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喆,開國中將,湖南邵陽人,早年參加平江起義,一生身經百戰,對敵作戰凶猛,有軍中“姚一刀”美譽,深受他的老鄉毛澤東、彭德懷、賀龍器重,是人民軍隊著名的戰將。
中央要求大青山抗日支隊“領導人須政治軍事皆能對付”,賀龍立即想到了姚喆
1937年9、10月份,日本侵略軍佔領內蒙古以後,在這一地區駐有一個旅團、四個偽蒙古騎兵師和大量的偽民團、偽警察,嚴重地威脅著陝甘寧、晉西北和晉察冀抗日根據地的安全。1938年5月,黨中央最終作出建立大青山抗日遊擊根據地的決策。同年6月11日,毛澤東在給朱德、彭德懷、賀龍、肖克、關嚮應的電報中,還強調指出:“在平綏路以北沿大青山脈建立遊擊根據地甚關重要”,派往該地區的部隊“須選精幹者,領導人須政治軍事皆能對付,且能機警耐苦,而有決心在該地創立根據地者。”
還在1938年春夏,在內蒙古開展抗日鬥爭的楊植霖、劉洪雄先後到晉西北,就向八路軍一二?誘師負責人賀龍、關嚮應彙報大青山抗日鬥爭的情況,請求八路軍進入大青山。這時,遵照黨中央的指示並應楊、劉的請求,賀龍、關嚮應迅速決定:由我師第三五八旅的七一五團和師直屬騎兵營一個連,組成八路軍大青山抗日支隊；派出第二戰區民族革命戰爭戰地總動員委員會(簡稱“動委會”)的部分武裝力量和工作人員,一同前往大青山。根據黨中央要求的部隊“領導人須政治軍事皆能對付,且能機警耐苦,而有決心在該地創立根據地者”,賀、關選中三五八旅政委李井泉擔任支隊司令員,七一五團第一營教導員彭德大任支隊政治部主任。
司令員、政治部主任都是政治工作幹部出身,支隊參謀長必須軍事上過硬,選派誰呢?
李井泉建議:就姚喆同志吧。
賀、關眼前一亮,一個威猛的軍事指揮員浮現在他們腦海中。
姚喆,原名姚秩章,1906年8月出生於湖南邵陽橫塘衝村一個農民家庭,1925年11月參加鄉農民協會,並當選為鄉農會執委、邵陽二區十三鄉農會主席。1927年7月,大革命徹底失敗後,他遭地方反動當局通緝,隻身逃到南縣繼續革命。1928年春,他加入國民黨軍湖南獨立五師隨營學校(黃公略領導),同年7月參加平江起義,成為彭德懷領導的紅五軍一員。
1929年2月,在彭德懷直接領導下,久經戰火考驗的姚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歷任紅五軍班長、排長、特務連連長。1930年6月,以紅五軍為主成立紅三軍團,他又歷任軍團特務團一營營長、第一師三團團長、第一師司令部作戰科科長、第一師參謀長等職,參加了中央蘇區歷次反“圍剿”。在彭德懷率領下,無論山多高、路多遠、坑多深,姚喆始終追隨彭部大軍縱橫馳奔,逐漸養成敢於“橫刀立馬”的將風。在整個紅軍時期,他經歷大小戰鬥200餘次,5次負傷,3次負傷不下火線,受到軍(團)甚至中革軍委通令嘉獎,逐漸成長為彭德懷賞識的“愛將”。有一次,彭問他:除了打仗,你還能幹啥?他答:除了打仗,我什麼也幹不了!彭樂了:我就中意你這一點。
1934年1月25日,在福建沙縣戰鬥中,姚喆親率紅十團主攻連50餘人突擊入城,與反撲之敵展開激烈巷戰和白刃格鬥。黑夜裡,他被隱藏在街巷拐角處的敵兵刀傷左臉頰,傷愈後留下一條三寸多長、一指多寬的刀痕。從此,有了“姚一刀”的別稱。這一刀,使他榮獲中革軍委頒發的三等紅星獎章,並調任中共中央政治保衛局保衛隊隊長兼黃安、梅瓦兩區衛戍司令員。前去報道時,彭德懷傳話:挨一刀,換一個司令員,值得!姚喆讓來人回話:請彭軍團長給我再挨一刀的機會。
1934年10月,姚喆參加二萬五千里長徵,歷任國家政治保衛局總隊長、紅三軍團第十團團長,擔負保衛中央首長和機關安全的重任。期間,姚喆近距離地走近毛澤東。一開始,他很緊張,毛澤東和他幽默起來:“‘老鄉見老鄉,兩眼淚汪汪。’不過,現在不是哭的時候。逢山開路,自有前鋒；遇敵搶險,卻要靠你。”
聽到主席寓莊於諧的重託,姚喆緊張漸去,豪氣頓生:“唯主席馬首是瞻。”
毛澤東笑了:“我的馬給傷病員騎了,要想‘是瞻’,就‘是瞻’我的腦袋就行了!”
