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事務》丨新美國主義：為什麼一個國家需要自己的民族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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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
法意導言
民族國家是研究歷史的重要視角和基本論述單位。從美國學者杜贊奇（Prasenjit Duara）的中國學著作《從民族國家中拯救歷史》（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即可看出，正視民族國家的現實問題和歷史脈絡對於書寫一個民族的歷史具有重大意義。本文通過追溯美國曆史的起源和自由民族主義的式微，呼籲美國人不要忘記共同的歷史。原因在於，是民族故事而非同一祖先，使一個國傢俱有凝聚力和向心力。同時，本文提出：自由民族主義是廣闊自由的歷史研究視野的保障，也對培養統一的民族性格、促進長久的國家進步影響深遠。為此，美國人需要建構一種新的美國主義，創造一個新的美國曆史。本文於2019年2月26日更新並發表於《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雜誌。本文作者吉爾·萊波雷（Jill Lepore）是美國哈佛大學的歷史學教授和《紐約客》雜誌（The New Yorker）的獨立撰稿人，她執筆的領域涵蓋了美國曆史、法律、文學和政治。萊波雷有多部著作已經出版並獲獎，其中，《神奇女俠祕史》（The Secret History of Wonder Woman）一書斬獲了2015年的美國曆史圖書獎。她的更多文章和評論可見於《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和《耶魯法律期刊》（Yale Law Journal）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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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國家是研究歷史的重要視角和基本論述單位。從美國學者杜贊奇（Prasenjit Duara）的中國學著作《從民族國家中拯救歷史》（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即可看出，正視民族國家的現實問題和歷史脈絡對於書寫一個民族的歷史具有重大意義。本文通過追溯美國曆史的起源和自由民族主義的式微，呼籲美國人不要忘記共同的歷史。原因在於，是民族故事而非同一祖先，使一個國傢俱有凝聚力和向心力。同時，本文提出：自由民族主義是廣闊自由的歷史研究視野的保障，也對培養統一的民族性格、促進長久的國家進步影響深遠。為此，美國人需要建構一種新的美國主義，創造一個新的美國曆史。本文於2019年2月26日更新並發表於《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雜誌。本文作者吉爾·萊波雷（Jill Lepore）是美國哈佛大學的歷史學教授和《紐約客》雜誌（The New Yorker）的獨立撰稿人，她執筆的領域涵蓋了美國曆史、法律、文學和政治。萊波雷有多部著作已經出版並獲獎，其中，《神奇女俠祕史》（The Secret History of Wonder Woman）一書斬獲了2015年的美國曆史圖書獎。她的更多文章和評論可見於《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和《耶魯法律期刊》（Yale Law Journal）等。
新美國主義：
為什麼一個國家需要自己的民族敘事
作者：吉爾·萊波雷（Jill Lepore）
翻譯：劉昭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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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意導言
民族國家是研究歷史的重要視角和基本論述單位。從美國學者杜贊奇（Prasenjit Duara）的中國學著作《從民族國家中拯救歷史》（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即可看出，正視民族國家的現實問題和歷史脈絡對於書寫一個民族的歷史具有重大意義。本文通過追溯美國曆史的起源和自由民族主義的式微，呼籲美國人不要忘記共同的歷史。原因在於，是民族故事而非同一祖先，使一個國傢俱有凝聚力和向心力。同時，本文提出：自由民族主義是廣闊自由的歷史研究視野的保障，也對培養統一的民族性格、促進長久的國家進步影響深遠。為此，美國人需要建構一種新的美國主義，創造一個新的美國曆史。本文於2019年2月26日更新並發表於《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雜誌。本文作者吉爾·萊波雷（Jill Lepore）是美國哈佛大學的歷史學教授和《紐約客》雜誌（The New Yorker）的獨立撰稿人，她執筆的領域涵蓋了美國曆史、法律、文學和政治。萊波雷有多部著作已經出版並獲獎，其中，《神奇女俠祕史》（The Secret History of Wonder Woman）一書斬獲了2015年的美國曆史圖書獎。她的更多文章和評論可見於《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和《耶魯法律期刊》（Yale Law Journal）等。
新美國主義：
為什麼一個國家需要自己的民族敘事
作者：吉爾·萊波雷（Jill Lepore）
翻譯：劉昭媛
圖為本文作者吉爾·萊波雷（Jill Lepore）
圖片來源：哈佛大學官網
1986年，西裝革履的斯坦福大學歷史學家和普利策獎得主卡爾·德格勒(Carl Degler)發表了一篇主題不同尋常的飯後演講，而非關於菸斗和加冰威士忌。近一個世紀以來，這一演講一直是美國曆史協會(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年度會議晚間項目的爭議之處。真實情況是，德格勒這樣一個溫文爾雅又具有英雄氣概的人，指責他的同事完全是玩忽職守，說他們被民族主義嚇壞了，並放棄了對國家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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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國家是研究歷史的重要視角和基本論述單位。從美國學者杜贊奇（Prasenjit Duara）的中國學著作《從民族國家中拯救歷史》（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即可看出，正視民族國家的現實問題和歷史脈絡對於書寫一個民族的歷史具有重大意義。本文通過追溯美國曆史的起源和自由民族主義的式微，呼籲美國人不要忘記共同的歷史。原因在於，是民族故事而非同一祖先，使一個國傢俱有凝聚力和向心力。同時，本文提出：自由民族主義是廣闊自由的歷史研究視野的保障，也對培養統一的民族性格、促進長久的國家進步影響深遠。為此，美國人需要建構一種新的美國主義，創造一個新的美國曆史。本文於2019年2月26日更新並發表於《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雜誌。本文作者吉爾·萊波雷（Jill Lepore）是美國哈佛大學的歷史學教授和《紐約客》雜誌（The New Yorker）的獨立撰稿人，她執筆的領域涵蓋了美國曆史、法律、文學和政治。萊波雷有多部著作已經出版並獲獎，其中，《神奇女俠祕史》（The Secret History of Wonder Woman）一書斬獲了2015年的美國曆史圖書獎。她的更多文章和評論可見於《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和《耶魯法律期刊》（Yale Law Journal）等。
新美國主義：
為什麼一個國家需要自己的民族敘事
作者：吉爾·萊波雷（Jill Lepore）
翻譯：劉昭媛
圖為本文作者吉爾·萊波雷（Jill Lepore）
圖片來源：哈佛大學官網
1986年，西裝革履的斯坦福大學歷史學家和普利策獎得主卡爾·德格勒(Carl Degler)發表了一篇主題不同尋常的飯後演講，而非關於菸斗和加冰威士忌。近一個世紀以來，這一演講一直是美國曆史協會(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年度會議晚間項目的爭議之處。真實情況是，德格勒這樣一個溫文爾雅又具有英雄氣概的人，指責他的同事完全是玩忽職守，說他們被民族主義嚇壞了，並放棄了對國家的研究。
圖為卡爾·德格勒(Carl Degler)
圖片來源：http://vcencyclopedia.vassar.edu/faculty/prominent-faculty/carl-degler.html
德格勒當晚在芝加哥說：“我們可以在歷史中含蓄地否認或忽視民族國家的存在，但這將是一段與人們的需求背道而馳的歷史，而這些人生活在民族國家。”他警告說：“如果我們這些歷史學家不能提供一段依據民族國家界定的歷史，那麼別人將接替我們的工作，這些人不那麼富有批判精神或博聞強識。”
這個當時的智者德格勒說，民族國家正在衰落。既然世界已經在向全球化方向發展，為什麼還要研究某個國家呢?民族主義在十九世紀時尚在襁褓中，可在二十世紀上半葉就已經變成了一個怪物。但在二十世紀的下半葉，它已行將就木，像一個跌跌撞撞的可怕幽靈，至少在後殖民國家以外的地方止步不前。歷史學家們似乎相信，如果他們停止研究民族主義，它會更快地因飢餓、忽視和拋棄而死亡。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是一位政治學家而非歷史學家。但他1989年的文章《歷史的終結?》（The End of History?）闡釋了德格勒的觀點。福山在冷戰結束時宣佈，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已經滅亡。作為自由主義最大威脅的怪物——民族主義，在西方已經被“拔掉了尖牙”；而在世界其他地方，它的餘溫尚存，但那不完全是民族主義。福山寫道：“世界上絕大多數的民族主義運動，除了從一些其他的群體或人民中獨立出來的消極願望之外，沒有任何政治綱領，也沒有為社會經濟組織提供任何類似於整體議程的東西。”（不用說，自那以後，他不得不重寫很多內容。在他最近一書中，他談到了俄羅斯的弗拉基米爾·普京(Vladimir Putin)、波蘭的雅羅斯瓦夫·卡欽斯基(Jaroslaw Kaczynski)、匈牙利的維克托·歐爾班(Viktor Orban)、土耳其的雷傑普·塔伊普·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菲律賓的羅德里戈·杜特爾特(Rodrigo Duterte)和美國的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等人“出人意料”的民粹性民族主義。)
福山並不是唯一一個宣稱民族主義已經消亡的人。許多人也這樣斷言。而這正是德格勒所擔心的。
回想一下，民族國家初現雛形時的情景。這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為什麼現代歷史寫作伴隨著民族國家的出現而興起。一個多世紀以來，民族國家一直是歷史研究的核心對象。從19世紀30年代的喬治·班克羅夫特（George Bancroft）到小亞瑟·施萊辛格（Arthur Schlesinger）或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對他們而言，研究美國曆史就意味著研究美國民族。正如歷史學家約翰·海厄姆(John Higham)所說，“從19世紀中葉到20世紀60年代，國家一直是美國曆史的重要主題。”在同一時期內，美國經歷了南北內戰、黑奴解放、家園重建、種族隔離、兩次世界大戰和前所未有的移民浪潮，這些事件使得研究美國民族這項任務更加重要。歷史學家托馬斯·本德(Thomas Bender)曾經說過：“一段共同的歷史對於維繫構成國家這一主體的向心力至關重要。”“在其他一切事項中，民族國家是一項集體協議。這一協議的達成在一定程度上是被迫的，其目的是確認共同的歷史是共同的未來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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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國家是研究歷史的重要視角和基本論述單位。從美國學者杜贊奇（Prasenjit Duara）的中國學著作《從民族國家中拯救歷史》（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即可看出，正視民族國家的現實問題和歷史脈絡對於書寫一個民族的歷史具有重大意義。本文通過追溯美國曆史的起源和自由民族主義的式微，呼籲美國人不要忘記共同的歷史。原因在於，是民族故事而非同一祖先，使一個國傢俱有凝聚力和向心力。同時，本文提出：自由民族主義是廣闊自由的歷史研究視野的保障，也對培養統一的民族性格、促進長久的國家進步影響深遠。為此，美國人需要建構一種新的美國主義，創造一個新的美國曆史。本文於2019年2月26日更新並發表於《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雜誌。本文作者吉爾·萊波雷（Jill Lepore）是美國哈佛大學的歷史學教授和《紐約客》雜誌（The New Yorker）的獨立撰稿人，她執筆的領域涵蓋了美國曆史、法律、文學和政治。萊波雷有多部著作已經出版並獲獎，其中，《神奇女俠祕史》（The Secret History of Wonder Woman）一書斬獲了2015年的美國曆史圖書獎。她的更多文章和評論可見於《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和《耶魯法律期刊》（Yale Law Journal）等。
新美國主義：
為什麼一個國家需要自己的民族敘事
作者：吉爾·萊波雷（Jill Lepore）
翻譯：劉昭媛
圖為本文作者吉爾·萊波雷（Jill Lepore）
圖片來源：哈佛大學官網
1986年，西裝革履的斯坦福大學歷史學家和普利策獎得主卡爾·德格勒(Carl Degler)發表了一篇主題不同尋常的飯後演講，而非關於菸斗和加冰威士忌。近一個世紀以來，這一演講一直是美國曆史協會(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年度會議晚間項目的爭議之處。真實情況是，德格勒這樣一個溫文爾雅又具有英雄氣概的人，指責他的同事完全是玩忽職守，說他們被民族主義嚇壞了，並放棄了對國家的研究。
圖為卡爾·德格勒(Carl Degler)
圖片來源：http://vcencyclopedia.vassar.edu/faculty/prominent-faculty/carl-degler.html
德格勒當晚在芝加哥說：“我們可以在歷史中含蓄地否認或忽視民族國家的存在，但這將是一段與人們的需求背道而馳的歷史，而這些人生活在民族國家。”他警告說：“如果我們這些歷史學家不能提供一段依據民族國家界定的歷史，那麼別人將接替我們的工作，這些人不那麼富有批判精神或博聞強識。”
這個當時的智者德格勒說，民族國家正在衰落。既然世界已經在向全球化方向發展，為什麼還要研究某個國家呢?民族主義在十九世紀時尚在襁褓中，可在二十世紀上半葉就已經變成了一個怪物。但在二十世紀的下半葉，它已行將就木，像一個跌跌撞撞的可怕幽靈，至少在後殖民國家以外的地方止步不前。歷史學家們似乎相信，如果他們停止研究民族主義，它會更快地因飢餓、忽視和拋棄而死亡。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是一位政治學家而非歷史學家。但他1989年的文章《歷史的終結?》（The End of History?）闡釋了德格勒的觀點。福山在冷戰結束時宣佈，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已經滅亡。作為自由主義最大威脅的怪物——民族主義，在西方已經被“拔掉了尖牙”；而在世界其他地方，它的餘溫尚存，但那不完全是民族主義。福山寫道：“世界上絕大多數的民族主義運動，除了從一些其他的群體或人民中獨立出來的消極願望之外，沒有任何政治綱領，也沒有為社會經濟組織提供任何類似於整體議程的東西。”（不用說，自那以後，他不得不重寫很多內容。在他最近一書中，他談到了俄羅斯的弗拉基米爾·普京(Vladimir Putin)、波蘭的雅羅斯瓦夫·卡欽斯基(Jaroslaw Kaczynski)、匈牙利的維克托·歐爾班(Viktor Orban)、土耳其的雷傑普·塔伊普·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菲律賓的羅德里戈·杜特爾特(Rodrigo Duterte)和美國的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等人“出人意料”的民粹性民族主義。)
福山並不是唯一一個宣稱民族主義已經消亡的人。許多人也這樣斷言。而這正是德格勒所擔心的。
回想一下，民族國家初現雛形時的情景。這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為什麼現代歷史寫作伴隨著民族國家的出現而興起。一個多世紀以來，民族國家一直是歷史研究的核心對象。從19世紀30年代的喬治·班克羅夫特（George Bancroft）到小亞瑟·施萊辛格（Arthur Schlesinger）或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對他們而言，研究美國曆史就意味著研究美國民族。正如歷史學家約翰·海厄姆(John Higham)所說，“從19世紀中葉到20世紀60年代，國家一直是美國曆史的重要主題。”在同一時期內，美國經歷了南北內戰、黑奴解放、家園重建、種族隔離、兩次世界大戰和前所未有的移民浪潮，這些事件使得研究美國民族這項任務更加重要。歷史學家托馬斯·本德(Thomas Bender)曾經說過：“一段共同的歷史對於維繫構成國家這一主體的向心力至關重要。”“在其他一切事項中，民族國家是一項集體協議。這一協議的達成在一定程度上是被迫的，其目的是確認共同的歷史是共同的未來的基礎。”
1889年12月在華盛頓參加美國曆史協會年會的官員們
圖為網站文章截圖
圖片來源：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19-02-05/new-americanism-nationalism-jill-lepore
但是在20世紀70年代，美國曆史學界研究國家的熱度在降低。大多數歷史學家開始關注更加宏大，抑或更加細微的事情，不是調查社會群體的經歷和文化，就是在利用全球歷史帶來的巨大優勢。這一轉變帶來了優秀的學術成果。但與此同時，是誰在為生活在美國的人民提供一個清晰的過去和一個可信的未來，即這個國家？是騙子、小丑和暴君。民族主義的不絕如縷，證明了世界上從來不缺少無賴，這些無賴願意用神話和預言、偏見和仇恨來煽動起人們的自我意識和命運意識，也不缺少熱切呼喚暴力的惡棍，他們希望讓舊垃圾袋中的正在潰爛的仇恨情緒傾瀉而出。當歷史學家們放棄對一個國家的研究，當學者們不再試圖為一個民族書寫一部共同的歷史，民族主義不會自然消亡。相反，它會通過吃掉自由主義繼續生存。
也許要恢復一部共同的歷史已經太遲了，要讓歷史學家有所作為也太遲了。但是，除了努力創造一個新的美國曆史——一個可以培育一種新的美國主義的歷史之外，我們還有別的選擇嗎?
國家和州
美國不同於其他國家——每個國家都是不同的，而它的民族主義也與眾不同。回顧一下：一個國家是一個有著共同起源的民族，一個州是一個法治的政治共同體。一個民族國家是一個由法律所管轄的政治共同體，它將具有共同祖先的一個民族團結在一起。當民族國家從城邦、王國和帝國中崛起時，他們通過講述自己起源的故事來剖析自己，這些故事旨在暗示，“法蘭西民族”中的每個人都有共同的祖先，而事實是他們並沒有共同的祖先。正如我在《這些真理》（These Truths）一書中所寫：“通常，民族國家的歷史不過是隱藏了國家與州的銜接處的神話故事。”
但美國的起源可以在這些國家與州的銜接處找到。當美利堅合眾國在1776年宣佈獨立時，它就成了一個獨立的州。但是，是什麼使它成為一個國家的呢?宣揚其人民擁有共同祖先的故事顯然是荒謬的。因為美國人民來自世界各地，此外，在對英國宣戰之後，他們最不想宣揚的就是他們的英國身份。在獨立後很長一段時間內，大多數美國人並不把美國看成一個國家，而是名副其實的國家聯盟。這使得通過憲法的主張變為一場艱難的戰鬥，這也是憲法的擁護者稱自己為“聯邦主義者”的原因。而實際上他們是民族主義者，在某種意義上，他們是在提議用一個全國性的系統來取代《聯邦條例》（the 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下的聯邦系統。約翰·傑伊（John Jay）在《聯邦黨人文集》（The Federalist Papers）的第二篇中堅稱，“上帝樂於把這個連成一片的國家賜予一個團結的民族——這個民族是同一祖先的後裔，語言相通，宗教信仰相同，隸屬於政府的同樣原則，風俗習慣非常相似。”他那是在給自己增加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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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意導言
民族國家是研究歷史的重要視角和基本論述單位。從美國學者杜贊奇（Prasenjit Duara）的中國學著作《從民族國家中拯救歷史》（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即可看出，正視民族國家的現實問題和歷史脈絡對於書寫一個民族的歷史具有重大意義。本文通過追溯美國曆史的起源和自由民族主義的式微，呼籲美國人不要忘記共同的歷史。原因在於，是民族故事而非同一祖先，使一個國傢俱有凝聚力和向心力。同時，本文提出：自由民族主義是廣闊自由的歷史研究視野的保障，也對培養統一的民族性格、促進長久的國家進步影響深遠。為此，美國人需要建構一種新的美國主義，創造一個新的美國曆史。本文於2019年2月26日更新並發表於《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雜誌。本文作者吉爾·萊波雷（Jill Lepore）是美國哈佛大學的歷史學教授和《紐約客》雜誌（The New Yorker）的獨立撰稿人，她執筆的領域涵蓋了美國曆史、法律、文學和政治。萊波雷有多部著作已經出版並獲獎，其中，《神奇女俠祕史》（The Secret History of Wonder Woman）一書斬獲了2015年的美國曆史圖書獎。她的更多文章和評論可見於《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和《耶魯法律期刊》（Yale Law Journal）等。
新美國主義：
為什麼一個國家需要自己的民族敘事
作者：吉爾·萊波雷（Jill Lepore）
翻譯：劉昭媛
圖為本文作者吉爾·萊波雷（Jill Lepore）
圖片來源：哈佛大學官網
1986年，西裝革履的斯坦福大學歷史學家和普利策獎得主卡爾·德格勒(Carl Degler)發表了一篇主題不同尋常的飯後演講，而非關於菸斗和加冰威士忌。近一個世紀以來，這一演講一直是美國曆史協會(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年度會議晚間項目的爭議之處。真實情況是，德格勒這樣一個溫文爾雅又具有英雄氣概的人，指責他的同事完全是玩忽職守，說他們被民族主義嚇壞了，並放棄了對國家的研究。
圖為卡爾·德格勒(Carl Degler)
圖片來源：http://vcencyclopedia.vassar.edu/faculty/prominent-faculty/carl-degler.html
德格勒當晚在芝加哥說：“我們可以在歷史中含蓄地否認或忽視民族國家的存在，但這將是一段與人們的需求背道而馳的歷史，而這些人生活在民族國家。”他警告說：“如果我們這些歷史學家不能提供一段依據民族國家界定的歷史，那麼別人將接替我們的工作，這些人不那麼富有批判精神或博聞強識。”
這個當時的智者德格勒說，民族國家正在衰落。既然世界已經在向全球化方向發展，為什麼還要研究某個國家呢?民族主義在十九世紀時尚在襁褓中，可在二十世紀上半葉就已經變成了一個怪物。但在二十世紀的下半葉，它已行將就木，像一個跌跌撞撞的可怕幽靈，至少在後殖民國家以外的地方止步不前。歷史學家們似乎相信，如果他們停止研究民族主義，它會更快地因飢餓、忽視和拋棄而死亡。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是一位政治學家而非歷史學家。但他1989年的文章《歷史的終結?》（The End of History?）闡釋了德格勒的觀點。福山在冷戰結束時宣佈，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已經滅亡。作為自由主義最大威脅的怪物——民族主義，在西方已經被“拔掉了尖牙”；而在世界其他地方，它的餘溫尚存，但那不完全是民族主義。福山寫道：“世界上絕大多數的民族主義運動，除了從一些其他的群體或人民中獨立出來的消極願望之外，沒有任何政治綱領，也沒有為社會經濟組織提供任何類似於整體議程的東西。”（不用說，自那以後，他不得不重寫很多內容。在他最近一書中，他談到了俄羅斯的弗拉基米爾·普京(Vladimir Putin)、波蘭的雅羅斯瓦夫·卡欽斯基(Jaroslaw Kaczynski)、匈牙利的維克托·歐爾班(Viktor Orban)、土耳其的雷傑普·塔伊普·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菲律賓的羅德里戈·杜特爾特(Rodrigo Duterte)和美國的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等人“出人意料”的民粹性民族主義。)
福山並不是唯一一個宣稱民族主義已經消亡的人。許多人也這樣斷言。而這正是德格勒所擔心的。
回想一下，民族國家初現雛形時的情景。這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為什麼現代歷史寫作伴隨著民族國家的出現而興起。一個多世紀以來，民族國家一直是歷史研究的核心對象。從19世紀30年代的喬治·班克羅夫特（George Bancroft）到小亞瑟·施萊辛格（Arthur Schlesinger）或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對他們而言，研究美國曆史就意味著研究美國民族。正如歷史學家約翰·海厄姆(John Higham)所說，“從19世紀中葉到20世紀60年代，國家一直是美國曆史的重要主題。”在同一時期內，美國經歷了南北內戰、黑奴解放、家園重建、種族隔離、兩次世界大戰和前所未有的移民浪潮，這些事件使得研究美國民族這項任務更加重要。歷史學家托馬斯·本德(Thomas Bender)曾經說過：“一段共同的歷史對於維繫構成國家這一主體的向心力至關重要。”“在其他一切事項中，民族國家是一項集體協議。這一協議的達成在一定程度上是被迫的，其目的是確認共同的歷史是共同的未來的基礎。”
1889年12月在華盛頓參加美國曆史協會年會的官員們
圖為網站文章截圖
圖片來源：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19-02-05/new-americanism-nationalism-jill-lepore
但是在20世紀70年代，美國曆史學界研究國家的熱度在降低。大多數歷史學家開始關注更加宏大，抑或更加細微的事情，不是調查社會群體的經歷和文化，就是在利用全球歷史帶來的巨大優勢。這一轉變帶來了優秀的學術成果。但與此同時，是誰在為生活在美國的人民提供一個清晰的過去和一個可信的未來，即這個國家？是騙子、小丑和暴君。民族主義的不絕如縷，證明了世界上從來不缺少無賴，這些無賴願意用神話和預言、偏見和仇恨來煽動起人們的自我意識和命運意識，也不缺少熱切呼喚暴力的惡棍，他們希望讓舊垃圾袋中的正在潰爛的仇恨情緒傾瀉而出。當歷史學家們放棄對一個國家的研究，當學者們不再試圖為一個民族書寫一部共同的歷史，民族主義不會自然消亡。相反，它會通過吃掉自由主義繼續生存。
也許要恢復一部共同的歷史已經太遲了，要讓歷史學家有所作為也太遲了。但是，除了努力創造一個新的美國曆史——一個可以培育一種新的美國主義的歷史之外，我們還有別的選擇嗎?
國家和州
美國不同於其他國家——每個國家都是不同的，而它的民族主義也與眾不同。回顧一下：一個國家是一個有著共同起源的民族，一個州是一個法治的政治共同體。一個民族國家是一個由法律所管轄的政治共同體，它將具有共同祖先的一個民族團結在一起。當民族國家從城邦、王國和帝國中崛起時，他們通過講述自己起源的故事來剖析自己，這些故事旨在暗示，“法蘭西民族”中的每個人都有共同的祖先，而事實是他們並沒有共同的祖先。正如我在《這些真理》（These Truths）一書中所寫：“通常，民族國家的歷史不過是隱藏了國家與州的銜接處的神話故事。”
但美國的起源可以在這些國家與州的銜接處找到。當美利堅合眾國在1776年宣佈獨立時，它就成了一個獨立的州。但是，是什麼使它成為一個國家的呢?宣揚其人民擁有共同祖先的故事顯然是荒謬的。因為美國人民來自世界各地，此外，在對英國宣戰之後，他們最不想宣揚的就是他們的英國身份。在獨立後很長一段時間內，大多數美國人並不把美國看成一個國家，而是名副其實的國家聯盟。這使得通過憲法的主張變為一場艱難的戰鬥，這也是憲法的擁護者稱自己為“聯邦主義者”的原因。而實際上他們是民族主義者，在某種意義上，他們是在提議用一個全國性的系統來取代《聯邦條例》（the 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下的聯邦系統。約翰·傑伊（John Jay）在《聯邦黨人文集》（The Federalist Papers）的第二篇中堅稱，“上帝樂於把這個連成一片的國家賜予一個團結的民族——這個民族是同一祖先的後裔，語言相通，宗教信仰相同，隸屬於政府的同樣原則，風俗習慣非常相似。”他那是在給自己增加自信。
“把一個州變成一個國家的方式之一就是書寫她自己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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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於缺乏這些相似之處，諾亞·韋伯斯特(Noah Webster)等聯邦主義者才試圖通過敦促美國人採用獨特的拼寫的方式來塑造一個民族性格。1789年，韋伯斯特寫道:“語言和政府都應該是國家性的。”美國應該有她自己的與眾不同的語言和政府。這就促使美國選擇使用“favor”而不是“favour”的拼寫方式。然而，這並沒有使美國成為一個國家。1828年韋伯斯特出版他的不朽之作《美國英語詞典》時，也並沒有將“民族主義”這個詞收錄其中。在19世紀20年代的美國，“民族主義”這個詞既沒有任何意義，也並不流行。直到19世紀40年代，歐洲國家被所謂的“民族時代”浪潮席捲，美國人才開始認為自己屬於一個國家，彼此有共同的命運。
這些事件的進程在國家建設的意義上如此不同尋常，以至於歷史學家戴維·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提出，美國不是一個民族國家。他寫道,“我們所說的民族主義是國家渴望（無論怎樣定義）用各個州去創建的一個獨特混合體，而這個混合體正是我們所說的民族國家。但“還有一個野獸我們可以稱之為國家民族（state-nation）,它早在州的形成之時就已經出現，但那時從任何意義上說，民族意識的發展都還停滯不前。美國可能會被視為後一種情況的一個（或許是唯一一個）引人注目的例子——不是一個民族國家而是一個國家民族。
把一個州變成一個國家的方法之一就是書寫它的歷史。1834年至1874年，班克羅夫特（Bancroft）出版了多達十卷的《美國曆史：從美洲大陸的發現說起》（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From the Discovery of the American Continent），這是美國第一部重要的歷史著作。班克羅夫特（Bancroft）不僅是一位歷史學家，他也是一位政治家。他曾在三任美國總統的政府中任職，包括擔任美國“大陸擴張”時期的國防部長一職。班克羅夫特是天命論的締造者，他寫歷史的目的是使美國的建立看起來似乎是必然結果，美國的發展勢不可擋，美國的歷史悠久古老。他沒有強調美國的英國淵源，而是頌揚美國是一個多元化和世界性的國家，其祖先遍佈世界各地:
“我們的語言起源於印度；我們的宗教來自巴勒斯坦；我們在教會所唱的聖歌，有一些是最早流傳於意大利的，有一些是原本流行在阿拉伯的沙漠上的，還有一些是散落在幼發拉底河的兩岸邊的；我們的藝術源起希臘；我們的法學來自羅馬。”
19世紀的民族主義作為啟蒙運動的產物是自由主義。它建立在類比個人和集體的基礎上。正如美國民族主義理論家漢斯·科恩（Hans Kohn）曾經所寫的：“民族自決的概念即將自由的理想從個人轉移到有機集體，被作為自由主義的旗幟而高舉。”
自由民族主義作為一種理念，從根本上講是具有歷史意義的。19世紀的美國人是在一套關於人權的新思想的背景下來理解民族國家的：即國家的權力保證每個有資格成為公民的人享有同樣的一套不可撤銷的政治權利。後來的馬薩諸塞州參議員查爾斯·薩姆納（Charles Sumner）在1849年提出了這樣的解釋：
“這是每一個人在這片土地上進行每一次重要呼吸的偉大憲章，無論他的條件如何，無論他的父母是誰。他可能是貧窮的，虛弱的，卑微的，或黑人，他可能是白種人，猶太人，印度人，或埃塞俄比亞人，他可能是法國人，德國人，英國人，或愛爾蘭後裔。但在《馬薩諸塞州憲法》（the Constitution of Massachusetts）的面前，所有這些區別都消失了……他是一個人，與他所有的同胞一樣平等。他是國家的孩子之一，國家像公正的父母一樣，平等地對待所有的子女。”
或者，正如那位美國政治哲學家弗朗西斯·利伯(Francis Lieber)所寫的那樣，“沒有一個統一的民族性格，國家就不可能獲得我們進步所必需的政治社會的長期性和連續性。”他出生於普魯士，對薩姆納產生重大的影響。利伯最具影響力的文章《民族主義：一個政治學中的碎片》（Nationalism: A Frag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發表於1860年南北戰爭前夕。
"圖為網站截圖
圖片來源：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
法意導言
民族國家是研究歷史的重要視角和基本論述單位。從美國學者杜贊奇（Prasenjit Duara）的中國學著作《從民族國家中拯救歷史》（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即可看出，正視民族國家的現實問題和歷史脈絡對於書寫一個民族的歷史具有重大意義。本文通過追溯美國曆史的起源和自由民族主義的式微，呼籲美國人不要忘記共同的歷史。原因在於，是民族故事而非同一祖先，使一個國傢俱有凝聚力和向心力。同時，本文提出：自由民族主義是廣闊自由的歷史研究視野的保障，也對培養統一的民族性格、促進長久的國家進步影響深遠。為此，美國人需要建構一種新的美國主義，創造一個新的美國曆史。本文於2019年2月26日更新並發表於《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雜誌。本文作者吉爾·萊波雷（Jill Lepore）是美國哈佛大學的歷史學教授和《紐約客》雜誌（The New Yorker）的獨立撰稿人，她執筆的領域涵蓋了美國曆史、法律、文學和政治。萊波雷有多部著作已經出版並獲獎，其中，《神奇女俠祕史》（The Secret History of Wonder Woman）一書斬獲了2015年的美國曆史圖書獎。她的更多文章和評論可見於《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和《耶魯法律期刊》（Yale Law Journal）等。
新美國主義：
為什麼一個國家需要自己的民族敘事
作者：吉爾·萊波雷（Jill Lepore）
翻譯：劉昭媛
圖為本文作者吉爾·萊波雷（Jill Lepore）
圖片來源：哈佛大學官網
1986年，西裝革履的斯坦福大學歷史學家和普利策獎得主卡爾·德格勒(Carl Degler)發表了一篇主題不同尋常的飯後演講，而非關於菸斗和加冰威士忌。近一個世紀以來，這一演講一直是美國曆史協會(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年度會議晚間項目的爭議之處。真實情況是，德格勒這樣一個溫文爾雅又具有英雄氣概的人，指責他的同事完全是玩忽職守，說他們被民族主義嚇壞了，並放棄了對國家的研究。
圖為卡爾·德格勒(Carl Degler)
圖片來源：http://vcencyclopedia.vassar.edu/faculty/prominent-faculty/carl-degler.html
德格勒當晚在芝加哥說：“我們可以在歷史中含蓄地否認或忽視民族國家的存在，但這將是一段與人們的需求背道而馳的歷史，而這些人生活在民族國家。”他警告說：“如果我們這些歷史學家不能提供一段依據民族國家界定的歷史，那麼別人將接替我們的工作，這些人不那麼富有批判精神或博聞強識。”
這個當時的智者德格勒說，民族國家正在衰落。既然世界已經在向全球化方向發展，為什麼還要研究某個國家呢?民族主義在十九世紀時尚在襁褓中，可在二十世紀上半葉就已經變成了一個怪物。但在二十世紀的下半葉，它已行將就木，像一個跌跌撞撞的可怕幽靈，至少在後殖民國家以外的地方止步不前。歷史學家們似乎相信，如果他們停止研究民族主義，它會更快地因飢餓、忽視和拋棄而死亡。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是一位政治學家而非歷史學家。但他1989年的文章《歷史的終結?》（The End of History?）闡釋了德格勒的觀點。福山在冷戰結束時宣佈，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已經滅亡。作為自由主義最大威脅的怪物——民族主義，在西方已經被“拔掉了尖牙”；而在世界其他地方，它的餘溫尚存，但那不完全是民族主義。福山寫道：“世界上絕大多數的民族主義運動，除了從一些其他的群體或人民中獨立出來的消極願望之外，沒有任何政治綱領，也沒有為社會經濟組織提供任何類似於整體議程的東西。”（不用說，自那以後，他不得不重寫很多內容。在他最近一書中，他談到了俄羅斯的弗拉基米爾·普京(Vladimir Putin)、波蘭的雅羅斯瓦夫·卡欽斯基(Jaroslaw Kaczynski)、匈牙利的維克托·歐爾班(Viktor Orban)、土耳其的雷傑普·塔伊普·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菲律賓的羅德里戈·杜特爾特(Rodrigo Duterte)和美國的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等人“出人意料”的民粹性民族主義。)
福山並不是唯一一個宣稱民族主義已經消亡的人。許多人也這樣斷言。而這正是德格勒所擔心的。
回想一下，民族國家初現雛形時的情景。這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為什麼現代歷史寫作伴隨著民族國家的出現而興起。一個多世紀以來，民族國家一直是歷史研究的核心對象。從19世紀30年代的喬治·班克羅夫特（George Bancroft）到小亞瑟·施萊辛格（Arthur Schlesinger）或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對他們而言，研究美國曆史就意味著研究美國民族。正如歷史學家約翰·海厄姆(John Higham)所說，“從19世紀中葉到20世紀60年代，國家一直是美國曆史的重要主題。”在同一時期內，美國經歷了南北內戰、黑奴解放、家園重建、種族隔離、兩次世界大戰和前所未有的移民浪潮，這些事件使得研究美國民族這項任務更加重要。歷史學家托馬斯·本德(Thomas Bender)曾經說過：“一段共同的歷史對於維繫構成國家這一主體的向心力至關重要。”“在其他一切事項中，民族國家是一項集體協議。這一協議的達成在一定程度上是被迫的，其目的是確認共同的歷史是共同的未來的基礎。”
1889年12月在華盛頓參加美國曆史協會年會的官員們
圖為網站文章截圖
圖片來源：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19-02-05/new-americanism-nationalism-jill-lepore
但是在20世紀70年代，美國曆史學界研究國家的熱度在降低。大多數歷史學家開始關注更加宏大，抑或更加細微的事情，不是調查社會群體的經歷和文化，就是在利用全球歷史帶來的巨大優勢。這一轉變帶來了優秀的學術成果。但與此同時，是誰在為生活在美國的人民提供一個清晰的過去和一個可信的未來，即這個國家？是騙子、小丑和暴君。民族主義的不絕如縷，證明了世界上從來不缺少無賴，這些無賴願意用神話和預言、偏見和仇恨來煽動起人們的自我意識和命運意識，也不缺少熱切呼喚暴力的惡棍，他們希望讓舊垃圾袋中的正在潰爛的仇恨情緒傾瀉而出。當歷史學家們放棄對一個國家的研究，當學者們不再試圖為一個民族書寫一部共同的歷史，民族主義不會自然消亡。相反，它會通過吃掉自由主義繼續生存。
也許要恢復一部共同的歷史已經太遲了，要讓歷史學家有所作為也太遲了。但是，除了努力創造一個新的美國曆史——一個可以培育一種新的美國主義的歷史之外，我們還有別的選擇嗎?
