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讓中國成為更具吸引力的留學目的地？'

日前，一系列關於留學生的新聞引起國內民眾熱議，特別是對山東大學“學伴”計劃的討論持續發酵，留學生群體也陷入了輿論漩渦。然而，當部分民眾與媒體對留學生是否享有所謂的“超國民待遇”進行爭論時，卻鮮少有人看到這場“學伴”風波暴露出的是中國高校國際化的缺陷與不足。

中國留學產業發展不成熟

從宏觀層面來看，“學伴”風波反映出了中國的留學產業尚不成熟。雖然中國已經成為亞洲第一大留學目的地，但事實上與英美等留學大國相比，中國的留學產業依然存在較大的進步空間。

根據國際教育協會統計數據，2016-17學年，在美接受高等教育的留學生總人數達到1078822人，佔美國高等教育學生總人數的5.3%，而同年在華攻讀學位的留學生則只佔中國在校高校學生人數的0.6%，在全世界範圍內處於較低水平。而當我們分析教育部公佈數據時，2018年全部在華外國留學生人數為49.22萬，其中學歷生人數僅有25.81萬。而2018年一年中國出國留學的學生人數就多達66.21萬人，是在華攻讀學位的外籍留學生人數的2.57倍。“留學赤字”不僅依然存在，而且仍然顯著。在全國近3000所高校中，擁有招收留學生資格的只有1000餘所。招生條件限制多、留學生學費定價不自主等“條條框框”將高校的手腳束縛。北京大學教務部原副部長盧曉東就曾撰文指出，目前實行的成本補償政策並不適用於中國對來華留學生的學費定價政策。因為中國高校向來華留學生提供的高等教育服務具有較強的私人消費的性質，不同於其向中國本土大學生提供的教育服務。當高校招納留學生面臨“虧本”風險時，就會更願意招收有國家提供獎學金的留學生，同時主動招收自費留學生的意願也大幅下降。

事實上，若轉換思維方式，將外國留學生教育進行產業化發展，可為中國帶來巨大的經濟效應。

以美國為例。美國是世界上招收外國留學生最多的國家之一。僅2016至17學年，便有約110萬來自全球各國的留學生在美國的高校學習。這些學生所付的高額學費成為其所在高校進行科研投入和經營獲利的重要來源之一。同時，學生還是重要的消費群體。大量的留學生帶動了美國的交通、旅遊、餐飲、文化展覽等行業發展。據美國國際教育工作者協會的統計數據，在2017至18學年，全球赴美留學生總計為美國貢獻約390億美元，創造約45.5萬個工作崗位。

不僅是美國，在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日本、法國、德國等留學大國，留學產業已成為推動其國民經濟發展的重要方面之一。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提升，我們也應更加重視留學的產業化發展。正如盧曉東教授所述，高校自主定價將使各高校能分割為來華留學生提供外溢服務產生的外溢性利益，並會為高等學校提高教育質量、努力開拓留學生生源市場提供動力。因此，我們應運用市場經濟的規律，在充分考慮供求關係、高校教育水平、專業培養難度、區域差異等因素的基礎上，讓中國各高校自主決定來華留學生的學費。

此外，我們還應適當放寬高校招收留學生的資格限制，讓更多的高校參與到留學產業發展的過程中。同時為留學生在華進行餐飲和旅遊等休閒活動提供更多學生優惠，從而刺激消費，為中國經濟發展帶來更多活力。

中國高校普遍缺少英文授課項目

從微觀層面來看，中國高等教育“國際化”程度較低，未能完全與國際接軌。中國高校普遍缺少英文授課項目和國際化教師團隊，許多想來中國留學的國際學生被“卡”在了語言關上。在申請者有限的條件下，高質量留學生數量少，獎學金獲得門檻較低等現象就無法避免。

對於高校自身來說，吸引留學生最重要的是要提升教育國際化程度。中國為留學生提供了多項獎學金，但中國的高校卻沒能提供充足的國際化教育項目。中國教育在線和來華教育網曾對6000名來華留學生進行調查，發現接近90%攻讀學位課程的學生會選擇英文授課的專業，然而能夠提供英文學歷教育的高校卻遠遠不能滿足需求。以本科教育為例，大多數外國留學生到中國接受學歷教育需要從語言開始。這意味著他們從預科到本科畢業五年時間內，完成了從零基礎到用中文攻讀學位的“大躍進”式學習過程。相反，法國、德國、荷蘭、意大利、日本等小語種國家都開設了大量的英語學歷教育項目。國際學生不需要先熟練掌握當地語言也能在這些國家順利拿到學位。在這種情況下，國際學生中選擇來中國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數自然會少，而中國高校在生源不足的情況下挑選高質量留學生就是難上加難。

