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丹妮坐鎮明日之子 楊天真憑《經紀人》出道 B端與C端對話新語境
號稱國內首檔聚焦經紀公司的職場真人秀，噱頭十足的《我和我的經紀人》收官了。雖然節目在《創造營2019》《我是唱作人》等熱門綜藝開播的衝擊下後期有些乏力，但總體熱度居高，微博話題閱讀量達到21.3億，楊天真的金句雞湯和壹心娛樂的“狼性”企業文化可謂深入人心。
這邊《我和我的經紀人》剛收官，第二天《明日之子》第三季就隨即公佈了星推官陣容，“選秀教母”龍丹妮赫然在列。這也是繼2015年《燃燒吧少年》之後，龍丹妮再次“出山”。
在選秀領域“翻雲覆雨”20年的龍丹妮，曾任天娛傳媒的總經理，是《超級女聲》《快樂男聲》等選秀節目的創始人，捧紅了張傑、李宇春、張靚穎等歌手。離開天娛後，龍丹妮與彼時《快樂男聲》的導演馬昊一起創辦了哇唧唧哇娛樂有限公司，專注以選秀模式打造青年偶像。公司代理運營《創造101》成團出道的火箭少女101，旗下藝人有以毛不易為代表的《明日之子》第一、二季的人氣選手，也有最近在《創造營2019》嶄露頭角的周震南、夏之光等。
從節目導演、製作人轉型的龍丹妮，現在與楊天真有著共同的身份：經紀公司老闆、偶像操盤手。
楊天真和龍丹妮在真人秀出鏡，向市場釋放出新的信號：CEO親自從幕後轉向臺前，偶像廠牌越來越注重和粉絲的情感連接和文化認同。一方面，身處B端的藝人經紀公司愈發注重維護與C端的關係，另一方面，C端的粉絲對於B端的運營模式也愈發瞭解。偶像經濟模型正在經歷一輪重塑。
互聯網賦權下的粉絲文化
既是社會現象，也是經濟現象
從2003年短信投票的“超女”“快男”、2012年效仿日系偶像養成體制培養的SNH48、TFBoys，到2018年全民推選的《偶像練習生》《創造101》，“粉推經濟”的日益成熟與互聯網的誕生與發展有著密切的關係。
從客觀角度來說，互聯網打破了原子社會的中心結構，媒體裂變為一個個平臺和手機終端，現代社會大眾傳媒的普及構成了一種超越地域的共同生活，使得大眾文化有了最大基數的文化消費共同體。在此基礎上，公眾可以跨越地域，跨越代際，暢所欲言，現代意義上的粉絲文化就是由此形成的。
從主觀角度來說，互聯網賦予了用戶更多的自主權和話語權，在公眾尋求認同、權力、社群和團結的實踐中功不可沒。社交網絡為粉絲群體開闢出一個各階層共享的文化空間，成為表達認同、推動變革的場域。而其中粉絲文化的崛起，代表了一種更活躍、更自主、更富參與性的大眾文化消費模式正在逐漸成形。
另外，經過互聯網數字技術的“量化”，粉絲的力量越來越以一種可視化的形態呈現，粉絲群體空前壯大，“養成系偶像”、“陪伴式追星”的概念也隨之推廣開來。
國內養成系偶像的代表TFBoys就是被粉絲推上主流舞臺的。在TFBoys的成名路上有一個關鍵節點：2014年音悅V榜年度盛典。在粉絲夜以繼日、孜孜不倦地刷榜後，TFBoys首次登上國內頒獎典禮，拿下“內地最具人氣歌手”、“音悅直播人氣歌手”，開始進入到主流媒體視線中。TFBoys粉絲的狂熱讓市場認知到粉絲的力量和“養成”的發展前景。
粉絲造星的另一個代表是《偶像練習生》的第一名蔡徐坤。總決賽當天，粉絲通過愛奇藝官方投票渠道為他投出47640887票，總票數是第二名的兩倍之多。C位出道後，以蔡徐坤為代表的一批人氣選手在粉絲支持下“血洗”國內流量榜單。蔡徐坤個人超話擁有394萬粉絲、1152.7萬影響力，常年佔據明星超話榜No.1。粉絲的“能打”成就了偶像的“頂流”位置。
互聯網時代下，粉絲和偶像之間的互動性大幅增加，粉絲對偶像的影響愈發前置，甚至可以親自決定偶像的出道資格。
從建立互動到聯結情感
粉絲經濟也是“情感經濟”
伴隨著互聯網思維的流行，粉絲經濟成了一個顯學。當下，粉絲群體更偏向“陪伴式”追星、“情感向”消費，為愛“發電”， 在一定程度上，粉絲經濟就是“情感經濟”。因此，第三方資本家更需要與粉絲群體建立互動，架構情感連接。
2018年，《偶像練習生》《創造101》兩檔現象級綜藝帶動了全民追星熱潮，也讓押對了寶的贊助商成為了大贏家。各大品牌通過與節目賽制的緊密連接，將互動基因滲透至產品層面上。
為了送偶像出道，粉絲會利用不同的投票渠道打榜投票。《偶像練習生》的投票規則是，凡在其官方旗艦店購買一箱農夫山泉維他命水或天然水，就能獲得48次額外投票權利。因此節目播出期間，天貓農夫山泉旗艦店被搶購一空，嚴重缺貨。由於太過火爆商家只能推行限購，每個ID限購3箱，並在微博上呼籲消費者理性購買。儘管如此，最終線上銷售額還是增長了500倍，銷售額破千萬。
