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踢進1860個球的“中國球王”李惠堂，到底有多少水分？

2017年6月5日，在海量體育新聞中有一條非常不起眼的消息，大多數球迷都會錯過或漠視——香港南華足球俱樂部為了為了重建足球青訓系統，將退出港超聯賽。

李惠堂

很少有人知道，這個以如此安靜方式作別的球隊，是亞洲第一支華人足球隊，也是東亞歷史最悠久的足球俱樂部，更是華人足球職業化的發端。香港足球的光輝歲月早已逝去，但南華俱樂部背後那段華人史和足球史，卻不該被忘卻。其中最不該被忘卻的，就是去世已四十年的李惠堂。

“看戲要看梅蘭芳，看球要看李惠堂”

李惠堂祖籍梅州五華，1905年在香港出生。6歲那年，因家中兄弟姐妹過多，經商的父母照應不及，他被送回老家接受基礎教育，同時也迷上了踢球。1917年，他被接回香港，考入皇仁書院。1922年，17歲的他入選南華隊，擔任主力前鋒。

1923年5月，李惠堂第一次為國效力，參加在日本舉行的第六屆遠東運動會，中國隊獲冠軍。同年8月，他隨南華隊前往澳洲，與全澳冠軍新南威爾士隊踢友誼賽，上演帽子戲法。香港報刊以特大號標題，首次稱其為“球王”。

球王李惠堂

1925年，李惠堂前往上海。他曾率領上海樂華足球隊，在“史考托杯”上以4:1擊敗此前蟬聯九冠的英國獵克斯隊，首開上海華人球隊擊敗外國球隊的記錄。此後，樂華隊又奪得上海多項賽事錦標，還曾出訪東南亞。當年上海灘也有“看戲要看梅蘭芳，看球要看李惠堂”之說。

除了1923年第六屆遠東運動會之外，李惠堂還代表中國隊參加了1925年第七屆、1930第九屆和1934年第十屆遠東運動會足球賽，悉數奪冠。當然，當時每次參賽隊不過三支。

1931年，李惠堂重返香港南華隊並擔任隊長。1936年，他與隊友自籌資金，提前兩個多月出發，現在東南亞踢了27場比賽，賺取門票收入充當路費，前往德國參加柏林奧運會，但首輪即遭英國隊淘汰。

抗戰期間，香港淪陷，李惠堂拒絕日偽政府的拉攏，輾轉回到家鄉，組建五華足球隊。他還曾在家門口貼上對聯，寫著“認認真真抗戰，隨隨便便過年”。

1947年，42歲的李惠堂選擇掛靴。次年前往英國受訓，獲得英足總教練證書，回到香港後創辦華人足球裁判會，並連任六屆主席。同年還以教練身份率中國隊參加倫敦奧運會，鎩羽而歸。1954年，李惠堂當選亞足聯祕書長，1965年當選國際足聯副主席。

被粉飾的中國球王

1979年7月4日，李惠堂因病逝世，享年74歲，留下“中國球王”的身後美名。還有兩個更嚇人的名頭：一是曾在各項足球比賽中踢進1860個入球的他，與巴西的裡登雷克、德國的蓋德·穆勒、球王貝利和獨狼羅馬裡奧並列為進球過千的五大巨星。一是1976年聯邦德國一家足球雜誌將他與巴西的貝利、德國的貝肯鮑爾、阿根廷的斯蒂法諾和匈牙利的普斯卡什並列為“世界五大球王”。

這拍攝真是夠了，1米的球王……

這兩個名頭雖然嚇人，但稍有智識者都會清楚這當中的水分。

先說“進球過千”，李惠堂身處的時代，足球水平仍在起步階段，賽制更不完善，進球數字根本無法統計。李惠堂本人倒是有寫日記的習慣，每進一球必記，但抗戰期間輾轉返鄉時，日記本於途中丟失。後人為他一再添加的進球數字，根本沒有出處。

如今被國際足聯認證的入球記錄，是貝利的1363場比賽打入1283個進球，可即使這一數字也摻雜了大量友誼賽進球。李惠堂踢球時所參加的比賽，正式比賽更少，而且侷限於毫無足球影響力的東南亞。

所謂聯邦德國權威足球雜誌的評選，也可判定為“新聞發明者”的捏造。因為在網絡世界裡，唯一的消息源就是一篇不靠譜的中文報道。甚至連那本名為《環球足球》的“德國權威足球雜誌”是否存在過，都無跡可尋。

國際足聯官網有全世界球員的數據庫，其中也有李惠堂的頁面，但被國際足聯認可的正式比賽數據只有一場，就是1936年柏林奧運會0：2不敵英國。

有意思的是，很多李惠堂的吹捧者會以“僅以0：2惜敗於強大的英國”為當時的中國隊貼金。但從小見慣中國體育“舉國體制”的他們，或許連基本概念都沒搞清：奧運會從創辦開始就是業餘賽事，足球比賽也不例外。參加柏林奧運會的英國隊全部由業餘球員組成，而且是臨時組建。有人專門查看過1934-1935賽季英格蘭各級聯賽的球隊和球員名單，如今的豪門如曼城、阿森納、利物浦和切爾西等都在第一級別聯賽中，曼聯、謝菲聯和西漢姆聯隊等則在第二級別，再就是分為南北區的第三級別聯賽。那支英國國奧隊沒有一人來自上述三個級別聯賽，全是業餘球員。在擊敗中國隊後，它隨即就被波蘭隊橫掃。

