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蒙陰的村民富了,村子卻“窮”了'

"

新京報訊(記者 周懷宗)在山東蒙陰縣野店鎮煙莊村,有一片蘋果保護區,其中有些蘋果樹樹大根深,幾乎和共和國同齡。

1947年5月,華東野戰軍在陳毅、粟裕的指揮下,在孟良崮一舉殲滅了國民黨精銳部隊整編七十四師及援軍一部,共32000餘人。戰役期間,就在離孟良崮北方不遠處的小山村煙莊,六個當時只有十八九歲的年輕姑娘,帶著全村婦女,晝夜不眠,為前方戰士做布鞋、烙煎餅、運送彈藥糧草。她們就是被稱為支前模範的“沂蒙六姐妹”。

70多年後,當年的荒山已經變成林海,包括煙莊村在內,整個沂蒙地區多年來綠化荒山,保護生態,又因為特殊的岱崮地貌,而成為世界地質公園。同時,沂蒙也是最早脫貧的革命老區,早在1996年,就已經全面脫貧。

"

新京報訊(記者 周懷宗)在山東蒙陰縣野店鎮煙莊村,有一片蘋果保護區,其中有些蘋果樹樹大根深,幾乎和共和國同齡。

1947年5月,華東野戰軍在陳毅、粟裕的指揮下,在孟良崮一舉殲滅了國民黨精銳部隊整編七十四師及援軍一部,共32000餘人。戰役期間,就在離孟良崮北方不遠處的小山村煙莊,六個當時只有十八九歲的年輕姑娘,帶著全村婦女,晝夜不眠,為前方戰士做布鞋、烙煎餅、運送彈藥糧草。她們就是被稱為支前模範的“沂蒙六姐妹”。

70多年後,當年的荒山已經變成林海,包括煙莊村在內,整個沂蒙地區多年來綠化荒山,保護生態,又因為特殊的岱崮地貌,而成為世界地質公園。同時,沂蒙也是最早脫貧的革命老區,早在1996年,就已經全面脫貧。

山東蒙陰的村民富了,村子卻“窮”了

煙莊村六姐妹故居門前,放著當年支前的獨輪車。新京報記者 王巍 攝


煙莊村的蘋果故事

煙莊村,當地人一般都是直接叫煙村。68歲的鄭卜奎坐在自家的院子裡,孩子們都在城裡工作,只有他在村裡,種著8畝果園。剛剛忙完一陣,難得有一段休息的時間。

鄭卜奎的母親,是當年“沂蒙六姐妹”中的伊淑英,已於2016年6月去世,她也是“六姐妹”中最晚去世的一位。

鄭卜奎在煙莊村生活了一輩子,一邊種地,一邊在村支部工作。

煙莊村原本沒有蘋果,新中國成立初期,一名參加過孟良崮戰役的老戰士,轉業回到東北,吃著當地的蘋果,想起了奮勇支前的沂蒙老區人民,想讓老區人民也吃上蘋果,就給毛主席寫了一封信。1951年秋,毛主席收到信後發出了種蘋果樹的建議。1952年,國家支持沂蒙老區建設,撥專款從遼寧省調撥12萬株蘋果苗木,在蒙陰及周邊縣80個村建成6000多畝蘋果園。

在煙莊村,有一片蘋果樹保護區,這片保護區,就是當初建的蘋果園,共28畝200多棵蘋果樹。

種了半輩子蘋果的鄭卜奎經歷了煙莊村從窮到富的整個歷程,村子最早的蘋果園建成時,他剛剛一歲,在此後許多年裡,這裡的蘋果都沒有規模化,村民更多還是種植花生、地瓜等糧食作物,“那時候,吃飽飯都難”,他說。

改革開放後,煙莊村大力整理荒山,開發出數千畝山間果園,主要種蘋果和板栗。荒山果林支撐起了最初的經濟發展,如今,全村人均一年純收入已經超過1萬元,半數家庭,年收入能達到10萬左右。近幾年,蘋果價格不錯,村裡收入最高的家庭,能達到20萬元左右。

和村民相比,村集體的收入卻非常薄弱,村裡沒有什麼企業,作為“六姐妹”故鄉,旅遊業能為村裡帶來一定的收入,但村集體的收入並不多。

民富村窮蒙陰縣

在蒙陰,村民收入高、村集體收入低是普遍現象,幾乎所有的村子,都有和煙莊村類似的現象。

孟良崮山下的東孟良崮村,是一個合併後的新村。2014年,東孟良崮和周圍的三個自然村合併,在東孟良崮村集中建設新村,如今,已經建到第四期,遠遠望去,藍頂白牆的二層小樓連成一片。

"

新京報訊(記者 周懷宗)在山東蒙陰縣野店鎮煙莊村,有一片蘋果保護區,其中有些蘋果樹樹大根深,幾乎和共和國同齡。

1947年5月,華東野戰軍在陳毅、粟裕的指揮下,在孟良崮一舉殲滅了國民黨精銳部隊整編七十四師及援軍一部,共32000餘人。戰役期間,就在離孟良崮北方不遠處的小山村煙莊,六個當時只有十八九歲的年輕姑娘,帶著全村婦女,晝夜不眠,為前方戰士做布鞋、烙煎餅、運送彈藥糧草。她們就是被稱為支前模範的“沂蒙六姐妹”。

70多年後,當年的荒山已經變成林海,包括煙莊村在內,整個沂蒙地區多年來綠化荒山,保護生態,又因為特殊的岱崮地貌,而成為世界地質公園。同時,沂蒙也是最早脫貧的革命老區,早在1996年,就已經全面脫貧。

