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利生，江西師範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王鈺鑫，江西師範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
原載於《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19年第4期
[摘 要]黨的十九大把堅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納入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方略，強調要將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社會發展各方面，不斷提升社會正能量，同時樹立共產主義的偉大理想，使之成為個體的情感認同和行為習慣。完成這一任務需要充分重視文化工作，尤其是革命文化在新時代的創新轉化。在提升社會正能量的過程中，要從紅色文化中汲取豐厚滋養，借鑑豐富經驗。作為紅色文化的重要內容和載體，紅色歌謠在蘇區政治動員、文化革命、價值引領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研究其歷史行程，挖掘其成功經驗，揭示其基本規律，對樹立共產主義理想、培育新時代的革命精神和動員社會正能量具有重要啟示意義。
[關鍵詞]紅色歌謠；政治動員；蘇區
黨的十九大把堅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納入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方略，強調要將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社會發展各方面，不斷提升社會正能量，同時樹立共產主義的偉大理想，使之成為個體的情感認同和行為習慣。正如習近平指出：精神文化產品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人們的思想觀念、價值判斷、道德情操，對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這就要求文藝創作要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旗幟，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歌曲、歌謠等文藝作品中，用栩栩如生的高質量高水平的作品形象告訴人們什麼是真善美，什麼是假惡醜，什麼是應該肯定和讚揚的，什麼是必須反對和否定的，做到春風化雨、潤物無聲。
完成這一任務需要充分重視文化工作，尤其是紅色文化在新時代的創新轉化。在提升社會正能量的過程中，要從紅色文化中汲取豐厚滋養，借鑑豐富經驗。紅色代表著火熱、激情、鬥志、革命，“紅旗”“紅軍”“紅色政權”“紅色區域”“紅色工會”“紅色職工運動”“紅五月運動”等，某種意義上是蘇維埃革命、共產主義理想和精神緊密相連的象徵。“紅色歌謠萬萬千，一人唱過萬人傳”。蘇維埃鬥爭時期，紅色歌謠的廣泛傳唱，有助於民眾進一步堅定革命信念，發揮了政治動員的作用。作為紅色文化的重要內容和載體，紅色歌謠在蘇區政治動員、文化革命、價值引領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研究其歷史行程，挖掘其成功經驗，揭示其基本規律，對樹立共產主義理想、培育新時代的革命精神和動員社會正能量具有重要啟示意義。本文試圖從內容—形式、價值—功能和途徑—方式三個層面出發，闡釋紅色文藝在動員社會正能量過程中的歷史經驗和現實啟示。
一、創新紅色文藝的內容與形式
