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是一個複雜現象，它包括新思潮、文學革命、學生運動、工商界的罷市罷工，抵制日貨運動，以及新知識分子所提倡的各種政治和社會改革。這一連串的活動都是由下列兩個因素激發出來的：一方面是二十一條要求和山東決議案所燃起的愛國熱情；另一方面是知識分子的提倡學習西洋文明，並希望能依科學和民主觀點來對中國傳統重新估價，以建設一個新中國。它不是一種單純不變，組織嚴密的運動，而是許多思想紛歧的活動匯合而成，可是其間並非沒有主流”。也就是說，五四運動的爆發是由多種因素促成的，其參與者眾多且階層構成複雜、訴求多樣。所以，我們研究五四運動不能離開時代背景、歷史背景。不同社會階層、群體參與“五四”都有各自不同的訴求、主張和期待。“自由主義者和其他獨立派一般把五四運動視為一場文藝復興運動、一場宗教改革運動或者是一場啟蒙運動；而以國民黨和中國青年黨領導人及其學者為代表的保守的民族主義者和傳統主義者則從整體上貶低五四運動，或者批判它對民族遺產的破壞；中國共產黨卻特別讚揚五四運動的政治意義，把它歸納為劃分中國現代史的分界線和中共政治生涯的起點”。因此，研究五四運動從不同的群體、不同的階層切入，就有不同的視角。李大釗作為五四運動的領導人之一,始終站在隊伍最前列。他不僅參與五四運動，而且在五四運動中充當了青年學生的精神領袖。李大釗是最早在中國傳播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他並不是純粹的書齋裡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他非常關心現實政治，“對於他來說，政治是一種愛好，而並非職業。他一生都關心著中國的解放，在政治生活中表現出了服務於民族，犧牲個人的精神。”。因此，李大釗對五四運動有自己獨特的體驗和評判的視角。

一、唯物史觀的視角

新文化運動推動了五四運動的到來，為五四運動做了思想和文化上的準備。作為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者，李大釗運用唯物史觀來分析新文化運動的合理性。相對於同是新文化運動重要旗手的陳獨秀，李大釗看待新文化運動的唯物史觀視角更加突出。在新文化運動中，為了抨擊守舊派的保守文化觀，陳獨秀曾經發表《東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異》等文章表達自己的觀點。但是，在批判守舊派的過程中，陳獨秀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即認為西方文明要比東方文明先進，在這種認知的指引下，他堅持西化論。陳獨秀指出，中國“若是決計革新，一切都應該採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麼國粹、什麼國情的鬼話來搗亂”。顯然，面對如何取捨中西文化這個問題，陳獨秀堅持全盤西化，主張用西方文化全面改造中國傳統文化。

同樣是抨擊守舊派的保守文化觀，李大釗也寫文章表達了自己的觀點。1917、1918年李大釗先後發表《動的生活與靜的生活》《東西文明根本之異點》等文章，來表達自己對東西方文化的態度。李大釗對東西方文明做了總的評判：東方文明是“靜的文明”，西方文明是“動的文明”。在做出總體評判的基礎上，他又進一步分析了東西方文明各自呈現出不同形態的根源，比如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地理環境，而其中最重要的區別在於“東西民族之祖先，其生活之依據不同”。東方文明建立在農業基礎上，而西方文明建立在工商業的基礎上。由於經濟基礎的不同，決定了東西方文明在各種具體形態上，比如宗教、哲學、倫理、政治、思想等各方面都存在差異。但就文化本身而論，並無優劣之分，但是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主流文化。到了近代社會，建立在工商業基礎上的西方文化之所以呈現出佔據優勢的狀態，是因為近代社會不是“以靜為基礎”，而是“以動為基礎”，“動”已經成為時代潮流。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靜的文明”處於劣勢。如果我們還是固守“靜的文明”必然會被時代潮流淘汰，因此，需要“竭力以受西洋文明之特長，以濟吾靜止文明之窮”，也就是用西方文明的長處來改造東方文明的不足。由此可見，李大釗雖然承認中西文明之間的差異，以及在當時的時代條件下西方文化的優勢，但他並沒有全盤否定傳統文化，也不是盲目排外，而是主張吸收西方文明的長處來彌補東方文化的短板。