山東蒙陰的村民富了,村子卻“窮”了

煙莊村六姐妹故居門前,放著當年支前的獨輪車。新京報記者 王巍 攝


煙莊村的蘋果故事

煙莊村,當地人一般都是直接叫煙村。68歲的鄭卜奎坐在自家的院子裡,孩子們都在城裡工作,只有他在村裡,種著8畝果園。剛剛忙完一陣,難得有一段休息的時間。

鄭卜奎的母親,是當年“沂蒙六姐妹”中的伊淑英,已於2016年6月去世,她也是“六姐妹”中最晚去世的一位。

鄭卜奎在煙莊村生活了一輩子,一邊種地,一邊在村支部工作。

煙莊村原本沒有蘋果,新中國成立初期,一名參加過孟良崮戰役的老戰士,轉業回到東北,吃著當地的蘋果,想起了奮勇支前的沂蒙老區人民,想讓老區人民也吃上蘋果,就給毛主席寫了一封信。1951年秋,毛主席收到信後發出了種蘋果樹的建議。1952年,國家支持沂蒙老區建設,撥專款從遼寧省調撥12萬株蘋果苗木,在蒙陰及周邊縣80個村建成6000多畝蘋果園。

在煙莊村,有一片蘋果樹保護區,這片保護區,就是當初建的蘋果園,共28畝200多棵蘋果樹。

種了半輩子蘋果的鄭卜奎經歷了煙莊村從窮到富的整個歷程,村子最早的蘋果園建成時,他剛剛一歲,在此後許多年裡,這裡的蘋果都沒有規模化,村民更多還是種植花生、地瓜等糧食作物,“那時候,吃飽飯都難”,他說。

改革開放後,煙莊村大力整理荒山,開發出數千畝山間果園,主要種蘋果和板栗。荒山果林支撐起了最初的經濟發展,如今,全村人均一年純收入已經超過1萬元,半數家庭,年收入能達到10萬左右。近幾年,蘋果價格不錯,村裡收入最高的家庭,能達到20萬元左右。

和村民相比,村集體的收入卻非常薄弱,村裡沒有什麼企業,作為“六姐妹”故鄉,旅遊業能為村裡帶來一定的收入,但村集體的收入並不多。

民富村窮蒙陰縣

在蒙陰,村民收入高、村集體收入低是普遍現象,幾乎所有的村子,都有和煙莊村類似的現象。

孟良崮山下的東孟良崮村,是一個合併後的新村。2014年,東孟良崮和周圍的三個自然村合併,在東孟良崮村集中建設新村,如今,已經建到第四期,遠遠望去,藍頂白牆的二層小樓連成一片。

山東蒙陰的村民富了,村子卻“窮”了

東孟良崮村二層小樓連成一片。新京報記者 王巍 攝


搬遷之後,原本的村莊騰退復耕,多出來不少地,有一部分承包給村民,沒人承包的,村裡通過土地流轉來實現效益,村支書徐玉成告訴新京報記者,村裡流轉的土地一共800畝,這是村集體唯一的收入,每年26.8萬。

相對村裡的收入,村民收入要好得多,徐玉成說,“目前村裡的人均年收入為1.3萬元,在周邊算中上游。村裡人在農閒的時候,還會在附近的工廠打工,也有一部分收入。其實這樣也很好,村民富了,就是村裡富了。如果反過來,村裡收入高,村民收入低,反而不好”。蒙陰縣一位領導曾表示,百姓富了,就是最重要的政績,村集體經濟當然也要發展,但夠用就好,村裡錢多了,未必是好事。徐玉成很贊同這個觀點。

王芳一家人,也是合併時從山上搬下來的,她原本的村子離孟良崮很近,旅遊的人多,她在山上開一家農家樂,遷居以後,農家樂還開著。

新村都是聯排小樓,獨門獨戶,還有一個小院,和原來的山村相比,水、電、燃氣顯然更方便,“以前在山上的時候,條件很差,連條走車的路都沒有,沒有姑娘願意嫁到村裡。但現在,沒人嫌棄我們村了”,王芳說。

長在果林裡的村莊

蒙陰多山,家家戶戶的地,大多在山上,新中國成立之初,這裡的村民們就開始在山上種果樹,蘋果、桃、櫻桃等,既能綠化荒山,又有經濟效益。即便是著名的孟良崮戰役所在地,半山腰上,也都是農民種植的果樹。

站在孟良崮的最高處,無論望向哪一邊,都是一片深綠。2018年12月12日,生態環境部發布《關於命名第二批“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實踐創新基地的公告》,蒙陰縣榜上有名。

2019年5月22日下午,孟良崮山下,西孟良崮村下轄的自然村橫山後村村口,村民石大姐的兩桶櫻桃快賣完了,時間還早,她還得去山上的地裡再補充點兒,在那兒,石大姐的丈夫已經摘好了半桶。

"

新京報訊(記者 周懷宗)在山東蒙陰縣野店鎮煙莊村,有一片蘋果保護區,其中有些蘋果樹樹大根深,幾乎和共和國同齡。

1947年5月,華東野戰軍在陳毅、粟裕的指揮下,在孟良崮一舉殲滅了國民黨精銳部隊整編七十四師及援軍一部,共32000餘人。戰役期間,就在離孟良崮北方不遠處的小山村煙莊,六個當時只有十八九歲的年輕姑娘,帶著全村婦女,晝夜不眠,為前方戰士做布鞋、烙煎餅、運送彈藥糧草。她們就是被稱為支前模範的“沂蒙六姐妹”。

70多年後,當年的荒山已經變成林海,包括煙莊村在內,整個沂蒙地區多年來綠化荒山,保護生態,又因為特殊的岱崮地貌,而成為世界地質公園。同時,沂蒙也是最早脫貧的革命老區,早在1996年,就已經全面脫貧。

