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文公將春秋霸業傳給太子，卻不料他沉迷女色，淪為權臣傀儡'
本期話題公元前621年，晉文公之子晉襄公走到了生命的盡頭。在他死後，幼弱的太子夷皋遭到了權臣趙盾的挾制，晉國朝廷淪為趙氏的一言堂。
但是，趙氏專權卻不是因為襄公薨逝、太子年幼的偶然機會所致。事實上，早在晉襄公繼位之初，他就一直承受著來自先氏、趙氏等功臣的連手施壓。因為壓力太大，晉襄公頻頻縱慾發洩，以致30歲不到便英年早逝。
本期話題公元前621年，晉文公之子晉襄公走到了生命的盡頭。在他死後，幼弱的太子夷皋遭到了權臣趙盾的挾制，晉國朝廷淪為趙氏的一言堂。
但是，趙氏專權卻不是因為襄公薨逝、太子年幼的偶然機會所致。事實上，早在晉襄公繼位之初，他就一直承受著來自先氏、趙氏等功臣的連手施壓。因為壓力太大，晉襄公頻頻縱慾發洩，以致30歲不到便英年早逝。
本期話題公元前621年，晉文公之子晉襄公走到了生命的盡頭。在他死後，幼弱的太子夷皋遭到了權臣趙盾的挾制，晉國朝廷淪為趙氏的一言堂。
但是，趙氏專權卻不是因為襄公薨逝、太子年幼的偶然機會所致。事實上，早在晉襄公繼位之初，他就一直承受著來自先氏、趙氏等功臣的連手施壓。因為壓力太大，晉襄公頻頻縱慾發洩，以致30歲不到便英年早逝。
晉國朝廷從什麼時候開始，成了趙盾的一言堂？不少學者認為始於公元前621年八月晉襄公去世之後——襄公駕崩，太子夷皋年幼不能親政，國柄自然落到中軍元帥、朝廷首輔趙盾的手裡。
但這與《左傳》的記載並不相符，《左傳》載：
（公元前621年）六年春，晉蒐於夷，舍二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溫，改蒐於董，易中軍。陽子，成季之屬也，故黨於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宣子於是乎始為國政。——《左傳·文公六年傳》
本期話題公元前621年，晉文公之子晉襄公走到了生命的盡頭。在他死後，幼弱的太子夷皋遭到了權臣趙盾的挾制，晉國朝廷淪為趙氏的一言堂。
但是，趙氏專權卻不是因為襄公薨逝、太子年幼的偶然機會所致。事實上，早在晉襄公繼位之初，他就一直承受著來自先氏、趙氏等功臣的連手施壓。因為壓力太大，晉襄公頻頻縱慾發洩，以致30歲不到便英年早逝。
晉國朝廷從什麼時候開始，成了趙盾的一言堂？不少學者認為始於公元前621年八月晉襄公去世之後——襄公駕崩，太子夷皋年幼不能親政，國柄自然落到中軍元帥、朝廷首輔趙盾的手裡。
但這與《左傳》的記載並不相符，《左傳》載：
（公元前621年）六年春，晉蒐於夷，舍二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溫，改蒐於董，易中軍。陽子，成季之屬也，故黨於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宣子於是乎始為國政。——《左傳·文公六年傳》
這裡說的“始為國政”該怎麼解釋？我們不妨參考《左傳·宣公元年傳》的這個記載：
於是晉侯侈，趙宣子為政，驟諫而不入，故不競於楚。
——《左傳·宣公元年傳》
魯宣公元年也就是公元前608年，這一年是晉襄公之子晉靈公即位的第13個年頭。此時的靈公尚未成年，晉國還是趙盾當家，故而《左傳》說趙盾“為政”
。但追溯趙盾“為政”的起始時間，《左傳》卻不認為始於公元前621年八月晉襄公駕崩的時候。早在當年春天，剛剛上任中軍元帥的趙盾就已經開始執政了，所以《左傳》說“始為政”。
