公告。三是奏摺，即群臣的奏議、報告。另外，有時還刊登報房探報人採訪和編寫的專稿。例如明熹宗天啟六年(1626年)五月初六出版的京報，便有一則探報人採寫的反映北京王恭廠火藥庫爆炸經過的社會新聞。
清代京報通常為日刊。由於清廷閣鈔每天下午發佈，所以京報常在黃昏時候或晚上出版，每次出一小冊，每冊少者五、六頁，多者十餘頁甚至近百頁。京報一般用連史紙或毛太紙印刷，用黃紙作封面，印有紅色“京報”兩字為報頭，下附報房的字號圖記。
也有一些京報用白紙加印紅色的人物圖案作封面。所有京報遇到“國制”即皇帝或皇后去世，全國舉喪時，封面一律改用藍色，以志衰悼。
關於京報的形式，北京集文報房出版的京報可作代表。它是長方形的小冊子，寬三寸，長六寸，用黃色土紙為封面，左上方中有“京報”兩字，右下方印著“集文報房”四字，都是紅色書。裡頁為竹紙印刷，每頁文字八行，每行二十三字。用木刻宋字體活字排印，無中縫和書邊。由於手工印刷，木字殘缺，有些京報版面的墨色不勻，或濃或淡。
京報公開發行，零售每冊大約十文，訂閱一月的收費二百文至三百文。每次殿試發榜，京報會將每科鼎甲單印為附件，免費送給讀者。對北京的長期訂戶，各京報均有專人上門送報，有的還隨報附送“官門鈔”一份。
清朝末年，有些報房還把京報中已刊或未刊的奏章文件彙編成“諭折匯存”、“閣鈔彙編”、“時事採新彙編”等刊物，定期出版，作為京報的補充向讀者發行。
的京報的內容比官報豐富，傳送又快，流行很廣，遍及全國。當時的官僚、縉紳許多人長期訂閱京報，把“邸抄之費”列為固定開支。明朝學者顧炎武的父親，七十高齡仍天天閱讀報房京報，親手用蠅頭小楷摘錄重要內容，以備翻檢。
清嘉慶六年(1801年)，英東即度公司大班末氏哈也讀京報並稱：“哈等近目看見‘京報’，叩賀大人高升協辦大學士”(《達衷集》)。清代京都北京流行一首竹枝詞說：“唯恐人疑不識丁，日來送報壯門庭，月間只費錢三百，時倩親朋念我聽”。自己不識字，也訂報並請別人讀給自己聽。可見當時京報讀者不少。
四、“京報傳抄偽稿案”
明清兩代言禁極嚴。清朝前期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一百年間，曾經興起文字獄，大小案件一百餘起，被判處死刑的兩百多人，因受株連被判處各種刑罰的不可勝數。一些被控捏傳塗改的和干預朝廷政事的京報，遭到嚴厲的查禁。
清世宗雍正四年(1726年)，報房探報人何遇恩、邵南山被指為“捏造小鈔，刊刻散佈，以無為有”，慘遭殺害。
乾隆十五年(1750年)七月，發生了著名的“京報傳抄偽稿案”。原來當時乾隆皇帝很喜歡到各地“巡幸”(遊山玩水)，所到之處，事先都要大興土木，蒐集珍奇異寶，山珍海味，迎接“聖駕”。撫州衛千總盧魯生與南昌守備劉時達商量，用他人名義寫了篇奏稿，談到皇帝“巡幸”有“五不解十大過”。這篇奏稿交提塘傳抄，印入《京報》，流傳到許多地方。
到了第二年七月，雲貴總督碩色發現並向乾隆報告。乾隆見有人敢批評他，就以捏造奏稿罪下令直隸、山東、河南、山西、湖北、湖南、貴州等地祕密追査，“不可稍有張揚洩漏”，“勿令黨羽得有漏網”。乾隆十八年(1753年)二月破案，盧魯生不幸受凌遲處死，劉時達遭斬。此案從發生到破案，前後經過三年，凡是傳閱、抄送過這期《京報》的，都受到牽連。一些辦案不得力的官員，也遭撤職查辦處理。總之，此案株連之廣，處刑之重，達到了駭人聽聞的地步。
五、京報被歷史淘汰
在封建統治階級的血腥鎮壓和嚴密控制下，清代京報成為一種無官報之名而有官報之實的民辦報紙，除了封面上印有民間報房的標記和由民間編印外，內容和官報基本相同。例如第一次鴉片戰爭失敗後，中英雙方在南京簽訂和約，清代京報只發表官方公佈的一個簡單的公報，對這個喪權辱國的“和約”內容諱莫如深，反而稱讚它是“萬年和約”。
