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方的木蘭花：一位美國前外交官的中國之戀 | 王丹紅專欄

左：1944年，美國“飛虎隊”士兵哈里·肯德爾在無線電工作臺。來源：Harry Kendall；右：1945年9月，印度加爾各答，28歲的李佩身著美軍制服。攝影：Harry Kendall

撰文 | 王丹紅

責編 | 陳曉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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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初的一個傍晚，李佩帶我到重慶的英國俱樂部晚餐。候餐時，一位美國朋友和我談起戰爭結束後，在美中兩國間開展貿易的機會，我因決定退役後要完成大學學業，婉言謝辭了……

李佩被我們的談話深深吸引。突然間，她的神情嚴肅起來，對我們說：“如果國民黨和共產黨不能和平妥協彼此的分歧，你們和我們之間將存在相當多的嚴重問題。現在，國民黨政府太腐敗了，許多人將樂意看見共產黨取得政權，趕走蔣介石。”

這是我一次聽到李佩提及中國內戰的幽靈。我沒有和她爭論，只是將這個信息存入我的記憶裡，以作未來的參考。

——哈里·肯德爾

《遠方的木蘭花——我生命的第一個30年》

哈里·肯德爾(Harry H. Kendall，1919-2009)是冷戰時期的美國外交官（1951-1979）。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1943年8月，24歲的肯德爾作為美國陸軍航空兵第14航空隊（飛虎隊）一員，赴中國參戰。1979年，他從美國外交官崗位退休，成為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東亞研究所研究員。2004年，85歲的他出版自傳《遠方的木蘭花——我生命中的第一個30年》，書中有一部分專門講述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在中國的經歷以及一段短暫卻刻骨銘心的異國戀情。

這段異國戀的女主角是李佩（1917-2017）。1945年4月，雙十年華的他們相識於蘭州；8月7月，在戰時陪都重慶，他們聽到了美國向日本投擲原子彈的消息；8月14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結束；9月，肯德爾隨部隊回美國，在印度加爾各答候船時，與途經此地赴巴黎開會的李佩相聚；1946年12月聖誕節，兩人在美國紐約重逢。

1947年2月，在美國康奈爾大學學習期間，李佩遇見了自己未來的丈夫——郭永懷教授，肯德爾心碎地結束了這段戀情。

然而，李佩也許從來都不曾知道：因為她，肯德爾改變了一生的職業選擇。

在遇見李佩之前，來自美國中部的肯德爾正在學習化學工程專業。遇到李佩之後，肯德爾對中國和中國文化產生了濃厚的興趣。1945年11月回到美國後，利用《美國軍人權利法》津貼，肯德爾繼續自己的大學教育。但是，他不再繼續學習化學工程專業，而是成為路易斯安娜州大學新聞本科學生。他後在耶魯大學攻讀國際關係學碩士學位，在北卡羅萊大學從事政治學博士研究，並最終成為一名外交官——儘管他後來從未來到中國執行公務。

1948年2月，在紐約上州康奈爾大學所在地綺色佳小鎮，李佩和郭永懷結婚。這一年稍後，她在耶魯大學與肯德爾見了一面。此後，世界和中國局勢、中美關係鉅變，雙方杳無音信。35年後，1984年夏，他們才在美國舊金山再見，曾經的愛情之火已化作溫暖生命的友誼。

最近三年，我研究李佩的百年人生。因為她的獨生女兒郭芹已於1996年去世，我聯繫到了在美國洛杉磯的李佩女婿——吳海威先生，意外地發掘出李佩生命中的這段經歷，並因此發現了肯德爾先生寫的兩本自傳：《遠方的木蘭花——我生命中的第一個30年》，《從農場男孩到外交官——向世界講述美國故事》。

李佩在1940年代的經歷錯綜複雜，肯德爾在書中對這一時期李佩的回憶，像一束光，照亮了她年輕時代雲遮霧繞的一段歷史，也成為我研究李佩的重要史料。

今天，我願意和讀者分享李佩研究過程中的這一新發現，並向肯德爾先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事業做出的貢獻致敬。