山東蒙陰的村民富了,村子卻“窮”了

煙莊村六姐妹故居門前,放著當年支前的獨輪車。新京報記者 王巍 攝


煙莊村的蘋果故事

煙莊村,當地人一般都是直接叫煙村。68歲的鄭卜奎坐在自家的院子裡,孩子們都在城裡工作,只有他在村裡,種著8畝果園。剛剛忙完一陣,難得有一段休息的時間。

鄭卜奎的母親,是當年“沂蒙六姐妹”中的伊淑英,已於2016年6月去世,她也是“六姐妹”中最晚去世的一位。

鄭卜奎在煙莊村生活了一輩子,一邊種地,一邊在村支部工作。

煙莊村原本沒有蘋果,新中國成立初期,一名參加過孟良崮戰役的老戰士,轉業回到東北,吃著當地的蘋果,想起了奮勇支前的沂蒙老區人民,想讓老區人民也吃上蘋果,就給毛主席寫了一封信。1951年秋,毛主席收到信後發出了種蘋果樹的建議。1952年,國家支持沂蒙老區建設,撥專款從遼寧省調撥12萬株蘋果苗木,在蒙陰及周邊縣80個村建成6000多畝蘋果園。

在煙莊村,有一片蘋果樹保護區,這片保護區,就是當初建的蘋果園,共28畝200多棵蘋果樹。

種了半輩子蘋果的鄭卜奎經歷了煙莊村從窮到富的整個歷程,村子最早的蘋果園建成時,他剛剛一歲,在此後許多年裡,這裡的蘋果都沒有規模化,村民更多還是種植花生、地瓜等糧食作物,“那時候,吃飽飯都難”,他說。

改革開放後,煙莊村大力整理荒山,開發出數千畝山間果園,主要種蘋果和板栗。荒山果林支撐起了最初的經濟發展,如今,全村人均一年純收入已經超過1萬元,半數家庭,年收入能達到10萬左右。近幾年,蘋果價格不錯,村裡收入最高的家庭,能達到20萬元左右。

和村民相比,村集體的收入卻非常薄弱,村裡沒有什麼企業,作為“六姐妹”故鄉,旅遊業能為村裡帶來一定的收入,但村集體的收入並不多。

民富村窮蒙陰縣

在蒙陰,村民收入高、村集體收入低是普遍現象,幾乎所有的村子,都有和煙莊村類似的現象。

孟良崮山下的東孟良崮村,是一個合併後的新村。2014年,東孟良崮和周圍的三個自然村合併,在東孟良崮村集中建設新村,如今,已經建到第四期,遠遠望去,藍頂白牆的二層小樓連成一片。

山東蒙陰的村民富了,村子卻“窮”了

東孟良崮村二層小樓連成一片。新京報記者 王巍 攝


搬遷之後,原本的村莊騰退復耕,多出來不少地,有一部分承包給村民,沒人承包的,村裡通過土地流轉來實現效益,村支書徐玉成告訴新京報記者,村裡流轉的土地一共800畝,這是村集體唯一的收入,每年26.8萬。

相對村裡的收入,村民收入要好得多,徐玉成說,“目前村裡的人均年收入為1.3萬元,在周邊算中上游。村裡人在農閒的時候,還會在附近的工廠打工,也有一部分收入。其實這樣也很好,村民富了,就是村裡富了。如果反過來,村裡收入高,村民收入低,反而不好”。蒙陰縣一位領導曾表示,百姓富了,就是最重要的政績,村集體經濟當然也要發展,但夠用就好,村裡錢多了,未必是好事。徐玉成很贊同這個觀點。

王芳一家人,也是合併時從山上搬下來的,她原本的村子離孟良崮很近,旅遊的人多,她在山上開一家農家樂,遷居以後,農家樂還開著。

新村都是聯排小樓,獨門獨戶,還有一個小院,和原來的山村相比,水、電、燃氣顯然更方便,“以前在山上的時候,條件很差,連條走車的路都沒有,沒有姑娘願意嫁到村裡。但現在,沒人嫌棄我們村了”,王芳說。

長在果林裡的村莊

蒙陰多山,家家戶戶的地,大多在山上,新中國成立之初,這裡的村民們就開始在山上種果樹,蘋果、桃、櫻桃等,既能綠化荒山,又有經濟效益。即便是著名的孟良崮戰役所在地,半山腰上,也都是農民種植的果樹。

站在孟良崮的最高處,無論望向哪一邊,都是一片深綠。2018年12月12日,生態環境部發布《關於命名第二批“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實踐創新基地的公告》,蒙陰縣榜上有名。

2019年5月22日下午,孟良崮山下,西孟良崮村下轄的自然村橫山後村村口,村民石大姐的兩桶櫻桃快賣完了,時間還早,她還得去山上的地裡再補充點兒,在那兒,石大姐的丈夫已經摘好了半桶。

山東蒙陰的村民富了,村子卻“窮”了

石大姐在路邊賣櫻桃。新京報記者 王巍 攝


石大姐家種著三畝多山地,有自家的,也有租種別人家的,主要種櫻桃和蜜桃。兩個兒子上大學,對她來說,負擔不輕,農閒的時候,也會到附近打工,得益於水果產業的發達,附近有不少食品加工廠,自家的水果賣完了,石大姐有時候也會去上班。

西孟良崮村也是合併村,如今共有452戶1520人,村民主要以種植蜜桃、櫻桃、黃桃、板栗為生,人均年收入1.5萬元左右。

和東孟良崮不同,西孟良崮沒有流轉地,上世紀九十年代末,村裡把荒山承包給村民,“因為是山地,不好量,一開始都是按片承包的,大概估摸個數字,就承包給村民了,一畝地2塊錢。第一期承包期結束後,漲到1畝20多塊錢,目前一共租給村民三四千畝,村裡一年可以收到租金10萬元左右,這是所有的收入”,村支書張玉坤說。

10萬元的收入,勉強夠維繫村幹部的工資和基本辦公費用。事實上,在租金上漲之前,村裡一度連筆墨紙張的錢都不夠,更不用說村幹部的工資了,“以前村幹部的工資一直欠著,去年才把退休的村幹部工資補齊”,張玉坤說。

