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假對假”：抗戰時期軍統與日軍的假鈔大戰

一說起戰爭，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炮火連天的戰場。其實現代戰爭是全方位的，不但是軍事，同時也是政治、外交、經濟等各個領域的角逐。其中經濟戰線的搏殺尤其重要，因為現代戰爭本質就是國力、物力、財力的比拼，如果經濟崩潰了，也就無從支撐起戰場上的軍事較量了。

抗戰也是如此。現在史學界就有一種觀點，即中國在1935年開始實行的幣制改革，就是促使日本在1937年發動全面侵華戰爭的催化劑。通過這次幣制改革，國民政府收回了地方的貨幣發行權，只有中央、中國、交通、農業四家銀行可以發行貨幣，而且同時從銀本位改為匯兌本位，禁止銀元和白銀流通，法幣與英鎊掛鉤等，這樣就從外國金融機構回收了大量白銀，特別是偽蒙疆和殷汝耕華北自治政府的現銀和地方貨幣無法在中國流通，這對於日本對華北的蠶食以及對中國的經濟侵略是沉重的打擊。更重要的是通過幣制改革，中國的經濟實力大為增強，讓日本感到了威脅，從而急不可耐地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

到1938年，儘管日軍已經侵佔了大片中國土地，並採取了“以戰養戰”，但消耗如此巨大的戰爭對於資源貧乏的日本來說，在經濟上是極為沉重的包袱。因此日軍首先在佔領區發行“軍票”，這種沒有任何貨幣發行準備金、完全依靠刺刀強行發行的貨幣，其實就是赤裸裸的掠奪。後來日軍自己也感到這樣確實太過明目張膽，所以就改變了策略，扶植漢奸政府成立銀行發行貨幣，這樣好歹有了一塊遮羞布。

但是，國民政府發行的法幣雖然只流通了短短几年，卻在民間贏得了很高的聲譽和信用，1938年時法幣的購買力還相當堅挺，100元可以買一頭牛。加上反日心理，所以儘管有日軍的刺刀做後盾，漢奸政府的貨幣依然難以完全在市場上驅逐法幣。面對這樣的局面，日軍使出了經濟侵略中最為卑劣的招數——製造法幣假鈔來打擊法幣。

法幣

登戶研究所的假鈔製造

製造假鈔歷史上早已有之。在中國古代，專門製造假錢的行當被稱為“火門”。因為古代中國的貨幣大都是金、銀、銅等金屬鑄幣，製造假幣都需要用“火”，因此而得名。也有專門製造紙質假幣的，如宋代的交子、會子，元明清的寶鈔等；還有製造紙質有價證券的，如明清時期的鹽引和匯票等。歷朝歷代對於製造假幣的處罰都極為嚴苛，但是在重利誘惑之下，還是有人鋌而走險。不過這種民間的製造假鈔，和國家行為製造假鈔相比，那就是小巫見大巫了。

戰爭中由國家組織製造別國貨幣以擾亂敵國經濟的例子也有兩百多年的歷史。美國獨立戰爭期間，英國國王喬治三世就下令製造美國的“大陸票”以破壞北美殖民地的經濟。法國大革命期間，英國故技重施，不過這次偽造的不是貨幣而是法國教會的地產券。法國也很快學會了這一招，拿破崙曾下令沒收奧地利維也納國家銀行的印鈔版樣，在巴黎大量印製奧地利鈔票，然後用這些和真鈔幾乎一樣的鈔票在奧地利購買物資。法俄戰爭中，嚐到甜頭的拿破崙如法炮製，大量製造俄國盧布假鈔。到了二戰期間，國家制造假鈔更是司空見慣。德國就製造過著名的“伯恩哈德英鎊”，蘇聯、英國、美國也都曾經印刷過大量的別國貨幣，既有敵國貨幣也有被佔領國的貨幣。

1938年12月，時任陸軍大臣的東條英機正式下達了製造中國貨幣的命令，由此拉開了在中國戰場進行假鈔戰的序幕。

具體負責這一工作的是日本陸軍兵器行政本部下屬的第九科學研究所，因為其位於日本神奈川縣川崎市的登戶，所以對外通稱“登戶研究所”。登戶研究所主要負責研製祕密武器，包括毒氣、氣球炸彈等；而仿製其他國家的貨幣，也是它的重要使命。登戶研究所用來研製印刷假鈔的車間和倉庫，最鼎盛的時候佔地超過30萬平方米，工作人員多達上千人。

登戶研究所辦公室

主持製造假鈔的是登戶研究所的主任山本憲藏少佐。山本憲藏就讀於日本陸軍會計學校，畢業後分配到關東軍，但他的工作並沒有僅僅侷限在東北，而是多次進入關內，刺探中國貨幣的相關情報。山本很快了解到，中國的法幣是由英國和美國的三家鈔票公司印刷，防偽措施主要是水印和暗記，部分美版鈔票在中間頭像位置還有紅藍絲線。

