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9日是美國總統約翰·F·肯尼迪誕辰100週年。這位在任僅1000多天的美國總統，跟歷史上的諸位總統相比，其政治成就未必見得有多麼優秀，甚至在一些歷史學家看來，他是一個被嚴重過譽的總統，然而他在公眾認知中卻有著極高的評價和鮮明的形象。這是為什麼呢？近日，澎湃新聞就相關問題採訪了北大歷史系副教授牛可。
北大歷史系副教授牛可
澎湃新聞：約翰·F·肯尼迪只做了1000多天的美國總統，但其公眾認知度很高而且形象鮮明，您怎麼看待他作為美國總統的歷史地位？
牛可：總統在美國公共生活和美國文化當中佔據獨特、重要的地位，多數總統個人或多或少會成為時代的標記和歷史符號。儘管如此，隨著時間流逝、往事淹沒，到奧巴馬為止，在成為歷史的43位總統中，其實也僅有少數幾位總統還在普通人的記憶中維持著鮮活、強固的存在，並對美國人和外國人認識、界定和想象美國發揮特定作用。屈指算來，無非是華盛頓、林肯、西奧多·羅斯福、富蘭克林·羅斯福和肯尼迪寥寥幾位而已，頂多再加上里根。其中肯尼迪是極為醒目和獨特的一位，最能引發各種人的興趣，是永久的話題。肯尼迪在美國人的歷史記憶和大眾文化中是一個非同尋常的存在，這本身就是個特別有意思的問題。
美國人一向好給歷史上的總統打分、評等，不時出現關於普通公眾心目中美國曆屆總統的優劣排序。1975年的一次蓋洛普民意測驗中，竟然有52%的美國人把肯尼迪排在首位，位居林肯和華盛頓之上；十年之後，肯尼迪仍然排第一，支持率達到56%。2000年時，肯尼迪還位居榜首。第二年裡根90歲生日，他因此而被排到首位，但肯尼迪還排第二，領先於林肯。在這些以一般公眾為對象的調查中，年代早的總統會因為歷史遠去、相關記憶的淡漠而吃虧吧。但是在2010年蓋洛普的一項調查，給從肯尼迪到小布什的九位戰後總統排名，肯尼迪居然以85%的贊成率排名第一，而排名第二的里根為74%。我自己有個觀察，2014年夏天，我在林肯紀念堂的書店裡看到，除了關於林肯的書，就數關於肯尼迪的書多了。美國公眾對肯尼迪的興趣，是美國專業歷史學家和學者們有時都感到吃驚和不解的。
從事嚴肅學術研究的歷史學家和學者們，即便他們當中喜歡肯尼迪的大有人在，但一般不會對肯尼迪的政治成就和歷史地位給予那麼高的評價。比如，1982年，在一項對2000名學者的調查中，按照偉大、優秀、一般、較差和失敗五個等級打分，肯尼迪被排在第13位，屬於優秀類別裡的中間位置。1988年，75名歷史學家和評論家對肯尼迪的描述是“美國曆史上被評價過高最嚴重的公眾人物”。2000年，78位歷史和其他領域學者給肯尼迪的排名是第18位，在優秀類別裡排名靠後的位置。
歷史人物的所謂歷史地位，通常要在變常絕續的節律和比較長期的時段當中界定，要看他們在何種程度上塑造時勢、克服危機、扭轉格局、發動潮流、創制基業、豎立典範、影響後世。就這些方面而言，建國時期的華盛頓、傑弗遜，19世紀的傑克遜、林肯，20世紀的兩個羅斯福和威爾遜，戰後的杜魯門、里根等，都處在某種大變局的節點上，都引領或者伴隨大的歷史變化，也都開創了某種政治格局或者政治傳統。一般說來，他們的歷史地位都比肯尼迪高。肯尼迪所處的時代是過渡性的；而且命運只給了他三年時間，就像Robert Dallek的那本權威的肯尼迪傳記題目所說的，他只有一個“未完成的生命”（an unfinished life）。
An Unfinished Life : John F. Kennedy, 1917-1963
澎湃新聞：那麼，在大眾認知中作為國家總統的肯尼迪，其頭頂的“明星”光環是如何形成的？