這三個字傳遞出來的信息是：在晉襄公生命的最後幾個月裡，他實際上是被趙盾架空的。
本期話題公元前621年，晉文公之子晉襄公走到了生命的盡頭。在他死後，幼弱的太子夷皋遭到了權臣趙盾的挾制，晉國朝廷淪為趙氏的一言堂。
但是，趙氏專權卻不是因為襄公薨逝、太子年幼的偶然機會所致。事實上，早在晉襄公繼位之初，他就一直承受著來自先氏、趙氏等功臣的連手施壓。因為壓力太大，晉襄公頻頻縱慾發洩，以致30歲不到便英年早逝。
晉國朝廷從什麼時候開始，成了趙盾的一言堂？不少學者認為始於公元前621年八月晉襄公去世之後——襄公駕崩，太子夷皋年幼不能親政，國柄自然落到中軍元帥、朝廷首輔趙盾的手裡。
但這與《左傳》的記載並不相符，《左傳》載：
（公元前621年）六年春，晉蒐於夷，舍二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溫，改蒐於董，易中軍。陽子，成季之屬也，故黨於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宣子於是乎始為國政。——《左傳·文公六年傳》
這裡說的“始為國政”該怎麼解釋？我們不妨參考《左傳·宣公元年傳》的這個記載：
於是晉侯侈，趙宣子為政，驟諫而不入，故不競於楚。
——《左傳·宣公元年傳》
魯宣公元年也就是公元前608年，這一年是晉襄公之子晉靈公即位的第13個年頭。此時的靈公尚未成年，晉國還是趙盾當家，故而《左傳》說趙盾“為政”
。但追溯趙盾“為政”的起始時間，《左傳》卻不認為始於公元前621年八月晉襄公駕崩的時候。早在當年春天，剛剛上任中軍元帥的趙盾就已經開始執政了，所以《左傳》說“始為政”。
這三個字傳遞出來的信息是：在晉襄公生命的最後幾個月裡，他實際上是被趙盾架空的。
根據李孟存、李尚師二先生所著《晉國史》的看法，晉襄公姬歡去世的時候很可能還不到30歲，死亡原因是病故。我私下以為，晉襄公的這一場病並非突如其來的暴疾，早在五年前，他的健康狀況就已經令人擔憂了。
《左傳》記載，公元前625年的六月份，晉國發起垂隴會盟，魯、宋、陳、鄭四國應邀而來。但盟會上卻沒有見到晉襄公的身影，晉國司空士榖代替他坐到了主盟的席位上。到了這一年的冬天，晉國與宋、陳、鄭三國聯軍伐秦，戰於彭衙，戰場上的最高指揮官竟是晉國的中軍元帥先且居。
要知道，前年（公元前627年）崤之戰時晉襄公還身披重孝，墨衰上陣。去年（公元前626年）晉國伐衛，襄公也曾親統大軍南下太行，並朝覲周襄王於河內溫邑。
但這次彭衙之戰，晉襄公沒能親御戎師。數月之間，先後開了卿大夫主持會盟與卿大夫統帥諸侯聯軍的兩重先例，這在晉國史上是破天荒的。
主持會盟與統帥聯軍本是春秋霸主的標誌和象徵，連這麼重要的國務都交由卿大夫代勞，極有可能，那時的晉襄公已經深陷疾病之苦。
本期話題公元前621年，晉文公之子晉襄公走到了生命的盡頭。在他死後，幼弱的太子夷皋遭到了權臣趙盾的挾制，晉國朝廷淪為趙氏的一言堂。
但是，趙氏專權卻不是因為襄公薨逝、太子年幼的偶然機會所致。事實上，早在晉襄公繼位之初，他就一直承受著來自先氏、趙氏等功臣的連手施壓。因為壓力太大，晉襄公頻頻縱慾發洩，以致30歲不到便英年早逝。
晉國朝廷從什麼時候開始，成了趙盾的一言堂？不少學者認為始於公元前621年八月晉襄公去世之後——襄公駕崩，太子夷皋年幼不能親政，國柄自然落到中軍元帥、朝廷首輔趙盾的手裡。
但這與《左傳》的記載並不相符，《左傳》載：
（公元前621年）六年春，晉蒐於夷，舍二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溫，改蒐於董，易中軍。陽子，成季之屬也，故黨於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宣子於是乎始為國政。——《左傳·文公六年傳》