國家和州
美國不同於其他國家——每個國家都是不同的，而它的民族主義也與眾不同。回顧一下：一個國家是一個有著共同起源的民族，一個州是一個法治的政治共同體。一個民族國家是一個由法律所管轄的政治共同體，它將具有共同祖先的一個民族團結在一起。當民族國家從城邦、王國和帝國中崛起時，他們通過講述自己起源的故事來剖析自己，這些故事旨在暗示，“法蘭西民族”中的每個人都有共同的祖先，而事實是他們並沒有共同的祖先。正如我在《這些真理》（These Truths）一書中所寫：“通常，民族國家的歷史不過是隱藏了國家與州的銜接處的神話故事。”
但美國的起源可以在這些國家與州的銜接處找到。當美利堅合眾國在1776年宣佈獨立時，它就成了一個獨立的州。但是，是什麼使它成為一個國家的呢?宣揚其人民擁有共同祖先的故事顯然是荒謬的。因為美國人民來自世界各地，此外，在對英國宣戰之後，他們最不想宣揚的就是他們的英國身份。在獨立後很長一段時間內，大多數美國人並不把美國看成一個國家，而是名副其實的國家聯盟。這使得通過憲法的主張變為一場艱難的戰鬥，這也是憲法的擁護者稱自己為“聯邦主義者”的原因。而實際上他們是民族主義者，在某種意義上，他們是在提議用一個全國性的系統來取代《聯邦條例》（the 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下的聯邦系統。約翰·傑伊（John Jay）在《聯邦黨人文集》（The Federalist Papers）的第二篇中堅稱，“上帝樂於把這個連成一片的國家賜予一個團結的民族——這個民族是同一祖先的後裔，語言相通，宗教信仰相同，隸屬於政府的同樣原則，風俗習慣非常相似。”他那是在給自己增加自信。
“把一個州變成一個國家的方式之一就是書寫她自己的歷史”
圖為網站文章截圖
圖片來源：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19-02-05/new-americanism-nationalism-jill-lepore
正是由於缺乏這些相似之處，諾亞·韋伯斯特(Noah Webster)等聯邦主義者才試圖通過敦促美國人採用獨特的拼寫的方式來塑造一個民族性格。1789年，韋伯斯特寫道:“語言和政府都應該是國家性的。”美國應該有她自己的與眾不同的語言和政府。這就促使美國選擇使用“favor”而不是“favour”的拼寫方式。然而，這並沒有使美國成為一個國家。1828年韋伯斯特出版他的不朽之作《美國英語詞典》時，也並沒有將“民族主義”這個詞收錄其中。在19世紀20年代的美國，“民族主義”這個詞既沒有任何意義，也並不流行。直到19世紀40年代，歐洲國家被所謂的“民族時代”浪潮席捲，美國人才開始認為自己屬於一個國家，彼此有共同的命運。
這些事件的進程在國家建設的意義上如此不同尋常，以至於歷史學家戴維·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提出，美國不是一個民族國家。他寫道,“我們所說的民族主義是國家渴望（無論怎樣定義）用各個州去創建的一個獨特混合體，而這個混合體正是我們所說的民族國家。但“還有一個野獸我們可以稱之為國家民族（state-nation）,它早在州的形成之時就已經出現，但那時從任何意義上說，民族意識的發展都還停滯不前。美國可能會被視為後一種情況的一個（或許是唯一一個）引人注目的例子——不是一個民族國家而是一個國家民族。
把一個州變成一個國家的方法之一就是書寫它的歷史。1834年至1874年，班克羅夫特（Bancroft）出版了多達十卷的《美國曆史：從美洲大陸的發現說起》（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From the Discovery of the American Continent），這是美國第一部重要的歷史著作。班克羅夫特（Bancroft）不僅是一位歷史學家，他也是一位政治家。他曾在三任美國總統的政府中任職，包括擔任美國“大陸擴張”時期的國防部長一職。班克羅夫特是天命論的締造者，他寫歷史的目的是使美國的建立看起來似乎是必然結果，美國的發展勢不可擋，美國的歷史悠久古老。他沒有強調美國的英國淵源，而是頌揚美國是一個多元化和世界性的國家，其祖先遍佈世界各地:
“我們的語言起源於印度；我們的宗教來自巴勒斯坦；我們在教會所唱的聖歌，有一些是最早流傳於意大利的，有一些是原本流行在阿拉伯的沙漠上的，還有一些是散落在幼發拉底河的兩岸邊的；我們的藝術源起希臘；我們的法學來自羅馬。”
19世紀的民族主義作為啟蒙運動的產物是自由主義。它建立在類比個人和集體的基礎上。正如美國民族主義理論家漢斯·科恩（Hans Kohn）曾經所寫的：“民族自決的概念即將自由的理想從個人轉移到有機集體，被作為自由主義的旗幟而高舉。”
自由民族主義作為一種理念，從根本上講是具有歷史意義的。19世紀的美國人是在一套關於人權的新思想的背景下來理解民族國家的：即國家的權力保證每個有資格成為公民的人享有同樣的一套不可撤銷的政治權利。後來的馬薩諸塞州參議員查爾斯·薩姆納（Charles Sumner）在1849年提出了這樣的解釋：
“這是每一個人在這片土地上進行每一次重要呼吸的偉大憲章，無論他的條件如何，無論他的父母是誰。他可能是貧窮的，虛弱的，卑微的，或黑人，他可能是白種人，猶太人，印度人，或埃塞俄比亞人，他可能是法國人，德國人，英國人，或愛爾蘭後裔。但在《馬薩諸塞州憲法》（the Constitution of Massachusetts）的面前，所有這些區別都消失了……他是一個人，與他所有的同胞一樣平等。他是國家的孩子之一，國家像公正的父母一樣，平等地對待所有的子女。”
或者，正如那位美國政治哲學家弗朗西斯·利伯(Francis Lieber)所寫的那樣，“沒有一個統一的民族性格，國家就不可能獲得我們進步所必需的政治社會的長期性和連續性。”他出生於普魯士，對薩姆納產生重大的影響。利伯最具影響力的文章《民族主義：一個政治學中的碎片》（Nationalism: A Frag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發表於1860年南北戰爭前夕。
圖為弗朗西斯·利伯(Francis Lieber)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聯邦和邦聯
美國內戰是一場民族國家內兩種對立思想之間的鬥爭。這場鬥爭從未真正結束，它只是趨於緩和。
在南北戰爭前夕的美國，北方人，尤其是北方的廢奴主義者，將（北方的）民族主義和（南方的）地方主義進行了對比。1850年，一位密歇根州國會議員敦促道：“我們必須培養一種民族性的而非地方性的愛國主義。”但南方人也是民族主義者。只不過他們的民族主義現在被稱為“非自由主義”或“種族主義”，而不是北方人的自由的或公民的民族主義。這種區分招致了很多批評，理由是它不過是一種將一種民族主義稱為好的民族主義並把另一種稱為壞的的方式。但是，北方和南方的民族主義實際上是不同的，而美國曆史的大部分戰爭都是這兩種民族主義之間的戰爭。
1848年，美國政治家約翰·C.卡爾霍恩（John C. Calhoun）宣稱：“我們的政府是白人的政府。”他反對讓墨西哥人成為美國公民，“這個政府是我們的父輩在白人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美國政治家斯蒂芬•道格拉斯（Stephen Douglas）也在1858年說“它是白人為了白人及其後代的利益而創造的。”
亞伯拉罕·林肯在黑人廢奴主義者的觀點的基礎上更進一步，揭露了道格拉斯的歷史是虛構的。林肯於1858年在伊利諾伊州的蓋爾斯堡與道格拉斯辯論時，這樣說道：“我相信在世界上所有的記錄中，從《獨立宣言》（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發佈之日回溯三年，這段時間內可能都沒法從任何一個人那得到任何一個證言，說“黑人是不包括在《獨立宣言》中的。“他又繼續說：
“我想，如果我說道格拉斯法官、華盛頓、任何總統、任何國會的議員或者是整個地球上的任何活人曾經這樣說，我可能是在藐視道格拉斯法官，除非出於民主黨涉及農奴制的目前政策的必要性考慮，我不得不偽造這樣的證言。”
不管怎樣，邦聯的創建者們回答說：我們將在白人至上的基礎上制定一部新憲法。1861年，南部邦聯的新當選的副總統亞歷山大·史蒂芬斯（Alexander Stephens）在薩凡納發表了一個講話。在講話中，他解釋了美國背後的想法。“基於種族平等的假設上”的美國憲法——實際上背棄了林肯的論點——但是“我們的新的政府是建立在完全相反的想法上的。它的基礎都是這樣一個偉大的真理：黑人和白人是不平等的；奴隸制之於白人，是合乎自然和道德的。
北方雖然贏得了南北戰爭的勝利，但自由主義和狹隘的民族主義（非自由主義民族主義）之間的鬥爭卻進入了白熱化階段，尤其是在有關美國憲法的第十四修正案和第十五修正案的爭論。這標誌著從自由思想的層面對美國的第二次創建，這些自由思想是關於公民權利和民族國家權力的——即國籍取得的出生地原則、公民的平等權利、(男性的)普選權和對非公民的法律保護。這些重建時期的修正案也引發了關於移民、種族和性別平等以及對公民身份的限制的討論。根據第十四條修正案的規定，在美國出生的中國移民的子女將成為美國公民。但很少有重要政治人物談論到中國移民時持正面態度。來自加利福尼亞州的共和黨國會議員、曾經當過礦工的威廉·希格比(William Higby)所表現出的惡毒偏見就是典型的例子。“中國人只不過是一個異教種族”，希格比在1866年時這樣說。“你不能把他們變成好公民。而第十五修正案的反對者則認為，讓非裔美國人有投票權和讓中國人有美國公民身份都是可恥的。來自肯塔基州的民主黨參議員加勒特·戴維斯（Garrett Davis）憤怒地說:“我不想要黑人組成的政府，我也不想要蒙古人組建的政府。我要的是我們父輩所組成的那樣的白人政府。”
在這場辯論中，最重要的發言來自一個出生在黑奴家庭的人，他為爭取自己的自由，為爭取黑奴的解放、獲得美國公民身份和取得與白人一樣的平等權利而奮鬥了幾十年。1869年，弗雷德裡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在全國各地的聽眾面前發表了美國政治史上最重要也是最不受歡迎的演講之一，他極力主張應該本著“建立一個複合性國家”的精神來批准通過第十四條和第十五條修正案。他說，“在這樣一個問題上，即我們現在單一種族的國家是優於還是劣於由不同種族的人所組成的國家？”如果對人類進步起重要作用的國家是由相似的人組成的，那麼像美國這樣的國家，由不同的人組建起來，包括美洲原住民、非洲人、歐洲人、亞洲人以及各種可能的混合體，又怎麼會是“世界上最傑出的混合民族的例子”呢？
"圖為網站截圖
圖片來源：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
法意導言
民族國家是研究歷史的重要視角和基本論述單位。從美國學者杜贊奇（Prasenjit Duara）的中國學著作《從民族國家中拯救歷史》（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即可看出，正視民族國家的現實問題和歷史脈絡對於書寫一個民族的歷史具有重大意義。本文通過追溯美國曆史的起源和自由民族主義的式微，呼籲美國人不要忘記共同的歷史。原因在於，是民族故事而非同一祖先，使一個國傢俱有凝聚力和向心力。同時，本文提出：自由民族主義是廣闊自由的歷史研究視野的保障，也對培養統一的民族性格、促進長久的國家進步影響深遠。為此，美國人需要建構一種新的美國主義，創造一個新的美國曆史。本文於2019年2月26日更新並發表於《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雜誌。本文作者吉爾·萊波雷（Jill Lepore）是美國哈佛大學的歷史學教授和《紐約客》雜誌（The New Yorker）的獨立撰稿人，她執筆的領域涵蓋了美國曆史、法律、文學和政治。萊波雷有多部著作已經出版並獲獎，其中，《神奇女俠祕史》（The Secret History of Wonder Woman）一書斬獲了2015年的美國曆史圖書獎。她的更多文章和評論可見於《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和《耶魯法律期刊》（Yale Law Journal）等。
新美國主義：
為什麼一個國家需要自己的民族敘事
作者：吉爾·萊波雷（Jill Lepore）
翻譯：劉昭媛
圖為本文作者吉爾·萊波雷（Jill Lepore）
圖片來源：哈佛大學官網
1986年，西裝革履的斯坦福大學歷史學家和普利策獎得主卡爾·德格勒(Carl Degler)發表了一篇主題不同尋常的飯後演講，而非關於菸斗和加冰威士忌。近一個世紀以來，這一演講一直是美國曆史協會(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年度會議晚間項目的爭議之處。真實情況是，德格勒這樣一個溫文爾雅又具有英雄氣概的人，指責他的同事完全是玩忽職守，說他們被民族主義嚇壞了，並放棄了對國家的研究。
圖為卡爾·德格勒(Carl Degler)
圖片來源：http://vcencyclopedia.vassar.edu/faculty/prominent-faculty/carl-degler.html
德格勒當晚在芝加哥說：“我們可以在歷史中含蓄地否認或忽視民族國家的存在，但這將是一段與人們的需求背道而馳的歷史，而這些人生活在民族國家。”他警告說：“如果我們這些歷史學家不能提供一段依據民族國家界定的歷史，那麼別人將接替我們的工作，這些人不那麼富有批判精神或博聞強識。”
這個當時的智者德格勒說，民族國家正在衰落。既然世界已經在向全球化方向發展，為什麼還要研究某個國家呢?民族主義在十九世紀時尚在襁褓中，可在二十世紀上半葉就已經變成了一個怪物。但在二十世紀的下半葉，它已行將就木，像一個跌跌撞撞的可怕幽靈，至少在後殖民國家以外的地方止步不前。歷史學家們似乎相信，如果他們停止研究民族主義，它會更快地因飢餓、忽視和拋棄而死亡。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是一位政治學家而非歷史學家。但他1989年的文章《歷史的終結?》（The End of History?）闡釋了德格勒的觀點。福山在冷戰結束時宣佈，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已經滅亡。作為自由主義最大威脅的怪物——民族主義，在西方已經被“拔掉了尖牙”；而在世界其他地方，它的餘溫尚存，但那不完全是民族主義。福山寫道：“世界上絕大多數的民族主義運動，除了從一些其他的群體或人民中獨立出來的消極願望之外，沒有任何政治綱領，也沒有為社會經濟組織提供任何類似於整體議程的東西。”（不用說，自那以後，他不得不重寫很多內容。在他最近一書中，他談到了俄羅斯的弗拉基米爾·普京(Vladimir Putin)、波蘭的雅羅斯瓦夫·卡欽斯基(Jaroslaw Kaczynski)、匈牙利的維克托·歐爾班(Viktor Orban)、土耳其的雷傑普·塔伊普·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菲律賓的羅德里戈·杜特爾特(Rodrigo Duterte)和美國的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等人“出人意料”的民粹性民族主義。)
福山並不是唯一一個宣稱民族主義已經消亡的人。許多人也這樣斷言。而這正是德格勒所擔心的。
回想一下，民族國家初現雛形時的情景。這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為什麼現代歷史寫作伴隨著民族國家的出現而興起。一個多世紀以來，民族國家一直是歷史研究的核心對象。從19世紀30年代的喬治·班克羅夫特（George Bancroft）到小亞瑟·施萊辛格（Arthur Schlesinger）或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對他們而言，研究美國曆史就意味著研究美國民族。正如歷史學家約翰·海厄姆(John Higham)所說，“從19世紀中葉到20世紀60年代，國家一直是美國曆史的重要主題。”在同一時期內，美國經歷了南北內戰、黑奴解放、家園重建、種族隔離、兩次世界大戰和前所未有的移民浪潮，這些事件使得研究美國民族這項任務更加重要。歷史學家托馬斯·本德(Thomas Bender)曾經說過：“一段共同的歷史對於維繫構成國家這一主體的向心力至關重要。”“在其他一切事項中，民族國家是一項集體協議。這一協議的達成在一定程度上是被迫的，其目的是確認共同的歷史是共同的未來的基礎。”
1889年12月在華盛頓參加美國曆史協會年會的官員們
圖為網站文章截圖
圖片來源：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19-02-05/new-americanism-nationalism-jill-lepore
但是在20世紀70年代，美國曆史學界研究國家的熱度在降低。大多數歷史學家開始關注更加宏大，抑或更加細微的事情，不是調查社會群體的經歷和文化，就是在利用全球歷史帶來的巨大優勢。這一轉變帶來了優秀的學術成果。但與此同時，是誰在為生活在美國的人民提供一個清晰的過去和一個可信的未來，即這個國家？是騙子、小丑和暴君。民族主義的不絕如縷，證明了世界上從來不缺少無賴，這些無賴願意用神話和預言、偏見和仇恨來煽動起人們的自我意識和命運意識，也不缺少熱切呼喚暴力的惡棍，他們希望讓舊垃圾袋中的正在潰爛的仇恨情緒傾瀉而出。當歷史學家們放棄對一個國家的研究，當學者們不再試圖為一個民族書寫一部共同的歷史，民族主義不會自然消亡。相反，它會通過吃掉自由主義繼續生存。
也許要恢復一部共同的歷史已經太遲了，要讓歷史學家有所作為也太遲了。但是，除了努力創造一個新的美國曆史——一個可以培育一種新的美國主義的歷史之外，我們還有別的選擇嗎?
國家和州
美國不同於其他國家——每個國家都是不同的，而它的民族主義也與眾不同。回顧一下：一個國家是一個有著共同起源的民族，一個州是一個法治的政治共同體。一個民族國家是一個由法律所管轄的政治共同體，它將具有共同祖先的一個民族團結在一起。當民族國家從城邦、王國和帝國中崛起時，他們通過講述自己起源的故事來剖析自己，這些故事旨在暗示，“法蘭西民族”中的每個人都有共同的祖先，而事實是他們並沒有共同的祖先。正如我在《這些真理》（These Truths）一書中所寫：“通常，民族國家的歷史不過是隱藏了國家與州的銜接處的神話故事。”
但美國的起源可以在這些國家與州的銜接處找到。當美利堅合眾國在1776年宣佈獨立時，它就成了一個獨立的州。但是，是什麼使它成為一個國家的呢?宣揚其人民擁有共同祖先的故事顯然是荒謬的。因為美國人民來自世界各地，此外，在對英國宣戰之後，他們最不想宣揚的就是他們的英國身份。在獨立後很長一段時間內，大多數美國人並不把美國看成一個國家，而是名副其實的國家聯盟。這使得通過憲法的主張變為一場艱難的戰鬥，這也是憲法的擁護者稱自己為“聯邦主義者”的原因。而實際上他們是民族主義者，在某種意義上，他們是在提議用一個全國性的系統來取代《聯邦條例》（the 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下的聯邦系統。約翰·傑伊（John Jay）在《聯邦黨人文集》（The Federalist Papers）的第二篇中堅稱，“上帝樂於把這個連成一片的國家賜予一個團結的民族——這個民族是同一祖先的後裔，語言相通，宗教信仰相同，隸屬於政府的同樣原則，風俗習慣非常相似。”他那是在給自己增加自信。
“把一個州變成一個國家的方式之一就是書寫她自己的歷史”
圖為網站文章截圖
圖片來源：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19-02-05/new-americanism-nationalism-jill-lepore
正是由於缺乏這些相似之處，諾亞·韋伯斯特(Noah Webster)等聯邦主義者才試圖通過敦促美國人採用獨特的拼寫的方式來塑造一個民族性格。1789年，韋伯斯特寫道:“語言和政府都應該是國家性的。”美國應該有她自己的與眾不同的語言和政府。這就促使美國選擇使用“favor”而不是“favour”的拼寫方式。然而，這並沒有使美國成為一個國家。1828年韋伯斯特出版他的不朽之作《美國英語詞典》時，也並沒有將“民族主義”這個詞收錄其中。在19世紀20年代的美國，“民族主義”這個詞既沒有任何意義，也並不流行。直到19世紀40年代，歐洲國家被所謂的“民族時代”浪潮席捲，美國人才開始認為自己屬於一個國家，彼此有共同的命運。
這些事件的進程在國家建設的意義上如此不同尋常，以至於歷史學家戴維·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提出，美國不是一個民族國家。他寫道,“我們所說的民族主義是國家渴望（無論怎樣定義）用各個州去創建的一個獨特混合體，而這個混合體正是我們所說的民族國家。但“還有一個野獸我們可以稱之為國家民族（state-nation）,它早在州的形成之時就已經出現，但那時從任何意義上說，民族意識的發展都還停滯不前。美國可能會被視為後一種情況的一個（或許是唯一一個）引人注目的例子——不是一個民族國家而是一個國家民族。
把一個州變成一個國家的方法之一就是書寫它的歷史。1834年至1874年，班克羅夫特（Bancroft）出版了多達十卷的《美國曆史：從美洲大陸的發現說起》（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From the Discovery of the American Continent），這是美國第一部重要的歷史著作。班克羅夫特（Bancroft）不僅是一位歷史學家，他也是一位政治家。他曾在三任美國總統的政府中任職，包括擔任美國“大陸擴張”時期的國防部長一職。班克羅夫特是天命論的締造者，他寫歷史的目的是使美國的建立看起來似乎是必然結果，美國的發展勢不可擋，美國的歷史悠久古老。他沒有強調美國的英國淵源，而是頌揚美國是一個多元化和世界性的國家，其祖先遍佈世界各地:
“我們的語言起源於印度；我們的宗教來自巴勒斯坦；我們在教會所唱的聖歌，有一些是最早流傳於意大利的，有一些是原本流行在阿拉伯的沙漠上的，還有一些是散落在幼發拉底河的兩岸邊的；我們的藝術源起希臘；我們的法學來自羅馬。”
19世紀的民族主義作為啟蒙運動的產物是自由主義。它建立在類比個人和集體的基礎上。正如美國民族主義理論家漢斯·科恩（Hans Kohn）曾經所寫的：“民族自決的概念即將自由的理想從個人轉移到有機集體，被作為自由主義的旗幟而高舉。”
自由民族主義作為一種理念，從根本上講是具有歷史意義的。19世紀的美國人是在一套關於人權的新思想的背景下來理解民族國家的：即國家的權力保證每個有資格成為公民的人享有同樣的一套不可撤銷的政治權利。後來的馬薩諸塞州參議員查爾斯·薩姆納（Charles Sumner）在1849年提出了這樣的解釋：
“這是每一個人在這片土地上進行每一次重要呼吸的偉大憲章，無論他的條件如何，無論他的父母是誰。他可能是貧窮的，虛弱的，卑微的，或黑人，他可能是白種人，猶太人，印度人，或埃塞俄比亞人，他可能是法國人，德國人，英國人，或愛爾蘭後裔。但在《馬薩諸塞州憲法》（the Constitution of Massachusetts）的面前，所有這些區別都消失了……他是一個人，與他所有的同胞一樣平等。他是國家的孩子之一，國家像公正的父母一樣，平等地對待所有的子女。”
或者，正如那位美國政治哲學家弗朗西斯·利伯(Francis Lieber)所寫的那樣，“沒有一個統一的民族性格，國家就不可能獲得我們進步所必需的政治社會的長期性和連續性。”他出生於普魯士，對薩姆納產生重大的影響。利伯最具影響力的文章《民族主義：一個政治學中的碎片》（Nationalism: A Frag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發表於1860年南北戰爭前夕。
圖為弗朗西斯·利伯(Francis Lieber)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聯邦和邦聯
美國內戰是一場民族國家內兩種對立思想之間的鬥爭。這場鬥爭從未真正結束，它只是趨於緩和。
在南北戰爭前夕的美國，北方人，尤其是北方的廢奴主義者，將（北方的）民族主義和（南方的）地方主義進行了對比。1850年，一位密歇根州國會議員敦促道：“我們必須培養一種民族性的而非地方性的愛國主義。”但南方人也是民族主義者。只不過他們的民族主義現在被稱為“非自由主義”或“種族主義”，而不是北方人的自由的或公民的民族主義。這種區分招致了很多批評，理由是它不過是一種將一種民族主義稱為好的民族主義並把另一種稱為壞的的方式。但是，北方和南方的民族主義實際上是不同的，而美國曆史的大部分戰爭都是這兩種民族主義之間的戰爭。
1848年，美國政治家約翰·C.卡爾霍恩（John C. Calhoun）宣稱：“我們的政府是白人的政府。”他反對讓墨西哥人成為美國公民，“這個政府是我們的父輩在白人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美國政治家斯蒂芬•道格拉斯（Stephen Douglas）也在1858年說“它是白人為了白人及其後代的利益而創造的。”
亞伯拉罕·林肯在黑人廢奴主義者的觀點的基礎上更進一步，揭露了道格拉斯的歷史是虛構的。林肯於1858年在伊利諾伊州的蓋爾斯堡與道格拉斯辯論時，這樣說道：“我相信在世界上所有的記錄中，從《獨立宣言》（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發佈之日回溯三年，這段時間內可能都沒法從任何一個人那得到任何一個證言，說“黑人是不包括在《獨立宣言》中的。“他又繼續說：
“我想，如果我說道格拉斯法官、華盛頓、任何總統、任何國會的議員或者是整個地球上的任何活人曾經這樣說，我可能是在藐視道格拉斯法官，除非出於民主黨涉及農奴制的目前政策的必要性考慮，我不得不偽造這樣的證言。”
不管怎樣，邦聯的創建者們回答說：我們將在白人至上的基礎上制定一部新憲法。1861年，南部邦聯的新當選的副總統亞歷山大·史蒂芬斯（Alexander Stephens）在薩凡納發表了一個講話。在講話中，他解釋了美國背後的想法。“基於種族平等的假設上”的美國憲法——實際上背棄了林肯的論點——但是“我們的新的政府是建立在完全相反的想法上的。它的基礎都是這樣一個偉大的真理：黑人和白人是不平等的；奴隸制之於白人，是合乎自然和道德的。
北方雖然贏得了南北戰爭的勝利，但自由主義和狹隘的民族主義（非自由主義民族主義）之間的鬥爭卻進入了白熱化階段，尤其是在有關美國憲法的第十四修正案和第十五修正案的爭論。這標誌著從自由思想的層面對美國的第二次創建，這些自由思想是關於公民權利和民族國家權力的——即國籍取得的出生地原則、公民的平等權利、(男性的)普選權和對非公民的法律保護。這些重建時期的修正案也引發了關於移民、種族和性別平等以及對公民身份的限制的討論。根據第十四條修正案的規定，在美國出生的中國移民的子女將成為美國公民。但很少有重要政治人物談論到中國移民時持正面態度。來自加利福尼亞州的共和黨國會議員、曾經當過礦工的威廉·希格比(William Higby)所表現出的惡毒偏見就是典型的例子。“中國人只不過是一個異教種族”，希格比在1866年時這樣說。“你不能把他們變成好公民。而第十五修正案的反對者則認為，讓非裔美國人有投票權和讓中國人有美國公民身份都是可恥的。來自肯塔基州的民主黨參議員加勒特·戴維斯（Garrett Davis）憤怒地說:“我不想要黑人組成的政府，我也不想要蒙古人組建的政府。我要的是我們父輩所組成的那樣的白人政府。”
在這場辯論中，最重要的發言來自一個出生在黑奴家庭的人，他為爭取自己的自由，為爭取黑奴的解放、獲得美國公民身份和取得與白人一樣的平等權利而奮鬥了幾十年。1869年，弗雷德裡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在全國各地的聽眾面前發表了美國政治史上最重要也是最不受歡迎的演講之一，他極力主張應該本著“建立一個複合性國家”的精神來批准通過第十四條和第十五條修正案。他說，“在這樣一個問題上，即我們現在單一種族的國家是優於還是劣於由不同種族的人所組成的國家？”如果對人類進步起重要作用的國家是由相似的人組成的，那麼像美國這樣的國家，由不同的人組建起來，包括美洲原住民、非洲人、歐洲人、亞洲人以及各種可能的混合體，又怎麼會是“世界上最傑出的混合民族的例子”呢？
照片中奧巴馬背後的雕塑即為弗雷德裡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2015年12月，時任美國總統的貝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在美國憲法第十三條修正案的150週年紀念典禮上。
圖為網站文章截圖
圖片來源：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19-02-05/new-americanism-nationalism-jill-lepore
對於像希格比這樣反對中國移民和出生公民權的共和黨人，以及像戴維斯這樣反對除白人以外任何人的公民權和投票權的民主黨人，道格拉斯給出了熱情洋溢的回答。對中國人，他的回答是這樣的：“如果你問我，我是否會支持中國人這樣的移民？我回答，我會的。你會讓他們入籍並賦予他們美國公民的所有權利嗎？我會的。你會允許他們投票嗎？我會的。”而對於未來的幾代人和未來移民到美國的人，他這樣說，“我希望這裡不僅是黑人、黑白混血兒和拉丁人種的家園，我也希望亞洲人也能在美國找到一個棲身之處，他們在這裡也能感到賓至如歸、輕鬆自在。這既是為了亞洲移民者的利益，也是為了我們自己的利益。“對道格拉斯來說，進步只能以複合型國家的新形式出現。“我們將用科學和文明的網絡覆蓋一切尋求避風港的人，無論他們是來自亞洲、非洲、抑或是海洋的群島上。”他說：“他們到這裡要服從於於同一法律，說同樣的語言，支持相同的政府，享受同樣的自由，充滿著相同的國家熱情，並尋求相同的國家結果。”這就是道格拉斯的新美國主義。但它並沒有被廣泛接受。
"圖為網站截圖
圖片來源：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
法意導言
民族國家是研究歷史的重要視角和基本論述單位。從美國學者杜贊奇（Prasenjit Duara）的中國學著作《從民族國家中拯救歷史》（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即可看出，正視民族國家的現實問題和歷史脈絡對於書寫一個民族的歷史具有重大意義。本文通過追溯美國曆史的起源和自由民族主義的式微，呼籲美國人不要忘記共同的歷史。原因在於，是民族故事而非同一祖先，使一個國傢俱有凝聚力和向心力。同時，本文提出：自由民族主義是廣闊自由的歷史研究視野的保障，也對培養統一的民族性格、促進長久的國家進步影響深遠。為此，美國人需要建構一種新的美國主義，創造一個新的美國曆史。本文於2019年2月26日更新並發表於《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雜誌。本文作者吉爾·萊波雷（Jill Lepore）是美國哈佛大學的歷史學教授和《紐約客》雜誌（The New Yorker）的獨立撰稿人，她執筆的領域涵蓋了美國曆史、法律、文學和政治。萊波雷有多部著作已經出版並獲獎，其中，《神奇女俠祕史》（The Secret History of Wonder Woman）一書斬獲了2015年的美國曆史圖書獎。她的更多文章和評論可見於《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和《耶魯法律期刊》（Yale Law Journal）等。
新美國主義：
為什麼一個國家需要自己的民族敘事
作者：吉爾·萊波雷（Jill Lepore）
翻譯：劉昭媛
圖為本文作者吉爾·萊波雷（Jill Lepore）
圖片來源：哈佛大學官網
1986年，西裝革履的斯坦福大學歷史學家和普利策獎得主卡爾·德格勒(Carl Degler)發表了一篇主題不同尋常的飯後演講，而非關於菸斗和加冰威士忌。近一個世紀以來，這一演講一直是美國曆史協會(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年度會議晚間項目的爭議之處。真實情況是，德格勒這樣一個溫文爾雅又具有英雄氣概的人，指責他的同事完全是玩忽職守，說他們被民族主義嚇壞了，並放棄了對國家的研究。
圖為卡爾·德格勒(Carl Degler)
圖片來源：http://vcencyclopedia.vassar.edu/faculty/prominent-faculty/carl-degler.html
德格勒當晚在芝加哥說：“我們可以在歷史中含蓄地否認或忽視民族國家的存在，但這將是一段與人們的需求背道而馳的歷史，而這些人生活在民族國家。”他警告說：“如果我們這些歷史學家不能提供一段依據民族國家界定的歷史，那麼別人將接替我們的工作，這些人不那麼富有批判精神或博聞強識。”
這個當時的智者德格勒說，民族國家正在衰落。既然世界已經在向全球化方向發展，為什麼還要研究某個國家呢?民族主義在十九世紀時尚在襁褓中，可在二十世紀上半葉就已經變成了一個怪物。但在二十世紀的下半葉，它已行將就木，像一個跌跌撞撞的可怕幽靈，至少在後殖民國家以外的地方止步不前。歷史學家們似乎相信，如果他們停止研究民族主義，它會更快地因飢餓、忽視和拋棄而死亡。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是一位政治學家而非歷史學家。但他1989年的文章《歷史的終結?》（The End of History?）闡釋了德格勒的觀點。福山在冷戰結束時宣佈，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已經滅亡。作為自由主義最大威脅的怪物——民族主義，在西方已經被“拔掉了尖牙”；而在世界其他地方，它的餘溫尚存，但那不完全是民族主義。福山寫道：“世界上絕大多數的民族主義運動，除了從一些其他的群體或人民中獨立出來的消極願望之外，沒有任何政治綱領，也沒有為社會經濟組織提供任何類似於整體議程的東西。”（不用說，自那以後，他不得不重寫很多內容。在他最近一書中，他談到了俄羅斯的弗拉基米爾·普京(Vladimir Putin)、波蘭的雅羅斯瓦夫·卡欽斯基(Jaroslaw Kaczynski)、匈牙利的維克托·歐爾班(Viktor Orban)、土耳其的雷傑普·塔伊普·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菲律賓的羅德里戈·杜特爾特(Rodrigo Duterte)和美國的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等人“出人意料”的民粹性民族主義。)
福山並不是唯一一個宣稱民族主義已經消亡的人。許多人也這樣斷言。而這正是德格勒所擔心的。
回想一下，民族國家初現雛形時的情景。這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為什麼現代歷史寫作伴隨著民族國家的出現而興起。一個多世紀以來，民族國家一直是歷史研究的核心對象。從19世紀30年代的喬治·班克羅夫特（George Bancroft）到小亞瑟·施萊辛格（Arthur Schlesinger）或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對他們而言，研究美國曆史就意味著研究美國民族。正如歷史學家約翰·海厄姆(John Higham)所說，“從19世紀中葉到20世紀60年代，國家一直是美國曆史的重要主題。”在同一時期內，美國經歷了南北內戰、黑奴解放、家園重建、種族隔離、兩次世界大戰和前所未有的移民浪潮，這些事件使得研究美國民族這項任務更加重要。歷史學家托馬斯·本德(Thomas Bender)曾經說過：“一段共同的歷史對於維繫構成國家這一主體的向心力至關重要。”“在其他一切事項中，民族國家是一項集體協議。這一協議的達成在一定程度上是被迫的，其目的是確認共同的歷史是共同的未來的基礎。”
1889年12月在華盛頓參加美國曆史協會年會的官員們
圖為網站文章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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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20世紀70年代，美國曆史學界研究國家的熱度在降低。大多數歷史學家開始關注更加宏大，抑或更加細微的事情，不是調查社會群體的經歷和文化，就是在利用全球歷史帶來的巨大優勢。這一轉變帶來了優秀的學術成果。但與此同時，是誰在為生活在美國的人民提供一個清晰的過去和一個可信的未來，即這個國家？是騙子、小丑和暴君。民族主義的不絕如縷，證明了世界上從來不缺少無賴，這些無賴願意用神話和預言、偏見和仇恨來煽動起人們的自我意識和命運意識，也不缺少熱切呼喚暴力的惡棍，他們希望讓舊垃圾袋中的正在潰爛的仇恨情緒傾瀉而出。當歷史學家們放棄對一個國家的研究，當學者們不再試圖為一個民族書寫一部共同的歷史，民族主義不會自然消亡。相反，它會通過吃掉自由主義繼續生存。
也許要恢復一部共同的歷史已經太遲了，要讓歷史學家有所作為也太遲了。但是，除了努力創造一個新的美國曆史——一個可以培育一種新的美國主義的歷史之外，我們還有別的選擇嗎?
