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柯彈琴，老狼唱歌

抽出一整個下午，老狼和小柯一起錄了一首歌——這是兩人時隔21年再次現場錄音，上一次是1997年錄《久違的事》 ，小柯彈琴，老狼唱歌。歌詞中的哥們兒情誼和世事變遷，像極了走過的人生路。音樂伴隨他們走過青春年少，迎來盛世浮華，也曾有過低谷，甚至命懸一線，如今到了知天命的年紀，他們自在坦然地面對急劇變化的時代，穩穩前行，音樂初心未改，少年心氣仍在。

“孫子，你丫還好嗎？你吹過的牛全都實現了嗎……”老狼雙手插在牛仔褲褲兜，腳底打著節拍，身體完全跟隨著音樂的律動，對面的小柯表情更沉浸其中，唱到動情處會微微閉上眼睛。

這次錄音是小柯的新唱片《50歲的狂歡》中的《給發小兒》，這是一首很北京的歌，像兩個好哥們兒人過中年後多年未見的問候，一聲暱稱讓人瞬間回憶起往昔。

作為上世紀90年代校園民謠和流行音樂的代表人物，老狼和小柯從白衣飄飄的少年變成頭髮有些花白的中年大叔。他們唱著有關青春、過往和情義的歌，此刻快樂如從前一般容易獲得，有音樂便足矣。

老狼和小柯因高曉鬆而結識，第一次見面是在小柯家，老胡同裡，將近十平米的小屋，除了床，全是搞音樂的設備，一大批當時的音樂人曾在這兒廝混。兩人相識二十多年，做了半輩子音樂，被問及音樂對自己意味著什麼，他們不約而同給出了同樣的答案——“玩兒”。

不同的是，老狼玩了二十多年，依然是當年的滄桑嗓音唱著歌，小柯則把有關音樂的事情幾乎玩兒了個遍。

老狼50歲了，小柯也快50歲了，跨了時代也跨了世紀。他們通過自己認為對的方式繼續前行，身上帶著理想主義留給他們的少年氣，經歷卻也讓他們更加平和地面對青春不再和世事變遷。

老狼：氣定神閒，由它去吧

1994年老狼憑藉《同桌的你》和《睡在我上鋪的兄弟》等校園民謠走入大眾視野，二十多年過去了，他還是當年的滄桑嗓音和長髮，只是頭髮中多了些許白色，嗓音中“少了慾望”。

2018年11月27日，老狼應約來到小柯劇場，與小柯和樂隊一起錄《給發小兒》，他大跨步走進劇場，掏出保溫杯，把雙肩包扔到舞臺邊，站在劇場一進來的一角，另外的角上是小柯，樂手們則分散在舞臺上。

老狼一開口，便是那個伴隨了好幾代人青春的嗓音，他的身體隨時跟著伴奏輕微擺動——大家都能看出來，唱歌的時候是他最放鬆的。

這首歌中的“孫子”一詞十分洗腦，北京話中“子”讀“賊”音，去兒聲，是原先北京胡同裡小混混們輕蔑的稱呼，真正稱得上兄弟的好朋友之間才敢拿出來互損。結束錄音，老狼意猶未盡，見人都樂呵著，被問到剛剛錄的歌名是什麼，“叫孫子！”他張口就哈哈大笑。

毫無疑問，這首歌也勾起了他少年時的回憶。

老狼生長於20世紀七八十年代，用他的話來說，當時年輕人不像現在有那麼多好玩兒的東西，生活乏味，剛被帶進國內的吉他和流行歌成了年輕人中的新鮮玩意兒，“茬琴”的風氣由此而生。

物質匱乏的年代，年輕人們手抄歌詞，口耳相傳，三五成群聚在八一湖（今玉淵潭）、中山公園、頤和園、西直門橋下等“據點”，帶著吉他比拼琴技和唱歌，“茬琴”是其中比較“劇烈”的運動，“互相比，誰輸了，就把琴給砸了。”

