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就首先要從日本要求的戰略主攻意識方向來給予判斷，日本在1941年12月7日發動太平洋戰爭進攻美國，反映出日本針對西方主導勢力要求的戰爭肯定是準備了很久，同時日本海軍包括海軍航空兵基本上整體早已處在秩序主導戰爭要求的準備界面。其實在1940年德、意、日組成三國為軸心要求的國際軍事聯盟集團，由於德、意早於1939年就與西方主導勢力全面開戰，日本這個軍事聯盟性質相應就與西方主導勢力進入到了戰爭狀態，雖然由此日本1940年在東南亞的法屬殖民地區展開了軍事擴張，但日本實際上還並未正式投入到聯盟戰爭與西方主導勢力徹底翻臉。原則上日本在亞洲方向有兩個需要針對的國家戰爭，一個是與蘇聯的競爭對手戰爭，一個是與西方主導勢力的秩序主導戰爭。不過日本最關心的是自身先期在亞洲方向中國地區已奪取的大量戰爭擴張利益，本身並不想繼續侵佔蘇聯的遠東地區。所以日本在戰略要求上肯定就沒有進攻蘇聯的戰爭企圖，只有要求在亞洲方向擊退蘇聯的戰爭意圖。
而在國際政治秩序規則要求的國家關係當中，日本與蘇聯都不屬於是秩序主導國家序列，而是同為要求競爭秩序主導國家。因而日本在亞洲方向先期於中國地區奪取的大量戰爭擴張利益，就只會遭到秩序主導國家序列要求的規則否決，而不會受到來自同為要求競爭秩序主導國家的蘇聯方面秩序規則問題，最多也就是競爭對手要求。這樣日本如果首先選擇在亞洲方向全力進攻蘇聯，那麼日本就存在要遭到西方主導勢力從背後乘虛而入的戰略風險，繼而日本就必須還要被動轉身與西方主導勢力為了先期在亞洲方向中國地區奪取的大量戰爭擴張利益只能要求迎擊，這就勢必要造成日本在亞洲方向同時陷入到兩場硬性國家戰爭，顯然，日本的國家戰爭機器承受不了。而如果日本直接選擇與西方主導勢力在亞洲進行秩序主導戰爭，就根本不必考慮蘇聯可能會乘虛而入帶給日本的戰略風險，因為很明顯，蘇聯的戰略方向重心必須是在歐洲而不是亞洲。所以日本在亞洲方向唯一在乎的是，誰對日本先期奪取的中國地區大量戰爭擴張利益要求構成實質威脅，日本就會毫不猶豫主動要與其展開硬性國家戰爭，達到一戰定音。
站在這個地緣政治要求界面，日本為什麼要進攻美國的戰略意識其實就是這麼簡單，沒有那麼多的戰略複雜性。基於這個地緣政治要求界面，日本就應該要考慮，由於日本在1940年通過建議成立德、意、日三國為軸心要求的軍事聯盟集團組織，戰略目的想直接阻止德蘇雙方在歐洲可能直接爆發競爭對手戰爭，由於日本陸軍整體在亞洲方向未能進入到競爭對手戰爭要求的準備界面，也就不能形成有效威懾蘇聯要求的戰略軍事壓強，同樣日本也就無法改變蘇聯繼續要求保持的戰略姿態優勢，形成不了戰略軍事影響性的日本，是無法阻止德蘇在歐洲必然要爆發競爭對手戰爭。那麼日本在1941年3-4月間主動與蘇聯簽署了《蘇日中立條約》，也是直接想動搖德國要求發動對蘇競爭對手戰爭的決心，可是日本仍然產生不了影響歐洲戰略要求的軍事影響性，因為只有德蘇雙方在歐洲不爆發競爭對手戰爭，才能完全符合日本在亞洲為了戰爭擴張利益要求擊退西方主導勢力。不然國際戰略競爭力量已形成的彼此基本平衡要求就會被崩潰，這種崩潰其實可以通過日本極力阻止就能夠看出，日本並不看好德國對蘇的戰爭要求，力量優勢也並不站在德國那邊，要知道二戰日本在國際戰略的靜態力量分析方面還是比較精準的。