文藝是時代前進的號角，最能引領一個時代的風氣。歌謠是文藝的重要形式，與人類日常生活緊密相連，類似生產勞動中的號子，能對人的思想意識產生效力，進而影響人們的行為。從形式上看，紅色歌謠在韻律上是蘇區民眾所熟悉的民間小調，內容上則有鮮明的革命色彩。《青年實話》編輯出版的《革命歌謠選集》編後語寫道：“我們用不著像酒鬼迷醉酒杯那樣，迷戀著玫瑰色的美麗詩詞，我們需要用一切舊的技巧，那些為大眾所能通曉的一切技巧，做我們階級鬥爭的武器，它的形式是舊的，它的內容卻是革命的，但這並不妨礙它成為偉大的藝術，應該為我們所歡迎所支持。”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中國的文藝創作仍應當在“舊形式”中不斷裝填新內容，實現革命文化在新時代的創新性轉化，不斷提升社會正能量。總體上看，蘇維埃時期的紅色歌謠在傳播新內容過程中，凸顯了三方面內容，提升了社會動員的效果。
（一）通過維護民眾利益動員民眾
紅色歌謠通過控訴、鞭笞舊社會的黑暗來提升民眾的階級覺悟，激發階級感情，建構階級認同，喚起階級行動，啟發民眾走向革命之路。
例如，閩西蘇區的《作田人家實在窮》唱道：“作田人家實在窮，鐮刀掛起米楻空。房裡老鼠要搬家，灶膛裡面睡貓公。”左右江革命根據地傳唱的《苦水流成河》將財主、山霸比喻成“虎蛇”：“財主狠，山霸惡”，“忍飢挨餓，衣爛屋破，累死累活，受盡折磨”，“天昏昏，日月無光；地暗暗，處處虎蛇”。此類歌謠描述勞動階級生活狀況，揭露壓迫者的殘酷，揭示窮苦人民悲慘生活的根本原因，訴說民眾求翻身、求解放的願望，從而拉近革命與民眾的距離，促使民眾自覺投身於摧毀舊世界、建設新世界的革命洪流。在抨擊舊社會黑暗痛苦的同時，紅色歌謠指明瞭只有參加革命，推翻反動階級的統治，建立蘇維埃政權，勞苦大眾才能獲得真正的解放。如川陝蘇區的《快快建立蘇維埃》唱道：“要吃米，把秧栽，要過河，把船擺。窮人要想得自在，快快建立蘇維埃。”曾任閩浙贛省蘇維埃教育部長的胡德蘭回憶說，紅色歌謠“對群眾的鼓舞、教育很大”，“在擴大紅軍運動中發揮了很大作用”，“有些青年受到教育，當場報名參加紅軍。中央蘇區上下掀起母送子、妻送郎、妹送哥、父子兄弟爭相當紅軍的熱潮”。此外，紅色歌謠通過對紅軍與敵軍兩種處境的對比性演唱，可以發揮瓦解敵軍、乃至勸其投誠參加革命的積極作用。鄂豫皖蘇區1932年3月至5月間的蘇家埠戰役，是中國工農紅軍戰爭史上大勝仗之一。戰鬥進行之中，前線陣地響起了以地方小調演唱的歌謠《白軍兄弟好可憐》：“白軍兄弟好可憐，官長拿你不當人，張口罵來動手打，餓死他鄉無人問，哎呀呀，好可憐，你何必為他來賣命？”歌謠配以戰鬥攻勢，消解了敵軍士氣，動搖了敵軍鬥志，“革命歌謠威力大。這以後，敵人攜械投誠者，日漸增多”。
（二）通過通俗易懂的內容傳播方針政策
紅色歌謠通過對中國共產黨路線方針和蘇維埃政權有關政策的通俗化闡釋，幫助知識文化水平低的普通民眾加深對中國革命的理解。將比較晦澀的革命理論和難以理解的革命政策以淺顯的歌謠形式表述出來，有助於知識程度低的普通百姓理解掌握，中共中央正是基於這一認識來推動發揮紅色歌謠的政治動員作用。
例如，1928年六七月間召開的中共六大通過《宣傳工作的目前任務》決議案，提出：“發行並供給城市與鄉村用的大批通俗的政治書籍報章，注意程度淺劣的工農，最好編成歌謠韻語。”1928年10月，《中央通告第四號——關於宣傳鼓動工作》強調，為了“爭取與積聚廣大群眾勢力，準備新的革命高潮之到來”，在“農村及蘇維埃區域”開展理論宣傳時，必須“把黨的政策口號，編成詠語山歌”。
劃分階級成分本是件複雜的工作，《劃分階級成分歌》則對無產階級、貧農、中農、富農、地主以及土豪劣紳等不同階級成分的劃分標準作了通俗易懂的解釋。“無產階級，空著兩隻手，什麼都沒有。專替人做工，才能糊住口。”“貧農階級，自有一點田，不夠吃和穿。還賣勞動力，生活很艱難。”“中農階級，他不剝削人，人不剝削他。他受誰壓迫？地主與軍閥。”“富農階級，自己種有田，還有田出租。放點高利貸，或把長工僱。”“地主階級，田地霸佔多，自己不耕作。收租又放債，農民受盤剝。”“土豪劣紳，身份比人‘高’，政權他篡奪，壓迫工農們，作威又作福。”由此，紅色歌謠使蘇區民眾在輕鬆活潑的文娛生活中理解了抽象的階級分畛。還有如《十大政綱歌》將蘇維埃的十大政策告知老百姓，《紅軍三大任務歌》則介紹了紅軍的主要任務，等等這些架起了蘇區黨和蘇維埃政府的路線方針政策與基層革命民眾之間的橋樑，從而提升了基層革命民眾對蘇維埃革命的本質認識。