公元1847年，日本藉口臺灣土人劫殺琉球群島的日本漁民，派兵侵入臺灣。當時香港和上海的報紙曾詳細報道，可是，清政府為了掩飾罪惡，竟然禁止京報透露這一消息，以至許多人對臺灣戰況一無所知。也許由於這些原因，這種起自明朝中葉，出版了四百餘年，曾經頗有影響的京報，終於在辛亥革命後不久為歷史所淘汰。
元朝、明朝和清朝發佈官報的制度，跟唐宋大致相同。元朝設通政院，明、清兩朝則設通政司和提塘官，負責政府文報的收遞。凡是內閣同意發佈的文件和朝廷的政事消息，都由他們向地方傳報。
一、明、清時的官報
歷史文獻中關於元代報紙的記載甚少，一般人認為，那時邸報仍在流行，未見明顯的改變。明朝報業則較元朝活躍，明代有官門鈔、轅門鈔、邸報、京報等報，習慣上都稱朝報。其實，明代的朝報是指朝廷的條報，而用“官門鈔”代替宋代的朝報發佈上渝、奏摺。邸報已改用活字印刷，內容也增加，如現存的明“萬曆邸鈔”，記載了當時不少政治、經濟、文化方面的情況，是研究明史的珍貴資料。
清朝統治者對報刊出版是重視的。攝政王多爾袞入關前，曾大力蒐集邸報，研究明朝政治、經濟和軍事狀況，並曾嘲笑明朝的京報失實，“下以此蒙上，上的旨意亦以此蒙下，最為可笑。”
清朝統治者取得全國政權後，進一步加強對報刊的控制。雍正年間(1723-1735年)正式停止發行邸報，政府的命令、公告等新聞，轉由提塘報公佈。所謂“提塘”，是清代各省總督巡撫派駐首都負責傳遞與朝廷來往文書的官職，提塘官傳遞的文書稱為提塘報或塘報。提塘報內容簡單，多為一般人事命令或章奏留書，未能滿足士大夫的要求。
清文宗咸豐元年，張芾奏請刊刻“邸報”給各省，以代替政府的提塘報。但是，咸豐皇帝並不採納，反而申斥他“識見錯謬，不知政體，可笑之至。”
二、清代官報可以代替正式文書
清政府公開發行官報是在帝國主義闖開中國閉關自守的大門之後。那是光緒年間，康有為、黃遵憲等人在北京創辦強學會書局和《中外新報》，將強學書局改為官辦的官書局，發行《官書局報》與《官書局譯報》。
這兩份官報形式與京報相仿，內容除刊登諭折外，增加一些介紹國外新事新工藝的譯文。維新運動失敗後，慈禧太后臨朝訓政，幽禁光緒帝，並查封《官書局報》與《官書局譯報》。直到公元1906年冬，慈禧太后迫於形勢，假意作態預備立憲，讓考察政治館辦《政治官報》，作為清廷的政府報紙。隨後，宣統三年又將《政治官報》改為《內閣官報》，並且宣稱它所刊登的諭旨在“官報所到之目，即作為奉旨日期”，其他各種文件，也“以官報所刊佈者為依據，毋庸另文通行”。
這就清楚地表明，清政府的《內閣官報》可以代替正式文書，具有公佈法律命令機關的權力，是封建地主階級統治機構的組成部分。
三、政府允許公開出版的民間報利——京報
在明清兩代新聞事業中，還有一種在歷史上有重大影響的報紙——京報。它是當時政府允許公開出版的民間報刊，由民間報房印刷發行。除叫京報外，有時人們又稱它為邸報、邸鈔、除目或朝報。
我國民辦的京報房大約起於明代中葉的首都，隨後南方一些省會也有設立。它的主要業務是編印京報，其次兼營郵政和印刷。清朝末年，僅北京一地就有聚興、聚升、合成、杜記、集文、同順、天華、公興、聚恆、同文、信義等十一家報房。
京報新聞的主要來源是內閣發鈔機關和各省設在首都的塘務辦事處。京報內容和官報近似，版面安排先是宮門鈔，報道宮廷消息，發佈重要任免令。次是上諭，刊登皇帝的赦令和公告。三是奏摺，即群臣的奏議、報告。另外，有時還刊登報房探報人採訪和編寫的專稿。例如明熹宗天啟六年(1626年)五月初六出版的京報，便有一則探報人採寫的反映北京王恭廠火藥庫爆炸經過的社會新聞。
清代京報通常為日刊。由於清廷閣鈔每天下午發佈，所以京報常在黃昏時候或晚上出版，每次出一小冊，每冊少者五、六頁，多者十餘頁甚至近百頁。京報一般用連史紙或毛太紙印刷，用黃紙作封面，印有紅色“京報”兩字為報頭，下附報房的字號圖記。