老狼中學時常去西直門橋下，那時的西直門橋還只是一個雙向立交橋，他們放學後結伴騎車到橋下賣啤酒香腸的小酒館喝點啤酒。橋下的社會青年居多，大家彈吉他唱歌，有時茬琴，“把琴砸了屬於比較極端的情況，砸完琴很可能就要動手了。”老狼總調侃自己，大多情況下他只是擠著看熱鬧，有人一塊兒壯膽時也去茬琴，“我基本以量取勝，就是我雖然琴彈得比較臭，但是能多唱幾首，在數量上壓倒對手。”

真實情況不是唱歌那麼單純——在荷爾蒙驅動下，心高氣盛的年輕人們往往為了爭奪某個地盤比比唱歌，再激烈就乾脆打架。在沒有電話和互聯網的當時，“唱歌有點兒社交的意思，大家唱歌很大程度是為了吸引女孩兒。”老狼坦言，夏天八一湖的小樹林，大家都“喜歡帶著妞兒去唱歌”。

到了大學，老狼去了南郊的北京聯合大學，唱歌的地點轉移到了女生宿舍。當時只要女生宿舍有人領，就可以進去，揣著抄滿羅大佑、李宗盛、齊秦等大腕兒的歌本，帶著吉他，一唱就能唱整個下午。

物質匱乏的年代，僅有的幾張專輯來來回回聽，一大本一大本地抄歌詞，音樂因為稀少而珍貴，滿足了少年們精神追求的一個空缺。

經常在女生宿舍唱歌的老狼，經朋友介紹，認識了清華的高曉鬆，隨後加入搖滾樂隊“青銅器”擔任主唱，開始“玩兒音樂”，1989年到1991年，“青銅器”遊走於各種地下音樂會演出。

但老狼從沒想過做歌手，“都是巧了”。他回憶，那個年代做歌手的基本都是經過專業音樂學習和訓練的人，而“像我這種，就是大學畢業生，基本屬於敢夢不敢想”。

1991年老狼畢業，作為普通大學生，他按部就班地找了一份在工業自動化控制公司做工程師的工作，他容易知足，剛開始工作熱情挺高。查資料、反覆編算，設計產品，“是有些創造性的工作”，隨著產品的成熟，變成了不斷調試產品的重複性工作，“後來基本就是焊電路板然後調試儀器，就覺得意思不大了”。

兩年後，他們在大地唱片錄了校園民謠的小樣，厭倦了本職工作的老狼動了去唱片公司謀份工作的念頭，“想著是不是有機會去做個企宣”，他找當時的製作人黃小茂談，對方應允，轉頭拿出了一份歌手合約，“沒想到就這麼入了行，一輩子也就這麼走下來了。”回想起來，老狼始終覺得自己太幸運，呵呵呵地樂著。

後來的故事盡人皆知。1994年，他在《校園民謠1》中演唱了《同桌的你》《睡在我上鋪的兄弟》和《流浪歌手的情人》，1995年帶著《同桌的你》參加春晚後，開啟了屬於校園民謠的時代。

真正做了歌手，卻不全是好玩兒。老狼在短期內收穫了無數關注和讚美，但面對排滿的採訪說著重複的話，“味同嚼蠟”，甚至“感覺身體被掏空”，從前工作中的乏味又回來了。被歌迷用想象力包裹出來的完美形象，失去了許多作為普通人的生活樂趣，都讓他覺得“沒什麼意思”。

當然，做歌手也有好玩兒的地方，老狼再次回味起白天的錄音，“像今天這種，還有之前排練的時候，大家在放鬆的狀態下，討論一個歌兒怎麼編排，然後慢慢呈現出來，最後達到自己想要的效果，我就覺得特好玩兒。”

現場表演也能帶給他足夠的愉悅。“現場表演特別神奇，你能通過跟樂隊的合作來營造一種氛圍，或帶領一種氣場。很多細微的東西，比如某個地兒那麼拐彎或者抻長一點，都有不同味道，一點一滴細微的東西積累起來變成一種感受，那種感覺特別爽。”