1935年10月,中央紅軍勝利完成長征,毛澤東如此評價:姚喆“護駕是有功的”。此後,他歷任紅十五軍團七十八師參謀長、北路軍參謀長、陝甘寧獨立師師長,參加了東征山西閻錫山、西征寧夏馬家軍等戰役。1937年春,作為抗戰儲備人才,他進入抗日軍政大學第二期學習。
1937年8月,紅軍改編為八路軍北上抗日。由於編制壓縮,絕大多數紅軍幹部都是降職任用,但姚喆卻能歷任八路軍一二?誘師三五八旅參謀長、七一五團代團長,可見他的過人能耐。對日作戰後,他參加過收復晉西北七城等戰鬥,“姚一刀”的大名在日寇中也叫開了……
“不錯!”賀龍一言定鼎:“人容易騎驢覓驢!一時間,只想到姚喆同志是旅參謀長,三五八旅離不開他。既然他還是七一五團代團長,那就讓他去大青山揚名吧!”
在具體執行黨中央“化步為騎”指示中,姚喆出色地完成了任務
1938年7月15日,八路軍總司令朱德發出了挺進大青山的命令。7月29日,大青山支隊2300多人從晉西北的五寨縣出發,冒著酷暑突破了敵人重重封鎖,於9月初勝利登上大青山,與楊植霖、高鳳英、劉洪雄、賈力更等領導的蒙漢抗日遊擊隊在綏中面鋪窯子會合在一起。從此,開始了創建大青山抗日遊擊根據地的長期、艱苦的鬥爭。
為了打擊入侵的日寇,擴大八路軍的影響,爭取和發動群眾,打開抗日局面,姚喆積極協助李井泉連續組織指揮部隊進行了幾次戰鬥:9月初首先打開了陶林縣城,殲敵一部。當月10日又攻克了綏北重鎮烏蘭花,全殲守敵日偽軍百餘名；接著,又在歸綏至武川公路上的蜈蚣壩,伏擊了日寇的十餘輛運兵汽車隊,殲敵80餘人。10月上旬,在石柺伏擊了敵人的汽車隊和襲擊了三道營火車站。此外,還在大青山南麓沙爾沁和中北部的宮地後窯子、廣業公司等地襲擊了敵人的據點,共消滅日偽軍700餘人。這一連串戰鬥的勝利,震動了整個塞北,給敵人以迎頭痛擊,使綏蒙民眾的抗日情緒為之大振。人們奔走相告:“真正的中國軍隊來了!”“八路軍是真正打日本鬼子的隊伍。”
大青山地區氣候嚴寒、蒙漢雜居,堅持大青山抗日鬥爭,面臨著生活上和語言上的特殊困難。由於大青山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所以當日軍將進攻重點轉向解放區的時候,隨即開始對大青山抗日遊擊根據地進行“掃蕩”。日軍在“掃蕩”中,除進行殘酷的“三光”政策外,還沿著大青山十八條溝挖封鎖溝,修封鎖牆,禁止群眾出入,實行經濟封鎖,妄圖把八路軍困死、餓死或擠出大青山。
怎樣堅持大青山抗日遊擊戰爭,黨中央極為關注。大青山地區崗巒起伏,村落稀疏,在遼闊的草原和崎嶇的山地上,步兵行動十分困難。而日寇和偽軍不是機械化就是騎兵,行動比較迅速。1938年11月,黨中央據此指示:大青山支隊迅速將步兵改為騎兵,以適應鬥爭的需要。在具體執行黨中央“化步為騎”指示中,姚喆出色地完成了任務。他一方面從消滅偽軍、圍殲頑匪中繳獲了大批戰馬,另一方面向開明紳士和大地主募捐。有些蒙漢族群眾聽說八路軍需要馬匹打鬼子,有的青年就自帶馬匹來參軍,有的自動獻馬和鞍具,很快解決了馬匹問題,組建成一支精幹的大青山騎兵支隊,李井泉任司令員,姚喆任副司令員。