牛可：感性更強的公眾認知中的肯尼迪，與嚴謹、複雜的歷史思考中所呈現的肯尼迪，兩者之間是有差距的。美國公眾對肯尼迪非同尋常的興趣在於：這個人物是集中了大眾文化中一切生髮趣味性和戲劇性的元素。他有出身富豪子弟的身世，父親和三位兄弟也都是有色彩、有故事的人物；他是第一位天主教徒美國總統，而當時天主教正處於從“非美國正宗”轉進到美國社會主流的過程中（肯尼迪的當選正加速和確定了這一過程），他的天主教身份就像後來奧巴馬的非洲裔美國人身份一樣，是一種特異的，因而也容易引人關注的因素；此外，肯尼迪還有作為“戰爭英雄”的身份。這個特權階層的子弟執意報效國家，自己爭取到最危險的戰爭前線去，當了一艘裝備不良、只有12個艇員的魚雷艇的艇長，他的艇在南太平洋上被擊沉後，他奮不顧身、艱苦卓絕地拯救了他的士兵弟兄。對於教育程度較高的公眾而言，肯尼迪的智性和公共寫作，他作為普利策獎得主的作家身份，他的雋言妙語，在美國總統當中獨樹一幟，是繼國父一代的“紳士文人”政治家和後來的老羅斯福、威爾遜之後最具有知識分子特質的總統。
而且，肯尼迪是太適合那個正在開啟的美國政治的電視時代了：在這個時代，外表、形象、做派、表達，這些政治家的外在屬性在選舉政治中，在政治家和公眾的關係中，作用空前凸顯。肯尼迪俊朗、瀟灑的外表，還有他那位美貌可人的夫人，兩個漂亮的孩子，尤其符合美國公眾對第一家庭的期待和想象。他在任期中途的悲劇性死亡，又使他有了一個烈士的身份，他的人生被籠上了巨大的悲劇意象，給他的歷史形象又注入了一種獨特的、可遇不可求的悲愴情愫和悲劇性審美元素。在其身後，被挖掘出來的越來越多的風流豔史，也給他增添了更多的色彩，更多的趣味性、戲劇性。
在肯尼迪留給人們的記憶中，美好是明顯的、巨大的和不可抗拒的，而在戰後變得更疏鬆、寬容的美國公共道德觀念下，他的缺陷和陰暗面是可以被理解、包容、原諒和玩味的。肯尼迪，JFK，已經是美國大眾文化的一個符號了。發自人性的關於他人的興趣是怎麼生成的，大眾文化中的明星效應和英雄崇拜是什麼機理，現代政治中領袖的政治魅力是怎麼回事，戰後美國大眾文化中和道德、價值觀念中有哪些偏好、趨向和亮點，對所有這些問題，肯尼迪都是個很好、獨特的觀察和理解的對象。
肯尼迪與他的海軍戰友
澎湃新聞：肯尼迪本身的個性如何？也就是說，當我們把他作為普通人而不是總統時，會怎麼形容他呢？
牛可：肯尼迪顯然是那種人見人愛的人。Everybody loves Jack。如果不從政，不當政治家，他也是那種在人群裡自然而然受關注也受歡迎的人。我們在生活當中也遇到過這樣的人吧。一般說來，這樣的人都對他人有發自內心的善意，喜歡和他人交往而且善於和他人溝通，尤其能讓別人在輕鬆愉快的狀態中和他交往。這樣的人天性寬容，不甚在意他人的缺點，也不甚在意他人和自己的不同之處，甚至往往會欣賞這種不同之處。美國的富豪人家和世家子弟往往容易被人稱為snobs，但肯尼迪是絕不會被任何人說成是snob。這個詞在中文中往往譯成“勢利小人”，其實不一定合適，容易有誤導；“勢利”給人感覺經常是地位較低的人攀附、迎合別人，而snob往往用來指那些身份、地位上有優勢的人喜歡標榜和強調自己和別人的差異，總要讓自己高高在上的傾向。所以snob連帶的總是pretentiousness和superficiality，也就是裝腔作勢、虛榮淺薄。肯尼迪的親信索倫森就說，任何人都不會把肯尼迪和snob聯繫起來。肯尼迪當然還是有一種內在的、甚至是與生俱來的自知自信和從容大氣，這不是能夠裝的，是裝也裝不出來的那種高貴，nobility。用和他相交甚厚的加爾佈雷斯的話說：“他對自己有一種強烈的、甚至是獨特的真誠。”（he was intensely, even uniquely, true to himself.）肯尼迪在1960年大選之前對自己和對手尼克松做了個比較評價：“尼克松在自己是誰的問題上總是有點麻煩。我卻知道我是誰。”加爾佈雷斯說，這是“他的政治力量的一個基礎”。
肯尼迪脾氣還是挺好的，可以說生性敦厚、隨和。我感覺他輕易不動氣，更少發怒，一般不會讓自己與他人的分歧和差異走到劍拔弩張的對抗地步。和很多人相比，肯尼迪不太容易敵視、記恨別人。的確氣極了的情況下，他也說罵人的話，但他不會當面說，而是在事後說出來消氣。而且後來經歷了各種政治紛爭，他更明確地認識到，而且經常提醒自己，不要恨你的敵人，不要把你的敵人逼入絕境。另外，肯尼迪有很好的幽默感，大概十幾歲時就學會了拿自己開玩笑，包括拿自己最痛切的身體問題開玩笑。肯尼迪在哈佛讀書時候的舍監（house master，負責整個宿舍樓學生各項事務的教師，有點像中國的輔導員）回憶說，肯尼迪是個“好男孩”，是他所在的宿舍樓“人緣最好的一個”，甚至是所在的“整個年級最受歡迎的一個”。加爾佈雷斯在肯尼迪讀本科時教過他，知道他當時“對學業並不上心”，但“英俊……合群，喜歡各種娛樂，交友廣泛，對女性溫柔多情”。
