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馬一浮看來，六藝不僅統攝中國一切傳統學術，而且也統攝西方一切學術。既然性德是天地人生的根源，既然性德是人人所本來具備的，既然性德所流淌出來的六藝之道充盈於天地之間，既然一切都是六藝的體現，因此人類的一切思想無不是性德與六藝的不同方面的展示而已。當然，正如前文所強調的，這裡所說的六藝並不限於作為經典的六經。
馬一浮早年遊學美日，廣泛瞭解西方哲學思想，但事實上他對西學缺乏嚴格的訓練與深厚的素養。不過，馬一浮本於他的國學修養，對西方學術有一個耐人尋味的洞見，那就是他認為西方哲學與文化“悉因習氣安排”，因此“從來無人見性”。在馬一浮的思想中，性德是最根本的思想基礎，因此“不見性”就意味著西方思想遮蔽和失去了源頭活水。由於西方在源頭處有所差失遮蔽，於是影響到後來西方思想每走一步，都不能本真無妄，都是“習氣安排”，最終走向封狹，使各學科“各有封執而不能觀其會通”。正因為西方思想文化不能見性，不達本源，是性德運行的一種變異與遮蔽形態，所以以性德的全體開展為基礎的六藝得以統攝整個西學。
西方二希（希臘、希伯來）傳統開出哲學、科學、宗教等思想學術。因篇幅所限，在這裡我們僅考察馬一浮所提出的“六藝統攝自然科學”，看看他是怎樣說明這一論題的。馬氏認為，性德之流行，是通過“象”的形式體現出來的，有了“象”，而後才有“數”。象的周流、牽引、伸縮與出入，使易教得以成立。自然科學以數目、數量、時間、空間等為主要的研究範疇，這些範疇其實都是象的各種形態，因此自然科學與易教是相通的。但是話說回來，這些範疇，是由於自然科學對象數採取了一種現成性的觀看領會方式，從而將其對象化、現成化、固定化。這是對本源的象數的一種執著與遮蔽形態。由此，象數的基礎即性德隱退了，象數的流行性、涵攝性給消囿了，科學的工作便容易收縮為僅僅對對象化、固定化的象數的數學籌劃、範疇界說。但是，只有奠基在一個性德開展出來的本源象數的流行境域上，對象數的現成化、固定化才是可能的。因此，自然科學不但與易教相通，而且也統攝於易教，前者往往是後者的變異與衍生形態。科學有所封執，因此難以見性。
除了論述自然科學為六藝、易教所統攝外，馬一浮還體認出哲學統攝於《易》、社會科學統於《春秋》、宗教統於《禮》等論題，今不詳述。
馬一浮所提出的六藝統攝西學、西學未能見性等判教論題，在熊十力以及後來的牟宗三、唐君毅等人處都能找到相應或相近的內容。熊十力曾有“性智”與“量智”之分，並指出由性智可建立玄學，由量智可建立科學。量智的構劃以對象化、客觀化為基礎，並不能見性見體，如要見體，則需要靠性智。同時從根本上說，量智原來即是性智的發用，因此性智可統攝量智。可見，熊氏之科學不能見體之說，與馬氏之說具有內在一貫性，只不過後者是在六藝與易教的背景下加以闡發罷了。後來牟宗三發揚熊十力的思想，進一步提出兩層存有論（執的存有論與無執的存有論），並會通《起信論》一心二門（心生滅門與心真如門），建立起以中國文化為本位、會通西方科學民主（此屬生滅門、執的存有論）的大綜合。這也與馬一浮六藝統攝西學、六藝統攝科學等判教觀相接近。
但是在判教上，馬一浮與熊十力、牟宗三也有差異。馬一浮相當強調儒家六藝的本位立場，相當強調科學、哲學的虛妄性並過分排拒之，傾向於“攝用歸體”的收攝性方向。相比之下，熊十力，特別是後來的牟宗三、唐君毅等人，則在此基礎上對科學與哲學等有所重視並有具體的考察，同時在某種程度與條件上對它們給予肯定，較傾向於“從體起用”的開拓性方向。現在看來，馬一浮並不關注和辨析傳統文化與科學的融通、曲通的環節與過程，而是一步到位、自說自話，這種取向在當代的背景下，明顯是薄弱與貧乏的，其保守性與侷限性也自不可掩。
摘自“大家精要”叢書之劉樂恆《馬一浮》
《馬一浮》講述我國現代著名思想家、詩人、書法家馬一浮的生平以及學術成就。著重闡述他的現代新儒學成就——六藝論，從六藝作為意義機制、判教系統，六藝互攝論，六藝論的當代價值等方面進行了詳細論述，展示出其發揮孔子仁學義蘊，試圖解決近現代社會意義迷失的危機，安頓人們身心性命的學術初心。
作者簡介
劉樂恆，1981年生，廣東東莞人，哲學博士後，武漢大學哲學學院、國學院講師。曾訪問多倫多大學東亞系，並在美國西肯塔基大學講授中國哲學課程。主要研究領域為宋明理學、現代新儒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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