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聖母院事件，給心疼、無感和叫好的人補充彈藥

一把火燒出三種情緒，吵得激烈，但姿勢不優雅，乾貨也不多。

心疼派在知乎遭到討伐，說明高高在上的“逼人善良”不太受歡迎，這種心疼基於一個固有認知，即真正的物質文化遺產湮滅後不可復生，阿房宮被項羽付之一炬，後世沒動過重建的念頭，就有這個原因。

現在很多以修復為名重建的古蹟其實就是高仿版的A貨，到底是文物還是超大號的旅遊紀念品很難說，巴黎聖母院從公元1163年開始，斷斷續續修了200多年，才算初具規模，後來一直改建和擴建，到底哪個瞬間才是永恆，誰也說不清楚。

我們今天所見到的巴黎聖母院是1844年基佐主政時打下的基礎，他是著名歷史學家，對文物保護自然上心，制定了一個長達34年的修繕計劃，1848年甚至還成立了一個專門的主教堂建築保護機構，1878年整個工程收尾，前庭廣場比中世紀時擴大了2 倍以上，原有的短牆被拆除，很多裝飾品和紀念物，包括雨果小說裡提到的列王塑像，都已蕩然無存。

所以刻薄點說，最原生態的巴黎聖母院19世紀中葉以後就不存在了，因為1931年的《雅典憲章》已經確立了古蹟保護和修復的基本原則，其中最重要的一條是“不能改變該建築的佈局和裝飾”，從這個角度來說，浴火重生的巴黎聖母院可能比原來更漂亮，蘋果和奢侈品大佬們出資重建，與1844年的那次擴建沒什麼不同。

但那種厚重而不可觸動的歷史感，肯定找不回來了，或者可以說，這個“假古董”本來就沒有。

巴黎聖母院見證了很多經典的歷史瞬間，是法國人的驕傲，但過去其實並不受歡迎，在雨果筆下，這個建築是道貌岸然的神職人員盤踞的宗教堡壘，比代表王權的巴士底獄強不了多少，在小說裡，正是這個可怕建築和“不明真相群眾”卡西莫多的阻攔，才導致6000多義民慘遭路易十一的血腥屠殺。

巴黎聖母院歷史上幾次蒙難都是因為站在人民的對立面，1789年法國大革命，巴黎聖母院的主教堂被關閉，1793年民眾蜂擁而入，打碎了聖像，1871年巴黎公社，激動的革命者也試圖燒燬巴黎聖母院，所幸最終被撲滅。

如果這是一座中國建築，新文化運動的旗手魯迅先生可能都有興趣寫一篇“論巴黎聖母院的倒塌”了，因為裡面的克洛德·弗洛羅和法海是一類人。

火災是個意外，妥為修繕就好了，不必擔心什麼文化內涵的消亡，時代變了，傳承方式也要變，1831年雨果用一支禿筆做的事情，今天國家地理、BBC們應該也可以。

想做世界公民沒問題，關心物質文化遺產的命運也很好，但有些口號，比如“今天我們都是巴黎人”，在今天的網絡文化中真的很招黑。

另一種情緒是無感，主要是時間和空間的疏離感使然。

第一，大多數中國人可能一輩子也沒機會領略巴黎聖母院的風采；

第二，安利過老一輩人的雨果小說和1956年老電影，今天看過的人並不多；

沒體驗，沒共情，當然就沒有同理心，很正常。

做個不恰當的類比，你家旁邊的公廁著火，對你的觸動可能比巴黎聖母院起火要大，這是實話，也道出了好多人的心聲，但按照這個邏輯，涼山大火也跟其他國家無關吧？遠在美國的NBA湖人官微為什麼以“英雄一路走好”為題，致敬犧牲的消防員劉代旭，C羅為什麼微博祈禱災區人民平安，他們是不是很多餘？很矯情？