1938年12月,根據中共六屆六中全會“鞏固華北,發展華中”的決定,大青山支隊的主力七一五團奉命隨一二O師主力挺進冀中地區,只留下相當於一個營的兵力(500多人)和“動委會”第四支隊在大青山堅持鬥爭。根據毛澤東“分兵以發動群眾,集中以應付敵人”的指導思想,李井泉、姚喆將部隊分散到綏南、綏中、綏西三個地區開闢工作。這三支為數不多的隊伍,在地方黨組織和人民群眾的支援下,積極開展群眾工作和對敵鬥爭,不斷取得勝利,很快發展壯大。部隊的發展和根據地的擴大,使日寇惶恐不安。
1939年4月,日偽軍集中五六千人一起出動,分六路向綏中的五塔背、銀礦山一帶和綏南的蠻漢山地區進行殘酷的“掃蕩”。這時,在日寇進攻面前不戰而逃的國民黨騎二軍的郭棲鵬、騎六師師長王照墉,也乘機帶部隊進入大青山,妄圖從八路軍手中“收復失地”,形勢十分嚴重。當時,李井泉在延安彙報工作未回,姚喆立即部署各區,動員群眾堅壁清野。同時,他帶領綏中部隊轉到外線,從側背打擊敵人。日偽軍對姚喆部無可奈何,卻給國民黨騎六師以嚴重打擊。後來,王照墉和郭棲鵬自知在大青山搞磨擦站不住腳,便灰溜溜地撤走了。
1940年1月,李井泉調往晉綏工作,姚喆接任騎兵支隊司令員。大青山地區的軍政領導工作,主要落在姚喆肩上。這時,閻錫山在山西發動晉西事變,進攻新軍；國民黨綏遠“民眾抗日自衛軍”同日寇勾結,在大青山頻頻製造事端,槍殺中共地方工作人員。他們提出“綏遠人治綏遠”的反動口號,妄圖把八路軍趕出綏蒙地區。為了反擊頑固派的妥協投降活動,姚喆指揮綏中、綏西、綏南部隊集中兵力,同時行動,一舉殲滅了“自衛軍”總部和各路指揮機關及其主力第八團、第十二團以及“自衛軍”的綏南專署,俘虜2000餘名,繳槍1000餘支,還繳獲了“自衛軍”三路總指揮王有功與日寇勾結投降的祕密信件。接著,又在綏中和綏西粉碎了頑軍各1000餘人的反撲,消滅、俘虜了一部,其餘潰散逃竄。由此,大青山抗日根據地得到進一步鞏固,騎兵支隊也從3個營發展為3個騎兵團。
“姚喆不但是‘姚一刀’,而且還有‘姚一手’,不但有勇,更加善謀”
1940年4月,黨中央又專門作出決定,高瞻遠矚地指出:黨和八路軍在綏蒙工作的任務,是要喚起和團結蒙漢一切力量,一致聯合抗日,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要吸收群眾武裝,逐步建立騎兵隊伍；要把爭取蒙古民族作為黨在綏遠敵佔區的中心工作之一；要善於採取通過上層聯絡下層的工作方法；要把建立以蒙族為骨幹的蒙古抗日遊擊隊,作為號召和團結蒙族人民的旗幟等。
