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1919中國：新文化思潮與“五四”運動

7.死而後生

李樹澤/文

《狂人日記》後的周樹人在思索中，迎來了1918年冬雪飄飄的日子。《狂人日記》所給人的如同電擊了一把的感覺，讓1918年關注白話文的知識分子，突然發現魯迅說出了他們想要說的話。

周樹人的思索，拉長了人們關注魯迅的焦急期待。其實，周樹人又何嘗不焦急呢？陳獨秀和《新青年》的同人又在一遍遍催稿子了。周樹人望著窗外的冰凌，忽然這天想起家鄉紹興的許多人來，這人姓孟，認識他的人多稱他為孟夫子。此人讀過書，沒有得過丁點功名，但讀書人的窮做派學得不少，而日常生活又極不善操持些營生，以致窮得討飯.他替人家抄書,可是喜歡喝酒,有時連書紙筆都賣掉了。窮極時混進書房裡去偷東西，被人抓住，硬說是“竊”書不能算偷……還時常端著讀書人的架子來咸亨酒店來喝酒。

這個給周樹人少年時期留下深刻印象孟夫子，讓他想起許多往事來。圖為孔乙己的舞臺形象。

這個給周樹人少年時期留下深刻印象孟夫子，讓他想起許多往事來。這便有了他後來小說《孔已己》的基本故事，周樹人在臨近歲末時完成了這篇名為《孔乙己》的短篇小說創作。《孔乙己》是周樹人對自己創作作品中最喜歡的小說，小說通篇三千多字，卻思想深刻。充分體現中國式為文修煉中“惜墨若金”的傳統，通篇在把握人物特徵的嫻熟中，寫活了孔乙己這個走向時代末路卻又將“功名”念念不忘且頑固到血液、骨頭的“文人”形象，文中描寫，文字不慌不忙，而譏諷，又不很顯露，如此筆調技法之下，孔乙己與世人格格不入、遭遺棄可悲的命運形狀被放大後，不僅顯出主題的濃重、蒼涼，也使得通篇營造，直指人與社會的痛傷處。周樹人在他魯迅式的筆墨中，用孔乙己的故事完成了中國封建社會知識分子生存狀況、命運際遇的深刻寓言。

《孔乙己》小說完成後，周作人心頭“意猶未盡”的思緒讓他在很長一段時日裡有所不安，他終於一發而不可收了。看罷周樹人還未來得及發表的《孔乙己》小說的來自《新青年》陣營的他的那些密友們，知道周樹人由於兩篇“魯迅”署名的小說，與創作有了“一發而不可收”的心境時，錢玄同、劉半農他們在《新青年》的“雙簧”論爭之際，幾乎要歡呼起來，陳獨秀聽說後，也喘了一口氣。對於周樹人不必再催，終到可以靜待“摘果”了。

《孔乙己》小說完成後，周作人心頭“意猶未盡”的思緒讓他在很長一段時日裡有所不安，他終於一發而不可收了

1919的春節過後，周樹人對於他以後的北平生活，忽然有了從長計議的考慮，自己來北京多年，二弟眼下作為北京大學教授也已站得住腳了，他想：目前是該和二弟結束身居紹興會館的寄居生活了，這樣，他便開始考慮在北平置辦房產。他是這樣安排的，等這邊新房置辦下來，回家再接過母親、朱安和二弟的家小。然後再將回紹興老家的祖宅變賣出手。

大哥周樹人的想法，得到了二弟周作人的贊同，而且經大哥與他合計後，已經有了讓三弟周建人來京讀北大的安排。周樹人在四處看房、籌款的日子裡，不時地想：他們一家終於可以團圓了。想著即將團圓的家，周樹人的心頭常常回憶起老家祖宅裡的少年時光，常常回想起紹興老家的許多風情。往事浮動中，他想到他們世居幾代的紹興老家隨著在北京的安頓，將會在祖宅變賣要徹底拔離讓他曾經夢魂縈繞的故鄉了。

