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腹有鱗甲”這個成語還有個近義詞“居心叵測”。然而這個成語在日常生活中，大家使用甚少，幾乎成了李嚴一人“專用”。這個成語出自建興七年（229年）陳震使吳前夕，向諸葛亮彙報李嚴劣跡時所說的話。《三國志·陳震傳》：“孝起前臨至吳，為吾說正方腹中有鱗甲，鄉黨以為不可近。”然而這段話在當時可能並沒有公開，正式公開是在諸葛亮已經處理完“李嚴案”之後，給蔣琬和董允的書信中才提到。
“李嚴案”是蜀漢政治史上的一件大事，李嚴其人在蜀漢早期的歷史中並不顯要，他何以“迅速崛起”，與諸葛亮一同成為劉備的託孤重臣？劉備託孤時這樣的安排，是否有制衡諸葛亮的意思？最後諸葛亮廢李嚴，到底是政治權利鬥爭，還是李嚴有“個人野心”咎由自取？我們通過辨析這三個問題，或許能幫助我們看清李嚴是否真的“腹有鱗甲”，並一窺蜀漢政治中的某些玄機。
一、李嚴是“迅速崛起”的嗎？
李嚴本人是很有政治軍事才能的
李嚴本是荊州南陽郡人，他最早的政治生涯，是在劉表手下度過的。在劉琮投降曹操後，李嚴“遂西詣蜀”。何焯在他的《義門讀書記》裡談到李嚴的時候，評價說“荊土歸操，嚴獨西歸，似有志操；理民治戎，幹略亦優”。
這裡談到兩個問題，一是李嚴的政治取向，他應該是反曹立場，當時荊州大部分人都隨劉琮一起迎曹，而李嚴“獨”出走益州，這個立場也許並不為劉璋所關注，但一定會被劉備所看重；第二是說李嚴確實是有才幹的。李嚴剛到益州，劉璋就任命他為益州首府成都的成都令，認可李嚴並器重他的態度是沒有什麼疑問的。
後來劉備和劉璋反目，建安十八年（213年）李嚴本來受命去綿竹抵抗劉備，但是他非但沒有交戰，反而直接主動率軍投降了劉備，成為了劉璋集團第一批投降劉備的人之一。
李嚴先棄劉琮，後叛劉璋，從這裡已經可以看出他是一個有“野心”，或者說有抱負的人。然而光有輸誠的態度是不夠的。
劉備是很欣賞李嚴的
李嚴獲得劉備的重視，除了在劉備攻劉璋取益州的過程中，率先選邊站隊立下大功之外。還在隨後平定郪縣和越巂郡的叛亂中，表現出了卓越的軍事和政治才能。這裡特別值得一說的是，建安二十三年（218年）郪縣土豪高勝和馬秦發動叛亂，聚眾達數萬人，聲勢很大，兵鋒已到資中。當時劉備正在漢中苦戰，張飛和馬超在這一年被曹洪擊潰，雷銅和吳蘭更是戰死，處於漢中之戰最艱難的階段。李嚴沒有向中央請兵，“但率將郡士五千人討之”，大破高勝和馬秦（《三國志·李嚴傳》：“斬秦、勝等首”），取得了輝煌的戰果。
不僅如此，在處理戰後的善後問題上，李嚴進一步展示了自己卓越的政治才能，“枝黨星散，悉復民籍。”所謂復民籍，指的是把原來由高馬豪強控制下的大量“隱戶”，悉數編造在冊，使之成為政府控制下的“民戶”，這些民戶一來脫離了豪強的控制，二來給政府的稅收和兵役提供了充分的來源，可謂一箭雙鵰。
應該說，李嚴本身是有政治理想的，更是有卓越的政治軍事才能的。他一步一個腳印，憑藉自己的不斷的努力，進入了劉備的視線，最終成為劉備的託孤重臣，這顯然並不是偶然的，更不是有些人認為的，他是突然獲得重用，是“迅速崛起”。
李嚴曾經“獻祥瑞”，給劉備稱帝造勢。
二、劉備託孤人事安排是“相互制衡”還是“亮正嚴副”？
