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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五四運動100週年,經歷過這場運動的風流人物都已不在人世,但我們至今還受到這種運動的影響。五四運動是中華民族的文化自我覺醒,告別過去兩千年的封建陋習,徹底改變了中國的精神面貌。

從近代開始,為了解決中國何去何從的歷史命題,先人們先從洋務運動的物質、器物開始探索,接著是辛亥革命的終結舊式政治制度,然後是五四運動的文化和思想。

五四運動的影響有多廣泛和深遠呢?自五四運動起,學生與工人作為政治力量登上歷史舞臺、促進了中國共產黨的誕生、中國女權意識的興起、舊家族制的衰落...隨便挑一個,我們都可以感受到這場運動的分量。在五四運動之前,中國還是暮氣沉沉的東方古老帝國,在此之後,中國起碼具備一個現代民族主義國家的精神氣質。沒有這一點,二十年後的“抗日戰爭”,中國不可能動員全民力量,打一場勝利的持久戰。

五四運動塑造了中國新一代擁有家國情懷的青年。一位的報紙主筆曾經說:我是黃金時代的青年,“五四”啟發了我的愛國心,“五四”使我接觸到了新文化。無論如何,“五四”在我的心中的影響是終生不可磨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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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五四運動100週年,經歷過這場運動的風流人物都已不在人世,但我們至今還受到這種運動的影響。五四運動是中華民族的文化自我覺醒,告別過去兩千年的封建陋習,徹底改變了中國的精神面貌。

從近代開始,為了解決中國何去何從的歷史命題,先人們先從洋務運動的物質、器物開始探索,接著是辛亥革命的終結舊式政治制度,然後是五四運動的文化和思想。

五四運動的影響有多廣泛和深遠呢?自五四運動起,學生與工人作為政治力量登上歷史舞臺、促進了中國共產黨的誕生、中國女權意識的興起、舊家族制的衰落...隨便挑一個,我們都可以感受到這場運動的分量。在五四運動之前,中國還是暮氣沉沉的東方古老帝國,在此之後,中國起碼具備一個現代民族主義國家的精神氣質。沒有這一點,二十年後的“抗日戰爭”,中國不可能動員全民力量,打一場勝利的持久戰。

五四運動塑造了中國新一代擁有家國情懷的青年。一位的報紙主筆曾經說:我是黃金時代的青年,“五四”啟發了我的愛國心,“五四”使我接觸到了新文化。無論如何,“五四”在我的心中的影響是終生不可磨滅的。

《五四運動史》:中國的啟蒙運動,沉默中爆發的文化覺醒

封面

美國漢學教授周策縱先生的代表作《五四運動史:現代中國的知識革命》,是研究五四運動的權威作品,詳盡地講述了五四運動的醞釀、爆發、後續影響...《五四運動史》在上世紀60年代出版,但迄今沒有相同主題的書能超越。

周策縱先生是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東方語言系和歷史系終身教授,國際著名紅學家和國際紅樓夢研究會主席,更是研究五四運動數一數二的權威。

我們將從文化領域,深入回顧五四運動給中國文化的影響。《五四運動史》可以從三個方面來解讀。

一.文學革命

中國傳統知識分子都要會寫得一手好文章。傳統的文人士大夫階層,為了維護“知識”給他們帶來的利益,故意地為文章增加門檻,講究對仗、音律...開明的知識分子,意識到傳統認字的“六書”,為掃盲帶來了極大的困難,他們放棄既得利益,革自己的命,推行更通俗易學的白話文。

在19世紀中國文學是有三種特點,第一是繼續兩千年來的文以載道,即文章應該宣揚聖賢的學術和道德準則;第二是文章必須有語調,韻律和色彩,用詞推敲嚴格,堅決不用粗俗的語過分拘泥於修辭篇文的言。例如模仿魏晉六朝文風的“文選派”;第三,使用一些古怪、晦澀的詞語,例如被爭先模仿的黃庭堅的江西派。

這些特徵的條框大大限制了文學的多樣性,給一般人寫作突然增加難度,改革勢在必行!