肯尼迪與其夫人
澎湃新聞：這樣看來，他是很好的人。那麼他的性格中還有什麼其他的側面嗎，這種性格和他的政治生涯有什麼關係？
牛可：作為普通人的這些素質，或者說普通人容易看見和感受到的這些素質，在民主政治、選舉政治中當然是很重要的東西。肯尼迪的政治作為和歷史形象，跟他的這種性格有很大關係。肯尼迪搞了那麼多荒唐的風流事，按說是比較離譜的冒險，在政治上絕對是冒險。但直到他死，這個風險一直被摁著沒有爆發出來。這當然是因為他的弟弟羅伯特·肯尼迪給他掩蓋。但也頗有人說，那些知道他的豔事，甚至手握證據的記者當中，有很多都認識他，因而都喜歡他、尊敬他，不忍傷害他。這應該是實情。他的“群眾基礎”就這麼好。討人喜歡這一點不是那麼簡單的事；它能說明很多東西，也意味著很多東西。能不能團結人是政治的大問題。這個，很多美國政客，包括尼克松、約翰遜，乃至於後來的克林頓等等，只有嫉妒的份兒。
肯尼迪的人格和性格，當然絕不止是討人喜歡那麼簡單。討人喜歡的性格，有時意味著性格不夠硬，主見不夠強，缺乏勇氣、信念，缺乏深刻性和原則性。富蘭克林·羅斯福也是個討人喜歡的人，就曾被李普曼如此看待。在1961年維也納峰會上，肯尼迪給他的對手赫魯曉夫就留下“年輕、聰明、軟弱”的印象。肯尼迪政府裡也有人把他當成經不起嚴峻局面的富家子弟。但赫魯曉夫和很多人後來發現，他們輕看了肯尼迪。古巴導彈危機，讓赫魯曉夫和很多人領教了肯尼迪強硬、決斷的一面。人們常常忘了，肯尼迪是人群中少數真正具有英雄特質的人之一。其實，要是詳細瞭解當年那個26歲的艇長，瞭解他在他的魚雷艇被擊沉之後的一個星期裡為拯救他的下屬和自己所做的苦鬥，人們就不應該把他的意志力和決心等閒視之。有些事，知道個大概情況是不行的，透過細節才能看得見性格的那些東西。我猜，赫魯曉夫的助手在峰會前準備的關於肯尼迪的資料裡，大概沒有關於這件事的詳細情況。肯尼迪是個不怕死的人，而且他相信有比生命更重要的東西。大學者以賽亞·伯林回憶過他第一次和肯尼迪見面的餐會，說後來知道正是那天早晨，古巴部署蘇聯導彈的情報被證實，而肯尼迪一整個白天都在緊張得思慮和運籌中。到了晚餐席間，肯尼迪卻談笑如常，表現出來的冷靜（sang-froid），那種“非凡的自制力和意志力”，令世事洞明、精於察人的伯林都讚歎不已。有人說肯尼迪喜歡冒險的秉性。但我覺得，肯尼迪是個不怕死的人，而且他相信有比生命更重要的東西。這個又和他的身體狀況有關吧。
肯尼迪與赫魯曉夫（1961年）
澎湃新聞：肯尼迪身體上有很大麻煩？
牛可：是的。近年來關於肯尼迪的醫療史研究顯示，他的病痛比當年在嚴格保密之下人們所知道的要嚴重、複雜得多。16歲那年他大病一場，查不出病因或者說不能確診，治療無從入手，讓他有瀕臨死亡的體驗。此後時不時得住院治療，可以說死亡的陰影一直籠罩著他。他在戰爭中受傷，加重了身體問題，留下終身的背痛。此後經歷過好幾次危險的手術，又先後四次做過天主教臨終祈禱。當總統時，他要服大量止痛藥或者注射針劑，每天5次熱水淋浴，以此止痛。他有阿迪森氏病，腎上腺、腰背肌、脊椎、結腸、前列腺都有麻煩，劇痛、高燒、脫水、感染、失眠常常發生。他的病太多，治療太複雜，用藥也太多，以至於要搞清楚他的醫療史，搞清病痛和各種藥物對他的身心影響是個頗為不易的工作。（有人說，他的用藥中有一種有刺激性慾的副作用，這很可能是實情。）但是這麼嚴重的健康問題，在他活著的時候，旁人是不怎麼能看出來的。他要掩飾所有這些，而掩飾本身就要靠巨大的忍耐力。
