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文/董元奔
（孔子傳道雕塑）
儒家學說通常會被稱為“孔孟之道”，狹義的“孔孟之道”應該是“孔子-子思-孟子之道”，而廣義的“孔孟之道”則是指自孔子以來直到清末民初的全部儒家思想。我們這裡談狹義的“孔孟之道”中的問題。
子思（約前483-前402）是孔子的孫子，比孔子小了大約七十歲；子思的門人後來是孟子的老師，子思比孟子早生了大約一百年。狹義的“孔孟之道”在時間上的跨度大約是二百五十年，可分成孔子學說、子思學說和孟子學說三個重要階段，子思是孔子學說和孟子學說的重要連接者。子思是怎樣連接孔子和孟子的呢？我們這裡僅談儒家的核心理念“仁”，談孔子的“仁”是怎樣被子思發展，後來又被孟子進一步發展的。
（孔子塑像）
“仁”，既是狹義的“孔孟之道”更是孔子全部學說的出發點和歸宿，在孔子學說中具有提綱挈領的“至尊”地位。
《論語》中，孔子在回答顏淵、仲弓、司馬牛、樊遲等人所提出的不同問題時，他總會用“仁”來回答。他回答的那些金句，比如：“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仁就是不僅要使自己成為君子和聖人，還要使別人成為君子和聖人；“仁者愛人”，仁就是博愛，既愛別人，也要自愛；“剛，毅，木，訥，近仁”，勇敢並愚忠幾乎可以算是仁；“當仁，不讓於師”，仁就是人們的老師，是一切行為的參照；“克己復禮，為仁”，仁不僅是個人修養的最高指標，也是實行禮治的思想指南，而禮治是實現仁的手段；等等。可以說，孔子對萬事萬物道理的求究，總要歸結於“仁”。
不過，孔子對仁的全部理解都是為他的“克己復禮”大業服務的，目的是培養一大批符合這種需要的“君子”。孔子的時代，禮崩樂壞，以下犯上的現象非常普遍，但是“尊王攘夷”的思想基礎還在，諸侯之間雖然時常發生爭霸戰爭，但是他們都還打著周王的幌子。孔子也看到了以下犯上有時候也是有合理性成分的，但是他還是頑固的提出“君君臣臣”的要求，他要求人們要努力剋制自己，提高自己的修養，逐步回覆到西周時期的尊卑有序狀態。他之所以頑固的要求“克己復禮”，原因在於他相信世人是可教的，是可以通過“禮”的教育達到“仁”從而成為“君子”的，所以孔子的一生中有好多年都帶著弟子們在各國遊走，“兜售”他的“仁”，條件允許時，他就安排一些弟子在各國“就業”，以便對“仁”進行深入推廣。
此外，需要特別注意的是，孔子的“仁”和“仁”所要實現的“克己復禮”是針對貴族各階層而言的，是針對天子、諸侯、卿、大夫以及他們的子弟的，“克己復禮”就是要對上層社會進行全面整頓，使他們紛紛成為“彬彬有禮”的“仁者”。至於平民，孔子認為作為“勞力者”的平民是賤人，是天生要被“勞心者”統治的，統治階級只需要對平民加強馴化就行了。而比平民地位更低的奴隸，孔子是不把他們當作人來看的。孔子尚未重視平民和奴隸造反對社會的巨大破壞作用和重塑作用，雖然“國人暴動”（前841年）早在三百年前就發生了，而奴隸破壞井田制使得周宣王（前828-前783年在位）晚年不得不頒佈“不籍千畝”的詔令也都已經過去二百好幾十年了。
（曾參與子思塑像）
子思在幼年時初步接觸到了孔子的學說，後來他跟孔子的弟子曾參系統學習了孔子的學說，並根據時代需要繼承和發展了“仁”的觀念。
子思所生活的時代是戰國早期，這時期，各國相繼開始進行封建制度變法，各國國力得到不同程度的提升。經過簡單的兼併戰爭，“戰國七雄”的戰略格局逐漸形成。“七雄”國力基本相當，繼續互相爭戰，誰都佔不到便宜，無異於互相削弱。周王被進一步邊緣化，但是周王畢竟還有一點實力，為了維持均衡以至於自己不會被別國滅掉，“七國”都忙著變法，通過緩和國內階級矛盾，解放生產力，發展自己的國力和軍力，沒有哪個國家會去刻意討好周王或者侵略面積不大的京畿地區。但是即便如此，孔子所倡導的“復禮”已經是不可能實現的了，於是子思退而求其次，他從維持現狀出發，把孔子思想中的“中庸”進行升級改造，使之跟“仁”接軌，以替代人們不再相信的“克己復禮”。
子思說：“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太平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這就是子思的“中庸之道”。子思的“中庸之道”仍然是對上層社會安排的，不僅包括周王、諸侯、卿、大夫，還包含了作為社會中上層的“士”這一相對大一點的階層。時代已經變了樣子，不同層次的人自然會有不同的喜怒哀樂，子思要求人們讓一切情緒消失於無形之中，接受“天”所確定的社會現狀，你好我好，大家都心平氣和的過日子就是了。什麼是仁呢？子思直接說：“仁即中庸。”