相比樂隊演出的自由，暴露在大眾媒體上反而令老狼不自在。“我不喜歡別人評論我，也不喜歡別人關注我，不管好的壞的。”正如小柯所評價的“敏感”，他也毫不避諱地說：“就是因為在乎別人的說法，所以才不喜歡被關注。”

個性使然，老狼逐漸淡出大眾視野，直到2016年出現在《歌手》舞臺上——如果以出現在公眾視野作為評判標準，他沉寂了十餘年。

但老狼其實一直保持著跟樂隊的互動，也從未脫離音樂圈。在音樂節、朋友的音樂會等各種玩兒現場的地方，他都在氣定神閒地演出，偶爾有采訪，他也更熱衷於向大家提及並不是大眾所熟知的歌。在他的話語體系中，音樂人們都被叫作“音樂家”。

老狼曾把萬曉利推薦給十三月唱片的盧中強，當時盧提議跟他一起幹被回絕了，理由是“我不能當他老闆，我只能當他哥們兒。”但老狼最近多了一個新身份，從2018年7月起，擔任太合音樂集團旗下廠牌麥田音樂的主理人。

這與他過往作風相比，看似是一大改變，但老狼解釋過之後，便合理地符合了他的作風。他表達了對太合音樂CEO徐毅的信任，對方的踏實和有條理幫他減小了壓力，再加上他一直想要把自己喜歡的音樂家和音樂類型做起來，談到這裡，老狼唯一一次用到了“野心”這個詞，“我也有一點點兒做音樂的野心”。

至於管理的問題，他們更多是與音樂家的小團隊直接合作，進一步提供對方缺乏的發行和推廣渠道，“也不用我管理他們，只是提供幫助。”

唯一的糾結來自很“老狼”的理由，他“不太想去上班”，但徐毅立刻打消了他的顧慮，不用朝九晚五坐辦公室，工作主要是面對音樂人，一切便順理成章了。

當被問及音樂對他來說意味著什麼，老狼給出了簡單直白的回答——“玩兒”，音樂之外，他也有很多工作，都是跟“玩兒”有關。早在2003年，他便參與《非洲之旅》節目的拍攝，登上了乞力馬扎羅山，2014年在小柯的邀請下演了10場《穩穩的幸福》音樂劇，2018年11月剛剛去了烏鎮戲劇節， 6月，跟朋友狗子和唐大年一起去日本拍攝了以尋訪太宰治生活軌跡為線索的紀錄片《三味線》，12月更是跑去南極拍攝了旅遊節目。

回望自己一路的選擇，老狼氣定神閒，“我很隨波逐流的，都由它去吧，我不是那種特別積極去做事兒的人。”當被問到從小至今什麼事情是最想去做的，“玩兒！”蹦出這個詞時伴隨著他爽朗的笑聲，“要是能玩兒一輩子就好了。”

在一次採訪中老狼曾說過，當今和他那一輩人所成長的年代完全不同了，過去大家崇拜海子、顧城，現在年輕人的偶像是馬雲。但這不是批判，他歸結於時代的大趨勢，“我們那個年代都沒見過錢，所以就喜歡一些特別理想主義的東西，而現在大學生一畢業就得面臨生存的現實問題。”

對於時代，他有自己的理解方式，所以“也不太困惑”，“有困惑我儘量就躲過去，這是一貫作風。”他自嘲這是“無賴”。

老狼成為老狼二十多年了，已經感覺慢慢跟時代有點兒脫節了，比如他已經無力去追大家都在玩的抖音，也不太能接受新的網絡用語，他反省自己變得沒有耐心，把太多時間浪費在了接收和瀏覽垃圾信息上，“被手機綁架了，糊里糊塗一天就過去了”，他選擇主動增加與外界接觸的機會，去live house看更多演出，跟更多年輕人一起玩兒。