《創造101》還聯合小紅書App開展了“為選手打Call，有機會獲得現場門票”的活動，通過此種方式與節目聯動，既強化了品牌在受眾腦海的記憶，又成功引流，直接為品牌帶去了新用戶。節目期間，小紅書在社交App免費榜上榮登前三，與微信、QQ、微博同臺競技。
在粉絲經濟中與品牌方同為第三方資本的經紀公司，也開始注重培養粉絲群體，建立情感連接，獲得文化認同。
《我和我的經紀人》聚焦明星與經紀人的工作日常，為行業祛魅，通過展現經紀公司高壓、真實的工作狀態反映當下職場現狀。節目中的幾個經紀人都是典型的職場人群，有遊刃有餘的職場高手，也有進階中的職場小白，有資源和話語權較弱的職場菜鳥，也有氣場全開的職場女王。
她們所面臨的職場挑戰也很具有代表性。白宇爆紅後，經紀人琪仔面臨著越來越多的挑戰，工作壓力劇增後，工作表現和成長速度遭到上級領導的質疑；張雨綺受負面新聞影響，工作量和曝光度減少，經紀人筱雅為此憂心忡忡，卻又不好言明藝人處境和公司的安排；和壹心娛樂合約期滿的喬欣陷入焦慮，與她同期進入公司的經紀人浩浩也面臨著選擇，是跟隨喬欣“出去單幹”還是留在公司；就連功成名就的CEO楊天真，也需要24小時待機工作，忙到沒時間逛超市。無論是職場新人還是行業精英，都能在這些人的身上看到些許自己的影子，產生共鳴，與她們建立情感連接。
完全曝光於鏡頭下的經紀公司運作和明星營銷策略引得彈幕一片感嘆：真敢說、好真實，可見，楊天真帶領壹心娛樂走向臺前的舉動確實招來了好感，不僅滿足了大眾的獵奇心理，而且完成了一次“品牌宣傳”，為自己和公司樹立起了正面的形象。
曾幾何時，大眾對楊天真的印象還只是炒作大師、營銷鬼才、范冰冰背後的女人，而在《我和我的經紀人》中，楊天真面對鏡頭眼神堅定，自信自己是“全中國最好的經紀人”，壹心娛樂是“最優秀的經紀公司”。節目中金句頻頻，說“經紀人這個職業，不是一城一池，是一生一世”，工作時氣場全開，開會發言，邏輯清晰、切中要害；與藝人溝通，直來直往、沒有套路；和品牌方聊天，反應迅捷、話術高超。一個專業成熟、金句頻頻的獨立女性形象就此建立，節目播出當晚，“楊天真業務能力”就衝上了熱搜第五。
經紀公司深挖C端下游
粉絲文化打入B端上游
在傳統的觀念裡，偶像和粉絲之間，前者應該是絕對強勢的。粉絲只能遙望明星，做一個“追光者”。他們沒法像現在這樣去選擇喜歡的偶像，送他出道，追星的參與感和互動很弱。
但是，養成系偶像的出現改變了這樣的狀況。在養成的過程中，粉絲強勢參與偶像的塑造，對新歌曲風、服化造型，乃至發展路徑都提出意見，同時也越來越關注行業，以更為專業的姿態介入偶像的工作。
近來，粉絲手撕工作室事件頻頻登上熱搜，鄧倫、白敬亭、劉昊然、鞠婧禕、陳立農、鹿晗、張藝興等明星的粉絲都曾討伐過藝人工作室，質疑工作人員的業務能力，甚至請經紀人“C位下崗”。
2018年末，陳立農的粉絲因為不滿公司為他接下微商代言，曾在微博上喊話陳立農所在的傳奇星影業老闆，要求與該品牌解約，鬧上了熱搜。被推上風口浪尖的陳立農工作室，第二天就發表瞭解約聲明。
明星接代言本無可厚非，但代言微商品牌對其事業規劃、個人名譽、商業價值都有影響。在這起事件中，微商看中了流量明星的粉絲購買力，經紀團隊則急於變現，只有粉絲擔心合作帶來的負面影響，考慮得遠比經紀公司更周全。
在一片聲討公司的大字報、轉發抽獎中不難發現，當代粉絲文化才不純粹是被動的“消費之鏡”，而是手握話語權、不斷從C端向B端轉移，具有更多社會干預的潛能。粉絲在示愛偶像的同時，也向大眾宣告著其偶像的特殊性，對粉絲群體形象進行重申：他們不是大眾想象中的盲目追隨者，而是創新者甚至是新的規則制定者。
粉絲媒介形象逐漸多元化，粉絲力量也日益顯現，資本和媒體紛紛向粉絲傾斜，經紀公司也開始有意識地發掘粉絲的力量，傾聽粉絲的聲音。
《我和我的經紀人》中，公司分析了朱亞文的粉絲群體和風評口碑，發現了年輕段粉絲的缺失以及藝人人設不明確的問題，計劃為他找到穩定的人設；張雨綺自從和袁巴元離婚又複合的鬧劇之後形象大為受損，目前沒有商務問詢，已經接洽的客戶也是儘量力保。為了讓她明白現在的處境和未來的發展，公司安排了一次路人街採，建議她以後注意言行，接一些有反差的角色。
隨著互聯網的發展和傳統商業模式的轉型，粉絲經濟中粉絲與第三方資本的關係有了明顯的變化和權利的反轉。粉絲話語權愈發增強，經紀公司愈發賣力地“接地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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