1990年北京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吳海威、郭芹在郭永懷雕像前合影。供圖：吳海威。

目錄1. 2017年 尋找 “蠟燭先生”2. 1945年4月 蘭州 “天下掉下一個林妹妹”3. 1945年8月 “我確實是在一個歷史關頭來到重慶”4. 1945年9月 印度加爾各答5. 1946年聖誕節 美國紐約6. 1980年 尋找李佩7. 2016年 “我這一生值得嗎？”

尋找“蠟燭先生”

1944年，美國“飛虎隊”士兵哈里·肯德爾在無線電工作臺。來源：Harry Kendall。

2016年李先生病重、我在陪護之時，一些漸漸遠去的記憶好像被喚醒，紛紛湧來。我想起她的一個很久未被提及的美國朋友。他的名字發音好似英語單詞“Candle”，我因此稱呼他為“蠟燭先生”或“侃督先生”。雖然我和他只有兩面之交，但他做的兩件事，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第一次會面在1990年夏天，我和郭芹剛到美國，他和夫人駕車從舊金山到洛杉磯來看我們，並給了郭芹2000美元；第二次也是他和夫人駕車來看我們家，他拿出一本厚厚的書稿，讓郭芹看，但郭芹看了一會後就不禮貌地退回了。從此之後“蠟燭”夫婦再未登門，也未聯繫，好像消失了一樣。

——吳海威 2017年

《溫暖的回憶從這裡開始》

我是怎麼發現並找到肯德爾先生的呢？源於四年前我開始對李佩的研究。

2015年4月12日，我從美國回國探親。在北京中關村家裡，蜷坐在沙發裡的李佩對我說：“我今年98歲了，我這裡住了快60年了。”我知道這是李佩生命中的最後一個夢想：保留中國科學院位於中關村的三幢特級專家樓，這裡曾住過錢學森、錢三強、何澤慧、郭永懷、趙九章、顧準、貝時璋等前輩學者，他們是中國科學院的奠基者，為新中國科學事業蓽路藍縷開啟山林……

我決心幫助她實現這個夢想，並因此踏上李佩研究之路。

在此之前，我對李佩的瞭解集中於她1956年10月回國之後的經歷。1956年8月，美國康奈爾大學教授郭永懷和妻子李佩，帶著5歲的女兒郭芹，啟程回國，這一年，李佩39歲。1956-1968年，短短12年間，郭永懷為新中國“兩彈一星”事業做出卓越貢獻，甚至犧牲了生命；1996年11月，45歲的郭芹因病離世……2003年，我在《科學時報》上發表專訪文章：“李佩——科學院的玫瑰”。

但這並不是李佩一生的全貌，她本人對自己在1956年之前的經歷極少提及。而且，即使被問道，她的回答基本上是履歷表一般簡單。

李佩是怎麼度過生命中的艱難時刻？她的性格和終其一生的理想，與她的命運如何交織在一起？這些問題縈繞在我的腦海……我儘可能地收集資料。

李偉格是郭芹在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工作時的摯友，在她的幫助下，我聯繫上了吳海威先生。1989年底，38歲的郭芹和吳海威在北京結婚，1990年兩人定居洛杉磯。電話中，吳海威向我講述了他們在美國的經歷，提到一位他們剛到洛杉磯時，就專程從舊金山駕車來看望他們的一對美國老夫婦，老先生還將自己寫的傳記手稿給郭芹看。

吳海威記得，老先生打開書稿，指著一頁說：“看看這章，寫了你媽媽和我。”郭芹翻看著書稿，一會兒後，臉色驟變，一語不發地將書稿遞給老先生，老先生夫婦立刻覺察到緊張氣氛，匆匆告辭了。

“送走老人後，我問郭芹：寫了什麼讓你這麼不高興？即使你對內容不感興趣，也要講幾句，那樣對人很不禮貌。郭芹回答，‘他寫追求我媽，我媽只愛郭永懷！’我說，‘什麼大事！人人都有年輕的時候，青春年華有追求很正常，很普通，而且事情發生在你媽認識郭先生之前，可以理解。’郭芹一轉身吼道，‘我媽一輩子只愛郭—永—懷！永遠是郭永懷！’”