不僅面臨自己的死亡，肯尼迪也多次經歷親人的死亡。在戰爭中，他的哥哥約瑟夫和妹夫哈廷頓戰死，1948年妹妹凱瑟琳又因飛機失事喪命。世事艱危，人生無常，不時經歷死亡、感受死亡。而他對死亡顯然是有昇華的、反思的認知的；他對生活的感受和看法當中，宿命論、悲劇感是一個重要的因素，甚至可能是基調。詩人羅伯特·弗羅斯特就深受肯尼迪熱愛。而這絕不是偶然的。肯尼迪在1961年就職典禮上就請弗羅斯特朗誦詩作，這件事很不尋常。肯尼迪品評弗羅斯特說：“他是一個屬於黑暗和絕望的詩人，也是一個希望的詩人。但是他身上的希望，又由某種懷疑主義所制約，也為他的睿智所制約，為他對超越人世間一切判斷的人的侷限性的感悟所制約。”他又評價弗羅斯特說：“正是他對人類悲劇的意識使他振奮起來，不會自欺欺人，不會輕易求得安慰。”肯尼迪有英雄人格；而塑造英雄人格的，經常是宿命的、悲劇的心理和精神的因素吧。作家諾曼·梅勒洞察到肯尼迪“有那種在自己身上感知死亡的人才有的智慧，玩著拿生命冒險來解脫困境的賭博”（wisdom of a man who senses death within him and gambles that he can cure it by risking his life），這個話說得太有道理了。肯尼迪是把每一天都當作生命的最後一天去過的人。
1954年肯尼迪做過脊椎手術後
澎湃新聞：肯尼迪家族是美國著名的政治家族之一，有多位家族成員活躍於政壇中。家族背景對肯尼迪有什麼影響？
牛可：肯尼迪身上當然有很強的家族政治的因素和色彩。大體而言，肯尼迪家族也算是那種在商業上成功之後，把興趣和志向投入到所謂“公共服務”和政治上的案例，大體上符合托馬斯·曼小說表現的“博登布魯克動力”吧。這在美國不是個案。一般說起來，都覺得這是19世紀晚期以後美國的突出現象。那時，一些內戰後發跡的大亨家族，所謂的nouveau riche，開始出政治家，像洛克菲勒家族、哈里曼家族，等等。但肯尼迪家族其實也不完全是前一代先掙錢、後一代參政的情況。人們比較少注意到，肯尼迪的祖輩就已經開始從政，他爺爺是馬薩諸塞州議會議員；那時就已經開始積累政治資本和文化資本了。肯尼迪的父親老約瑟夫·肯尼迪就是哈佛畢業生了。肯尼迪的出身不是那種缺少文墨和教育的家庭。
從更大的背景看，肯尼迪在一定程度是有美國的那種“貴族”政治色彩的。波士頓地區，乃至於整個新英格蘭，有深厚的美國“貴族”傳統，這就是所謂清教徒的“波士頓婆羅門”。這是一個集財富、文化、政治權力和公共美德於一身的上層精英集團。19世紀晚期以後這個集團處在衰落、消散當中，但他們的血脈和影響擴散到後來的整個“東部權勢集團”（Eastern Establishment）當中。肯尼迪家族是19世紀中期到來的愛爾蘭移民。他們一方面是受波士頓精英集團輕慢、疏遠和排斥的。老肯尼迪對這個也是耿耿於懷。但是另一方面，對肯尼迪家族來說，波士頓婆羅門其實是個標杆，是個典範。肯尼迪家族要和波士頓老貴族一樣，要追求那種從智力、文化、德行和“公共責任感”方面加以界定的“高貴”，追求新教上層豎立的nobility的典範。老約瑟夫·肯尼迪說過，人生成就不是以財富度量，而是以家族榮譽度量。他非常進取，非常有政治野心，這個和波士頓貴族的氣質不太一樣，他沒有後者那種淡然、超脫和謙退，沒有後者對很多事不屑於去做的勁頭兒。但是說後者的某些文化質素、精神質素被轉化吸收到肯尼迪家族當中，大概是說得通的。肯尼迪家族在美國有很多為人詬病之處；但拿它和我們在其他時代、其他社會看到的精英集團、特權階層相比，可以說他們還是很優質的。像肯尼迪的哥哥，小約瑟夫，在二戰中也是不惜赴湯蹈火，是個英雄人物。
所以，肯尼迪家族和肯尼迪本人，也是20世紀美國精英生產和再生產機制的一個寫照。
肯尼迪家族1960年的合影，約翰·肯尼迪站在相片正中。坐在沙發上的家族成員由左至右分別為約翰·肯尼迪的妹妹、母親、父親，他的妻子以及他的弟弟愛德華·肯尼迪。
