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王之亂 之 一方墓誌所揭開的陰謀
１９９４年，山西省考古人員萬榮縣發掘了一座唐代古墓，在墓中發現了一方墓誌。墓主人名叫薛儆，出自河東薛氏，死前是絳州、汾州別駕，官職不大，但是身份特殊，是唐睿宗女兒鄎國長公主丈夫，玄宗的妹夫。墓誌上一行字是有關其子嗣的：
嗣子鏽、鏐、鎔等，孺號龍鍾，未救喪事。
可知薛儆和鄎國長公主育有三子，分別是薛鏽、薛鏐、薛鎔。也就是說，排行第二的薛鏐是玄宗的外甥、李璘的表兄弟。他就是位列第一的李璘的謀主。這行字所透漏的信息還不只於此。長子薛鏽，史書上有載，他是玄宗女兒唐昌公主的丈夫，玄宗的駙馬。薛鏽是開元年間“三庶人之禍”案的一名當事人。“三庶人之禍”是玄宗執政時期頗為轟動的一樁大案，其直接後果是玄宗三子——太子李瑛、鄂王、光王同日被廢為庶人後賜死，同時被殺的還有駙馬薛鏽。《舊唐書 玄宗諸子傳》記載了這一事件：
廢太子瑛，玄宗第二子也。瑛母趙麗妃，本伎人，有才貌，善歌舞，玄宗在潞州得幸。及武惠妃寵幸，麗妃恩乃漸弛。時鄂王瑤母皇甫德儀、光王琚母劉才人，皆玄宗在臨淄邸以容色見顧，出子朗秀而母加愛焉。及惠妃承恩，鄂、光之母亦漸疏薄，惠妃之子壽王瑁，鍾愛非諸子所比。瑛於內第與鄂、光王等自謂母氏失職，嘗有怨望。惠妃女咸宜公主出降於楊洄，洄希惠妃之旨，規利於己，日求其短，譖於惠妃。妃泣訴於玄宗，以太子結黨，將害於妾母子，亦指斥於至尊。玄宗惑其言，震怒，謀於宰相，意將廢黜。中書張九齡奏曰：“陛下纂嗣鴻業，將三十年，太子已下，常不離深宮，日受聖訓。今天下之人，皆慶陛下享國日久，子孫蕃育，不聞有過，陛下奈何以一日之間廢棄三子？伏惟陛下思之。且太子國本，難於動搖。昔晉獻公惑寵嬖之言，太子申生憂死，國乃大亂。漢武威加六合，受江充巫蠱之事，將禍及太子，遂至城中流血。晉惠帝有賢子為太子，容賈后之譖，以至喪亡。隋文帝取寵婦之言，廢太子勇而立晉王廣，遂失天下。由此而論之，不可不慎。今太子既長無過，二王又賢，臣待罪左右，敢不詳悉。”玄宗默然，事且寢。其年，駕幸西京，以李林甫代張九齡為中書令，希惠妃之旨，託意於中貴人，揚壽王瑁之美，惠妃深德之。（開元）二十五年四月，楊洄又構於惠妃，言瑛兄弟三人與太子妃兄駙馬薛鏽常構異謀。玄宗遽召宰相籌之，林甫曰：“此蓋陛下家事，臣不合參知。”玄宗意乃決矣。使中官宣詔於宮中，並廢為庶人，鏽配流，俄賜死於城東驛。天下之人不見其過，鹹惜之。
當年玄宗在處理這一案件所頒佈的《廢皇太子瑛為庶人制》中，將薛鏽及其家族通通罵了一遍：
駙馬都尉薛鏽，離間骨肉，惑亂君親，潛通宮禁，引進朋黨，陷元良於不友，誤二子於不義，險薄之行，遂成門風。皆惡跡自彰，凶慝昭露。據其所犯，合寘嚴誅，言念瑣姻，用申寬典。舍其兩觀之罰，俾就三危之竄。可長流瀼州百姓。
“險薄之行，遂成門風”，非恨之入骨，不會出此惡語。毫無疑問，薛鏐也受此牽連，免不了“沙門島走一遭”，或貶或流到遠惡州郡。直到近二十年後，還在漢南流落，因緣際會，進入到李璘幕下。
李璘幕下另一位謀士韋子春也在玄宗執政期間被處理過。《舊唐書 玄宗本紀》記：
（天寶八載）夏四月，咸寧太守趙奉璋決杖而死，著作郎韋子春貶端溪尉，李林甫陷之也。
端溪即今天的廣東德慶縣，距長安比江陵遠得多。後來也許是量移的原因，韋子春又到了江陵。當時有個江南僧人名叫神邕的，於天寶年間遊學長安，安祿山叛亂爆發後南歸，流連荊襄數月，在江陵長史庾光先幕府中見到過韋子春。《唐越州焦山大曆寺神邕傳》記：
方欲大闡禪律，倏遇祿山兵亂，東歸江湖，經歷襄陽，御史中丞庾光先出鎮荊南，邀留數月。時給事中竇紹、中書舍人苑成，鑽仰彌高，俱受心要。著作郎韋子春，有唐之外臣也，剛氣而贍學，與之訓抗。子春折角，滿座驚服。