（三）通過宣揚馬克思主義激發民眾感情
紅色歌謠通過歌頌革命導師、禮讚十月革命，幫助蘇區軍民從情感層面上建立起對馬克思主義的認同。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外來思潮，要在中國遐陬僻壤的農村進行廣泛傳播，一個重要前提是破除民眾對馬克思主義的陌生感與疏離感，而日常生活中耳熟能詳的紅色歌謠可以幫助民眾建立此類情感。
例如，流行於中央蘇區的《紀念馬克思曲》唱道：“馬克思給我們創造了，共產主義的武器；世界工人聯合一起，打破現社會制度，讓那些垂死統治階級，在革命面前發抖，勝利的前進向前進，中國的工農紅軍，革命的大旗——共產國際、馬克思列寧主義，同志們紀念馬克思，學習馬克思主義，舉起馬克思列寧旗幟，大踏步奮勇前進。”早期農民運動領袖韋拔群根據自身經歷創作歌謠《遊歷三年整》，歌詞寫道：“遊歷三年整，找到了革命”，“馬克思主張，拯救我農民。領路是列寧，革命為人民”。這樣的紅色歌謠使馬克思的形象變得很親切，拉近了馬克思主義與民眾之間的距離，使得這一外來的革命理論變得不再生疏。十月革命是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人類歷史上無產階級及其政黨通過暴力革命建立起沒有壓迫沒有剝削的國家政權的成功嘗試，在人類歷史上首次體現了社會平等和社會公正的許多理想。禮讚十月革命，自然成為啟發民眾建立革命信仰的好辦法。中央蘇區的《十月革命歌》唱道：“蘇俄同志，艱辛奮鬥，革命數十年。工農專政，勞農政府，如今日實現。十月革命，所得教訓，大家牢牢記。中華革命，十月之路，我們來開闢。”等等這些歌謠用通俗易懂的方式介紹革命導師的光輝人生和他們所創造的革命理論，讚頌十月革命取得的成就，從而有助於民眾信仰馬克思主義，走十月革命的道路。
二、發揮紅色文藝的價值與功能
馬克思、恩格斯領導革命活動初期，就曾經在共產主義者同盟的外圍組織——德意志工人協會中開展唱歌、朗誦等“社會娛樂”活動。其時，工人協會成為“同盟吸收新盟員的地方”；“凡是法律禁止這樣做（指成立工人協會——引者注）的地方，同盟盟員便參加歌詠團、體操協會等團體”。法國大革命時期《馬賽曲》所起到的鼓舞人心、凝聚士氣的重要作用，恩格斯給予了積極評價：“被趕走的封建主重新強加於亞爾薩斯農民的時候，亞爾薩斯人和洛林人……在斯特拉斯堡寫出了‘馬賽曲’，配上了譜，而且首先由亞爾薩斯人唱起來。”不僅如此，恩格斯還注意到1848年歐洲革命時“人們高喊：‘共和國萬歲！’，高唱《馬賽曲》”的情景。列寧領導的1905年革命，同樣有革命民眾“高唱革命歌曲上街遊行”的熱血沸騰。
因此，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今天，仍應重視紅色歌謠的作用，這尤其體現在以下三方面。
（一）提升價值認同
通過紅色歌謠的感染，引導民眾投身革命洪流，這是民主革命發軔之際就被中國共產黨採用的政治動員方式。例如，1921年5月，早期北京共產主義組織成員發動長辛店工人運動時，“由一千五百名工人組成的遊行隊伍，高舉著寫有重要標語的旗幟，唱著革命歌曲”，從而“播下了宣傳工作的第一批種子”。據陳獨秀寫給共產國際的報告稱，1922年1月1日，中共上海組織全體成員在上海市內散發載有“鼓吹共產主義的歌”的賀年帖六萬餘份。1923年11月，中共中央執行委員會三屆一次會議通過的《教育宣傳問題議決案》強調指出：“當盡力編著通俗的問答的歌謠的小冊子。”彭湃在領導海豐農民運動時，“為了發動農民”，“用海豐方言編了很多歌謠，教農民學唱”。惲代英早年曾深入湖北黃岡農村宣傳發動農民，認識到在向農民講述革命道理時，“如能將政治上各種事實編成歌曲、彈詞、劇本自然更好”。大革命失敗後，陳雲曾作為中共江蘇省委農委負責人領導蘇維埃運動時，得出了發動農民、動員農民的經驗之一便是，“在農村進行宣傳工作，要注意農民能接受的程度，多用壁報、圖畫、歌曲來宣傳”。
