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作者的愛人（右）和工友入廠工作照。

1961年，作者與愛人在半坡博物館留影。

建紡織城那會兒，我還是個十多歲的孩子，現已古稀，紡織城的幾個紡織廠已搬遷到灞河東岸洪慶地區。我家住在紡織城旁邊的南牛寺村，紡織城曾留下我無數的足跡。

紡織城修建前的兩個大單位

為什麼將紡織城選在滻河東岸的白鹿原腳下，與先期的灞橋熱電廠和陸軍二院這兩個大單位有關。

灞橋熱電廠的徵地，是民國時期的事情。1947年，灞橋熱電廠就開始徵地了。這塊地方叫“鷂子嶺”，嶺北邊有條“墊溝”，溝下邊就是官廳村，溝上邊是草灘村；草灘村南邊有個“草灘冢”，從“墊溝”上來，行至“草灘冢”之西，向南有一條能行馬車的大路（今電廠東路），再向南走約一里，向東南方向拐去，直達新寺村。中途還要經過最危險的地段——“狼窩口”（今唐都醫院南門）。

“鷂子嶺”北邊的耕地，多屬於官廳、草灘等村所有；“鷂子嶺”南邊的耕地，多屬窯園（永豐）、樑家街諸村耕地。為了各自村民利益，嶺北地域和嶺南地域曾發生過爭執。最終，灞橋熱電廠的廠址落定“鷂子嶺”之北。

我們南牛寺村的郭家祖墳，就在熱電廠北門之東不遠處，為了建熱電廠，郭家祖墳也被搬遷了。

第二陸軍醫院（今唐都醫院），是紡織城地區建設最早最快的一個單位。1951年夏，朝鮮戰爭進入最緊張的時期——為了及時搶救從前線送來的負傷的志願軍，政府將快要熟了的麥子割倒，急速在席王村村西卞家村村南征地，要建立第二陸軍醫院。

第二陸軍醫院，為什麼要選址在這塊地方？因為這塊地方很平坦。南有塬，西有嶺；東臨灞河，北靠隴海線，距灞橋火車站很近，遮風擋雨隱蔽安全，水源交通都很方便。當時，徵地規定，限村民在五日內，將所徵地的麥子、樹木、墳墓等遷移完畢，隨後建設者就進入工地施工。

在施工中，工地周邊都拉著鐵絲電網，四個角都設置有士兵放哨站崗的炮樓，只留了一個通往灞橋火車站的北大門。

在修建第二陸軍醫院的時候，我每天早出晚歸，在柳巷村瓜地裡摘兩籠“白兔娃”甜瓜，擔到工地門前去賣。我賣瓜的目的，不是為了多賺錢，只要賣夠本即可，剩下的甜瓜拿回家讓家人吃。

第二陸軍醫院建設速度很快，只用了兩個月的時間，就建成了。到當年農曆的八月，就接納從前線送回的傷病員了。

與國棉三廠的情緣

我和國棉三廠有著千絲萬縷的情緣，因為，我老伴曳玉娥就是國棉三廠的“元勳”，我的兩個兒子、兒媳婦都在國棉三廠工作，我的孫子、孫媳及重孫，如今仍住在三廠的樓房裡。

我老伴是1953年12月考入國棉三廠的。那時候，我們灞橋區還屬長安縣管轄，縣政府在城南韋曲，考試、進廠都在長安縣集中，然後又坐馬車返回灞橋紡織城。在坐車途中，長樂坡滻河還沒建橋，車要轉到十里鋪華清路，到了官廳村向南有一條土路（今電廠西路）通往樑家街，由樑家街向東拐，在堡子村東頭，上一個土坡，才能到國棉三廠生活區。

老伴說，她才進廠時，廠房、宿舍等等，正在建設中，她們培訓時，都在才建好的倉庫中，吃飯在棚子裡。

1955年5月，當時我在三原工作，回來去三廠看望她時，她們住的大宿舍，十幾個人住在一起，床與床中間只留了二尺寬的行人道。

1956年春節，我們結了婚，她仍然住在集體宿舍。1960年我們有了兒子，她照舊住在大宿舍裡，後來有了女兒，她才分配到團結村的“母子房”裡，和另一家母女倆住在一間約12平方米的簡易房裡。

到了上世紀七十年代，我們分到一間12平方米的樓房，但廚房都是兩家使用。直到1975年，我老伴才分到了友好村一間帶廚房的房屋。八十年代，孩子都大了，廠方給我們一家在互助村分了約30平方米的簡易樓。這套房雖然簡陋，但面積較大，裡邊還有個套間。1986年給二兒子結婚，將媳婦就娶進這個套間裡。