在橫山後村,上山的水泥路不僅可以通到每家門口,也能通到每家地頭,從山下的到山上的地裡,石大姐開著農用三輪車,一路上坡,就能到自家的櫻桃園,村裡也早通了自來水,“這些都是政府投資,村裡投入得少,只有每家每戶從主路入戶的小路,村裡補助了一部分。”

村委會並非基建的投資主體,“主要的花銷有幾方面,村兩委6個村幹部的工資,每個人每年也就1萬多點兒,還有辦公用的筆墨紙張,村裡做宣傳時用的公示牌、制度牌,剩下就是抽水抗旱時村裡要出電費。現在的10萬元,可以維持收支平衡了,以前不行”。

村裡收入10萬就夠了

距“六姐妹”故鄉煙莊村不到20公里的常坪村,村支書王業勇甚至在為10萬元的村集體收入而發愁。

常坪村從2000年開始發展蜜桃種植,目前已經有2000多畝蜜桃,人均年收入1.4萬元左右,種地多的,人均可以達到3萬元。

和東、西孟良崮村不同,常坪村沒有機動地,所有的地都分給村民了,這意味著村集體沒有任何創造效益的資本。

“村裡分過兩次地,第一次每人1畝,村裡還有機動地,後來又分了一次,村裡就沒有任何地了。村裡就是這樣,沒地,就沒收入”,王業勇說。

事實上,第二次分地,不算是承包地,而是租賃形式的,租賃的村民,每畝每年要向村集體交20元左右的租金,“總數是5萬左右,這是村裡所有的收入”,王業勇說。

村民富了,村裡還窮。

2018年,政府投資在村裡修了1.7公里村道,這一項目需要村集體投入一部分資金,但常坪村沒有資金,“幸好,村裡的河道里有沙子,那個不要錢,村裡組織人挖沙子,算是投入了”,王業勇說。

“村集體一年5萬元的收入,還不如村民一家的收入。一戶村民,一般的年收入在六七萬,好一點兒的10萬往上,村裡收入確實太少了”,這使得王業勇計劃的許多事情都難以開展,“基礎建設方面沒什麼問題,基本上都是政府投資,主要還是蓄水抗旱、村裡一些公共設施的養護維修等需要資金,但村裡幾乎沒有任何能力做”,王業勇說。

今年以來,山東大旱,蓄水抗旱的任務格外重要,尤其是種植水果,更需要水,王業勇說,“生活用水沒有問題,村裡有自來水,也有井,這裡地下水還是很豐富的,打個三五十米,肯定有水了。但澆地不行,村民澆地,還是大水漫灌,很難做到精準的滴灌,需要的水更多”。

王業勇希望增加村裡的收入,他的目標是翻一番,“10萬元就差不多夠了,包括村幹部的工資、村委會正常運行的費用、蓄水抗旱的費用,以及維護公共設施的費用等,也就夠了”,他說,“村裡的公路、自來水等大的基建項目,基本上都是政府投建,村裡只是負責日常維護,錢多了也不太好”。

美麗鄉村的另一面

蒙陰縣城東北30公里處的岱崮鎮大崮村裡,一直到2013年,都沒有一條像樣的路。

近年來,蒙陰縣大力發展蜜桃產業,全縣種植60萬畝蜜桃,幾乎涵蓋了大部分村莊,大崮村也是其中之一,村裡3000多畝地,絕大部分種桃,村民人均收入過萬。

"

新京報訊(記者 周懷宗)在山東蒙陰縣野店鎮煙莊村,有一片蘋果保護區,其中有些蘋果樹樹大根深,幾乎和共和國同齡。

1947年5月,華東野戰軍在陳毅、粟裕的指揮下,在孟良崮一舉殲滅了國民黨精銳部隊整編七十四師及援軍一部,共32000餘人。戰役期間,就在離孟良崮北方不遠處的小山村煙莊,六個當時只有十八九歲的年輕姑娘,帶著全村婦女,晝夜不眠,為前方戰士做布鞋、烙煎餅、運送彈藥糧草。她們就是被稱為支前模範的“沂蒙六姐妹”。

70多年後,當年的荒山已經變成林海,包括煙莊村在內,整個沂蒙地區多年來綠化荒山,保護生態,又因為特殊的岱崮地貌,而成為世界地質公園。同時,沂蒙也是最早脫貧的革命老區,早在1996年,就已經全面脫貧。

山東蒙陰的村民富了,村子卻“窮”了

煙莊村六姐妹故居門前,放著當年支前的獨輪車。新京報記者 王巍 攝


煙莊村的蘋果故事

煙莊村,當地人一般都是直接叫煙村。68歲的鄭卜奎坐在自家的院子裡,孩子們都在城裡工作,只有他在村裡,種著8畝果園。剛剛忙完一陣,難得有一段休息的時間。

鄭卜奎的母親,是當年“沂蒙六姐妹”中的伊淑英,已於2016年6月去世,她也是“六姐妹”中最晚去世的一位。

鄭卜奎在煙莊村生活了一輩子,一邊種地,一邊在村支部工作。

煙莊村原本沒有蘋果,新中國成立初期,一名參加過孟良崮戰役的老戰士,轉業回到東北,吃著當地的蘋果,想起了奮勇支前的沂蒙老區人民,想讓老區人民也吃上蘋果,就給毛主席寫了一封信。1951年秋,毛主席收到信後發出了種蘋果樹的建議。1952年,國家支持沂蒙老區建設,撥專款從遼寧省調撥12萬株蘋果苗木,在蒙陰及周邊縣80個村建成6000多畝蘋果園。

在煙莊村,有一片蘋果樹保護區,這片保護區,就是當初建的蘋果園,共28畝200多棵蘋果樹。

種了半輩子蘋果的鄭卜奎經歷了煙莊村從窮到富的整個歷程,村子最早的蘋果園建成時,他剛剛一歲,在此後許多年裡,這裡的蘋果都沒有規模化,村民更多還是種植花生、地瓜等糧食作物,“那時候,吃飽飯都難”,他說。