姚喆嚴格遵循黨中央的指示,嚴格執行黨的民族政策,積極開展群眾工作和對敵鬥爭。他十分重視並堅決貫徹執行黨的團結抗日的民族政策,他反覆教育幹部和戰士防止和克服大漢族主義思想作風,對蒙古同胞平等相待,兄弟相處,尊重蒙古、回族的宗教信仰和生活習慣,不準影響正常的宗教活動。他不僅嚴格要求部隊,而且還帶頭做民族團結的工作,他同蒙古族群眾廣交朋友,取得了蒙古族群眾的尊敬和信任。許多蒙古族地主、大戶同情抗日,捐獻抗日物資,積極掩護我黨的軍政人員和傷病員。姚喆還親自向一些較有影響的喇嘛和神甫做工作,取得了他們的瞭解、同情和支持,有的還為八路軍提供情報,掩護傷病員,購買急需物資,一些喇嘛廟甚至成為中共從事地下工作的據點,對八路軍幫助很大。
在騎兵支隊和其他各游擊隊中,姚喆也注意吸收蒙古族戰士,並專門幫助成立了蒙古抗日遊擊隊,李森、高鳳英先後任隊長,賈力更、齊俊山先後任指導員。此外,他還參與先後選送一百多名蒙漢青年到延安學習,後陸續返回大青山,成為對日鬥爭的骨幹。
爭取偽軍的工作,也取得了顯著的成績。在姚喆參與領導下,大青山支隊與偽蒙軍第一、第二、第三、第六、第七師等都建立了聯繫,其中有的和八路軍訂立了“互不侵犯”的祕密協定,有的還為八路軍提供武器彈藥和其他軍用物資。提起這件事,賀龍如此評價:“姚喆不但是‘姚一刀’,而且還有‘姚一手’,不但有勇,更加善謀。這一點,彭大將軍可能沒有發現。”面對如此評價,他一言帶過:“在賀師長面前,我哪敢稱得上有謀。從南昌起義到抗日戰場,他哪一天不衝鋒在前,哪一件事不是有勇有謀。師長如此稱讚,我只能當作勉勵!”在堅持大青山敵後鬥爭中,軍事、政治上日益成熟的姚喆,又成為賀龍的愛將。
1940年6月,賀龍、關嚮應兩位首長對大青山工作的指示信中提出,要注意發揮政權作用,要建立綏察行署,決定由姚喆任主任,楊植霖為副主任。根據賀、關首長的指示,姚喆對大青山地區工作進一步做了部署。8月,他在武川縣西樑村主持召開了綏遠各族各界各抗日民主黨派的代表會議,成立了“綏察行政辦事處”,制定了“綏察施政綱領”,成立了綏西、綏中、綏南三個專署,建立了9個縣的抗日民主政權,並派出一批幹部組成了綏東工作團,在綏東開闢工作。到1941年底,在豐鎮、集寧、興和、商都等縣都相繼建立了區縣政權和抗日群眾組織,同時發展了數百人的騎兵游擊隊。這一切舉措,有力地推動了大青山各個地區抗日工作廣泛深入的開展,整個大青山的騎兵發展到3500多人,根據地的建設也達到了相當的規模,使大青山地區和晉西北聯接起來,形成了遼闊的晉綏抗日根據地,有力地拱衛著黨中央所在地陝甘寧邊區的安全。
毛澤東曾說過,“講內蒙古革命史,不能不提到我的‘小老鄉’”
大青山根據地的建立與發展,嚴重地威脅著日偽對內蒙主要城鎮和交通線的反動統治,使其不敢冒然南犯和北進。1940年8月至12月,姚喆率領大青山地區部隊參加百團大戰,牽制了日寇相當兵力。從1941年春到1943年夏,惱羞成怒的日寇對大青山根據地進行了比以往規模更大、更加頻繁、更加殘酷的“掃蕩”,並且實行了軍事、政治、經濟、思想一起進攻的所謂“總體戰”。姚喆領導大青山軍民,經受了這一嚴峻的考驗。在地方黨、政組織、蒙漢群眾和游擊隊的支持配合下,他率部同敵人進行了上百次戰鬥,給敵人以沉重打擊。