我請吳海威想辦法尋找這位老先生和他的書稿。在郭芹遺留的筆記本上，他查到老先生的名字：Harry Kendall。上網查詢，發現老人家已於2009年離世，但也因此查找到老先生分別於2003年和2004出版的兩本傳記。

在《遠方的木蘭花》一書中，肯德爾先生回憶了1940年代在中國參戰、與李佩相遇經歷。

吳海威說：“肯德爾先生2歲時父親病逝，母親帶著7個子女和腹中尚未出生的孩子，回到了自己的父母家。因此，肯德爾是在外祖父母家的農場長大的，他愛祖母也愛農場中的木蘭花；未曾想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中國，他遇到了自立、聰慧、會英文的李佩，開始了一段美國飛虎隊員和中國木蘭的羅曼史……”

我開始認真閱讀肯德爾先生兩本傳記。

蘭州 “天下掉下來一個林妹妹”

年輕時代的李佩 來源：李佩家人提供

“她身著旗袍，一個人坐在那裡，離我們有幾個桌子遠，美麗、高貴，像一幅畫！”

1945年4月，在蘭州西北大廈餐廳，迎面的牆上掛著第二次世界大戰同盟國領袖——蔣介石、羅斯福、丘吉爾和斯大林——的巨幅照片。包括肯德爾在內的六位美國士兵正在午餐，他們看見了不遠處的李佩，開始竊竊私語：

“一個可愛的人兒，她是誰呢？”

“她看起來太精緻，不像是蘭州人。”

“她一定是來自重慶！嗯，也許是某位將軍的女朋友……”

但這位美人好像沉浸在自己的世界裡，對他們的存在視而不見。肯德爾有些惱怒，他開始觀察分析：冰雪聰明的外表顯示她來自一個良好家庭；在中國，像這樣的女性應該極少一個人出門；那麼，她獨自在蘭州做什麼呢？他決定尋找答案。

午餐結束後，肯德爾留下來，鼓起勇氣走到李佩的餐桌旁，用結結巴巴的中文問道：可否一道用茶？在短暫的猶豫後，李佩微笑著請他坐下。當他用中文自我介紹時，李佩用流利的英文打斷他：“如果你願意，你可以講英文。”

肯德爾驚得目瞪口呆：在蘭州，很少有人能使用英語交流。獲知肯德爾在蘭州的工作，李佩讚揚美國軍方對士兵們的照顧，讓他們住在最好的飯店。她告訴肯德爾，自己是中國勞工協會（勞協）的職員，剛從重慶來到蘭州，要處理當地機構的一些問題。她還說，暫時離開炎熱、潮溼、擠滿難民的重慶，是一件愉快的事。

這一年，李佩28歲。她告訴肯德爾，她的家在東北，父親是天津一家重要煤礦的管理者，1937年日本侵略中國時，她是北京大學的一名學生，之後隨大學遷到昆明，1941年完成學業後，到位於戰時首都重慶的中國勞協工作。

李佩的言行舉止，讓肯德爾意識到：她雖然在所屬機構裡沒有官銜職位，卻擁有相當的權威地位。

中午茶結束後，兩人約好晚餐時繼續在同一地點會面。

“她來了，顯得比中午時更美麗、高貴，我倍感榮幸，我能感覺同事們嫉妒的眼光。在短暫的親切問候後，她問我怎麼來中國、我的工作、我對中國人民的印象，其間，她不忘讚美我的中文水平。”

李佩對美國空軍士兵在中國的工作和生活的關注，讓肯德爾興奮不已。他說：自己一直對中國和中國文化著迷，被派遣到中國，純屬幸運。他詳細講述了自己隨部隊從紐約上船、橫跨大西洋到印度孟買、從卡拉奇乘飛機飛越駝峰到昆明、從昆明被派遣到蘭州的旅程……