事實上，我們不僅缺少國際化的授課項目，還忽視了高質量的國際化教師團隊對於支撐高校國際化的重要性。對國際學生具有吸引力的高校往往有雄厚的國際師資力量。以新加坡為例，不論是新加坡國立大學這樣的老牌名校還是南洋理工大學這樣建校歷史還不超過三十年的年輕高校，都能躋身於世界百強，這與其全球招聘校長、教師的政策不可分割。根據QS世界大學排名，新加坡國立大學2017年國際學生在在校學生總人數的比例為28.9%，其中研究生及以上學生中國際學生佔比高達75.4%。與此同時，新加坡國立大學的外籍教師佔教師總數的50%以上，其中政治科學系的教授中外籍教師佔比將近75%。同年，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的國際學生佔比達30.9%，研究生及以上學生中國際學生的比例為70%。與之相應，南洋理工大學的外籍教師和研究人員的比例高達65%。反觀中國高校，普通高校中的外籍教師人數（包括兼職）佔比還不到1%。外籍師資力量弱造成了中國高校無法支撐起大量的國際化教育項目，和更具有國際視野的科研項目。因此，中國高校對國際學生的吸引力較弱，在世界大學的排名也普遍較低。

雖然大量開設英文授課的學歷教育項目可能會增加高校成本，但是如果我們學習西方國家高校辦學經驗，適當引入市場機制就可以很好地解決這一問題。例如，我們可以根據開設中文授課專業和英文授課專業的成本，將英文授課專業學費定價調至高於中文授課專業學費的水平，並允許中國學生報考英文授課的專業。這樣一來，我們既可以鼓勵外國留學生來華學習中文，也不至於將希望用英語在中國攻讀學位的國際學生拒之門外。同時還可以鼓勵中國學生提升自己的英文水平，讓更多的中國學生接受國際化教育。

外國留學生管理模式亟需創新

在留學生管理方面，山東大學學伴事件之所以能夠引發公眾不滿，主要原因在於中國高校還在用外事管理的思維來對待外國留學生。目前大部分高校都將留學生與中國學生分開管理。留學生被安置在“地球村”等留學生公寓中，與中國學生分開註冊、分開選課。這種管理方式一方面可能是出於管理等實際需要，但另一方面也受到了對待外國人的固有思維限制。

“學伴計劃”並非中國的高校首創。事實上，英美等留學大國的眾多著名高校都會組織當地學生和國際學生組成“學伴”，幫助留學生迅速適應留學生活的同時，也為當地學生提供一個瞭解世界的機會。同樣，中國的高校組織中外學生組成學伴也是希望中國學生能夠和來自世界各地的學生溝通交流，讓我們的學生更具有國際化視野。

但由於這種區別對待、分割管理的不當方式，“學伴計劃”演化成了“學伴”風波。分割管理讓中外學生缺少交流，在客觀上讓中國民眾對外國留學生群體產生一定誤解，也為留學生的融入造成了不必要的障礙，不利於他們學習和了解中國文化。

語言學習需要大量的練習與實踐應用。中國留學生出國學習時，會積極結交當地朋友，練習外語的同時也可以更好地瞭解當地的風土人情，融入當地社會。同樣，外國留學生來到中國學習中文和中國文化，自然會希望能夠與中國學生進行交流，在練習中文的同時也可以結識夥伴，與中國學生成為朋友。

對此，我們應該借鑑英美國家對留學生的管理方法，鼓勵中外學生自主交流，避免“學伴”風波再次出現。

以學生住宿為例，在美國的中國留學生可以和美國當地學生用同一個系統申請學校提供的宿舍樓，甚至可以一起合租。留學生們還可以選擇寄宿家庭，直接體驗美國家庭的生活。這種“一視同仁”的管理方法既讓學生們感到公平的存在，也讓來自不同國家的學生更好地融入當地社會。因此，正如教育部表示的那樣，應進一步推動中外學生趨同化管理。在尊重國際學生自己的語言、文化和習俗的基礎上，讓中外學生一起註冊、一起選課，甚至可以引進市場經濟的機制，讓中外學生按照自己的經濟能力自主選擇住宿，拆除中外學生之間“隱形的牆”。