1942年秋季,日寇蒐羅了所有駐綏遠部隊,並從華北專門調來兩個機械化旅團,配有飛機、大炮,共達3萬餘眾,對大青山遊擊根據地發動了空前規模、極其殘酷的大“掃蕩”。當時,姚喆命令部隊主力和軍政機關南移晉西北根據地,自己僅率本部第三團教導營和支隊直屬連2000餘眾與敵周旋。敵人憑藉數量上超過八路軍十餘倍的絕對優勢,企圖把抗日遊擊根據地徹底蕩平。面對強大殘暴的敵人,特別是騎兵支隊主力已突圍轉至綏南、雁北一線後,姚喆利用綏西的有利地形,堅持同敵人鬥爭。在敵人密如蛛網的包圍封鎖中,他聲東擊西,穿縫插隙,同敵人巧妙地周旋在大青山上。這時,一些同志考慮到他的安全,再三建議他回綏南支隊司令部去,他斬釘截鐵地說:“為了隨時掌握這裡的敵情變化,便於堅持鬥爭,我不能走。我要和同志們在一起戰勝敵人,度過難關。”他的話給了同志們極大的鼓舞。當嚴冬到來以後,在零下30多度的冰天雪地中,困難更加嚴重。為了減小目標,便於機動和解決食宿困難,姚喆決定把部隊化整為零,以連或班為單位單獨活動。他自己也只帶十幾個人,在冰天雪地中,拖著傷殘的身體,同戰士們鑽窩鋪、吃野菜,轉戰在大青山中。
黨中央、毛澤東主席和一二?誘師賀、關首長都十分關心大青山的鬥爭,多次給姚喆發報詢問情況,他每次都堅定地回答:“一定把大青山的鬥爭堅持到底,完不成黨交給的任務決不下山。”他這種堅韌不拔的革命精神,鼓舞了大青山軍民的鬥志。經過這次激烈的反“掃蕩”戰鬥,大青山根據地的軍民鍛鍊得更加堅強了。
1943年夏,大青山地區的對敵鬥爭的勝利,使黨政軍各方面的工作得到逐步恢復,隨即成立了塞北軍分區,姚喆擔任司令員。1945年7月,黨中央決定成立綏蒙政府,烏蘭夫任主席,楊植霖任副主席,並將塞北軍分區改為綏蒙軍區,姚喆任司令員,高克林任政委,張達志為副司令員兼副政委。當時,姚喆正在參加中共七大,會議尚未結束,即奉命率領增派到綏蒙軍區的陝北騎兵旅和晉綏軍區步兵第九團、二十七團,協同大青山地區原有的騎兵第一、第二、第三團,以加強對日偽軍的作戰,反擊國民黨頑固派對抗戰勝利果實的搶奪。回到大青山後,姚喆率部連續打了幾個勝仗,接著組建了綏南、綏西、綏中、綏東四個軍分區。
1945年8月,遵照毛澤東主席《對日寇的最後一戰》的指示,姚喆指揮綏蒙地區的步騎部隊晝夜兼程,向敵佔區挺進,配合晉綏軍區和晉察冀部隊攻打歸綏,迫使日本侵略軍放下武器,並佔領了平綏線除包頭、歸綏以外所有重要城鎮。9月2日,日本在投降書上正式簽字,抗日戰爭勝利結束,大青山抗日遊擊戰爭取得最後勝利。據說,毛澤東曾對烏蘭夫說過:“講內蒙古革命史,不能不提到我的‘小老鄉’!”
1945年9月,日寇剛剛投降,國共兩軍又拉開戰幕。三年多的解放戰爭中,姚喆率領綏蒙部隊,歷任過西北野戰軍第八縱隊司令員、第一野戰軍第八軍軍長兼綏蒙軍區司令員,重新回到彭德懷帳下征戰。在彭德懷、聶榮臻指揮下,他率部繼續堅持在大青山南北,同國民黨軍隊浴血奮戰了三年,參加過大同集寧等戰役。期間,彭德懷不乏讚譽之詞:“‘姚一刀’的刀子越來越快了!”