為了使自己的說教能深入人心，子思還把孔子的“信”升級為“誠”。“信”是需要眼見的，或者需要親身體會的，別人告訴你的不可“信”；但是“誠”則帶有一定的不自覺的“被告之性”，“被強制執行性”。怎樣讓人“誠”呢？子思把孔子對鬼神的“敬而遠之”改造為“誠者天之道”，且“至誠如神”，別人告訴你的你可以不“信”，“神”告訴你的你就必須要“信”，而且對神要虔誠，對神告訴你的一切要以“誠”的態度發自內心的“信”。子思把孔子“仁”的觀念中懷疑鬼神的成分發展成為充分的唯心主義世界觀，通過麻痺人們的思想來穩定當時以七大諸侯相對“均衡”為狀態的社會等級制度，從而保證周王的現狀不至於繼續被改變。總體上看，孔子的“仁”被子思“稀釋”掉很多成分，使之成為“中庸”的結晶體。
（鄒城孟廟）
孟子繼續對“仁”進行“稀釋”式淬鍊，使之離開“中庸”式的平衡。
早先的諸侯爭霸是建立在相對尊王的基礎上的。孟子生活在戰國中期，諸侯之間已經不再進行所謂爭霸戰爭了，周王的象徵性已經不存在了，諸侯之間的戰爭已經變為撇開周王的試圖統一天下的兼併戰爭。諸侯國的數量年年在減少，到孟子中年時期，所謂“戰國七雄”的說法也已經有點滑稽，爭奪天下的似乎只在秦國和楚國之間以所謂“合縱連橫”的方式展開，正在衰落的魏國和齊國通過努力也許能有一拼吧。子思時代維持諸侯相互制約性共存的社會局面不復存在了，幫助某個諸侯國結束九州分裂狀態，迅速統一天下，是順應社會發展的選擇，於是，孟子把“仁”繼續發展為“王道”的原則和手段。孟子的所謂“王道”，就是諸侯國的國君通過實行“仁政”以發揮本國潛力，從而實現“王天下”的理想。
孔子和子思的“仁”的觀念都是不包括下層人民的，孟子親眼看到了下層人民在改變國家面貌中的巨大作用，也深刻認識到，任何一個諸侯國僅憑統治階級的力量是不能統一天下的，只有動員最廣大的下層人民參與，才能無往而不勝。孟子的時代，各國的封建制度變法已經基本結束，奴隸這一群體已經很小，不再是社會的主流群體了，農民、佃農、手工業者是下層人民的主體，而如果要動員下層人民參與統治階級的統一大業，統治階級就必須放下身段實行“仁政”。把身段放到什麼程度呢？孟子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這既是社會變革的需要逼出的孟子的“民本思想”，又是孟子告誡統治階級所必須接受的“戰略”思想和“統一戰線”策略。
為了配合“仁政”的實施，孟子還提出了許多具體措施，比如：國君有錯卻屢屢不聽勸諫的，可以改立新的國君；把殘存的井田全部改為自給自足的小農模式，以激發下層人民的勞動積極性；減輕刑罰特別是廢除多種死刑，以增加勞動人口；減輕賦稅，以鞏固新生的社會生產關係。
當然，需要注意的是，孟子的“仁政”觀雖然降低國君的至高無上地位，提升了下層人民在參與國家治理方面的地位，但是孟子是反對武力的，既反對下層人民武力推翻不合格的國君，也反對各國之間動輒武力相向。孟子的所謂“仁政”就是希望某個諸侯國以民本思想治理國家，使國家迅速強大並符合儒家規範，從而對內馴服下層人民，對外使其他國家不戰而降，最終統一天下。不過這有理想化傾向。
（孔子聖蹟圖）
總之，所謂“孔孟之道”不是鐵板一塊，其核心理念“仁”在引領學說發展的過程中，是與時俱進的，是始終根植於不同時代的土壤中的。當然，“仁”和“孔孟之道”不僅在孔子、子思、孟子之間是與時俱進的，它們此後一直是與時俱進的。戰國末期，法治觀念深入人心，荀子就把“仁政”和“法治”相結合，即以仁執法，以法固仁。漢武帝時期，為配合武功方面的天下一統，董仲舒強化了荀子“仁政”的作用，適當弱化了“法治”的作用，並把“仁政”從華夏族擴大到四夷。南宋中期，為配合儒家神權與王權的結合，以愚弄被統治者，挽救南宋的統治危機，朱熹把“仁”融入到禮教的方方面面。明末清初的黃宗羲、顧炎武和王夫之親眼目睹明朝的腐朽統治情形及其在人民起義中的滅亡過程，基本否定了統治階級的“仁”，把“仁”還給了人民群眾，三大思想家從而成為民主思想的偉大啟蒙者。如同“人不能踏進同一條河流”，“孔孟之道”也是流動的河，只有與時俱進，“仁”才會被新時代的社會大眾所接受，以“仁”為核心的“孔孟之道”才會長期保持其生命力。
（董元奔2019年4月在書齋）
【作者簡介】董元奔，1971年生於江蘇宿遷。上世紀九十年代曾在鄉村初中做合同制教師，不久應聘到海軍機關所辦秦皇島某高中任教。後回江蘇讀書數年，世紀初到教育主管機關做文字工作，期間參與過《江蘇教育年鑑》部分文稿撰寫。2004年辭去工作，創辦省內某著名高等教育自學考試培訓機構，又在某高校創辦特色系部，十餘年中一直兼教學骨幹。兩機構培養了數千名專、本科畢業生，作者因而兩度被省教育廳作為機關雜誌封面人物進行報道，《中國教育報》、《新華日報》、《中國考試》等作了跟蹤報道，其編寫的自學考試漢語言文學專業二十多門課程的總複習講義至今還在省內外流傳。2016年開始結廬鬧市，做自由寫作人。學業主攻唐宋文學，兼文史哲諸領域，主要創作文學論文、文化隨筆、詩詞楹聯等。2003年有論文獲《人民日報》出版社主題徵文一等獎；2018年初開始在今日頭條官方平臺開設面向全球華語讀者的文史專欄“董元奔古典情懷”，系平臺優質原創作者、“青雲計劃”獲獎者。
【說明】插圖來自網絡。
（編輯：董堯、豐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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