人都有侷限性，知識水平，經濟收入，欣賞能力，社會地位，千差萬別，你無感可以，非要把這種情緒以特別冷漠又振振有詞的方式表達出來，就有毒了。

大家都討厭聖母，反感綠茶，也煩透了每有名人去世就冒出來的裝X犯，但歸根結底，你不能因為厭惡偽君子就變成真小人啊，這是個原則問題。

對巴黎聖母院無感，解決的辦法是多讀書，增長見聞，而不是跑出來大喊“巴黎聖母院還沒有我家旁邊的快餐店重要”，總在這個層面觀察世界，思考問題，太可怕了。

比無感更復雜的情緒是叫好。

圓明園官微4月16日發了“文明不能承受之殤”的文章，希望文物遠離災難，代代傳承，這是同行該有的態度；雨果當年也說過，“有一天兩個強盜闖進了圓明園，一個打劫，一個放火，一個叫英吉利，一個叫法蘭西”，這是文豪的胸襟。

當然並不是所有人都有這個境界。

某些人在巴黎聖母院大火中尋找心理代償可以理解，這背後涉及一個關鍵問題，物質文化遺產是不是超國界的？我們看一個極為特殊的例子——馬援銅柱。

公元40年，越南（中國史書稱為交趾）二徵起義，光武帝劉秀派大將馬援領兵鎮壓，二徵敗死，馬援在被認為是漢朝最南邊界的地方（大約是今天越南廣治一帶）樹立銅柱，鐫刻銘文“銅柱折，交趾滅”，意思是疆域永固。

後來唐朝的安南都護馬總又“以銅一千五百斤特鑄二柱，刻書唐德，以繼伏波之跡”，地理位置大概與馬援銅柱相當，都在北緯18°以南地區。

這個銅柱，我相信絕大多數中國人會覺得是標準的物質文化遺產，畢竟歷史價值和意義擺在那裡，但越南人也這麼看嗎？

史書說了，“越人每過其下，以瓦石擲之，遂成丘”，我之蜜糖，彼之砒霜，A國的英雄，可能是B國的戰犯，世界上的事大率如此。

1972年通過的《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是這麼界定的：各締約國可自行確定本國領土內的文化和自然遺產，並向世界遺產委員會遞交其遺產清單，由世界遺產大會審核和批准。凡是被列入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的地點，都由其所在國家依法嚴格予以保護。

所以，成為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的標準只有一個，就是從歷史、藝術或科學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價值，但有義務珍視和保護這個遺產的永遠是所在國家。

如何看待物質文化遺產的普世價值，曾經有一部老電影進行過嚴肅而值得尊重的探討，就是1964年的《戰鬥列車》。

電影以二戰德軍佔領下的巴黎為背景，描寫一位有著高深藝術修養的德軍上校迷戀法國藝術，有空就去美術館，在那些曠世名畫前留連忘返，直到有一天，盟軍兵臨城下，德軍大勢已去，他才意識到這段美妙時光可能永遠劃上句號，於是做了一個決定，把所有名畫裝上火車，準備運回德國。

女館長向法國抵抗組織求助，但她無法讓鐵路工人理解雷諾阿、塞尚、馬蒂斯、高更的作品為什麼比生命更珍貴，最後她說了這麼一番話：

“德國人已經奪取了我們的土地和食物，他們住進了我們的房子，現在他們想拿走我們的藝術品，這些美好的東西，誕生於法國人的視野，是我們的信仰，我們的驕傲，我們創造並且留給世界的，巴黎很快會解放，但沒有這些名畫，我們的重生是不完整的”。

於是，大字不識的鐵路工人被說服了，他們豁出命來與德國人鬥智鬥勇，攔下了列車，最後只剩下伯特·蘭開斯特飾演的鐵路工人與德軍上校默默對峙，上校譏諷道：

“你離這些名畫這麼近，你能感受到他們嗎？他們對你就像一串珍珠對著猿猴，美麗只屬於懂得欣賞它的人。”

影片結尾是一組空鏡頭，平靜而肅穆，沒有慶祝，沒有歡呼，畫面中只有死去的工人，無辜的村民，倒臥的德軍士兵，以及那些浸染了人類文化精髓的名畫。

兩群同樣把名畫視若生命的人，進行了最殘酷的廝殺，慘烈而真實，文化遺產到底有沒有國界？這種思考真的比撕逼“法國轟炸大馬士革你怎麼不惋惜”，“想沒想過圓明園”，高明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