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岸英的英語水平為何那麼高'
1950年10月初，中共中央在討論出兵朝鮮的問題時，毛澤東對彭德懷說，為了你到朝鮮後工作上的方便，先把岸英帶去，他既懂俄語，又懂英語。
毛澤東讓毛岸英去朝鮮，其中一個考慮，就是為了讓彭德懷有一個可靠的翻譯，將來與蘇聯方面聯繫比較方便。而且讓毛岸英擔任翻譯，還可以讓他作為一名志願軍戰士，在戰爭中得到鍛鍊。
據原在志願軍總部機要科從事譯電工作的劉毅回憶，1950年10月25日抗美援朝第一戰役打響後，前線俘獲了兩個美國兵, 送到大榆洞，由志願軍政治部組織部長任榮親自審問。當時懂外語的人很少，就是由毛岸英擔任翻譯的。
毛岸英精通俄語容易理解，因為他有自1937年初至1945年底在蘇聯長達9年的學習生活經歷。那麼，他的英語又是從哪裡學的呢？
1950年10月初，中共中央在討論出兵朝鮮的問題時，毛澤東對彭德懷說，為了你到朝鮮後工作上的方便，先把岸英帶去，他既懂俄語，又懂英語。
毛澤東讓毛岸英去朝鮮，其中一個考慮，就是為了讓彭德懷有一個可靠的翻譯，將來與蘇聯方面聯繫比較方便。而且讓毛岸英擔任翻譯，還可以讓他作為一名志願軍戰士，在戰爭中得到鍛鍊。
據原在志願軍總部機要科從事譯電工作的劉毅回憶，1950年10月25日抗美援朝第一戰役打響後，前線俘獲了兩個美國兵, 送到大榆洞，由志願軍政治部組織部長任榮親自審問。當時懂外語的人很少，就是由毛岸英擔任翻譯的。
毛岸英精通俄語容易理解，因為他有自1937年初至1945年底在蘇聯長達9年的學習生活經歷。那麼，他的英語又是從哪裡學的呢？
毛岸英
接受英語啟蒙教育
1930年11月14日，毛岸英的母親楊開慧被捕英勇就義，當時毛岸英只有8歲。1931年春節前夕，經毛澤民安排，毛岸英的外婆和舅媽將毛岸英三兄弟祕密送往上海，由當地祕密黨組織安排到大同幼稚園學習。大同幼稚園是中共中央為革命領導人的子女和烈士遺孤的學習於1930年3月開辦的，時任上海聖彼得教堂牧師的董健吾為大同幼稚園的負責人。董健吾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9年在上海蔘加中央特科，從事黨的祕密情報和聯絡工作。後來由於顧順章叛變、加之保育員管荷英失蹤，為防止意外，1931年冬，黨組織決定解散大同幼稚園，將孩子們安全轉移。毛岸英、毛岸青由董健吾帶回家中撫養。為安全起見，1933年秋天，董健吾又將毛岸英、毛岸青兄弟倆送到前妻黃慧光家裡生活。
董健吾的兒子董琪壽在《我和毛岸英、毛岸青兄弟》（《盧灣史話》第二輯）一文中講述了毛岸英在他家裡接受教育的情況：“岸英、岸青在我家的幾年中，同我們相處，真可說患難與共，相依為命，情同手足，親密無間。他倆一到我家，父母就嚴格規定，只准我們叫名字，絕不許連姓帶名一起叫。我們心想，大概是大人怕岸英他們被壞人捉去，也就不追問。為了安全起見，沒讓岸英兄弟上學。為此，我的哥哥（董載元）姐姐（董惠芳）就擔負起教學的責任。岸英好學，兄姐除教他語文外，還教簡單的英文字母和詞句；他每天還寫一板大楷，由我哥哥、姐姐替他評閱、畫圈圈。一段時間以後，岸英的進步很快，能看小人書了。”
從1933年秋起，毛岸英兄弟倆在黃慧光家裡生活將近3年，直到1936年6月底出國。
在蘇聯期間苦讀英語
1936年6月，黨組織找到毛岸英和毛岸青，由李杜將軍（化名王元華）將他倆帶到法國。1937年初，毛岸英兄弟倆由中共中央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主要負責人康生從巴黎接到莫斯科，送往莫斯科市郊的莫尼諾第二國際兒童院學習生活。
1940年秋，第二國際兒童院和第一國際兒童院合併，隨之遷往伊萬諾沃城。兩個國際兒童院都是赤色國際救濟會創辦的，收養的都是各國共產黨、工人黨領袖和著名左翼政治家的孩子，據統計當時有200多人，包括世界31個民族，各種膚色的都有。