湊巧的是，就在那屆奧運會之前，年過三十的李惠堂曾被國內報章質疑已過巔峰期，球技不復從前。也有人因不滿李惠堂在報紙上所發文章，向奧委會舉報他是職業球員，不應參加奧運會。不過奧委會最終認定李惠堂是業餘球員，使之得以參加奧運會，但某種意義上也證明了李惠堂的足壇地位。

至於說他“鐵腿”了得，傳說更多。據說他曾一記近距離大力射門擊中日本隊門將胸口，使對方口吐鮮血。之後去澳洲踢球時只需跟對方門將說一句“我勁射時切勿以身接球，不然易斷腰骨”，就讓對方嚇得不敢防守，連丟三球。還有一腳任意球擊中對方球員頭部，導致對方昏迷26小時等傳說，基本就像中國武術一樣，吹得玄之又玄，但壓根經不起推敲，無非是滿足了某些人走火入魔的虛假愛國情懷罷了。

李惠堂臥射

他在柏林奧運會後曾被阿森納以8000英鎊年薪挽留的傳聞，也毫無根據。一來阿森納不可能對一個輸給英國業餘隊的球員感興趣，二來8000英鎊足以買到當時英格蘭聯賽的頂級球員。

對歷史人物的過度粉飾，一向是某些國人最愛，不過據此認為李惠堂浪得虛名，倒也矯枉過正。在那段動盪歲月裡，李惠堂身上承載著許多東西。

即使被粉飾，李惠堂仍是中國球員的榜樣

即使李惠堂的足球生涯頗多水分，但那是時代使然，畢竟當時沒有職業聯賽，也沒有數據網站，而且戰火頻仍。如今回望，李惠堂仍是中國球員的榜樣。

說起榜樣，很多人第一反應便是拳拳之心和拼搏精神，其實這些大詞雖放之四海而皆準，但只適用於中國足球乃至體育界各種賽前動員會的領導講話，不但於成績無益，有時還平添心理壓力。

依我看，李惠堂最具榜樣性的特質是有文化。儘管因為家中生意繁忙，他14歲就輟學回家幫忙，受教育經歷不過是在老家梅州的幾年傳統教育，外加香港皇仁書院的兩年中學教育，但他已可用流暢英語與人交流並演講，還經常以中文填詞作詩。

每次說起中國球員沒文化，不懂用腦子踢球，就有人以草根巴西和非洲球員為例，或者說歐洲足球強國的球員也沒有高學歷。但他們忽視了一點，巴西和非洲球員以天賦著稱，卻也有無數天才因散漫和不自律而斷送職業生涯。至於歐洲足球強國的球員，成熟青訓體系從未放棄基礎文化教育，加上良好的社會生態和文明程度，球員的素質遠遠高於我們。相反，中國基礎教育本就缺陷多多，在價值觀和邏輯思維大大欠缺，讀過大學尚且未必具備思考能力，何況早早告別基礎教育的球員？

也正因為有文化，李惠堂絕不僅僅四肢發達，更以善思考聞名。他著有《球圃菜根集》《足球經》《足球技術》《足球規則詮釋》《雜果盤》《香港足球五十年》《魯衛吟草》和《南遊散記》等多本著作，也曾留下不少語錄，其中最讓今人受益的也許是一句大白話——“學好英語是很重要的。”

1936年柏林奧運會前，不少國內球迷對中國隊寄望甚高，其中就有熱衷足球的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輸給英國隊後，因為上半場中國隊曾打進一球卻被判越位，不少國人認為裁判不公。怨天怨地怨裁判的樣子，似極了今人。

李惠堂作為代表隊旗手，去柏林參加比賽

倒是李惠堂在報章上撰文寫道：“西方的練習持之以恆，東方的隊伍多是好逸惡勞、十寒一曝，如果上半場不佔優勢，則下半場就支持不住。西方足球職業化程度遠超想象，中國隊不能補足短板的話，永無取勝希望。”

八十多年前的李惠堂，就已經點出了足球發展的真諦——職業化。而他所依託的香港足球，正是華人足球職業化的發端。

香港足球的興起與淪落

在李惠堂出生前那年，也就是1904年，南華體育會成立了華人足球隊。換言之，這是一支光緒年間的球隊。在之後的漫長歲月裡，它曾41次奪得香港頂級聯賽冠軍。

二戰結束後至五十年代，南華隊雄霸香港足壇。到了六七十年代，儘管星島等球隊崛起，南華仍處於聯賽前列。與此同時，香港足球也光芒四射。當時的中國尚未加入國際足聯，中華臺北隊也沒有臺灣本土球員，而是由香港球員組成，擔任主教練的正是李惠堂。1954年和1958年，中華臺北隊兩次奪得亞運會足球冠軍。1956年首屆亞洲盃，香港不但是東道主，還獲得季軍。