我們前文已經談到，李嚴是憑藉自己的努力，最終獲得劉備的重用，成為託孤重臣的。劉備託孤時，有“嚴與諸葛亮並受遺詔輔少主，以嚴為中都護，統內外軍事，留鎮永安。”的安排。很多人據此得出李嚴地位應和諸葛亮並駕齊驅的結論。更有甚者揣度劉備的心思，認為劉備有意以李嚴制衡諸葛亮之意。
李嚴也是託孤重臣
筆者認為，對於劉備的這種安排，不應做太多的市井化理解。因為劉備的根本目的還是為了完成其畢生的心願和抱負，那就是“北伐中原，興復漢室”。況且《三國志·先主傳》裡更有明確的記載“先主病篤，託孤於丞相亮，尚書令李嚴為副。”李嚴為諸葛亮之副，應該是沒有任何疑問的。
另外我們還看到，李嚴到永安後就沒有再回成都。李嚴先是受召到永安，被任命為尚書令，這也常常被一些持“相互制衡”觀點者用來證明李嚴的地位。誠然，尚書令是一個“任總機能”的實權職位。其實這更多的是因為那個時候，劉備尚在永安，李嚴和諸葛亮並在御前，尚書令直接對皇帝負責，為了方便行事的權宜之計而已。
亮正嚴副的安排，應該是沒有什麼爭議的。
等到劉備駕崩，劉禪在成都繼位，諸葛亮也回到成都開府理事之後，李嚴卻依然“留鎮永安”的安排，這就無論如何不可能理解為“相互制衡”了。又有學者認為李嚴未回成都，留在永安是迫於東吳的壓力。此說筆者覺得頗為牽強。因為在劉備死前，孫權已經遣鄭泉為使改善雙方關係了。到劉備死後，當時吳蜀關係已經趨於緩和，蜀漢方面來自於長江下游的軍事壓力已經大大減小。縱令需要防範東吳，留一大將即可，根本無須李嚴這種“統內外軍事”地位的人親處之。李嚴遠離政治中心成都，其實也是李嚴地位本不及諸葛亮的一種體現。
建興三年（225年）諸葛亮離開成都南征，李嚴這次沒有等到回成都主持朝政的調令。再到建興五年，諸葛亮即將離開成都北伐的前夕，《華陽國志》留下了這樣的記載：
“（建興）五年，魏太和元年也。春，丞相亮將北伐，上疏以尚書南陽陳震為中書令，治中張裔為留府長史，與參軍蔣琬公琰知居府事。”
陳震是諸葛亮一系的人，也就是本文開篇向諸葛亮彙報李嚴“腹有鱗甲”之人。諸葛亮啟用陳震為尚書令替代李嚴，意圖已經十分明顯。
至此李嚴回到成都主持朝政的希望已經完全破滅。
李嚴始終沒有機會回到成都主持朝政
可以說，李嚴正是對“俱受寄託”的誤解，又無法接受“亮正嚴副”的現實，沉湎於權力爭奪，最終一步步走向“造此異端”的不歸路。
三、李嚴是否真的有“個人野心”？
李嚴在蜀漢處於被諸葛亮壓制的地位，這是一個客觀情況，我們也無需替諸葛亮做過多的辯解。但是李嚴因為自視甚高，無法接受這一現實，開始各種頻繁“搞事”，最後到了和諸葛亮直接對抗，甚至不顧全大局，干擾蜀漢的基本國策北伐的地步，也是不爭的事實。
李嚴自視甚高並非空穴來風，李嚴昔日同鄉認為他“不可近”，《季漢輔臣贊》裡直接說他“性自矜高”，而田餘慶先生評價李嚴致書孟達“吾與孔明俱受寄託”，有炫耀自己和諸葛亮有不分伯仲的地位之嫌，筆者覺得此議也是中肯的。
諸葛亮在外領兵北伐，李嚴無法回到成都掌握朝政，就開始在江州力圖擴展自己的實力。《華陽國志》說他在江州“更城大城，週迴十六裡。”李嚴在江州大建城防，從防禦東吳的角度來說，實屬不必。更嚴重的是，李嚴在江州擁兵自重，當諸葛亮駐屯漢中準備北伐時，要求李嚴帶兵前往漢中，李嚴竟然不聽調動，悍然拒絕。
《三國志·李嚴傳》：