改革開放後,煙莊村大力整理荒山,開發出數千畝山間果園,主要種蘋果和板栗。荒山果林支撐起了最初的經濟發展,如今,全村人均一年純收入已經超過1萬元,半數家庭,年收入能達到10萬左右。近幾年,蘋果價格不錯,村裡收入最高的家庭,能達到20萬元左右。

和村民相比,村集體的收入卻非常薄弱,村裡沒有什麼企業,作為“六姐妹”故鄉,旅遊業能為村裡帶來一定的收入,但村集體的收入並不多。

民富村窮蒙陰縣

在蒙陰,村民收入高、村集體收入低是普遍現象,幾乎所有的村子,都有和煙莊村類似的現象。

孟良崮山下的東孟良崮村,是一個合併後的新村。2014年,東孟良崮和周圍的三個自然村合併,在東孟良崮村集中建設新村,如今,已經建到第四期,遠遠望去,藍頂白牆的二層小樓連成一片。

山東蒙陰的村民富了,村子卻“窮”了

東孟良崮村二層小樓連成一片。新京報記者 王巍 攝


搬遷之後,原本的村莊騰退復耕,多出來不少地,有一部分承包給村民,沒人承包的,村裡通過土地流轉來實現效益,村支書徐玉成告訴新京報記者,村裡流轉的土地一共800畝,這是村集體唯一的收入,每年26.8萬。

相對村裡的收入,村民收入要好得多,徐玉成說,“目前村裡的人均年收入為1.3萬元,在周邊算中上游。村裡人在農閒的時候,還會在附近的工廠打工,也有一部分收入。其實這樣也很好,村民富了,就是村裡富了。如果反過來,村裡收入高,村民收入低,反而不好”。蒙陰縣一位領導曾表示,百姓富了,就是最重要的政績,村集體經濟當然也要發展,但夠用就好,村裡錢多了,未必是好事。徐玉成很贊同這個觀點。

王芳一家人,也是合併時從山上搬下來的,她原本的村子離孟良崮很近,旅遊的人多,她在山上開一家農家樂,遷居以後,農家樂還開著。

新村都是聯排小樓,獨門獨戶,還有一個小院,和原來的山村相比,水、電、燃氣顯然更方便,“以前在山上的時候,條件很差,連條走車的路都沒有,沒有姑娘願意嫁到村裡。但現在,沒人嫌棄我們村了”,王芳說。

長在果林裡的村莊

蒙陰多山,家家戶戶的地,大多在山上,新中國成立之初,這裡的村民們就開始在山上種果樹,蘋果、桃、櫻桃等,既能綠化荒山,又有經濟效益。即便是著名的孟良崮戰役所在地,半山腰上,也都是農民種植的果樹。

站在孟良崮的最高處,無論望向哪一邊,都是一片深綠。2018年12月12日,生態環境部發布《關於命名第二批“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實踐創新基地的公告》,蒙陰縣榜上有名。

2019年5月22日下午,孟良崮山下,西孟良崮村下轄的自然村橫山後村村口,村民石大姐的兩桶櫻桃快賣完了,時間還早,她還得去山上的地裡再補充點兒,在那兒,石大姐的丈夫已經摘好了半桶。

山東蒙陰的村民富了,村子卻“窮”了

石大姐在路邊賣櫻桃。新京報記者 王巍 攝


石大姐家種著三畝多山地,有自家的,也有租種別人家的,主要種櫻桃和蜜桃。兩個兒子上大學,對她來說,負擔不輕,農閒的時候,也會到附近打工,得益於水果產業的發達,附近有不少食品加工廠,自家的水果賣完了,石大姐有時候也會去上班。

西孟良崮村也是合併村,如今共有452戶1520人,村民主要以種植蜜桃、櫻桃、黃桃、板栗為生,人均年收入1.5萬元左右。

和東孟良崮不同,西孟良崮沒有流轉地,上世紀九十年代末,村裡把荒山承包給村民,“因為是山地,不好量,一開始都是按片承包的,大概估摸個數字,就承包給村民了,一畝地2塊錢。第一期承包期結束後,漲到1畝20多塊錢,目前一共租給村民三四千畝,村裡一年可以收到租金10萬元左右,這是所有的收入”,村支書張玉坤說。

10萬元的收入,勉強夠維繫村幹部的工資和基本辦公費用。事實上,在租金上漲之前,村裡一度連筆墨紙張的錢都不夠,更不用說村幹部的工資了,“以前村幹部的工資一直欠著,去年才把退休的村幹部工資補齊”,張玉坤說。

在橫山後村,上山的水泥路不僅可以通到每家門口,也能通到每家地頭,從山下的到山上的地裡,石大姐開著農用三輪車,一路上坡,就能到自家的櫻桃園,村裡也早通了自來水,“這些都是政府投資,村裡投入得少,只有每家每戶從主路入戶的小路,村裡補助了一部分。”

村委會並非基建的投資主體,“主要的花銷有幾方面,村兩委6個村幹部的工資,每個人每年也就1萬多點兒,還有辦公用的筆墨紙張,村裡做宣傳時用的公示牌、制度牌,剩下就是抽水抗旱時村裡要出電費。現在的10萬元,可以維持收支平衡了,以前不行”。

村裡收入10萬就夠了

距“六姐妹”故鄉煙莊村不到20公里的常坪村,村支書王業勇甚至在為10萬元的村集體收入而發愁。

常坪村從2000年開始發展蜜桃種植,目前已經有2000多畝蜜桃,人均年收入1.4萬元左右,種地多的,人均可以達到3萬元。

和東、西孟良崮村不同,常坪村沒有機動地,所有的地都分給村民了,這意味著村集體沒有任何創造效益的資本。

“村裡分過兩次地,第一次每人1畝,村裡還有機動地,後來又分了一次,村裡就沒有任何地了。村裡就是這樣,沒地,就沒收入”,王業勇說。

事實上,第二次分地,不算是承包地,而是租賃形式的,租賃的村民,每畝每年要向村集體交20元左右的租金,“總數是5萬左右,這是村裡所有的收入”,王業勇說。

村民富了,村裡還窮。

2018年,政府投資在村裡修了1.7公里村道,這一項目需要村集體投入一部分資金,但常坪村沒有資金,“幸好,村裡的河道里有沙子,那個不要錢,村裡組織人挖沙子,算是投入了”,王業勇說。