談興甚濃，餐館關閉前，他們約定第二天下午到黃河岸邊散步、聊天。

在接下來的兩週時間裡，在中山公園、五泉山……他們散步、登山、遠足、野餐，泛舟河上，遠遠地觀看駱駝商隊沿著古老的絲綢之路走來，邁上跨越黃河的中山橋。李佩謹慎地談到中國勞協的工作：作為國民黨政府的一個機構，勞協被錯誤地懷疑與共產黨有聯繫。但肯德爾當時的興趣更多在她本人，而不是她的工作。

一個週末的下午，儘管有戰時的管制，西北大廈仍為外國客人安排了一場舞會，肯德爾邀請李佩參加。她身著可愛的旗袍，在手攜式留聲機的旋律中，從吉特巴舞、狐步舞、到華爾茲，兩人翩翩起舞。

肯德爾是“飛虎隊”無線電中隊士兵，他驕傲地帶著李佩到他的辦公室——一個棲居於小山峰頂上的氣象站——參觀。“她出神地看著我的同事們發射氣象氣球、然後收集氣象數據，再由我通過莫爾斯電碼（Morse code）發送到昆明司令部。”

兩週的出差時間很快結束了。一天清晨，肯德爾送李佩到位於蘭州西邊的小機場，上飛機前，她邀請他到重慶，承諾會帶他遊覽中國的戰時首都、並讓他了解她的工作和生活。肯德爾喜不自禁。

“我確實是在一個歷史關頭來到重慶”

1945年10月，法國巴黎。左起：陳家康 李佩 鄧 發 朱學範

1945年春天，李佩在蘭州的兩個星期，開啟了肯德爾生命中的新篇章。在此之前，他認為自己赴中國戰區，更多的是出於一位年輕的美國士兵對遠東的好奇心和冒險精神，而現在，他發現自己開始更為認真地學習中文和中國文化。

肯德爾的家鄉位於美國中部的路易斯安娜州，以石油工業著名，他原計劃退役後從事石油化學工業。服役期間，他幾次因沒有大學學位而未獲晉升，倍受挫折，因此下決心要在戰爭結束後上大學，並在服役期間參加了美國陸軍學院提供的通訊課程：化學工程。他的成績還不錯，但現在，他開始重新思考未來的選擇。

李佩離開後不久，肯德爾的中文老師感覺到他的變化：“那位年輕的女士突然將你變成一位中國學者了？”

“我承認，和李佩的談話開啟了一片我從未期待過的新天地：美國和中國可以在教育、勞工關係、工商業和外交等領域合作，以解決世界上一些困難的問題。我的想法很朦朧，更多的是空想而沒有具體目標，但它們影響到我未來的職業選擇。我下決心儘量利用我在中國的時間，拓展我對這個國家和它的人民的知識。李佩邀請我到重慶，是我邁向這個計劃的重要一步。”

在分別的日子裡，兩人開始通信。“我們在信中並沒有太多的甜言蜜語，李佩告訴我她在重慶的生活、對未來的期望。”

1945年6月，第二次世界大戰歐洲戰場，盟軍打敗德國，取得勝利；美國將部隊從歐洲移至太平洋戰場，對付日本軍隊。李佩在這個月的信中寫道，在重慶，人們期盼對日本的戰鬥儘快結束，但中國將會有自己國內的問題需要解決，並再次邀請肯德爾到重慶。

因為職責在身，也因為津貼微薄，肯德爾無力自己購買機票。幸運的是，他獲得了一次免費搭乘美空軍運輸機往來蘭州-重慶的機會；而且，上級還批准他一個星期的假期。

1945年8月1日，肯德爾搭乘美軍飛機從蘭州起飛。在空中，他第一次看見重慶，這座位於長江兩岸的山城曾是日軍空襲的目標，直到陳納德將軍領導的飛虎隊將它們從天空中驅逐。作為飛虎隊的一員，他有理由為此自豪。

肯德爾入住李佩為他預訂的旅館，在中國勞協辦公室附近。李佩隨即趕到。“她穿著一件寬鬆的旗袍，汗珠在她橄欖色的皮膚上熠熠生光，她溫暖的笑容顯示她對這次重逢發自內心的喜悅。”

