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原本打算定都洛陽，張良說出8個字，劉邦信了，遂定都長安
東西控制型“兩京制”
——古代中國陪都的選擇規律（1）
本文作者 倪方六
“副首都”是一個新詞，但卻不是新概念，古代中國一直有設副都的情況。
先從漢朝說起。
漢朝（公元前206—公元220年），是在秦末農民大起義浪潮之後，滅秦朝建國的，是中國封建時代第一個大一統的強盛王朝，與後來的李姓唐朝相提並論，故有學術界有“漢唐盛世”一說。
（小人書封面）
漢朝是劉姓王朝，有劉邦建立的前漢和劉秀建立的後漢之分，後世史學家習慣將前漢稱為“西漢”、後漢稱為“東漢”，為什麼會這麼說？就是因為都城方位分列東西。
公元前206年，劉邦受封“漢中王”。
在“楚漢相爭”中，漢王劉邦打敗了項羽，於公元前202年定鼎天下，並於當年2月28日，在山東定陶汜水之陽舉行登基大典，定國號為“漢”，初都洛陽。劉邦成了漢朝的開國皇帝，廟號“高祖”。
（西漢時大中華版圖）
但不久，劉邦改變了想法，將洛陽定為陪都，而設長安都首都。為何？這裡有一個插曲。
當年5月，稱帝后的劉邦在都城洛陽的南宮，設宴款待跟他征戰東西的文臣武將。期間建信侯劉敬建言，都城的首選應該是長安。劉邦當時不相信，此即《漢書·張良傳》裡所說的“上疑之”。
劉邦手下大多數都是今蘇北一帶人，多建議立都洛陽，認為“其固足可恃也”，實際還有洛陽離蘇北老家近的心照不宣想法。
（劉邦老家江蘇徐州豐縣）
深為劉邦青睞，有“運籌策帷幄中，決勝千里外”的第一謀巨張良提出了不同看法，稱“雒（洛）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
張良認為，都城應建在關中平原上的長安，理由就八個了——“金城千里，天府之國。”
劉邦信了，認為張良說的有道理，正合心意，遂接受了張良的建議。不久正式定都長安，開基肇始。
（漢長安想像圖）
即使公元8年王莽篡位，建立短命的“新朝”，也未能更改長安的首都地位，僅將名字上作了變化，易“長安”為“常安”，稱為“西都”。同時仍設洛陽為陪都，稱為“東都”。
王莽在始建國四年（公元12年）的詔書中，是這樣為首都和陪都作定義的——“京畿連體，各有采用”。
（劉邦夫妻生活，劇照）
那麼，洛陽作為著名古都，註定是“做小”的命？當然不是，風水輪流轉。在建武元年（公元25年），洛陽迎來了好運，由“千年陪都”轉正為東漢的首都。
這一年冬十月，劉秀與王莽的更始政權公開決裂，在鄗（今河北高邑）登基稱帝，為表正統和劉氏重興，仍以“漢”為其國號，即此“東漢”。劉秀定都洛陽，封為“東都”，即首都，同時設長安為陪都，稱為“西都”，或“西京”。
（古城模型）
除了西都外，東漢還有一個陪都——南都南陽，時人又稱“陪京”。
南陽何以成為陪都？原來劉秀生於南陽，南陽為“帝鄉”，就後來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將其老家鳳凰也定為“都”一樣，名義上的，東漢真正的副都——政治副中心還是長安。
兩漢都城解析：
兩漢都城是古代中國都城制度中“兩京制”的代表，進一步說是東西控制型“兩京制”的代表。
所謂“兩京制”，就是設一首都一陪都，是古代中國都城制度的主體。
（漢朝人 劇照）
其制度實始於先秦三代時的周朝，周前期都城設鎬京（今陝西西安西南，又名“宗周”城）。後選址夏人的根據地——伊水、洛水一帶，建陪都洛邑（今洛陽市）。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東遷，正式設洛陽為都城，改為“成周”城。
劉邦設首都於長安，而立陪都洛陽，劉秀反其道而行之，設都首都於洛陽，而將長安定為陪都。看似都城互換，實際不那麼簡單，這是周武王實施的東進戰略，在東漢的繼續，更確切點說，這是時局和經濟發展的選擇。
（劉秀塑像）
劉邦選擇都長安而陪洛陽，是正確的。
因為當時秦朝的舊勢力並未根本上消失，都城設在長安，有利於控制秦朝舊勢力，有利於穩定國勢，傳統的堪輿術上，稱這是“壓王氣，鎮龍脈”。
劉秀選擇都洛陽而陪長安，同樣正確。
（農人打穀）
長安乃劉姓漢朝開基肇始之都，不忘舊都即不忘本，這在古代講究正統的環境下，是相當重要的，可以最廣泛的贏得民心。王莽之新朝之所以失敗，就是因為他不正統，是通過政變奪權的。
更重要的，關中的物產資源已不能夠支撐長安作為首都的消費。
以穀物來說，當時各供長安各政府部門的糧食，主要從洛陽所在的關東地區漕運進來。據《史記·平準書》記載，由於人口膨脹，軍用開支加大，加上貴族高消費，長安對穀物的需求量大增，每年從公元前110年的幾十萬石，增至六百萬石。
（古代街市）
劉徹（武帝）當皇帝時，只好開鑿長安與黃河之間的渠道，增大漕運能力，加強首都與陪都的聯繫。
所以，劉邦和劉秀在陪都的選錯上都是正確的，與時俱進，符合時宜，玄機不在風水，而在一個“穩”字——穩定的需要。
（古代官宦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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