“村集體一年5萬元的收入,還不如村民一家的收入。一戶村民,一般的年收入在六七萬,好一點兒的10萬往上,村裡收入確實太少了”,這使得王業勇計劃的許多事情都難以開展,“基礎建設方面沒什麼問題,基本上都是政府投資,主要還是蓄水抗旱、村裡一些公共設施的養護維修等需要資金,但村裡幾乎沒有任何能力做”,王業勇說。

今年以來,山東大旱,蓄水抗旱的任務格外重要,尤其是種植水果,更需要水,王業勇說,“生活用水沒有問題,村裡有自來水,也有井,這裡地下水還是很豐富的,打個三五十米,肯定有水了。但澆地不行,村民澆地,還是大水漫灌,很難做到精準的滴灌,需要的水更多”。

王業勇希望增加村裡的收入,他的目標是翻一番,“10萬元就差不多夠了,包括村幹部的工資、村委會正常運行的費用、蓄水抗旱的費用,以及維護公共設施的費用等,也就夠了”,他說,“村裡的公路、自來水等大的基建項目,基本上都是政府投建,村裡只是負責日常維護,錢多了也不太好”。

美麗鄉村的另一面

蒙陰縣城東北30公里處的岱崮鎮大崮村裡,一直到2013年,都沒有一條像樣的路。

近年來,蒙陰縣大力發展蜜桃產業,全縣種植60萬畝蜜桃,幾乎涵蓋了大部分村莊,大崮村也是其中之一,村裡3000多畝地,絕大部分種桃,村民人均收入過萬。

山東蒙陰的村民富了,村子卻“窮”了

大崮村支書王均照(左一)。新京報記者 王巍 攝


但在村支書王均照看來,大崮村的潛力還遠遠沒有發掘出來。

大崮村背靠大崮山,大崮山是典型的岱崮地貌,這是沂蒙山區獨有的世界級地貌。大崮山海拔628米,崮頂高25米,周長達5公里。因山體龐大,氣勢磅礴,故名大崮。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這裡都發生過激烈的戰鬥,著名的大崮山保衛戰就發生在這裡,如今,大崮山頂還保留著當年八路軍兵工廠的遺址。

2013年,在外做生意多年的王均照回村接任村支書,開始計劃開發大崮山的旅遊資源,“村裡沒什麼產業,也沒什麼收入,想發展起來不容易”,王均照說。

想發展旅遊業,村子太難看了不行,王均照當村支書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修路、改造民居。“村裡沒錢,感覺做這麼多事情很難,其實真做起來,沒想象的那麼難,民居的設計,是鎮上派來的一位幹部,學過園林設計,這些都是他幫忙的。我們這裡的山上,都是頁岩,撿回來就能修路、裝飾房子。村裡不用的農具,拿出來整理一下,就可以做成民俗景觀”,他說。

"

新京報訊(記者 周懷宗)在山東蒙陰縣野店鎮煙莊村,有一片蘋果保護區,其中有些蘋果樹樹大根深,幾乎和共和國同齡。

1947年5月,華東野戰軍在陳毅、粟裕的指揮下,在孟良崮一舉殲滅了國民黨精銳部隊整編七十四師及援軍一部,共32000餘人。戰役期間,就在離孟良崮北方不遠處的小山村煙莊,六個當時只有十八九歲的年輕姑娘,帶著全村婦女,晝夜不眠,為前方戰士做布鞋、烙煎餅、運送彈藥糧草。她們就是被稱為支前模範的“沂蒙六姐妹”。

70多年後,當年的荒山已經變成林海,包括煙莊村在內,整個沂蒙地區多年來綠化荒山,保護生態,又因為特殊的岱崮地貌,而成為世界地質公園。同時,沂蒙也是最早脫貧的革命老區,早在1996年,就已經全面脫貧。

山東蒙陰的村民富了,村子卻“窮”了

煙莊村六姐妹故居門前,放著當年支前的獨輪車。新京報記者 王巍 攝


煙莊村的蘋果故事

煙莊村,當地人一般都是直接叫煙村。68歲的鄭卜奎坐在自家的院子裡,孩子們都在城裡工作,只有他在村裡,種著8畝果園。剛剛忙完一陣,難得有一段休息的時間。

鄭卜奎的母親,是當年“沂蒙六姐妹”中的伊淑英,已於2016年6月去世,她也是“六姐妹”中最晚去世的一位。

鄭卜奎在煙莊村生活了一輩子,一邊種地,一邊在村支部工作。

煙莊村原本沒有蘋果,新中國成立初期,一名參加過孟良崮戰役的老戰士,轉業回到東北,吃著當地的蘋果,想起了奮勇支前的沂蒙老區人民,想讓老區人民也吃上蘋果,就給毛主席寫了一封信。1951年秋,毛主席收到信後發出了種蘋果樹的建議。1952年,國家支持沂蒙老區建設,撥專款從遼寧省調撥12萬株蘋果苗木,在蒙陰及周邊縣80個村建成6000多畝蘋果園。

在煙莊村,有一片蘋果樹保護區,這片保護區,就是當初建的蘋果園,共28畝200多棵蘋果樹。

種了半輩子蘋果的鄭卜奎經歷了煙莊村從窮到富的整個歷程,村子最早的蘋果園建成時,他剛剛一歲,在此後許多年裡,這裡的蘋果都沒有規模化,村民更多還是種植花生、地瓜等糧食作物,“那時候,吃飽飯都難”,他說。