山本認為在市面上流通的法幣制造技術並不複雜，而且中國民眾的防偽意識也不強。他找了當時日本一流的造幣專家、凸版印刷株式會社的井上源之承，還從官方的內閣印刷廠及民間印刷公司網羅了一批貨幣制造的內行高手，開始了製造法幣假鈔。

山本最初選擇中國銀行的5元面額法幣作為目標，經過不斷嘗試和試驗，終於印製出了一批5元法幣。但是沒有想到，這種5元法幣剛巧退出了流通領域。接著他又將目標轉向中國農業銀行發行的1元、5元、10元面額法幣，1939年11月印製成功，粗看似乎毫無破綻，在市場上使用也沒有被發現。不過山本顯然不是製假的行家，不知道假鈔還需要做舊這一道工序，由於票面太新，假幣在銀行被識破了。直到1940年5月，第一批能夠以假亂真的法幣才被印製出來，隨即開始在登戶研究所大量生產。

登戶研究所最早採用照相製版技術，製造出的法幣並不理想。於是山本又決定改用雕刻製版，他從大藏省造幣局祕密徵調了兩名雕刻技師，用放大鏡一絲一縷在鋼印板上雕刻出法幣的人像、花紋和其他圖案。經過多次嘗試，登戶研究所終於在1941年11月，製造出第一批法幣假鈔樣本。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軍攻佔香港，繳獲了國民政府設在香港的造幣廠的造幣設備和最新版10元面額法幣，還查獲了5元面額法幣的半成品以及印鈔機、法幣編碼、暗帳底冊等。1942年，德國海軍的潛艇在太平洋上截獲一艘美國商船，在船上查獲了美國造幣公司為中國印刷的總面額達10億元法幣的半成品，後來也交給了日本。

得益於這些戰利品，登戶研究所才終於破解了法幣制造的全部祕密，從而能夠製造足以亂真的法幣假鈔。至1945年8月日本投降，登戶研究所總共印刷了面額超過40億元的法幣假鈔，數額之巨在整個二戰參戰國之中都是絕無僅有的。山本戰後交代：“最低時月額也不下於200萬元，而且隨著貿易額的增大，加以通貨膨脹需要，偽幣數額不斷增加。”

日本製造的法幣假鈔

負責發行、流通這些法幣假鈔的則是日軍在上海設立的“杉機關”，由於這個機關的負責人是阪田誠盛，所以又被叫作“阪田機關”。阪田誠盛於1939年在日軍佔領區開辦了“誠達公司”，這家公司在各地建立了三十多家分公司，擁有規模龐大的商業運作網絡，是對中國實施經濟戰最重要的機構。

起初，日本製造的法幣假鈔確實對中國的戰時經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但隨著香港被日軍佔領——之前法幣都是海外印刷經由香港進入中國——這一渠道中斷。因此，國民政府財政部印刷局在重慶開設了印鈔廠，自行印刷法幣，並對法幣進行了一次全面大改版。到1944年7月，重慶印鈔廠印刷的法幣如脫韁野馬，已經高達1890億元。在如此海量的貨幣發行面前，日軍制造的40億元假鈔瞬間就被淹沒了，所以後期也沒能發揮多少作用。

此項印製假鈔行動，日軍採取了高度保密措施，知道內情的僅限於極少數人。陸軍省只有陸軍大臣、陸軍省次官、軍務局長知道；參謀本部也只有參謀總長、參謀次長以及直接領導的部長、課長知道。即使登戶研究所的上級主管部門陸軍兵器行政本部，也只有行政本部部長和負責後勤保障的總務部長、器材課長知道。因為日軍也很清楚，這種行動畢竟不光彩，當然嚴格保密也是為了確保不引起中國方面的警覺而採取反制措施。

軍統“以假對假”的反擊

國民政府很快就發現了日軍制造法幣假鈔，立即採取了相應對策。首先嚴禁假幣的流通，對販賣假鈔牟利者嚴行查辦。其次由軍統採取“以假對假”，以汪偽政府發行的“中儲券”為主要目標，同樣製造假鈔，以打擊日偽統治下的財政金融秩序。軍統與英、美兩國造幣公司展開密切合作，不惜重金從美國購買紙張和最先進的印鈔設備，在重慶歌樂山建立了一座專門製造日偽假鈔的造幣工廠。