眾所周知，肯尼迪家族本來是要把長子小約瑟夫·肯尼迪培養成政治家的，目標是當總統；傑克·肯尼迪最初沒有政治上的興趣和抱負，中學和大學低年級時的學業成績都是平平而已。在哈佛上大學期間，他父親任駐英國大使，他在1938年跟著到了英國，次年又遊歷蘇聯和歐洲多國。歐洲大戰前夕緊張複雜的國際局勢和政治爭議引發了他對政治問題的關注。這個時候他到了大學高年級，好像經歷了某種智力上的開悟和飛躍，開始對政治哲學和國際關係產生有學術內涵的興趣，投入全力去做了一篇關於慕尼黑綏靖政策的畢業論文。這篇論文在學術和寫作上當然還是挺稚嫩的，但已經使好幾位哈佛教授感受到他超過其年齡的思想深度和判斷力。論文指導老師說，可見得他“是個真正的知識分子”。論文經過修改，在他父親的操作下出了書，題為《英國何以沉睡》。媒體界領袖人物亨利·魯斯很欣賞，親自執筆作序。由於議題緊扣當時局勢，書賣得相當好。這個經歷說明他具有就公共議題進行思考和寫作的天賦。他也一度考慮和嘗試做記者。當然這個打算很快被放棄了，他轉向了政治。1955他在病床上開始構思和寫作一本書，這就是1956年出版的《勇氣人物》（Profiles in Courage），成為全國性暢銷書，並獲得普利策獎。這本書後來被指責為他人捉刀之作。實際上，這的確是由肯尼迪主導的一個“班子寫作”（staff literature），是“一個團隊和極其繁忙的肯尼迪參議員的合作產品”。被指為捉刀人的索倫森多次為肯尼迪辯解，特別是在2008年最後的回憶錄中詳細講過這本書的寫作過程，他是捍衛肯尼迪在這本書上首要的著作權的。這件事，是可以有個定論的。而這本書，是可以用以審視、評判肯尼迪的智力品質的。
澎湃新聞：肯尼迪和美國知識分子的關係怎麼樣？
牛可：肯尼迪對普通人有魅力和吸引力；而對那些優秀的、智力超拔的人，他在人格上、智力上的吸引力可能更大些。我留意過一些和他熟識的人對他的思想和智力的探究和評價，也看到有些專門的研究涉及他的智力特性和所謂“智識生活”（intellectual life），深感他大體上可以被歸類為“知識分子”。同時，他是一個很容易被知識分子感興趣並視為同類的政治家。這不僅是指那些戴維·哈爾伯斯塔姆所稱的“出類拔萃之輩”，也就是那一大批在政治上認同肯尼迪並追隨他進入政治和政府活動的專家型知識分子，也包括那些不那麼參與政治、甚至慣於批判政治的人文知識分子，後者像阿爾弗雷德·卡辛（Alfred kazin）、埃德蒙·威爾遜（Edmund Wilson）、諾曼·梅勒（Norman Mailer），還有剛才提到的英國的柏林，等等。可以說，他吸引了美國最優秀的頭腦中的一些人。作為批判性很強的“紐約知識分子”群體的一員，梅勒對肯尼迪的政策有很尖刻的批判，但他把肯尼迪稱為“存在主義性質的英雄”（existential hero）、“進入超市的超人”（Superman comes to the supermaket），大概也是因為他們有著同類之間發自內心的理解和同情吧。讀這些人對肯尼迪的回憶和評價，經常令人動容。
另外，肯尼迪愛讀書，尤其愛讀歷史書，其中又尤其愛讀英國史，從小如此。這一點當時不被人注意，後來被研究者們越來越多地發現和注意到。肯尼迪在中學時代並不被認為是個好學生，但他的好友比林斯回憶說，他讀了大量的歷史書，而且是所有同學中唯一一個每天都讀《紐約時報》的人。很能說明問題的是，中學歷史課老師說他有少見的“了不起的歷史頭腦”。肯尼迪從中學以來有一個讀書習慣：讀了什麼之後，他會強迫自己躺下來，花半個小時在腦海把所讀內容過一遍，加強記憶，也分析一通，最後還要拆解和批評一番。在寫作《勇氣人物》時也是如此。他周圍很多人知道，他是個voracious reader，終其一生如此。肯尼迪傳記作者Doris Gooddwin說：“通過他對書籍的敏感，他發育出一種智識上的成熟，使得他在兄弟姐妹中間獨樹一幟。習慣於高人一等的長兄喬對此尤其煩心。”專門研究了肯尼迪讀書生活的一位學者指出，他從歷史、尤其是英國史汲取認識和反思政治活動和政治家風範的靈感。他尤其熱愛丘吉爾，當中也包括丘吉爾深厚的歷史意識。