在上述例子中，紅色歌謠均引導工人、農民主動參加革命，為發展工人運動，鞏固和擴大根據地奠定了基礎。最為重要的是，歌謠是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形式，以紅色歌謠為主要載體進行政治動員，充分發揮歌謠傳唱的價值認同和社會整合功能，極大地增強了蘇區群眾對馬克思主義和革命本身的理論認同、價值認同和情感認同。這一歷史經驗啟示我們，新時代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提升社會正能量要充分發揮歌曲歌謠等各種文藝形式在促進價值認同上的作用。
（二）改造落後文化
“沒有群眾的宣傳鼓動工作，就不能有群眾的組織與群眾的行動。”中共領導的蘇維埃根據地處於閉塞落後的農村，農民群眾長期深受封建思想浸淫，封建迷信和宗法觀念根深蒂固。突如其來的反帝反封建革命，並不能很快地影響到農民群眾，因此一度出現“紅軍每到一地，群眾冷冷清清”的現象。在這樣的情況下，如何成功地喚醒民眾的鬥爭意識、振奮民眾的反抗精神，就成為推進革命過程中具有決定性意義的問題。大革命失敗後，湖南省委提出了秋收暴動的計劃，中共中央常委為此開會“專門討論湘南工作問題”，認為湖南的計劃“在原則上是對的”，同時提出要注意運用包括歌謠在內的多種政治宣傳方式，以達到“引用具體的事實煽動全體革命民眾”的目的。
據時任中共湖南省委書記彭公達1927年10月向中共中央的報告，湖南秋收暴動過程中，為了揭露“土豪劣紳所做的都是不對”和宣傳“現在暴動的意義，共產黨的主張”，“由宣傳部出每日煽動的小傳單及歌謠、標語等”。對於紅色歌謠在政治動員的重視，貫穿於蘇區黨政軍各類工作之中。比如，1929年6月召開的中共六屆二中全會認為，“歌謠插畫更勝過長篇大論的文章”。為了克服由於紅四軍的組織成分和長期處於艱苦的戰鬥環境而出現的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1929年12月召開的紅軍第四軍黨的九大明確將“革命歌”列為士兵政治訓練的材料。從1930年開始，圍繞保衛蘇區、擊破敵人“圍剿”等任務，蘇維埃根據地廣泛開展“紅五月”運動。中共中央常委會在《蘇維埃區域紅五月運動的工作決議案》中特別強調，為了使“口號具體化和通俗化”，要“準備多量”的紅色歌謠來進行“鼓動和宣傳工作”，以群眾喜愛、歡迎的載體來推動政治動員。
在上述例子中可以看到，黨和政府通過分析“舊文化”，在文化知識水平不高的民眾和經濟基礎造成落後文化的主客觀形勢中，在沒有條件完全改變舊經濟基礎的不利條件下，通過歌謠這一簡單的形式，在主觀領域提升了民眾的知識文化水平，尤其是政治水平；在客觀領域，使民眾認識到落後的經濟基礎產生的“舊文化”，如封建主義人依附於人的等級制文化和資本主義人依賴於物的金錢、資本文化具有反動性，從而不斷樹立社會主義文化和共產主義理想的主流地位。
（三）領導革命工作
中共中央關於紅色歌謠在政治動員中重要作用的認識，對各地蘇維埃鬥爭具有指導意義。1929年8月，中共湖南省委在部署湘鄂贛邊境工作時指出，“以工農革命的事實和豪紳階級的罪惡……編成戲曲歌謠來表演，使群眾對革命發生愉快的興趣”，“使群眾對革命有深刻的瞭解和認識”。1932年6月，鄂東南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通過的蘇維埃工作決議“責成鄂東南文化部”，“將改組派及一切反革命派反革命政綱，聯繫他們破壞革命的事實，做成歌謠、劇本、書籍，做為廣泛的群眾宣傳教育材料”。事實上，紅色歌謠正是以言簡意賅、琅琅上口的形式，為文化貧瘠的鄉村帶來了勃勃生機，也為普羅大眾領悟革命理論創造了條件。1929年5月，中共鄂西特委在情況報告中提到：“在工農群眾中最容易發生效力的是歌謠及一切有韻的文字，因為最適合他們的心理，並且容易記憶。所以關於文字方面的宣傳，多有仿用十二月、十二杯酒、鬧五更、孟姜女等調或用十字六字句等有韻文。在許多環境比較好的地方，都可以聽見農民把這些歌調提起喉嚨高唱。”1929年9月，鄂東北特別區委員會代表何玉琳在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寫道：“從經驗中歌謠的宣傳效力最大，因為各種文字宣傳識字者最少，意義又深，又少味，農民最喜歡唱歌。現在赤色區域所有農民都盡唱革命歌，婦女、小孩沒有一個不記得一兩首來唱。”1932年11月，負責宣傳工作的張聞天在中共中央機關報《鬥爭》上發表文章證實：“圖畫、唱歌以及戲劇等的宣傳鼓動的方式，事實上已經證明更為群眾所歡迎、更能吸引廣大群眾。”