1916年開始的新文學運動與歷史上的文學改革不同,宣稱文言文已經是死亡的語言,要與古漢語徹底告別。白話文,明白如話的意思,適合新時代的需求和全階層的老百姓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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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五四運動100週年,經歷過這場運動的風流人物都已不在人世,但我們至今還受到這種運動的影響。五四運動是中華民族的文化自我覺醒,告別過去兩千年的封建陋習,徹底改變了中國的精神面貌。

從近代開始,為了解決中國何去何從的歷史命題,先人們先從洋務運動的物質、器物開始探索,接著是辛亥革命的終結舊式政治制度,然後是五四運動的文化和思想。

五四運動的影響有多廣泛和深遠呢?自五四運動起,學生與工人作為政治力量登上歷史舞臺、促進了中國共產黨的誕生、中國女權意識的興起、舊家族制的衰落...隨便挑一個,我們都可以感受到這場運動的分量。在五四運動之前,中國還是暮氣沉沉的東方古老帝國,在此之後,中國起碼具備一個現代民族主義國家的精神氣質。沒有這一點,二十年後的“抗日戰爭”,中國不可能動員全民力量,打一場勝利的持久戰。

五四運動塑造了中國新一代擁有家國情懷的青年。一位的報紙主筆曾經說:我是黃金時代的青年,“五四”啟發了我的愛國心,“五四”使我接觸到了新文化。無論如何,“五四”在我的心中的影響是終生不可磨滅的。

《五四運動史》:中國的啟蒙運動,沉默中爆發的文化覺醒

封面

美國漢學教授周策縱先生的代表作《五四運動史:現代中國的知識革命》,是研究五四運動的權威作品,詳盡地講述了五四運動的醞釀、爆發、後續影響...《五四運動史》在上世紀60年代出版,但迄今沒有相同主題的書能超越。

周策縱先生是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東方語言系和歷史系終身教授,國際著名紅學家和國際紅樓夢研究會主席,更是研究五四運動數一數二的權威。

我們將從文化領域,深入回顧五四運動給中國文化的影響。《五四運動史》可以從三個方面來解讀。

一.文學革命

中國傳統知識分子都要會寫得一手好文章。傳統的文人士大夫階層,為了維護“知識”給他們帶來的利益,故意地為文章增加門檻,講究對仗、音律...開明的知識分子,意識到傳統認字的“六書”,為掃盲帶來了極大的困難,他們放棄既得利益,革自己的命,推行更通俗易學的白話文。

在19世紀中國文學是有三種特點,第一是繼續兩千年來的文以載道,即文章應該宣揚聖賢的學術和道德準則;第二是文章必須有語調,韻律和色彩,用詞推敲嚴格,堅決不用粗俗的語過分拘泥於修辭篇文的言。例如模仿魏晉六朝文風的“文選派”;第三,使用一些古怪、晦澀的詞語,例如被爭先模仿的黃庭堅的江西派。

這些特徵的條框大大限制了文學的多樣性,給一般人寫作突然增加難度,改革勢在必行!

1916年開始的新文學運動與歷史上的文學改革不同,宣稱文言文已經是死亡的語言,要與古漢語徹底告別。白話文,明白如話的意思,適合新時代的需求和全階層的老百姓使用。

《五四運動史》:中國的啟蒙運動,沉默中爆發的文化覺醒

辜鴻銘

狂熱的傳統擁護者辜鴻銘,對新文學運動嚴厲反對。他為了捍衛傳統文化,不惜繼續留辮子、納小妾。辜鴻銘說,文言文是優雅的語言,比口語更優美。文學改革者帶來的是道德侏儒的文學,這種文學只會是死文學。

至於中國的文盲問題,辜鴻銘還沒心沒肺地反對道:中國人口有90%是文盲是公眾的幸福,不然每個識字的人都效仿學生和知識分子,給參加巴黎和會的代表發電報,那是多大的一筆鉅款?

辜鴻銘大概是誤解了老子的“絕聖棄智,民利百倍”。在以往的農耕社會,知識分子貨與帝王家,其他民眾是文盲,可以保證皇帝江山的穩定。進入大爭之世,受教育程度低的民族,又怎能屹立在世界競爭之林?