肯尼迪的智力，或者說他智力的成長，讓很多人印象深刻、讚歎不已。加爾佈雷斯回憶說，直到二戰結束肯尼迪進入國會，他“也就是個還算不錯的國會議員……不能肯定地記得他是一個特別出眾的政客”。但隨著交往多起來，加爾佈雷斯對他從前的學生有了刮目相看之感：“當時和後來，瞭解約翰·肯尼迪的人都會感受到他在政治問題、經濟問題和社會問題的知識上都取得了進步。他關心所有這些問題，在所有這些領域裡都不斷進步。在某天晚上你看見他時他是一個樣子，而你隔上兩三個星期再看見他時，一定會發現他有了更多的、更新的東西。”加爾佈雷斯“的確越來越覺得他是一個很有吸引力的人，作為普通的個人，作為政客，對他都感到越來越傾心。”加爾佈雷斯就肯定肯尼迪具有知識分子的特質，認為他在美國總統當中智力水平是最高的。加爾佈雷斯說，在美國總統中，“就智力而論，如果你把羅納德·里根放在一端，那麼肯尼迪一定是在另一端。”肯尼迪明顯地愛和知識分子交往，不僅是社會科學家，而且愛和文學家、記者和藝術家交往，和他們當中許多人頗有交情。
美國經濟學家、新制度學派的代表人物加爾佈雷斯
澎湃新聞：能不能更進一步說說，您為什麼特別強調肯尼迪是個知識分子？“知識分子”這個詞，用在肯尼迪身上，有什麼特別的涵義嗎？
牛可：說肯尼迪是個知識分子，不只是說這個人博學、聰明。英語中的Intellectual，如今更多地用理念、思想、“價值理性”來界定，而不是僅僅以“知識”來界定。說一個人是知識分子，會多少有這樣的含義：他對理念和思想有種敏感和偏好，對普遍性理念和抽象原則敏感、重視，也喜歡聯繫理念和原則去考慮現實；他追求“將公共事務訴諸理性”，講究認識和思想的深刻性，喜歡追尋本源，也喜歡把具體問題置於更大的思想和歷史背景中；他關注和強調重要的、根本的、深刻的東西，敏感於價值、倫理、意義和文化，在意終極的或者長期的合理性、正當性這些問題，而不僅僅從功利和實際效用的角度考慮問題，有將“道”置於“術”之上的傾向；他傾向於不滿現實、不逢迎權力、不服從權威，有反思、懷疑和批判的本能和衝動。他還傾向於不以專業界定自身工作的範圍和意義，比較能自發地超越個人的和群體的，以及利益的和智識的侷限性，求通求廣；他也有針對公共問題面向最廣泛的公眾發言的意願和能力。
肯尼迪的確有比較充沛的“知識分子”特質。他身上反映了美國當時的“自由教育”、“通識教育”的影響。他作為作家的能力，他在政治生活直指道義價值，闡發理念、訴諸理念的傾向和能力無疑是很突出的。他在著作和演講中留下很多雋永精妙的話，常被人玩味和引述，成為所謂的quotable quotes，稱得起是美國文化和美國政治的遺產了。
大思想家以賽亞·柏林說肯尼迪散發著“照亮四周的智力和高度的理性”的氣息，有著像是能“穿透一大片密林”的判斷力，善於交叉詰問（cross-examine），有尖銳、透徹、明晰的頭腦。柏林有個著名的說法，就是把人的智力類型分為“刺蝟型”和“狐狸型”兩種，前者是一元論的、追求單一真理的，後者是多元論的、致力於理解特殊性和複雜性的頭腦。如果說前者是一般人想象中的哲學家，那麼後者差不多就是歷史學家。肯尼迪顯然是柏林偏好的那種“狐狸型”頭腦，或者說是“歷史啟發式”的頭腦。對肯尼迪有深入瞭解的歷史學家施萊辛格說，他是一個“想做而沒有做成的歷史學家”（historian manqué），還說，“他的頭腦不是預言式的、感情用事的、神祕的、本體論的、烏托邦的、意識形態化的……而是客觀的、實際的、譏諷的、懷疑的、不拘舊習的和求知無饜的”。而歷史認知、歷史智慧的一個功能，就是以其對特殊性、差異性、複雜性的體察，對意識形態構成抵制、瓦解。其實，肯尼迪在智力上、思想上非常突出的一點，就是對意識形態，對各種現代迷思，對加爾佈雷斯所說的“常規智慧”（conventional wisdom）和李普曼所說的“模板觀念”（stereotype），有著非常自覺的警醒、抵制。肯尼迪留下一個名言：“真理的強大敵人往往不是謊言——精心編造的、虛偽造作的和居心不良的謊言，而是神話——流播久遠的、貌似合理的和無視現實的神話。”肯尼迪厭惡面對實質問題時的麻木不仁和虛與委蛇；他對世界的複雜性有深切體認，深知在現代社會、在美國達成和運用良知和判斷力是多麼的不容易。他既深刻地理解觀念和信念對政治的巨大作用，又對現代的各色神話和意識形態教條深懷戒懼之心。肯尼迪自稱為“有理想的現實主義者”，也可以說他也是一個非常清醒、自覺的實用主義者。
肯尼迪與施萊辛格