值得一提的是，在李惠堂於1925年前往上海，加入樂華足球隊後，又有一位十六歲少年加盟南華，接過李惠堂的槍。後來他加盟廣州警局隊，雄霸廣州足壇，再之後迴歸南華，也曾與李惠堂一起參加過1936年奧運會。這位以頭球能力出色著稱的譚江柏，被香港球迷稱作“譚銅頭”，內地人雖不知道他，但肯定知道他的兒子——譚詠麟。

李惠堂和隊友，最後一排右一是譚詠麟之父

當時的香港人也熱衷足球，每逢週末球賽必然爆滿，球迷甚至帶著棉被半夜排隊購票。若是不買票，也可以做“山大王”，即爬到山頂看球，讓人想起甲A時代那些爬樹看球的延邊球迷。那時電視也未普及，要想獲得足球資訊，就得靠報紙。每逢比賽日之前，報紙版面的分析預測文章往往多達十幾版，可見盛景。

以香港的彈丸之地，竟能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成為亞洲足球重鎮，與經濟息息相關。

早在李惠堂的時代，雖然大家踢的仍是業餘足球，但已經有了職業化的影子。球員靠踢球吃飯早已成為事實，老闆會以車馬費為名給球員許多報酬，李惠堂雖然在銀行做經理，但只是掛職，掙錢主要靠足球。

老闆願意掏錢，是因為看中了足球的商業性。贏了比賽，在報紙上一登，老闆和企業立刻聞名全港，比做硬廣告管用得多。

靠香菸廣告賺路費的國足

亞洲職業足球的緣起同樣在香港，1968年，香港正式成立職業聯賽，一直紅紅火火，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都是遠東唯一職業聯賽。香港經濟的騰飛，也始終推動足球市場。七八十年代的香港聯賽，是當之無愧的亞洲第一聯賽，設甲乙丙三級聯賽，彈丸之地竟有數十支球隊，乃至數隊共用主場。當時的香港投資者有錢，球迷胃口高，對外援的要求也明顯變高，於是便有了稱雄東亞的精工隊。

鼎盛時期的精工隊不但集中了眾多港腳，還引進過諸多強力外援，其中包括荷蘭國腳數名，其中就包括了後來曾執教中國國家隊的阿里·漢，此外還有英格蘭國腳摩利等，雖然這些外援來到香港時都已過巔峰期，但能夠來到香港聯賽，也可見香港足球的聚合作用。

只是後來有人提議縮減外援，通過各種政治打壓，香港足總遂在1986年出臺限制外援規定，後來更是演變為全華班，多支傳統強隊因此心灰意冷，宣佈退出，其中不乏精工、寶路華這樣的老牌球隊，球市也大幅下滑。香港足球水平一落千丈，就此墮入亞洲三四流水平，再也未能重現昔日榮光。

有人認為，香港足球的沒落與過度購買外援導致的財政危機有關，其實大謬，深層原因是香港足總的過度干涉。

可惜的是，儘管中國足球從1994年開始才職業化，仍然走上了錯誤的道路。

偽職業化才是中國足球落後的根源

1994年4月17日，甲A聯賽開始，中國足球正式邁向職業化，2004年改製為中超聯賽。在二十多年的職業化道路中，有過甲A時代的火熱，有過打入韓日世界盃的喜悅，有過一代代優秀球員，有過成都和延邊這樣的金牌球市，但也有過假球黑哨，有過一次次世界盃預選賽的折戟，還有一代不如一代的青訓。

有人將中國足球的失敗歸咎於職業化，認為過高收入讓球員失去動力甚至利慾薰心，賽場也不再幹淨，可稍有智識者就會發現，世界上的足球強國都有數十年甚至更長的職業化道路，中國足球每況愈下，不是因為職業化，而是因為職業化不夠徹底，足協插手過多。

當年閆世鐸豪賭世界盃，推出一系列“只升不降”“只降不升”的聯賽政策，整整破壞了三年聯賽的穩定性。此後，中國足協的各種奇葩政策從未停息，近幾年的限外、集訓隊，還有早已淪為笑話的U23政策，都刷新了世界足壇的三觀下限。

以行政意志為主導的中國足球，從未真正尊重過市場二字。那些把幾十個人關起來訓練幾年，去奧運會上拿個冷門項目金牌的做法，根本不適合任何市場化程度高的項目，足球如此、籃球如此、網球也如此。

認為足球領域“黑”，多少有點裝外賓的嫌疑。瞭解中國體育的人都知道，相比讓球橫行的乒羽項目，興奮劑橫行的舉重項目，中國足球真是乾淨得多。

去世四十年的李惠堂，早已告訴我們足球發展的方向，那就是職業化。可惜香港半途而廢，可惜我們仍然走在彎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