周樹人在傷感中想著連著他成長、給他帶來屈辱和艱辛的紹興老家，想著童年的百草園三味書屋和社戲看罷的故鄉夜晚，心頭沉重起來。夜晚，他懷著對人生之根故鄉的想思回味，常常久久不能入眠。

北平，立春後乍暖還寒的夜裡，在魯迅懷想故鄉的思緒中，凸顯出一個人來。

北平，立春後乍暖還寒的夜裡，在魯迅懷想故鄉的思緒中，凸顯出一個人來。這人是他的同鄉、中國近代革命家秋瑾。秋瑾，1877年生於福建廈門，原名秋閨瑾，字璿卿、競雄；號旦吾、鑑湖女俠，近代中國留學女性第一人。周樹人記得從自家大門口出去，左右轉兩個彎，再穿過兩條小街，就會來到秋瑾紹興的宅上，周樹人去日本前，正值秋家老小隨秋瑾之父為官宦遊時期，紹興的秋家宅上自是難見秋家人的蹤影，這樣，周家雖與秋家住的只隔幾條街巷，小秋瑾兩歲的周樹人還是對這家人、包括秋瑾來說沒有什麼印象，秋瑾十九歲時在家父為官任地湘鄉尊父命與雙峰縣人王廷鈞為妻，婚後因王廷鈞在湘潭開設“義源當鋪”，秋瑾多和丈夫一起住在湘潭，而在這一年，周樹人作為家族長子在家父三十七歲去世後，頂起了日後家境的艱難和困頓。

小秋瑾兩歲的周樹人還是對這家人、包括秋瑾來說沒有什麼印象

時光真正讓周樹人和秋瑾的人生遭逢，是兩人共同的留日求學經歷。周樹人想起那是在1905年的日本，這年11月，日本文部省頒佈《清國留學生取締規則》，這份體現清政府與日本政府相勾結，企圖絞殺中國留日學生反清革命活動的《規則》有以下內容：一中國留學生一定要在清朝政府駐日公使和日本學堂登記，留學生的活動、到哪裡去都得要登記；二通信要登記，給國內給朋友寫信都必須登記；三不準住到別的地方去，只能住在留學生學校的宿舍。這個帶有限制人正常自由權利的《規則》出臺後，就引起當時留日學生的極大不滿和抗議，但是在該如何具體應對這場鬥爭的方式上，留學生們出現了嚴重分歧。一派以秋瑾和宋教仁為代表，主張全體同學罷學回國；一派以汪兆銘和胡漢民為代表，主張忍辱負重留在日本繼續求學，兩派發生了激烈爭吵，甚至到了水火不相融的地步，以至最後留日學生總會的幹事們不想承擔責任，紛紛辭職。留日學生的這種局面，卻給了一直蔑視中國並長期以來譏諷留日學生的日本媒體幸災樂禍的機會，他們描述中國留學生是“烏合之眾”， 1905年12月7日，《朝日新聞》甚至乾脆將中國留學生說成是“放縱卑劣”的一群，挖苦中國人缺乏團結力，來自中國湖南、曾寫過《猛回頭》、《警世鐘》並說過“┅┅遇可死之機會而死之”的陳天華，在看過《朝日新聞》這張報紙後的當夜，連夜手書了一封被後世人稱為“絕命辭”的信，第二天投海而亡。

來自中國湖南、曾寫過《猛回頭》、《警世鐘》並說過“┅┅遇可死之機會而死之”的陳天華

陳天華投海自殺後，留日學生一片譁然。此前因《清國留學生取締規則》出臺後，中國留日學生在具體應對方式上所產生的分歧，這時再成沉重的抉擇。秋瑾等主張留日學生“罷學”回國者和主張“苦讀”救國者雙方各持自己的堅守，在章士釗等人的調停下。秋瑾等主張留日學生“罷學”回國者帶著自己的主張回國。

在1919年北平初春的靜夜裡，魯迅想著的秋瑾，耳邊傳來十二年前陳天華投海兩天後的追悼會上，鑑湖女俠秋瑾激憤中直指自己和許壽棠等人的那聲把刀棒喝：投降滿虜，賣友求榮。欺壓漢人，吃我一刀。

