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文化學者趙曄：官宣申遺成功時我從椅子上蹦了起來

良渚文化考古趙曄跳槽那些事兒東陽文物廣州廣州日報玉浙江省農村南京大學瑤山高考交通廣州日報人物在線 2019-07-14

“7月6號世界遺產大會宣佈那天，我在良渚博物院慶祝現場的辦公室看遺產大會實況，當大會主席落錘的那一剎那，我從椅子上蹦起來，高喊了一聲，‘成功了！’。當時心情非常激動，我感覺我們這麼多年的努力和艱辛，終於有了崇高的回報，一切都是值得的。”今年55歲的良渚文化研究者、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趙曄曾多次主持良渚遺址的考古發掘工作。

1987年從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一畢業，他便開始了與良渚文化的半世奇緣。“我一踏入職業生涯，就接觸到了良渚文化最核心、最精華的部分，我跟良渚的緣分實在太深了。最吸引我的，當然是巧奪天工、又神祕莫測的良渚玉器。”趙曄告訴廣州日報全媒體記者。

文/廣州日報全媒體記者武威

趙曄1964年出生於浙江省東陽縣（現東陽市），1983年參加高考。然而，成績是當年東陽縣文科狀元的他，卻意外選擇了一個當時很冷門的專業——考古。

趙曄在野外考古

“南京大學招生辦的人到家裡，希望我填報法律系。我父親卻要我填報跟政治不沾邊的專業，而我個人則喜歡比較另類的專業，因此就填報了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其實當時對考古到底是怎麼回事並不瞭解，只是覺得刺激、好玩，談不上特別感興趣。”於是為了“刺激、好玩”，趙曄開啟了別樣的人生。

只有下雨天才是休息日

廣州日報：您是如何與良渚結緣的？當時良渚最吸引您的是什麼？

趙曄：1987年7月，我被分配到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具體是第二研究室，即史前研究室，主任是大名鼎鼎的牟永抗老師。牟老師見我的第一句話就是“你能吃苦嗎”？我想我是農村出來的，好歹幹過農活，怎麼會吃不了苦呢。後來才知道，考古不光是體力上的辛苦，主要是經常要去野外發掘。當時農村的條件都很艱苦，交通不便，住宿和飲食條件都很差，電和水也不能保障，有事跟領導彙報得發電報或打長途電話。

最初我是跟牟先生到古蕩庫房整理瑤山的發掘資料，這是剛挖出來的一批貴族墓葬的東西，玉器很多也很精美。同時有機會接觸到頭一年發掘的反山貴族墓葬的東西，這個墓地後來被確定為王陵，在《國家寶藏》裡亮相過的玉琮王，就是其中12號墓出土的。10月份，我參加了大觀山果園的考古發掘，也就是後來的良渚古城莫角山宮殿區，當時揭露出一大片塊狀的紅燒土廢棄堆積。所以說，我踏入職業生涯，一開始就接觸到了良渚文化最核心、最精華的部分，我跟良渚的緣分實在太深了。最吸引我的當然是巧奪天工、又神祕莫測的良渚玉器了。

趙曄莫角山揭露夯窩(採訪對象提供）

廣州日報：您在良渚做過的考古發掘主要有哪些，獲得過什麼榮譽？當時您的工作環境和工作強度是怎樣的？

趙曄：從1987年算起，至今已有30多年，我的考古生涯大部分在良渚地區度過，先後參與或主持的遺址有40多處，其中一大半是良渚古城區域的。1998—2000年還對良渚遺址區進行了分區分片的系統調查。2012—2015年又對良渚古城南側的大雄山丘陵進行系統調查和發掘。這當中比較重要的遺址有莫角山、文家山、卞家山和官井頭。莫角山發掘我是主力隊員，後面幾個均由我主持。莫角山入選當年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官井頭則入圍當年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25強。

莫角山是良渚文化的中心遺址，也是良渚古城的宮殿區，1992—1993年我們挖了一千多平方米，揭示出50—80釐米厚、非常考究的夯築基礎，我們判斷，它是良渚文化最重要的禮儀性廣場。文家山位於良渚古城西南部，後來被視為外城的一部分；2000年清理出18座不同等級、有較大年代跨度的墓葬，揭示了一個包含貴族墓在內的家族墓地的變遷過程。卞家山也是外城的一部分，展示了良渚文化臨水村落的生活場景，有居址、有墓地、有港灣、有碼頭，還獲得了大量反映良渚文化衣食住行的器物和動植物標本。官井頭位於古城南部大雄山丘陵南麓，6600平方米的發掘範圍內，揭示出一個大型的成片的墓地，墓地內有多處房址，墓地西側的高處有複雜的石構用水設施；墓葬反映的年代主要為崧澤文化晚期至良渚文化早期，其中有一些貴族墓葬，它們的隨葬品樣式和配置，和瑤山貴族墓地存在內在關聯。

良渚地區考古的工作環境相對比較好，從1981年開始，我們單位就在良渚地區建立了考古基地，後來又設立良渚工作站，安排專人負責良渚地區的考古工作。我們的工作性質有兩條，一是長期在野外，一年200多天甚至300多天在野外；二是看天吃飯，天晴不管是否休息日照樣幹活，下雨天可以偶爾休息一下。基本上白天干活，晚上還要寫記錄、畫圖、看專業書，下雨天也要做些資料整理、修陶器、畫圖之類的活。還有，如果野外有重要發現，比如貴族墓葬，就需要加班加點連夜清理完畢，實在完不了則要安排人員值班，直到這個遺蹟清理完畢。

發現良渚版“天安門廣場”

廣州日報：考古過程中，您遇到了哪些至今讓你記憶猶新的發現?

