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年前獨子不幸溺亡 萊西這個家庭選擇了堅強痛苦中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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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暑期,青島的一些鄉村路邊都會懸掛出防溺水的橫幅。

文/圖 半島記者 王永端

暑期又至,防止孩子溺水的警鐘再次敲響。

7月上旬的初夏,萊西市鄉村的氣溫已經飈升到了35℃。該市西北部一個偏遠鄉村裡,49歲的聶海英大汗淋漓地在自家葡萄地裡拔草,而她的丈夫張春正早上6點半就出了家門,去村外打工。此時,家中空無一人,大門緊鎖。

早在5年前,同樣是初夏,這對夫妻的獨子在離村不遠的一個水塘裡溺亡。那一年,他們的兒子12歲。原本幸福的家,成了一個“失獨”家庭。

溺亡背後,每個家庭都痛徹心扉。當噩耗襲來後,再多的自責都蒼白無力。

兒子遠去,丈夫悲痛中開始酗酒,甚至時不時地朝妻子發洩心中積壓的悶氣。

淚水與悲痛,可能讓人倒下,也可能使人堅強。目睹丈夫時常酗酒,聶海英默默選擇了承擔家務、照料丈夫。可能不甘沉淪,也可能身受感動,張春正在痛苦中選擇了扔掉酒瓶,收起了脾氣。獨子溺亡5年,雖然傷痛難以抹去,但這個失獨家庭選擇了堅強,重新燃起生活的希望。

■心傷

永遠離開的兒子

2014年,張春正和聶海英的獨子大朋僅有12歲。因為家鄉地處萊西偏僻鄉村,直到12歲,大朋才讀到了小學3年級。

“那天是陽曆6月6日,陰曆五月初九,剛過了六一兒童節5天。”聶海英告訴半島記者,“那天是個週五,天氣炎熱。”因為大朋所在的小學在鄰村,和往常一樣,早上大朋揹著書包向2公里外的小學走去。張春正下地幹農活,聶海英則在家中收拾家務。

“孩子小,又是長身體的時候,每天我都會在家做好飯,等孩子回家。”聶海英說,6月6日這天下午,她同樣做好了飯,等待下課回家的兒子。以往下午5點前準回家的兒子,那天直到下午6點都沒有回家。

聶海英覺得“不太正常”:孩子怎麼還沒回來?

出門看了好幾遍,也沒有發現兒子的身影,聶海英乾脆來到了村東北角,站在兒子回家的路口張望。“我在那裡等了半個多小時,也沒有看見他。”聶海英說,此時已是下午近7時,而農田裡的丈夫也已經下工。

孩子到底去了哪裡?此時的丈夫在村裡尋找,而聶海英則沿著兒子上學的路向學校走去。半個多小時後,聶海英來到了處於孃家村莊的這個小學,但此時的小學已經關門了。顯然,兒子大朋沒在學校。

兒子到底去了哪裡?

因為兒子在孩子姥姥所在的村莊上學,她就想孩子是否去了姥姥家?但她匆忙趕到孃家,仍然沒有見到自己的兒子,而是碰上了自己的兩個哥哥。

此時已經天黑,聽說小外甥不見了,聶海英的兩個哥哥急了,在村裡和孩子回家的路上打聽起來。“當時我們還找了學校的老師,老師說孩子下課後就離開了學校。”聶海英說。

聶海英的孃家人加上張家兄弟,兩個家族出動在周邊尋找這個沒有回家的孩子。當夜,家人在聶海英孃家所在村的一個平塘邊,意外發現了孩子的衣服、鞋子和書包。一股不祥之兆立即籠罩了孩子所有的親人。

難道孩子落進塘裡了?站在平塘邊滿臉驚愕的孩子舅舅已經意識到了意外,於是撥打了110報警。

夜已深,平塘靜如鏡。一家人就這樣守候著這個深不見底的平塘,過了一夜。“當時全家人已經意識到,孩子一定是落水了。”聶海英說,“要不然孩子的衣服、鞋子和書包怎麼會在平塘邊呢?”