國家和州
美國不同於其他國家——每個國家都是不同的，而它的民族主義也與眾不同。回顧一下：一個國家是一個有著共同起源的民族，一個州是一個法治的政治共同體。一個民族國家是一個由法律所管轄的政治共同體，它將具有共同祖先的一個民族團結在一起。當民族國家從城邦、王國和帝國中崛起時，他們通過講述自己起源的故事來剖析自己，這些故事旨在暗示，“法蘭西民族”中的每個人都有共同的祖先，而事實是他們並沒有共同的祖先。正如我在《這些真理》（These Truths）一書中所寫：“通常，民族國家的歷史不過是隱藏了國家與州的銜接處的神話故事。”
但美國的起源可以在這些國家與州的銜接處找到。當美利堅合眾國在1776年宣佈獨立時，它就成了一個獨立的州。但是，是什麼使它成為一個國家的呢?宣揚其人民擁有共同祖先的故事顯然是荒謬的。因為美國人民來自世界各地，此外，在對英國宣戰之後，他們最不想宣揚的就是他們的英國身份。在獨立後很長一段時間內，大多數美國人並不把美國看成一個國家，而是名副其實的國家聯盟。這使得通過憲法的主張變為一場艱難的戰鬥，這也是憲法的擁護者稱自己為“聯邦主義者”的原因。而實際上他們是民族主義者，在某種意義上，他們是在提議用一個全國性的系統來取代《聯邦條例》（the 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下的聯邦系統。約翰·傑伊（John Jay）在《聯邦黨人文集》（The Federalist Papers）的第二篇中堅稱，“上帝樂於把這個連成一片的國家賜予一個團結的民族——這個民族是同一祖先的後裔，語言相通，宗教信仰相同，隸屬於政府的同樣原則，風俗習慣非常相似。”他那是在給自己增加自信。
“把一個州變成一個國家的方式之一就是書寫她自己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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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於缺乏這些相似之處，諾亞·韋伯斯特(Noah Webster)等聯邦主義者才試圖通過敦促美國人採用獨特的拼寫的方式來塑造一個民族性格。1789年，韋伯斯特寫道:“語言和政府都應該是國家性的。”美國應該有她自己的與眾不同的語言和政府。這就促使美國選擇使用“favor”而不是“favour”的拼寫方式。然而，這並沒有使美國成為一個國家。1828年韋伯斯特出版他的不朽之作《美國英語詞典》時，也並沒有將“民族主義”這個詞收錄其中。在19世紀20年代的美國，“民族主義”這個詞既沒有任何意義，也並不流行。直到19世紀40年代，歐洲國家被所謂的“民族時代”浪潮席捲，美國人才開始認為自己屬於一個國家，彼此有共同的命運。
這些事件的進程在國家建設的意義上如此不同尋常，以至於歷史學家戴維·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提出，美國不是一個民族國家。他寫道,“我們所說的民族主義是國家渴望（無論怎樣定義）用各個州去創建的一個獨特混合體，而這個混合體正是我們所說的民族國家。但“還有一個野獸我們可以稱之為國家民族（state-nation）,它早在州的形成之時就已經出現，但那時從任何意義上說，民族意識的發展都還停滯不前。美國可能會被視為後一種情況的一個（或許是唯一一個）引人注目的例子——不是一個民族國家而是一個國家民族。
把一個州變成一個國家的方法之一就是書寫它的歷史。1834年至1874年，班克羅夫特（Bancroft）出版了多達十卷的《美國曆史：從美洲大陸的發現說起》（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From the Discovery of the American Continent），這是美國第一部重要的歷史著作。班克羅夫特（Bancroft）不僅是一位歷史學家，他也是一位政治家。他曾在三任美國總統的政府中任職，包括擔任美國“大陸擴張”時期的國防部長一職。班克羅夫特是天命論的締造者，他寫歷史的目的是使美國的建立看起來似乎是必然結果，美國的發展勢不可擋，美國的歷史悠久古老。他沒有強調美國的英國淵源，而是頌揚美國是一個多元化和世界性的國家，其祖先遍佈世界各地:
“我們的語言起源於印度；我們的宗教來自巴勒斯坦；我們在教會所唱的聖歌，有一些是最早流傳於意大利的，有一些是原本流行在阿拉伯的沙漠上的，還有一些是散落在幼發拉底河的兩岸邊的；我們的藝術源起希臘；我們的法學來自羅馬。”
19世紀的民族主義作為啟蒙運動的產物是自由主義。它建立在類比個人和集體的基礎上。正如美國民族主義理論家漢斯·科恩（Hans Kohn）曾經所寫的：“民族自決的概念即將自由的理想從個人轉移到有機集體，被作為自由主義的旗幟而高舉。”
自由民族主義作為一種理念，從根本上講是具有歷史意義的。19世紀的美國人是在一套關於人權的新思想的背景下來理解民族國家的：即國家的權力保證每個有資格成為公民的人享有同樣的一套不可撤銷的政治權利。後來的馬薩諸塞州參議員查爾斯·薩姆納（Charles Sumner）在1849年提出了這樣的解釋：
“這是每一個人在這片土地上進行每一次重要呼吸的偉大憲章，無論他的條件如何，無論他的父母是誰。他可能是貧窮的，虛弱的，卑微的，或黑人，他可能是白種人，猶太人，印度人，或埃塞俄比亞人，他可能是法國人，德國人，英國人，或愛爾蘭後裔。但在《馬薩諸塞州憲法》（the Constitution of Massachusetts）的面前，所有這些區別都消失了……他是一個人，與他所有的同胞一樣平等。他是國家的孩子之一，國家像公正的父母一樣，平等地對待所有的子女。”
或者，正如那位美國政治哲學家弗朗西斯·利伯(Francis Lieber)所寫的那樣，“沒有一個統一的民族性格，國家就不可能獲得我們進步所必需的政治社會的長期性和連續性。”他出生於普魯士，對薩姆納產生重大的影響。利伯最具影響力的文章《民族主義：一個政治學中的碎片》（Nationalism: A Frag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發表於1860年南北戰爭前夕。
圖為弗朗西斯·利伯(Francis Lieber)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聯邦和邦聯
美國內戰是一場民族國家內兩種對立思想之間的鬥爭。這場鬥爭從未真正結束，它只是趨於緩和。
在南北戰爭前夕的美國，北方人，尤其是北方的廢奴主義者，將（北方的）民族主義和（南方的）地方主義進行了對比。1850年，一位密歇根州國會議員敦促道：“我們必須培養一種民族性的而非地方性的愛國主義。”但南方人也是民族主義者。只不過他們的民族主義現在被稱為“非自由主義”或“種族主義”，而不是北方人的自由的或公民的民族主義。這種區分招致了很多批評，理由是它不過是一種將一種民族主義稱為好的民族主義並把另一種稱為壞的的方式。但是，北方和南方的民族主義實際上是不同的，而美國曆史的大部分戰爭都是這兩種民族主義之間的戰爭。
1848年，美國政治家約翰·C.卡爾霍恩（John C. Calhoun）宣稱：“我們的政府是白人的政府。”他反對讓墨西哥人成為美國公民，“這個政府是我們的父輩在白人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美國政治家斯蒂芬•道格拉斯（Stephen Douglas）也在1858年說“它是白人為了白人及其後代的利益而創造的。”
亞伯拉罕·林肯在黑人廢奴主義者的觀點的基礎上更進一步，揭露了道格拉斯的歷史是虛構的。林肯於1858年在伊利諾伊州的蓋爾斯堡與道格拉斯辯論時，這樣說道：“我相信在世界上所有的記錄中，從《獨立宣言》（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發佈之日回溯三年，這段時間內可能都沒法從任何一個人那得到任何一個證言，說“黑人是不包括在《獨立宣言》中的。“他又繼續說：
“我想，如果我說道格拉斯法官、華盛頓、任何總統、任何國會的議員或者是整個地球上的任何活人曾經這樣說，我可能是在藐視道格拉斯法官，除非出於民主黨涉及農奴制的目前政策的必要性考慮，我不得不偽造這樣的證言。”
不管怎樣，邦聯的創建者們回答說：我們將在白人至上的基礎上制定一部新憲法。1861年，南部邦聯的新當選的副總統亞歷山大·史蒂芬斯（Alexander Stephens）在薩凡納發表了一個講話。在講話中，他解釋了美國背後的想法。“基於種族平等的假設上”的美國憲法——實際上背棄了林肯的論點——但是“我們的新的政府是建立在完全相反的想法上的。它的基礎都是這樣一個偉大的真理：黑人和白人是不平等的；奴隸制之於白人，是合乎自然和道德的。
北方雖然贏得了南北戰爭的勝利，但自由主義和狹隘的民族主義（非自由主義民族主義）之間的鬥爭卻進入了白熱化階段，尤其是在有關美國憲法的第十四修正案和第十五修正案的爭論。這標誌著從自由思想的層面對美國的第二次創建，這些自由思想是關於公民權利和民族國家權力的——即國籍取得的出生地原則、公民的平等權利、(男性的)普選權和對非公民的法律保護。這些重建時期的修正案也引發了關於移民、種族和性別平等以及對公民身份的限制的討論。根據第十四條修正案的規定，在美國出生的中國移民的子女將成為美國公民。但很少有重要政治人物談論到中國移民時持正面態度。來自加利福尼亞州的共和黨國會議員、曾經當過礦工的威廉·希格比(William Higby)所表現出的惡毒偏見就是典型的例子。“中國人只不過是一個異教種族”，希格比在1866年時這樣說。“你不能把他們變成好公民。而第十五修正案的反對者則認為，讓非裔美國人有投票權和讓中國人有美國公民身份都是可恥的。來自肯塔基州的民主黨參議員加勒特·戴維斯（Garrett Davis）憤怒地說:“我不想要黑人組成的政府，我也不想要蒙古人組建的政府。我要的是我們父輩所組成的那樣的白人政府。”
在這場辯論中，最重要的發言來自一個出生在黑奴家庭的人，他為爭取自己的自由，為爭取黑奴的解放、獲得美國公民身份和取得與白人一樣的平等權利而奮鬥了幾十年。1869年，弗雷德裡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在全國各地的聽眾面前發表了美國政治史上最重要也是最不受歡迎的演講之一，他極力主張應該本著“建立一個複合性國家”的精神來批准通過第十四條和第十五條修正案。他說，“在這樣一個問題上，即我們現在單一種族的國家是優於還是劣於由不同種族的人所組成的國家？”如果對人類進步起重要作用的國家是由相似的人組成的，那麼像美國這樣的國家，由不同的人組建起來，包括美洲原住民、非洲人、歐洲人、亞洲人以及各種可能的混合體，又怎麼會是“世界上最傑出的混合民族的例子”呢？
照片中奧巴馬背後的雕塑即為弗雷德裡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2015年12月，時任美國總統的貝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在美國憲法第十三條修正案的150週年紀念典禮上。
圖為網站文章截圖
圖片來源：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19-02-05/new-americanism-nationalism-jill-lepore
對於像希格比這樣反對中國移民和出生公民權的共和黨人，以及像戴維斯這樣反對除白人以外任何人的公民權和投票權的民主黨人，道格拉斯給出了熱情洋溢的回答。對中國人，他的回答是這樣的：“如果你問我，我是否會支持中國人這樣的移民？我回答，我會的。你會讓他們入籍並賦予他們美國公民的所有權利嗎？我會的。你會允許他們投票嗎？我會的。”而對於未來的幾代人和未來移民到美國的人，他這樣說，“我希望這裡不僅是黑人、黑白混血兒和拉丁人種的家園，我也希望亞洲人也能在美國找到一個棲身之處，他們在這裡也能感到賓至如歸、輕鬆自在。這既是為了亞洲移民者的利益，也是為了我們自己的利益。“對道格拉斯來說，進步只能以複合型國家的新形式出現。“我們將用科學和文明的網絡覆蓋一切尋求避風港的人，無論他們是來自亞洲、非洲、抑或是海洋的群島上。”他說：“他們到這裡要服從於於同一法律，說同樣的語言，支持相同的政府，享受同樣的自由，充滿著相同的國家熱情，並尋求相同的國家結果。”這就是道格拉斯的新美國主義。但它並沒有被廣泛接受。
圖為W.E.B.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歷史學家和民權運動家W.E.B.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在1935年寫道，黑奴解放與國家重建是“這個世界所見的為實現民主而做出的最傑出的努力”。但這種努力遭到了那些將美國重新團結起來的北方白人和南方白人的背叛，他們編造了一個故事，說這場戰爭根本不是一場關於奴隸制的戰爭，而僅僅是國家和各州之間的鬥爭。杜波依斯不無痛苦地寫道：“我們正處在這樣的人的領導下，他們為了維持現在的和平，願意付出扭曲既往事實的代價。”道格拉斯的新美國主義就這樣被遺忘了。杜波依斯對美國曆史的看法也遭遇了同樣的事情。
國家的歷史
美國曆史協會（The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成立於1884年——是在法國哲學家歐內斯特·勒南（Ernest Renan）完成他的成名作《什麼是國家？》（What Is a Nation?）的兩年後，民族主義正在發生轉變，從自由主義轉向非自由主義，包括德國的民族主義在內，其轉變標誌是俾斯麥(Bismarck)“鐵血政策”。這種變化的一個驅動因素是大眾政治的出現，歷史學家埃裡克•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曾寫道，在大眾政治的條件下，民族國家“在某種程度上依賴於普通公民的參與，而這在以前是無法想象的”。這“將‘國家’的問題以及公民對他所認為的‘國家’、‘國籍’或其他對忠誠而言處於核心位置的感情，置於政治議程的首位。”
這種轉變始於19世紀80年代，當時美國頒佈了吉姆•克勞法(Jim Crow law)（歧視黑人的法律），限制移民制度也隨之興起，第一部限制移民的聯邦法律《排華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於1882年通過。這兩部法律都違背了憲法的第十四條和第十五條修正案的所做承諾和憲法保障。領導反對私刑運動的艾達·B. 威爾斯（Ida B. Wells）和1892年成立中國平等權利聯盟(Chinese Equal Rights League)的王金福(Wong Chin Foo)等運動領袖，一直在為使第十四條和第十五條修正案的承諾變為現實而努力奮鬥。王金福堅稱，“我們主張與所有其他民族擁有共同的權利。”
"圖為網站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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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意導言
民族國家是研究歷史的重要視角和基本論述單位。從美國學者杜贊奇（Prasenjit Duara）的中國學著作《從民族國家中拯救歷史》（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即可看出，正視民族國家的現實問題和歷史脈絡對於書寫一個民族的歷史具有重大意義。本文通過追溯美國曆史的起源和自由民族主義的式微，呼籲美國人不要忘記共同的歷史。原因在於，是民族故事而非同一祖先，使一個國傢俱有凝聚力和向心力。同時，本文提出：自由民族主義是廣闊自由的歷史研究視野的保障，也對培養統一的民族性格、促進長久的國家進步影響深遠。為此，美國人需要建構一種新的美國主義，創造一個新的美國曆史。本文於2019年2月26日更新並發表於《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雜誌。本文作者吉爾·萊波雷（Jill Lepore）是美國哈佛大學的歷史學教授和《紐約客》雜誌（The New Yorker）的獨立撰稿人，她執筆的領域涵蓋了美國曆史、法律、文學和政治。萊波雷有多部著作已經出版並獲獎，其中，《神奇女俠祕史》（The Secret History of Wonder Woman）一書斬獲了2015年的美國曆史圖書獎。她的更多文章和評論可見於《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和《耶魯法律期刊》（Yale Law Journal）等。
新美國主義：
為什麼一個國家需要自己的民族敘事
作者：吉爾·萊波雷（Jill Lepore）
翻譯：劉昭媛
圖為本文作者吉爾·萊波雷（Jill Lepore）
圖片來源：哈佛大學官網
1986年，西裝革履的斯坦福大學歷史學家和普利策獎得主卡爾·德格勒(Carl Degler)發表了一篇主題不同尋常的飯後演講，而非關於菸斗和加冰威士忌。近一個世紀以來，這一演講一直是美國曆史協會(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年度會議晚間項目的爭議之處。真實情況是，德格勒這樣一個溫文爾雅又具有英雄氣概的人，指責他的同事完全是玩忽職守，說他們被民族主義嚇壞了，並放棄了對國家的研究。
圖為卡爾·德格勒(Carl Degler)
圖片來源：http://vcencyclopedia.vassar.edu/faculty/prominent-faculty/carl-degler.html
德格勒當晚在芝加哥說：“我們可以在歷史中含蓄地否認或忽視民族國家的存在，但這將是一段與人們的需求背道而馳的歷史，而這些人生活在民族國家。”他警告說：“如果我們這些歷史學家不能提供一段依據民族國家界定的歷史，那麼別人將接替我們的工作，這些人不那麼富有批判精神或博聞強識。”
這個當時的智者德格勒說，民族國家正在衰落。既然世界已經在向全球化方向發展，為什麼還要研究某個國家呢?民族主義在十九世紀時尚在襁褓中，可在二十世紀上半葉就已經變成了一個怪物。但在二十世紀的下半葉，它已行將就木，像一個跌跌撞撞的可怕幽靈，至少在後殖民國家以外的地方止步不前。歷史學家們似乎相信，如果他們停止研究民族主義，它會更快地因飢餓、忽視和拋棄而死亡。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是一位政治學家而非歷史學家。但他1989年的文章《歷史的終結?》（The End of History?）闡釋了德格勒的觀點。福山在冷戰結束時宣佈，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已經滅亡。作為自由主義最大威脅的怪物——民族主義，在西方已經被“拔掉了尖牙”；而在世界其他地方，它的餘溫尚存，但那不完全是民族主義。福山寫道：“世界上絕大多數的民族主義運動，除了從一些其他的群體或人民中獨立出來的消極願望之外，沒有任何政治綱領，也沒有為社會經濟組織提供任何類似於整體議程的東西。”（不用說，自那以後，他不得不重寫很多內容。在他最近一書中，他談到了俄羅斯的弗拉基米爾·普京(Vladimir Putin)、波蘭的雅羅斯瓦夫·卡欽斯基(Jaroslaw Kaczynski)、匈牙利的維克托·歐爾班(Viktor Orban)、土耳其的雷傑普·塔伊普·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菲律賓的羅德里戈·杜特爾特(Rodrigo Duterte)和美國的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等人“出人意料”的民粹性民族主義。)
福山並不是唯一一個宣稱民族主義已經消亡的人。許多人也這樣斷言。而這正是德格勒所擔心的。
回想一下，民族國家初現雛形時的情景。這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為什麼現代歷史寫作伴隨著民族國家的出現而興起。一個多世紀以來，民族國家一直是歷史研究的核心對象。從19世紀30年代的喬治·班克羅夫特（George Bancroft）到小亞瑟·施萊辛格（Arthur Schlesinger）或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對他們而言，研究美國曆史就意味著研究美國民族。正如歷史學家約翰·海厄姆(John Higham)所說，“從19世紀中葉到20世紀60年代，國家一直是美國曆史的重要主題。”在同一時期內，美國經歷了南北內戰、黑奴解放、家園重建、種族隔離、兩次世界大戰和前所未有的移民浪潮，這些事件使得研究美國民族這項任務更加重要。歷史學家托馬斯·本德(Thomas Bender)曾經說過：“一段共同的歷史對於維繫構成國家這一主體的向心力至關重要。”“在其他一切事項中，民族國家是一項集體協議。這一協議的達成在一定程度上是被迫的，其目的是確認共同的歷史是共同的未來的基礎。”
1889年12月在華盛頓參加美國曆史協會年會的官員們
圖為網站文章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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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20世紀70年代，美國曆史學界研究國家的熱度在降低。大多數歷史學家開始關注更加宏大，抑或更加細微的事情，不是調查社會群體的經歷和文化，就是在利用全球歷史帶來的巨大優勢。這一轉變帶來了優秀的學術成果。但與此同時，是誰在為生活在美國的人民提供一個清晰的過去和一個可信的未來，即這個國家？是騙子、小丑和暴君。民族主義的不絕如縷，證明了世界上從來不缺少無賴，這些無賴願意用神話和預言、偏見和仇恨來煽動起人們的自我意識和命運意識，也不缺少熱切呼喚暴力的惡棍，他們希望讓舊垃圾袋中的正在潰爛的仇恨情緒傾瀉而出。當歷史學家們放棄對一個國家的研究，當學者們不再試圖為一個民族書寫一部共同的歷史，民族主義不會自然消亡。相反，它會通過吃掉自由主義繼續生存。
也許要恢復一部共同的歷史已經太遲了，要讓歷史學家有所作為也太遲了。但是，除了努力創造一個新的美國曆史——一個可以培育一種新的美國主義的歷史之外，我們還有別的選擇嗎?