著作郎，從五品。唐人和現在人一樣，稱呼職務也是就高不就低。可見多年過去了，韋子春一直屈沉下僚，沒能做到從五品以上職務。與神邕論道辯經的時候，大概身份是庾光先幕府僚佐。
李璘幕府中最有名的人物就是大詩人李白了。李白此前在廬山隱居，由韋子春介紹，進入李璘幕府。
李白天寶元年曾被玄宗徵入長安，供奉翰林。天寶三載，因權貴饞毀，被賜金放還。此後一直再沒有進入體制內。在當時的政治生態圈裡，李白只是一個無足輕重的存在，在李璘幕府裡也只是一個外圍人物，追隨李璘可以視作是政治上不成熟。薛鏐、韋子春則不同。他們是玄宗執政期間宮廷鬥爭的犧牲品，受到打擊處理後一直不得翻身。基本可以確定，其政治生命從受處理那天起已經終結。他們與李璘結合謀求割據，無非是拼死一搏，幹票大的，徹底鹹魚翻身。這也決定了他們再無退路，只有死心塌地地跟當局對抗到底。
講了這麼多，現在可以對李璘主導的這一場非組織活動作個定性，即，這是皇室成員和玄宗時期受打擊人員合流，共同策劃實施的一場陰謀。
李璘策劃這場陰謀對誰來說是最不能接受的？當然是玄宗了。前文已經講過，玄宗目前有三件大事要做。一是與肅宗劃定權力邊界；二是確定一個理想的歷史定位；三是與肅宗交好班。如果這場陰謀繼續下去，第二件和第三件大事都會受到很大影響。首先，李璘事件再繼續發酵，玄宗執政中後期已經定讞的一些案子會被扯出來，比如“三庶人之禍”問題，比如李林甫當宰相時期的政治迫害問題。這些問題永遠扯不清，但確實是玄宗執政時期的汙點，只會給玄宗歷史定位造成負面影響。甚至隨著事態的惡化，李璘集團還可能會拿廢太子李瑛來說事兒，以爭取自身合法性，同時否定肅宗的合法性。其次，諸王分鎮安排是玄宗退位之前做的一件大事，由玄宗發起，再由玄宗終結，交班才能算作圓滿。如果李璘鬧下去，甚至在南方實現割據，可以想像玄宗給兒子留下一個什麼樣的攤子：一個狼煙四起的北方和割據分裂的南方。那麼這個交班肯定就算作失敗了。第三，李璘負責的荊襄地區是玄宗設定的對叛軍整體作戰體系中的重要一環。這個環節出問題，西北部隊的作戰保障就會落空，平叛戰爭能否順利進行下去就會畫一個大大的問號。這一點，無論是玄宗還是肅宗都是無法接受的。
這樣一個局面雖然是玄宗一手造成的，但毫無疑問，應當由新君肅宗出面進行處理。他要做的，就是在玄宗配合下，儘快將此事以最小代價平息，完成交接班，讓局勢走向平叛戰爭的正軌。
李璘割據陰謀，肅宗方面並不是一開始就知道的。李璘方面起初的表現，僅僅是遲遲不肯回朝覆命。對於這一情況，肅宗方面作出了反應，派員赴江陵，令李璘停止節度返回成都。但是李璘依然不為所動，繼續滯留江陵並不斷擴充兵力。
到了十二月份，副都大使李峴被肅宗調回行在扶風任職，肅宗才瞭解到李璘的真實意圖——割據江東。關於李峴被調回肅宗行在這件事，《資治通鑑》記載是“辭疾赴行在”，但無論是《兩唐書》還是近年出土的《李峴墓誌》，都載明這是一次正常的人事調動。由此也可以看出，最晚在十二月李峴被召回以前，李璘與朝廷方面還保持著正常的往來，雙方並沒有因李璘遲遲不回朝覆命而撕破臉。
在聽完李峴的彙報後，肅宗方才意識到事態嚴重，即傳召諫議大夫高適商議應對措施。
諫議大夫高適，著名邊塞詩人，玄宗入蜀時隨侍左右。玄宗在普安準備安排諸王分鎮時，高適切諫，以為不可。此次肅宗把高適召來，想聽聽他的意見。高適“因陳江東利害，永王必敗。”之後，肅宗作出以下部署：
設立淮南節度使，以高適為節度使，領揚、楚、滁、和等十三州，治所廣陵（今江蘇揚州）。設立淮西節度使，以來瑱為節度使，領義陽、弋陽、穎川、滎陽、汝南五郡，治所穎川（今河南許昌）。高適、、來瑱，與江東節度使韋陟一道，共同應對永王方面的異動。派出宦官啖廷瑤、段喬福赴廣陵，與廣陵長史、淮南採訪使李成式取得聯繫。
這是一個預防性的應對策略：新設立的淮南節度、江東節度均在李璘轄區的東面，防止李璘沿長江東下佔領這些地區。在李璘轄區北面佈局，設立淮西節度，防止一旦南方地區發生動亂，叛軍勢力乘機進入。
