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時間，中東形勢風雲突變，已經逐步淡出國際視野且沉寂許久的利比亞問題再起波瀾。4月4日，坐鎮東部的武裝力量“國民軍”與堅守西部的民族團結政府軍之間爆發激烈軍事衝突，“國民軍”來勢洶洶並劍指的黎波里。
不難看出，利比亞當前的危機是東部與西部兩大軍事政治集團間力量對比失衡所致。民族團結政府雖然得到了聯合國的承認，但僅擁半壁江山，“國民軍”指望通過拿下首都來取而代之。可就在利比亞內戰再度走向“白熱化”的關鍵時刻，始作俑者美國卻選擇了“跑路”。4月7日，美國宣佈暫時撤出部分駐利美軍。蓬佩奧在聲明中堆砌著標榜公允的華麗詞藻，卻絲毫掩蓋不了美國在利比亞問題上應當負有的主要責任。
“阿拉伯之春”中利比亞問題的由來與發展，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強權政治和霸凌主義有著必然的聯繫。反對派試圖通過“挾洋自重”來推翻卡扎菲政權，並在此基礎上建設一個全新利比亞的設想，終究是“一廂情願”的空想。回顧歷史，現代利比亞國家的形成便是歐洲殖民主義的產物，意大利、英國和法國曾在此爭奪勢力範圍並對不同部分進行瓜分。正是由於西方國家“分而治之”的政策，二戰後的利比亞雖獲獨立，卻始終無法彌合東部、西部和南部之間的分歧。卡扎菲被推翻之後，國家統一遭遇巨大挑戰，當前“一國兩府”的局面，就是地方割據固化和長期化的激烈表現。
事實說明，西方國家並沒有嘴上宣稱的種種“仁義道德”。強行介入他國內部政治紛爭，根本目的還是為了本國利益。換言之，他們在與利比亞等國的反對派力量的勾連互動中摻雜了太多“私貨”。首先，西方國家內部激烈政治鬥爭或制度運轉不暢，所造成的負面作用往往產生強烈的外溢效應。在諸多國際衝突中，他們多選擇採取過度干預的舉措，以求最大限度抵消在野黨和反對勢力可能的攻訐。2016年4月，奧巴馬在卸任前才主動承認其任內“最大的錯誤”是“沒能對軍事介入利比亞之後的情況做規劃”。不僅如此，其情報部門有時也因為私利而提供虛假信息來誤導決策部門。其次，西方國家大打“民主人權牌”，將西方模式作為普世“樣板”強勢推銷，無視可能造成的“水土不服”。他們雖然助力反對派武裝推翻了不符合西方民主標準的政權，卻無法打造一個具有高度聚合性的新政權，最終只能對利比亞內戰放任自流。正如一個著名的利比亞段子所言：“我們以為卡扎菲死後，國家會變成迪拜，沒想到成了索馬里。”
西方國家的政治軍事介入，極大破壞了利比亞等中東國家的政治與社會生態。對於深陷戰火的利比亞而言，將命運過分寄託於外部勢力已經造成了明顯的惡果，發展的主動性也喪失殆盡。利比亞反政府勢力在“阿拉伯之春”中與北約合謀，不過是飲鴆止渴之舉，持久的浩劫已極大沖淡了所謂“革命”的正當性與合法性。利比亞等中東國家只有在繼承本國曆史與文明的基礎上，認真探尋適合本國國情的政治發展道路，破除對西方政治模式的盲從與迷信，才能夠牢牢把握國家和民族的命運。當前利比亞的困局說明了一個顛撲不破的真理，完全依靠外部勢力只會誤國殃民。
（作者繫上海外國語大學中東研究所研究員）
來源：北京日報 鈕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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