這裡說的“始為國政”該怎麼解釋？我們不妨參考《左傳·宣公元年傳》的這個記載：
於是晉侯侈，趙宣子為政，驟諫而不入，故不競於楚。
——《左傳·宣公元年傳》
魯宣公元年也就是公元前608年，這一年是晉襄公之子晉靈公即位的第13個年頭。此時的靈公尚未成年，晉國還是趙盾當家，故而《左傳》說趙盾“為政”
。但追溯趙盾“為政”的起始時間，《左傳》卻不認為始於公元前621年八月晉襄公駕崩的時候。早在當年春天，剛剛上任中軍元帥的趙盾就已經開始執政了，所以《左傳》說“始為政”。
這三個字傳遞出來的信息是：在晉襄公生命的最後幾個月裡，他實際上是被趙盾架空的。
根據李孟存、李尚師二先生所著《晉國史》的看法，晉襄公姬歡去世的時候很可能還不到30歲，死亡原因是病故。我私下以為，晉襄公的這一場病並非突如其來的暴疾，早在五年前，他的健康狀況就已經令人擔憂了。
《左傳》記載，公元前625年的六月份，晉國發起垂隴會盟，魯、宋、陳、鄭四國應邀而來。但盟會上卻沒有見到晉襄公的身影，晉國司空士榖代替他坐到了主盟的席位上。到了這一年的冬天，晉國與宋、陳、鄭三國聯軍伐秦，戰於彭衙，戰場上的最高指揮官竟是晉國的中軍元帥先且居。
要知道，前年（公元前627年）崤之戰時晉襄公還身披重孝，墨衰上陣。去年（公元前626年）晉國伐衛，襄公也曾親統大軍南下太行，並朝覲周襄王於河內溫邑。
但這次彭衙之戰，晉襄公沒能親御戎師。數月之間，先後開了卿大夫主持會盟與卿大夫統帥諸侯聯軍的兩重先例，這在晉國史上是破天荒的。
主持會盟與統帥聯軍本是春秋霸主的標誌和象徵，連這麼重要的國務都交由卿大夫代勞，極有可能，那時的晉襄公已經深陷疾病之苦。
本期話題公元前621年，晉文公之子晉襄公走到了生命的盡頭。在他死後，幼弱的太子夷皋遭到了權臣趙盾的挾制，晉國朝廷淪為趙氏的一言堂。
但是，趙氏專權卻不是因為襄公薨逝、太子年幼的偶然機會所致。事實上，早在晉襄公繼位之初，他就一直承受著來自先氏、趙氏等功臣的連手施壓。因為壓力太大，晉襄公頻頻縱慾發洩，以致30歲不到便英年早逝。
晉國朝廷從什麼時候開始，成了趙盾的一言堂？不少學者認為始於公元前621年八月晉襄公去世之後——襄公駕崩，太子夷皋年幼不能親政，國柄自然落到中軍元帥、朝廷首輔趙盾的手裡。
但這與《左傳》的記載並不相符，《左傳》載：
（公元前621年）六年春，晉蒐於夷，舍二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溫，改蒐於董，易中軍。陽子，成季之屬也，故黨於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宣子於是乎始為國政。——《左傳·文公六年傳》
這裡說的“始為國政”該怎麼解釋？我們不妨參考《左傳·宣公元年傳》的這個記載：
於是晉侯侈，趙宣子為政，驟諫而不入，故不競於楚。
——《左傳·宣公元年傳》
魯宣公元年也就是公元前608年，這一年是晉襄公之子晉靈公即位的第13個年頭。此時的靈公尚未成年，晉國還是趙盾當家，故而《左傳》說趙盾“為政”
。但追溯趙盾“為政”的起始時間，《左傳》卻不認為始於公元前621年八月晉襄公駕崩的時候。早在當年春天，剛剛上任中軍元帥的趙盾就已經開始執政了，所以《左傳》說“始為政”。
這三個字傳遞出來的信息是：在晉襄公生命的最後幾個月裡，他實際上是被趙盾架空的。
根據李孟存、李尚師二先生所著《晉國史》的看法，晉襄公姬歡去世的時候很可能還不到30歲，死亡原因是病故。我私下以為，晉襄公的這一場病並非突如其來的暴疾，早在五年前，他的健康狀況就已經令人擔憂了。