留學生的“人才資本”轉化不充分

出於對本國就業保護的考慮，中國目前對留學生在華實習、工作的限制還較多。大部分留學生學有所成後只能回國，難以留在中國工作。國際學生來華學習的上升渠道不明確、不完整，這在客觀上一方面減弱了中國高校對外國留學生的吸引力，另一方面也限制了中國對留學生資源的開發。

在逆全球化浪潮不斷高漲的背景下，發達國家對國際化高技能人才的“爭奪”依舊火熱。根據美國皮尤研究中心的調查數據顯示，僅有24%的美國民眾認為美國應該接納更多的移民，而談及國際化高技能人才時，則有78%的民眾表示支持他們到美國工作甚至移民。2017年，獲得美國工作簽證的中國留學生就多達69200人。相比之下，在畢業後成功留在中國工作的外籍留學生則少之又少。這表明中國在全球人才流動治理的參與還十分有限，特別是對留學生這一巨大的國際化人才資源開發並不充分。

隨著全球化的深入，中國企業“走出去”已經成為中國企業發展的重要趨勢。但是在這一過程中，國際化人才短缺成為了中國企業開拓海外市場的主要制約因素。《中國企業全球化報告（2018）》指出，中國企業在海外發展面臨著不瞭解投資國法律規章、不熟悉海外消費文化和缺少海外管理經驗等問題。特別是在“一帶一路”建設過程中，隨著中國企業的深入參與，包括政治風險、文化障礙、法律體系差異及環保勞動等在內的問題逐一顯現。若想從根本上解決這些問題，中國企業就需要大量招聘熟悉投資國環境又對中國具有一定了解的國際化人才。而海歸和在華留學生是這種國際化人才的兩大重要來源。目前中國已經出臺多種政策鼓勵中國留學生在畢業後回國發展，掀起了留學生回國熱潮，但是把在華學習的外國留學生從人才資源轉化為人才資本的意識還較為薄弱。

“人才赤字”的存在要求中國在國際人才治理方面做出更多努力。中國的留學生輸出人數一直超過來華留學生人數。美國2018門戶開放報告（Open Doors report）顯示，2017至2018學年，有36萬多名中國學生在美國高等院校就讀，同期美國在中國的留學生僅有1.2萬人左右。中國一直是技能人才的主要輸出國。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官員透露，目前有20多萬名中國博士生和200多萬名中國研究生在OECD組織國家工作，為這些國家創造了巨大的科技發展和經濟發展效益。微軟前董事長比爾•蓋茨曾在美國國會作證指出，美國對外國人每發放一個工作簽證，就能帶動四個美國人的本地就業。

除經濟效益外，培養留學生對提高中國的國際政治影響力也具有重要意義。英國高等教育政策研究所（Higher Education Policy Institute）發佈的調查顯示，截至2018年，美國總計培養了58位國際領導人，位列世界第一，英國則以57位排於第二。相比之下，曾在中國留學的國際領導人則寥寥無幾。隨著中國逐漸深入參與全球治理，我們也需要培養更多的留學生，從多渠道提升中國在國際社會中的地位。

在全球化新時代，“人才紅利”日益顯現，參與全球人才流動治理，吸引更多國際化人才來華就業創業是中國把握“人才紅利”的重要途徑。在此背景下，國家移民局剛剛發佈的12條移民與出入境便利新政策便是對一次創新突破。這12條新政策在原有基礎上進一步放寬了對來華研學、經商、工作的外國人簽發長期有效簽證和居留許可的條件。其中第7條和第9條對外國留學生在華就業創業限制進行了突破，第10條和第11條則對境外高校學生來華實習、創業做出了創新規定。移民新政的出臺，對推動中國參與全球人才流動治理具有重要意義。這也表明中國正在從貨物流動大國、資本流動大國發展成為人才流動大國，實現更高層次的全球化。因此，中國應全面落實國家移民局發佈的12條出入境管理新政策，培養和吸引更多國際人才，進一步參與國際人才治理。

留學生是中國參與全球化的重要人才資源，在全球化新階段，吸引和培養更多外國留學生是中國把握“人才紅利”、建設“一帶一路”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抓手。此次“學伴”風波的主要原因在於我們仍然用外事管理的方式對待外國留學生，這種管理方式亟需改革。通過改革促進中國留學產業發展、中外留學生管理創新、國際化高校建設、國際人才治理參與等多方面的發展。進一步將留學生資源轉化為中國參與全球化發展的“人才資本”，更好地利用人才推動中國經濟平穩、健康、可持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