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風千里

聲明：“兵說”原創稿件，抄襲必究

“走在通往貢比涅的國道上，是我執政生涯中最沉重最苦澀的事情。”

——德國國務大臣，貢比涅停戰談判德方代表馬蒂亞斯•埃茨貝格

福煦的反攻

1918年8月6日，在整個春夏都在不停地發動攻勢的德軍傷亡慘重，被迫原地固守。將近70萬人的傷亡已經幾乎抽乾了西線德軍的精髓。失望，沮喪，悲痛與迷茫的情緒開始在德軍中四處蔓延。此時的德軍不要說再計劃新的攻勢，能否守住原有陣地都值得懷疑。而在德國後方，長期巨大的戰爭消耗令德國民眾普遍掙扎在飢餓與貧困線上，特別是在春季攻勢最終破產之後，德軍“最後一擊”的希望破滅了，民眾長期毀家紓難忍飢挨餓支援戰爭，最後等來的結果卻是一個接一個的失望甚至絕望。德國民眾長期堅守的信念開始動搖，浮動的民心就像瘟疫一樣快速傳播。毫不誇張的說，此時的德國國內的情勢甚至比前線的軍情更為堪憂，只是以魯登道夫為首的德軍高層此時絲毫沒有察覺到。

第二次馬恩河戰役失利後，魯登道夫開始重新審視整個戰局，並對春季攻勢的最終失敗進行了一些反思。在他戰後出版的理論著作《總體戰》（Der Totale Krieg）一書中，談到春季攻勢失敗後的局勢時是這樣總結的：

„1918 erhoffte ich im Westen eine Schlachten und damit ein Kriegsentscheibung herbeizuführen. Ich feßte überlegene Kraft gegen feindliche Schwächen ein. Ich schlug auch den Feind, konnte aber die Armeen nicht zu anhaltenden Kriegshandlungen führen. Dazu reichte die Kraft nicht aus.“

（1918年，我本想在西線進行一次決戰，以最終決定戰爭的勝負。我在敵人的薄弱位置投入優勢兵力，也將敵人擊敗，但最終因為兵力不足，未能持久作戰。）

魯登道夫在《總體戰》一書中也不吝筆墨的談到了8月停止進攻步伐的德軍所面臨的危險境地：

„Die Schmungkraft des Heeres hatte nicht ausgereicht, den Feind entscheidend zu treffen, bevor der Amerikaner mit bedeutenden Kräften zur Stelle war.Ich war mir klar bewußt, daß dadurc h unsere Gesamtlage kehr ernst geworden war.“

“在美軍強大的支援力量面前，我軍根本無法對敵展開決戰。我很清楚我們的整體形勢在迅速惡化。”

事實上，就算沒有美國遠征軍的襄助，單是憑藉西線的法軍北部集團軍群，就能給予已經千瘡百孔的德軍防線以致命打擊。

同樣是在8月6日，因第二次馬恩河戰役指揮協約國軍摧毀德軍攻勢，法軍統帥福煦將軍被授予元帥軍銜。在軍中春風得意的福煦沒有心思去為自己慶祝，此時作為協約國軍總司令的他，決定轉守為攻，對德軍在春季攻勢中取得的防線發動全面攻勢，以期擊潰虛弱的德軍，最終突破德軍在法國北部與比利時一帶構築的防線，乃至向德國本土進攻。

1918年夏天，面對德軍的頹勢而一籌莫展的魯登道夫

晉升法國元帥後，躊躇滿志的協約國最高統帥福煦。與此時焦慮萬分的魯登道夫形成鮮明對比

協約國這場被後世稱為“百日攻勢”（Offensive des Cent-Jours）龐大軍事行動，將以對索姆河至亞眠方向一線的德軍發動突然襲擊為開端。駐防在這一帶的德軍部隊是在參與“米歇爾攻勢”且傷亡慘重的第2集團軍。相比較對面精銳盡喪的德軍，協約國軍在低檔住德軍攻勢期間加緊進行人員補充。英軍從大局已定的中東展現調來大批生力軍，新的一批來自澳大利亞，加拿大和新西蘭的自治領軍隊也紛紛加入。法軍則將更多地殖民地軍隊調至本土，而更多地美國遠征軍部隊也登陸歐洲。甚至連萬里之外的暹羅都派分遣隊參與。一時間，協約國在西線竟雲集了上百萬大軍。