在上述例子中，黨和政府十分重視歌謠在革命工作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既能使黨中央的革命理論、黨中央要做的事傳達到民眾當中，也能激發民眾對革命工作的理解，提升革命理論和工作的認同度，更好地展開革命工作。歷史經驗表明，我們黨高度重視把體系化、學理化的革命理論以淺顯的歌謠形式表述出來進行宣傳普及，從而滿足了不同層次群體的精神文化需求，對於蘇區進行成功、有效的政治動員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這啟示我們，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首先要思想上高度重視，各級黨委和政府必須充分認識到這項工作的極端重要性並將其擺在重要位置，切實負起政治責任和領導責任。同時，要建立健全相應的領導體制和工作機制，加強統籌協調，切實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到各種文藝形式中，這既有助於提高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文藝作品的質量和水平，也有助於不斷提高文藝作品的思想品格和藝術品格。
三、傳播紅色文藝途徑和方式
（一）群眾路線是紅色歌謠傳唱的根本途徑
“徵集並編制”紅色歌謠，是推動紅色歌謠廣為傳唱的重要環節。早在大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就意識到“黨變成真正群眾政黨的組織”，必須“作群眾中的鼓動和宣傳”，“編輯通俗的小冊子歌曲”就是“宣傳和鼓動”的重要內容。國共合作破裂後，革命鬥爭的環境日趨艱難，行之有效的宣傳鼓動工作尤其重要。1928年12月，中共江西省第二次代表大會提出，在殘酷的白色恐怖形勢下，必須採取“適合社會條件”的“宣傳煽動”方式，其中，“小歌小曲尤應多編輯”。1929年12月，紅四軍第九次黨代會明確提出，“紅軍宣傳工作的任務，就是擴大政治影響，爭取廣大群眾”，“徵集並編制表現各種群眾革命情緒鬥爭的歌謠”成為紅軍宣傳工作的重要任務。1930年11月，閩西蘇維埃政府將“蒐集各種歌謠劇本”作為文化部重要工作之一。其時，蘇區文藝工作屬於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教育部的職責範圍。1933年4月，徐特立以代理教育人民委員身份發出的訓令第一號，明確將“編輯供給”“革命的歌謠”作為各級教育部的重要任務之一。瞿秋白1934年1月到達中央蘇區出任教育人民委員後，依然“十分重視收集和運用民間歌曲”。瞿秋白非常清楚，“通俗易唱的歌曲對群眾教育作用大，沒有人寫譜，就按民歌曲譜填寫歌詞，它好聽、好唱，群眾熟悉，馬上能流傳”。
為了收集更多膾炙人口的紅色歌謠，各類蘇區刊物紛紛發佈啟事，面向紅軍官兵、革命民眾徵集紅色歌謠。例如，1932年4月5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蘇區中央局機關報《青年實話》第16期發出消息：“凡將各地青年群眾中流行的記錄下來，或自己編撰的山歌……特別歡迎。”1933年8月31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機關報《紅色中華》發佈《徵求山歌小調啟事》：“現在《青年實話》編輯委員會，又計劃出版革命山歌小調集，收集各地流行的革命的山歌、小調，印行美麗的單行本，請各地及紅軍中的同志，有自作的或老的山歌小調，無論抄寫的或記憶的歌子，寄投《青年實話》編輯委員會，一律歡迎。希望同志們幫助我們完成這項工程，一經採用，當酌情寄報或現金。”為了加強管對白軍士兵的宣傳教育工作，1934年6月20日，紅軍總政治部機關報《紅星報》第49期刊登了《〈紅星報〉徵求宣傳白軍士兵的革命歌謠小調》啟事：“在瓦解白軍嚴重任務前面，要求我們大量改善對白軍士兵的宣傳煽動工作，利用歌謠小調，就是宣傳白軍士兵效力最大的方式之一，因特徵求白軍中流行的歌謠小調，革命前方後方軍政機關的同志利用白軍士兵中流行的歌譜編成有內容有煽動性，並通俗的歌調供給本報，一經登載，即致薄酬。”