不然日本是不可能去極力阻止優勢的德國要求對蘇發起競爭對手戰爭，反而日本還會大力鼓動德國發動對蘇競爭對手戰爭。如果德蘇雙方在歐洲爆發競爭對手戰爭，國際戰略競爭力量的平衡就會發生崩潰，只會朝向西方主導勢力，而不會朝向日本。更要命的是，只要德蘇戰爭打響，決定戰爭要不要結束，就不是德國能夠左右的，只有蘇聯。因此日本只能依靠自身的力量來阻止這種崩潰不再繼續發生，能不能阻止就是決定日本在亞洲的戰爭擴張利益成敗的關鍵所在。所以日本必須通過發動全面針對西方主導勢力要求的秩序主導戰爭，形成針對蘇聯要求的戰略軍事壓強。如果日本在亞洲全面針對西方主導勢力要求的秩序主導戰爭產生不了能夠直接影響蘇聯的戰略軍事壓強，一旦對美戰爭打響日本在亞洲自身反而還要被蘇聯直接影響，那麼日本針對西方主導勢力要求的秩序主導戰爭也就瞬間失去了任何價值戰略意義，戰爭對於日本來說除了徹底失敗還是徹底失敗。因此日本既然在1940年失去了第一競爭對手戰爭要求的陸軍整體準備界面同步於國際戰略競爭力量平衡對話，就需要在1941年主動發動第二秩序主導戰爭來建立針對蘇聯要求的戰略軍事壓強，取得日本要求的國際戰略競爭力量平衡對話。
只有日本為此秩序主導戰爭能夠充分影響德蘇雙方在歐洲大地展開的競爭對手戰爭，日本才具備要求蘇聯方面與德國結束雙方展開的競爭對手戰爭，國際戰略競爭力量發生的平衡崩潰就能得到有效阻止，同時也就有效遏制了國際戰略形勢朝向有利於西方主導勢力的方向發展。那麼日本在亞洲要求的戰爭擴張利益就可以直接強勢壓迫西方主導勢力必須接受日本要求的亞洲區域秩序主導，從而結束與美國展開的秩序主導戰爭。故此日本如果想要達到這個戰略要求意識，就應該要將對美要求的秩序主導戰爭性質定性為國家最高戰略戰爭命令層面，也就是說秩序主導戰爭已經上升為戰略戰爭性質而不是戰爭戰略性質，歷史上日本當年發動太平洋戰爭進攻美國就是戰爭戰略意識，也就是為了戰爭而戰爭，這種戰略要求意識可以說襲擊美國珍珠港的戰爭只要一打響日本其實就已經徹底輸了。所以要求日本必須集合整個國家的全部戰爭力量來完全滿足”打蛇就要打七寸”這個戰略戰爭意識要求性，同時為了達到交錯戰略要求，日本在設定戰略戰爭命令方案的同時，同樣需要制定戰爭戰略命令方案進行重疊戰略掩護。通過戰爭戰略命令方案要求只主動針對美國宣戰，不打破主導一戰國際政治秩序權威性。
就是不選擇攻佔英屬香港包括其在東南亞地區的殖民地，以及公開佔領法屬殖民地與荷蘭殖民地，但要強勢要求形成資源流向日本的戰略意識做為貿易交換保障可能，同時主動不採取理論要求的施以一定軍事壓力。形成主導一戰國際政治秩序的歐洲西方勢力在亞洲區域擁有的既得殖民利益是否去留自我選擇要求。那麼歐洲西方主導勢力就要考慮如果主動加入到美國對日戰爭陣營，就可能將自身在亞洲區域擁有的既得重大殖民利益造成主動戰爭丟失風險，不可能不會予以戰略謹慎考慮。又由於日本只是戰爭針對主導區域的美洲西方勢力領導者美國宣戰，並不是戰爭直接針對主導一戰國際政治秩序的英、法等歐洲西方勢力。日本因此要求競爭秩序主導的戰爭強度就從國際性降至洲際區域性，並沒有主動直接形成要求主導一戰國際政治秩序的歐洲西方勢力戰爭必應，做為洲際區域主導的美國在1939年英、法對德宣戰後，自身也並沒有要求必須跟進，同樣主導一戰國際政治秩序的歐洲西方勢力也可以進行像美國一樣的戰略利弊選擇，相應得日本至少階段性的就無形減低了自身要求的直接戰爭負重。