李佩給他帶來了更多有關戰後可能發生問題的新聞。當時，由美國、英國、蘇聯三國首腦正在德國波茨坦舉行的會談（波茨坦會議，1945年7月17日-8月2日），要求日本無條件投降，否則將面臨滅頂之災。兩人討論時局，如果日本投降，肯德爾將很快回美國，李佩則將回天津家中看望父母，八年抗戰期間到重慶避難的幾百萬難民也將返回東部的家鄉。

肯德爾在傳記中寫道：“我確實是在一個歷史關頭來到重慶。”

在重慶的日子裡，李佩白天上班，下午和傍晚，兩人在一起，有時沿長江岸邊散步，有時乘坐渡船到對岸的英國俱樂部晚餐。這個俱樂部給肯德爾留下難忘印象。

他寫道：

這是一個英國風格的男士俱樂部，李佩因認識其中一位俱樂部會員而被允許進入並晚餐；與炎熱喧囂的街道成鮮明對比，這裡安靜、高貴，俱樂部裡有配備齊全的圖書室、檯球室，客人絕大部分是英國人，也有少數美國人，但李佩是唯一一位中國人……

等待晚餐時，一位肯德爾在昆明時認識的朋友Jonthan Mark來到他們旁邊。Mark現在是美國一家公司的商務代表，計劃戰後在中美之間開展進出口業務，他邀請肯德爾加入。肯德爾已決定戰後要上大學，婉言謝辭了。

肯德爾發現，李佩被他們的談話深深吸引了。“她的表情突然嚴肅起來，她說，‘如果國民黨和共產黨不能和平解決彼此的分歧，你們和我們之間就會存在相當多的嚴重問題。現在，國民黨政府太腐敗了，許多人將樂意看見共產黨取得政權，趕走蔣介石。’”

這是肯德爾第一次聽到李佩提及中國內戰的幽靈。他當時不能理解這些話的意義，也沒有和李佩爭論，只是將它們記錄在筆記本里，作為未來的參考。

俱樂部的晚餐是英國牛排，對吃了幾個月中國米飯的肯德爾來說，這實在是真正的慰勞。更令他開心的是，晚餐後，兩人親密無間地談起對未來的打算，李佩非常希望到美國讀研究生、正在尋求各種可能的機會。“但令我沮喪的是，因為自己沒有上大學的經歷，我為她提供的幫助極為有限。”

在中山公園附近的中國勞協大廳，李佩向同事們介紹了這位幫助中國人民抗戰事業的美國朋友。

8月7日，傳來令人震驚的消息：美國在8月6日用一種新型、可怕的武器——原子彈——轟炸了日本城市廣島；基本上與此同時，8月8日，蘇聯向日本宣戰，蘇聯軍隊攻入東北三省——“滿洲”。勝利在望，重慶進入了狂歡的喜悅。

8月8日清晨，肯德爾啟程回蘭州時，李佩趕到旅館，告訴他一個好消息：中國勞協將派遣她參加10月在巴黎舉辦的世界工會聯合國（World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WFTU），她將經印度加爾各答到巴黎；她計劃會議結束後到紐約，在一所美國的大學深造。

這個好消息令肯德爾驚喜萬分，兩人期待著未來不久在美國的相見。

時局瞬息鉅變。1945年8月9日，美國向日本長崎投下了第二顆原子彈；8月15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9月2日，在美國的最後一艘戰艦“密蘇里號”上，日本簽署了《日本投降書》，第二次世界大戰正式結束。

8月底，肯德爾所在部隊結束了在中國的使命，計劃啟程回國；這時，美軍駐中國總司令阿爾伯特·魏邁特（Albert Coady Wedemeyer）正在對美軍基地巡視。在蘭州，他問肯德爾：

“現在戰爭已經結束，你打算做什麼？”

“報告長官， 我想回美國。”

“為什麼？你是一位年輕人，難道你不想在中國再停留一段時間嗎？“

“長官，我很高興在中國的日子，但我想我們已經完成了自己的工作，我給自己的承諾是戰後完成大學教育，再繼續自己的生活。”

“很好，年輕人，你將得你所願。”