在1918年中國新文學誕生的一年,魯迅、俞伯平、朱自清、傅斯年相繼用白話文寫作。文言文和舊文學迅速衰落,白話文逐漸應用到寫作和日常的教學中,沿襲到現在。新的文學更加接近大眾的生活現實,文學體裁百花齊放,得到了社會各階層的喜愛。

毋庸置疑,白話文代表了正確的歷史潮流方向。

二.打倒孔家店

在中國佔有重要地位的思想流派有儒家、法家、道家、佛家。兩千年漫長的歷史裡,儒家和法家早已被統治者融合成帝王術,運用得爐火純青。道家、佛家被浸泡在民間宗教、法術、占卦...的大染缸裡面也弄得腐敗不堪。

在漢武帝獨尊儒術後,儒家就成為官方的意識形態。只有少數“異端”敢於對儒家發出反對的聲音,例如東朝的王充和明末的李贄,都很快被社會主流壓制。

五四運動首當其衝要清算影響力最大的儒家思想。許多知識分子對儒家發起抨擊。

陳獨秀認為,儒家宣揚的溫順謙,使國人軟弱,不利於在現代世界生存;儒家的基礎是以家庭和家族為本位的,不適用於現代個人主義;儒家講究把人劃分為三六九等,跟人格獨立和國家的民族共和不相容...

魯迅也都加入了對儒家的批判,他在1917年的第一篇白話文小說《狂人日記》寫道:

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地每頁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裡看出字來,滿書都寫著“吃人”兩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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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五四運動100週年,經歷過這場運動的風流人物都已不在人世,但我們至今還受到這種運動的影響。五四運動是中華民族的文化自我覺醒,告別過去兩千年的封建陋習,徹底改變了中國的精神面貌。

從近代開始,為了解決中國何去何從的歷史命題,先人們先從洋務運動的物質、器物開始探索,接著是辛亥革命的終結舊式政治制度,然後是五四運動的文化和思想。

五四運動的影響有多廣泛和深遠呢?自五四運動起,學生與工人作為政治力量登上歷史舞臺、促進了中國共產黨的誕生、中國女權意識的興起、舊家族制的衰落...隨便挑一個,我們都可以感受到這場運動的分量。在五四運動之前,中國還是暮氣沉沉的東方古老帝國,在此之後,中國起碼具備一個現代民族主義國家的精神氣質。沒有這一點,二十年後的“抗日戰爭”,中國不可能動員全民力量,打一場勝利的持久戰。

五四運動塑造了中國新一代擁有家國情懷的青年。一位的報紙主筆曾經說:我是黃金時代的青年,“五四”啟發了我的愛國心,“五四”使我接觸到了新文化。無論如何,“五四”在我的心中的影響是終生不可磨滅的。

《五四運動史》:中國的啟蒙運動,沉默中爆發的文化覺醒

封面

美國漢學教授周策縱先生的代表作《五四運動史:現代中國的知識革命》,是研究五四運動的權威作品,詳盡地講述了五四運動的醞釀、爆發、後續影響...《五四運動史》在上世紀60年代出版,但迄今沒有相同主題的書能超越。

周策縱先生是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東方語言系和歷史系終身教授,國際著名紅學家和國際紅樓夢研究會主席,更是研究五四運動數一數二的權威。

我們將從文化領域,深入回顧五四運動給中國文化的影響。《五四運動史》可以從三個方面來解讀。

一.文學革命

中國傳統知識分子都要會寫得一手好文章。傳統的文人士大夫階層,為了維護“知識”給他們帶來的利益,故意地為文章增加門檻,講究對仗、音律...開明的知識分子,意識到傳統認字的“六書”,為掃盲帶來了極大的困難,他們放棄既得利益,革自己的命,推行更通俗易學的白話文。

在19世紀中國文學是有三種特點,第一是繼續兩千年來的文以載道,即文章應該宣揚聖賢的學術和道德準則;第二是文章必須有語調,韻律和色彩,用詞推敲嚴格,堅決不用粗俗的語過分拘泥於修辭篇文的言。例如模仿魏晉六朝文風的“文選派”;第三,使用一些古怪、晦澀的詞語,例如被爭先模仿的黃庭堅的江西派。

這些特徵的條框大大限制了文學的多樣性,給一般人寫作突然增加難度,改革勢在必行!

1916年開始的新文學運動與歷史上的文學改革不同,宣稱文言文已經是死亡的語言,要與古漢語徹底告別。白話文,明白如話的意思,適合新時代的需求和全階層的老百姓使用。

《五四運動史》:中國的啟蒙運動,沉默中爆發的文化覺醒

辜鴻銘

狂熱的傳統擁護者辜鴻銘,對新文學運動嚴厲反對。他為了捍衛傳統文化,不惜繼續留辮子、納小妾。辜鴻銘說,文言文是優雅的語言,比口語更優美。文學改革者帶來的是道德侏儒的文學,這種文學只會是死文學。

至於中國的文盲問題,辜鴻銘還沒心沒肺地反對道:中國人口有90%是文盲是公眾的幸福,不然每個識字的人都效仿學生和知識分子,給參加巴黎和會的代表發電報,那是多大的一筆鉅款?