李大釗在分析中西文化之間的差異的過程中所體現出的理論態度就是唯物史觀的文化觀。他採用歷史唯物主義的分析方法來分析文化的時代性。不同時代有不同的主流文化，農業時代和工商業時代有各自不同的文化形態，而到了近代社會,建立在工商業基礎上的西方文明相對於建立在農業基礎上的東方文明就更加凸顯自己的優勢。因此，近代中國若想積極追趕世界歷史的發展步伐必須吸收西方文明的長處。此外，在對待東方文化的態度上，李大釗又表現出了他對唯物史觀基本原理的深刻理解。雖然李大釗看到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優點和長處，但他並沒有像保守派一樣抱殘守缺、盲目排外，而是主張結合中國的具體情況，有選擇地吸收西方文化來改造中國文化。在《物質變動與道德變動》一文中，李大釗特別注重從經濟層面入手來研究社會問題，比如道德的產生是受物質因素的影響，“宗教、哲學都是隨著物質變動而變動的”“風俗與習慣的變動，也是隨著經濟情形的變動為轉移的”“一切的政策，一切的主義，都在物質上經濟上有他的根源”。正是受到李大釗的中西文化觀的影響，當時的有識之士開始學習馬克思主義，並將其與中國國情相結合，逐漸孕育了適應新社會發展需求的新文化。

二、國際主義的色彩

俄國十月革命爆發前，在中國，北京取代上海成為了當時知識分子活動的中心。而位於北京的北京大學，在時任校長蔡元培的改造下，成為了激進知識分子的聚集地。陳獨秀、李大釗都在北大任教，都是知識界的領軍人物和學生運動的領袖，都曾參與領導過五四運動，但他們對五四運動的理解卻不盡相同。這種差異源於他們不同的歷史觀，源於對當時世界上發生的重大革命事件與中國社會發展進程關係的不同理解。

在十月革命之前，李大釗、陳獨秀都已經開始關注世界革命對於中國社會歷史發展進程的影響。但是，陳獨秀比較傾向於認為協約國的勝利會給中國社會帶來有益影響，他甚少把俄國革命和中國社會的革命進程直接聯繫起來。他認為協約國是為“民主和人道主義進行正義的鬥爭”，因此他“把戰爭看作英法進步民族力量反對德國軍事君主制度的鬥爭。他們設想人道主義壓倒軍國主義、民主壓倒專制的勝利，將給中國政治帶來有益影響。事實證明，這種堅信協約國為世界正義而戰的想法加速了他們對西方最後的幻滅”。對於俄國革命，陳獨秀認為其意義主要在於對歐洲戰況的影響。他在《俄羅斯革命與我國民之覺悟》一文中主要觀點是促使中國加入協約國，從而在協約國的勝利中獲取應得的權益，但俄國二月革命與中國革命的關係，他甚少提及。

與陳獨秀不同，李大釗並沒有將中國的希望寄託在協約國的勝利上。後來五四運動的爆發也用事實證明了李大釗的看法，協約國的勝利不代表中國的勝利。1917年俄國二月革命爆發，推翻了君主專制制度，李大釗就認為這是一種先兆，中國也會發生類似的革命。他曾經說過：“今以俄人莊嚴璀燦之血，直接以洗滌俄國政界積年之宿穢者，間接以灌潤吾國自由之胚芽，使一般官僚耆舊，確認專制之不可復活，民權之不可復抑，共和之不可復毀，帝政之不可復興。……平心而論，俄國此次革命之成功，未始不受吾國曆次革命之影響。今吾更將依俄國革命成功之影響，以厚我共和政治之勢力。”此時，他迫切期望俄國二月革命能夠促進中國社會的政治改革進程。

十月革命爆發之後，李大釗已經建立了自己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這在他的文章《法俄革命之比較觀》中有明確的表達：十月革命“實二十世紀全世界人類普遍心理變動之顯兆”，他認為法國革命代表了19世紀曆史發展的趨勢，而俄國十月革命則代表了20世紀世界發展的趨勢，它是“社會的革命而並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者也”，它具有“世界主義”的意義，是不可抗拒的浪潮，“象這般滔滔滾滾的潮流，實非現在資本家的政府所能防遏得住的。因為二十世紀的群眾運動，是合世界人類全體為一大群眾。這大群眾裡邊的每一個人……集中而稱為一種偉大不可抗的社會力。……在這世界的群眾運動的中間，歷史上殘餘的東西——什麼皇帝咧，貴族咧，軍閥咧，官僚咧，軍國主義咧，資本主義咧，——凡可以障阻這新運動的進路的，必挾雷霆萬鈞的力量摧拉他們”。這時候，李大釗已經把俄國十月革命看作一場偉大的、改變世界的運動的開端，這場改變世界的運動也必然會影響到中國。而中國在具有“世界主義”、帶有“普遍意義”的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下，也必然會進入世界歷史舞臺，跟上世界歷史前進的步伐。這說明，在五四運動爆發之前，李大釗就具有一種世界歷史的眼光，他早就將中國革命和世界歷史發展進程聯繫在一起。