趙曄：考古的樂趣在於新的發現，你可能會經歷長時間的枯燥而單調的操作，但一旦有了重大發現或出現稀奇古怪的東西，你就會忽然像打了雞血一樣興奮不已。清理重要遺蹟的過程中，你完全會忘記髒、忘記累、忘記餓。

我經歷的考古過程中，有很多是無法忘懷的。像莫角山的夯築基址，由兩部分構成，上面是參有粘合劑的砂土，厚20—30釐米；下面由一層砂、一層泥間隔夯成，厚約50釐米。上面的砂土非常硬，鐵耙砸下去耙齒會彎曲，或者只留幾個印痕。後來我們用洋鎬去挖，才慢慢下得去。而下面的夯土，為了做出夯窩，我們試用了很多工具，最後用不鏽鋼的湯匙才把夯窩做了出來。隨後我們又階梯式剝剔出了好幾層夯窩，推測是用5—8釐米直徑的圓頭木棍作夯具夯築的。你試想一下，這樣薄薄的一層泥一層砂依次夯打，到50釐米厚的時候再鋪上混有粘合劑的厚厚的砂土，這幾乎就是現在高速公路的做法，而且它鋪的範圍據近年的勘探有7萬平方米，這是多麼大的工程量！這樣厚實、堅硬、超大的廣場，不就是當時的“天安門廣場”嗎？

卞家山漆觚殘片

再比如，卞家山初次挖到漆器，我就很激動，因為之前還沒有良渚文化的漆器實物發現過。以前發現的都是模糊的暗紅痕跡，但在卞家山，我們看到了漆膜鮮豔、木胎硬實、取出來可以觀摩的實物。更奇妙的是，最先發現的是漆觚，這是良渚文化考古史上從來沒見過的器形，而且後面又挖出了7個個體，證明漆觚其實是良渚文化常見的器物。這是填補空白的一項考古發現，你說能不激動嗎？

良渚不亞於其他古文明

廣州日報：良渚發現了很美的玉器和陶器，農業很發達，還有水利工程，還建立了城市。這意味著在同時代，良渚文化的文明程度到達了什麼地步？

趙曄：良渚考古已有80多年，經歷了四代考古人，我算是第三代。長期的考古研究表明，良渚文化依託成熟的稻作農業，已經發展到區域性早期國家階段，已經有了清晰的國家形態，良渚遺址就是它的權力和信仰中心。這個統治中心有規模龐大、佈局規整、功能完備的都城，有精心規劃、技術先進的複雜水利系統，還有體現統一信仰、鮮明階層分化和規範禮儀制度的大量精美玉器。這樣一個擁有信仰內涵、制度建設、城市地標的古代社會，一定是一個成熟的發達的史前文明，它是中華5000年文明史的獨特見證，完全不亞於世界其他古代文明，因此也完全有資格登上世界遺產名錄。

趙曄在向人們講解良渚文化（受訪者提供）

還有諸多未解之謎

廣州日報：目前有無證據證明良渚人從何處來？又往何處去？他們是如何學習這些生存技能的？

趙曄：在長江下游的環太湖流域，距今7000年—4300年間，先後經歷了馬家浜文化、崧澤文化和良渚文化，良渚文化從崧澤文化發展而來，並達到了一個歷史高峰，這是學術界的共識。良渚文化之後，這一地區又有錢山漾文化、廣富林文化，它們有良渚文化的影子，但已步入文化低潮。

廣州日報：目前良渚文明還有哪些未解之謎？其中您最希望解的謎是哪一個？

趙曄：良渚文化的未解之謎有很多，大到玉料從何而來、良渚古國的實際控制範圍有多大、良渚文化如何消亡等等，小到宮殿建築和平民建築有何不同、當時的服裝款式如何、很多器物的具體功用怎樣等等。當然，這並不是說學術界沒有相關的猜測，只是沒有確鑿證據證明，有哪些猜測是對的，還是所有的猜測都是錯誤的。

廣州日報：關於良渚文明，您先後出版了哪些專著？

趙曄：專門的考古報告有《良渚遺址群》、《文家山》、《卞家山》等，相關論著有《湮滅的古國故都》、《良渚文明的聖地》、《內斂與華麗：良渚陶器》等。

廣州日報：您在良渚申遺過程中，主要做了哪些工作？

趙曄：良渚申遺過程中，我做了幾件有關的事：一是作為專家團隊成員，參加了反映最新考古成果的良渚博物院改陳工作，內容包括討論文本和陳列方案、篩選入櫃文物，撰寫少量視頻腳本，修改形式設計稿，文物上架擺放等等。二是作為專家顧問，參與良渚遺址公園升級改造工作，提出一些展示思路和修改意見，場景和人物造型的學術把關，部分展板文字的修改等等。三是參與良渚文明叢書寫作，負責撰寫了《內斂與華麗：良渚陶器》，還應邀策劃了叢書的推介展覽及文本撰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