如今，我和我老伴雖然住在農村，可是我們的兒子、孫子、重孫仍然住在紡織城。

灞橋區文化館助我搞文化

自1962年4月，我從三原下放回家，由一個12年工齡的國家公職人員，變為一個沒有生活保障的農民，但是，我心中有夢——當個作家。

為了圓這個夢，我踏進家門沒有休息，立刻就組織了幾個知青，辦起了《南寺農報》，宣傳黨的政策和村民的勞動熱忱，受到市、區領導的表彰和獎勵。

我搞文化宣傳工作，離不開灞橋區文化館的幫助和指導。當時，灞橋區文化館，在紡正街老灞橋區政府對門（今花園小區）。文化館的人也不多，李樹森任館長，韓振民任副館長，樑曉力主管攝影美術書法，馬伯倉負責音樂戲曲，蒲連貴負責文藝創作，王志平負責電器音像。

當時，文化館的幾個重點單位，一個是白廟詩村，還有我們南牛寺村、灞橋街、黃鄧村的業餘劇團，這幾個村的業餘劇團都經常參加市、區文藝匯演。

1963年冬，我們村業餘劇團想讓我寫個戲，參加市上匯演。寫戲？我是大姑娘上轎頭一次，一不懂板路，二不懂臺詞韻律，怎麼寫？我給劇團領導說，恐怕不行。領導讓我試試寫，成了就成，不成了算了。於是，我就根據自己在採訪中遇到的真實故事，寫了一個《斷了钁頭》的小戲。

所幸的是，戲本寫成後，市文化館南子仲老師到我們村調查農村文化工作情況，正碰上我在寫黑板報，大隊長把他介紹給我，我把南老師引到我家，他發現了桌子上放著我才寫好的戲本，他看了以後，覺得很好，又給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見，還親自修改了一些臺詞。他又叫來市話劇院楊闕老師做此劇的導演，當時楊闕老師還帶著兩歲多的兒子小石頭，在我家住了一個多月。爾後，《斷了钁頭》參加了西安市一九六四年文藝匯演，獲得了創作演出兩個甲等獎。從此，灞橋區文化館更加重視我了。

1964年臘月，我又寫了劇本《雙牛記》。我們緊急排練後，《雙牛記》在灞橋區文化館小劇場演出。這個戲從開始到劇終，觀眾的喝彩聲響到底。

後來《雙牛記》又在市工人俱樂部（東七路）彙報演出。通過《雙牛記》演出，觀眾給我們南牛寺業餘劇團起了綽號“猛出窩劇團”。

紡織城電影院上映

陳忠實小說改編的電影

上世紀七十年代，在紡織城正街北頭，也就是原文化館東邊院子的小劇場那個地方，修了一座“紡織城電影院”，具體負責修建的人叫馬悌先。他原先是我們席王公社電影放映隊的隊長，和我也認識。電影院建好後，裡邊的廁所糞便，讓我們生產隊去拉，條件是：要派一個社員至電影院負責清掃衛生工作。

老馬也知道我能寫會畫，指名道姓，給隊長說最好讓我去，我滿口答應“可以”。我心想：我愛人在國棉三廠工作，省得上下班來回跑，我抽空還能幫她看娃、做飯，又不耽誤我掙工分。

就這樣，我就當上紡織城電影院管廁所的“所長”。每天除了打掃廁所、池子、門前、院落的衛生外，還要幫助電影院寫海報，刷標題，做一些文化宣傳工作。

一日，老馬告訴我，陳忠實小說《接班以後》改編的電影《渭水新歌》要在紡織城電影院首映，讓我給電影院門口寫幅橫額，我按老馬的指示，將橫額寫好懸掛起來。

在首映的那天晚上，陳忠實還是穿著他平時穿的衣服，風塵僕僕地獨自來到電影院。當年電影首映不像現在首映儀式那麼興師動眾，熱烈隆重。

那天晚上，我這個“所長”陪著陳忠實看《渭水新歌》。片子映完，池燈豁亮，待觀眾欲散場時，我站起來高喊道：“觀眾同志們，請遲走一步，我向大家介紹一下，《渭水新歌》的作者——陳忠實先生，就在現場和大家會面。”觀眾聽到陳忠實名字，忽地一下目光都向他投來，有的向陳忠實祝賀，有的和他握手。

待觀眾退場完畢，我和陳忠實走出了電影院。我們並肩走到三廠十子時，我想拉他到家吃頓飯，他說不行，怕遲了沒有班車，就回不去了。我也沒勉強，在夜幕中，我目送他下了三廠坡，乘公共車去了。

在半坡遺址前開書畫社

半坡遺址是在建設紡織城時，於1953年春被發現的。

1987年，我曾在半坡遺址博物館門前北側，開設了“半坡書畫社”。在此期間，我常和外國遊客打交道、做生意，不但將中國的書法、繪畫藝術傳播出去，我也受益匪淺，學會簡單的英語，能和外國人談生意、交朋友，擴大了視野。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來半坡遺址參觀的海內外遊客也越來越多，他們很多人到我的書畫社購買書畫作品及紗巾、珍珠項鍊等紀念品。我曾見到了來自臺灣的遊客羅耀東先生，他的老家在我們臨村官廳村。

由於我經營書畫社，半坡遺址博物館在研討有關文化方面的事情時，常邀我參加會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