改革開放後,煙莊村大力整理荒山,開發出數千畝山間果園,主要種蘋果和板栗。荒山果林支撐起了最初的經濟發展,如今,全村人均一年純收入已經超過1萬元,半數家庭,年收入能達到10萬左右。近幾年,蘋果價格不錯,村裡收入最高的家庭,能達到20萬元左右。

和村民相比,村集體的收入卻非常薄弱,村裡沒有什麼企業,作為“六姐妹”故鄉,旅遊業能為村裡帶來一定的收入,但村集體的收入並不多。

民富村窮蒙陰縣

在蒙陰,村民收入高、村集體收入低是普遍現象,幾乎所有的村子,都有和煙莊村類似的現象。

孟良崮山下的東孟良崮村,是一個合併後的新村。2014年,東孟良崮和周圍的三個自然村合併,在東孟良崮村集中建設新村,如今,已經建到第四期,遠遠望去,藍頂白牆的二層小樓連成一片。

山東蒙陰的村民富了,村子卻“窮”了

東孟良崮村二層小樓連成一片。新京報記者 王巍 攝


搬遷之後,原本的村莊騰退復耕,多出來不少地,有一部分承包給村民,沒人承包的,村裡通過土地流轉來實現效益,村支書徐玉成告訴新京報記者,村裡流轉的土地一共800畝,這是村集體唯一的收入,每年26.8萬。

相對村裡的收入,村民收入要好得多,徐玉成說,“目前村裡的人均年收入為1.3萬元,在周邊算中上游。村裡人在農閒的時候,還會在附近的工廠打工,也有一部分收入。其實這樣也很好,村民富了,就是村裡富了。如果反過來,村裡收入高,村民收入低,反而不好”。蒙陰縣一位領導曾表示,百姓富了,就是最重要的政績,村集體經濟當然也要發展,但夠用就好,村裡錢多了,未必是好事。徐玉成很贊同這個觀點。

王芳一家人,也是合併時從山上搬下來的,她原本的村子離孟良崮很近,旅遊的人多,她在山上開一家農家樂,遷居以後,農家樂還開著。

新村都是聯排小樓,獨門獨戶,還有一個小院,和原來的山村相比,水、電、燃氣顯然更方便,“以前在山上的時候,條件很差,連條走車的路都沒有,沒有姑娘願意嫁到村裡。但現在,沒人嫌棄我們村了”,王芳說。

長在果林裡的村莊

蒙陰多山,家家戶戶的地,大多在山上,新中國成立之初,這裡的村民們就開始在山上種果樹,蘋果、桃、櫻桃等,既能綠化荒山,又有經濟效益。即便是著名的孟良崮戰役所在地,半山腰上,也都是農民種植的果樹。

站在孟良崮的最高處,無論望向哪一邊,都是一片深綠。2018年12月12日,生態環境部發布《關於命名第二批“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實踐創新基地的公告》,蒙陰縣榜上有名。

2019年5月22日下午,孟良崮山下,西孟良崮村下轄的自然村橫山後村村口,村民石大姐的兩桶櫻桃快賣完了,時間還早,她還得去山上的地裡再補充點兒,在那兒,石大姐的丈夫已經摘好了半桶。

山東蒙陰的村民富了,村子卻“窮”了

石大姐在路邊賣櫻桃。新京報記者 王巍 攝


石大姐家種著三畝多山地,有自家的,也有租種別人家的,主要種櫻桃和蜜桃。兩個兒子上大學,對她來說,負擔不輕,農閒的時候,也會到附近打工,得益於水果產業的發達,附近有不少食品加工廠,自家的水果賣完了,石大姐有時候也會去上班。

西孟良崮村也是合併村,如今共有452戶1520人,村民主要以種植蜜桃、櫻桃、黃桃、板栗為生,人均年收入1.5萬元左右。

和東孟良崮不同,西孟良崮沒有流轉地,上世紀九十年代末,村裡把荒山承包給村民,“因為是山地,不好量,一開始都是按片承包的,大概估摸個數字,就承包給村民了,一畝地2塊錢。第一期承包期結束後,漲到1畝20多塊錢,目前一共租給村民三四千畝,村裡一年可以收到租金10萬元左右,這是所有的收入”,村支書張玉坤說。

10萬元的收入,勉強夠維繫村幹部的工資和基本辦公費用。事實上,在租金上漲之前,村裡一度連筆墨紙張的錢都不夠,更不用說村幹部的工資了,“以前村幹部的工資一直欠著,去年才把退休的村幹部工資補齊”,張玉坤說。

在橫山後村,上山的水泥路不僅可以通到每家門口,也能通到每家地頭,從山下的到山上的地裡,石大姐開著農用三輪車,一路上坡,就能到自家的櫻桃園,村裡也早通了自來水,“這些都是政府投資,村裡投入得少,只有每家每戶從主路入戶的小路,村裡補助了一部分。”

村委會並非基建的投資主體,“主要的花銷有幾方面,村兩委6個村幹部的工資,每個人每年也就1萬多點兒,還有辦公用的筆墨紙張,村裡做宣傳時用的公示牌、制度牌,剩下就是抽水抗旱時村裡要出電費。現在的10萬元,可以維持收支平衡了,以前不行”。

村裡收入10萬就夠了

距“六姐妹”故鄉煙莊村不到20公里的常坪村,村支書王業勇甚至在為10萬元的村集體收入而發愁。

常坪村從2000年開始發展蜜桃種植,目前已經有2000多畝蜜桃,人均年收入1.4萬元左右,種地多的,人均可以達到3萬元。

和東、西孟良崮村不同,常坪村沒有機動地,所有的地都分給村民了,這意味著村集體沒有任何創造效益的資本。

“村裡分過兩次地,第一次每人1畝,村裡還有機動地,後來又分了一次,村裡就沒有任何地了。村裡就是這樣,沒地,就沒收入”,王業勇說。

事實上,第二次分地,不算是承包地,而是租賃形式的,租賃的村民,每畝每年要向村集體交20元左右的租金,“總數是5萬左右,這是村裡所有的收入”,王業勇說。

村民富了,村裡還窮。

2018年,政府投資在村裡修了1.7公里村道,這一項目需要村集體投入一部分資金,但常坪村沒有資金,“幸好,村裡的河道里有沙子,那個不要錢,村裡組織人挖沙子,算是投入了”,王業勇說。