高適、來瑱、韋陟三人領令以後，在安州（今湖北安陸）會師，結盟誓師討伐李璘。總之，動靜搞得挺大。
再說李璘方面。十二月，李璘與其子襄城王李㑥率領大軍，以季廣琛、渾惟明、高仙琦為將，以東巡名義，擅領舟師沿長江東下趨廣陵（今江蘇揚州）。
李璘為什麼不在江陵割據，而是千里迢迢跑到廣陵？這個問題一直存在爭議，我說說自己的看法。前文已經講過，荊襄地區是南方租賦進入西北戰場的重要節點，是朝廷必須要確保的。李璘若在荊襄一帶割據，朝廷自然不會答應，最後結果肯定是軍事衝突。而李璘所尋求的，無非是分家另過，並不想與父兄勢不兩立，唯一的解決辦法是脫離荊襄，另謀出路。另外，荊襄地區是四戰之地，也與肅宗朝廷過於接近，不易固守。一旦發生軍事衝突，肅宗可以很快作出反應，調動部隊從各個方向發起攻擊。而廣陵所在的江淮地區，背靠大海，與朝廷相距比較遠，北部還有叛軍控制地區阻隔。總的講比荊襄地區位置要優越，一旦李璘自立，朝廷想要剿除也頗為不易。而且對朝廷來說，失掉江淮無非是失掉重要的財源地，對平叛戰爭不會造成根本的負面影響。在此情況下，朝廷有與李璘達成妥協的可能，承認李璘割據。
事情發展到這一步，再看肅宗的應對，給人感覺是有點不著調。肅宗政府當時正在調集大軍準備平叛，但政府卻面臨著嚴重的財政短缺問題，亟需南方租賦渡過危機。與此同時，李璘轄區內卻財貨山積，堆滿了南方待運的租賦。在此背景下，李璘轄區如果生亂，南方的租賦運往西北前線就成了空談。所以處理李璘問題的正常思路應當是越快越好、影響越小越好。以這樣的思路處理李璘問題，當然是立足於在李璘轄區內儘快解決問題。在當時情況下，肅宗也完全有條件把李璘的陰謀扼殺在搖籃裡。辦法很簡單，就是在李璘統轄的山南東道和江南西道設立節度使，將其架空，這樣李璘根本就無法出兵。尤其是江南西道，其北界就是長江，李璘東巡必經之地，而且當時的江南西道採訪使皇甫侁也極力反對永王東巡。只要把皇甫侁用起來，李璘根本就無法出江陵。而恰恰是這樣的簡單、直接、快捷、有效、影響小的方式肅宗沒有用，偏偏是不緊不慢、捨近求遠，很小心地繞過李璘所統轄的山南東道、江南西道、嶺南以及黔中道，在其周邊佈局，這到底是為什麼？平息事態於未萌不是更好麼？
深入探究這些問題，就會發現，肅宗將李璘問題放在其轄區外解決是經過深思熟慮、非常高明的一步棋。理由如下：
首先，玄宗已於八月二十一日發佈了《停潁王等節度誥》，對永王李璘下步去向作了安排，要求李璘“且莫離使，待交付兵馬了，永王、豐王赴皇帝行在”。李璘接到玄宗的誥令應當到了九月份，到十二月不過三個月時間。三個月時間並不特別長，可以視作仍然在交接期——玄宗在誥令中並未規定交接時限。在這段並不算長的時間裡，肅宗不宜在李璘轄區內安排與李璘職務有衝突的職務，比如設立新的節度使。這樣做只會授李璘以口實。其次，李璘自始至終都沒有宣稱割據或者造反，出兵沿江東下也是以東巡的名義。在這種情況下，李璘無論是招兵買馬還是組織武裝遊行，只要在本轄區內，都可視作是職務行為。所以如果在李璘轄區內用兵討伐李璘，師出無名。第三，李璘自始至終都沒有和朝廷撕破臉，與朝廷保持著正常的人事交流，荊襄地區的租賦轉運工作也正常開展——至德二載元月，幾乎李璘起兵失敗的同時，江南租賦也運到了漢中。在這種情況下，肅宗如果急於在李璘轄區內解決問題，只會打破雙方的默契，對更重要的租賦轉運工作造成不可控的負面影響。
基於以上考慮，肅宗在淮南、江南東道派出節度使，在李璘轄區東面佈局。只要李璘率部越界，其行動立刻變為非法，肅宗即可以合法合理地將其解決。當然，這樣的安排必須是在有確切情報支持的前提下，所以李峴被調回就非常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