肯尼迪有著獨特的、巨大的智識和政治魅力。肯尼迪成為一個“人物”，也說明了20世紀上半葉美國具有生成優質公共精英、政治精英的強大社會、文化機制。富豪家庭裡出政治家，精英的血脈從財富的領域擴張到政治和文化的領域，精英階級改造、更新和提升自己，肯尼迪家族的這種路徑在19世紀末以來不是個例，而是比較常見的情況。這樣的優質精英不是個案，是有一批人的。他們的政治當中是有高貴的東西和高貴的氣質的。他們賦予政治以道德和審美價值，讓美國人覺得對政治有信心、有期待、有熱情。
而到了1970年代以後，精英衰落應該說是個明顯的情況。
澎湃新聞：戰後六十年代，冷戰、反戰運動、民權運動等風潮湧起。您怎麼評價這一時代背景下的肯尼迪總統？
牛可：這個問題很複雜，我說不好。肯尼迪當總統的時代，美國度過了大蕭條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長期危機，進入所謂“黃金時代”，美國人感覺亨利·魯斯說的“美國世紀”已經真正地來臨，有昂揚向上的氣氛。但是另一方面，那個時代對美國人來說也不是個風平浪靜的時代，內部有民權運動和社會躁動，外部有冷戰鬥爭和核軍備競賽，問題和麻煩還是不少，美國人自己的風險感、危機感也很重。現在看來，肯尼迪所處的是個過渡性的時代。19世紀末以來，從進步主義運動到羅斯福新政再到二戰以後，在應對危機的過程中，形成致力於擺脫美國自身非常強固的歷史慣性的一種政治運動，一種變革的、進步的政治力量和政治傳統，這就是以羅斯福為旗幟的“新政派”（New Dealers）和以其為主體戰後的民主黨自由主義。這是美國的變革能力和政治活力的來源，也就是小亞瑟·施萊辛格所說的“生命力中心”（vital center）。沒有這個，美國的生存和發展大概是無以為繼，或者要出大問題的。到了1960年代，民主黨自由主義差不多到了要有代際更替、新陳代謝的時候了，43歲的肯尼迪應運而生，這個大概就是從大的方面看肯尼迪的一個歷史意義吧。這一點我想可以比較明確地指出來。
肯尼迪有美國政治領袖當中少見的魅力和吸引力。以他為中心形成了一個政治集團。羅斯福之後，這大概是美國最強盛的一個政治集團了。羅斯福去世後，戰後民主黨內還出現了一些人物，像是亨利·華萊士、阿德萊·史蒂文森、休伯特·漢弗萊、切斯特·鮑爾斯，還有林登·約翰遜等，當時也是被寄予期望傳承、發揚和更新新政傳統和民主黨自由主義。但到1960年代初，這些人都被肯尼迪給比下去了。民主黨一度出現了一個非常強大、有活力的集團，就是肯尼迪集團。從個人素質方面看，肯尼迪大概確實是戰後民主黨領袖人物當中最強大的一個。可惜天不假以年。如果肯尼迪不過早夭亡（或者雖然肯尼迪死了，但5年後羅伯特·肯尼迪不被暗殺），美國的兩黨力量格局和政治走向，可能會大不一樣。今天大概也不會有導致特朗普出現的格局吧。
民主黨自由主義有一個特點，就是政治和智識的匯合，也就是知識界、知識分子總體認同和支持民主黨自由主義。20世紀美國思想運動的大勢之一，就是形成了李普塞特所說的這種知識界的“左翼傳統”。肯尼迪時期，“出類拔萃之輩”，當時被叫做“雞蛋頭”（eggheads）的知識分子，成群結隊地進入政府，情緒昂揚、奮發有為，形成智識和權力空前的大聯盟，美國政治一度進入最有賢能政治（meritocracy）色彩的時期。這種局面跟肯尼迪個人是很有關係的。其實在肯尼迪進入政壇的早期，和新政派很有些隔閡，談不上有突出的自由主義色彩。1950年代，民主黨裡的重要知識分子大都支持史蒂文森，而史蒂文森在1952年、1956年兩度出任民主黨總統候選人。但肯尼迪的確有很強的學習能力、溝通能力和成長的能力，有對政治家來說特別可貴的，那種接受教育和自我教育的能力，有通過學習改變自己、提升自己的能力。到1950年代末，史蒂文森旗下的知識分子紛紛走到肯尼迪陣營裡。像兩位哈佛教授，民主黨自由主義最主要的思想家和發言人，施萊辛格和加爾佈雷斯，都屬於這種情況。當了總統以後，在民權問題上，以往在這方面沒有建樹的肯尼迪也順應形勢，表現了一些自由派政治家的膽略魄力，很快獲得了作為某種民權運動領袖的聲望和資格。從肯尼迪的智力特性看，大概可以這樣說，他既有利於為自由主義增強活力、凝聚力，又有助於美國自由主義避免僵化和過度意識形態化。