年齡變大帶給他的，相比恐懼，更多是無奈，無奈更明顯來自於身體上的體驗。二十幾歲時踢球這種年輕身體帶來的享受不再有了，一起玩樂隊的夥伴近兩年因病去世了三個，身體不再鮮活，他更看重生活的寧靜而非波瀾。

高曉鬆說過“老狼是沒有被時代改變的人”，老狼覺得誇張了點兒，作為歌手的老狼只代表了他的一小部分。至於對他改變最大的事情，是有了小孩，但關於家庭、關於更大的那部分改變，他始終不願意提及。

老狼覺得自己足夠幸運，得到的遠多於失去。“我不太迷茫，也不太追問，但我也不明白要去幹什麼。即使心裡有迷茫，我不用想著解決，沒有多長時間去想了，就由它去吧。”

他看了一眼手機，晚上8點了，便急著站起來道別：“哎呀我必須得走了，要不然孩子就睡了。”

小柯：所有人長大，我再慢慢長大

小柯似乎精力無限。

談到近幾年來最重要的事，他毫不猶豫回答“音樂劇”。小柯劇場位於798藝術區，不大，200個座位，旁邊一小間是他的錄音室，他的工作室就在路對面的辦公樓裡，家在車程十分鐘的距離。

接近晚上7點20分，小柯結束採訪，匆匆趕往對面的劇場。7點半，換了西裝的小柯出現在《穩穩的幸福》舞臺上，面對幾乎坐滿的觀眾，他和年輕的演員一起又演又唱，他的角色是主角的中年時期，幾乎貫穿全場，整場演出一直持續到10點。

小柯從2007年開始進入音樂劇行業，最初也只是覺得好玩兒。真正讓他喜歡上這一行的，是音樂劇給創作帶來的延展。某次習作中，他寫到這樣一個拆遷的橋段：一個人回到自己曾經住的地方，卻發現正在拆遷。“你們拆的不只是房子，是我曾經所有的回憶”，想到這兒，小柯意識到，“這種情感在流行歌裡一輩子都寫不到”，他創作音樂的角度突然打開了更廣闊的視野，“挺過癮的”，於是音樂劇一做就超過了十年。

劇場所有的劇目和音樂都是小柯原創，創作對於創作者來說永遠是焦慮的。到2017年，劇場有了八部音樂劇和兩部話劇，一年能輪演270場了，小柯終於踏實了。

但“創作永遠是困難的”，需要不斷打怪升級。寫音樂劇不同於寫歌，小柯嘗試走出舒適圈，走進他人的生活，來尋找靈感。在劇場副導演王得志看來，小柯是一塊海綿，願意去吸收外界的東西和人，從來不會抱著完全拒絕的態度去看待。

對於音樂這條路，小柯說他沒選擇，初心一直都在。

從1995年《神鵰俠侶》主題曲《歸去來》開始，小柯創作了無數傳唱度極高的流行歌曲，包括《將愛情進行到底》《想把我唱給你聽》《因為愛情》等，以及2008年最具國民性的《北京歡迎你》。

他對音樂始終敬畏和好奇。除了創作音樂，他做過歌手，辦過唱片公司，為音樂版權保護奔走，辦音樂學校，辦劇場，寫音樂劇，最近又在琢磨著開發音樂版權相關的小程序，甚至“動了拍電影的邪念”，雖然已經出走半輩子，但始終圍繞著音樂生活，“他比我專注多了，跟他比我就太混了。”老狼如此調侃。

“這輩子就要乾和音樂有關的事兒。”大約在1985年，上中學的小柯邊聽錄音機邊寫作業，當時國際臺在播1984年美國鄉村音樂排行榜前10名的歌曲，一曲《To All The Girls I Loved Before》徹底打亂了他的心，“當時大家認為那是流氓歌曲，但是一聽就瘋了，太好聽了，就像你突然見到了一個冰清玉潔的大姑娘站在面前的那種心理衝擊，當時我就下決心這輩子一定要做跟這種音樂相關的事情。”