次日,天剛矇矇亮,家人花錢僱的專業打撈隊來到了塘邊。

擔心接受不了現實的聶海英被人拽回了她的孃家,“不讓我在平塘邊看”。

1個多小時後,專業打撈隊在平塘裡撈出了大朋。此時的大朋渾身蒼白,早已經沒了呼吸。

■悔恨

蒼白無力的自責

平塘邊傳來了孩子父親張春正的哭聲。孩子已經溺亡了,最後,聶的孃家人將聶海英帶到了平塘邊,讓她看孩子最後一眼。

“我來到平塘邊,孩子就這樣趴在地上,鼻子裡還向外流著血水。”聶海英告訴記者,“怎麼也想不到,想不到……”

這一年,孩子僅12歲,孩子的母親44歲,孩子的父親47歲。

孩子到底是因何落水,最終無從得知。但孩子在平塘裡溺亡這是事實,孩子下水前,父母不在身邊這也是事實。

在多方協調下,平塘的挖掘者,最終賠償了孩子家人一些費用,但是多少錢都買不來孩子的一條命。

30歲那年,聶海英與大自己3歲的張春正成婚。1年後,聶海英發現自己懷孕了。看到肚子一天天大起來,已經34歲的張春正比聶海英更高興。“只要他在家,一天三餐都是他做。”聶海英說,“那些日子他總是晚出早歸。”10月懷胎。2002年,伴隨著一聲啼哭,張家的這個孩子在萊西市中醫院降生。

這1年,張春正已經35歲,他第一次做了爸爸。在聶海英的印象裡,張春正12年裡從來沒有動手打過孩子,儘管張春正的脾氣急躁。

不光張春正拿孩子當寶,張春正的兄弟姐妹都拿孩子大朋當寶。初上小學的大朋,一二年級是張春正騎著摩托車接送,後來孩子上到了小學三年級,就與村裡的孩子一道去上學。

孩子溺亡後,張春正曾一度自責,若是自己送孩子上學和放學,這起悲劇就不會發生。可當悲劇發生了,一切自責都蒼白無力。

面對悲劇,身為母親的聶海英在家以淚洗面,“半個多月都沒有邁出家門”。“那幾天,我和孩子爸爸就這樣躺在床上。”聶海英說,“插著大門,倆人在家不說話,不喝水,也不吃飯。”聶海英的孃家人擔心聶海英受不了這個打擊,專程趕來照顧聶海英。

昔日,那個少年的歡聲笑語和奔跑著追逐雞鴨貓狗的喧鬧聲,不再從這個農家小院裡傳出。這個小院裡甚至連電視的聲音都沒有了,院子裡一片靜謐。夜晚,當人家燈火通明時,這個小院裡卻漆黑一片。

“孩子沒有了,什麼都不去想了,覺得沒有了希望。”聶海英說,“滿腦子都是孩子的影子,他小時候的笑容、調皮的身影、還有他在我懷裡喝奶的樣子。”

睹物思人。孩子溺亡後,張春正將孩子生前的照片、衣服、書包以及凡是與孩子沾邊的所有物品,全部拿走燒掉。

■崩潰

難以承受的悲慟

燒掉了孩子的物品,並沒有阻擋孩子喜怒哀樂的面龐在聶海英腦海裡時常浮現。“有時我坐在屋子裡,就彷彿看見兒子在院子裡追逐小狗的身影。”聶海英說,“追著追著,(孩子)突然就摔倒在地上,嚇得小狗四散逃竄。”以前每次有這樣的場景,聶海英就小跑著將摔倒的孩子抱起,然後再將小狗打罵一頓,惹得孩子嘎嘎笑。

這樣的場景沒有了,沒有了……”聶海英坐在院子裡的板凳上,眼裡噙滿了淚水。那之後的四年裡,孩子時常出現在聶海英的夢境中。“夢中的孩子在平塘的水中拼命掙扎,喊著媽媽。”聶海英說,“有時在平塘的塘壩上喊我媽媽,孩子喊著要回家。”

“孩子要回家,那時他才12歲。”聶海英說,前些年每次做這些夢,她就偷偷地從家裡趕到那個平塘前坐上一陣子,甚至會和兒子“說會話”,有時自己去,有時哥哥陪著去,然後抹著淚離開。每年孩子的忌日和春節前,聶海英會帶上燒紙,去到那個平塘的塘壩上。