“紐約、巴黎、上海、還是北京？”

1945年11月，李佩（左一）在法國巴黎參加第一界世界婦女大會。 照片提供：李偉格

1945年8月底，肯德爾隨部隊乘飛機從蘭州到昆明，9月5日，從昆明飛抵印度加爾各答，在這裡等候運兵艦回美國。幸運的他，9月8-11日，在加爾各答再次見到了李佩。

李佩在印度加爾各答一家名為“中國之家”的旅館預訂了房間，這裡可以步行到肯德爾部隊的駐地。9月8日，李佩按計劃飛抵加爾各答，兩人在“中國之家”相會。

李佩告訴肯德爾，這是她第一次出國。但這應該與事實有出入。1939年7月24日，世界基督教青年大學在荷蘭首都阿姆斯特丹舉行，李佩作為西南聯合大學會副主席，隨以龔普生（1913年9月-2007年8月）為團長的中國青年代表團赴會。

在加爾各答三天的時間裡，兩人外出午餐、晚餐、逛市場，甚至還和攤販們講價還價。9月11日，李佩啟程飛往巴黎，告別時，她建議兩人通信，肯德爾給了他自己在美國路易斯安娜州的家庭地址；李佩說自己回國後不太可能回重慶，於是給了天津父母家的地址。

臨別時，肯德爾問：“下一次，我們會在哪裡會面？紐約、巴黎、上海、還是北京？”

李佩回答：“認識你是我生命中一件愉快的事，你要相信我們一定會再見，但肯定不能確定是何時、何地。”

1945年9月29日，在離家兩年多後，肯德爾登上了回美國的軍艦。經過近一個月的海上航行，10月29日，在紐約港登陸，然後，他和南方的士兵們登上軍用列車回家；11月2日，他獲得了在美國空軍服役五年的榮譽退役證書。

1945年12月，肯德爾到紐約迎接李佩，但他沒有接到李佩，卻接到了她的一封信，信中說，中國代表團要求她回上海，為婦女團體的工作尋求支持。

此後，兩人頻繁通信。李佩在信中談到戰後中國緊張的政治局勢和混亂的經濟局面，時常擔心國民黨會用暴力反對她所在的中國勞協。

1946年聖誕節，紐約

1946年夏，李佩赴美國前，在天津與妹妹和弟弟合影

一年後，1946年聖誕節，肯德爾終於在紐約見到了李佩。這時，他已是路易斯安娜州立大學二年級的學生，而她則準備到康奈爾大學工業與勞工關係學院深造。

40多年後，肯德爾在自傳中回憶當時的情形：

“我愛上了李佩，我感覺她同樣也愛上了我，但即使這樣，我卻沒有做好向她求婚的準備。我們開始討論未來的計劃，發現我們不太可能會在一起。蔣介石政府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李佩看見了中國新時代的曙光，她決心完成研究生學業後回到新中國，成為它的一部分。同樣，我看到了美國在戰後國際問題上的重要性，我希望從事外交工作，或者成為一家重要報社的記者；也許，這樣會獲得一份派遣到中國的工作。但中國共產黨強硬的反美戰役，以及美國國內同樣強烈的反共局勢，讓我們在可見的未來看不到可能性。

而且，我們認識到，兩個來自完全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可以相愛，但是我們對社會和國家的責任將超越我們個人的生活。婚姻問題懸而未決。”

紐約會面之後，肯德爾回到了路易斯安娜大學，李佩來到康奈爾大學。1947年間，他們斷斷續續地通信，直到1947年12月底，李佩在信中告知：將要與康奈爾大學的一位中國航空學教授結婚。肯德爾心碎不已，結束了這段羅曼史。

1948年，已是耶魯大學研究生的肯德爾，與李佩見了一面，他寫道：“我們仍然熱情友好，但激情已經冷卻。”