五四運動爆發後，李大釗明確指出：“此次‘五四運動’，系排斥‘大亞細亞主義’即排斥侵略主義，非有深仇於日本人也。斯世有以強權壓迫公理者，無論是日本人非日本人，吾人均應排斥之！故鄙意以為此番運動僅認為愛國運動，尚非恰當，實人類解放運動之一部分也。”1920年4月，李大釗再次撰文強調：“日本人說，中華的學生運動是排日運動，我們固然不能承認；中華人說，中華的學生運動是愛國運動，我們也不能承認。我們愛日本的勞工階級、平民、青年，和愛自國或他國的勞工階級、平民、青年一樣誠摯，一樣懇切。我們不覺得國家有什麼可愛的道理，我們覺得為愛國去殺人生命，掠人土地，是強盜的行為，是揹人道反理性的行為。我們只承認中華的學生運動，是反抗強權的運動。”在李大釗看來，五四運動作為中華青年反抗強權的運動，帶有普遍性的意義，它不僅是愛國行動，更帶有國際主義色彩，因為它是世界無產階級運動的一個組成部分，應將其放在世界無產階級運動的背景下來理解。“亞細亞的青年，就該打破種族和國家的界限，把那強者階級給我們造下的嫌怨、隔閡，一概拋去，一概衝開，打出一道光明，使我們親愛的兄弟們，在真實的光輝之下，開誠心，布公道，商量一個共同改造的方略，起一個共同改造的行動……中華的青年應該和全亞細亞的青年聯成一個大同盟……發起一聯合大行動”。1922年，李大釗在《十月革命與中國人民》一文中再次重申：“十月革命喊出來的口號是顛覆世界的資本主義，顛覆世界的帝國主義。用這種口號喚起全世界的無產階級，喚起他們在世界革命陣線上聯合起來。”由此可見，李大釗對於十月革命和五四運動的理解，都不是將其侷限於民族國家的愛國主義行動，而是將其提升到世界歷史發展進程中來理解，將它們作為無產階級革命運動、人類解放運動的一個組成部分來理解，它們是具有普遍的、世界歷史意義的大事件。

三、現實主義的精神

在李大釗看來，五四運動不僅同十月革命一樣，是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大事件，而且是具有現實歷史意義的行動。李大釗對五四運動的理解，與他自身的個性密切相關。李大釗本人不僅是一個理論家，而且是一個實踐家。基於對十月革命世界歷史意義的理解，他認為世界歷史將發生巨大的、歷史性的變革，布爾什維克的風潮會席捲中國，中國必須順應世界歷史的潮流，進行變革，否則，“如何能有我們這樣貪惰的民族立足之地”，因此，他預言中國的革命風暴也會來臨。為了適應即將到來的社會變革，必須進行理論上的準備，這就要求在中國普及正統的馬克思主義學說。為此，李大釗開始積極宣傳、認真研究馬克思主義理論。他寫了大量的文章，如《法俄革命之比較觀》《庶民的勝利》《我的馬克思主義觀》《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勝利》等。李大釗不僅自己研究馬克思主義，而且還積極帶領青年學生研究馬克思主義。為了激起青年學生研究馬克思主義的興趣，他專門組織成立了馬克思主義研究會，這是中國第一個專門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團體。在李大釗的影響下，北京大學的學生開始研究、討論馬克思主義，很多人在他的影響下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毛澤東曾經回憶過：“我在李大釗的關懷之下，擔任了北京大學圖書館管理員，從那時起，我迅速地向馬克思主義靠攏。”此外，還有很多北京大學的學生通過李大釗瞭解了馬克思主義，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如瞿秋白、鄧中夏等人，他們後來都成為中國共產黨北方支部的重要成員。

