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馬斯：在自己內心行走或隨風飛舞的羽毛

米蘭·昆德拉1929年4月1日出生於捷克第二大城市布爾諾。1959年，昆德拉發表了自己的第一個短篇小說《好笑的愛》。1967年夏，在捷克第四次作家代表大會上，昆德拉作為主席團成員作了長篇演講，成了1968年“布拉格之春”的先聲。在前蘇聯坦克的干預下，政府逐漸平息了這次民主運動，米蘭·昆德拉被開除捷共黨籍，著作被清除，教職被剝奪，還不時受到當局的傳訊。1975年，昆德拉移居法國。

昆德拉的作品從哲學的高度思索和揭示覆雜的人生。他“把哲理小說提高到了夢態抒情和感情濃烈的一個新水平”，這使他成為“歐美最傑出的和始終最為有趣的小說家之一”，成為“世界上最偉大的在世作家”。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是昆德拉最重要的一部作品。

冷戰時期的布拉格，外科醫生托馬斯在前蘇聯佔領捷克期間，因偶然寫了一篇帶有政治性的文章，命運連遭挫折。他生性自由，不願被現成的、理所當然的“規矩”所約束，他不顧兒子的期待而拒絕在請願書上簽字等，他喜歡在各種女性之間“遊蕩”。但有兩位女性佔據著他生命的重要位置：特麗莎和薩賓娜。薩賓娜是一位藝術家，有著獨立的人格，她與托馬斯相似，也喜歡獨來獨往，不願受束縛，甚至在一些生活細節上都很相像。而特麗莎是柔弱的，她像藤蔓一樣攀附在托馬斯身上。她隻身從小鎮來到布拉格敲響托馬斯的家門後幾乎暈倒在托馬斯的懷中，發著高燒，喃喃囈語，托馬斯不假思索地就“收留”了她，從此，他們的命運不再分開。即便在蘇黎世，特麗莎出於嫉妒隻身返回布拉格時，托馬斯也不顧政治環境的險惡追蹤而至。托馬斯是一位醫生，救援是他的責任，當特麗莎暈厥在他懷中時，他不能將她推之門外，他承擔下這一責任後心裡也明白，從此將永遠收留她。為了自我寬慰，他把這種收留行為看成是命運。他說，他與特麗莎走到一起是連續“六次偶然的結果”。每當命運的關頭，托馬斯總會想起貝多芬《命運交響曲》中的樂句：“非如此不可”。毫無疑問，同情在其中起著很大的作用。然而，他對薩賓娜的感情成分中卻沒有同情。他們彼此獨立，又彼此吸引與相愛，但他們最終會彼此遠離。故事從托馬斯的沉思而起，他正在為是否接納特雷莎煩惱。托馬斯本是個不願意承擔責任的人，但特雷莎發了高燒，一副可人憐愛的模樣，讓托馬斯深信，特雷莎是上帝送給他讓他照顧的人。

在這本書裡，托馬斯和文化、知識以及專業技能告別，和親情、友情以及愛情隔絕。托馬斯以生理的方式存在來證明讓自己生命不息的莫過於性的活動。不用對社會和任何人負責的托馬斯輕鬆地遊弋在女人的長河中，不會被淹沒，也不會窒息。

表面上看，托馬斯的命運因俄軍入侵而徹底改變，但從根本上講，他的人生歷程還是他的性格使然。例如，他可以寫一份許多人都能寫的“聲明”來換取留在醫院的資格，他沒有寫；第二次類似的機會到來時，他依然放棄了；他可以待在蘇黎世避禍，卻又追隨特麗莎回國……

蘇聯入侵後的捷克雖然是小說的特定環境，可是就人物本身來說，托馬斯和他身邊的人們更多地都在自己內心行走。

此外，“愛情”是這部小說的關鍵詞之一。托馬斯和其他人物都在思考並尋求愛情，但他們與所愛之人的愛情往往有種種同床異夢的誤讀，即使是彼此渴望的也在有意無意中相互疏離。當特麗莎終於看清楚托馬斯的愛，他們卻即將走向人生的盡頭。

在這個簡單的愛情故事裡，托馬斯、薩賓娜、特麗莎相遇在捷克那個被命名為“布拉格之春”的歷史時段。托馬斯和特麗莎的生活被捷克歷史上的這一段撕裂了，這些小人物就這樣一個個地被那個時代的洪流淹沒了，但他們留下來的又並非全是虛無，雖然昆德拉以一種虛無主義的感慨，引用那句德國諺語：只存在一次的事就像壓根未存在過。昆德拉反覆強調說，生活是一張永遠無法完成的草圖，是一次永遠無法正式上演的彩排，人們在面對抉擇時完全沒有判斷的依據。我們既不能把它們與我們以前的生活相比較，也無法使其完美之後再來度過。

值得注意的是，托馬斯的人生軌跡是一個向下的過程，為著對特麗莎的一份莫名的愛，一直被特麗莎侵略性的軟弱誘惑著並漸漸沉沒。最後當他在一場似真似幻的夢境中，徹底放棄了自己追逐性愛的癖好，決定追隨特麗莎這個他自認為是隻是出於偶然的愛人的時候，他終於能夠全心全意地和特麗莎相愛了。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裝載了多種涵義：被政治化了的社會內涵的揭示、人性考察、個人命運在特定歷史與政治語境下的呈現、對兩性關係本質上的探索等。昆德拉極其聰明地將這些元素揉合在一起，寫成一部非同凡響的小說。作品一開始提出的問題為托馬斯設定了規定情境，即輕與重的存在編碼，並與人物一一對應，支撐起各自的生存狀態，展現了心靈與肉體的兩重性及人物不同可能性的側面。可能性是與一次性抗爭的最積極的方式，因而此書可視為對自以為是的“絕對”的消解。而生命由於缺乏絕對的意義，變得沒有依憑與支撐，甚至不如隨風飛舞的羽毛那樣有確定的方向。這就是托馬斯這個人物的全部意義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