所以針對美國珍珠港太平洋艦隊展開的戰爭戰略要求的第一攻擊實施階段，以消滅珍珠港的美國太平洋艦隊來做為整個要求掩護戰略戰爭命令方案的前奏。為了配合日本這個國家最高戰略戰爭命令方案寬度，日本陸軍同樣除參加中國地區利益掠奪戰爭及配屬戰略預備隊外，必須快速動員全國預備役以及全部擴充部分轉入到現役狀態，再次組成日本陸軍具有競爭對手戰爭要求的整體準備界面集結，並預備等待大規模進入遠東地區進攻蘇聯的戰略出發陣地命令。隨著戰爭戰略第一攻擊實施階段的聯合打擊艦隊必須要由日本海軍大將率領開始行動，因為做為戰略戰爭要求來說，日本海軍大將已經只是一名前線戰地指揮人員，同時還必須要親率第一波航母戰鬥機群首開攻擊美國珍珠港之戰，以此來強調日本的進攻戰爭犧牲要求，提高日本海軍前線整體首戰攻擊強勢銳氣建立，要知道日本海軍大將都可以成為一名衝鋒在最前列的普通士兵，對接下來日本需要的戰爭精神意志至關重要。因為戰略戰爭要求再形成了日本海軍梯次持續的聯合跟進艦隊，完全負責跟進擴大海軍聯合打擊艦隊第一攻擊實施戰場方向的戰略價值奪取，同時也是為了繼續加強第一攻擊實施階段的聯合打擊艦隊再組成更強大的前進戰爭固定平臺。
繼而完全控制整個海域戰場方向的整體局勢，強力掩護攻佔美國珍珠港包括整個夏威夷群島。至於美國太平洋艦隊的航母在不在港，對於日本其實就已不再重要了，因為珍珠港方向就是美國太平洋航母隨時被戰術伏擊的葬身之地，即使伏擊不到，失去了母港支撐的美國航空母艦就是一個海上靶子。在展開攻佔了美國珍珠港的夏威夷群島空軍基地後。日本梯次聯合跟進艦隊的循序就到了要將日本海軍大規模岸基航空兵部隊轉場至夏威夷美國空軍基地的銜接階段。消滅美國太平洋艦隊並完全佔領珍珠港以及控制整個夏威夷群島，所產生的戰略效果反應與當年攻擊美國珍珠港太平洋艦隊完全是兩個根本的戰略要求意識。起碼，就能造成主導一戰國際政治秩序的歐洲西方勢力更加不會願意為了美國在亞洲方向主動與日本爆發戰爭。不過同樣針對美國在亞洲的殖民地不要求日本陸軍佔領，這些美國在亞洲的殖民地對美日戰爭沒有價值，但是可以形成對美國要求的戰略負擔，佔領反而美國在亞洲就相應沒有戰略負擔了。所以日本針對美國展開的戰略戰爭重點，不是為了要求佔領多大地方，控制多大範圍。而是完全為了戰略價值服務，不是為了戰爭擴張利益服務的。
同時日本就可以完全集中全部戰爭力量而毋需顧慮亞洲方向，因為亞洲方向日本並沒有進一步展開戰爭行為，而是處於戰爭不動狀態。不動就是代表軍事威懾影響在作用。所以佔領美國珍珠港以及整個夏威夷群島，日本就可以形成對美國要求的戰略戰爭最高價值平臺作用，完全可以將日本海軍所有主力包括海軍航空兵以及潛艇部隊集中在此。迅速進入到戰略戰爭要求的第二戰爭打擊階段，依託夏威夷群島將戰場方向推進至美國整個西太平洋地區，全面以海軍航空母艦掩護主力艦隻摧毀美國西海岸各大重要港口城市以及重要軍事港口基地具備的港口功能作用，同時派出一支強大的艦隊長襲佔領巴拿馬運河通往太平洋出海口方向海域陣地，持續不斷建立起大範圍大縱深水雷佈防陣地，全面徹底封鎖死整個運河出海口，逼迫美國大西洋艦隊必須大繞道才能進入太平洋戰場，不過如果沒有西太平洋地區的美國大型港口功能基地支持，美國大西洋艦隊是不敢投入到太平洋戰場方向的。
在此階段，配合戰略戰爭要求的日本陸軍，開始大規模公開進行戰爭動員調動，全部集結在遠東地區針對蘇聯要求的戰略出發陣地。形成可以直接攻擊蘇聯六至七個方面軍規模的日本陸軍戰略規模，當然能夠攻擊越多的蘇聯方面軍對日本就越優勢，日本的戰略戰爭意識對於蘇聯比雙方戰爭爆發更難受。