儘管當時李大釗認為十月革命是“新時代的曙光”，它的潮流必將對中國產生影響。但同時，李大釗也深感憂慮，“惰性不僅充斥於中國，而且似乎還被看做是一種普遍的人類現象”。“人類所以總是這不長進的樣子，實因社會上有一種理論作怪，就是惰性。他的力量，實在比進步的力量大的多”。李大釗的這種憂慮一方面是受到歐洲革命失敗情緒的影響，另一方面是受到國內政治局勢的影響，當時中國國內的政治局勢在李大釗看來是“宰豬場式的政治，把我們人民當作豬宰，拿我們的血肉骨頭，餵飽了那些文武豺狼”。這種憂慮情緒也促使李大釗開始注意到馬克思主義的一般理論與中國社會的特殊性有矛盾之處。

鑑於這種情況，李大釗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不再侷限於一般理論，而是深入中國現實，研究中國社會的具體的現實問題。他看到了知識分子群體脫離民眾的社會問題。因此，在他此後開展的活動中，特別注意發動群眾。他認為知識分子理應與群眾密切聯繫在一起，中國的青年知識分子不僅要成為反帝戰士，而且要成為政治活動家。“我們很盼望知識階級作民眾的先驅，民眾作知識階級的後盾。知識階級的意義，就是一部分忠於民眾作民眾運動的先驅者”。他希望能夠找到一條使知識分子與社會生活相結合的具體途徑。為此，他不僅鼓勵青年學生組織社團活動開展政治討論，將思想付諸行動，而且還號召青年“到農村去”。李大釗在《青年與農村》一文指出，中國的知識分子應離開城市到農村去，中國如果要走進現代文明的進程，必須走知識分子與“勞工階級”聯合的道路。雖然李大釗認識到中國當時的社會歷史狀況與俄國不同，但他仍然提出要效仿俄國，“我們的青年應到農村裡去，拿出當年俄羅斯青年在俄羅斯農村宣傳運動的精神，來作些開發農村的事，是萬不容緩的”。而且當時李大釗就預見到中國革命要解決的主要問題就是農民問題，中國革命首先就是農民革命，中國的解放歸根到底在於農民的解放。“我們中國是一個農國，大多數的勞工階級就是那些農民。他們若是不解放，就是我們國民全體不解放；他們的苦痛，就是我們國民全體的苦痛；他們的愚闇，就是我們國民全體的愚闇；他們生活的利病，就是我們政治全體的利病。去開發他們，使他們知道要求解放，陳說痛苦、脫去愚闇、自己打算自己生活的利病的人”。他主張知識分子要做的就是到農村去，喚醒麻木的農民，讓他們有追求解放的意識，使他們在黑暗中睜開眼睛，看到自己的前途和出路。為了激發青年學生參與社會改造活動的熱情，李大釗曾經寫了《現代青年活動的方向》一文，號召青年“快快起來！努力去作人的活動！”“努力呵！猛進呵！我們親愛的青年！”

五四運動前夕，李大釗寫了《“五一節”May Day雜感》，文中他號召採取“直接行動”，青年學生要投身政治運動中去。青年學生受他的思想的鼓舞，將其作為領袖。五四運動中，李大釗在北京大學圖書館的辦公室成為學生們制定行動計劃的地點之一，這與李大釗積極倡導青年知識分子投身現實政治運動的態度是分不開的。李大釗特別重視五四運動，在他看來，“雙十”（辛亥首義日）與“五四”（運動）“這兩個日子，在中國革命史上是有同一價值的紀念日”。李大釗以積極參與現實政治運動的精神和行動引導青年知識分子投身政治運動，而在五四運動中，青年學生所表現出來的反抗強權、“直接行動”的精神也迴應了李大釗對青年知識分子的期待。在李大釗看來，五四運動不僅是反抗強權、爭取民族獨立和解放的運動，“五月四日這一天，是中國學生界的‘May Day’”，在這一天，中國學生“用一種直接行動，反抗強權世界，與勞動界的五月一日，有同一的意味”；五四運動也是知識分子與民眾相結合的大聯合運動，青年知識分子應該將這種聯合精神堅持下去，投身民族解放事業。

（選自《決策與信息》2019年第5期，湖北新型智庫平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