國家和州
美國不同於其他國家——每個國家都是不同的，而它的民族主義也與眾不同。回顧一下：一個國家是一個有著共同起源的民族，一個州是一個法治的政治共同體。一個民族國家是一個由法律所管轄的政治共同體，它將具有共同祖先的一個民族團結在一起。當民族國家從城邦、王國和帝國中崛起時，他們通過講述自己起源的故事來剖析自己，這些故事旨在暗示，“法蘭西民族”中的每個人都有共同的祖先，而事實是他們並沒有共同的祖先。正如我在《這些真理》（These Truths）一書中所寫：“通常，民族國家的歷史不過是隱藏了國家與州的銜接處的神話故事。”
但美國的起源可以在這些國家與州的銜接處找到。當美利堅合眾國在1776年宣佈獨立時，它就成了一個獨立的州。但是，是什麼使它成為一個國家的呢?宣揚其人民擁有共同祖先的故事顯然是荒謬的。因為美國人民來自世界各地，此外，在對英國宣戰之後，他們最不想宣揚的就是他們的英國身份。在獨立後很長一段時間內，大多數美國人並不把美國看成一個國家，而是名副其實的國家聯盟。這使得通過憲法的主張變為一場艱難的戰鬥，這也是憲法的擁護者稱自己為“聯邦主義者”的原因。而實際上他們是民族主義者，在某種意義上，他們是在提議用一個全國性的系統來取代《聯邦條例》（the 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下的聯邦系統。約翰·傑伊（John Jay）在《聯邦黨人文集》（The Federalist Papers）的第二篇中堅稱，“上帝樂於把這個連成一片的國家賜予一個團結的民族——這個民族是同一祖先的後裔，語言相通，宗教信仰相同，隸屬於政府的同樣原則，風俗習慣非常相似。”他那是在給自己增加自信。
“把一個州變成一個國家的方式之一就是書寫她自己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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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於缺乏這些相似之處，諾亞·韋伯斯特(Noah Webster)等聯邦主義者才試圖通過敦促美國人採用獨特的拼寫的方式來塑造一個民族性格。1789年，韋伯斯特寫道:“語言和政府都應該是國家性的。”美國應該有她自己的與眾不同的語言和政府。這就促使美國選擇使用“favor”而不是“favour”的拼寫方式。然而，這並沒有使美國成為一個國家。1828年韋伯斯特出版他的不朽之作《美國英語詞典》時，也並沒有將“民族主義”這個詞收錄其中。在19世紀20年代的美國，“民族主義”這個詞既沒有任何意義，也並不流行。直到19世紀40年代，歐洲國家被所謂的“民族時代”浪潮席捲，美國人才開始認為自己屬於一個國家，彼此有共同的命運。
這些事件的進程在國家建設的意義上如此不同尋常，以至於歷史學家戴維·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提出，美國不是一個民族國家。他寫道,“我們所說的民族主義是國家渴望（無論怎樣定義）用各個州去創建的一個獨特混合體，而這個混合體正是我們所說的民族國家。但“還有一個野獸我們可以稱之為國家民族（state-nation）,它早在州的形成之時就已經出現，但那時從任何意義上說，民族意識的發展都還停滯不前。美國可能會被視為後一種情況的一個（或許是唯一一個）引人注目的例子——不是一個民族國家而是一個國家民族。
把一個州變成一個國家的方法之一就是書寫它的歷史。1834年至1874年，班克羅夫特（Bancroft）出版了多達十卷的《美國曆史：從美洲大陸的發現說起》（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From the Discovery of the American Continent），這是美國第一部重要的歷史著作。班克羅夫特（Bancroft）不僅是一位歷史學家，他也是一位政治家。他曾在三任美國總統的政府中任職，包括擔任美國“大陸擴張”時期的國防部長一職。班克羅夫特是天命論的締造者，他寫歷史的目的是使美國的建立看起來似乎是必然結果，美國的發展勢不可擋，美國的歷史悠久古老。他沒有強調美國的英國淵源，而是頌揚美國是一個多元化和世界性的國家，其祖先遍佈世界各地:
“我們的語言起源於印度；我們的宗教來自巴勒斯坦；我們在教會所唱的聖歌，有一些是最早流傳於意大利的，有一些是原本流行在阿拉伯的沙漠上的，還有一些是散落在幼發拉底河的兩岸邊的；我們的藝術源起希臘；我們的法學來自羅馬。”
19世紀的民族主義作為啟蒙運動的產物是自由主義。它建立在類比個人和集體的基礎上。正如美國民族主義理論家漢斯·科恩（Hans Kohn）曾經所寫的：“民族自決的概念即將自由的理想從個人轉移到有機集體，被作為自由主義的旗幟而高舉。”
自由民族主義作為一種理念，從根本上講是具有歷史意義的。19世紀的美國人是在一套關於人權的新思想的背景下來理解民族國家的：即國家的權力保證每個有資格成為公民的人享有同樣的一套不可撤銷的政治權利。後來的馬薩諸塞州參議員查爾斯·薩姆納（Charles Sumner）在1849年提出了這樣的解釋：
“這是每一個人在這片土地上進行每一次重要呼吸的偉大憲章，無論他的條件如何，無論他的父母是誰。他可能是貧窮的，虛弱的，卑微的，或黑人，他可能是白種人，猶太人，印度人，或埃塞俄比亞人，他可能是法國人，德國人，英國人，或愛爾蘭後裔。但在《馬薩諸塞州憲法》（the Constitution of Massachusetts）的面前，所有這些區別都消失了……他是一個人，與他所有的同胞一樣平等。他是國家的孩子之一，國家像公正的父母一樣，平等地對待所有的子女。”
或者，正如那位美國政治哲學家弗朗西斯·利伯(Francis Lieber)所寫的那樣，“沒有一個統一的民族性格，國家就不可能獲得我們進步所必需的政治社會的長期性和連續性。”他出生於普魯士，對薩姆納產生重大的影響。利伯最具影響力的文章《民族主義：一個政治學中的碎片》（Nationalism: A Frag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發表於1860年南北戰爭前夕。
圖為弗朗西斯·利伯(Francis Lieber)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聯邦和邦聯
美國內戰是一場民族國家內兩種對立思想之間的鬥爭。這場鬥爭從未真正結束，它只是趨於緩和。
在南北戰爭前夕的美國，北方人，尤其是北方的廢奴主義者，將（北方的）民族主義和（南方的）地方主義進行了對比。1850年，一位密歇根州國會議員敦促道：“我們必須培養一種民族性的而非地方性的愛國主義。”但南方人也是民族主義者。只不過他們的民族主義現在被稱為“非自由主義”或“種族主義”，而不是北方人的自由的或公民的民族主義。這種區分招致了很多批評，理由是它不過是一種將一種民族主義稱為好的民族主義並把另一種稱為壞的的方式。但是，北方和南方的民族主義實際上是不同的，而美國曆史的大部分戰爭都是這兩種民族主義之間的戰爭。
1848年，美國政治家約翰·C.卡爾霍恩（John C. Calhoun）宣稱：“我們的政府是白人的政府。”他反對讓墨西哥人成為美國公民，“這個政府是我們的父輩在白人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美國政治家斯蒂芬•道格拉斯（Stephen Douglas）也在1858年說“它是白人為了白人及其後代的利益而創造的。”
亞伯拉罕·林肯在黑人廢奴主義者的觀點的基礎上更進一步，揭露了道格拉斯的歷史是虛構的。林肯於1858年在伊利諾伊州的蓋爾斯堡與道格拉斯辯論時，這樣說道：“我相信在世界上所有的記錄中，從《獨立宣言》（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發佈之日回溯三年，這段時間內可能都沒法從任何一個人那得到任何一個證言，說“黑人是不包括在《獨立宣言》中的。“他又繼續說：
“我想，如果我說道格拉斯法官、華盛頓、任何總統、任何國會的議員或者是整個地球上的任何活人曾經這樣說，我可能是在藐視道格拉斯法官，除非出於民主黨涉及農奴制的目前政策的必要性考慮，我不得不偽造這樣的證言。”
不管怎樣，邦聯的創建者們回答說：我們將在白人至上的基礎上制定一部新憲法。1861年，南部邦聯的新當選的副總統亞歷山大·史蒂芬斯（Alexander Stephens）在薩凡納發表了一個講話。在講話中，他解釋了美國背後的想法。“基於種族平等的假設上”的美國憲法——實際上背棄了林肯的論點——但是“我們的新的政府是建立在完全相反的想法上的。它的基礎都是這樣一個偉大的真理：黑人和白人是不平等的；奴隸制之於白人，是合乎自然和道德的。
北方雖然贏得了南北戰爭的勝利，但自由主義和狹隘的民族主義（非自由主義民族主義）之間的鬥爭卻進入了白熱化階段，尤其是在有關美國憲法的第十四修正案和第十五修正案的爭論。這標誌著從自由思想的層面對美國的第二次創建，這些自由思想是關於公民權利和民族國家權力的——即國籍取得的出生地原則、公民的平等權利、(男性的)普選權和對非公民的法律保護。這些重建時期的修正案也引發了關於移民、種族和性別平等以及對公民身份的限制的討論。根據第十四條修正案的規定，在美國出生的中國移民的子女將成為美國公民。但很少有重要政治人物談論到中國移民時持正面態度。來自加利福尼亞州的共和黨國會議員、曾經當過礦工的威廉·希格比(William Higby)所表現出的惡毒偏見就是典型的例子。“中國人只不過是一個異教種族”，希格比在1866年時這樣說。“你不能把他們變成好公民。而第十五修正案的反對者則認為，讓非裔美國人有投票權和讓中國人有美國公民身份都是可恥的。來自肯塔基州的民主黨參議員加勒特·戴維斯（Garrett Davis）憤怒地說:“我不想要黑人組成的政府，我也不想要蒙古人組建的政府。我要的是我們父輩所組成的那樣的白人政府。”
在這場辯論中，最重要的發言來自一個出生在黑奴家庭的人，他為爭取自己的自由，為爭取黑奴的解放、獲得美國公民身份和取得與白人一樣的平等權利而奮鬥了幾十年。1869年，弗雷德裡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在全國各地的聽眾面前發表了美國政治史上最重要也是最不受歡迎的演講之一，他極力主張應該本著“建立一個複合性國家”的精神來批准通過第十四條和第十五條修正案。他說，“在這樣一個問題上，即我們現在單一種族的國家是優於還是劣於由不同種族的人所組成的國家？”如果對人類進步起重要作用的國家是由相似的人組成的，那麼像美國這樣的國家，由不同的人組建起來，包括美洲原住民、非洲人、歐洲人、亞洲人以及各種可能的混合體，又怎麼會是“世界上最傑出的混合民族的例子”呢？
照片中奧巴馬背後的雕塑即為弗雷德裡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2015年12月，時任美國總統的貝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在美國憲法第十三條修正案的150週年紀念典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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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像希格比這樣反對中國移民和出生公民權的共和黨人，以及像戴維斯這樣反對除白人以外任何人的公民權和投票權的民主黨人，道格拉斯給出了熱情洋溢的回答。對中國人，他的回答是這樣的：“如果你問我，我是否會支持中國人這樣的移民？我回答，我會的。你會讓他們入籍並賦予他們美國公民的所有權利嗎？我會的。你會允許他們投票嗎？我會的。”而對於未來的幾代人和未來移民到美國的人，他這樣說，“我希望這裡不僅是黑人、黑白混血兒和拉丁人種的家園，我也希望亞洲人也能在美國找到一個棲身之處，他們在這裡也能感到賓至如歸、輕鬆自在。這既是為了亞洲移民者的利益，也是為了我們自己的利益。“對道格拉斯來說，進步只能以複合型國家的新形式出現。“我們將用科學和文明的網絡覆蓋一切尋求避風港的人，無論他們是來自亞洲、非洲、抑或是海洋的群島上。”他說：“他們到這裡要服從於於同一法律，說同樣的語言，支持相同的政府，享受同樣的自由，充滿著相同的國家熱情，並尋求相同的國家結果。”這就是道格拉斯的新美國主義。但它並沒有被廣泛接受。
圖為W.E.B.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歷史學家和民權運動家W.E.B.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在1935年寫道，黑奴解放與國家重建是“這個世界所見的為實現民主而做出的最傑出的努力”。但這種努力遭到了那些將美國重新團結起來的北方白人和南方白人的背叛，他們編造了一個故事，說這場戰爭根本不是一場關於奴隸制的戰爭，而僅僅是國家和各州之間的鬥爭。杜波依斯不無痛苦地寫道：“我們正處在這樣的人的領導下，他們為了維持現在的和平，願意付出扭曲既往事實的代價。”道格拉斯的新美國主義就這樣被遺忘了。杜波依斯對美國曆史的看法也遭遇了同樣的事情。
國家的歷史
美國曆史協會（The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成立於1884年——是在法國哲學家歐內斯特·勒南（Ernest Renan）完成他的成名作《什麼是國家？》（What Is a Nation?）的兩年後，民族主義正在發生轉變，從自由主義轉向非自由主義，包括德國的民族主義在內，其轉變標誌是俾斯麥(Bismarck)“鐵血政策”。這種變化的一個驅動因素是大眾政治的出現，歷史學家埃裡克•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曾寫道，在大眾政治的條件下，民族國家“在某種程度上依賴於普通公民的參與，而這在以前是無法想象的”。這“將‘國家’的問題以及公民對他所認為的‘國家’、‘國籍’或其他對忠誠而言處於核心位置的感情，置於政治議程的首位。”
這種轉變始於19世紀80年代，當時美國頒佈了吉姆•克勞法(Jim Crow law)（歧視黑人的法律），限制移民制度也隨之興起，第一部限制移民的聯邦法律《排華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於1882年通過。這兩部法律都違背了憲法的第十四條和第十五條修正案的所做承諾和憲法保障。領導反對私刑運動的艾達·B. 威爾斯（Ida B. Wells）和1892年成立中國平等權利聯盟(Chinese Equal Rights League)的王金福(Wong Chin Foo)等運動領袖，一直在為使第十四條和第十五條修正案的承諾變為現實而努力奮鬥。王金福堅稱，“我們主張與所有其他民族擁有共同的權利。”
“民族主義變得越醜陋和越狹隘，自由主義者就越相信自由民族主義是不可能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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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那些年在美國曆史協會(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年會上發表演講的白人對討論種族隔離、黑人被剝奪公民權或移民限制等問題毫無興趣。弗雷德裡克·傑克遜·特納（Frederick Jackson Turner）把歷史學家的注意力轉移到了邊疆。其他人則思考民粹主義和社會主義帶來的挑戰。進步時代的歷史學家解釋說，美國這個國家是“民主與特權、窮人與富人、農民與壟斷者、工人與企業，有時也是自由土地所有者與奴隸主之間”衝突的產物。”德格勒這樣說。許多協會的主席，尤其是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都為後來被稱為“邦聯失敗的事業”而哀悼。所有這些都提供了省略了種族不平等的起源和持久性的國家歷史。
與此同時，民族主義發生了變化，從20世紀10年代開始，尤其是20世紀30年代。民族主義變得越醜陋狹隘，自由主義者就越相信自由民族主義是不可能存在的。在美國，民族主義主要表現為經濟上的保護主義和外交上的孤立主義。1917年，反對美國捲入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出版業巨頭威廉·倫道夫·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開始呼籲“美國優先”。在1938年時他也採取了同樣的立場，堅稱“美國人應該保持我們偉大而獨立的國家的傳統政策——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美國本來就是獨立的。”
在美國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前幾年裡，甚至有邊緣群體支持希特勒：查爾斯·考夫林（Charles Coughlin）是一位牧師和一位廣受歡迎的廣播員，與總統候選人關係密切，他通過廣播宣揚反猶太主義和對希特勒和納粹黨的崇拜，並號召他的聽眾組成一個新的政黨基督教陣線。1939年，大約2萬名美國人，聚集在裝飾著納粹黨徽和美國國旗的麥迪遜廣場花園（Madison Square Garden），其中一些人穿著納粹制服，廣場上張貼的海報上寫著“真正美國主義的大規模示威”並譴責羅斯福新政是“猶太人的協議”。希特勒本人對南部聯盟表示欽佩，並對“建立在奴隸制和不平等原則基礎上的偉大的新社會秩序的開端被戰爭摧毀”這件事表示遺憾。作為擴大美國內部分歧、削弱美國決心的運動的一部分，納粹在種族歧視的美國南方地區進行的宣傳，呼籲廢除第十四和第十五條憲法修正案。
“美國優先”的支持者查爾斯•林德伯格（Charles Lindbergh）並非無足輕重，他的民族主義建立在地理的基礎上，他憑藉獨自飛越大西洋而一舉成名。1939年，他說：“只要看一眼地圖，就能知道我們真正的邊界在哪裡。”“除了東邊的大西洋和西邊的太平洋，我們還能要求什麼呢?”（1940年，富蘭克林·羅斯福（Franklin Roosevelt）這位總統如此迴應。他宣佈美國是“一個孤島”的夢想，實際是一場噩夢，“人們住在監獄中，戴著鐐銬，飢腸轆轆，每天被充滿蔑視又毫無惻隱之心的其他大陸的統治者隔著鐵柵欄餵食。”）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曆史學家把美國的歷史寫成一個共識的故事，按照政治學家路易斯·哈茨（Louis Hartz）的說法，這是一種不變的“美國自由主義的傳統”，這一傳統似乎將一直延續到一個不變的自由主義的未來。施萊辛格（Schlesinger）在1949年寫道，自由主義者佔據了美國政治的“重要中心”。這些歷史學家有許多盲點——他們對尤其是保守主義和原教旨主義的勢力視而不見——但他們仍然在美國民族和美國人民的歷史方面提供了一個廣闊而自由的視野。
《返古溯今：塑造現代美國的力量》（Out of Our Past: The Forces That Shaped Modern America），20世紀最新的也是最好的單冊通俗美國曆史書，由德格勒於1959年所寫。這本書塑造了現代美國的力量：一個令人驚歎又席捲一切的記述，該記述極大程度上受到杜波依斯的影響，它把種族、奴隸制、種族隔離和公民權利放在故事的核心地位，與自由、權利、革命、自由和平等處於同樣的位置上。令人驚訝的是，這是德格勒的第一本書，但這也是德格勒的最後一本書。
國家歷史的衰退
如果說對國家的熱愛是美國曆史學家在19世紀研究過去的動力，那麼對民族主義的仇恨則是美國曆史學家在20世紀下半葉遠離民族主義的原因。
民族主義是一種計謀、詭計和虛構，這是早就顯而易見的。二戰後，當美國總統哈利·杜魯門（Harry Truman）正幫助建立後來被稱為“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秩序的時候，國際主義者開始預言民族國家的終結。哈佛大學政治學家魯伯特·愛默生（Rupert Emerson）宣稱，“民族和民族國家是原子時代的時代錯誤”。到了20世紀60年代，民族主義似乎比時代錯誤還要糟糕。與此同時，隨著越南戰爭的爆發，美國曆史學家停下了對民族國家研究的腳步，部分原因是害怕與美國外交政策和國內政治壓迫政權的暴行沆瀣一氣。2002年，本德（Bender）在《重新思考全球化時代的美國曆史》（Rethinking American History in a Global Age）一書中指出：“歷史寫作和教學的專業實踐作為國家創造的附屬品蓬勃發展。美國不僅對其大力支持，而且還提供了一批懂得欣賞的聽眾。”“直到最近，”他繼續說，“由於民族國家地位的不確定，人們才認識到，歷史作為一門專業學科是其本身實質性敘述的一部分，同時根本沒有充分意識到這種循環的意義。”從那以後，歷史學家的自我意識只能越來越強，到了癱瘓的地步。如果民族主義是一種病態，那麼這種觀點就會認為，民族歷史的書寫是它的表現之一，只不過是另一種形式的神話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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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意導言
民族國家是研究歷史的重要視角和基本論述單位。從美國學者杜贊奇（Prasenjit Duara）的中國學著作《從民族國家中拯救歷史》（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即可看出，正視民族國家的現實問題和歷史脈絡對於書寫一個民族的歷史具有重大意義。本文通過追溯美國曆史的起源和自由民族主義的式微，呼籲美國人不要忘記共同的歷史。原因在於，是民族故事而非同一祖先，使一個國傢俱有凝聚力和向心力。同時，本文提出：自由民族主義是廣闊自由的歷史研究視野的保障，也對培養統一的民族性格、促進長久的國家進步影響深遠。為此，美國人需要建構一種新的美國主義，創造一個新的美國曆史。本文於2019年2月26日更新並發表於《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雜誌。本文作者吉爾·萊波雷（Jill Lepore）是美國哈佛大學的歷史學教授和《紐約客》雜誌（The New Yorker）的獨立撰稿人，她執筆的領域涵蓋了美國曆史、法律、文學和政治。萊波雷有多部著作已經出版並獲獎，其中，《神奇女俠祕史》（The Secret History of Wonder Woman）一書斬獲了2015年的美國曆史圖書獎。她的更多文章和評論可見於《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和《耶魯法律期刊》（Yale Law Journal）等。
新美國主義：
為什麼一個國家需要自己的民族敘事
作者：吉爾·萊波雷（Jill Lepore）
翻譯：劉昭媛
圖為本文作者吉爾·萊波雷（Jill Lepore）
圖片來源：哈佛大學官網
1986年，西裝革履的斯坦福大學歷史學家和普利策獎得主卡爾·德格勒(Carl Degler)發表了一篇主題不同尋常的飯後演講，而非關於菸斗和加冰威士忌。近一個世紀以來，這一演講一直是美國曆史協會(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年度會議晚間項目的爭議之處。真實情況是，德格勒這樣一個溫文爾雅又具有英雄氣概的人，指責他的同事完全是玩忽職守，說他們被民族主義嚇壞了，並放棄了對國家的研究。
圖為卡爾·德格勒(Carl Degler)
圖片來源：http://vcencyclopedia.vassar.edu/faculty/prominent-faculty/carl-degler.html
德格勒當晚在芝加哥說：“我們可以在歷史中含蓄地否認或忽視民族國家的存在，但這將是一段與人們的需求背道而馳的歷史，而這些人生活在民族國家。”他警告說：“如果我們這些歷史學家不能提供一段依據民族國家界定的歷史，那麼別人將接替我們的工作，這些人不那麼富有批判精神或博聞強識。”
這個當時的智者德格勒說，民族國家正在衰落。既然世界已經在向全球化方向發展，為什麼還要研究某個國家呢?民族主義在十九世紀時尚在襁褓中，可在二十世紀上半葉就已經變成了一個怪物。但在二十世紀的下半葉，它已行將就木，像一個跌跌撞撞的可怕幽靈，至少在後殖民國家以外的地方止步不前。歷史學家們似乎相信，如果他們停止研究民族主義，它會更快地因飢餓、忽視和拋棄而死亡。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是一位政治學家而非歷史學家。但他1989年的文章《歷史的終結?》（The End of History?）闡釋了德格勒的觀點。福山在冷戰結束時宣佈，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已經滅亡。作為自由主義最大威脅的怪物——民族主義，在西方已經被“拔掉了尖牙”；而在世界其他地方，它的餘溫尚存，但那不完全是民族主義。福山寫道：“世界上絕大多數的民族主義運動，除了從一些其他的群體或人民中獨立出來的消極願望之外，沒有任何政治綱領，也沒有為社會經濟組織提供任何類似於整體議程的東西。”（不用說，自那以後，他不得不重寫很多內容。在他最近一書中，他談到了俄羅斯的弗拉基米爾·普京(Vladimir Putin)、波蘭的雅羅斯瓦夫·卡欽斯基(Jaroslaw Kaczynski)、匈牙利的維克托·歐爾班(Viktor Orban)、土耳其的雷傑普·塔伊普·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菲律賓的羅德里戈·杜特爾特(Rodrigo Duterte)和美國的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等人“出人意料”的民粹性民族主義。)
福山並不是唯一一個宣稱民族主義已經消亡的人。許多人也這樣斷言。而這正是德格勒所擔心的。
回想一下，民族國家初現雛形時的情景。這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為什麼現代歷史寫作伴隨著民族國家的出現而興起。一個多世紀以來，民族國家一直是歷史研究的核心對象。從19世紀30年代的喬治·班克羅夫特（George Bancroft）到小亞瑟·施萊辛格（Arthur Schlesinger）或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對他們而言，研究美國曆史就意味著研究美國民族。正如歷史學家約翰·海厄姆(John Higham)所說，“從19世紀中葉到20世紀60年代，國家一直是美國曆史的重要主題。”在同一時期內，美國經歷了南北內戰、黑奴解放、家園重建、種族隔離、兩次世界大戰和前所未有的移民浪潮，這些事件使得研究美國民族這項任務更加重要。歷史學家托馬斯·本德(Thomas Bender)曾經說過：“一段共同的歷史對於維繫構成國家這一主體的向心力至關重要。”“在其他一切事項中，民族國家是一項集體協議。這一協議的達成在一定程度上是被迫的，其目的是確認共同的歷史是共同的未來的基礎。”
1889年12月在華盛頓參加美國曆史協會年會的官員們
圖為網站文章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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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20世紀70年代，美國曆史學界研究國家的熱度在降低。大多數歷史學家開始關注更加宏大，抑或更加細微的事情，不是調查社會群體的經歷和文化，就是在利用全球歷史帶來的巨大優勢。這一轉變帶來了優秀的學術成果。但與此同時，是誰在為生活在美國的人民提供一個清晰的過去和一個可信的未來，即這個國家？是騙子、小丑和暴君。民族主義的不絕如縷，證明了世界上從來不缺少無賴，這些無賴願意用神話和預言、偏見和仇恨來煽動起人們的自我意識和命運意識，也不缺少熱切呼喚暴力的惡棍，他們希望讓舊垃圾袋中的正在潰爛的仇恨情緒傾瀉而出。當歷史學家們放棄對一個國家的研究，當學者們不再試圖為一個民族書寫一部共同的歷史，民族主義不會自然消亡。相反，它會通過吃掉自由主義繼續生存。
也許要恢復一部共同的歷史已經太遲了，要讓歷史學家有所作為也太遲了。但是，除了努力創造一個新的美國曆史——一個可以培育一種新的美國主義的歷史之外，我們還有別的選擇嗎?
國家和州
美國不同於其他國家——每個國家都是不同的，而它的民族主義也與眾不同。回顧一下：一個國家是一個有著共同起源的民族，一個州是一個法治的政治共同體。一個民族國家是一個由法律所管轄的政治共同體，它將具有共同祖先的一個民族團結在一起。當民族國家從城邦、王國和帝國中崛起時，他們通過講述自己起源的故事來剖析自己，這些故事旨在暗示，“法蘭西民族”中的每個人都有共同的祖先，而事實是他們並沒有共同的祖先。正如我在《這些真理》（These Truths）一書中所寫：“通常，民族國家的歷史不過是隱藏了國家與州的銜接處的神話故事。”
但美國的起源可以在這些國家與州的銜接處找到。當美利堅合眾國在1776年宣佈獨立時，它就成了一個獨立的州。但是，是什麼使它成為一個國家的呢?宣揚其人民擁有共同祖先的故事顯然是荒謬的。因為美國人民來自世界各地，此外，在對英國宣戰之後，他們最不想宣揚的就是他們的英國身份。在獨立後很長一段時間內，大多數美國人並不把美國看成一個國家，而是名副其實的國家聯盟。這使得通過憲法的主張變為一場艱難的戰鬥，這也是憲法的擁護者稱自己為“聯邦主義者”的原因。而實際上他們是民族主義者，在某種意義上，他們是在提議用一個全國性的系統來取代《聯邦條例》（the 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下的聯邦系統。約翰·傑伊（John Jay）在《聯邦黨人文集》（The Federalist Papers）的第二篇中堅稱，“上帝樂於把這個連成一片的國家賜予一個團結的民族——這個民族是同一祖先的後裔，語言相通，宗教信仰相同，隸屬於政府的同樣原則，風俗習慣非常相似。”他那是在給自己增加自信。
“把一個州變成一個國家的方式之一就是書寫她自己的歷史”
圖為網站文章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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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於缺乏這些相似之處，諾亞·韋伯斯特(Noah Webster)等聯邦主義者才試圖通過敦促美國人採用獨特的拼寫的方式來塑造一個民族性格。1789年，韋伯斯特寫道:“語言和政府都應該是國家性的。”美國應該有她自己的與眾不同的語言和政府。這就促使美國選擇使用“favor”而不是“favour”的拼寫方式。然而，這並沒有使美國成為一個國家。1828年韋伯斯特出版他的不朽之作《美國英語詞典》時，也並沒有將“民族主義”這個詞收錄其中。在19世紀20年代的美國，“民族主義”這個詞既沒有任何意義，也並不流行。直到19世紀40年代，歐洲國家被所謂的“民族時代”浪潮席捲，美國人才開始認為自己屬於一個國家，彼此有共同的命運。
這些事件的進程在國家建設的意義上如此不同尋常，以至於歷史學家戴維·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提出，美國不是一個民族國家。他寫道,“我們所說的民族主義是國家渴望（無論怎樣定義）用各個州去創建的一個獨特混合體，而這個混合體正是我們所說的民族國家。但“還有一個野獸我們可以稱之為國家民族（state-nation）,它早在州的形成之時就已經出現，但那時從任何意義上說，民族意識的發展都還停滯不前。美國可能會被視為後一種情況的一個（或許是唯一一個）引人注目的例子——不是一個民族國家而是一個國家民族。
把一個州變成一個國家的方法之一就是書寫它的歷史。1834年至1874年，班克羅夫特（Bancroft）出版了多達十卷的《美國曆史：從美洲大陸的發現說起》（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From the Discovery of the American Continent），這是美國第一部重要的歷史著作。班克羅夫特（Bancroft）不僅是一位歷史學家，他也是一位政治家。他曾在三任美國總統的政府中任職，包括擔任美國“大陸擴張”時期的國防部長一職。班克羅夫特是天命論的締造者，他寫歷史的目的是使美國的建立看起來似乎是必然結果，美國的發展勢不可擋，美國的歷史悠久古老。他沒有強調美國的英國淵源，而是頌揚美國是一個多元化和世界性的國家，其祖先遍佈世界各地:
“我們的語言起源於印度；我們的宗教來自巴勒斯坦；我們在教會所唱的聖歌，有一些是最早流傳於意大利的，有一些是原本流行在阿拉伯的沙漠上的，還有一些是散落在幼發拉底河的兩岸邊的；我們的藝術源起希臘；我們的法學來自羅馬。”
19世紀的民族主義作為啟蒙運動的產物是自由主義。它建立在類比個人和集體的基礎上。正如美國民族主義理論家漢斯·科恩（Hans Kohn）曾經所寫的：“民族自決的概念即將自由的理想從個人轉移到有機集體，被作為自由主義的旗幟而高舉。”
自由民族主義作為一種理念，從根本上講是具有歷史意義的。19世紀的美國人是在一套關於人權的新思想的背景下來理解民族國家的：即國家的權力保證每個有資格成為公民的人享有同樣的一套不可撤銷的政治權利。後來的馬薩諸塞州參議員查爾斯·薩姆納（Charles Sumner）在1849年提出了這樣的解釋：
“這是每一個人在這片土地上進行每一次重要呼吸的偉大憲章，無論他的條件如何，無論他的父母是誰。他可能是貧窮的，虛弱的，卑微的，或黑人，他可能是白種人，猶太人，印度人，或埃塞俄比亞人，他可能是法國人，德國人，英國人，或愛爾蘭後裔。但在《馬薩諸塞州憲法》（the Constitution of Massachusetts）的面前，所有這些區別都消失了……他是一個人，與他所有的同胞一樣平等。他是國家的孩子之一，國家像公正的父母一樣，平等地對待所有的子女。”
或者，正如那位美國政治哲學家弗朗西斯·利伯(Francis Lieber)所寫的那樣，“沒有一個統一的民族性格，國家就不可能獲得我們進步所必需的政治社會的長期性和連續性。”他出生於普魯士，對薩姆納產生重大的影響。利伯最具影響力的文章《民族主義：一個政治學中的碎片》（Nationalism: A Frag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發表於1860年南北戰爭前夕。
圖為弗朗西斯·利伯(Francis Lieber)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聯邦和邦聯
美國內戰是一場民族國家內兩種對立思想之間的鬥爭。這場鬥爭從未真正結束，它只是趨於緩和。
在南北戰爭前夕的美國，北方人，尤其是北方的廢奴主義者，將（北方的）民族主義和（南方的）地方主義進行了對比。1850年，一位密歇根州國會議員敦促道：“我們必須培養一種民族性的而非地方性的愛國主義。”但南方人也是民族主義者。只不過他們的民族主義現在被稱為“非自由主義”或“種族主義”，而不是北方人的自由的或公民的民族主義。這種區分招致了很多批評，理由是它不過是一種將一種民族主義稱為好的民族主義並把另一種稱為壞的的方式。但是，北方和南方的民族主義實際上是不同的，而美國曆史的大部分戰爭都是這兩種民族主義之間的戰爭。
1848年，美國政治家約翰·C.卡爾霍恩（John C. Calhoun）宣稱：“我們的政府是白人的政府。”他反對讓墨西哥人成為美國公民，“這個政府是我們的父輩在白人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美國政治家斯蒂芬•道格拉斯（Stephen Douglas）也在1858年說“它是白人為了白人及其後代的利益而創造的。”
亞伯拉罕·林肯在黑人廢奴主義者的觀點的基礎上更進一步，揭露了道格拉斯的歷史是虛構的。林肯於1858年在伊利諾伊州的蓋爾斯堡與道格拉斯辯論時，這樣說道：“我相信在世界上所有的記錄中，從《獨立宣言》（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發佈之日回溯三年，這段時間內可能都沒法從任何一個人那得到任何一個證言，說“黑人是不包括在《獨立宣言》中的。“他又繼續說：
“我想，如果我說道格拉斯法官、華盛頓、任何總統、任何國會的議員或者是整個地球上的任何活人曾經這樣說，我可能是在藐視道格拉斯法官，除非出於民主黨涉及農奴制的目前政策的必要性考慮，我不得不偽造這樣的證言。”
不管怎樣，邦聯的創建者們回答說：我們將在白人至上的基礎上制定一部新憲法。1861年，南部邦聯的新當選的副總統亞歷山大·史蒂芬斯（Alexander Stephens）在薩凡納發表了一個講話。在講話中，他解釋了美國背後的想法。“基於種族平等的假設上”的美國憲法——實際上背棄了林肯的論點——但是“我們的新的政府是建立在完全相反的想法上的。它的基礎都是這樣一個偉大的真理：黑人和白人是不平等的；奴隸制之於白人，是合乎自然和道德的。
北方雖然贏得了南北戰爭的勝利，但自由主義和狹隘的民族主義（非自由主義民族主義）之間的鬥爭卻進入了白熱化階段，尤其是在有關美國憲法的第十四修正案和第十五修正案的爭論。這標誌著從自由思想的層面對美國的第二次創建，這些自由思想是關於公民權利和民族國家權力的——即國籍取得的出生地原則、公民的平等權利、(男性的)普選權和對非公民的法律保護。這些重建時期的修正案也引發了關於移民、種族和性別平等以及對公民身份的限制的討論。根據第十四條修正案的規定，在美國出生的中國移民的子女將成為美國公民。但很少有重要政治人物談論到中國移民時持正面態度。來自加利福尼亞州的共和黨國會議員、曾經當過礦工的威廉·希格比(William Higby)所表現出的惡毒偏見就是典型的例子。“中國人只不過是一個異教種族”，希格比在1866年時這樣說。“你不能把他們變成好公民。而第十五修正案的反對者則認為，讓非裔美國人有投票權和讓中國人有美國公民身份都是可恥的。來自肯塔基州的民主黨參議員加勒特·戴維斯（Garrett Davis）憤怒地說:“我不想要黑人組成的政府，我也不想要蒙古人組建的政府。我要的是我們父輩所組成的那樣的白人政府。”
在這場辯論中，最重要的發言來自一個出生在黑奴家庭的人，他為爭取自己的自由，為爭取黑奴的解放、獲得美國公民身份和取得與白人一樣的平等權利而奮鬥了幾十年。1869年，弗雷德裡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在全國各地的聽眾面前發表了美國政治史上最重要也是最不受歡迎的演講之一，他極力主張應該本著“建立一個複合性國家”的精神來批准通過第十四條和第十五條修正案。他說，“在這樣一個問題上，即我們現在單一種族的國家是優於還是劣於由不同種族的人所組成的國家？”如果對人類進步起重要作用的國家是由相似的人組成的，那麼像美國這樣的國家，由不同的人組建起來，包括美洲原住民、非洲人、歐洲人、亞洲人以及各種可能的混合體，又怎麼會是“世界上最傑出的混合民族的例子”呢？
照片中奧巴馬背後的雕塑即為弗雷德裡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2015年12月，時任美國總統的貝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在美國憲法第十三條修正案的150週年紀念典禮上。
圖為網站文章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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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像希格比這樣反對中國移民和出生公民權的共和黨人，以及像戴維斯這樣反對除白人以外任何人的公民權和投票權的民主黨人，道格拉斯給出了熱情洋溢的回答。對中國人，他的回答是這樣的：“如果你問我，我是否會支持中國人這樣的移民？我回答，我會的。你會讓他們入籍並賦予他們美國公民的所有權利嗎？我會的。你會允許他們投票嗎？我會的。”而對於未來的幾代人和未來移民到美國的人，他這樣說，“我希望這裡不僅是黑人、黑白混血兒和拉丁人種的家園，我也希望亞洲人也能在美國找到一個棲身之處，他們在這裡也能感到賓至如歸、輕鬆自在。這既是為了亞洲移民者的利益，也是為了我們自己的利益。“對道格拉斯來說，進步只能以複合型國家的新形式出現。“我們將用科學和文明的網絡覆蓋一切尋求避風港的人，無論他們是來自亞洲、非洲、抑或是海洋的群島上。”他說：“他們到這裡要服從於於同一法律，說同樣的語言，支持相同的政府，享受同樣的自由，充滿著相同的國家熱情，並尋求相同的國家結果。”這就是道格拉斯的新美國主義。但它並沒有被廣泛接受。