肯尼迪與馬丁路德金等平權運動領袖等人的合影
澎湃新聞：在當時的冷戰氛圍中，肯尼迪的智識能力在相關政治表現上有何體現？
牛可：肯尼迪對國際問題和對外政策有興趣，他的思想能力和智識特點也反映在他的對外政策上。在競選中，肯尼迪靠著把自己塑造成“冷戰鬥士”（cold warrior）的形象進入白宮。但是肯尼迪的冷戰觀已經不是1950年代的那種典型樣式了，也就是說，不是那種強硬、僵化、酷烈、黷武和“輝格式”（善惡對立的、目的論的）的冷戰觀。他對超越軍事、戰爭範圍的，那些政治的、意識形態的，乃至於長期歷史的因素看得比較深、比較重，所以總體上來說他是要走向緩和的，要給冷戰“去軍事化”的。他非常警惕和反感軍人和軍人式的思維，非常強調對外政策和軍事政策不能受制於軍人，經常在比較困難的情況下剋制軍事主義，剋制軍人的武力衝動。他頭腦中是有“核禁忌”的，超越了所謂國家利益和意識形態對抗，認同人道主義和人類共同體的價值。在應對和處理豬灣事件、柏林危機、古巴導彈危機和東南亞局勢這一系列棘手問題的過程中，肯尼迪的“政治審慎”清晰可見，而且是越來越突出。他從自己的錯誤中學習，從歷史中學習的能力是很強的。
在古巴導彈危機之後，他推動簽署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還要改善美蘇關係。我總感覺，有一種“新冷戰觀”在肯尼迪身上呼之欲出，一個例證就是1963年6月10日的演講——題為“尋求和平”。在這篇精心準備的演講中，肯尼迪向蘇聯喊話說：“歸根結底，我們之間最基本的聯繫在於我們都居住在這小小的星球上。我們都呼吸同樣的空氣。我們都關切我們孩子們的未來。而且，我們都是要死的。”肯尼迪在這篇演講中還向全世界呼籲：“讓多樣性在世界上獲得安全”（make the world safe for diversity）。肯尼迪很重視這篇演講，是做了精心準備的，也是想好了要冒大的政治風險的。赫魯曉夫也非常重視這篇演講，並很受感動。肯尼迪被刺身亡的消息傳來，據赫魯曉夫的兒子回憶說，他很悲傷。而此後不久，赫魯曉夫也被趕下臺。想來，古巴導彈危機後的一個短暫的時間裡，冷戰可能會因為肯尼迪和赫魯曉夫而有一個轉機的。
那麼，如果肯尼迪活下來並進入第二任期，美國會避免像後來那樣陷入越南戰爭嗎？熟悉他的施萊辛格、麥克納馬拉、加爾佈雷斯、羅傑·希爾斯曼等人都認為他會制止這場美國的災難。但是一些歷史學家不同意。從肯尼迪的思想和智識狀況做判斷，我覺得他會的。
澎湃新聞：看得出，無論是作為個人還是總統，您都是很推崇肯尼迪的。最後，是否能談談其缺陷或者不足之處？
牛可：是的，我可能真的是肯尼迪的粉絲。讀著讀著有感情投入了，不夠客觀了。我也瞭解一些對肯尼迪的批評。道德方面，除了“生活作風”問題，肯尼迪還有一個經常被提及的歷史汙點，就是1950年代初他作為一個年輕的國會議員，對當時的同事約瑟夫·麥卡錫的苟且縱容。很多人對此耿耿於懷。李普曼就說，肯尼迪逃避對麥卡錫主義作鬥爭的道義責任，他始終不能原諒這個“道義汙點”。肯尼迪自己後來說，麥卡錫和他父親有深厚關係，當時的他邁不過這個人情的坎兒。其實，肯尼迪的確有政治上的功利主義的一面。作為政客，這個是少不了的。
不過話說回來，肯尼迪是知道政治功利和歷史的、道德的正當性之間的差別的。我感覺，對他的整個政治生活而言，他還是想“站在歷史一邊”的吧。用他的話來說，他希望做“正確的事”，而不只是“對自己有利的事”。在民權問題上，他是一再展現了自己的道德勇氣的，比如說對馬丁·路德·金牧師的真誠支持，對亞拉巴馬州長喬治·華萊士的種族主義的鬥爭。他是能學習、能成長的。這個非常重要。所以，如果問我，假如他活下來，他能夠讓自己成為一個更好的人和更好的政治家嗎？我的回答是：是的，他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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