1918年8月8日協約國發動的“百日攻勢”形勢圖，圖中黑線是德軍的興登堡防線

“百日攻勢”最先在亞眠一帶打響。8月8日，也就是在德軍停止在馬恩河一線的攻勢僅僅兩天之後，以第4集團軍為首的英軍19個師在炮火的掩護下率先向德軍防線發起突襲，與此同時法軍以12個師的兵力從南部陣線策應英軍行動。與以往在炮火覆蓋後僅僅依靠士兵的血肉之軀發動進攻不同，此時協約國在前線總共集結了500多輛各型坦克（包括英國的Mark IV型坦克以及法國的雷諾FT-17坦克）用於突破敵軍工事並掩護步兵，而天上又有數百架飛機做支援。地面上裝甲車輛轟隆隆的引擎聲加上天空中不斷掠過的輕盈身影，讓人感覺這彷佛是20年後納粹德國發動的閃擊戰的預演。

圖：協約國軍在亞眠發動攻勢當日，英軍的Mark IV型坦克在索普維斯5F.1“海豚”型戰鬥機的掩護下突破德軍陣地

8月8日，法軍施耐德1913年式105毫米榴彈炮群轟擊德軍陣地

“德軍最黑暗的一天”

在“春季攻勢”期間屢次倡導突襲甜頭的德軍士兵，沒想到自己竟反被突襲，而且協約國的攻勢來得那樣迅猛，根本不給德軍絲毫的喘息機會，而坦克與飛機配合地面部隊推進的新戰術對德軍的塹壕進行著無情的碾壓，這讓德軍的突擊部隊戰術看起來更像是奇技淫巧。在協約國強悍凌厲的攻勢面前，在春季攻勢期間好不容易用爭奪過來的陣地喪失殆盡，士氣崩潰的德軍逃離戰場，不是命喪於協約國的炮火與履帶之下，就是高舉雙手做了戰俘。僅僅一天時間，德軍就損失了3萬多人（包括傷亡與被俘）。前線的敗報迅速傳到指揮部，協約國迅疾的攻勢令魯登道夫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日後當他回憶起8月8日德軍那次慘不忍睹的敗退後，哀嘆道：

„Der 8. August ist der schwarze Tag des deutschen Heeres in der Geschichte dieses Krieges“

（“8月8日這一天，是德軍在整個大戰中最黑暗的一天”）

協約國在亞眠一線的進攻持續了三日，至8月11日已經向德軍縱深挺進了24公里，後因為後勤問題不得不停下腳步。為繼續擴大戰果，福煦又指揮協約國軍在索姆河一帶發動攻勢，殘存的德軍根本無力招架，至8月末協約國陸續攻佔阿爾貝特（Albert），努瓦永（Noyon）和巴波姆（Bapaume）等重鎮。至9月2日德軍已經全線撤往興登堡防線內，“春季攻勢”的所有戰果至此全部喪失，雙方一度又陷入僵持狀態。魯登道夫開始盤算讓德軍依託人造天險伺機反撲。

圖：協約國在8月8日發動突襲後，被俘的德軍士兵，他們中間有不少甚至直接戴著繳獲的英式頭盔，德軍此時後勤補給短缺的窘狀可見一斑。

在英軍坦克掩護下待命的美軍士兵，此戰讓德軍真正嚐到了遭遇裝甲部隊攻擊的苦頭

然而，福煦並沒有給魯登道夫留下太多的迴旋餘地。在9月中下旬迅速清除了興登堡防線外圍的德軍殘餘勢力後，協約國開始對興登堡防線進行正面進攻。9月29日，英軍第4集團軍與法軍第1集團軍開始向聖康坦運河（St Quentin Canal）一線的德軍防禦工事發動猛烈進攻。此時精銳盡喪的德軍早已今非昔比，雖然抵抗依然頑強，卻也只能是困獸猶鬥。不到一個星期的時候，英法聯軍就在正面突破了德國人苦心經營的興登堡防線。不久，英第1與第3集團軍又在康佈雷（Cambrai）一帶突破德軍在此地的幾乎所有縱深防禦。