軍統組織這一假鈔反擊行動的機構是“對敵經濟作戰室”，負責人是著名的經濟學家鄧葆光少將。鄧葆光畢業於日本東京大學經濟系，不但是經濟學科班畢業，而且對日本情況也非常熟悉。他從1934年就開始研究對日經濟戰，隨後被戴笠招入軍統，成為軍統分析研究日本經濟情報的頭號專家。鄧葆光從財政部印刷局和原來中國銀行造幣廠調來了一批技術精湛的印鈔工人，並利用軍統在淪陷區的行動人員收集了在日佔區流通的所有種類鈔票，開始在歌樂山研製印刷日偽假鈔。

鄧葆光

但是早期軍統的假鈔技術不是很過關，很容易被識破，因此也導致了許多將假鈔帶到淪陷區流通的軍統人員被捕。幸虧軍統在日軍內部的臥底林頂立及時送來了日偽鈔票的相關情報，使鄧葆光的小組能夠迅速調整印製假鈔的策略。加上在汪偽政府中擔任財政部部長、中央儲備銀行總裁等要職的周佛海和軍統接上了頭，提供了“中儲券”的印鈔票版，這樣鄧葆光的小組更是完全掌握了“中儲券”的祕密，印出的“中儲券”假鈔和真鈔簡直毫無區別，最終迫使汪偽中央儲備銀行於1943年宣佈停止收兌10元面額“中儲券”。

軍統印製假鈔的主要目標“中儲券”

毫無疑問，這樣的公告對於“中儲券”的聲譽是極大的打擊，導致了各種流言紛起。同時軍統也利用這些完全能以假亂真的假鈔從淪陷區購買了大量國統區緊缺的糧食、棉花等物資，沉重打擊了日偽的金融和經濟。鄧葆光後來回憶說，“一九四二年，戴笠請美國代印汪偽中儲券和華北聯銀券的兩種假鈔票，分為一元、五元兩種，原則上利用偽軍和陰陽地帶（三不管地區）的游擊戰，向地區購買物資。”

後來和軍統進行密切合作的美國海軍情報署梅樂斯（MiltonMiles)海軍中校也參與了印製假鈔的行動，他回憶：“在上海西南約兩百里中美合作所的第一營地……變成了一個把偽造日軍佔領區的偽幣，走私運進這個人口稠密、商業繁盛地區的騙子……每次開到第一營地去的卡車隊，平均在十輛車中，總有一二輛是裝滿了一捆捆的紙，最後，調查統計局經濟作戰處的王撫州將軍透露了我一個祕密。據他告訴我說，多少年來，他們一直都在克盡厥職地仿造日本人發行的偽幣，散發出去……”這種偽鈔到底有多少尚待考證。

除了“中儲券”，軍統對淪陷區流通的各種偽政府貨幣和軍票都進行了仿製。由於“中儲券”假鈔實在太過氾濫，日偽方面幾乎束手無策，只好用發行新的鈔票這種最為簡單粗暴的辦法來應對。但是新鈔票才剛剛開始發行，軍統就通過周佛海搞到了印製的票版，在歌樂山造幣廠日夜加班進行印製。這種利用相同的票版印製的假鈔，實際上和真鈔別無二致，不要說普通百姓，就是專業人員都難以區分，所以它對於日偽金融經濟領域的打擊自然是非常沉重的。

軍統本來還計劃製造日元假鈔，但是日元只有日本銀行一家印刷發行，而且日元所使用的桑皮紙中加入了日本特有的植物纖維，所以無法在中國進行仿製，最後只好取消了印製日元假鈔的計劃。

印製假鈔也是抗戰時期戴笠最重要的生財之道。這些假鈔由軍統人員通過各種途徑帶到日軍佔領區，購回國統區緊缺的黃金、糧食和棉花等物資，再轉手將這些物資在國統區的黑市上拋售，軍統還能狠狠地賺上一筆，真可謂一箭多雕。

正是有了如此雄厚的財力作為支撐，軍統在抗戰期間發展到了巔峰。僅僅正式有編制的特工人數就達5萬之眾，而且所有人員均不像其他單位的公務員及軍隊幹部那樣發打了折的國難餉（一般為原工資的八折），仍然是全額薪餉。除薪餉之外，軍統的內勤人員有津貼，外勤人員兼任其他公開職務的則可以拿兩份薪餉，沒有兼職的則有活動費和房租補貼。一般來說，軍統人員要比同級別的公務員或軍隊幹部薪餉多40%到50%。

對於在祕密行動中殉職的人員，軍統慣例除了發放一次性的撫卹金外，還要按月給遺屬發生活費，有未成年子女的還要另外發教育費。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一筆金額的數量也日漸龐大。除了這些日常開銷外，要執行特別以及祕密行動，額外的經費自然也是少不了的。

可想而知，要維持這樣龐大一個機構的運作，金錢的需求絕對是相當驚人的，單靠撥款肯定是不夠的。但是在眾多軍統人員的回憶裡，似乎戴笠從沒有為金錢犯愁，恐怕印製假幣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