悲痛不光令聶海英掙扎。孩子溺亡後的前兩年,以前很少喝酒的張春正開始酗酒,“起初是啤酒,後來是白酒”。“每天都喝,有時晚上一個人喝1斤白酒,邊喝邊掉淚。”聶海英說,兒子是丈夫一生的全部,當“全部”沒了,他的精神世界徹底崩塌了,靠酒精麻醉自己的神經,靠酒精忘掉孩子的音容笑貌。

有一次,丈夫夜晚又在家裡喝多了,她起身去奪丈夫手裡的酒瓶,為此兩人還吵了起來。顯然,失子的悲痛,如一把刀子日夜刺傷著張春正的心臟。

聶海英搶奪酒瓶的勇氣並沒有封住丈夫酗酒的嘴巴,相反,丈夫酗酒越來越凶,甚至還開始打砸傢俱,家裡的椅子沒有,凳子沒了,收錄機沒了,甚至連吃飯的桌子都沒了。“都被他砸光了。”聶海英說,“孩子溺亡,誰不心疼。”聶海英這個已過不惑之年的女人,每天在這個破落而充斥著酒精氣味的院子裡承受著煎熬。

妹妹在家受氣的消息,最終傳到了孃家哥哥的耳朵裡。孃家哥哥趕到張家,要把妹妹帶走。此時的張春正癱倒在地上道起歉來:“哥,我錯了,不要帶走海英。”

自此,張春正的脾氣收起來了,白酒喝得也少了。但半年多的時間裡,砸壞的桌子、椅子等傢俱沒有添置,夫妻吃飯就在一個用磚頭支撐起的木板上,木板上放著一個紅色塑料薄膜。

經歷了失子的大悲大痛,這對夫妻不光在家裡少於交流,哪怕走在村中的大街上遇見鄰居,也常是沉默寡言,低頭不語。失子之痛,成了張春正內心深處短時難以拔掉的刺。每每在外看到或聽到孩子的笑聲或吵鬧聲,這個已過半百之年的男人總會駐足或多看上一眼。或者,在他的心底,兒子並沒有消逝,但事實是兒子的生命最終定格在了12週歲。

12個春秋,讓他又愛又恨;難以接受這個現實,又不得不去面對這個事實。

■面對

仍要繼續的日子

儘管家中仍沒有餐桌,但此時的丈夫收住了脾氣,白酒也變成了啤酒。

兒子已去,活著的人還要繼續活下去。在兒子去世的第2年,聶海英就打算再生一個孩子,以趕走那個噩夢。兒子去世的第3年,聶海英47歲。她鼓起勇氣,將自己還想生孩子的想法告訴了50歲的丈夫,丈夫看著她,一臉茫然沒有說話。當她一次次地訴說這個願望後,丈夫默許了這個意願。可最終,聶海英沒有懷上孩子。

曾經,聶海英有段時間消極對待生活,她不做家務,也不下地,甚至厭惡人生。但是看著丈夫一天天蒼老的臉和枯柴一般的手,聶海英覺得哪怕兩人不能再生孩子,生活也還得繼續下去。她變了,開始精心地服侍起丈夫;早早就起床給丈夫做早飯,下午做好了晚飯等待丈夫回家,將家裡打掃得井井有條。

人心是肉長的,張春正體會到了妻子積極樂觀背後的無奈與痛苦。之後,他開始改變。他們建了冬暖大棚,並在冬暖大棚裡種植了葡萄,大田裡種植了芋頭、花生、地瓜、小麥和玉米。日子就這樣一天天好起來。他們的家裡添置了手扶拖拉機,四合院也建了起來。

以往絕大多數的日子裡,張春正出門去打工,而聶海英則在自家大棚裡忙活或在家中做家務。

對於一個失獨家庭而言,養老的擔憂同樣困擾著他們。他們除了具有國家為農民購買的保險外,3年前,這對夫妻還開始自費購買養老和生病的商業保險,為以後做準備。

儘管孩子溺亡的陰影漸行漸遠,但對於聶海英、張春正以及他們的家人,終究是一個痛。他們後悔沒有看護好那個本該繼續享受人生的少年。

“5年了,我從沒將孩子死亡的消息告訴孩子在煙臺工作的舅舅。”聶海英說,孩子的舅舅後來還是知道了,但他從不在電話裡向她提及,因為“他知道我承受不住,他也承受不了”。(文中所涉人物均系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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