“村集體一年5萬元的收入,還不如村民一家的收入。一戶村民,一般的年收入在六七萬,好一點兒的10萬往上,村裡收入確實太少了”,這使得王業勇計劃的許多事情都難以開展,“基礎建設方面沒什麼問題,基本上都是政府投資,主要還是蓄水抗旱、村裡一些公共設施的養護維修等需要資金,但村裡幾乎沒有任何能力做”,王業勇說。

今年以來,山東大旱,蓄水抗旱的任務格外重要,尤其是種植水果,更需要水,王業勇說,“生活用水沒有問題,村裡有自來水,也有井,這裡地下水還是很豐富的,打個三五十米,肯定有水了。但澆地不行,村民澆地,還是大水漫灌,很難做到精準的滴灌,需要的水更多”。

王業勇希望增加村裡的收入,他的目標是翻一番,“10萬元就差不多夠了,包括村幹部的工資、村委會正常運行的費用、蓄水抗旱的費用,以及維護公共設施的費用等,也就夠了”,他說,“村裡的公路、自來水等大的基建項目,基本上都是政府投建,村裡只是負責日常維護,錢多了也不太好”。

美麗鄉村的另一面

蒙陰縣城東北30公里處的岱崮鎮大崮村裡,一直到2013年,都沒有一條像樣的路。

近年來,蒙陰縣大力發展蜜桃產業,全縣種植60萬畝蜜桃,幾乎涵蓋了大部分村莊,大崮村也是其中之一,村裡3000多畝地,絕大部分種桃,村民人均收入過萬。

山東蒙陰的村民富了,村子卻“窮”了

大崮村支書王均照(左一)。新京報記者 王巍 攝


但在村支書王均照看來,大崮村的潛力還遠遠沒有發掘出來。

大崮村背靠大崮山,大崮山是典型的岱崮地貌,這是沂蒙山區獨有的世界級地貌。大崮山海拔628米,崮頂高25米,周長達5公里。因山體龐大,氣勢磅礴,故名大崮。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這裡都發生過激烈的戰鬥,著名的大崮山保衛戰就發生在這裡,如今,大崮山頂還保留著當年八路軍兵工廠的遺址。

2013年,在外做生意多年的王均照回村接任村支書,開始計劃開發大崮山的旅遊資源,“村裡沒什麼產業,也沒什麼收入,想發展起來不容易”,王均照說。

想發展旅遊業,村子太難看了不行,王均照當村支書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修路、改造民居。“村裡沒錢,感覺做這麼多事情很難,其實真做起來,沒想象的那麼難,民居的設計,是鎮上派來的一位幹部,學過園林設計,這些都是他幫忙的。我們這裡的山上,都是頁岩,撿回來就能修路、裝飾房子。村裡不用的農具,拿出來整理一下,就可以做成民俗景觀”,他說。

山東蒙陰的村民富了,村子卻“窮”了

大崮村把廢棄的小磨盤也做成了景觀。新京報記者 王巍 攝


如今的大崮村,每座房子周圍,都被鮮花圍繞,薄厚均勻的頁岩,也成了最合適的裝飾物,牆上、路邊隨處可見,村子中心,數十個廢棄的小磨盤,被穿起來,嵌在一面中空的牆上,就成了一處處獨特的景觀。

幾年來,大崮村建成了生態種植、養殖、採摘、觀光旅遊為一體的農業生態公園,引進外部投資,與農民合作社、農戶三方共同合作經營,此外,部分鄉民還開起了農家樂、民宿,“做得好的,一年也能收入七八萬”,王均照說。

【記者手記】百姓足,君孰與不足?

從荒山到林海,沂蒙人用了70多年。

從新中國成立之初,沂蒙老區各個村莊,就開始綠化荒山。孟良崮戰役所在地,原本是一片光禿禿的山,但在今天,站在孟良崮的最高處,無論望向哪一邊,都是一片深綠。

改革開放後,整理荒山、種植經濟林成為沂蒙的致富之路,一望無際的綠水青山,都是當地村民數十年來栽種的,這種綠化是漸進的,且是村民自發的,山上的樹木,大多數是果林。

在工業化推進社會發展的歷程中,沂蒙或許是一個特例——不必工廠林立,不用付出環境惡化的代價,就可以致富。據當地一位幹部介紹,在改革開放之初,沂蒙地區就確立了生態發展的路線,數十年來,執政者換了一茬又一茬,但最初定下的路線,沒人能改,不管誰來,都不能動。

人與自然達成了共生,荒山綠了,人也富了。

值得注意的是,因為缺乏集體產業,村集體的收入堪憂,當地幹部介紹,在蒙陰縣,村集體的收入普遍不高,一般都在幾萬到幾十萬之間,“村集體當然需要收入,但村集體的錢太多了,也未必是好事”,他說。

這並不只是一個人的觀點,事實上,在走訪中,哪怕入不敷出、亟須增收的村集體,村幹部的要求也並不高,如常坪村的村支書,期望值也只是10萬元。

在傳統的農業社會中,“藏富於民”是最重要的經濟思想之一,《論語》中說,“百姓足,君孰與不足”。

現代社會中,政府的公共職能比傳統社會更多,所以“藏富於民”還是“藏富於國”一直爭論不休。但至少在農業發展中,在集體經濟的層面,“民富”或許比“村富”更重要。

新京報記者 周懷宗 攝影 王巍

編輯 張樹婧 校對 範錦春

"

相關推薦

推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