上述例子帶來的啟示是，在新時代傳播紅色文藝應當做好以下三方面工作，一是在內容層面，深入到基層群眾中，瞭解、收集多數民眾和不同群體的歌謠喜好與作品，創作貼地氣的大眾性歌曲，或者改編已經被廣為傳唱的歌曲；二是在形式層面，通過互聯網、新媒體等能夠迅速傳播歌曲的媒介，收集不同媒介中流行的歌曲形式，通過創作和改編進行廣泛傳播；三是在主體層面，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造成的社會多元化相適應，在不同主體和不同文化水平的群體中間，通過“徵集並編制”歌謠，發揮不同主體的能動性，塑造不同群體中紅色文化的引領性、“偶像”性人物。
（二）紅色歌謠傳唱的基本形式
在徵集並編制紅色歌謠後，蘇區黨和政府主要採取了以下四種方式推動歌謠的廣為傳唱：
一是在蘇區革命刊物上刊載紅色歌謠。例如，《青年實話》開闢“歌曲”“工農大眾文藝”等專欄，刊載《共產主義進行曲》《紀念列寧》《十勸郎當紅軍》《共產青年團禮拜六歌》《打到帝國主義歌》等歌曲；《紅色中華》出版“赤焰”文藝副刊，刊載《送郎參軍》《紅軍打勝仗》《消滅白狗子》等歌曲；《列寧青年》開闢“山歌”專欄，刊載《擁護紅軍》等歌曲。
二是編輯出版了專門的紅色歌謠集子。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湘鄂贛軍區政治部1932年6月刊印的《紅軍歌曲》，就是當時的“紅歌”集，竹紙石印，紙捻裝訂。該集子連封面共38 頁，收錄有《國際歌》《紅軍歌》《紅軍進行曲》《紅軍行軍歌》《紅軍紀律歌》等蘇區流行的24 首歌曲，還印有《唱歌須知》等唱歌常識介紹。此外，1932年初，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第三軍團總政治部編輯《三期革命戰爭勝利歌》；1933午8月，《青年實話》編委會編輯出版《革命歌集》；1934年1月，《青年實話》編委會編輯出版《革命歌謠選集》，等等。蘇維埃根據地極端困難、條件簡陋，印刷技術和設備相當落後，革命刊物大多使用油印、鉛印或石印，清晰度不高，印刷用紙比較粗糙，但是，經過紙質材料的刊載，紅色歌謠形式上轉化為有形材料，保證了傳唱內容的準確性，也有助於擴大傳唱人群和範圍。
紅色歌謠之所以受到蘇區軍民的歡迎，一個重要原因是，很多紅色歌謠本身就出自革命民眾或者與革命民眾接觸甚多的中共基層幹部之手。前述鄂東北特別區委員會代表何玉琳呈遞中央的報告中就有以下記載：“所編的歌甚多，大都是由農民自己或區委、支部等下級同志編成，他們來得很自然，或者中間意義詞句稍有錯誤，經上級同志修改過。”也正因此，《青年實話》編委會編輯出版的《革命歌集》出版後“一下子就銷完六千份”，不久即“再版一萬五千份”。
三是紅軍宣傳隊教唱。在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初創時期，教唱紅色歌謠成為改造王佐部隊的一種方式，“通過教歌，對士兵進行革命教育，又通過他們去宣傳別人，從此打開了接近士兵的大門”。在左右江革命根據地，“紅軍每個連隊都有宣傳隊伍，走到哪裡就宣傳到哪裡……教婦女和小夥子們唱歌子”。許世友將軍回憶蘇區鬥爭時期說到，每連都成立一個宣傳隊，“用當地流行的民歌曲調演唱的歌曲，很受群眾的歡迎”。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從事軍隊政治工作的潘振武回憶紅一軍團宣傳隊時寫道：紅軍中“進行各種有益的文娛活動”，“特別是教歌子，我們教戰士，戰士再去教駐地群眾，一傳十，十傳百，黨的政策和鼓動號召，通過歌唱，很快地傳到每個人的心裡”。