那時候的小柯十三四歲。

傳統的教育會覺得練琴的話一定要彈莫扎特和肖邦，不過小柯卻時常拿棉被搭在門上隔音，開始彈歐美流行樂，沉浸在自己的音樂世界。

音樂這條路並沒有想象中順暢，專業學音樂通常需要在小升初時考進中央音樂學院附中，隨後讀中央音樂學院或者出國深造，但小柯第一步就踩空了。小升初他以一名之差落榜，只能做普通中學生，但因為那次他也下了決心，“我就是賊心不死”。

比不了就讀專業音樂學院的同學，在普通中學的他卻成了“扛大旗”的——每年都在鋼琴比賽為學校拿回三兩個獎，因此獲得了保送首都師範大學音樂系的機會，音樂的路又續上了。

大學時，小柯愛上了爵士樂，加入爵士樂隊在外演出，畢業後按照合約去中學做音樂老師，白天教課，晚上繼續玩樂隊。學校和酒吧被他比作“天堂和地獄的差別”，為人師表要時刻注意談吐舉止，生怕影響到小孩，而晚上進樂隊又是“烏煙瘴氣”，毫無顧忌地隨心所欲，小柯的內心扛不住這種分裂的感覺，決然辭了工作，開始“專業”在家鼓搗音樂。

1996年，小柯發行了首張個人同名專輯，也做起了校園民謠歌手，但他很快便發現“做歌手這事兒挺要命的”，“歌手不只是職業，它是一種生活方式，你要特別自律，要習慣被安排好的忙碌生活，習慣於拋頭露面”，打小兒在衚衕里長大的小柯格外隨意，習慣夏天趿著趿蹋拉板兒大褲衩兒就上街，他把老狼和自己都歸結為“不擅長在人前表現自己不自然的一面的人”，從此減少“拋頭露面”，安心只搞創作。

小柯的音樂創作一路順遂。直到2003年4月深夜的一場嚴重交通事故，他昏迷了44天，家人甚至收到了病危通知書。至此，他的“武功廢掉了一半”，畢竟身體被擰巴了一下，再抻回原來那樣幾乎不可能。

他順勢捏了下右手——手掌的一塊骨頭碎了，影響了三根指的活動，他寫不了阿拉伯數字8，因為“彎拐不過來”，彈琴也自然受了影響；氣力也大不如前，唱不到原來的高音了，甚至因為身體協調出了問題，節奏感也不如之前準確。

回想起來，小柯反而感謝那場災難。用他的話說，人在高處時，容易目空一切，如果不看周邊，會盲目走到谷底，當時他“狂”到“別人告訴我誰的歌特別好聽，我聽一耳朵都算謙虛。”而車禍讓他“一腳踩空，直接從最高點跌入谷底”，等到再次睜開眼的時候，身體告訴他得重新開始，工作停滯的那段時間，他開始仔細審視周邊的一切，也認清自己，“這就值了”。

重新出發的小柯慢了下來，也更從容了。他開始嘗試更多創作的可能，並在這個過程中突破自己。

2007年時，他想做音樂劇，但完全不懂，話劇《有多少愛可以胡來》的導演找來了，希望他在劇中演唱作品《你說我容易嗎》，正苦於想寫戲劇而不入的小柯，提出想要出演其中一個角色，哪怕只有一句臺詞也行。

導演給他來了個“下馬威”：這場劇中唯一的男演員就是男一號。這對小柯又是一大難題，因為他說自己一直有交流障礙，看到陌生女孩兒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不過如果認那就不是小柯了。“行，就來這個。”從接下話茬兒到正式演出只有7天時間。第一天排練，小柯早早就到了，卻站在排練室外一直做著心理建設不敢進去。他挑了最難的一場戲在第一天排，心裡琢磨“只要拿下了最難的其他的就容易了”——那是場把女孩抱起來扔到沙發上強暴的戲。