金振林在他所著的《毛岸英》一書中描述了毛岸英在國際兒童院學習英語的情況：岸英的好友蔡博還向我講過這樣一件事情。中國的孩子到伊萬諾沃市後，也和在莫尼諾市一樣，根據年齡的大小分別插到當地的十年制學校讀書。岸英、蔡博、郭志成、劉允斌都上了中學。他們志趣相投，除了在學校學好中學的課程外，課餘時間大部分放在了學習英語、中國歷史、國內政治和中文方面。他們把在莫尼諾建立起來的業餘學習小組的習慣也帶到這裡，一直堅持不懈，目的是回國後能夠更好地為祖國服務。
毛岸英還組織了英語學習小組，所以，他的英語也很好。
毛岸英有興趣在課餘時間學英語，還組織英語學習小組，大概是由於在黃慧光家裡接受過英語的啟蒙教育，有了一定基礎的緣故。另一原因可能是出於與兒童院裡不同膚色、操不同語言的同學進行交流的需要。
師哲於1938年9月到莫斯科尋找共產國際中國代表團，被臨時安排到莫尼諾兒童院擔任副院長兼教務長。他在《在歷史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中也記述了毛岸英刻苦學習並掌握俄文和英文的情況：在蘇聯，他們生活得舒展暢快。岸英勤學好問，刻苦鑽研，力求上進，不甘落後，有一股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勁頭，所以學習成績很好，會俄文和英文，岸青的身體也得到恢復，俄文學得也不錯。
1941年6月22日，德國入侵蘇聯後，毛岸英曾經寫信給斯大林，要求上前線卻未能如願。後通過時任蘇軍政治部副主任的曼努意爾斯基將軍，於1942年5月進入伊萬諾沃蘇雅士官學校學習。1943年1月，進入列寧軍政大學深造。1944年8月至11月，毛岸英為白俄羅斯第二方面軍見習生。
回到祖國接受鍛鍊
1945年底，經中央和毛澤東的批准，毛岸英隨同兩名蘇聯醫生祕密回國。1946年1月，毛岸英回到祖國延安，見到了闊別18年的父親。毛岸英懂俄語、英語，穿著蘇軍呢子制服和馬靴，會跳交誼舞，常與美軍觀察組的成員隨意交流，為人不拘小節，與延安的氣氛有些格格不入。出身農家的父親毛澤東，並不喜歡岸英身上這些歐化的做派，他向闊別多年的兒子提出了一條要求：到農村接受鍛鍊，從“洋學生”變成“土八路”。毛岸英聽從了父親的安排，下鄉勞動，跟著農民一起吃住，半年後退去了剛從蘇聯回國的洋氣。但他的外語水平並沒有退步，毛岸英也希望用自己的能力為新中國的建設做出貢獻，隨著朝鮮戰爭的爆發，他的這一願望也終於得以實現。（來源|《讀者報》 作者|王蘭生）
1950年10月初，中共中央在討論出兵朝鮮的問題時，毛澤東對彭德懷說，為了你到朝鮮後工作上的方便，先把岸英帶去，他既懂俄語，又懂英語。
毛澤東讓毛岸英去朝鮮，其中一個考慮，就是為了讓彭德懷有一個可靠的翻譯，將來與蘇聯方面聯繫比較方便。而且讓毛岸英擔任翻譯，還可以讓他作為一名志願軍戰士，在戰爭中得到鍛鍊。
據原在志願軍總部機要科從事譯電工作的劉毅回憶，1950年10月25日抗美援朝第一戰役打響後，前線俘獲了兩個美國兵, 送到大榆洞，由志願軍政治部組織部長任榮親自審問。當時懂外語的人很少，就是由毛岸英擔任翻譯的。
毛岸英精通俄語容易理解，因為他有自1937年初至1945年底在蘇聯長達9年的學習生活經歷。那麼，他的英語又是從哪裡學的呢？
毛岸英
接受英語啟蒙教育
1930年11月14日，毛岸英的母親楊開慧被捕英勇就義，當時毛岸英只有8歲。1931年春節前夕，經毛澤民安排，毛岸英的外婆和舅媽將毛岸英三兄弟祕密送往上海，由當地祕密黨組織安排到大同幼稚園學習。大同幼稚園是中共中央為革命領導人的子女和烈士遺孤的學習於1930年3月開辦的，時任上海聖彼得教堂牧師的董健吾為大同幼稚園的負責人。董健吾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9年在上海蔘加中央特科，從事黨的祕密情報和聯絡工作。後來由於顧順章叛變、加之保育員管荷英失蹤，為防止意外，1931年冬，黨組織決定解散大同幼稚園，將孩子們安全轉移。毛岸英、毛岸青由董健吾帶回家中撫養。為安全起見，1933年秋天，董健吾又將毛岸英、毛岸青兄弟倆送到前妻黃慧光家裡生活。