1948年2月，李佩和郭永懷結婚。 供圖：李佩

1950年，肯德爾完成博士論文但尚未答辯時，幸運地獲得了一份外交官工作。1951年1月22日，他宣誓成為美國國務院的外交官[注1]。

1951年聖誕節，華盛頓特區，肯德爾和瑪格麗特·蒙克（Margaret Munch）舉行了婚禮。之後，在近三十年的時間裡，從委內瑞拉的加拉加斯、日本的東京、西班牙的馬德里，再到南越的西貢，他的家庭跟隨他在世界各地的美國機構履職不斷遷移。從英文老師到宴會女主人，瑪格麗特成為丈夫外交工作得力的助手。

然而，儘管從事外交工作，肯德爾卻極少獲得來自中國的消息，他只知道當時的中國國內正在進行激烈的反美運動。“我時常擔心李佩在美國的經歷是否會給她帶來災難，這方面一點消息都沒有。但我清楚地知道：任何我試圖聯繫她的努力都會將她置於危險之中。”

中美兩個大國相互隔絕，彈指揮間三十年。

1979年1月，美國和中國正式建立外交關係，肯德爾的中國情結再次被點燃，他懷念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作為“飛虎隊”一員在中國兩年的日子，他擔心李佩的情況……他盼望重返中國，他甚至請私人老師學習了6個月的中文；他和夫人專程到臺灣三個月，強化中文口語。

1980年3月底，肯德爾夫婦在香港加入一箇中國旅行團，遊覽了廣州、桂林、杭州、上海和北京。在北京，憑藉對中國勞工協會記憶，他請求美國駐華使館幫助尋找李佩，卻一無所獲。

尋找李佩

1980年代，李佩在北京玉泉路，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研究生院。

1979年底，60歲的肯德爾從外交官崗位退休。因三個女兒均在舊金山工作和生活，他和夫人決定在舊金山定居，他們的家距離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只有8個街區，他成為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東亞研究所的研究員。

晚年的亨利·肯德爾。圖源：berkeley.edu

伯克利東亞研究所有來自中國、日本等國家的訪問學者。再一次，肯德爾想借助工作關係尋找李佩。

1983年底，一位1949年前曾在位於重慶的美國新聞處（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工作的華裔學者向他建議：可通過中國紅十字會尋找李佩。肯德爾再次發出求助信。

中國紅十字會很快回信：李佩還活著，在北京。

好消息從天而降！大約一個月後，肯德爾接到了李佩的信，告知她在北京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研究生院教授英文，很快會隨一箇中美友好代表團訪問美國……他喜不自禁！

1984年夏季的一天，舊金山國際機場，肯德爾翹首等待李佩。他擔心經過35年的歲月，是否會相見不識？

“我們第一眼就認出了對方。她老了，我也一樣，但她仍然美麗。”

肯德爾邀請李佩到伯克利的家中做客。李佩講述了自1948年最後一次會面後的生活：她在康奈爾大學教中國文學，1951年8月女兒出生；1956年秋，她的小家庭回到了中國，丈夫郭永懷成為中國空軍的高級研究人員，但不幸在1968年12月的一次空難中逝世。“文革”中，她有三年的時間在稻田勞動。

“文革”十年，李佩歷盡艱辛：在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曾受到隔離審查，母親和丈夫在同一年裡先後去世，還是初中生的女兒到黑龍江農村當“知識青年”；1970年，她隨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搬遷到合肥，繼續受審查、監督勞動。1978年，她返回北京，在新成立的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研究生院任英語教研室主任，為中國培訓新的一代人才；她這次訪問美國的任務之一是尋找能在中國大學教授英文的美國人。

肯德爾疼惜這段遭遇，但李佩堅持認為，自己並沒有受到過分迫害，而且，她還開玩笑說，她和她的知識分子同事們所種稻田的收成，比當地農民更好。

在這次會面後，兩人時常通信，報告彼此的工作和生活。肯德爾寫道：“我們之間，跨越文化的愛情之火早已熄滅，但友誼的炭火至今溫暖著我們。”

“我這一生值得嗎”

2016年12月22日，北京中日友好醫院，鄭哲敏院士看望李佩，慶祝她99歲生日 圖片提供 李偉格

2016年7月，李佩病重，住進北京中日友好醫院。11月，吳海威專程回北京看望，一天，李佩清醒後問他：“我這輩子值嗎？”