防線被驟然突破的德軍猶如驚弓之鳥，在敵軍的強大攻勢面前紛紛作鳥獸散，協約國軍士氣大振，開始向德國本土挺進。士心崩潰的德軍這時已經完全喪失了德國軍人特有的紀律性，變成了奪路狂奔，打家劫舍的暴徒，後聽到大敗消息的德國民眾更是一片譁然，民心浮動，1918年10月的德國，猶如坐在了火藥桶上，星星之火隨時都能將其引燃並引發大爆炸。

圖：協約國突破興登堡防線後，潰不成軍的德軍成批向聯軍投降，在法國北部與比利時的道路上，一時間擠滿了德軍戰俘。

城下之盟

在協約國摧枯拉朽的攻勢下，德皇不得不親自出面，於10月3日任命出身巴登公國公族的馬克西米連·馮·巴登（Maximilian von Baden）為帝國首相。面對眼前的爛攤子，巴登認為德國只有求和才能避免事態進一步惡化。德軍總參謀長興登堡也有意求和，原本態度強硬的魯登道夫在這時也開始向德皇建議向美國議和。

不過1918年春夏的一系列失敗已經讓魯登道夫威信掃地。在政界與軍界的強大壓力下，魯登道夫只得辭去陸軍總長一職，由威廉·格勒納（Wilhelm Groener）接任，至此，在戰爭後期以軍人獨裁的模式控制德國內政國防外交事務的第三屆最高陸軍指揮部壽終正寢，德軍指揮權又回到了威廉二世的手中。在離去時，滿腹怨念與委屈的魯登道夫向著老上司興登堡丟下一句“我再不願與你同行，只因你待甚薄”的話後揚長而去，出走瑞典。

新上任的德國政界軍界領袖在看到德軍大勢已去後，立即開始與協約國接觸，談論停戰事宜。而正在雙方開始接洽的時候，德國國內的局勢終於走到了崩盤的臨界點。10月29日駐紮在基爾港內的水兵率先發動起義，違抗海軍高層的軍令。至11月，德國各大城市的工人組織與左翼份子紛紛發動起義，他們走上街頭，高喊革命口號衝擊政府機構。而在戰時成立的反戰革命組織“斯巴達克同盟”也走上前臺，號召德國民眾發動革命，推翻王朝統治。這就是震驚世界的德國十一月革命（Novemberrevolution）。

德國國內這一變局讓還未停戰的交戰雙方都震驚不已，也讓德軍高層求和的意願更為強烈，他們迫切希望立即停戰，從而將前線的交戰部隊調往國內鎮壓革命，穩住已經岌岌可危的國內政局。11月7日以德國馬蒂亞斯•埃茨貝格（Matthias Erzberger）為代表的軍政首腦穿過漫長的防區，來到法國北部小鎮貢比涅（Compiègne）附近的森林裡會見協約國軍首腦。協約國軍統帥福煦則從自己的專列裡拆出一節豪華車廂作為談判室。

1918年11月，退位後的威廉二世進入荷蘭，開始了自己的流亡生涯

而就在德方代表步入福煦的車廂時，德國國內又出大事了，為了平息革命的怒火，也為了王室安全計，在巴登首相與興登堡的聯合勸說下，德皇威廉二世無奈宣佈退位，並流亡荷蘭。就在幾個月前的6月15日，興登堡和魯登道夫以及巴登還為慶祝他登基30週年舉辦晚宴。而巴登本人則組織新的議會制政府，並任新政府總理。以巴登為首的臨時政府為了儘可能穩定政局，革命隊伍中的溫和派伸出橄欖枝，並要求一些黨派的黨魁加入新政府共謀大計。