圖為W.E.B.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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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學家和民權運動家W.E.B.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在1935年寫道，黑奴解放與國家重建是“這個世界所見的為實現民主而做出的最傑出的努力”。但這種努力遭到了那些將美國重新團結起來的北方白人和南方白人的背叛，他們編造了一個故事，說這場戰爭根本不是一場關於奴隸制的戰爭，而僅僅是國家和各州之間的鬥爭。杜波依斯不無痛苦地寫道：“我們正處在這樣的人的領導下，他們為了維持現在的和平，願意付出扭曲既往事實的代價。”道格拉斯的新美國主義就這樣被遺忘了。杜波依斯對美國曆史的看法也遭遇了同樣的事情。
國家的歷史
美國曆史協會（The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成立於1884年——是在法國哲學家歐內斯特·勒南（Ernest Renan）完成他的成名作《什麼是國家？》（What Is a Nation?）的兩年後，民族主義正在發生轉變，從自由主義轉向非自由主義，包括德國的民族主義在內，其轉變標誌是俾斯麥(Bismarck)“鐵血政策”。這種變化的一個驅動因素是大眾政治的出現，歷史學家埃裡克•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曾寫道，在大眾政治的條件下，民族國家“在某種程度上依賴於普通公民的參與，而這在以前是無法想象的”。這“將‘國家’的問題以及公民對他所認為的‘國家’、‘國籍’或其他對忠誠而言處於核心位置的感情，置於政治議程的首位。”
這種轉變始於19世紀80年代，當時美國頒佈了吉姆•克勞法(Jim Crow law)（歧視黑人的法律），限制移民制度也隨之興起，第一部限制移民的聯邦法律《排華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於1882年通過。這兩部法律都違背了憲法的第十四條和第十五條修正案的所做承諾和憲法保障。領導反對私刑運動的艾達·B. 威爾斯（Ida B. Wells）和1892年成立中國平等權利聯盟(Chinese Equal Rights League)的王金福(Wong Chin Foo)等運動領袖，一直在為使第十四條和第十五條修正案的承諾變為現實而努力奮鬥。王金福堅稱，“我們主張與所有其他民族擁有共同的權利。”
“民族主義變得越醜陋和越狹隘，自由主義者就越相信自由民族主義是不可能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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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那些年在美國曆史協會(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年會上發表演講的白人對討論種族隔離、黑人被剝奪公民權或移民限制等問題毫無興趣。弗雷德裡克·傑克遜·特納（Frederick Jackson Turner）把歷史學家的注意力轉移到了邊疆。其他人則思考民粹主義和社會主義帶來的挑戰。進步時代的歷史學家解釋說，美國這個國家是“民主與特權、窮人與富人、農民與壟斷者、工人與企業，有時也是自由土地所有者與奴隸主之間”衝突的產物。”德格勒這樣說。許多協會的主席，尤其是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都為後來被稱為“邦聯失敗的事業”而哀悼。所有這些都提供了省略了種族不平等的起源和持久性的國家歷史。
與此同時，民族主義發生了變化，從20世紀10年代開始，尤其是20世紀30年代。民族主義變得越醜陋狹隘，自由主義者就越相信自由民族主義是不可能存在的。在美國，民族主義主要表現為經濟上的保護主義和外交上的孤立主義。1917年，反對美國捲入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出版業巨頭威廉·倫道夫·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開始呼籲“美國優先”。在1938年時他也採取了同樣的立場，堅稱“美國人應該保持我們偉大而獨立的國家的傳統政策——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美國本來就是獨立的。”
在美國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前幾年裡，甚至有邊緣群體支持希特勒：查爾斯·考夫林（Charles Coughlin）是一位牧師和一位廣受歡迎的廣播員，與總統候選人關係密切，他通過廣播宣揚反猶太主義和對希特勒和納粹黨的崇拜，並號召他的聽眾組成一個新的政黨基督教陣線。1939年，大約2萬名美國人，聚集在裝飾著納粹黨徽和美國國旗的麥迪遜廣場花園（Madison Square Garden），其中一些人穿著納粹制服，廣場上張貼的海報上寫著“真正美國主義的大規模示威”並譴責羅斯福新政是“猶太人的協議”。希特勒本人對南部聯盟表示欽佩，並對“建立在奴隸制和不平等原則基礎上的偉大的新社會秩序的開端被戰爭摧毀”這件事表示遺憾。作為擴大美國內部分歧、削弱美國決心的運動的一部分，納粹在種族歧視的美國南方地區進行的宣傳，呼籲廢除第十四和第十五條憲法修正案。
“美國優先”的支持者查爾斯•林德伯格（Charles Lindbergh）並非無足輕重，他的民族主義建立在地理的基礎上，他憑藉獨自飛越大西洋而一舉成名。1939年，他說：“只要看一眼地圖，就能知道我們真正的邊界在哪裡。”“除了東邊的大西洋和西邊的太平洋，我們還能要求什麼呢?”（1940年，富蘭克林·羅斯福（Franklin Roosevelt）這位總統如此迴應。他宣佈美國是“一個孤島”的夢想，實際是一場噩夢，“人們住在監獄中，戴著鐐銬，飢腸轆轆，每天被充滿蔑視又毫無惻隱之心的其他大陸的統治者隔著鐵柵欄餵食。”）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曆史學家把美國的歷史寫成一個共識的故事，按照政治學家路易斯·哈茨（Louis Hartz）的說法，這是一種不變的“美國自由主義的傳統”，這一傳統似乎將一直延續到一個不變的自由主義的未來。施萊辛格（Schlesinger）在1949年寫道，自由主義者佔據了美國政治的“重要中心”。這些歷史學家有許多盲點——他們對尤其是保守主義和原教旨主義的勢力視而不見——但他們仍然在美國民族和美國人民的歷史方面提供了一個廣闊而自由的視野。
《返古溯今：塑造現代美國的力量》（Out of Our Past: The Forces That Shaped Modern America），20世紀最新的也是最好的單冊通俗美國曆史書，由德格勒於1959年所寫。這本書塑造了現代美國的力量：一個令人驚歎又席捲一切的記述，該記述極大程度上受到杜波依斯的影響，它把種族、奴隸制、種族隔離和公民權利放在故事的核心地位，與自由、權利、革命、自由和平等處於同樣的位置上。令人驚訝的是，這是德格勒的第一本書，但這也是德格勒的最後一本書。
國家歷史的衰退
如果說對國家的熱愛是美國曆史學家在19世紀研究過去的動力，那麼對民族主義的仇恨則是美國曆史學家在20世紀下半葉遠離民族主義的原因。
民族主義是一種計謀、詭計和虛構，這是早就顯而易見的。二戰後，當美國總統哈利·杜魯門（Harry Truman）正幫助建立後來被稱為“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秩序的時候，國際主義者開始預言民族國家的終結。哈佛大學政治學家魯伯特·愛默生（Rupert Emerson）宣稱，“民族和民族國家是原子時代的時代錯誤”。到了20世紀60年代，民族主義似乎比時代錯誤還要糟糕。與此同時，隨著越南戰爭的爆發，美國曆史學家停下了對民族國家研究的腳步，部分原因是害怕與美國外交政策和國內政治壓迫政權的暴行沆瀣一氣。2002年，本德（Bender）在《重新思考全球化時代的美國曆史》（Rethinking American History in a Global Age）一書中指出：“歷史寫作和教學的專業實踐作為國家創造的附屬品蓬勃發展。美國不僅對其大力支持，而且還提供了一批懂得欣賞的聽眾。”“直到最近，”他繼續說，“由於民族國家地位的不確定，人們才認識到，歷史作為一門專業學科是其本身實質性敘述的一部分，同時根本沒有充分意識到這種循環的意義。”從那以後，歷史學家的自我意識只能越來越強，到了癱瘓的地步。如果民族主義是一種病態，那麼這種觀點就會認為，民族歷史的書寫是它的表現之一，只不過是另一種形式的神話創造。
“如果說對國家的熱愛是美國曆史學家在19世紀研究過去的動力，那麼對民族主義的仇恨則是美國曆史學家在20世紀下半葉遠離民族主義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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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還有別的事情正在發生。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婦女和有色人種進入歷史研究的行業，他們書寫內涵豐富、具有革命意味又令人耳目一新的歷史，提出各式各樣的問題又得出迥然不同的結論。歷史學者的數量激增，人員組成上也變得無比豐富，而且他們精明老練。在一個歧視黑人的年代，許多年長的歷史學家對這項學術的價值提出了質疑。德格勒沒有如此；相反，他為此做出了貢獻。大多數寫種族問題的歷史學家都不是白人，而大多數寫女性問題的歷史學家都不是男性。但是德格勒身為一個白種男人，卻是全國婦女組織（the 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Women）的兩位男性創始人之一。1972年他還憑藉《非黑非白》（Neither Black nor White）一書獲得了普利策獎。不過，和海厄姆一樣，他也擔心大多數新的美國曆史研究“不是關於美國，而是僅僅發生在美國”。
1986年，當德格勒從他的椅子上站起來，並在美國曆史協會的成員面前發表演講時，美國的許多歷史學家已經開始提倡一種歷史世界主義，他們寫的是全球歷史而不是國家歷史。德格勒對此沒有太多的耐心。此後幾年，波斯尼亞內戰爆發後，政治哲學家邁克爾·沃爾澤(Michael Walzer)冷酷地宣佈，“部落已經回來了。”它們從未離開過。它們只會讓歷史學家更難發現，因為歷史學家們不再真正地去尋找。
一個新的美國曆史
書寫民族歷史固然產生了許多問題，但不書寫民族歷史會帶來更多的問題，而後者帶來的問題更糟。
一個新的美國主義和一個新的美國曆史會是什麼樣子?它們可能看起來很像道格拉斯想象的複合民族主義和杜波依斯寫的思路清晰的歷史。他們可能以1869年道格拉斯對美國實驗及其挑戰的描述為出發點：
一個建立在正義的基礎上的政府承認所有人的平等權利；除了自身存在必需的和法律制裁需要的權力，除了自然、理性和人民定期確定的意願之外，不要求更高的公共權力; 堅決拒絕損害任何宗教信仰、家庭的利益或者從對其的服務中獲取利益——對世界上大多數政府以及我們自己中的一些心胸狹隘和固執己見的人來說是一個長期令人反感的事物。
在冷戰結束時，一些評論家得出這樣的結論：美國的實驗以勝利告終，美國即全世界。但美國的實驗實際上並沒有結束。一個建立在革命和普遍權利基礎上的國家將永遠與混亂和特殊主義勢力作鬥爭。一個在矛盾中誕生的民族將永遠為其歷史的意義而鬥爭。但這並不意味著歷史毫無意義，也不意味著任何人都可以對此袖手旁觀。
“現在的美國曆史並不試圖回答任何重大問題，”德格勒在大約30年前對他的聽眾這樣說。他警告說，如果美國曆史學家不開始詢問和回答這類問題，其他人會這麼做的。他們將呼應卡爾霍恩（Calhoun），道格拉斯（Douglas）和考夫林神父（Father Coughlin）。他們將哀嘆“美國的大屠殺”。他們將稱移民為“動物”並把其他國家稱為“狗屁國家”。他們將採用“美國第一”的口號。他們將說他們能“讓美國再次偉大”。他們將稱自己為“民族主義者”。他們的歷史將是虛無的。他們將說只有他們愛這個國家。歷史將證明，他們錯了。
"圖為網站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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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意導言
民族國家是研究歷史的重要視角和基本論述單位。從美國學者杜贊奇（Prasenjit Duara）的中國學著作《從民族國家中拯救歷史》（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即可看出，正視民族國家的現實問題和歷史脈絡對於書寫一個民族的歷史具有重大意義。本文通過追溯美國曆史的起源和自由民族主義的式微，呼籲美國人不要忘記共同的歷史。原因在於，是民族故事而非同一祖先，使一個國傢俱有凝聚力和向心力。同時，本文提出：自由民族主義是廣闊自由的歷史研究視野的保障，也對培養統一的民族性格、促進長久的國家進步影響深遠。為此，美國人需要建構一種新的美國主義，創造一個新的美國曆史。本文於2019年2月26日更新並發表於《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雜誌。本文作者吉爾·萊波雷（Jill Lepore）是美國哈佛大學的歷史學教授和《紐約客》雜誌（The New Yorker）的獨立撰稿人，她執筆的領域涵蓋了美國曆史、法律、文學和政治。萊波雷有多部著作已經出版並獲獎，其中，《神奇女俠祕史》（The Secret History of Wonder Woman）一書斬獲了2015年的美國曆史圖書獎。她的更多文章和評論可見於《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和《耶魯法律期刊》（Yale Law Journal）等。
新美國主義：
為什麼一個國家需要自己的民族敘事
作者：吉爾·萊波雷（Jill Lepore）
翻譯：劉昭媛
圖為本文作者吉爾·萊波雷（Jill Lepore）
圖片來源：哈佛大學官網
1986年，西裝革履的斯坦福大學歷史學家和普利策獎得主卡爾·德格勒(Carl Degler)發表了一篇主題不同尋常的飯後演講，而非關於菸斗和加冰威士忌。近一個世紀以來，這一演講一直是美國曆史協會(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年度會議晚間項目的爭議之處。真實情況是，德格勒這樣一個溫文爾雅又具有英雄氣概的人，指責他的同事完全是玩忽職守，說他們被民族主義嚇壞了，並放棄了對國家的研究。
圖為卡爾·德格勒(Carl Degler)
圖片來源：http://vcencyclopedia.vassar.edu/faculty/prominent-faculty/carl-degler.html
德格勒當晚在芝加哥說：“我們可以在歷史中含蓄地否認或忽視民族國家的存在，但這將是一段與人們的需求背道而馳的歷史，而這些人生活在民族國家。”他警告說：“如果我們這些歷史學家不能提供一段依據民族國家界定的歷史，那麼別人將接替我們的工作，這些人不那麼富有批判精神或博聞強識。”
這個當時的智者德格勒說，民族國家正在衰落。既然世界已經在向全球化方向發展，為什麼還要研究某個國家呢?民族主義在十九世紀時尚在襁褓中，可在二十世紀上半葉就已經變成了一個怪物。但在二十世紀的下半葉，它已行將就木，像一個跌跌撞撞的可怕幽靈，至少在後殖民國家以外的地方止步不前。歷史學家們似乎相信，如果他們停止研究民族主義，它會更快地因飢餓、忽視和拋棄而死亡。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是一位政治學家而非歷史學家。但他1989年的文章《歷史的終結?》（The End of History?）闡釋了德格勒的觀點。福山在冷戰結束時宣佈，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已經滅亡。作為自由主義最大威脅的怪物——民族主義，在西方已經被“拔掉了尖牙”；而在世界其他地方，它的餘溫尚存，但那不完全是民族主義。福山寫道：“世界上絕大多數的民族主義運動，除了從一些其他的群體或人民中獨立出來的消極願望之外，沒有任何政治綱領，也沒有為社會經濟組織提供任何類似於整體議程的東西。”（不用說，自那以後，他不得不重寫很多內容。在他最近一書中，他談到了俄羅斯的弗拉基米爾·普京(Vladimir Putin)、波蘭的雅羅斯瓦夫·卡欽斯基(Jaroslaw Kaczynski)、匈牙利的維克托·歐爾班(Viktor Orban)、土耳其的雷傑普·塔伊普·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菲律賓的羅德里戈·杜特爾特(Rodrigo Duterte)和美國的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等人“出人意料”的民粹性民族主義。)
福山並不是唯一一個宣稱民族主義已經消亡的人。許多人也這樣斷言。而這正是德格勒所擔心的。
回想一下，民族國家初現雛形時的情景。這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為什麼現代歷史寫作伴隨著民族國家的出現而興起。一個多世紀以來，民族國家一直是歷史研究的核心對象。從19世紀30年代的喬治·班克羅夫特（George Bancroft）到小亞瑟·施萊辛格（Arthur Schlesinger）或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對他們而言，研究美國曆史就意味著研究美國民族。正如歷史學家約翰·海厄姆(John Higham)所說，“從19世紀中葉到20世紀60年代，國家一直是美國曆史的重要主題。”在同一時期內，美國經歷了南北內戰、黑奴解放、家園重建、種族隔離、兩次世界大戰和前所未有的移民浪潮，這些事件使得研究美國民族這項任務更加重要。歷史學家托馬斯·本德(Thomas Bender)曾經說過：“一段共同的歷史對於維繫構成國家這一主體的向心力至關重要。”“在其他一切事項中，民族國家是一項集體協議。這一協議的達成在一定程度上是被迫的，其目的是確認共同的歷史是共同的未來的基礎。”
1889年12月在華盛頓參加美國曆史協會年會的官員們
圖為網站文章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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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20世紀70年代，美國曆史學界研究國家的熱度在降低。大多數歷史學家開始關注更加宏大，抑或更加細微的事情，不是調查社會群體的經歷和文化，就是在利用全球歷史帶來的巨大優勢。這一轉變帶來了優秀的學術成果。但與此同時，是誰在為生活在美國的人民提供一個清晰的過去和一個可信的未來，即這個國家？是騙子、小丑和暴君。民族主義的不絕如縷，證明了世界上從來不缺少無賴，這些無賴願意用神話和預言、偏見和仇恨來煽動起人們的自我意識和命運意識，也不缺少熱切呼喚暴力的惡棍，他們希望讓舊垃圾袋中的正在潰爛的仇恨情緒傾瀉而出。當歷史學家們放棄對一個國家的研究，當學者們不再試圖為一個民族書寫一部共同的歷史，民族主義不會自然消亡。相反，它會通過吃掉自由主義繼續生存。
也許要恢復一部共同的歷史已經太遲了，要讓歷史學家有所作為也太遲了。但是，除了努力創造一個新的美國曆史——一個可以培育一種新的美國主義的歷史之外，我們還有別的選擇嗎?
國家和州
美國不同於其他國家——每個國家都是不同的，而它的民族主義也與眾不同。回顧一下：一個國家是一個有著共同起源的民族，一個州是一個法治的政治共同體。一個民族國家是一個由法律所管轄的政治共同體，它將具有共同祖先的一個民族團結在一起。當民族國家從城邦、王國和帝國中崛起時，他們通過講述自己起源的故事來剖析自己，這些故事旨在暗示，“法蘭西民族”中的每個人都有共同的祖先，而事實是他們並沒有共同的祖先。正如我在《這些真理》（These Truths）一書中所寫：“通常，民族國家的歷史不過是隱藏了國家與州的銜接處的神話故事。”
但美國的起源可以在這些國家與州的銜接處找到。當美利堅合眾國在1776年宣佈獨立時，它就成了一個獨立的州。但是，是什麼使它成為一個國家的呢?宣揚其人民擁有共同祖先的故事顯然是荒謬的。因為美國人民來自世界各地，此外，在對英國宣戰之後，他們最不想宣揚的就是他們的英國身份。在獨立後很長一段時間內，大多數美國人並不把美國看成一個國家，而是名副其實的國家聯盟。這使得通過憲法的主張變為一場艱難的戰鬥，這也是憲法的擁護者稱自己為“聯邦主義者”的原因。而實際上他們是民族主義者，在某種意義上，他們是在提議用一個全國性的系統來取代《聯邦條例》（the 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下的聯邦系統。約翰·傑伊（John Jay）在《聯邦黨人文集》（The Federalist Papers）的第二篇中堅稱，“上帝樂於把這個連成一片的國家賜予一個團結的民族——這個民族是同一祖先的後裔，語言相通，宗教信仰相同，隸屬於政府的同樣原則，風俗習慣非常相似。”他那是在給自己增加自信。
“把一個州變成一個國家的方式之一就是書寫她自己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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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於缺乏這些相似之處，諾亞·韋伯斯特(Noah Webster)等聯邦主義者才試圖通過敦促美國人採用獨特的拼寫的方式來塑造一個民族性格。1789年，韋伯斯特寫道:“語言和政府都應該是國家性的。”美國應該有她自己的與眾不同的語言和政府。這就促使美國選擇使用“favor”而不是“favour”的拼寫方式。然而，這並沒有使美國成為一個國家。1828年韋伯斯特出版他的不朽之作《美國英語詞典》時，也並沒有將“民族主義”這個詞收錄其中。在19世紀20年代的美國，“民族主義”這個詞既沒有任何意義，也並不流行。直到19世紀40年代，歐洲國家被所謂的“民族時代”浪潮席捲，美國人才開始認為自己屬於一個國家，彼此有共同的命運。
這些事件的進程在國家建設的意義上如此不同尋常，以至於歷史學家戴維·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提出，美國不是一個民族國家。他寫道,“我們所說的民族主義是國家渴望（無論怎樣定義）用各個州去創建的一個獨特混合體，而這個混合體正是我們所說的民族國家。但“還有一個野獸我們可以稱之為國家民族（state-nation）,它早在州的形成之時就已經出現，但那時從任何意義上說，民族意識的發展都還停滯不前。美國可能會被視為後一種情況的一個（或許是唯一一個）引人注目的例子——不是一個民族國家而是一個國家民族。
把一個州變成一個國家的方法之一就是書寫它的歷史。1834年至1874年，班克羅夫特（Bancroft）出版了多達十卷的《美國曆史：從美洲大陸的發現說起》（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From the Discovery of the American Continent），這是美國第一部重要的歷史著作。班克羅夫特（Bancroft）不僅是一位歷史學家，他也是一位政治家。他曾在三任美國總統的政府中任職，包括擔任美國“大陸擴張”時期的國防部長一職。班克羅夫特是天命論的締造者，他寫歷史的目的是使美國的建立看起來似乎是必然結果，美國的發展勢不可擋，美國的歷史悠久古老。他沒有強調美國的英國淵源，而是頌揚美國是一個多元化和世界性的國家，其祖先遍佈世界各地:
“我們的語言起源於印度；我們的宗教來自巴勒斯坦；我們在教會所唱的聖歌，有一些是最早流傳於意大利的，有一些是原本流行在阿拉伯的沙漠上的，還有一些是散落在幼發拉底河的兩岸邊的；我們的藝術源起希臘；我們的法學來自羅馬。”
19世紀的民族主義作為啟蒙運動的產物是自由主義。它建立在類比個人和集體的基礎上。正如美國民族主義理論家漢斯·科恩（Hans Kohn）曾經所寫的：“民族自決的概念即將自由的理想從個人轉移到有機集體，被作為自由主義的旗幟而高舉。”
自由民族主義作為一種理念，從根本上講是具有歷史意義的。19世紀的美國人是在一套關於人權的新思想的背景下來理解民族國家的：即國家的權力保證每個有資格成為公民的人享有同樣的一套不可撤銷的政治權利。後來的馬薩諸塞州參議員查爾斯·薩姆納（Charles Sumner）在1849年提出了這樣的解釋：
“這是每一個人在這片土地上進行每一次重要呼吸的偉大憲章，無論他的條件如何，無論他的父母是誰。他可能是貧窮的，虛弱的，卑微的，或黑人，他可能是白種人，猶太人，印度人，或埃塞俄比亞人，他可能是法國人，德國人，英國人，或愛爾蘭後裔。但在《馬薩諸塞州憲法》（the Constitution of Massachusetts）的面前，所有這些區別都消失了……他是一個人，與他所有的同胞一樣平等。他是國家的孩子之一，國家像公正的父母一樣，平等地對待所有的子女。”
或者，正如那位美國政治哲學家弗朗西斯·利伯(Francis Lieber)所寫的那樣，“沒有一個統一的民族性格，國家就不可能獲得我們進步所必需的政治社會的長期性和連續性。”他出生於普魯士，對薩姆納產生重大的影響。利伯最具影響力的文章《民族主義：一個政治學中的碎片》（Nationalism: A Frag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發表於1860年南北戰爭前夕。
圖為弗朗西斯·利伯(Francis Lieber)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聯邦和邦聯
美國內戰是一場民族國家內兩種對立思想之間的鬥爭。這場鬥爭從未真正結束，它只是趨於緩和。
在南北戰爭前夕的美國，北方人，尤其是北方的廢奴主義者，將（北方的）民族主義和（南方的）地方主義進行了對比。1850年，一位密歇根州國會議員敦促道：“我們必須培養一種民族性的而非地方性的愛國主義。”但南方人也是民族主義者。只不過他們的民族主義現在被稱為“非自由主義”或“種族主義”，而不是北方人的自由的或公民的民族主義。這種區分招致了很多批評，理由是它不過是一種將一種民族主義稱為好的民族主義並把另一種稱為壞的的方式。但是，北方和南方的民族主義實際上是不同的，而美國曆史的大部分戰爭都是這兩種民族主義之間的戰爭。
1848年，美國政治家約翰·C.卡爾霍恩（John C. Calhoun）宣稱：“我們的政府是白人的政府。”他反對讓墨西哥人成為美國公民，“這個政府是我們的父輩在白人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美國政治家斯蒂芬•道格拉斯（Stephen Douglas）也在1858年說“它是白人為了白人及其後代的利益而創造的。”
亞伯拉罕·林肯在黑人廢奴主義者的觀點的基礎上更進一步，揭露了道格拉斯的歷史是虛構的。林肯於1858年在伊利諾伊州的蓋爾斯堡與道格拉斯辯論時，這樣說道：“我相信在世界上所有的記錄中，從《獨立宣言》（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發佈之日回溯三年，這段時間內可能都沒法從任何一個人那得到任何一個證言，說“黑人是不包括在《獨立宣言》中的。“他又繼續說：
“我想，如果我說道格拉斯法官、華盛頓、任何總統、任何國會的議員或者是整個地球上的任何活人曾經這樣說，我可能是在藐視道格拉斯法官，除非出於民主黨涉及農奴制的目前政策的必要性考慮，我不得不偽造這樣的證言。”
不管怎樣，邦聯的創建者們回答說：我們將在白人至上的基礎上制定一部新憲法。1861年，南部邦聯的新當選的副總統亞歷山大·史蒂芬斯（Alexander Stephens）在薩凡納發表了一個講話。在講話中，他解釋了美國背後的想法。“基於種族平等的假設上”的美國憲法——實際上背棄了林肯的論點——但是“我們的新的政府是建立在完全相反的想法上的。它的基礎都是這樣一個偉大的真理：黑人和白人是不平等的；奴隸制之於白人，是合乎自然和道德的。
北方雖然贏得了南北戰爭的勝利，但自由主義和狹隘的民族主義（非自由主義民族主義）之間的鬥爭卻進入了白熱化階段，尤其是在有關美國憲法的第十四修正案和第十五修正案的爭論。這標誌著從自由思想的層面對美國的第二次創建，這些自由思想是關於公民權利和民族國家權力的——即國籍取得的出生地原則、公民的平等權利、(男性的)普選權和對非公民的法律保護。這些重建時期的修正案也引發了關於移民、種族和性別平等以及對公民身份的限制的討論。根據第十四條修正案的規定，在美國出生的中國移民的子女將成為美國公民。但很少有重要政治人物談論到中國移民時持正面態度。來自加利福尼亞州的共和黨國會議員、曾經當過礦工的威廉·希格比(William Higby)所表現出的惡毒偏見就是典型的例子。“中國人只不過是一個異教種族”，希格比在1866年時這樣說。“你不能把他們變成好公民。而第十五修正案的反對者則認為，讓非裔美國人有投票權和讓中國人有美國公民身份都是可恥的。來自肯塔基州的民主黨參議員加勒特·戴維斯（Garrett Davis）憤怒地說:“我不想要黑人組成的政府，我也不想要蒙古人組建的政府。我要的是我們父輩所組成的那樣的白人政府。”
在這場辯論中，最重要的發言來自一個出生在黑奴家庭的人，他為爭取自己的自由，為爭取黑奴的解放、獲得美國公民身份和取得與白人一樣的平等權利而奮鬥了幾十年。1869年，弗雷德裡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在全國各地的聽眾面前發表了美國政治史上最重要也是最不受歡迎的演講之一，他極力主張應該本著“建立一個複合性國家”的精神來批准通過第十四條和第十五條修正案。他說，“在這樣一個問題上，即我們現在單一種族的國家是優於還是劣於由不同種族的人所組成的國家？”如果對人類進步起重要作用的國家是由相似的人組成的，那麼像美國這樣的國家，由不同的人組建起來，包括美洲原住民、非洲人、歐洲人、亞洲人以及各種可能的混合體，又怎麼會是“世界上最傑出的混合民族的例子”呢？
照片中奧巴馬背後的雕塑即為弗雷德裡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2015年12月，時任美國總統的貝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在美國憲法第十三條修正案的150週年紀念典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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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像希格比這樣反對中國移民和出生公民權的共和黨人，以及像戴維斯這樣反對除白人以外任何人的公民權和投票權的民主黨人，道格拉斯給出了熱情洋溢的回答。對中國人，他的回答是這樣的：“如果你問我，我是否會支持中國人這樣的移民？我回答，我會的。你會讓他們入籍並賦予他們美國公民的所有權利嗎？我會的。你會允許他們投票嗎？我會的。”而對於未來的幾代人和未來移民到美國的人，他這樣說，“我希望這裡不僅是黑人、黑白混血兒和拉丁人種的家園，我也希望亞洲人也能在美國找到一個棲身之處，他們在這裡也能感到賓至如歸、輕鬆自在。這既是為了亞洲移民者的利益，也是為了我們自己的利益。“對道格拉斯來說，進步只能以複合型國家的新形式出現。“我們將用科學和文明的網絡覆蓋一切尋求避風港的人，無論他們是來自亞洲、非洲、抑或是海洋的群島上。”他說：“他們到這裡要服從於於同一法律，說同樣的語言，支持相同的政府，享受同樣的自由，充滿著相同的國家熱情，並尋求相同的國家結果。”這就是道格拉斯的新美國主義。但它並沒有被廣泛接受。
圖為W.E.B.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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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學家和民權運動家W.E.B.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在1935年寫道，黑奴解放與國家重建是“這個世界所見的為實現民主而做出的最傑出的努力”。但這種努力遭到了那些將美國重新團結起來的北方白人和南方白人的背叛，他們編造了一個故事，說這場戰爭根本不是一場關於奴隸制的戰爭，而僅僅是國家和各州之間的鬥爭。杜波依斯不無痛苦地寫道：“我們正處在這樣的人的領導下，他們為了維持現在的和平，願意付出扭曲既往事實的代價。”道格拉斯的新美國主義就這樣被遺忘了。杜波依斯對美國曆史的看法也遭遇了同樣的事情。
國家的歷史
美國曆史協會（The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成立於1884年——是在法國哲學家歐內斯特·勒南（Ernest Renan）完成他的成名作《什麼是國家？》（What Is a Nation?）的兩年後，民族主義正在發生轉變，從自由主義轉向非自由主義，包括德國的民族主義在內，其轉變標誌是俾斯麥(Bismarck)“鐵血政策”。這種變化的一個驅動因素是大眾政治的出現，歷史學家埃裡克•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曾寫道，在大眾政治的條件下，民族國家“在某種程度上依賴於普通公民的參與，而這在以前是無法想象的”。這“將‘國家’的問題以及公民對他所認為的‘國家’、‘國籍’或其他對忠誠而言處於核心位置的感情，置於政治議程的首位。”
這種轉變始於19世紀80年代，當時美國頒佈了吉姆•克勞法(Jim Crow law)（歧視黑人的法律），限制移民制度也隨之興起，第一部限制移民的聯邦法律《排華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於1882年通過。這兩部法律都違背了憲法的第十四條和第十五條修正案的所做承諾和憲法保障。領導反對私刑運動的艾達·B. 威爾斯（Ida B. Wells）和1892年成立中國平等權利聯盟(Chinese Equal Rights League)的王金福(Wong Chin Foo)等運動領袖，一直在為使第十四條和第十五條修正案的承諾變為現實而努力奮鬥。王金福堅稱，“我們主張與所有其他民族擁有共同的權利。”
“民族主義變得越醜陋和越狹隘，自由主義者就越相信自由民族主義是不可能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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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那些年在美國曆史協會(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年會上發表演講的白人對討論種族隔離、黑人被剝奪公民權或移民限制等問題毫無興趣。弗雷德裡克·傑克遜·特納（Frederick Jackson Turner）把歷史學家的注意力轉移到了邊疆。其他人則思考民粹主義和社會主義帶來的挑戰。進步時代的歷史學家解釋說，美國這個國家是“民主與特權、窮人與富人、農民與壟斷者、工人與企業，有時也是自由土地所有者與奴隸主之間”衝突的產物。”德格勒這樣說。許多協會的主席，尤其是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都為後來被稱為“邦聯失敗的事業”而哀悼。所有這些都提供了省略了種族不平等的起源和持久性的國家歷史。
與此同時，民族主義發生了變化，從20世紀10年代開始，尤其是20世紀30年代。民族主義變得越醜陋狹隘，自由主義者就越相信自由民族主義是不可能存在的。在美國，民族主義主要表現為經濟上的保護主義和外交上的孤立主義。1917年，反對美國捲入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出版業巨頭威廉·倫道夫·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開始呼籲“美國優先”。在1938年時他也採取了同樣的立場，堅稱“美國人應該保持我們偉大而獨立的國家的傳統政策——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美國本來就是獨立的。”
在美國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前幾年裡，甚至有邊緣群體支持希特勒：查爾斯·考夫林（Charles Coughlin）是一位牧師和一位廣受歡迎的廣播員，與總統候選人關係密切，他通過廣播宣揚反猶太主義和對希特勒和納粹黨的崇拜，並號召他的聽眾組成一個新的政黨基督教陣線。1939年，大約2萬名美國人，聚集在裝飾著納粹黨徽和美國國旗的麥迪遜廣場花園（Madison Square Garden），其中一些人穿著納粹制服，廣場上張貼的海報上寫著“真正美國主義的大規模示威”並譴責羅斯福新政是“猶太人的協議”。希特勒本人對南部聯盟表示欽佩，並對“建立在奴隸制和不平等原則基礎上的偉大的新社會秩序的開端被戰爭摧毀”這件事表示遺憾。作為擴大美國內部分歧、削弱美國決心的運動的一部分，納粹在種族歧視的美國南方地區進行的宣傳，呼籲廢除第十四和第十五條憲法修正案。
“美國優先”的支持者查爾斯•林德伯格（Charles Lindbergh）並非無足輕重，他的民族主義建立在地理的基礎上，他憑藉獨自飛越大西洋而一舉成名。1939年，他說：“只要看一眼地圖，就能知道我們真正的邊界在哪裡。”“除了東邊的大西洋和西邊的太平洋，我們還能要求什麼呢?”（1940年，富蘭克林·羅斯福（Franklin Roosevelt）這位總統如此迴應。他宣佈美國是“一個孤島”的夢想，實際是一場噩夢，“人們住在監獄中，戴著鐐銬，飢腸轆轆，每天被充滿蔑視又毫無惻隱之心的其他大陸的統治者隔著鐵柵欄餵食。”）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曆史學家把美國的歷史寫成一個共識的故事，按照政治學家路易斯·哈茨（Louis Hartz）的說法，這是一種不變的“美國自由主義的傳統”，這一傳統似乎將一直延續到一個不變的自由主義的未來。施萊辛格（Schlesinger）在1949年寫道，自由主義者佔據了美國政治的“重要中心”。這些歷史學家有許多盲點——他們對尤其是保守主義和原教旨主義的勢力視而不見——但他們仍然在美國民族和美國人民的歷史方面提供了一個廣闊而自由的視野。
《返古溯今：塑造現代美國的力量》（Out of Our Past: The Forces That Shaped Modern America），20世紀最新的也是最好的單冊通俗美國曆史書，由德格勒於1959年所寫。這本書塑造了現代美國的力量：一個令人驚歎又席捲一切的記述，該記述極大程度上受到杜波依斯的影響，它把種族、奴隸制、種族隔離和公民權利放在故事的核心地位，與自由、權利、革命、自由和平等處於同樣的位置上。令人驚訝的是，這是德格勒的第一本書，但這也是德格勒的最後一本書。
國家歷史的衰退
如果說對國家的熱愛是美國曆史學家在19世紀研究過去的動力，那麼對民族主義的仇恨則是美國曆史學家在20世紀下半葉遠離民族主義的原因。