辜鴻銘大概是誤解了老子的“絕聖棄智,民利百倍”。在以往的農耕社會,知識分子貨與帝王家,其他民眾是文盲,可以保證皇帝江山的穩定。進入大爭之世,受教育程度低的民族,又怎能屹立在世界競爭之林?

在1918年中國新文學誕生的一年,魯迅、俞伯平、朱自清、傅斯年相繼用白話文寫作。文言文和舊文學迅速衰落,白話文逐漸應用到寫作和日常的教學中,沿襲到現在。新的文學更加接近大眾的生活現實,文學體裁百花齊放,得到了社會各階層的喜愛。

毋庸置疑,白話文代表了正確的歷史潮流方向。

二.打倒孔家店

在中國佔有重要地位的思想流派有儒家、法家、道家、佛家。兩千年漫長的歷史裡,儒家和法家早已被統治者融合成帝王術,運用得爐火純青。道家、佛家被浸泡在民間宗教、法術、占卦...的大染缸裡面也弄得腐敗不堪。

在漢武帝獨尊儒術後,儒家就成為官方的意識形態。只有少數“異端”敢於對儒家發出反對的聲音,例如東朝的王充和明末的李贄,都很快被社會主流壓制。

五四運動首當其衝要清算影響力最大的儒家思想。許多知識分子對儒家發起抨擊。

陳獨秀認為,儒家宣揚的溫順謙,使國人軟弱,不利於在現代世界生存;儒家的基礎是以家庭和家族為本位的,不適用於現代個人主義;儒家講究把人劃分為三六九等,跟人格獨立和國家的民族共和不相容...

魯迅也都加入了對儒家的批判,他在1917年的第一篇白話文小說《狂人日記》寫道:

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地每頁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裡看出字來,滿書都寫著“吃人”兩個字

《五四運動史》:中國的啟蒙運動,沉默中爆發的文化覺醒

魯迅

吳虞解釋了魯迅這段著名的話:最熱衷於講道德仁義的人,其實是最殘酷的食人者

顧名思義,那些封建統治者,最喜愛風渲染這一套,其實都是殺人不見血的混賬東西。

有人想打到孔家店,也有人擁護孔子。來自英國的哲學家羅素經歷殘酷的一戰。痛定思痛,他認為雖然跟西方的愛國主義相比較,儒家孝道的危害小得多了。狂熱的愛國主義導致了帝國主義和軍國主義,生靈塗炭。

事實上沒錯,是極端民族主義在巴爾幹半島點燃了一戰的戰火。但當時的世界是赤裸裸的弱肉強食,大部分知識分子都不接受羅素的建議。

現在復興儒家思想的呼聲不絕,究竟應該捲土重來,還是把孔子放到博物館裡,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五四運動中,知識分子的觀點碰撞仍能給我們不少啟發。

三.東西方文化的論戰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整個歐洲遭到嚴重的破壞,迎來“諸神的黃昏”。西方的歷史學家、哲學家認為,西方的物質科學文明有著根本的缺點。代表和平主義的東方文明,尤其是中國和印度,在這場戰爭後被西方哲學家所重視。

梁啟超參加了一戰後的巴黎和會,跟歐洲的哲學家、政商領袖、文學家進行交流,他們的認為戰爭宣佈西方文化的破產,希望從中國文化獲得新的智慧,糾正自己文明的缺失。

因此梁啟超就認為,一百年來物質的進步比起三千年加起來的還要多,人類不但沒有獲得了永恆的幸福,反倒是帶來了更多的災難。謳歌科學萬能的人,都誤以為“科學萬能論”是真理。梁啟超不僅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宣告西方文明的破產,更證明了科學文明的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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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五四運動100週年,經歷過這場運動的風流人物都已不在人世,但我們至今還受到這種運動的影響。五四運動是中華民族的文化自我覺醒,告別過去兩千年的封建陋習,徹底改變了中國的精神面貌。