1949年9月,毛澤東提出以漸進方式實現和平解放綏遠的“綏遠方式”決策,同時他帶話給姚喆:“和平沒有實力不行!要想不動刀子,刀子還得拿著。你這把‘姚一刀’,還是時刻亮著!”由於姚喆所部近在咫尺,最終促成國民黨綏遠軍政人員10萬餘人起義。隨後,他出任綏遠軍區副司令員(司令員董其武)。
“我是‘靠山吃山’起家的!水太多,只有沉湖圍墾”
1951年8月,姚喆和董其武率部參加抗美援朝,擔任中國人民志願軍第二十三兵團副司令員。9月,他協助董其武率部入朝,擔負奉川、院裡、南市三個飛機場的興建任務,克服重重困難,工程如期竣工並交付使用,受到中央軍委和朝鮮最高人民會議常務委員會的嘉獎。1952年秋,他從朝鮮戰場一回來,就進入南京軍事學院學習。這時,他才真正離開大青山地區:從1938年秋開始,他已經在塞北地區戰鬥工作了近15個春秋。
離開大青山,不意味著忘記大青山、忘記“創業艱難百戰多”的“大青山精神”。在姚喆的後期生命旅程中,他時刻注意宏揚“大青山精神”。
1955年2月,他從南京軍事學院畢業後,歷任解放軍總高級步兵學校第一副校長、校長,是人民解放軍中較早注重軍事理論研究和現代軍事裝備技術研究的將領之一,真正轉變成軍政兼優的“姚一手”。同年9月,他被授予中將軍銜,榮獲一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1961年初,他出任武漢軍區副司令員,是司令員陳再道的得力助手。20世紀60年代末,他負責沉湖圍墾,親率10萬軍民經8個月日夜奮戰,把40萬畝荒草灘開墾成旱澇保收的良田。面對成績和同志的盛譽,他只是一語雙關地說:“我是‘靠山吃山’起家的!水太多,只有沉湖圍墾。”無論在朝鮮戰場、在教育戰線,還是主持大軍區工作、參加經濟建設,姚喆都“令人折服”。
在十年內亂中,姚喆光明磊落,坦蕩無私,像大青山一樣高大挺拔。由於和彭德懷、賀龍的歷史淵源,康生、“四人幫”一會說他是彭的“黑干將”,一會說他是賀的“黑干將”,極盡造謠誣陷之能事,他泰然處之。對林彪、“四人幫”蓄意製造武漢軍區七二○事件的陰謀活動,他堅決抵制並相信歷史會做出公正的判決,對被打倒的軍區司令員陳再道表示同情。在當時,這需要極大的政治、道義勇氣。對於遭受打擊迫害的幹部和他們的子女,姚喆也盡他之所能,千方百計給予照顧和庇護,使這些在動亂中備受冷遇的同志得到很大的溫暖,增強了度過逆境的勇氣和信心。“文革”結束後,有同志表示感謝:“姚喆者,堯哲也,有堯一樣的仁者之心!”他聽說後連連擺手,像大青山一樣樸實:“惻隱之心,人皆有之!落難之時,落井下石,非我所能為；人有不幸,盡力援手,一直是我的本色!”
1979年春,作為第五屆全國政協常委,姚喆抱病赴京參加全國政協常委會議,同大家一道暢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偉大歷史意義,共商國家大事,堅持到會議結束。5月27日,在返回武漢途中,他突然休克,雖即返京搶救,終因醫治無效而溘然長逝,終年73歲。
姚喆不幸逝世的消息傳到大青山南北,瞭解他的蒙漢各族人民非常悲痛。為了緬懷姚喆的功績,寄託各族人民的哀思,內蒙古自治區的領導和廣大幹部群眾,懇切希望將他的骨灰安放在大青山麓。武漢軍區黨委和姚喆家屬給予了圓滿的回答。在姚喆逝世一週年之際,內蒙古自治區派出代表,將他的骨灰接到呼和浩特市,舉行了隆重的追悼儀式,將骨灰安放在大青山革命烈士陵園,讓大青山地區人民永遠銘記他的不朽功績。
姚喆和所有為內蒙古解放事業而獻身的烈士們的名字,永遠像蒼莽的大青山一樣巍峨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