“臣（諸葛亮）當北出，欲得平兵以鎮漢中，平窮難縱橫，無有來意。”
非但如此，李嚴還藉機“而求以五郡為巴州刺史”。建興八年（230年），曹真大舉伐蜀，漢中面臨曹魏方面巨大的軍事壓力。諸葛亮此時再次要求李嚴帶兵支援漢中，李嚴不顧蜀漢的國家安危，又一次藉機討價還價。《華陽國志》裡說李嚴這次竟然要求像曹魏的司馬懿一樣“開府治事”。李嚴罔顧大局，胃口之大，確實到了不可饒恕的地步。
李豐後來並未受李嚴被廢的牽連
我們退一萬步講，就算李嚴並無異心，按照李嚴的要求在江州開府。蜀漢出現兩個核心，造成事實上的巴蜀分陝，對蜀漢國家而言，也絕非益事。單獨開府對於國家的壞處，我們相信李嚴不會看不到。在這種情況下，李嚴依然做此要求，實在很難說李嚴的這種想法是出於公心。與此類似的，還有之前李嚴寫信勸諸葛亮加九錫並稱王一事。李嚴不思慮蜀漢國家大計，全力支持北伐，反而鑽營這類於國無利之事，實在有負劉備重託，不知所云。
李嚴出於私心，無視蜀漢的國家利益，已經在不知不覺中，把自己變成了一個蜀漢北伐國策的障礙，而這自然不可能見容於諸葛亮。
為了穩住李嚴，諸葛亮讓李嚴的兒子李豐都督江州，接替李嚴的位置。在這種情況下，李嚴才前往漢中。值得注意的是，李嚴恰好在這一年改名李平，這個舉動不知道他有何深意。
客觀地說，李嚴最後被廢一事，事由確實有些不合常理。李嚴運糧不力，讓諸葛亮退軍，又騙劉禪說諸葛亮退軍是誘敵。等到諸葛亮回軍之後，又反問諸葛亮為何退軍。其中的可疑乖謬之處，確實不太符合李嚴“以才幹稱”的形象。關於這樁公案本身，本文不想進行深入探討。筆者覺得更需要我們注意的是，後來諸葛亮表廢李嚴，聯名一起上表者竟然多達二十多人，而這二十多人中，不僅有隨劉備入蜀的“新人”，更有先前劉璋手下的“舊人”，從這裡我們似乎能夠看出李嚴在蜀漢政界的口碑和形象。
李嚴運糧不力被廢一事，確實有諸多疑點，但這已不關鍵。
結論
客觀地講，諸葛亮確實有打壓李嚴的舉措。但是，我們可以肯定地說，諸葛亮這樣做，絕不是“爭權奪利”這個層面的“政治鬥爭”。諸葛亮顯然是“為公”計，是出於對蜀漢整體利益的考量。特別是我們看到李嚴被廢之後，“今雖解任，形業失故，奴婢賓客百數十人，君（李平）以中郎參軍居府”。李嚴依舊過著豪奢的生活，而其子李豐也依舊為官。這和三國時期，司馬懿夷滅曹爽三族，孫峻夷滅諸葛恪三族，輔政大臣之間多以殘酷的殺戮，來解決矛盾的情況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清人何焯對此也給出了公允的評價：“平既見廢，豐猶居留府，非公之公忠，無此量也。”
李豐繼續為官，也反證了諸葛亮的公心。
應該說，在受到諸葛亮的“打壓”之後，李嚴本人可能確實有些“委屈”。但這絕不是他不顧大局，出於一己之私對抗北伐國策的理由。更不要說他追求名利地位，欲開府自重，意圖造成巴蜀事實上的分陝，損害蜀漢的國家利益。李嚴才能出眾，又受劉備重託，本來應該不計個人得失，和諸葛亮一起“戮力以獎漢室”，留名於青史。然而正是他“腹有鱗甲”私慾太重，以致於最後身敗名裂。陳壽在《三國志》中評價李嚴“覽其舉措，跡其規矩，招禍取咎，無不自己也”，筆者覺得這個結論是恰如其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