四是蘇區廣泛建立的群眾組織俱樂部的傳唱。早在中共成立之初，就曾經建立俱樂部來活躍產業工人的文化生活，並以此達到普及馬克思主義理論、動員和組織工人階級參加革命的目的。蘇維埃革命時期，俱樂部在“發揚革命的階級鬥爭的精神”方面得到更加廣泛的運用。1931年4月21日，中共中央通過《關於蘇區宣傳鼓動工作決議》強調：“在蘇區內必須發展俱樂部”，“在每一個俱樂部下應該有唱歌組”，“在每一組織內應該儘量吸收群眾”。之後，在中共蘇區中央局的推動下，俱樂部在蘇區各地迅速建立起來。“俱樂部的作用是要在娛樂中提高群眾的鬥爭情緒和政治認識”，即通過“收集民間的本地的歌曲山歌，編制山歌或練習中國樂器（鑼鼓、板笙笛、胡琴等）編成音樂隊”這種“廣大群眾所瞭解的舊形式”，來達到“動員群眾來響應共產黨和蘇維埃政府每一號召”的目的。中共中央機關報《紅旗》發表文章描述道：“各鄉建設有俱樂部”，“有各式各樣的樂器，全鄉男女老幼每晚相聚一堂，歡呼高歌，真是十分熱鬧”，“是做教育群眾最好的地方”。可以說，紅軍宣傳隊的教唱和俱樂部的傳播，使紅色歌謠的流傳更具組織性和普及性，群眾性歌謠活動得以更廣泛深入地開展。
運用豐富多樣的形式來傳唱紅色歌謠，使其最大限度融入人民群眾的精神文化生活，進而在擴大政治影響、爭取人民群眾、引導主流價值等方面充分發揮作用，這是蘇區政治動員之所以取得成功的寶貴經驗。上述手段帶來的啟示是，要充分發揮文藝作品，尤其是紅色文藝的作用，在產品、服務、活動以及傳播途徑上下功夫，使文藝作品融入人民群眾的日常生活，傳遞積極人生追求、高尚思想境界和健康生活情趣。同時，要善於運用各種新型文化業態、文化樣式，使不同類型文化產品都成為弘揚社會主義主流價值的生動載體，主流文藝作品與社會輿論主流相互作用、相輔相成、相得益彰。
文運同國運相牽，文脈同國脈相連。站在新時代回望歷史，在土地革命戰爭的艱難歲月裡，中國共產黨充分發揮紅色歌謠這一藝術形式的效用，使之影響了群眾的心理情緒和行為選擇，從而使革命理念深入人心，在蘇維埃根據地廣泛凝聚革命共識。1928年夏，在井岡山龍源口戰鬥中俘虜了很多國民黨士兵，毛澤東特意要何長工編支新歌來教育敵軍士兵。何長工用舊調編了六段歌詞，向俘虜兵演唱後，“取得很好的效果”，“許多俘虜兵痛哭流涕控訴反動派，要求參加紅軍，掉轉槍口打反動派。”在鄂東北，“最大普遍傳佈在黃安、麻城、光山、黃陂的是《十二月窮人歌》、《槍會革命歌》、《兵變歌》，隨時隨地都聽見這革命的歌聲，甚至白色區域裡的婦女、小孩也自然無顧忌的歌[唱]出來”；在贛西南，“無論男女老幼，都能明白國際歌，少先歌，十罵反革命，十罵國民黨，十罵蔣介石，紅軍歌及各種革命歌曲。無論三歲小孩，八十老人，都痛恨地主階級，打倒帝國主義，擁護蘇維埃及擁護共產黨的主張，幾乎成了每個群眾的口頭禪”。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曾任中共江西省委宣傳部長的楊尚奎在建國後深情地寫道：“紅色歌謠是老革命根據地人民的心聲，是革命時代大風暴的產物，是革命人民感情的真實記錄。這些歌謠在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鬥爭中，曾起到很重要的作用。”這些案例表明，紅色歌謠以民間敘事為抒情方式，以傳統民歌為表現手法，促成了革命旋律的高揚，發揮了政治動員的作用，從而有助於厚植革命所需的群眾基礎、凝聚推進蘇維埃運動的強大力量。站在新的時代起點上，我們要善於總結歷史經驗，從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抓住當代中國文化繁榮興盛的歷史機遇，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充分發揮歌曲歌謠等精神文化產品育人化人的重要功能，在深入生活、紮根人民群眾中創造無愧於時代的精品力作，推動歌曲歌謠等精神文化產品創作和社會主流價值融合與協同，並善於運用各種形式和載體推動文藝作品與人民群眾相結合，切實為中國人民提供正確而生動的精神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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