董健吾的兒子董琪壽在《我和毛岸英、毛岸青兄弟》（《盧灣史話》第二輯）一文中講述了毛岸英在他家裡接受教育的情況：“岸英、岸青在我家的幾年中，同我們相處，真可說患難與共，相依為命，情同手足，親密無間。他倆一到我家，父母就嚴格規定，只准我們叫名字，絕不許連姓帶名一起叫。我們心想，大概是大人怕岸英他們被壞人捉去，也就不追問。為了安全起見，沒讓岸英兄弟上學。為此，我的哥哥（董載元）姐姐（董惠芳）就擔負起教學的責任。岸英好學，兄姐除教他語文外，還教簡單的英文字母和詞句；他每天還寫一板大楷，由我哥哥、姐姐替他評閱、畫圈圈。一段時間以後，岸英的進步很快，能看小人書了。”
從1933年秋起，毛岸英兄弟倆在黃慧光家裡生活將近3年，直到1936年6月底出國。
在蘇聯期間苦讀英語
1936年6月，黨組織找到毛岸英和毛岸青，由李杜將軍（化名王元華）將他倆帶到法國。1937年初，毛岸英兄弟倆由中共中央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主要負責人康生從巴黎接到莫斯科，送往莫斯科市郊的莫尼諾第二國際兒童院學習生活。
1940年秋，第二國際兒童院和第一國際兒童院合併，隨之遷往伊萬諾沃城。兩個國際兒童院都是赤色國際救濟會創辦的，收養的都是各國共產黨、工人黨領袖和著名左翼政治家的孩子，據統計當時有200多人，包括世界31個民族，各種膚色的都有。
金振林在他所著的《毛岸英》一書中描述了毛岸英在國際兒童院學習英語的情況：岸英的好友蔡博還向我講過這樣一件事情。中國的孩子到伊萬諾沃市後，也和在莫尼諾市一樣，根據年齡的大小分別插到當地的十年制學校讀書。岸英、蔡博、郭志成、劉允斌都上了中學。他們志趣相投，除了在學校學好中學的課程外，課餘時間大部分放在了學習英語、中國歷史、國內政治和中文方面。他們把在莫尼諾建立起來的業餘學習小組的習慣也帶到這裡，一直堅持不懈，目的是回國後能夠更好地為祖國服務。
毛岸英還組織了英語學習小組，所以，他的英語也很好。
毛岸英有興趣在課餘時間學英語，還組織英語學習小組，大概是由於在黃慧光家裡接受過英語的啟蒙教育，有了一定基礎的緣故。另一原因可能是出於與兒童院裡不同膚色、操不同語言的同學進行交流的需要。
師哲於1938年9月到莫斯科尋找共產國際中國代表團，被臨時安排到莫尼諾兒童院擔任副院長兼教務長。他在《在歷史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中也記述了毛岸英刻苦學習並掌握俄文和英文的情況：在蘇聯，他們生活得舒展暢快。岸英勤學好問，刻苦鑽研，力求上進，不甘落後，有一股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勁頭，所以學習成績很好，會俄文和英文，岸青的身體也得到恢復，俄文學得也不錯。
1941年6月22日，德國入侵蘇聯後，毛岸英曾經寫信給斯大林，要求上前線卻未能如願。後通過時任蘇軍政治部副主任的曼努意爾斯基將軍，於1942年5月進入伊萬諾沃蘇雅士官學校學習。1943年1月，進入列寧軍政大學深造。1944年8月至11月，毛岸英為白俄羅斯第二方面軍見習生。
回到祖國接受鍛鍊
1945年底，經中央和毛澤東的批准，毛岸英隨同兩名蘇聯醫生祕密回國。1946年1月，毛岸英回到祖國延安，見到了闊別18年的父親。毛岸英懂俄語、英語，穿著蘇軍呢子制服和馬靴，會跳交誼舞，常與美軍觀察組的成員隨意交流，為人不拘小節，與延安的氣氛有些格格不入。出身農家的父親毛澤東，並不喜歡岸英身上這些歐化的做派，他向闊別多年的兒子提出了一條要求：到農村接受鍛鍊，從“洋學生”變成“土八路”。毛岸英聽從了父親的安排，下鄉勞動，跟著農民一起吃住，半年後退去了剛從蘇聯回國的洋氣。但他的外語水平並沒有退步，毛岸英也希望用自己的能力為新中國的建設做出貢獻，隨著朝鮮戰爭的爆發，他的這一願望也終於得以實現。（來源|《讀者報》 作者|王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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