吳海威回答：“值！”他從1917年蘇聯的“十月革命”、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科學教育，一直談到社會公益的林林總總，從大時代的角度評價她生命的點點滴滴。

2016年12月22日，李佩在病房中度過99歲的生日；2017年1月12日凌晨，她在沉睡中安祥離世。

2017年4月5日，我到北京，參加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為郭永懷李佩舉行的合葬儀式。李佩的弟弟、89歲的李佩璋先生代表家族致詞。他在最後說：

“北平解放後（1949年1月31日），李佩乘坐第一艘從香港到天津的輪船，回到祖國。1949年10月新中國成立後，她在北京參加華北革命大學學習，半年後，高層領導決定要她回美國去，儘量動員科學家回國為祖國效力。她在西單的一個小旅館裡見我，跟我說了這一切，而且她在做準備工作，而且由組織上專門把她送到美國。她在美國做了大量動員工作，鼓勵科學家回國效力，她的活動受到FBI的注意。”

這是李佩璋第一次公開講述李佩在1950年受命赴美國動員科學家回國一事，也是李佩的親人告訴世界的一個真相。“一石激起千層浪”，令會場中李佩的老朋友們震驚不已，因為李佩在中國科學界的朋友們基本上都是她1956年10月回國後認識的。

但早在一年前，李佩璋已經告訴我這個事實。經過詳細考證，我寫成系列文章“李佩的特殊使命”，分別發表於2017年4月1日、4月2日和4日的《知識分子》上。

2017年4月8日，在北京家中，李佩璋先生接受了我5個多小時專訪，講述了有關李佩更多的詳細情況。他說，李佩在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後，從美國回到北京，再回到美國，其間沒有迴天津看望父母，父母也不知道她回國的事。

時光飛逝，轉瞬李佩已經去世兩年，我還在研究李佩，最近與吳海威談話，他提起李佩病重時問他的那句話：“我這輩子值嗎？”

他說：

“當時我是從大時代的角度評價李先生。如果換到今天，我會從文化差異的共同點出發，以花擬人來評價。肯德爾的書，以木蘭花命名，又以木蘭花作封面，可能是一次中美文化在字義、語意、圖意上碰巧的重疊。因為中國人知道木蘭可以是樹、是花，也可以是人名，更知道花木蘭是誰！李先生何嘗不是以青春參加抗日、投身工運的一朵木蘭花呢？美國飛虎隊員欣賞花，與她交往，也可能帶給她一時的不測風雨。但她始終盡力在科學園地裡培育花朵，以至於耄耋之年時，被譽為中國科學院的玫瑰。雖然花海紛華，花開有時，花朵有形，但花香四溢是無形的，說不清界限，有的能飄逸很遠，甚至穿越時空……可說，花開有期，芳澤無齊。面對先生廣闊的花樣人生，相較而言，此生絢麗無悔。”

注1.

1950年，肯德爾完成了博士論文，準備答辯，但此時，他的退伍軍人大學津貼己用完，他需要找工作養活自己。他先找到了一份記者工作，準備好後再答辯，但到了1950年中期，美國冷戰掀起高潮，麥卡錫主義盛行，美國國務院成立了相應外交機構向世界講述美國故事，因此需要招募一批有新聞專業背景的人才，也因此，肯德爾在1950年12月成為美國外交官，但他再無機會回大學答辯博士論文了。

參考資料：

1. Harry H. Kendall: BEYOND MAGNOLIAS My First 30 Years Publisher： AuthorHouse; Publication date: 09/28/2004

2. Harry H. Kendall: A Farm Boy in the Foreign Service Publisher: AuthorHouse; Publication date: 08/29/2003

3. 吳海威：溫暖的回憶從這裡開始，未發表

4. 王丹紅：李佩——中國科學院的玫瑰，《科學時報》 2003-03-28 http://aga.ustc.edu.cn/site/ustc_xyh/xyh/cnt/?id=20476

5. 王丹紅：李佩的特殊使命 2017年4月1日發表於《知識分子》http://www.zhishifenzi.com/depth/character/159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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