投降滿虜，賣友求榮。欺壓漢人，吃我一刀。

在中國作為第一次戰戰勝國之一參加“巴黎和會”，國人關注與期待中，1919年的春天顯得如此的意味深長。在泱泱大國“哀其不爭、怒其不幸” 的動盪隱痛，國人多麼盼望能通過這次“和會”使中國走向真正的春天，在這個春天裡，北平、全國，許多的中國人似乎心頭都掠過這樣的念頭，但很快一閃而過，如曇花一現。周樹人前一年冬天創作的短篇小說《孔乙己》，在春綠十分的《新青年》雜誌發表了，獨對著北平有些越來越暖洋洋起來的春之復甦，周作人手中的筆，和要表達的思緒，已經讓他真得一發而不可收了。

他在懷想秋瑾中，想到了陳天華，也想到了他在前一年小說《狂人日記》 “從易牙的兒子，一直吃到徐錫林” 中提到的他的另一個同鄉徐錫麟，更想到了秋瑾後來在自家門口―——紹興軒亭口刑場的死。順著陳天華、徐錫麟、秋瑾的死，讓成為魯迅的周樹人想到許多事情，他想到三十七歲的父親撒手人寰時，周身散發著的草木中藥的味道，他記得父親在臨終前的幾年裡，他為了醫治父親的病體，跑遍了紹興的藥鋪，他還常常因為母親交代的一些奇特的藥引而大費腦筋，即使這樣，父親還是在不該死去的年齡死了，扔下的是他一個長子無法收拾的家計艱難和家境衰敗後遭盡白眼的心靈落寞。

順著陳天華、徐錫麟、秋瑾的死，讓成為魯迅的周樹人想到許多事情，他想到三十七歲的父親撒手人寰時，周身散

父親死後，長大了的周樹人又接觸到了和父親不同的另一種死，陳天華、秋瑾、徐錫麟的死，這些牽動著他人生思想構架的死，讓他悟到了精神和靈魂字面之外的另一種震驚，也讓他看透革命即流血的本質，為此他迷茫過，後來始終沒有勇氣真正踏進“血”的陣營。

秋瑾死於沒有供詞、且連殺他的政府都感到不符合律法規定的刀下。秋瑾死後，隨著紹興軒亭口刑場上圍觀者的散去和民間“看客”心頭“刀斧手”又殺人的話題終結，是與他們臨死之際大平靜、大凜然比照之下的靜默。而徐錫麟，他的這個同鄉死時是寫過一份供詞的，但這供詞像是一份勝利者的宣戰書：

為排滿事，蓄志十幾年。多方籌劃，為我漢人復仇，故殺死滿人恩銘後，欲殺端方、鐵良、良弼等滿賊，別無他故，滅盡滿人為宗。

秋瑾的死，掙扎之際的清廷又將徐錫麟剖心再食肉，是周樹人心頭一道難於癒合的傷口，即使在周樹人成為魯迅後的歲月，這道讓沉重歷史、讓為精神執著中的舊識人給劃下的傷口，都沒有癒合過，由此形成似傷筋斷骨般地陰晴傷痛，是周樹人成為魯迅後筆下永遠難以繞過的心結，也成為後來的魯迅“苟活”歲月裡陰晴傷痛枝節之下的讓他不時發狂的大快感，使得他堅定地站在動盪中國的人性手術檯上，下筆循著“吃人”根脈尋“藥”，而醫治國民的精神創傷不息心結。

魯迅帶著周樹人的肉身，與拒絕侮辱的陳天華、演出荊軻的徐錫麟、命斷家門的秋瑾站在了一條路上，

周樹人“死”了，在他謀思著他的短篇小說《藥》的春花漸開的日子裡，魯迅帶著周樹人的肉身，與拒絕侮辱的陳天華、演出荊軻的徐錫麟、命斷家門的秋瑾站在了一條路上，魯迅已將周作人肉身開成了這條路上的一株草、一朵小花┅┅┅

1919年5月，周作人的短篇小說《藥》署“魯迅”筆名在《新青年》發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