戰略戰爭要求的第三戰爭打擊階段，日本海軍全面徹底切斷並完全封鎖從太平洋到北冰洋海域美國任何通往蘇聯的海上通道，完全阻斷美國繼續對蘇聯的競爭對手戰爭輸血作用。這就是日本戰略戰爭要求的第一個關鍵區間。那麼在遠東地區為此集結的日本陸軍戰略規模已經進入到準備戰爭狀態，就能與美國通往蘇聯所有海域通道被徹底切斷並被完全封鎖強效形成日本針對蘇聯要求的戰略軍事壓力，從而日本要求的戰略戰爭就到了第二個關鍵區間，展開國際戰略競爭力量的平衡對話要求，迫使蘇聯必須接受與德國全面結束雙方正在進行的競爭對手戰爭，如果在這種國際競爭力量平衡崩潰被阻止下，蘇聯仍然繼續拒絕，那日本就要毫不猶疑在亞洲方向全面對蘇聯發動競爭對手戰爭，充分發揮蘇聯海上通道的戰爭輸血功能被日本海軍成功徹底掐斷創造的戰略價值延伸放大，與德國一道造成蘇聯的競爭對手戰爭整體失血速度，而且日本是以摧毀蘇聯在遠東地區所有支撐戰爭的價值基地為目標，不以佔領蘇聯領土為戰略目的。因此理論上在這種由日本創造的國際戰略局勢下，蘇聯應該不得不考慮與德國結束雙方展開的競爭對手戰爭要求，德國肯定不會再傻到還要繼續要求對蘇戰爭。
只要德蘇雙方展開的競爭對手戰爭完全結束，日本就完全階段性把握了國際戰略方向。同時日本海軍面對的整體戰爭壓力強度就會開始下降，因為美國繼續想對蘇聯的戰爭輸血作用就已經失去了戰略價值意義，而國際競爭力量的平衡又繼續恢復，西方主導勢力的國際戰略優勢迅速就會喪失，日本就具備進入最後關鍵區間，與美國並將歐洲西方主導勢力一併拖進來進行戰略利益的戰爭結束對話要求，為了加強戰爭結束對話要求效果，將日本陸軍部分主力揮師南下部署在可以進攻西方主導勢力在亞洲的殖民地位置。歐洲的德蘇競爭對手戰爭結束對於美國來說，繼續要求與日本展開戰爭並不是一件明智的戰略選擇，而日本只有在戰爭結束對話中把握利益轉換要求，懂得放棄一部分，才能得到一部分，看住一部分。其實戰爭能夠通過對話結束本身就是日本最大的勝利，遠遠大於了日本要求的擴張利益，所謂“有始就要能夠有終”，日本不能因為取得階段性的戰略優勢就要貪得無厭，而使與美國的戰爭無法能夠結束。只要不結束，優勢就不代表任何價值，只代表消耗長短要求。
關於日本陸軍整體的集結問題，在1941年7、8月中國東北地區、內蒙古地區舉行了為“關特演”80多萬人的大規模軍事假象對蘇戰爭要求的武裝演習，作者就曾聽老輩說過小日本有一年到咱們東北來了好多好多的兵到處都住滿了，所有瀋陽附近農村的學校和公所都被要求騰出地方給日本兵住，到處都是新來的小日本兵，而且自打小日本來咱東北，就從來沒有看到來過這麼多的小日本兵，這些兵駐紮了一段時間長後就全部都走了，再也沒有回來了。現在看來就是指1941年德蘇戰爭剛剛爆發後不久，但問題是這些都是新來的日本兵，並不屬於是1941年時期駐紮在中國東北地區的日本關東軍轄下既有各師團規模，而且瀋陽地區不屬於日本“關特演”要求的軍事演習地域範圍，如果是參加軍事演習的出發駐地，那麼全部都應該在參加完演習後肯定還需要再回到原出發駐地休整再等待撤走，不可能這麼多的部隊演習完畢就直接撤走，首先中國東北地區的交通運輸就肯定承受不了，並且日本在中國東北地區也沒有需要直接投入的戰爭方向。
說明這些新來的日本兵整體規模肯定是1941年時期既有日本關東軍規模整體數倍以上，都必須是要求分佈在中國整個東北地區各大中小城市和城鎮附近以及重要戰略地區，除了是為了震懾中國整個東北地區的老百姓，因為日本準備南進，需要偽滿洲國穩定。那麼日本在1941年展開80多萬人規模的“關特演”所要求針對的假想敵蘇聯，其戰爭演習性質就是屬於一個戰場戰役型。形成日本一次性投入的兵力完全可以對付蘇聯一個方面軍的兵力規模。而且日本投入演習的80多萬人肯定是做為一個單位戰役兵力，背後至少還可再直接繼續快速投入三到四個同樣規模要求的單位戰役兵力來對付蘇聯三至四個方面軍的兵力規模，只有如此日本展開的軍事演習才能起到戰略針對蘇聯的作用，保證南下戰爭要求。所以日本的陸軍整體規模並不是歷史公開描述的，以上僅代表個人戰略觀點，不涉及正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