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制國家的標籤是“分封制”，細化一些，就是“血統貴族”構成整個王朝的統治者主體。
當然，正因為這是一個標籤，所以，“分封”就成了一個筐，什麼都往裡裝，而當其和五階段論結合之後，就變成了“奴隸制社會”，並被搶走了名字，在之後，才進入了“封建社會”，而恰恰因為這個“筐”的概念混亂，才出現了所謂“西周封建論”、“戰國封建論”，乃至於“魏晉封建論”等等。
然而，這些爭論本質上沒有任何卵用。
在真正的歷史學研究逐步展開之後，我們會知道，如果以“奴隸規模勞動”作為標準，那麼，“根正苗紅”的秦朝和西漢、東漢，無不擁有成千上萬的徒隸，而如果以“家內奴隸”為標準，那麼，強漢盛唐，乃至於日後的明、清，都有奴僕或變相奴僕的存在。
也就是說，原本那個“筐”就是個不符合事實的“破筐”。
同樣，對於“分封制”或者說“封建制”，馬克思觀察的最典型的西歐封建國家，在不同時代，一樣有不同的制度表現，真正完全符合我們一般認識的“封建制”，可能只有中世紀早期的幾百年時間罷了。
之後的西歐封建制，在尊重貴族血統繼承的基礎上，一樣不斷增加了官僚化的成分。
從這個意義上講，周制和原生態的秦制，與之的區別並不大。
在周的王畿之內，王廷內部有卿大夫治理，也有天子的近臣，參與所謂的國政；在王廷之外，則實際上採取的仍是“大夫”治民，類似於日後的官僚制，只是這個“大夫”多半是世襲的，比如被周王封為西陲大夫的秦國始祖。
這就是“廷臣—大夫”體制，一種兼具貴族社會特質與官僚組織特徵的制度，在中世紀中、晚期的西歐，一樣常見。
在王畿之內，“民”的概念，主要是“國人”，也就是周本族政治、軍事共同體所轄的“屬民”，但是這部分“民”需要承擔貴族管理者派出的“軍役”；在王畿之外，跟隨分封諸侯到新“國”，也就是諸侯都城的，除了諸侯親族之外，也是“國人”。
而這一切，其實是周王朝“國族”的組織體系，在這個體系之外，是承擔實物、勞役的“野人”，也就是被征服者的後裔們，他們沒有承擔“軍役”的資格，自然也就沒有參與政治的資格。
而能夠參與政治的“國人”，嚴格來說，也並非古希臘、古羅馬意義上的“自由民”、“公民”，而是附屬於王族各個分支的“屬民”，就如“旗人”群體在清朝的地位，既是八旗的“基石”，又是皇族的“奴才”（又不同於奴隸，奴隸另有其人，這個奴才只是一種身份依附關係的表徵）。
這一套制度體系的崩解，並不是什麼生產關係的冒進，而是單一城邑為中心的“邦國”組織不斷被事實突破的結果。
在家天下時代，臣服、朝貢關係是統治技術因素缺失的無奈選擇，哪怕是明、清時代，朝鮮、越南照樣以這樣的角色與中央帝國互動，歸根結底，即中央帝國的核心力量無力壓倒這些邊緣角色，同理，周制諸侯面對敵人，所採取的類似手段，也往往並非高風亮節，而是力所不能及。
如果說，“血統貴族”候選人擔任直轄領地的“流官官僚”即代表著由分封制到郡縣制的進步，那麼，無論是楚國的“縣公”，還是齊國的“邊鄙大夫”，都已經具備了“流官官僚”的特徵，而更早的王畿內部的大夫任命，似乎還能將這個時間上限前移。
現在從文獻和考古發現上，我們很難確定這種“流官化”的起始，但是從結果來看，沿著長江、黃河重要支流，伴隨著核心聚落由河畔臺地向支流沖積扇地區的蔓延，在這個過程中，傳統意義上的土地所有制、生產關係是否發生變化，另當別論，反正也沒證據顯示存在。
但是，諸侯國的統治技術卻伴隨著提升了一大截，卻是顯而易見的，諸侯國直轄領地從都邑到城邑群的擴張，藉助江河支流的交通溝通，提供了了統治所需的人力和物流的直接交流的可能性。
在春秋時代，所謂“文質彬彬 ”的爭霸戰爭中，人們往往只記得楚、鄭、齊、晉、魯、宋、衛的進退，卻往往忽略了在一次次戰爭中，曾經密集存在於長江、淮河、黃河之間的諸多支流流域的小邦，正在急劇減少，變成了這些大國治下的一個個城邑。
而我們熟悉的春秋末年的“大改革時代”，本質上是這些“吃幹抹淨”的酒席食客們要將同桌的“強大同類”們變成新的菜餚的新舉措，而並非變化的起始。
換句話說，此時已經進入了擴張的“消化期”。
“消化”的本質在於組織形態的重組，也就是我們最熟悉的“改革”，“改革”並非進化動力的來源，而是對於進化結果的確認和解釋，以及新的征戰的開始。
所以，真正由周制國家向秦制國家的轉化，根本不在春秋的末期，而是在春秋的前期和中期，正是戰爭本身，讓“國野制”名存實亡。
這個道理非常簡單，在周制體制下，分封的諸侯實際上就是“據點”，劃撥的國人就是據點的兵源，且是半耕半役的民兵體系，這種組織形態，作為維持統治和進行治安戰的“治安軍”尚可維持，一旦進入頻繁的戰爭狀態，就會因為民兵的破產而難以為繼。
當然，諸侯的軍役本身也不是為了擴張而存在，而是作為周天子六師和八師的輔助力量，而天子的軍隊，在西周中後期日漸頻繁的戰爭中，也日漸衰微，甚至周宣王時代就已經開始對村社共享的山澤資源下手，建立更集權的“專利”。
問題在於，這種“專利”會進一步促使著民兵兵源階層的貧困化，最終造成整個軍制的崩解。
因此，春秋時代的諸侯國們要解脫出這個循環，唯一的解決方案就是“專業化”、“職業化”，也就是讓國中的軍事組織，更加得“武士化”。
而為了供養這些“武士”，整個諸侯國的財政組織，就絕不會滿足於原有的“貢賦”和“軍賦”體系，而是需要更大範圍的稅源、稅基，以及更細緻的財政搜刮。
春秋後期的霸主，晉國，就是這個進程最典型的樣本。
國政組織的完全軍事化，四軍主將、軍佐執政體系的構建替代了舊的卿權執政，邦尉、司馬等軍事化職務則躍居“大夫”群體的前列，軍職成為最優先的政治角色，而世卿世祿則成為一個軍職的候選人“池子”。
當軍職卿族的世襲領地逐步擴張，其所任用的“大夫、士”，也完全走向了“職、人”分離，也就是你的貴族身份並不對等於某個職務，而只意味著你具有這個職務的候選資格，同時，這個職位也不再由任何人世襲，而是通過任命、推舉而走向徹底的“流官化”。
此時，軍事科層組織中的下層，不再由“士”、國人世襲把持，而是代之以“遊士”和“官僚”，彷如對國家上層組織的軍職化復刻，原本的爵級附著的職能也被專業的軍職所替代，由他們負責對不分國人和野人的“庶民”的戰爭組織。
至此，國野之分，同樣不廢而廢，秦制國家的雛形已經完全具備。
所以，在周制的基礎之上，只要戰爭走向頻繁化，最終整個組織的秦制化就不可避免，幻想著中國歷史有另外一種發展可能性，毫無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