也有一些京報用白紙加印紅色的人物圖案作封面。所有京報遇到“國制”即皇帝或皇后去世，全國舉喪時，封面一律改用藍色，以志衰悼。
關於京報的形式，北京集文報房出版的京報可作代表。它是長方形的小冊子，寬三寸，長六寸，用黃色土紙為封面，左上方中有“京報”兩字，右下方印著“集文報房”四字，都是紅色書。裡頁為竹紙印刷，每頁文字八行，每行二十三字。用木刻宋字體活字排印，無中縫和書邊。由於手工印刷，木字殘缺，有些京報版面的墨色不勻，或濃或淡。
京報公開發行，零售每冊大約十文，訂閱一月的收費二百文至三百文。每次殿試發榜，京報會將每科鼎甲單印為附件，免費送給讀者。對北京的長期訂戶，各京報均有專人上門送報，有的還隨報附送“官門鈔”一份。
清朝末年，有些報房還把京報中已刊或未刊的奏章文件彙編成“諭折匯存”、“閣鈔彙編”、“時事採新彙編”等刊物，定期出版，作為京報的補充向讀者發行。
的京報的內容比官報豐富，傳送又快，流行很廣，遍及全國。當時的官僚、縉紳許多人長期訂閱京報，把“邸抄之費”列為固定開支。明朝學者顧炎武的父親，七十高齡仍天天閱讀報房京報，親手用蠅頭小楷摘錄重要內容，以備翻檢。
清嘉慶六年(1801年)，英東即度公司大班末氏哈也讀京報並稱：“哈等近目看見‘京報’，叩賀大人高升協辦大學士”(《達衷集》)。清代京都北京流行一首竹枝詞說：“唯恐人疑不識丁，日來送報壯門庭，月間只費錢三百，時倩親朋念我聽”。自己不識字，也訂報並請別人讀給自己聽。可見當時京報讀者不少。
四、“京報傳抄偽稿案”
明清兩代言禁極嚴。清朝前期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一百年間，曾經興起文字獄，大小案件一百餘起，被判處死刑的兩百多人，因受株連被判處各種刑罰的不可勝數。一些被控捏傳塗改的和干預朝廷政事的京報，遭到嚴厲的查禁。
清世宗雍正四年(1726年)，報房探報人何遇恩、邵南山被指為“捏造小鈔，刊刻散佈，以無為有”，慘遭殺害。
乾隆十五年(1750年)七月，發生了著名的“京報傳抄偽稿案”。原來當時乾隆皇帝很喜歡到各地“巡幸”(遊山玩水)，所到之處，事先都要大興土木，蒐集珍奇異寶，山珍海味，迎接“聖駕”。撫州衛千總盧魯生與南昌守備劉時達商量，用他人名義寫了篇奏稿，談到皇帝“巡幸”有“五不解十大過”。這篇奏稿交提塘傳抄，印入《京報》，流傳到許多地方。
到了第二年七月，雲貴總督碩色發現並向乾隆報告。乾隆見有人敢批評他，就以捏造奏稿罪下令直隸、山東、河南、山西、湖北、湖南、貴州等地祕密追査，“不可稍有張揚洩漏”，“勿令黨羽得有漏網”。乾隆十八年(1753年)二月破案，盧魯生不幸受凌遲處死，劉時達遭斬。此案從發生到破案，前後經過三年，凡是傳閱、抄送過這期《京報》的，都受到牽連。一些辦案不得力的官員，也遭撤職查辦處理。總之，此案株連之廣，處刑之重，達到了駭人聽聞的地步。
五、京報被歷史淘汰
在封建統治階級的血腥鎮壓和嚴密控制下，清代京報成為一種無官報之名而有官報之實的民辦報紙，除了封面上印有民間報房的標記和由民間編印外，內容和官報基本相同。例如第一次鴉片戰爭失敗後，中英雙方在南京簽訂和約，清代京報只發表官方公佈的一個簡單的公報，對這個喪權辱國的“和約”內容諱莫如深，反而稱讚它是“萬年和約”。
公元1847年，日本藉口臺灣土人劫殺琉球群島的日本漁民，派兵侵入臺灣。當時香港和上海的報紙曾詳細報道，可是，清政府為了掩飾罪惡，竟然禁止京報透露這一消息，以至許多人對臺灣戰況一無所知。也許由於這些原因，這種起自明朝中葉，出版了四百餘年，曾經頗有影響的京報，終於在辛亥革命後不久為歷史所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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