從下午2點開始對臺詞，一直到晚上10點，小柯都沒敢抬頭看對面的女演員。直到導演說過了，他才終於感覺自己走出了舒適區，打開了戲劇的窗戶。

《穩穩的幸福》中主角的故事正是小柯那代人經歷過的成長。“上世紀90年代很多大學生的最高理想，就是一個人一把吉他走遍世界去流浪，到了90年代末，他們突然發現要飯也是需要路費的，一摸兜裡卻沒錢，賺錢就意味著被打回現實中，所有理想就蛻變成特別古板的現實。”

小柯劇場的人馬加起來不超過30人，所有劇本的寫作都由小柯和副導演王得志完成，音樂是小柯原創，舞美、道具、燈光的設計都是通過倆人構思。劇場裡的演員年齡最小的才23歲，小柯卻與他們打成一片，一起喝酒一起玩兒，甚至還會幹出把演員的東西藏起來惡作劇的事情。

他不同意按“90後”“80後”這種代際來劃分幾代人，大家都從青春走過，他們所表現出來的不同環境和教育不同的區別。回憶起自己的過往，小柯認為上世紀80年代是最有理想的年代，當時是改革開放初期，思想爆炸，人們對未來充滿理想，當時的理想特別浪漫，放在現在講就是“虛無”。

相比起來，“我們那會兒沒什麼渴望，現在的年輕人更想得到。誰也不能在二十幾歲積累多少財富啊，而現在大家往往看到那些已經得到的人，滿天下的價值觀都告訴年輕人要現實。”

那會兒他的理想是自由，“也說不清楚自由是什麼，就是想每天過不一樣的日子。”直到2009年，小柯的第一個孩子出生，“有了孩子就要面對現實，每年的學費、托兒費都是板上釘釘的”，他才開始有了現實的問題。

2007年做的第一個音樂劇，花了4年才收回成本，小柯在2010年才開始意識到“不管什麼理想，只要開始涉及買賣，那就是生意，長期賠本是沒法讓事情繼續走下去的。”他找人做了財務分析，發現錢都花在了從A劇場換到B劇場再到C劇場之間反覆重新調整臺本舞美等的成本上，搞一個自己的劇場隨即被提上日程。

為了省錢，從找場地、施工到設計，他都親力親為。他決定自己為工程找散工，他打聽鋼筋水泥的價格，搞清楚材料和人工的詳細價位，傳統劇場需要嚴格的聲學設計來擴音，小柯就自己看書琢磨，音樂劇與話劇不同，演員必須戴著麥唱歌，他們要的不是擴聲，而是吸聲。“因為窮，逼著你去思變。”

早些年毫無成本意識去開唱片公司的慘敗，加之後來對劇場和公司的管理，他對商業有了不同的看法。2000年以前，小柯遇到商人會說“丫就是一商人”，基本等同於骨子裡不再搭理對方，而現在，“商人”不再是“壞詞”，見過了一心只做產品而不上市的公司後，小柯更多的是欽佩。

他依然有自己的堅持，不被商業裹挾。三四年前影視行業盛行IP概念，總有人攛掇他拍電影，畢竟“因為愛情”、“穩穩的幸福”這些名字都算大IP，“我也懂，我就算什麼都不會，找一特別懂行的執行導演和團隊，照樣可以成”，但“這多寒磣呀，我自己又不會”。

劇場的生活除了創作和排練，喝酒也是大事。演出季的時候，每個週一週二休息，其餘的日子收工後，小柯基本就喊著大家去喝酒聚餐，“這個環節看似不務正業，其實你會從酒局上看到每個人的內心世界，他們關心的、沮喪的一切，多有意思。”

“碰到不愛搭理的人或者不想說話的時候，我就一聲不吭。”他又講了自己與一雙兒女日常的遊戲，孩子都叫他“遊戲王”。隨後他看了眼圍坐身旁的年輕演員，小柯說了一句：“等所有人長大，我再慢慢長大。”

監製+編輯=宛冬

攝影+後期=郭航

妝發=李嘯天 採訪+文=豆米

特別鳴謝=小柯劇場

鳴謝=司司司+王得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