民族主義是一種計謀、詭計和虛構，這是早就顯而易見的。二戰後，當美國總統哈利·杜魯門（Harry Truman）正幫助建立後來被稱為“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秩序的時候，國際主義者開始預言民族國家的終結。哈佛大學政治學家魯伯特·愛默生（Rupert Emerson）宣稱，“民族和民族國家是原子時代的時代錯誤”。到了20世紀60年代，民族主義似乎比時代錯誤還要糟糕。與此同時，隨著越南戰爭的爆發，美國曆史學家停下了對民族國家研究的腳步，部分原因是害怕與美國外交政策和國內政治壓迫政權的暴行沆瀣一氣。2002年，本德（Bender）在《重新思考全球化時代的美國曆史》（Rethinking American History in a Global Age）一書中指出：“歷史寫作和教學的專業實踐作為國家創造的附屬品蓬勃發展。美國不僅對其大力支持，而且還提供了一批懂得欣賞的聽眾。”“直到最近，”他繼續說，“由於民族國家地位的不確定，人們才認識到，歷史作為一門專業學科是其本身實質性敘述的一部分，同時根本沒有充分意識到這種循環的意義。”從那以後，歷史學家的自我意識只能越來越強，到了癱瘓的地步。如果民族主義是一種病態，那麼這種觀點就會認為，民族歷史的書寫是它的表現之一，只不過是另一種形式的神話創造。
“如果說對國家的熱愛是美國曆史學家在19世紀研究過去的動力，那麼對民族主義的仇恨則是美國曆史學家在20世紀下半葉遠離民族主義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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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還有別的事情正在發生。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婦女和有色人種進入歷史研究的行業，他們書寫內涵豐富、具有革命意味又令人耳目一新的歷史，提出各式各樣的問題又得出迥然不同的結論。歷史學者的數量激增，人員組成上也變得無比豐富，而且他們精明老練。在一個歧視黑人的年代，許多年長的歷史學家對這項學術的價值提出了質疑。德格勒沒有如此；相反，他為此做出了貢獻。大多數寫種族問題的歷史學家都不是白人，而大多數寫女性問題的歷史學家都不是男性。但是德格勒身為一個白種男人，卻是全國婦女組織（the 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Women）的兩位男性創始人之一。1972年他還憑藉《非黑非白》（Neither Black nor White）一書獲得了普利策獎。不過，和海厄姆一樣，他也擔心大多數新的美國曆史研究“不是關於美國，而是僅僅發生在美國”。
1986年，當德格勒從他的椅子上站起來，並在美國曆史協會的成員面前發表演講時，美國的許多歷史學家已經開始提倡一種歷史世界主義，他們寫的是全球歷史而不是國家歷史。德格勒對此沒有太多的耐心。此後幾年，波斯尼亞內戰爆發後，政治哲學家邁克爾·沃爾澤(Michael Walzer)冷酷地宣佈，“部落已經回來了。”它們從未離開過。它們只會讓歷史學家更難發現，因為歷史學家們不再真正地去尋找。
一個新的美國曆史
書寫民族歷史固然產生了許多問題，但不書寫民族歷史會帶來更多的問題，而後者帶來的問題更糟。
一個新的美國主義和一個新的美國曆史會是什麼樣子?它們可能看起來很像道格拉斯想象的複合民族主義和杜波依斯寫的思路清晰的歷史。他們可能以1869年道格拉斯對美國實驗及其挑戰的描述為出發點：
一個建立在正義的基礎上的政府承認所有人的平等權利；除了自身存在必需的和法律制裁需要的權力，除了自然、理性和人民定期確定的意願之外，不要求更高的公共權力; 堅決拒絕損害任何宗教信仰、家庭的利益或者從對其的服務中獲取利益——對世界上大多數政府以及我們自己中的一些心胸狹隘和固執己見的人來說是一個長期令人反感的事物。
在冷戰結束時，一些評論家得出這樣的結論：美國的實驗以勝利告終，美國即全世界。但美國的實驗實際上並沒有結束。一個建立在革命和普遍權利基礎上的國家將永遠與混亂和特殊主義勢力作鬥爭。一個在矛盾中誕生的民族將永遠為其歷史的意義而鬥爭。但這並不意味著歷史毫無意義，也不意味著任何人都可以對此袖手旁觀。
“現在的美國曆史並不試圖回答任何重大問題，”德格勒在大約30年前對他的聽眾這樣說。他警告說，如果美國曆史學家不開始詢問和回答這類問題，其他人會這麼做的。他們將呼應卡爾霍恩（Calhoun），道格拉斯（Douglas）和考夫林神父（Father Coughlin）。他們將哀嘆“美國的大屠殺”。他們將稱移民為“動物”並把其他國家稱為“狗屁國家”。他們將採用“美國第一”的口號。他們將說他們能“讓美國再次偉大”。他們將稱自己為“民族主義者”。他們的歷史將是虛無的。他們將說只有他們愛這個國家。歷史將證明，他們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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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文章：
Jill Lepore, A New Americanism: Why a Nation Needs a National Story, Foreign Affairs, Feb 26,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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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者介紹
"圖為網站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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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意導言
民族國家是研究歷史的重要視角和基本論述單位。從美國學者杜贊奇（Prasenjit Duara）的中國學著作《從民族國家中拯救歷史》（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即可看出，正視民族國家的現實問題和歷史脈絡對於書寫一個民族的歷史具有重大意義。本文通過追溯美國曆史的起源和自由民族主義的式微，呼籲美國人不要忘記共同的歷史。原因在於，是民族故事而非同一祖先，使一個國傢俱有凝聚力和向心力。同時，本文提出：自由民族主義是廣闊自由的歷史研究視野的保障，也對培養統一的民族性格、促進長久的國家進步影響深遠。為此，美國人需要建構一種新的美國主義，創造一個新的美國曆史。本文於2019年2月26日更新並發表於《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雜誌。本文作者吉爾·萊波雷（Jill Lepore）是美國哈佛大學的歷史學教授和《紐約客》雜誌（The New Yorker）的獨立撰稿人，她執筆的領域涵蓋了美國曆史、法律、文學和政治。萊波雷有多部著作已經出版並獲獎，其中，《神奇女俠祕史》（The Secret History of Wonder Woman）一書斬獲了2015年的美國曆史圖書獎。她的更多文章和評論可見於《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和《耶魯法律期刊》（Yale Law Journal）等。
新美國主義：
為什麼一個國家需要自己的民族敘事
作者：吉爾·萊波雷（Jill Lepore）
翻譯：劉昭媛
圖為本文作者吉爾·萊波雷（Jill Lepore）
圖片來源：哈佛大學官網
1986年，西裝革履的斯坦福大學歷史學家和普利策獎得主卡爾·德格勒(Carl Degler)發表了一篇主題不同尋常的飯後演講，而非關於菸斗和加冰威士忌。近一個世紀以來，這一演講一直是美國曆史協會(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年度會議晚間項目的爭議之處。真實情況是，德格勒這樣一個溫文爾雅又具有英雄氣概的人，指責他的同事完全是玩忽職守，說他們被民族主義嚇壞了，並放棄了對國家的研究。
圖為卡爾·德格勒(Carl Degler)
圖片來源：http://vcencyclopedia.vassar.edu/faculty/prominent-faculty/carl-degler.html
德格勒當晚在芝加哥說：“我們可以在歷史中含蓄地否認或忽視民族國家的存在，但這將是一段與人們的需求背道而馳的歷史，而這些人生活在民族國家。”他警告說：“如果我們這些歷史學家不能提供一段依據民族國家界定的歷史，那麼別人將接替我們的工作，這些人不那麼富有批判精神或博聞強識。”
這個當時的智者德格勒說，民族國家正在衰落。既然世界已經在向全球化方向發展，為什麼還要研究某個國家呢?民族主義在十九世紀時尚在襁褓中，可在二十世紀上半葉就已經變成了一個怪物。但在二十世紀的下半葉，它已行將就木，像一個跌跌撞撞的可怕幽靈，至少在後殖民國家以外的地方止步不前。歷史學家們似乎相信，如果他們停止研究民族主義，它會更快地因飢餓、忽視和拋棄而死亡。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是一位政治學家而非歷史學家。但他1989年的文章《歷史的終結?》（The End of History?）闡釋了德格勒的觀點。福山在冷戰結束時宣佈，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已經滅亡。作為自由主義最大威脅的怪物——民族主義，在西方已經被“拔掉了尖牙”；而在世界其他地方，它的餘溫尚存，但那不完全是民族主義。福山寫道：“世界上絕大多數的民族主義運動，除了從一些其他的群體或人民中獨立出來的消極願望之外，沒有任何政治綱領，也沒有為社會經濟組織提供任何類似於整體議程的東西。”（不用說，自那以後，他不得不重寫很多內容。在他最近一書中，他談到了俄羅斯的弗拉基米爾·普京(Vladimir Putin)、波蘭的雅羅斯瓦夫·卡欽斯基(Jaroslaw Kaczynski)、匈牙利的維克托·歐爾班(Viktor Orban)、土耳其的雷傑普·塔伊普·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菲律賓的羅德里戈·杜特爾特(Rodrigo Duterte)和美國的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等人“出人意料”的民粹性民族主義。)
福山並不是唯一一個宣稱民族主義已經消亡的人。許多人也這樣斷言。而這正是德格勒所擔心的。
回想一下，民族國家初現雛形時的情景。這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為什麼現代歷史寫作伴隨著民族國家的出現而興起。一個多世紀以來，民族國家一直是歷史研究的核心對象。從19世紀30年代的喬治·班克羅夫特（George Bancroft）到小亞瑟·施萊辛格（Arthur Schlesinger）或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對他們而言，研究美國曆史就意味著研究美國民族。正如歷史學家約翰·海厄姆(John Higham)所說，“從19世紀中葉到20世紀60年代，國家一直是美國曆史的重要主題。”在同一時期內，美國經歷了南北內戰、黑奴解放、家園重建、種族隔離、兩次世界大戰和前所未有的移民浪潮，這些事件使得研究美國民族這項任務更加重要。歷史學家托馬斯·本德(Thomas Bender)曾經說過：“一段共同的歷史對於維繫構成國家這一主體的向心力至關重要。”“在其他一切事項中，民族國家是一項集體協議。這一協議的達成在一定程度上是被迫的，其目的是確認共同的歷史是共同的未來的基礎。”
1889年12月在華盛頓參加美國曆史協會年會的官員們
圖為網站文章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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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20世紀70年代，美國曆史學界研究國家的熱度在降低。大多數歷史學家開始關注更加宏大，抑或更加細微的事情，不是調查社會群體的經歷和文化，就是在利用全球歷史帶來的巨大優勢。這一轉變帶來了優秀的學術成果。但與此同時，是誰在為生活在美國的人民提供一個清晰的過去和一個可信的未來，即這個國家？是騙子、小丑和暴君。民族主義的不絕如縷，證明了世界上從來不缺少無賴，這些無賴願意用神話和預言、偏見和仇恨來煽動起人們的自我意識和命運意識，也不缺少熱切呼喚暴力的惡棍，他們希望讓舊垃圾袋中的正在潰爛的仇恨情緒傾瀉而出。當歷史學家們放棄對一個國家的研究，當學者們不再試圖為一個民族書寫一部共同的歷史，民族主義不會自然消亡。相反，它會通過吃掉自由主義繼續生存。
也許要恢復一部共同的歷史已經太遲了，要讓歷史學家有所作為也太遲了。但是，除了努力創造一個新的美國曆史——一個可以培育一種新的美國主義的歷史之外，我們還有別的選擇嗎?
國家和州
美國不同於其他國家——每個國家都是不同的，而它的民族主義也與眾不同。回顧一下：一個國家是一個有著共同起源的民族，一個州是一個法治的政治共同體。一個民族國家是一個由法律所管轄的政治共同體，它將具有共同祖先的一個民族團結在一起。當民族國家從城邦、王國和帝國中崛起時，他們通過講述自己起源的故事來剖析自己，這些故事旨在暗示，“法蘭西民族”中的每個人都有共同的祖先，而事實是他們並沒有共同的祖先。正如我在《這些真理》（These Truths）一書中所寫：“通常，民族國家的歷史不過是隱藏了國家與州的銜接處的神話故事。”
但美國的起源可以在這些國家與州的銜接處找到。當美利堅合眾國在1776年宣佈獨立時，它就成了一個獨立的州。但是，是什麼使它成為一個國家的呢?宣揚其人民擁有共同祖先的故事顯然是荒謬的。因為美國人民來自世界各地，此外，在對英國宣戰之後，他們最不想宣揚的就是他們的英國身份。在獨立後很長一段時間內，大多數美國人並不把美國看成一個國家，而是名副其實的國家聯盟。這使得通過憲法的主張變為一場艱難的戰鬥，這也是憲法的擁護者稱自己為“聯邦主義者”的原因。而實際上他們是民族主義者，在某種意義上，他們是在提議用一個全國性的系統來取代《聯邦條例》（the 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下的聯邦系統。約翰·傑伊（John Jay）在《聯邦黨人文集》（The Federalist Papers）的第二篇中堅稱，“上帝樂於把這個連成一片的國家賜予一個團結的民族——這個民族是同一祖先的後裔，語言相通，宗教信仰相同，隸屬於政府的同樣原則，風俗習慣非常相似。”他那是在給自己增加自信。
“把一個州變成一個國家的方式之一就是書寫她自己的歷史”
圖為網站文章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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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於缺乏這些相似之處，諾亞·韋伯斯特(Noah Webster)等聯邦主義者才試圖通過敦促美國人採用獨特的拼寫的方式來塑造一個民族性格。1789年，韋伯斯特寫道:“語言和政府都應該是國家性的。”美國應該有她自己的與眾不同的語言和政府。這就促使美國選擇使用“favor”而不是“favour”的拼寫方式。然而，這並沒有使美國成為一個國家。1828年韋伯斯特出版他的不朽之作《美國英語詞典》時，也並沒有將“民族主義”這個詞收錄其中。在19世紀20年代的美國，“民族主義”這個詞既沒有任何意義，也並不流行。直到19世紀40年代，歐洲國家被所謂的“民族時代”浪潮席捲，美國人才開始認為自己屬於一個國家，彼此有共同的命運。
這些事件的進程在國家建設的意義上如此不同尋常，以至於歷史學家戴維·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提出，美國不是一個民族國家。他寫道,“我們所說的民族主義是國家渴望（無論怎樣定義）用各個州去創建的一個獨特混合體，而這個混合體正是我們所說的民族國家。但“還有一個野獸我們可以稱之為國家民族（state-nation）,它早在州的形成之時就已經出現，但那時從任何意義上說，民族意識的發展都還停滯不前。美國可能會被視為後一種情況的一個（或許是唯一一個）引人注目的例子——不是一個民族國家而是一個國家民族。
把一個州變成一個國家的方法之一就是書寫它的歷史。1834年至1874年，班克羅夫特（Bancroft）出版了多達十卷的《美國曆史：從美洲大陸的發現說起》（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From the Discovery of the American Continent），這是美國第一部重要的歷史著作。班克羅夫特（Bancroft）不僅是一位歷史學家，他也是一位政治家。他曾在三任美國總統的政府中任職，包括擔任美國“大陸擴張”時期的國防部長一職。班克羅夫特是天命論的締造者，他寫歷史的目的是使美國的建立看起來似乎是必然結果，美國的發展勢不可擋，美國的歷史悠久古老。他沒有強調美國的英國淵源，而是頌揚美國是一個多元化和世界性的國家，其祖先遍佈世界各地:
“我們的語言起源於印度；我們的宗教來自巴勒斯坦；我們在教會所唱的聖歌，有一些是最早流傳於意大利的，有一些是原本流行在阿拉伯的沙漠上的，還有一些是散落在幼發拉底河的兩岸邊的；我們的藝術源起希臘；我們的法學來自羅馬。”
19世紀的民族主義作為啟蒙運動的產物是自由主義。它建立在類比個人和集體的基礎上。正如美國民族主義理論家漢斯·科恩（Hans Kohn）曾經所寫的：“民族自決的概念即將自由的理想從個人轉移到有機集體，被作為自由主義的旗幟而高舉。”
自由民族主義作為一種理念，從根本上講是具有歷史意義的。19世紀的美國人是在一套關於人權的新思想的背景下來理解民族國家的：即國家的權力保證每個有資格成為公民的人享有同樣的一套不可撤銷的政治權利。後來的馬薩諸塞州參議員查爾斯·薩姆納（Charles Sumner）在1849年提出了這樣的解釋：
“這是每一個人在這片土地上進行每一次重要呼吸的偉大憲章，無論他的條件如何，無論他的父母是誰。他可能是貧窮的，虛弱的，卑微的，或黑人，他可能是白種人，猶太人，印度人，或埃塞俄比亞人，他可能是法國人，德國人，英國人，或愛爾蘭後裔。但在《馬薩諸塞州憲法》（the Constitution of Massachusetts）的面前，所有這些區別都消失了……他是一個人，與他所有的同胞一樣平等。他是國家的孩子之一，國家像公正的父母一樣，平等地對待所有的子女。”
或者，正如那位美國政治哲學家弗朗西斯·利伯(Francis Lieber)所寫的那樣，“沒有一個統一的民族性格，國家就不可能獲得我們進步所必需的政治社會的長期性和連續性。”他出生於普魯士，對薩姆納產生重大的影響。利伯最具影響力的文章《民族主義：一個政治學中的碎片》（Nationalism: A Frag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發表於1860年南北戰爭前夕。
圖為弗朗西斯·利伯(Francis Lieber)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聯邦和邦聯
美國內戰是一場民族國家內兩種對立思想之間的鬥爭。這場鬥爭從未真正結束，它只是趨於緩和。
在南北戰爭前夕的美國，北方人，尤其是北方的廢奴主義者，將（北方的）民族主義和（南方的）地方主義進行了對比。1850年，一位密歇根州國會議員敦促道：“我們必須培養一種民族性的而非地方性的愛國主義。”但南方人也是民族主義者。只不過他們的民族主義現在被稱為“非自由主義”或“種族主義”，而不是北方人的自由的或公民的民族主義。這種區分招致了很多批評，理由是它不過是一種將一種民族主義稱為好的民族主義並把另一種稱為壞的的方式。但是，北方和南方的民族主義實際上是不同的，而美國曆史的大部分戰爭都是這兩種民族主義之間的戰爭。
1848年，美國政治家約翰·C.卡爾霍恩（John C. Calhoun）宣稱：“我們的政府是白人的政府。”他反對讓墨西哥人成為美國公民，“這個政府是我們的父輩在白人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美國政治家斯蒂芬•道格拉斯（Stephen Douglas）也在1858年說“它是白人為了白人及其後代的利益而創造的。”
亞伯拉罕·林肯在黑人廢奴主義者的觀點的基礎上更進一步，揭露了道格拉斯的歷史是虛構的。林肯於1858年在伊利諾伊州的蓋爾斯堡與道格拉斯辯論時，這樣說道：“我相信在世界上所有的記錄中，從《獨立宣言》（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發佈之日回溯三年，這段時間內可能都沒法從任何一個人那得到任何一個證言，說“黑人是不包括在《獨立宣言》中的。“他又繼續說：
“我想，如果我說道格拉斯法官、華盛頓、任何總統、任何國會的議員或者是整個地球上的任何活人曾經這樣說，我可能是在藐視道格拉斯法官，除非出於民主黨涉及農奴制的目前政策的必要性考慮，我不得不偽造這樣的證言。”
不管怎樣，邦聯的創建者們回答說：我們將在白人至上的基礎上制定一部新憲法。1861年，南部邦聯的新當選的副總統亞歷山大·史蒂芬斯（Alexander Stephens）在薩凡納發表了一個講話。在講話中，他解釋了美國背後的想法。“基於種族平等的假設上”的美國憲法——實際上背棄了林肯的論點——但是“我們的新的政府是建立在完全相反的想法上的。它的基礎都是這樣一個偉大的真理：黑人和白人是不平等的；奴隸制之於白人，是合乎自然和道德的。
北方雖然贏得了南北戰爭的勝利，但自由主義和狹隘的民族主義（非自由主義民族主義）之間的鬥爭卻進入了白熱化階段，尤其是在有關美國憲法的第十四修正案和第十五修正案的爭論。這標誌著從自由思想的層面對美國的第二次創建，這些自由思想是關於公民權利和民族國家權力的——即國籍取得的出生地原則、公民的平等權利、(男性的)普選權和對非公民的法律保護。這些重建時期的修正案也引發了關於移民、種族和性別平等以及對公民身份的限制的討論。根據第十四條修正案的規定，在美國出生的中國移民的子女將成為美國公民。但很少有重要政治人物談論到中國移民時持正面態度。來自加利福尼亞州的共和黨國會議員、曾經當過礦工的威廉·希格比(William Higby)所表現出的惡毒偏見就是典型的例子。“中國人只不過是一個異教種族”，希格比在1866年時這樣說。“你不能把他們變成好公民。而第十五修正案的反對者則認為，讓非裔美國人有投票權和讓中國人有美國公民身份都是可恥的。來自肯塔基州的民主黨參議員加勒特·戴維斯（Garrett Davis）憤怒地說:“我不想要黑人組成的政府，我也不想要蒙古人組建的政府。我要的是我們父輩所組成的那樣的白人政府。”
在這場辯論中，最重要的發言來自一個出生在黑奴家庭的人，他為爭取自己的自由，為爭取黑奴的解放、獲得美國公民身份和取得與白人一樣的平等權利而奮鬥了幾十年。1869年，弗雷德裡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在全國各地的聽眾面前發表了美國政治史上最重要也是最不受歡迎的演講之一，他極力主張應該本著“建立一個複合性國家”的精神來批准通過第十四條和第十五條修正案。他說，“在這樣一個問題上，即我們現在單一種族的國家是優於還是劣於由不同種族的人所組成的國家？”如果對人類進步起重要作用的國家是由相似的人組成的，那麼像美國這樣的國家，由不同的人組建起來，包括美洲原住民、非洲人、歐洲人、亞洲人以及各種可能的混合體，又怎麼會是“世界上最傑出的混合民族的例子”呢？
照片中奧巴馬背後的雕塑即為弗雷德裡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2015年12月，時任美國總統的貝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在美國憲法第十三條修正案的150週年紀念典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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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像希格比這樣反對中國移民和出生公民權的共和黨人，以及像戴維斯這樣反對除白人以外任何人的公民權和投票權的民主黨人，道格拉斯給出了熱情洋溢的回答。對中國人，他的回答是這樣的：“如果你問我，我是否會支持中國人這樣的移民？我回答，我會的。你會讓他們入籍並賦予他們美國公民的所有權利嗎？我會的。你會允許他們投票嗎？我會的。”而對於未來的幾代人和未來移民到美國的人，他這樣說，“我希望這裡不僅是黑人、黑白混血兒和拉丁人種的家園，我也希望亞洲人也能在美國找到一個棲身之處，他們在這裡也能感到賓至如歸、輕鬆自在。這既是為了亞洲移民者的利益，也是為了我們自己的利益。“對道格拉斯來說，進步只能以複合型國家的新形式出現。“我們將用科學和文明的網絡覆蓋一切尋求避風港的人，無論他們是來自亞洲、非洲、抑或是海洋的群島上。”他說：“他們到這裡要服從於於同一法律，說同樣的語言，支持相同的政府，享受同樣的自由，充滿著相同的國家熱情，並尋求相同的國家結果。”這就是道格拉斯的新美國主義。但它並沒有被廣泛接受。
圖為W.E.B.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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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學家和民權運動家W.E.B.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在1935年寫道，黑奴解放與國家重建是“這個世界所見的為實現民主而做出的最傑出的努力”。但這種努力遭到了那些將美國重新團結起來的北方白人和南方白人的背叛，他們編造了一個故事，說這場戰爭根本不是一場關於奴隸制的戰爭，而僅僅是國家和各州之間的鬥爭。杜波依斯不無痛苦地寫道：“我們正處在這樣的人的領導下，他們為了維持現在的和平，願意付出扭曲既往事實的代價。”道格拉斯的新美國主義就這樣被遺忘了。杜波依斯對美國曆史的看法也遭遇了同樣的事情。
國家的歷史
美國曆史協會（The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成立於1884年——是在法國哲學家歐內斯特·勒南（Ernest Renan）完成他的成名作《什麼是國家？》（What Is a Nation?）的兩年後，民族主義正在發生轉變，從自由主義轉向非自由主義，包括德國的民族主義在內，其轉變標誌是俾斯麥(Bismarck)“鐵血政策”。這種變化的一個驅動因素是大眾政治的出現，歷史學家埃裡克•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曾寫道，在大眾政治的條件下，民族國家“在某種程度上依賴於普通公民的參與，而這在以前是無法想象的”。這“將‘國家’的問題以及公民對他所認為的‘國家’、‘國籍’或其他對忠誠而言處於核心位置的感情，置於政治議程的首位。”
這種轉變始於19世紀80年代，當時美國頒佈了吉姆•克勞法(Jim Crow law)（歧視黑人的法律），限制移民制度也隨之興起，第一部限制移民的聯邦法律《排華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於1882年通過。這兩部法律都違背了憲法的第十四條和第十五條修正案的所做承諾和憲法保障。領導反對私刑運動的艾達·B. 威爾斯（Ida B. Wells）和1892年成立中國平等權利聯盟(Chinese Equal Rights League)的王金福(Wong Chin Foo)等運動領袖，一直在為使第十四條和第十五條修正案的承諾變為現實而努力奮鬥。王金福堅稱，“我們主張與所有其他民族擁有共同的權利。”
“民族主義變得越醜陋和越狹隘，自由主義者就越相信自由民族主義是不可能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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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那些年在美國曆史協會(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年會上發表演講的白人對討論種族隔離、黑人被剝奪公民權或移民限制等問題毫無興趣。弗雷德裡克·傑克遜·特納（Frederick Jackson Turner）把歷史學家的注意力轉移到了邊疆。其他人則思考民粹主義和社會主義帶來的挑戰。進步時代的歷史學家解釋說，美國這個國家是“民主與特權、窮人與富人、農民與壟斷者、工人與企業，有時也是自由土地所有者與奴隸主之間”衝突的產物。”德格勒這樣說。許多協會的主席，尤其是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都為後來被稱為“邦聯失敗的事業”而哀悼。所有這些都提供了省略了種族不平等的起源和持久性的國家歷史。
與此同時，民族主義發生了變化，從20世紀10年代開始，尤其是20世紀30年代。民族主義變得越醜陋狹隘，自由主義者就越相信自由民族主義是不可能存在的。在美國，民族主義主要表現為經濟上的保護主義和外交上的孤立主義。1917年，反對美國捲入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出版業巨頭威廉·倫道夫·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開始呼籲“美國優先”。在1938年時他也採取了同樣的立場，堅稱“美國人應該保持我們偉大而獨立的國家的傳統政策——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美國本來就是獨立的。”
在美國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前幾年裡，甚至有邊緣群體支持希特勒：查爾斯·考夫林（Charles Coughlin）是一位牧師和一位廣受歡迎的廣播員，與總統候選人關係密切，他通過廣播宣揚反猶太主義和對希特勒和納粹黨的崇拜，並號召他的聽眾組成一個新的政黨基督教陣線。1939年，大約2萬名美國人，聚集在裝飾著納粹黨徽和美國國旗的麥迪遜廣場花園（Madison Square Garden），其中一些人穿著納粹制服，廣場上張貼的海報上寫著“真正美國主義的大規模示威”並譴責羅斯福新政是“猶太人的協議”。希特勒本人對南部聯盟表示欽佩，並對“建立在奴隸制和不平等原則基礎上的偉大的新社會秩序的開端被戰爭摧毀”這件事表示遺憾。作為擴大美國內部分歧、削弱美國決心的運動的一部分，納粹在種族歧視的美國南方地區進行的宣傳，呼籲廢除第十四和第十五條憲法修正案。
“美國優先”的支持者查爾斯•林德伯格（Charles Lindbergh）並非無足輕重，他的民族主義建立在地理的基礎上，他憑藉獨自飛越大西洋而一舉成名。1939年，他說：“只要看一眼地圖，就能知道我們真正的邊界在哪裡。”“除了東邊的大西洋和西邊的太平洋，我們還能要求什麼呢?”（1940年，富蘭克林·羅斯福（Franklin Roosevelt）這位總統如此迴應。他宣佈美國是“一個孤島”的夢想，實際是一場噩夢，“人們住在監獄中，戴著鐐銬，飢腸轆轆，每天被充滿蔑視又毫無惻隱之心的其他大陸的統治者隔著鐵柵欄餵食。”）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曆史學家把美國的歷史寫成一個共識的故事，按照政治學家路易斯·哈茨（Louis Hartz）的說法，這是一種不變的“美國自由主義的傳統”，這一傳統似乎將一直延續到一個不變的自由主義的未來。施萊辛格（Schlesinger）在1949年寫道，自由主義者佔據了美國政治的“重要中心”。這些歷史學家有許多盲點——他們對尤其是保守主義和原教旨主義的勢力視而不見——但他們仍然在美國民族和美國人民的歷史方面提供了一個廣闊而自由的視野。
《返古溯今：塑造現代美國的力量》（Out of Our Past: The Forces That Shaped Modern America），20世紀最新的也是最好的單冊通俗美國曆史書，由德格勒於1959年所寫。這本書塑造了現代美國的力量：一個令人驚歎又席捲一切的記述，該記述極大程度上受到杜波依斯的影響，它把種族、奴隸制、種族隔離和公民權利放在故事的核心地位，與自由、權利、革命、自由和平等處於同樣的位置上。令人驚訝的是，這是德格勒的第一本書，但這也是德格勒的最後一本書。
國家歷史的衰退
如果說對國家的熱愛是美國曆史學家在19世紀研究過去的動力，那麼對民族主義的仇恨則是美國曆史學家在20世紀下半葉遠離民族主義的原因。
民族主義是一種計謀、詭計和虛構，這是早就顯而易見的。二戰後，當美國總統哈利·杜魯門（Harry Truman）正幫助建立後來被稱為“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秩序的時候，國際主義者開始預言民族國家的終結。哈佛大學政治學家魯伯特·愛默生（Rupert Emerson）宣稱，“民族和民族國家是原子時代的時代錯誤”。到了20世紀60年代，民族主義似乎比時代錯誤還要糟糕。與此同時，隨著越南戰爭的爆發，美國曆史學家停下了對民族國家研究的腳步，部分原因是害怕與美國外交政策和國內政治壓迫政權的暴行沆瀣一氣。2002年，本德（Bender）在《重新思考全球化時代的美國曆史》（Rethinking American History in a Global Age）一書中指出：“歷史寫作和教學的專業實踐作為國家創造的附屬品蓬勃發展。美國不僅對其大力支持，而且還提供了一批懂得欣賞的聽眾。”“直到最近，”他繼續說，“由於民族國家地位的不確定，人們才認識到，歷史作為一門專業學科是其本身實質性敘述的一部分，同時根本沒有充分意識到這種循環的意義。”從那以後，歷史學家的自我意識只能越來越強，到了癱瘓的地步。如果民族主義是一種病態，那麼這種觀點就會認為，民族歷史的書寫是它的表現之一，只不過是另一種形式的神話創造。
“如果說對國家的熱愛是美國曆史學家在19世紀研究過去的動力，那麼對民族主義的仇恨則是美國曆史學家在20世紀下半葉遠離民族主義的原因。”
圖為網站文章截圖
圖片來源：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19-02-05/new-americanism-nationalism-jill-lepore
與此同時，還有別的事情正在發生。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婦女和有色人種進入歷史研究的行業，他們書寫內涵豐富、具有革命意味又令人耳目一新的歷史，提出各式各樣的問題又得出迥然不同的結論。歷史學者的數量激增，人員組成上也變得無比豐富，而且他們精明老練。在一個歧視黑人的年代，許多年長的歷史學家對這項學術的價值提出了質疑。德格勒沒有如此；相反，他為此做出了貢獻。大多數寫種族問題的歷史學家都不是白人，而大多數寫女性問題的歷史學家都不是男性。但是德格勒身為一個白種男人，卻是全國婦女組織（the 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Women）的兩位男性創始人之一。1972年他還憑藉《非黑非白》（Neither Black nor White）一書獲得了普利策獎。不過，和海厄姆一樣，他也擔心大多數新的美國曆史研究“不是關於美國，而是僅僅發生在美國”。
1986年，當德格勒從他的椅子上站起來，並在美國曆史協會的成員面前發表演講時，美國的許多歷史學家已經開始提倡一種歷史世界主義，他們寫的是全球歷史而不是國家歷史。德格勒對此沒有太多的耐心。此後幾年，波斯尼亞內戰爆發後，政治哲學家邁克爾·沃爾澤(Michael Walzer)冷酷地宣佈，“部落已經回來了。”它們從未離開過。它們只會讓歷史學家更難發現，因為歷史學家們不再真正地去尋找。
一個新的美國曆史
書寫民族歷史固然產生了許多問題，但不書寫民族歷史會帶來更多的問題，而後者帶來的問題更糟。
一個新的美國主義和一個新的美國曆史會是什麼樣子?它們可能看起來很像道格拉斯想象的複合民族主義和杜波依斯寫的思路清晰的歷史。他們可能以1869年道格拉斯對美國實驗及其挑戰的描述為出發點：
一個建立在正義的基礎上的政府承認所有人的平等權利；除了自身存在必需的和法律制裁需要的權力，除了自然、理性和人民定期確定的意願之外，不要求更高的公共權力; 堅決拒絕損害任何宗教信仰、家庭的利益或者從對其的服務中獲取利益——對世界上大多數政府以及我們自己中的一些心胸狹隘和固執己見的人來說是一個長期令人反感的事物。
在冷戰結束時，一些評論家得出這樣的結論：美國的實驗以勝利告終，美國即全世界。但美國的實驗實際上並沒有結束。一個建立在革命和普遍權利基礎上的國家將永遠與混亂和特殊主義勢力作鬥爭。一個在矛盾中誕生的民族將永遠為其歷史的意義而鬥爭。但這並不意味著歷史毫無意義，也不意味著任何人都可以對此袖手旁觀。
“現在的美國曆史並不試圖回答任何重大問題，”德格勒在大約30年前對他的聽眾這樣說。他警告說，如果美國曆史學家不開始詢問和回答這類問題，其他人會這麼做的。他們將呼應卡爾霍恩（Calhoun），道格拉斯（Douglas）和考夫林神父（Father Coughlin）。他們將哀嘆“美國的大屠殺”。他們將稱移民為“動物”並把其他國家稱為“狗屁國家”。他們將採用“美國第一”的口號。他們將說他們能“讓美國再次偉大”。他們將稱自己為“民族主義者”。他們的歷史將是虛無的。他們將說只有他們愛這個國家。歷史將證明，他們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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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文章：
Jill Lepore, A New Americanism: Why a Nation Needs a National Story, Foreign Affairs, Feb 26, 2019
網絡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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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者介紹
劉昭媛
北京大學2018級法律碩士，現為法意讀書編譯組成員。
法意薦書
繼《西方的重建與美國的危機》後，匯聚法意讀書2017整年翻譯精華的《法意看世界》（2017-2018年卷）終於推出。通過對歐美主流媒體的編譯、介紹和評論，《法意看世界》旨在記錄世界範圍內影響深遠的政治和思想變革，其關注的議題覆蓋經濟、政治和社會文化等多個方面，具有很強的公共性，是一部瞭解西方當代思想和文化辯論的通識讀物。
"圖為網站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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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意導言