在報紙上得知德皇退位的福煦早已摸清了德方的談判底牌，因此在談判期間擺出了足足有7款35條協定的草案，其中內容之詳盡，要求之苛刻（比如要求德軍全部撤離萊茵河西岸的德國領土，由協約國佔領，德軍要將幾乎全部的重型裝備交給協約國等等）令德方大為不滿，他們當即向福煦提出抗議，然而敗軍之將，豈可言勇。福煦與協約國將領的高壓態度最終迫使德方代表屈服，在對一些無關緊要的條款做形式上的討價還價之後，1918年11月11日下午5點，雙方最終簽署停戰協定（史稱貢比涅停戰協定），雙方約定在當日晚間11時11分後全面停火。直到此時，協約國持續了3個月的“百日攻勢”才算結束。此時協約國已經逼近德國邊境，整個攻勢德軍損失超過76萬人，而協約國也付出了損失將近70萬人的慘痛代價。

圖：後世表現貢比涅停戰協定簽署現場的油畫作品，中間身著黑色大衣背向站立者是德方代表馬蒂亞斯•埃茨貝格，與他相對站立的是協約國統帥福煦。

在得到停戰協定簽署的消息後歡呼的美陸軍第7師的官兵們

意味深長的省略號

無論結果如何，這場該死的戰爭終於結束了，長達5年之久的噩夢終於走向終點。在協約國一方，從高級將領，政府高層到普通士兵與平民百姓，都感到一種如釋重負的快感，整個第一次世界大戰，歐洲經歷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浩劫。經此一戰，各歐洲主要參戰國人員損失慘重，經濟凋敝，民生困苦，在工業革命締造出來的華麗的歐洲現代文明遭遇重創，戰爭不光奪走了歐洲一代人的生命，更消耗了一代人的信仰。在停戰之初，美國總統威爾遜就樂觀的宣稱這是一場“終結一切戰爭的戰爭”（the war to end all wars），這也代表了絕大多數協約國方對未來的樂觀態度。

然而，一戰的血與火，真的能終結一切戰爭嗎？

停戰協定簽署後不久，討論戰後世界局勢的巴黎和會召開，與會國最終於1919年6月28日簽署《凡爾賽條約》。當福煦拿到這份條約文件的副本，看到對德國的一系列懲罰性條款後，嘆息道：

“Ce n'est pas unepaix, c'est un armistice de 20 ans”

（這不是和平協定，而是為期20年的休戰書）

福煦元帥最終於1929年帶著對法蘭西共和國深深的憂慮與世長辭，他們沒有想到在他辭世僅僅11年後，法國向納粹德國投降，他更不會想到他在貢比涅使用過的豪華車廂還會被再次作為談判室使用。只是那時，屈膝投降的換成了法國人。

1919年末，魯登道夫返回德國，作為軍人已經無用武之地的他，開始醉心政治。他在1919年出版的回憶錄《我的戰爭回憶》中談到德軍失敗的原因時，首次提出了“刺刀在背”（Dolchstoß）的概念，將德國戰敗的原因全部栽贓給了猶太人和革命者，認為正是他們在後方搗亂才致使德軍在前線潰壩，絲毫沒有意識到自己當年的攻勢計劃已經幾乎將德軍乃至整個德國榨乾了。

此後魯登道夫在國內為迎合對時局不滿的民眾，大肆宣揚“刺刀在背”理論，本來就對戰敗不服，且在戰後經濟危機中一貧如洗德國民眾與退伍軍人紛紛成為了這一理論的忠實信徒。不久，一個貌不驚人卻極富演講才華的年輕人走進了魯登道夫的視野，他的名字叫阿道夫•希特勒。

1924年發動“啤酒館暴動”前與魯登道夫（右三）合影的希特勒（右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