從近代開始,為了解決中國何去何從的歷史命題,先人們先從洋務運動的物質、器物開始探索,接著是辛亥革命的終結舊式政治制度,然後是五四運動的文化和思想。

五四運動的影響有多廣泛和深遠呢?自五四運動起,學生與工人作為政治力量登上歷史舞臺、促進了中國共產黨的誕生、中國女權意識的興起、舊家族制的衰落...隨便挑一個,我們都可以感受到這場運動的分量。在五四運動之前,中國還是暮氣沉沉的東方古老帝國,在此之後,中國起碼具備一個現代民族主義國家的精神氣質。沒有這一點,二十年後的“抗日戰爭”,中國不可能動員全民力量,打一場勝利的持久戰。

五四運動塑造了中國新一代擁有家國情懷的青年。一位的報紙主筆曾經說:我是黃金時代的青年,“五四”啟發了我的愛國心,“五四”使我接觸到了新文化。無論如何,“五四”在我的心中的影響是終生不可磨滅的。

《五四運動史》:中國的啟蒙運動,沉默中爆發的文化覺醒

封面

美國漢學教授周策縱先生的代表作《五四運動史:現代中國的知識革命》,是研究五四運動的權威作品,詳盡地講述了五四運動的醞釀、爆發、後續影響...《五四運動史》在上世紀60年代出版,但迄今沒有相同主題的書能超越。

周策縱先生是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東方語言系和歷史系終身教授,國際著名紅學家和國際紅樓夢研究會主席,更是研究五四運動數一數二的權威。

我們將從文化領域,深入回顧五四運動給中國文化的影響。《五四運動史》可以從三個方面來解讀。

一.文學革命

中國傳統知識分子都要會寫得一手好文章。傳統的文人士大夫階層,為了維護“知識”給他們帶來的利益,故意地為文章增加門檻,講究對仗、音律...開明的知識分子,意識到傳統認字的“六書”,為掃盲帶來了極大的困難,他們放棄既得利益,革自己的命,推行更通俗易學的白話文。

在19世紀中國文學是有三種特點,第一是繼續兩千年來的文以載道,即文章應該宣揚聖賢的學術和道德準則;第二是文章必須有語調,韻律和色彩,用詞推敲嚴格,堅決不用粗俗的語過分拘泥於修辭篇文的言。例如模仿魏晉六朝文風的“文選派”;第三,使用一些古怪、晦澀的詞語,例如被爭先模仿的黃庭堅的江西派。

這些特徵的條框大大限制了文學的多樣性,給一般人寫作突然增加難度,改革勢在必行!

1916年開始的新文學運動與歷史上的文學改革不同,宣稱文言文已經是死亡的語言,要與古漢語徹底告別。白話文,明白如話的意思,適合新時代的需求和全階層的老百姓使用。

《五四運動史》:中國的啟蒙運動,沉默中爆發的文化覺醒

辜鴻銘

狂熱的傳統擁護者辜鴻銘,對新文學運動嚴厲反對。他為了捍衛傳統文化,不惜繼續留辮子、納小妾。辜鴻銘說,文言文是優雅的語言,比口語更優美。文學改革者帶來的是道德侏儒的文學,這種文學只會是死文學。

至於中國的文盲問題,辜鴻銘還沒心沒肺地反對道:中國人口有90%是文盲是公眾的幸福,不然每個識字的人都效仿學生和知識分子,給參加巴黎和會的代表發電報,那是多大的一筆鉅款?

辜鴻銘大概是誤解了老子的“絕聖棄智,民利百倍”。在以往的農耕社會,知識分子貨與帝王家,其他民眾是文盲,可以保證皇帝江山的穩定。進入大爭之世,受教育程度低的民族,又怎能屹立在世界競爭之林?