民族國家是研究歷史的重要視角和基本論述單位。從美國學者杜贊奇（Prasenjit Duara）的中國學著作《從民族國家中拯救歷史》（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即可看出，正視民族國家的現實問題和歷史脈絡對於書寫一個民族的歷史具有重大意義。本文通過追溯美國曆史的起源和自由民族主義的式微，呼籲美國人不要忘記共同的歷史。原因在於，是民族故事而非同一祖先，使一個國傢俱有凝聚力和向心力。同時，本文提出：自由民族主義是廣闊自由的歷史研究視野的保障，也對培養統一的民族性格、促進長久的國家進步影響深遠。為此，美國人需要建構一種新的美國主義，創造一個新的美國曆史。本文於2019年2月26日更新並發表於《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雜誌。本文作者吉爾·萊波雷（Jill Lepore）是美國哈佛大學的歷史學教授和《紐約客》雜誌（The New Yorker）的獨立撰稿人，她執筆的領域涵蓋了美國曆史、法律、文學和政治。萊波雷有多部著作已經出版並獲獎，其中，《神奇女俠祕史》（The Secret History of Wonder Woman）一書斬獲了2015年的美國曆史圖書獎。她的更多文章和評論可見於《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和《耶魯法律期刊》（Yale Law Journal）等。
新美國主義：
為什麼一個國家需要自己的民族敘事
作者：吉爾·萊波雷（Jill Lepore）
翻譯：劉昭媛
圖為本文作者吉爾·萊波雷（Jill Lepore）
圖片來源：哈佛大學官網
1986年，西裝革履的斯坦福大學歷史學家和普利策獎得主卡爾·德格勒(Carl Degler)發表了一篇主題不同尋常的飯後演講，而非關於菸斗和加冰威士忌。近一個世紀以來，這一演講一直是美國曆史協會(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年度會議晚間項目的爭議之處。真實情況是，德格勒這樣一個溫文爾雅又具有英雄氣概的人，指責他的同事完全是玩忽職守，說他們被民族主義嚇壞了，並放棄了對國家的研究。
圖為卡爾·德格勒(Carl Degler)
圖片來源：http://vcencyclopedia.vassar.edu/faculty/prominent-faculty/carl-degler.html
德格勒當晚在芝加哥說：“我們可以在歷史中含蓄地否認或忽視民族國家的存在，但這將是一段與人們的需求背道而馳的歷史，而這些人生活在民族國家。”他警告說：“如果我們這些歷史學家不能提供一段依據民族國家界定的歷史，那麼別人將接替我們的工作，這些人不那麼富有批判精神或博聞強識。”
這個當時的智者德格勒說，民族國家正在衰落。既然世界已經在向全球化方向發展，為什麼還要研究某個國家呢?民族主義在十九世紀時尚在襁褓中，可在二十世紀上半葉就已經變成了一個怪物。但在二十世紀的下半葉，它已行將就木，像一個跌跌撞撞的可怕幽靈，至少在後殖民國家以外的地方止步不前。歷史學家們似乎相信，如果他們停止研究民族主義，它會更快地因飢餓、忽視和拋棄而死亡。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是一位政治學家而非歷史學家。但他1989年的文章《歷史的終結?》（The End of History?）闡釋了德格勒的觀點。福山在冷戰結束時宣佈，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已經滅亡。作為自由主義最大威脅的怪物——民族主義，在西方已經被“拔掉了尖牙”；而在世界其他地方，它的餘溫尚存，但那不完全是民族主義。福山寫道：“世界上絕大多數的民族主義運動，除了從一些其他的群體或人民中獨立出來的消極願望之外，沒有任何政治綱領，也沒有為社會經濟組織提供任何類似於整體議程的東西。”（不用說，自那以後，他不得不重寫很多內容。在他最近一書中，他談到了俄羅斯的弗拉基米爾·普京(Vladimir Putin)、波蘭的雅羅斯瓦夫·卡欽斯基(Jaroslaw Kaczynski)、匈牙利的維克托·歐爾班(Viktor Orban)、土耳其的雷傑普·塔伊普·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菲律賓的羅德里戈·杜特爾特(Rodrigo Duterte)和美國的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等人“出人意料”的民粹性民族主義。)
福山並不是唯一一個宣稱民族主義已經消亡的人。許多人也這樣斷言。而這正是德格勒所擔心的。
回想一下，民族國家初現雛形時的情景。這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為什麼現代歷史寫作伴隨著民族國家的出現而興起。一個多世紀以來，民族國家一直是歷史研究的核心對象。從19世紀30年代的喬治·班克羅夫特（George Bancroft）到小亞瑟·施萊辛格（Arthur Schlesinger）或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對他們而言，研究美國曆史就意味著研究美國民族。正如歷史學家約翰·海厄姆(John Higham)所說，“從19世紀中葉到20世紀60年代，國家一直是美國曆史的重要主題。”在同一時期內，美國經歷了南北內戰、黑奴解放、家園重建、種族隔離、兩次世界大戰和前所未有的移民浪潮，這些事件使得研究美國民族這項任務更加重要。歷史學家托馬斯·本德(Thomas Bender)曾經說過：“一段共同的歷史對於維繫構成國家這一主體的向心力至關重要。”“在其他一切事項中，民族國家是一項集體協議。這一協議的達成在一定程度上是被迫的，其目的是確認共同的歷史是共同的未來的基礎。”
1889年12月在華盛頓參加美國曆史協會年會的官員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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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20世紀70年代，美國曆史學界研究國家的熱度在降低。大多數歷史學家開始關注更加宏大，抑或更加細微的事情，不是調查社會群體的經歷和文化，就是在利用全球歷史帶來的巨大優勢。這一轉變帶來了優秀的學術成果。但與此同時，是誰在為生活在美國的人民提供一個清晰的過去和一個可信的未來，即這個國家？是騙子、小丑和暴君。民族主義的不絕如縷，證明了世界上從來不缺少無賴，這些無賴願意用神話和預言、偏見和仇恨來煽動起人們的自我意識和命運意識，也不缺少熱切呼喚暴力的惡棍，他們希望讓舊垃圾袋中的正在潰爛的仇恨情緒傾瀉而出。當歷史學家們放棄對一個國家的研究，當學者們不再試圖為一個民族書寫一部共同的歷史，民族主義不會自然消亡。相反，它會通過吃掉自由主義繼續生存。
也許要恢復一部共同的歷史已經太遲了，要讓歷史學家有所作為也太遲了。但是，除了努力創造一個新的美國曆史——一個可以培育一種新的美國主義的歷史之外，我們還有別的選擇嗎?
國家和州
美國不同於其他國家——每個國家都是不同的，而它的民族主義也與眾不同。回顧一下：一個國家是一個有著共同起源的民族，一個州是一個法治的政治共同體。一個民族國家是一個由法律所管轄的政治共同體，它將具有共同祖先的一個民族團結在一起。當民族國家從城邦、王國和帝國中崛起時，他們通過講述自己起源的故事來剖析自己，這些故事旨在暗示，“法蘭西民族”中的每個人都有共同的祖先，而事實是他們並沒有共同的祖先。正如我在《這些真理》（These Truths）一書中所寫：“通常，民族國家的歷史不過是隱藏了國家與州的銜接處的神話故事。”
但美國的起源可以在這些國家與州的銜接處找到。當美利堅合眾國在1776年宣佈獨立時，它就成了一個獨立的州。但是，是什麼使它成為一個國家的呢?宣揚其人民擁有共同祖先的故事顯然是荒謬的。因為美國人民來自世界各地，此外，在對英國宣戰之後，他們最不想宣揚的就是他們的英國身份。在獨立後很長一段時間內，大多數美國人並不把美國看成一個國家，而是名副其實的國家聯盟。這使得通過憲法的主張變為一場艱難的戰鬥，這也是憲法的擁護者稱自己為“聯邦主義者”的原因。而實際上他們是民族主義者，在某種意義上，他們是在提議用一個全國性的系統來取代《聯邦條例》（the 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下的聯邦系統。約翰·傑伊（John Jay）在《聯邦黨人文集》（The Federalist Papers）的第二篇中堅稱，“上帝樂於把這個連成一片的國家賜予一個團結的民族——這個民族是同一祖先的後裔，語言相通，宗教信仰相同，隸屬於政府的同樣原則，風俗習慣非常相似。”他那是在給自己增加自信。
“把一個州變成一個國家的方式之一就是書寫她自己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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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於缺乏這些相似之處，諾亞·韋伯斯特(Noah Webster)等聯邦主義者才試圖通過敦促美國人採用獨特的拼寫的方式來塑造一個民族性格。1789年，韋伯斯特寫道:“語言和政府都應該是國家性的。”美國應該有她自己的與眾不同的語言和政府。這就促使美國選擇使用“favor”而不是“favour”的拼寫方式。然而，這並沒有使美國成為一個國家。1828年韋伯斯特出版他的不朽之作《美國英語詞典》時，也並沒有將“民族主義”這個詞收錄其中。在19世紀20年代的美國，“民族主義”這個詞既沒有任何意義，也並不流行。直到19世紀40年代，歐洲國家被所謂的“民族時代”浪潮席捲，美國人才開始認為自己屬於一個國家，彼此有共同的命運。
這些事件的進程在國家建設的意義上如此不同尋常，以至於歷史學家戴維·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提出，美國不是一個民族國家。他寫道,“我們所說的民族主義是國家渴望（無論怎樣定義）用各個州去創建的一個獨特混合體，而這個混合體正是我們所說的民族國家。但“還有一個野獸我們可以稱之為國家民族（state-nation）,它早在州的形成之時就已經出現，但那時從任何意義上說，民族意識的發展都還停滯不前。美國可能會被視為後一種情況的一個（或許是唯一一個）引人注目的例子——不是一個民族國家而是一個國家民族。
把一個州變成一個國家的方法之一就是書寫它的歷史。1834年至1874年，班克羅夫特（Bancroft）出版了多達十卷的《美國曆史：從美洲大陸的發現說起》（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From the Discovery of the American Continent），這是美國第一部重要的歷史著作。班克羅夫特（Bancroft）不僅是一位歷史學家，他也是一位政治家。他曾在三任美國總統的政府中任職，包括擔任美國“大陸擴張”時期的國防部長一職。班克羅夫特是天命論的締造者，他寫歷史的目的是使美國的建立看起來似乎是必然結果，美國的發展勢不可擋，美國的歷史悠久古老。他沒有強調美國的英國淵源，而是頌揚美國是一個多元化和世界性的國家，其祖先遍佈世界各地:
“我們的語言起源於印度；我們的宗教來自巴勒斯坦；我們在教會所唱的聖歌，有一些是最早流傳於意大利的，有一些是原本流行在阿拉伯的沙漠上的，還有一些是散落在幼發拉底河的兩岸邊的；我們的藝術源起希臘；我們的法學來自羅馬。”
19世紀的民族主義作為啟蒙運動的產物是自由主義。它建立在類比個人和集體的基礎上。正如美國民族主義理論家漢斯·科恩（Hans Kohn）曾經所寫的：“民族自決的概念即將自由的理想從個人轉移到有機集體，被作為自由主義的旗幟而高舉。”
自由民族主義作為一種理念，從根本上講是具有歷史意義的。19世紀的美國人是在一套關於人權的新思想的背景下來理解民族國家的：即國家的權力保證每個有資格成為公民的人享有同樣的一套不可撤銷的政治權利。後來的馬薩諸塞州參議員查爾斯·薩姆納（Charles Sumner）在1849年提出了這樣的解釋：
“這是每一個人在這片土地上進行每一次重要呼吸的偉大憲章，無論他的條件如何，無論他的父母是誰。他可能是貧窮的，虛弱的，卑微的，或黑人，他可能是白種人，猶太人，印度人，或埃塞俄比亞人，他可能是法國人，德國人，英國人，或愛爾蘭後裔。但在《馬薩諸塞州憲法》（the Constitution of Massachusetts）的面前，所有這些區別都消失了……他是一個人，與他所有的同胞一樣平等。他是國家的孩子之一，國家像公正的父母一樣，平等地對待所有的子女。”
或者，正如那位美國政治哲學家弗朗西斯·利伯(Francis Lieber)所寫的那樣，“沒有一個統一的民族性格，國家就不可能獲得我們進步所必需的政治社會的長期性和連續性。”他出生於普魯士，對薩姆納產生重大的影響。利伯最具影響力的文章《民族主義：一個政治學中的碎片》（Nationalism: A Frag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發表於1860年南北戰爭前夕。
圖為弗朗西斯·利伯(Francis Lieber)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聯邦和邦聯
美國內戰是一場民族國家內兩種對立思想之間的鬥爭。這場鬥爭從未真正結束，它只是趨於緩和。
在南北戰爭前夕的美國，北方人，尤其是北方的廢奴主義者，將（北方的）民族主義和（南方的）地方主義進行了對比。1850年，一位密歇根州國會議員敦促道：“我們必須培養一種民族性的而非地方性的愛國主義。”但南方人也是民族主義者。只不過他們的民族主義現在被稱為“非自由主義”或“種族主義”，而不是北方人的自由的或公民的民族主義。這種區分招致了很多批評，理由是它不過是一種將一種民族主義稱為好的民族主義並把另一種稱為壞的的方式。但是，北方和南方的民族主義實際上是不同的，而美國曆史的大部分戰爭都是這兩種民族主義之間的戰爭。
1848年，美國政治家約翰·C.卡爾霍恩（John C. Calhoun）宣稱：“我們的政府是白人的政府。”他反對讓墨西哥人成為美國公民，“這個政府是我們的父輩在白人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美國政治家斯蒂芬•道格拉斯（Stephen Douglas）也在1858年說“它是白人為了白人及其後代的利益而創造的。”
亞伯拉罕·林肯在黑人廢奴主義者的觀點的基礎上更進一步，揭露了道格拉斯的歷史是虛構的。林肯於1858年在伊利諾伊州的蓋爾斯堡與道格拉斯辯論時，這樣說道：“我相信在世界上所有的記錄中，從《獨立宣言》（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發佈之日回溯三年，這段時間內可能都沒法從任何一個人那得到任何一個證言，說“黑人是不包括在《獨立宣言》中的。“他又繼續說：
“我想，如果我說道格拉斯法官、華盛頓、任何總統、任何國會的議員或者是整個地球上的任何活人曾經這樣說，我可能是在藐視道格拉斯法官，除非出於民主黨涉及農奴制的目前政策的必要性考慮，我不得不偽造這樣的證言。”
不管怎樣，邦聯的創建者們回答說：我們將在白人至上的基礎上制定一部新憲法。1861年，南部邦聯的新當選的副總統亞歷山大·史蒂芬斯（Alexander Stephens）在薩凡納發表了一個講話。在講話中，他解釋了美國背後的想法。“基於種族平等的假設上”的美國憲法——實際上背棄了林肯的論點——但是“我們的新的政府是建立在完全相反的想法上的。它的基礎都是這樣一個偉大的真理：黑人和白人是不平等的；奴隸制之於白人，是合乎自然和道德的。
北方雖然贏得了南北戰爭的勝利，但自由主義和狹隘的民族主義（非自由主義民族主義）之間的鬥爭卻進入了白熱化階段，尤其是在有關美國憲法的第十四修正案和第十五修正案的爭論。這標誌著從自由思想的層面對美國的第二次創建，這些自由思想是關於公民權利和民族國家權力的——即國籍取得的出生地原則、公民的平等權利、(男性的)普選權和對非公民的法律保護。這些重建時期的修正案也引發了關於移民、種族和性別平等以及對公民身份的限制的討論。根據第十四條修正案的規定，在美國出生的中國移民的子女將成為美國公民。但很少有重要政治人物談論到中國移民時持正面態度。來自加利福尼亞州的共和黨國會議員、曾經當過礦工的威廉·希格比(William Higby)所表現出的惡毒偏見就是典型的例子。“中國人只不過是一個異教種族”，希格比在1866年時這樣說。“你不能把他們變成好公民。而第十五修正案的反對者則認為，讓非裔美國人有投票權和讓中國人有美國公民身份都是可恥的。來自肯塔基州的民主黨參議員加勒特·戴維斯（Garrett Davis）憤怒地說:“我不想要黑人組成的政府，我也不想要蒙古人組建的政府。我要的是我們父輩所組成的那樣的白人政府。”
在這場辯論中，最重要的發言來自一個出生在黑奴家庭的人，他為爭取自己的自由，為爭取黑奴的解放、獲得美國公民身份和取得與白人一樣的平等權利而奮鬥了幾十年。1869年，弗雷德裡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在全國各地的聽眾面前發表了美國政治史上最重要也是最不受歡迎的演講之一，他極力主張應該本著“建立一個複合性國家”的精神來批准通過第十四條和第十五條修正案。他說，“在這樣一個問題上，即我們現在單一種族的國家是優於還是劣於由不同種族的人所組成的國家？”如果對人類進步起重要作用的國家是由相似的人組成的，那麼像美國這樣的國家，由不同的人組建起來，包括美洲原住民、非洲人、歐洲人、亞洲人以及各種可能的混合體，又怎麼會是“世界上最傑出的混合民族的例子”呢？
照片中奧巴馬背後的雕塑即為弗雷德裡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2015年12月，時任美國總統的貝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在美國憲法第十三條修正案的150週年紀念典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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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像希格比這樣反對中國移民和出生公民權的共和黨人，以及像戴維斯這樣反對除白人以外任何人的公民權和投票權的民主黨人，道格拉斯給出了熱情洋溢的回答。對中國人，他的回答是這樣的：“如果你問我，我是否會支持中國人這樣的移民？我回答，我會的。你會讓他們入籍並賦予他們美國公民的所有權利嗎？我會的。你會允許他們投票嗎？我會的。”而對於未來的幾代人和未來移民到美國的人，他這樣說，“我希望這裡不僅是黑人、黑白混血兒和拉丁人種的家園，我也希望亞洲人也能在美國找到一個棲身之處，他們在這裡也能感到賓至如歸、輕鬆自在。這既是為了亞洲移民者的利益，也是為了我們自己的利益。“對道格拉斯來說，進步只能以複合型國家的新形式出現。“我們將用科學和文明的網絡覆蓋一切尋求避風港的人，無論他們是來自亞洲、非洲、抑或是海洋的群島上。”他說：“他們到這裡要服從於於同一法律，說同樣的語言，支持相同的政府，享受同樣的自由，充滿著相同的國家熱情，並尋求相同的國家結果。”這就是道格拉斯的新美國主義。但它並沒有被廣泛接受。
圖為W.E.B.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歷史學家和民權運動家W.E.B.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在1935年寫道，黑奴解放與國家重建是“這個世界所見的為實現民主而做出的最傑出的努力”。但這種努力遭到了那些將美國重新團結起來的北方白人和南方白人的背叛，他們編造了一個故事，說這場戰爭根本不是一場關於奴隸制的戰爭，而僅僅是國家和各州之間的鬥爭。杜波依斯不無痛苦地寫道：“我們正處在這樣的人的領導下，他們為了維持現在的和平，願意付出扭曲既往事實的代價。”道格拉斯的新美國主義就這樣被遺忘了。杜波依斯對美國曆史的看法也遭遇了同樣的事情。
國家的歷史
美國曆史協會（The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成立於1884年——是在法國哲學家歐內斯特·勒南（Ernest Renan）完成他的成名作《什麼是國家？》（What Is a Nation?）的兩年後，民族主義正在發生轉變，從自由主義轉向非自由主義，包括德國的民族主義在內，其轉變標誌是俾斯麥(Bismarck)“鐵血政策”。這種變化的一個驅動因素是大眾政治的出現，歷史學家埃裡克•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曾寫道，在大眾政治的條件下，民族國家“在某種程度上依賴於普通公民的參與，而這在以前是無法想象的”。這“將‘國家’的問題以及公民對他所認為的‘國家’、‘國籍’或其他對忠誠而言處於核心位置的感情，置於政治議程的首位。”
這種轉變始於19世紀80年代，當時美國頒佈了吉姆•克勞法(Jim Crow law)（歧視黑人的法律），限制移民制度也隨之興起，第一部限制移民的聯邦法律《排華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於1882年通過。這兩部法律都違背了憲法的第十四條和第十五條修正案的所做承諾和憲法保障。領導反對私刑運動的艾達·B. 威爾斯（Ida B. Wells）和1892年成立中國平等權利聯盟(Chinese Equal Rights League)的王金福(Wong Chin Foo)等運動領袖，一直在為使第十四條和第十五條修正案的承諾變為現實而努力奮鬥。王金福堅稱，“我們主張與所有其他民族擁有共同的權利。”
“民族主義變得越醜陋和越狹隘，自由主義者就越相信自由民族主義是不可能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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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那些年在美國曆史協會(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年會上發表演講的白人對討論種族隔離、黑人被剝奪公民權或移民限制等問題毫無興趣。弗雷德裡克·傑克遜·特納（Frederick Jackson Turner）把歷史學家的注意力轉移到了邊疆。其他人則思考民粹主義和社會主義帶來的挑戰。進步時代的歷史學家解釋說，美國這個國家是“民主與特權、窮人與富人、農民與壟斷者、工人與企業，有時也是自由土地所有者與奴隸主之間”衝突的產物。”德格勒這樣說。許多協會的主席，尤其是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都為後來被稱為“邦聯失敗的事業”而哀悼。所有這些都提供了省略了種族不平等的起源和持久性的國家歷史。
與此同時，民族主義發生了變化，從20世紀10年代開始，尤其是20世紀30年代。民族主義變得越醜陋狹隘，自由主義者就越相信自由民族主義是不可能存在的。在美國，民族主義主要表現為經濟上的保護主義和外交上的孤立主義。1917年，反對美國捲入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出版業巨頭威廉·倫道夫·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開始呼籲“美國優先”。在1938年時他也採取了同樣的立場，堅稱“美國人應該保持我們偉大而獨立的國家的傳統政策——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美國本來就是獨立的。”
在美國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前幾年裡，甚至有邊緣群體支持希特勒：查爾斯·考夫林（Charles Coughlin）是一位牧師和一位廣受歡迎的廣播員，與總統候選人關係密切，他通過廣播宣揚反猶太主義和對希特勒和納粹黨的崇拜，並號召他的聽眾組成一個新的政黨基督教陣線。1939年，大約2萬名美國人，聚集在裝飾著納粹黨徽和美國國旗的麥迪遜廣場花園（Madison Square Garden），其中一些人穿著納粹制服，廣場上張貼的海報上寫著“真正美國主義的大規模示威”並譴責羅斯福新政是“猶太人的協議”。希特勒本人對南部聯盟表示欽佩，並對“建立在奴隸制和不平等原則基礎上的偉大的新社會秩序的開端被戰爭摧毀”這件事表示遺憾。作為擴大美國內部分歧、削弱美國決心的運動的一部分，納粹在種族歧視的美國南方地區進行的宣傳，呼籲廢除第十四和第十五條憲法修正案。
“美國優先”的支持者查爾斯•林德伯格（Charles Lindbergh）並非無足輕重，他的民族主義建立在地理的基礎上，他憑藉獨自飛越大西洋而一舉成名。1939年，他說：“只要看一眼地圖，就能知道我們真正的邊界在哪裡。”“除了東邊的大西洋和西邊的太平洋，我們還能要求什麼呢?”（1940年，富蘭克林·羅斯福（Franklin Roosevelt）這位總統如此迴應。他宣佈美國是“一個孤島”的夢想，實際是一場噩夢，“人們住在監獄中，戴著鐐銬，飢腸轆轆，每天被充滿蔑視又毫無惻隱之心的其他大陸的統治者隔著鐵柵欄餵食。”）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曆史學家把美國的歷史寫成一個共識的故事，按照政治學家路易斯·哈茨（Louis Hartz）的說法，這是一種不變的“美國自由主義的傳統”，這一傳統似乎將一直延續到一個不變的自由主義的未來。施萊辛格（Schlesinger）在1949年寫道，自由主義者佔據了美國政治的“重要中心”。這些歷史學家有許多盲點——他們對尤其是保守主義和原教旨主義的勢力視而不見——但他們仍然在美國民族和美國人民的歷史方面提供了一個廣闊而自由的視野。
《返古溯今：塑造現代美國的力量》（Out of Our Past: The Forces That Shaped Modern America），20世紀最新的也是最好的單冊通俗美國曆史書，由德格勒於1959年所寫。這本書塑造了現代美國的力量：一個令人驚歎又席捲一切的記述，該記述極大程度上受到杜波依斯的影響，它把種族、奴隸制、種族隔離和公民權利放在故事的核心地位，與自由、權利、革命、自由和平等處於同樣的位置上。令人驚訝的是，這是德格勒的第一本書，但這也是德格勒的最後一本書。
國家歷史的衰退
如果說對國家的熱愛是美國曆史學家在19世紀研究過去的動力，那麼對民族主義的仇恨則是美國曆史學家在20世紀下半葉遠離民族主義的原因。
民族主義是一種計謀、詭計和虛構，這是早就顯而易見的。二戰後，當美國總統哈利·杜魯門（Harry Truman）正幫助建立後來被稱為“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秩序的時候，國際主義者開始預言民族國家的終結。哈佛大學政治學家魯伯特·愛默生（Rupert Emerson）宣稱，“民族和民族國家是原子時代的時代錯誤”。到了20世紀60年代，民族主義似乎比時代錯誤還要糟糕。與此同時，隨著越南戰爭的爆發，美國曆史學家停下了對民族國家研究的腳步，部分原因是害怕與美國外交政策和國內政治壓迫政權的暴行沆瀣一氣。2002年，本德（Bender）在《重新思考全球化時代的美國曆史》（Rethinking American History in a Global Age）一書中指出：“歷史寫作和教學的專業實踐作為國家創造的附屬品蓬勃發展。美國不僅對其大力支持，而且還提供了一批懂得欣賞的聽眾。”“直到最近，”他繼續說，“由於民族國家地位的不確定，人們才認識到，歷史作為一門專業學科是其本身實質性敘述的一部分，同時根本沒有充分意識到這種循環的意義。”從那以後，歷史學家的自我意識只能越來越強，到了癱瘓的地步。如果民族主義是一種病態，那麼這種觀點就會認為，民族歷史的書寫是它的表現之一，只不過是另一種形式的神話創造。
“如果說對國家的熱愛是美國曆史學家在19世紀研究過去的動力，那麼對民族主義的仇恨則是美國曆史學家在20世紀下半葉遠離民族主義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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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19-02-05/new-americanism-nationalism-jill-lepore
與此同時，還有別的事情正在發生。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婦女和有色人種進入歷史研究的行業，他們書寫內涵豐富、具有革命意味又令人耳目一新的歷史，提出各式各樣的問題又得出迥然不同的結論。歷史學者的數量激增，人員組成上也變得無比豐富，而且他們精明老練。在一個歧視黑人的年代，許多年長的歷史學家對這項學術的價值提出了質疑。德格勒沒有如此；相反，他為此做出了貢獻。大多數寫種族問題的歷史學家都不是白人，而大多數寫女性問題的歷史學家都不是男性。但是德格勒身為一個白種男人，卻是全國婦女組織（the 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Women）的兩位男性創始人之一。1972年他還憑藉《非黑非白》（Neither Black nor White）一書獲得了普利策獎。不過，和海厄姆一樣，他也擔心大多數新的美國曆史研究“不是關於美國，而是僅僅發生在美國”。
1986年，當德格勒從他的椅子上站起來，並在美國曆史協會的成員面前發表演講時，美國的許多歷史學家已經開始提倡一種歷史世界主義，他們寫的是全球歷史而不是國家歷史。德格勒對此沒有太多的耐心。此後幾年，波斯尼亞內戰爆發後，政治哲學家邁克爾·沃爾澤(Michael Walzer)冷酷地宣佈，“部落已經回來了。”它們從未離開過。它們只會讓歷史學家更難發現，因為歷史學家們不再真正地去尋找。
一個新的美國曆史
書寫民族歷史固然產生了許多問題，但不書寫民族歷史會帶來更多的問題，而後者帶來的問題更糟。
一個新的美國主義和一個新的美國曆史會是什麼樣子?它們可能看起來很像道格拉斯想象的複合民族主義和杜波依斯寫的思路清晰的歷史。他們可能以1869年道格拉斯對美國實驗及其挑戰的描述為出發點：
一個建立在正義的基礎上的政府承認所有人的平等權利；除了自身存在必需的和法律制裁需要的權力，除了自然、理性和人民定期確定的意願之外，不要求更高的公共權力; 堅決拒絕損害任何宗教信仰、家庭的利益或者從對其的服務中獲取利益——對世界上大多數政府以及我們自己中的一些心胸狹隘和固執己見的人來說是一個長期令人反感的事物。
在冷戰結束時，一些評論家得出這樣的結論：美國的實驗以勝利告終，美國即全世界。但美國的實驗實際上並沒有結束。一個建立在革命和普遍權利基礎上的國家將永遠與混亂和特殊主義勢力作鬥爭。一個在矛盾中誕生的民族將永遠為其歷史的意義而鬥爭。但這並不意味著歷史毫無意義，也不意味著任何人都可以對此袖手旁觀。
“現在的美國曆史並不試圖回答任何重大問題，”德格勒在大約30年前對他的聽眾這樣說。他警告說，如果美國曆史學家不開始詢問和回答這類問題，其他人會這麼做的。他們將呼應卡爾霍恩（Calhoun），道格拉斯（Douglas）和考夫林神父（Father Coughlin）。他們將哀嘆“美國的大屠殺”。他們將稱移民為“動物”並把其他國家稱為“狗屁國家”。他們將採用“美國第一”的口號。他們將說他們能“讓美國再次偉大”。他們將稱自己為“民族主義者”。他們的歷史將是虛無的。他們將說只有他們愛這個國家。歷史將證明，他們錯了。
文章鏈接
翻譯文章：
Jill Lepore, A New Americanism: Why a Nation Needs a National Story, Foreign Affairs, Feb 26, 2019
網絡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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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者介紹
劉昭媛
北京大學2018級法律碩士，現為法意讀書編譯組成員。
法意薦書
繼《西方的重建與美國的危機》後，匯聚法意讀書2017整年翻譯精華的《法意看世界》（2017-2018年卷）終於推出。通過對歐美主流媒體的編譯、介紹和評論，《法意看世界》旨在記錄世界範圍內影響深遠的政治和思想變革，其關注的議題覆蓋經濟、政治和社會文化等多個方面，具有很強的公共性，是一部瞭解西方當代思想和文化辯論的通識讀物。
《新歐亞時代：危機與願景》
（法意看世界2017年卷）
孔元 韓笑 主編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法意看世界》集合了當代歐美世界最新的思想討論，是瞭解當代政治思想走向不可多得的作品，也具備較多的收藏和資料文獻價值。寒來暑往，冬去春來，法意願意做您的一扇窗戶，幫您觀察記錄外面的世界。您可點擊新春獻禮丨新歐亞時代：危機與願景（法意看世界2017-2018年卷）瞭解詳情，如果您感受到這份溫馨體貼，那就點擊“閱讀原文”，剁手支持我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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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意導言
民族國家是研究歷史的重要視角和基本論述單位。從美國學者杜贊奇（Prasenjit Duara）的中國學著作《從民族國家中拯救歷史》（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即可看出，正視民族國家的現實問題和歷史脈絡對於書寫一個民族的歷史具有重大意義。本文通過追溯美國曆史的起源和自由民族主義的式微，呼籲美國人不要忘記共同的歷史。原因在於，是民族故事而非同一祖先，使一個國傢俱有凝聚力和向心力。同時，本文提出：自由民族主義是廣闊自由的歷史研究視野的保障，也對培養統一的民族性格、促進長久的國家進步影響深遠。為此，美國人需要建構一種新的美國主義，創造一個新的美國曆史。本文於2019年2月26日更新並發表於《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雜誌。本文作者吉爾·萊波雷（Jill Lepore）是美國哈佛大學的歷史學教授和《紐約客》雜誌（The New Yorker）的獨立撰稿人，她執筆的領域涵蓋了美國曆史、法律、文學和政治。萊波雷有多部著作已經出版並獲獎，其中，《神奇女俠祕史》（The Secret History of Wonder Woman）一書斬獲了2015年的美國曆史圖書獎。她的更多文章和評論可見於《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和《耶魯法律期刊》（Yale Law Journal）等。
新美國主義：
為什麼一個國家需要自己的民族敘事
作者：吉爾·萊波雷（Jill Lepore）
翻譯：劉昭媛
圖為本文作者吉爾·萊波雷（Jill Lepore）
圖片來源：哈佛大學官網
1986年，西裝革履的斯坦福大學歷史學家和普利策獎得主卡爾·德格勒(Carl Degler)發表了一篇主題不同尋常的飯後演講，而非關於菸斗和加冰威士忌。近一個世紀以來，這一演講一直是美國曆史協會(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年度會議晚間項目的爭議之處。真實情況是，德格勒這樣一個溫文爾雅又具有英雄氣概的人，指責他的同事完全是玩忽職守，說他們被民族主義嚇壞了，並放棄了對國家的研究。
圖為卡爾·德格勒(Carl Degler)
圖片來源：http://vcencyclopedia.vassar.edu/faculty/prominent-faculty/carl-degler.html
德格勒當晚在芝加哥說：“我們可以在歷史中含蓄地否認或忽視民族國家的存在，但這將是一段與人們的需求背道而馳的歷史，而這些人生活在民族國家。”他警告說：“如果我們這些歷史學家不能提供一段依據民族國家界定的歷史，那麼別人將接替我們的工作，這些人不那麼富有批判精神或博聞強識。”
這個當時的智者德格勒說，民族國家正在衰落。既然世界已經在向全球化方向發展，為什麼還要研究某個國家呢?民族主義在十九世紀時尚在襁褓中，可在二十世紀上半葉就已經變成了一個怪物。但在二十世紀的下半葉，它已行將就木，像一個跌跌撞撞的可怕幽靈，至少在後殖民國家以外的地方止步不前。歷史學家們似乎相信，如果他們停止研究民族主義，它會更快地因飢餓、忽視和拋棄而死亡。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是一位政治學家而非歷史學家。但他1989年的文章《歷史的終結?》（The End of History?）闡釋了德格勒的觀點。福山在冷戰結束時宣佈，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已經滅亡。作為自由主義最大威脅的怪物——民族主義，在西方已經被“拔掉了尖牙”；而在世界其他地方，它的餘溫尚存，但那不完全是民族主義。福山寫道：“世界上絕大多數的民族主義運動，除了從一些其他的群體或人民中獨立出來的消極願望之外，沒有任何政治綱領，也沒有為社會經濟組織提供任何類似於整體議程的東西。”（不用說，自那以後，他不得不重寫很多內容。在他最近一書中，他談到了俄羅斯的弗拉基米爾·普京(Vladimir Putin)、波蘭的雅羅斯瓦夫·卡欽斯基(Jaroslaw Kaczynski)、匈牙利的維克托·歐爾班(Viktor Orban)、土耳其的雷傑普·塔伊普·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菲律賓的羅德里戈·杜特爾特(Rodrigo Duterte)和美國的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等人“出人意料”的民粹性民族主義。)
福山並不是唯一一個宣稱民族主義已經消亡的人。許多人也這樣斷言。而這正是德格勒所擔心的。
回想一下，民族國家初現雛形時的情景。這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為什麼現代歷史寫作伴隨著民族國家的出現而興起。一個多世紀以來，民族國家一直是歷史研究的核心對象。從19世紀30年代的喬治·班克羅夫特（George Bancroft）到小亞瑟·施萊辛格（Arthur Schlesinger）或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對他們而言，研究美國曆史就意味著研究美國民族。正如歷史學家約翰·海厄姆(John Higham)所說，“從19世紀中葉到20世紀60年代，國家一直是美國曆史的重要主題。”在同一時期內，美國經歷了南北內戰、黑奴解放、家園重建、種族隔離、兩次世界大戰和前所未有的移民浪潮，這些事件使得研究美國民族這項任務更加重要。歷史學家托馬斯·本德(Thomas Bender)曾經說過：“一段共同的歷史對於維繫構成國家這一主體的向心力至關重要。”“在其他一切事項中，民族國家是一項集體協議。這一協議的達成在一定程度上是被迫的，其目的是確認共同的歷史是共同的未來的基礎。”
1889年12月在華盛頓參加美國曆史協會年會的官員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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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20世紀70年代，美國曆史學界研究國家的熱度在降低。大多數歷史學家開始關注更加宏大，抑或更加細微的事情，不是調查社會群體的經歷和文化，就是在利用全球歷史帶來的巨大優勢。這一轉變帶來了優秀的學術成果。但與此同時，是誰在為生活在美國的人民提供一個清晰的過去和一個可信的未來，即這個國家？是騙子、小丑和暴君。民族主義的不絕如縷，證明了世界上從來不缺少無賴，這些無賴願意用神話和預言、偏見和仇恨來煽動起人們的自我意識和命運意識，也不缺少熱切呼喚暴力的惡棍，他們希望讓舊垃圾袋中的正在潰爛的仇恨情緒傾瀉而出。當歷史學家們放棄對一個國家的研究，當學者們不再試圖為一個民族書寫一部共同的歷史，民族主義不會自然消亡。相反，它會通過吃掉自由主義繼續生存。
也許要恢復一部共同的歷史已經太遲了，要讓歷史學家有所作為也太遲了。但是，除了努力創造一個新的美國曆史——一個可以培育一種新的美國主義的歷史之外，我們還有別的選擇嗎?
