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300年，盤庚遷殷，穩定的社會局面持續了273年，商代進入全盛期！
1899年，晚清國子監祭酒王懿榮偶然從中藥“龍骨”上發現文字，並斷定為殷商占卜用甲骨文，因此，河南安陽成了古董市場重要的貨源供應基地，到1928年國民政府中研院開始科考，30年間，北京、上海等地古董商與當地農民有計劃偷掘大量青銅器、玉器、甲骨等，轉賣國內國外。1937年，戰爭使得科考停止，直到1950年後，新中國政府緊急保護性發掘，才存留下了剩餘的遺存。
而從發掘情況看，從西周開始就有盜掘情況發生。商代同族墓葬同在一處，其中皇族貴族區，隨葬青銅器、玉器較多，又未被盜掘的墓極少，很多墓被多次盜掘。北宋金石學家呂大臨著《考古圖》，其中多件青銅器出土地址就被標註為洹水（安陽河）之濱。而大收藏家宋徽宗也多次派人在安陽地區收集青銅禮器等。事實上安陽地區還是三國時曹魏所控制區域，曹操集團摸金校尉的專業能力眾所周知。
未被盜掘的婦好墓共出土青銅器468件，玉器755件，骨器564件，海貝6800枚（商貨幣性質）。一般認為婦好是商王武丁的妻子之一，但也有學者指出，婦好為內宮的官職名，且婦好墓出土青銅器的藝術風格及工藝表現很多並非武丁時期，應屬於遷殷後的較晚期。事實上就算婦好為武丁之妻，也是武丁六十多個嬪妃之一，只是排位比較靠前者。
以婦好墓遺存作為參照，安陽商代皇家貴族墓群曾經的遺存是讓人不可想象的，其所埋藏青銅、玉器等數量及質量實在讓人瞠目。而同地區發掘被認為是皇宮和祭祀建築遺址群並未發現太多遺存，這顯然也預示著曾經有大量的遺失。但這還沒有結束，安陽並沒有發現防禦性城牆，另外安陽的建築與鄭州及盤龍城建築不一樣，都是南北朝向的，並無明顯的秩序排列成一排，這都和都城該有的形式並不相符，也許安陽並非首都全部，只是商部族陵墓（包括皇室）和祭祀建築的所在地及青銅作坊，以及部分官員、祭祀人員、工匠和服侍他們的奴隸們的居址。傳說中的朝歌才是商王王宮的所在地！如果真是這樣，殷商國都的曾經遺存被稱為世界性的奇蹟，一點不為過！
而另一個有趣的現象似乎也在佐證這個奇蹟。商代青銅器分佈很廣，北至河北，山西，陝中一代，東至山東半島，南至長江以北，西至橫斷山脈以東，都有商附屬方國的禮器組合遺存出土。但有一類遺存則十分特殊，大多出土於湖南洞庭湖以南地區，或埋存於山嶽之巔，或隱藏於河流之濱，基本都為孤品，出土時獨此一件，並無其他禮器組合，且這批青銅器製作十分精美，比殷墟已發現青銅器有過之而無不及，例如：
---著名的四羊方尊，收藏於中國國家博物館，湖南寧鄉出土，埋藏於半山腰。
---商代人面紋銅鼎，湖南寧鄉出土，腹內有銘文”大禾“，商代獨此一件的造型，含義請參看《收藏見證歷史》（4-4）
---商代豕形銅尊，湘潭船形山出土。以野豬具象形象作為尊形器，獨此一件。生動逼真，此器重30公斤！
---商代青銅牛觥，湖南衡陽出土。牛背上站一虎，和江西大洋洲商墓青銅器同樣表現形式。明顯關聯關係。
這類青銅器明顯延續中原商王朝銅器發展風格，從工藝水平到藝術表現力，都不是當地能夠鑄造。多件銅器內有銘文，為族名或者人名，並且族名與中原發現青銅器族名相同！很多學者認為這是商代祭祀山川河流的方式，但明顯，這樣的說法很牽強，這些並非什麼名山大川，更何況青銅禮器的重要性，不是可以隨意放置而不顧的。這實際應該是商王朝被周擊敗後，一些商部族的遺民逃亡至此，所攜帶的商部族禮器，就如二里崗文化遷都留下大量窖藏青銅器，後期周王室遷都洛陽在寶雞留下大量窖藏禮器，同樣的保留方式，只是在不同情況下，他們在湖南山區逃亡，掩埋在湖南山、水之間！
湖南出土商代玉器更是佐證了這個推論，整個湖南出土商代玉器並不多，總共出土六批，除了一批一件出自墓葬，其他都與商代青銅器同出於窖藏（即單獨掩埋），其中四批出於青銅提粱卣內，一件與銅大鐃掩埋。這樣的掩埋方式顯示的是匆忙，而絕不是有計劃的所謂祭祀山川！而這些玉器，大多做工較粗，所用材質也是雜玉，但器型及紋飾仍體現了商代風格的延續，顯示是商人在當地所作。
---商代龍形玉佩，整器轉折方硬，顯示力量，頭頂雙蘑菇角仍可清晰辨識。
---魚形玉佩。頭下部魚鰭顯示有稜，是商代有領璧（環）的改制件（在後文會特別解釋這樣的造型）
以上兩件玉器都出自四羊方尊和人面紋銅鼎的出土地，湖南寧鄉！
出土遺存不會說謊，他們已經述說了他們曾經的經歷。歷史的疑問之一就是商人被滅國後，遺民去了哪裡？很明顯，湖南是其中之一！下一篇文章我們將繼續介紹商代遺存述說的祕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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