在1918年中國新文學誕生的一年,魯迅、俞伯平、朱自清、傅斯年相繼用白話文寫作。文言文和舊文學迅速衰落,白話文逐漸應用到寫作和日常的教學中,沿襲到現在。新的文學更加接近大眾的生活現實,文學體裁百花齊放,得到了社會各階層的喜愛。

毋庸置疑,白話文代表了正確的歷史潮流方向。

二.打倒孔家店

在中國佔有重要地位的思想流派有儒家、法家、道家、佛家。兩千年漫長的歷史裡,儒家和法家早已被統治者融合成帝王術,運用得爐火純青。道家、佛家被浸泡在民間宗教、法術、占卦...的大染缸裡面也弄得腐敗不堪。

在漢武帝獨尊儒術後,儒家就成為官方的意識形態。只有少數“異端”敢於對儒家發出反對的聲音,例如東朝的王充和明末的李贄,都很快被社會主流壓制。

五四運動首當其衝要清算影響力最大的儒家思想。許多知識分子對儒家發起抨擊。

陳獨秀認為,儒家宣揚的溫順謙,使國人軟弱,不利於在現代世界生存;儒家的基礎是以家庭和家族為本位的,不適用於現代個人主義;儒家講究把人劃分為三六九等,跟人格獨立和國家的民族共和不相容...

魯迅也都加入了對儒家的批判,他在1917年的第一篇白話文小說《狂人日記》寫道:

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地每頁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裡看出字來,滿書都寫著“吃人”兩個字

《五四運動史》:中國的啟蒙運動,沉默中爆發的文化覺醒

魯迅

吳虞解釋了魯迅這段著名的話:最熱衷於講道德仁義的人,其實是最殘酷的食人者

顧名思義,那些封建統治者,最喜愛風渲染這一套,其實都是殺人不見血的混賬東西。

有人想打到孔家店,也有人擁護孔子。來自英國的哲學家羅素經歷殘酷的一戰。痛定思痛,他認為雖然跟西方的愛國主義相比較,儒家孝道的危害小得多了。狂熱的愛國主義導致了帝國主義和軍國主義,生靈塗炭。

事實上沒錯,是極端民族主義在巴爾幹半島點燃了一戰的戰火。但當時的世界是赤裸裸的弱肉強食,大部分知識分子都不接受羅素的建議。

現在復興儒家思想的呼聲不絕,究竟應該捲土重來,還是把孔子放到博物館裡,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五四運動中,知識分子的觀點碰撞仍能給我們不少啟發。

三.東西方文化的論戰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整個歐洲遭到嚴重的破壞,迎來“諸神的黃昏”。西方的歷史學家、哲學家認為,西方的物質科學文明有著根本的缺點。代表和平主義的東方文明,尤其是中國和印度,在這場戰爭後被西方哲學家所重視。

梁啟超參加了一戰後的巴黎和會,跟歐洲的哲學家、政商領袖、文學家進行交流,他們的認為戰爭宣佈西方文化的破產,希望從中國文化獲得新的智慧,糾正自己文明的缺失。

因此梁啟超就認為,一百年來物質的進步比起三千年加起來的還要多,人類不但沒有獲得了永恆的幸福,反倒是帶來了更多的災難。謳歌科學萬能的人,都誤以為“科學萬能論”是真理。梁啟超不僅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宣告西方文明的破產,更證明了科學文明的失敗。

《五四運動史》:中國的啟蒙運動,沉默中爆發的文化覺醒

梁啟超(前排中),蔣百里(前排左二)、張君勱(前排左四)、丁文江(後排左二)。民國知識分子群體曾在2

新儒家代表的梁漱溟指出,東西方文化其實是遞進關係。世界的文化演進順序先是西方的文化,然後是中國的文化,人類最後的歸宿是印度文化。諸如梁漱溟之類的新儒家人物,他們都是堅定的傳統衛道者。梁漱溟認為中國的儒釋道文化是早熟品,現在只是還沒到人類真正需要的時代,換而言之,東方文化要比西方文化優越。

1922年-1923年的科學與玄學論戰,就是東西方文化論戰的延續。此番論戰是科學派、玄學派的思想論爭。主題是科學與人生觀的深度探討,而且上升到了哲學的高度。科學的發展究竟能不能圓滿解決人生的所有問題呢?兩派都把各自的言論演講發表成書籍出版,但最後的結果是雙方都沒有輸和嬴家,問題不了了之。

2019年,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國,跟美國打起了貿易戰,科技強國是說一不二的真理。但科學是否萬能,還有待時間驗證。

尾聲

馮友蘭的徒弟馮契先生指出:“‘中國向何處去’這個時代的中心問題在思想文化領域中表現為‘古今中西’之爭。”

五四運動正是為解決這個根本問題而生,有的人認為這是一場中國的文藝復興,有的認為是中國的啟蒙運動。這是一場前所未有的深刻思想文化變革。

大師們的脣槍舌戰,時至今日依然發聾振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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