國家和州
美國不同於其他國家——每個國家都是不同的，而它的民族主義也與眾不同。回顧一下：一個國家是一個有著共同起源的民族，一個州是一個法治的政治共同體。一個民族國家是一個由法律所管轄的政治共同體，它將具有共同祖先的一個民族團結在一起。當民族國家從城邦、王國和帝國中崛起時，他們通過講述自己起源的故事來剖析自己，這些故事旨在暗示，“法蘭西民族”中的每個人都有共同的祖先，而事實是他們並沒有共同的祖先。正如我在《這些真理》（These Truths）一書中所寫：“通常，民族國家的歷史不過是隱藏了國家與州的銜接處的神話故事。”
但美國的起源可以在這些國家與州的銜接處找到。當美利堅合眾國在1776年宣佈獨立時，它就成了一個獨立的州。但是，是什麼使它成為一個國家的呢?宣揚其人民擁有共同祖先的故事顯然是荒謬的。因為美國人民來自世界各地，此外，在對英國宣戰之後，他們最不想宣揚的就是他們的英國身份。在獨立後很長一段時間內，大多數美國人並不把美國看成一個國家，而是名副其實的國家聯盟。這使得通過憲法的主張變為一場艱難的戰鬥，這也是憲法的擁護者稱自己為“聯邦主義者”的原因。而實際上他們是民族主義者，在某種意義上，他們是在提議用一個全國性的系統來取代《聯邦條例》（the 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下的聯邦系統。約翰·傑伊（John Jay）在《聯邦黨人文集》（The Federalist Papers）的第二篇中堅稱，“上帝樂於把這個連成一片的國家賜予一個團結的民族——這個民族是同一祖先的後裔，語言相通，宗教信仰相同，隸屬於政府的同樣原則，風俗習慣非常相似。”他那是在給自己增加自信。
“把一個州變成一個國家的方式之一就是書寫她自己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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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於缺乏這些相似之處，諾亞·韋伯斯特(Noah Webster)等聯邦主義者才試圖通過敦促美國人採用獨特的拼寫的方式來塑造一個民族性格。1789年，韋伯斯特寫道:“語言和政府都應該是國家性的。”美國應該有她自己的與眾不同的語言和政府。這就促使美國選擇使用“favor”而不是“favour”的拼寫方式。然而，這並沒有使美國成為一個國家。1828年韋伯斯特出版他的不朽之作《美國英語詞典》時，也並沒有將“民族主義”這個詞收錄其中。在19世紀20年代的美國，“民族主義”這個詞既沒有任何意義，也並不流行。直到19世紀40年代，歐洲國家被所謂的“民族時代”浪潮席捲，美國人才開始認為自己屬於一個國家，彼此有共同的命運。
這些事件的進程在國家建設的意義上如此不同尋常，以至於歷史學家戴維·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提出，美國不是一個民族國家。他寫道,“我們所說的民族主義是國家渴望（無論怎樣定義）用各個州去創建的一個獨特混合體，而這個混合體正是我們所說的民族國家。但“還有一個野獸我們可以稱之為國家民族（state-nation）,它早在州的形成之時就已經出現，但那時從任何意義上說，民族意識的發展都還停滯不前。美國可能會被視為後一種情況的一個（或許是唯一一個）引人注目的例子——不是一個民族國家而是一個國家民族。
把一個州變成一個國家的方法之一就是書寫它的歷史。1834年至1874年，班克羅夫特（Bancroft）出版了多達十卷的《美國曆史：從美洲大陸的發現說起》（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From the Discovery of the American Continent），這是美國第一部重要的歷史著作。班克羅夫特（Bancroft）不僅是一位歷史學家，他也是一位政治家。他曾在三任美國總統的政府中任職，包括擔任美國“大陸擴張”時期的國防部長一職。班克羅夫特是天命論的締造者，他寫歷史的目的是使美國的建立看起來似乎是必然結果，美國的發展勢不可擋，美國的歷史悠久古老。他沒有強調美國的英國淵源，而是頌揚美國是一個多元化和世界性的國家，其祖先遍佈世界各地:
“我們的語言起源於印度；我們的宗教來自巴勒斯坦；我們在教會所唱的聖歌，有一些是最早流傳於意大利的，有一些是原本流行在阿拉伯的沙漠上的，還有一些是散落在幼發拉底河的兩岸邊的；我們的藝術源起希臘；我們的法學來自羅馬。”
19世紀的民族主義作為啟蒙運動的產物是自由主義。它建立在類比個人和集體的基礎上。正如美國民族主義理論家漢斯·科恩（Hans Kohn）曾經所寫的：“民族自決的概念即將自由的理想從個人轉移到有機集體，被作為自由主義的旗幟而高舉。”
自由民族主義作為一種理念，從根本上講是具有歷史意義的。19世紀的美國人是在一套關於人權的新思想的背景下來理解民族國家的：即國家的權力保證每個有資格成為公民的人享有同樣的一套不可撤銷的政治權利。後來的馬薩諸塞州參議員查爾斯·薩姆納（Charles Sumner）在1849年提出了這樣的解釋：
“這是每一個人在這片土地上進行每一次重要呼吸的偉大憲章，無論他的條件如何，無論他的父母是誰。他可能是貧窮的，虛弱的，卑微的，或黑人，他可能是白種人，猶太人，印度人，或埃塞俄比亞人，他可能是法國人，德國人，英國人，或愛爾蘭後裔。但在《馬薩諸塞州憲法》（the Constitution of Massachusetts）的面前，所有這些區別都消失了……他是一個人，與他所有的同胞一樣平等。他是國家的孩子之一，國家像公正的父母一樣，平等地對待所有的子女。”
或者，正如那位美國政治哲學家弗朗西斯·利伯(Francis Lieber)所寫的那樣，“沒有一個統一的民族性格，國家就不可能獲得我們進步所必需的政治社會的長期性和連續性。”他出生於普魯士，對薩姆納產生重大的影響。利伯最具影響力的文章《民族主義：一個政治學中的碎片》（Nationalism: A Frag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發表於1860年南北戰爭前夕。
圖為弗朗西斯·利伯(Francis Lieber)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聯邦和邦聯
美國內戰是一場民族國家內兩種對立思想之間的鬥爭。這場鬥爭從未真正結束，它只是趨於緩和。
在南北戰爭前夕的美國，北方人，尤其是北方的廢奴主義者，將（北方的）民族主義和（南方的）地方主義進行了對比。1850年，一位密歇根州國會議員敦促道：“我們必須培養一種民族性的而非地方性的愛國主義。”但南方人也是民族主義者。只不過他們的民族主義現在被稱為“非自由主義”或“種族主義”，而不是北方人的自由的或公民的民族主義。這種區分招致了很多批評，理由是它不過是一種將一種民族主義稱為好的民族主義並把另一種稱為壞的的方式。但是，北方和南方的民族主義實際上是不同的，而美國曆史的大部分戰爭都是這兩種民族主義之間的戰爭。
1848年，美國政治家約翰·C.卡爾霍恩（John C. Calhoun）宣稱：“我們的政府是白人的政府。”他反對讓墨西哥人成為美國公民，“這個政府是我們的父輩在白人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美國政治家斯蒂芬•道格拉斯（Stephen Douglas）也在1858年說“它是白人為了白人及其後代的利益而創造的。”
亞伯拉罕·林肯在黑人廢奴主義者的觀點的基礎上更進一步，揭露了道格拉斯的歷史是虛構的。林肯於1858年在伊利諾伊州的蓋爾斯堡與道格拉斯辯論時，這樣說道：“我相信在世界上所有的記錄中，從《獨立宣言》（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發佈之日回溯三年，這段時間內可能都沒法從任何一個人那得到任何一個證言，說“黑人是不包括在《獨立宣言》中的。“他又繼續說：
“我想，如果我說道格拉斯法官、華盛頓、任何總統、任何國會的議員或者是整個地球上的任何活人曾經這樣說，我可能是在藐視道格拉斯法官，除非出於民主黨涉及農奴制的目前政策的必要性考慮，我不得不偽造這樣的證言。”
不管怎樣，邦聯的創建者們回答說：我們將在白人至上的基礎上制定一部新憲法。1861年，南部邦聯的新當選的副總統亞歷山大·史蒂芬斯（Alexander Stephens）在薩凡納發表了一個講話。在講話中，他解釋了美國背後的想法。“基於種族平等的假設上”的美國憲法——實際上背棄了林肯的論點——但是“我們的新的政府是建立在完全相反的想法上的。它的基礎都是這樣一個偉大的真理：黑人和白人是不平等的；奴隸制之於白人，是合乎自然和道德的。
北方雖然贏得了南北戰爭的勝利，但自由主義和狹隘的民族主義（非自由主義民族主義）之間的鬥爭卻進入了白熱化階段，尤其是在有關美國憲法的第十四修正案和第十五修正案的爭論。這標誌著從自由思想的層面對美國的第二次創建，這些自由思想是關於公民權利和民族國家權力的——即國籍取得的出生地原則、公民的平等權利、(男性的)普選權和對非公民的法律保護。這些重建時期的修正案也引發了關於移民、種族和性別平等以及對公民身份的限制的討論。根據第十四條修正案的規定，在美國出生的中國移民的子女將成為美國公民。但很少有重要政治人物談論到中國移民時持正面態度。來自加利福尼亞州的共和黨國會議員、曾經當過礦工的威廉·希格比(William Higby)所表現出的惡毒偏見就是典型的例子。“中國人只不過是一個異教種族”，希格比在1866年時這樣說。“你不能把他們變成好公民。而第十五修正案的反對者則認為，讓非裔美國人有投票權和讓中國人有美國公民身份都是可恥的。來自肯塔基州的民主黨參議員加勒特·戴維斯（Garrett Davis）憤怒地說:“我不想要黑人組成的政府，我也不想要蒙古人組建的政府。我要的是我們父輩所組成的那樣的白人政府。”
在這場辯論中，最重要的發言來自一個出生在黑奴家庭的人，他為爭取自己的自由，為爭取黑奴的解放、獲得美國公民身份和取得與白人一樣的平等權利而奮鬥了幾十年。1869年，弗雷德裡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在全國各地的聽眾面前發表了美國政治史上最重要也是最不受歡迎的演講之一，他極力主張應該本著“建立一個複合性國家”的精神來批准通過第十四條和第十五條修正案。他說，“在這樣一個問題上，即我們現在單一種族的國家是優於還是劣於由不同種族的人所組成的國家？”如果對人類進步起重要作用的國家是由相似的人組成的，那麼像美國這樣的國家，由不同的人組建起來，包括美洲原住民、非洲人、歐洲人、亞洲人以及各種可能的混合體，又怎麼會是“世界上最傑出的混合民族的例子”呢？
照片中奧巴馬背後的雕塑即為弗雷德裡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2015年12月，時任美國總統的貝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在美國憲法第十三條修正案的150週年紀念典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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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像希格比這樣反對中國移民和出生公民權的共和黨人，以及像戴維斯這樣反對除白人以外任何人的公民權和投票權的民主黨人，道格拉斯給出了熱情洋溢的回答。對中國人，他的回答是這樣的：“如果你問我，我是否會支持中國人這樣的移民？我回答，我會的。你會讓他們入籍並賦予他們美國公民的所有權利嗎？我會的。你會允許他們投票嗎？我會的。”而對於未來的幾代人和未來移民到美國的人，他這樣說，“我希望這裡不僅是黑人、黑白混血兒和拉丁人種的家園，我也希望亞洲人也能在美國找到一個棲身之處，他們在這裡也能感到賓至如歸、輕鬆自在。這既是為了亞洲移民者的利益，也是為了我們自己的利益。“對道格拉斯來說，進步只能以複合型國家的新形式出現。“我們將用科學和文明的網絡覆蓋一切尋求避風港的人，無論他們是來自亞洲、非洲、抑或是海洋的群島上。”他說：“他們到這裡要服從於於同一法律，說同樣的語言，支持相同的政府，享受同樣的自由，充滿著相同的國家熱情，並尋求相同的國家結果。”這就是道格拉斯的新美國主義。但它並沒有被廣泛接受。
圖為W.E.B.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歷史學家和民權運動家W.E.B.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在1935年寫道，黑奴解放與國家重建是“這個世界所見的為實現民主而做出的最傑出的努力”。但這種努力遭到了那些將美國重新團結起來的北方白人和南方白人的背叛，他們編造了一個故事，說這場戰爭根本不是一場關於奴隸制的戰爭，而僅僅是國家和各州之間的鬥爭。杜波依斯不無痛苦地寫道：“我們正處在這樣的人的領導下，他們為了維持現在的和平，願意付出扭曲既往事實的代價。”道格拉斯的新美國主義就這樣被遺忘了。杜波依斯對美國曆史的看法也遭遇了同樣的事情。
國家的歷史
美國曆史協會（The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成立於1884年——是在法國哲學家歐內斯特·勒南（Ernest Renan）完成他的成名作《什麼是國家？》（What Is a Nation?）的兩年後，民族主義正在發生轉變，從自由主義轉向非自由主義，包括德國的民族主義在內，其轉變標誌是俾斯麥(Bismarck)“鐵血政策”。這種變化的一個驅動因素是大眾政治的出現，歷史學家埃裡克•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曾寫道，在大眾政治的條件下，民族國家“在某種程度上依賴於普通公民的參與，而這在以前是無法想象的”。這“將‘國家’的問題以及公民對他所認為的‘國家’、‘國籍’或其他對忠誠而言處於核心位置的感情，置於政治議程的首位。”
這種轉變始於19世紀80年代，當時美國頒佈了吉姆•克勞法(Jim Crow law)（歧視黑人的法律），限制移民制度也隨之興起，第一部限制移民的聯邦法律《排華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於1882年通過。這兩部法律都違背了憲法的第十四條和第十五條修正案的所做承諾和憲法保障。領導反對私刑運動的艾達·B. 威爾斯（Ida B. Wells）和1892年成立中國平等權利聯盟(Chinese Equal Rights League)的王金福(Wong Chin Foo)等運動領袖，一直在為使第十四條和第十五條修正案的承諾變為現實而努力奮鬥。王金福堅稱，“我們主張與所有其他民族擁有共同的權利。”
“民族主義變得越醜陋和越狹隘，自由主義者就越相信自由民族主義是不可能存在的。”
圖為網站文章截圖
圖片來源：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19-02-05/new-americanism-nationalism-jill-lepore
但是，那些年在美國曆史協會(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年會上發表演講的白人對討論種族隔離、黑人被剝奪公民權或移民限制等問題毫無興趣。弗雷德裡克·傑克遜·特納（Frederick Jackson Turner）把歷史學家的注意力轉移到了邊疆。其他人則思考民粹主義和社會主義帶來的挑戰。進步時代的歷史學家解釋說，美國這個國家是“民主與特權、窮人與富人、農民與壟斷者、工人與企業，有時也是自由土地所有者與奴隸主之間”衝突的產物。”德格勒這樣說。許多協會的主席，尤其是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都為後來被稱為“邦聯失敗的事業”而哀悼。所有這些都提供了省略了種族不平等的起源和持久性的國家歷史。
與此同時，民族主義發生了變化，從20世紀10年代開始，尤其是20世紀30年代。民族主義變得越醜陋狹隘，自由主義者就越相信自由民族主義是不可能存在的。在美國，民族主義主要表現為經濟上的保護主義和外交上的孤立主義。1917年，反對美國捲入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出版業巨頭威廉·倫道夫·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開始呼籲“美國優先”。在1938年時他也採取了同樣的立場，堅稱“美國人應該保持我們偉大而獨立的國家的傳統政策——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美國本來就是獨立的。”
在美國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前幾年裡，甚至有邊緣群體支持希特勒：查爾斯·考夫林（Charles Coughlin）是一位牧師和一位廣受歡迎的廣播員，與總統候選人關係密切，他通過廣播宣揚反猶太主義和對希特勒和納粹黨的崇拜，並號召他的聽眾組成一個新的政黨基督教陣線。1939年，大約2萬名美國人，聚集在裝飾著納粹黨徽和美國國旗的麥迪遜廣場花園（Madison Square Garden），其中一些人穿著納粹制服，廣場上張貼的海報上寫著“真正美國主義的大規模示威”並譴責羅斯福新政是“猶太人的協議”。希特勒本人對南部聯盟表示欽佩，並對“建立在奴隸制和不平等原則基礎上的偉大的新社會秩序的開端被戰爭摧毀”這件事表示遺憾。作為擴大美國內部分歧、削弱美國決心的運動的一部分，納粹在種族歧視的美國南方地區進行的宣傳，呼籲廢除第十四和第十五條憲法修正案。
“美國優先”的支持者查爾斯•林德伯格（Charles Lindbergh）並非無足輕重，他的民族主義建立在地理的基礎上，他憑藉獨自飛越大西洋而一舉成名。1939年，他說：“只要看一眼地圖，就能知道我們真正的邊界在哪裡。”“除了東邊的大西洋和西邊的太平洋，我們還能要求什麼呢?”（1940年，富蘭克林·羅斯福（Franklin Roosevelt）這位總統如此迴應。他宣佈美國是“一個孤島”的夢想，實際是一場噩夢，“人們住在監獄中，戴著鐐銬，飢腸轆轆，每天被充滿蔑視又毫無惻隱之心的其他大陸的統治者隔著鐵柵欄餵食。”）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曆史學家把美國的歷史寫成一個共識的故事，按照政治學家路易斯·哈茨（Louis Hartz）的說法，這是一種不變的“美國自由主義的傳統”，這一傳統似乎將一直延續到一個不變的自由主義的未來。施萊辛格（Schlesinger）在1949年寫道，自由主義者佔據了美國政治的“重要中心”。這些歷史學家有許多盲點——他們對尤其是保守主義和原教旨主義的勢力視而不見——但他們仍然在美國民族和美國人民的歷史方面提供了一個廣闊而自由的視野。
《返古溯今：塑造現代美國的力量》（Out of Our Past: The Forces That Shaped Modern America），20世紀最新的也是最好的單冊通俗美國曆史書，由德格勒於1959年所寫。這本書塑造了現代美國的力量：一個令人驚歎又席捲一切的記述，該記述極大程度上受到杜波依斯的影響，它把種族、奴隸制、種族隔離和公民權利放在故事的核心地位，與自由、權利、革命、自由和平等處於同樣的位置上。令人驚訝的是，這是德格勒的第一本書，但這也是德格勒的最後一本書。
國家歷史的衰退
如果說對國家的熱愛是美國曆史學家在19世紀研究過去的動力，那麼對民族主義的仇恨則是美國曆史學家在20世紀下半葉遠離民族主義的原因。
民族主義是一種計謀、詭計和虛構，這是早就顯而易見的。二戰後，當美國總統哈利·杜魯門（Harry Truman）正幫助建立後來被稱為“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秩序的時候，國際主義者開始預言民族國家的終結。哈佛大學政治學家魯伯特·愛默生（Rupert Emerson）宣稱，“民族和民族國家是原子時代的時代錯誤”。到了20世紀60年代，民族主義似乎比時代錯誤還要糟糕。與此同時，隨著越南戰爭的爆發，美國曆史學家停下了對民族國家研究的腳步，部分原因是害怕與美國外交政策和國內政治壓迫政權的暴行沆瀣一氣。2002年，本德（Bender）在《重新思考全球化時代的美國曆史》（Rethinking American History in a Global Age）一書中指出：“歷史寫作和教學的專業實踐作為國家創造的附屬品蓬勃發展。美國不僅對其大力支持，而且還提供了一批懂得欣賞的聽眾。”“直到最近，”他繼續說，“由於民族國家地位的不確定，人們才認識到，歷史作為一門專業學科是其本身實質性敘述的一部分，同時根本沒有充分意識到這種循環的意義。”從那以後，歷史學家的自我意識只能越來越強，到了癱瘓的地步。如果民族主義是一種病態，那麼這種觀點就會認為，民族歷史的書寫是它的表現之一，只不過是另一種形式的神話創造。
“如果說對國家的熱愛是美國曆史學家在19世紀研究過去的動力，那麼對民族主義的仇恨則是美國曆史學家在20世紀下半葉遠離民族主義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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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還有別的事情正在發生。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婦女和有色人種進入歷史研究的行業，他們書寫內涵豐富、具有革命意味又令人耳目一新的歷史，提出各式各樣的問題又得出迥然不同的結論。歷史學者的數量激增，人員組成上也變得無比豐富，而且他們精明老練。在一個歧視黑人的年代，許多年長的歷史學家對這項學術的價值提出了質疑。德格勒沒有如此；相反，他為此做出了貢獻。大多數寫種族問題的歷史學家都不是白人，而大多數寫女性問題的歷史學家都不是男性。但是德格勒身為一個白種男人，卻是全國婦女組織（the 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Women）的兩位男性創始人之一。1972年他還憑藉《非黑非白》（Neither Black nor White）一書獲得了普利策獎。不過，和海厄姆一樣，他也擔心大多數新的美國曆史研究“不是關於美國，而是僅僅發生在美國”。
1986年，當德格勒從他的椅子上站起來，並在美國曆史協會的成員面前發表演講時，美國的許多歷史學家已經開始提倡一種歷史世界主義，他們寫的是全球歷史而不是國家歷史。德格勒對此沒有太多的耐心。此後幾年，波斯尼亞內戰爆發後，政治哲學家邁克爾·沃爾澤(Michael Walzer)冷酷地宣佈，“部落已經回來了。”它們從未離開過。它們只會讓歷史學家更難發現，因為歷史學家們不再真正地去尋找。
一個新的美國曆史
書寫民族歷史固然產生了許多問題，但不書寫民族歷史會帶來更多的問題，而後者帶來的問題更糟。
一個新的美國主義和一個新的美國曆史會是什麼樣子?它們可能看起來很像道格拉斯想象的複合民族主義和杜波依斯寫的思路清晰的歷史。他們可能以1869年道格拉斯對美國實驗及其挑戰的描述為出發點：
一個建立在正義的基礎上的政府承認所有人的平等權利；除了自身存在必需的和法律制裁需要的權力，除了自然、理性和人民定期確定的意願之外，不要求更高的公共權力; 堅決拒絕損害任何宗教信仰、家庭的利益或者從對其的服務中獲取利益——對世界上大多數政府以及我們自己中的一些心胸狹隘和固執己見的人來說是一個長期令人反感的事物。
在冷戰結束時，一些評論家得出這樣的結論：美國的實驗以勝利告終，美國即全世界。但美國的實驗實際上並沒有結束。一個建立在革命和普遍權利基礎上的國家將永遠與混亂和特殊主義勢力作鬥爭。一個在矛盾中誕生的民族將永遠為其歷史的意義而鬥爭。但這並不意味著歷史毫無意義，也不意味著任何人都可以對此袖手旁觀。
“現在的美國曆史並不試圖回答任何重大問題，”德格勒在大約30年前對他的聽眾這樣說。他警告說，如果美國曆史學家不開始詢問和回答這類問題，其他人會這麼做的。他們將呼應卡爾霍恩（Calhoun），道格拉斯（Douglas）和考夫林神父（Father Coughlin）。他們將哀嘆“美國的大屠殺”。他們將稱移民為“動物”並把其他國家稱為“狗屁國家”。他們將採用“美國第一”的口號。他們將說他們能“讓美國再次偉大”。他們將稱自己為“民族主義者”。他們的歷史將是虛無的。他們將說只有他們愛這個國家。歷史將證明，他們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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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文章：
Jill Lepore, A New Americanism: Why a Nation Needs a National Story, Foreign Affairs, Feb 26,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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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者介紹
劉昭媛
北京大學2018級法律碩士，現為法意讀書編譯組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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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吳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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