《左傳》記載，公元前625年的六月份，晉國發起垂隴會盟，魯、宋、陳、鄭四國應邀而來。但盟會上卻沒有見到晉襄公的身影，晉國司空士榖代替他坐到了主盟的席位上。到了這一年的冬天，晉國與宋、陳、鄭三國聯軍伐秦，戰於彭衙，戰場上的最高指揮官竟是晉國的中軍元帥先且居。
要知道，前年（公元前627年）崤之戰時晉襄公還身披重孝，墨衰上陣。去年（公元前626年）晉國伐衛，襄公也曾親統大軍南下太行，並朝覲周襄王於河內溫邑。
但這次彭衙之戰，晉襄公沒能親御戎師。數月之間，先後開了卿大夫主持會盟與卿大夫統帥諸侯聯軍的兩重先例，這在晉國史上是破天荒的。
主持會盟與統帥聯軍本是春秋霸主的標誌和象徵，連這麼重要的國務都交由卿大夫代勞，極有可能，那時的晉襄公已經深陷疾病之苦。
晉襄公年紀輕輕，怎麼會罹患重疾？對此，《左傳》沒有一字交代。但《史記》的《趙世家》和《扁鵲倉公列傳》都記載了這麼一件事情：
襄公敗秦師於崤而歸縱淫。——《史記·趙世家》（《扁鵲倉公列傳》記載略同）
耽於女色，縱慾無度，不到30歲就掏空了身體，這大概是晉襄公英年早逝的主要原因。
司馬遷說，襄公縱淫是從崤之戰以後開始的。戰勝於崤而後縱慾，並非晉襄公恃功而驕。恰恰相反，此時的他正承受著巨大的壓力，不得不找一個出口來進行發洩。
襄公的嫡母和正妻都出自秦國公室，聯合秦國、敦親睦鄰又是先父文公定下的基本國策，所以從內心裡講，晉襄公不願同秦國撕破臉皮，在崤山兵戎相見（關於這一點，可以參看往期文章《崤之戰再檢討：只求戰勝秦國的先軫，就此埋下晉國霸權衰落的禍根》）。
但中軍元帥先軫極力主戰，他背後又有上軍主將先且居和上軍副將
趙衰等人的鼎力支持，晉襄公拗不過這幫子先朝重臣，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先君的遺策被更改，秦、晉邦交被破壞，朝政的主導權被從自己手中奪走，他能不苦悶嗎？
本期話題公元前621年，晉文公之子晉襄公走到了生命的盡頭。在他死後，幼弱的太子夷皋遭到了權臣趙盾的挾制，晉國朝廷淪為趙氏的一言堂。
但是，趙氏專權卻不是因為襄公薨逝、太子年幼的偶然機會所致。事實上，早在晉襄公繼位之初，他就一直承受著來自先氏、趙氏等功臣的連手施壓。因為壓力太大，晉襄公頻頻縱慾發洩，以致30歲不到便英年早逝。
晉國朝廷從什麼時候開始，成了趙盾的一言堂？不少學者認為始於公元前621年八月晉襄公去世之後——襄公駕崩，太子夷皋年幼不能親政，國柄自然落到中軍元帥、朝廷首輔趙盾的手裡。
但這與《左傳》的記載並不相符，《左傳》載：
（公元前621年）六年春，晉蒐於夷，舍二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溫，改蒐於董，易中軍。陽子，成季之屬也，故黨於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宣子於是乎始為國政。——《左傳·文公六年傳》
這裡說的“始為國政”該怎麼解釋？我們不妨參考《左傳·宣公元年傳》的這個記載：
於是晉侯侈，趙宣子為政，驟諫而不入，故不競於楚。
——《左傳·宣公元年傳》
魯宣公元年也就是公元前608年，這一年是晉襄公之子晉靈公即位的第13個年頭。此時的靈公尚未成年，晉國還是趙盾當家，故而《左傳》說趙盾“為政”
。但追溯趙盾“為政”的起始時間，《左傳》卻不認為始於公元前621年八月晉襄公駕崩的時候。早在當年春天，剛剛上任中軍元帥的趙盾就已經開始執政了，所以《左傳》說“始為政”。
這三個字傳遞出來的信息是：在晉襄公生命的最後幾個月裡，他實際上是被趙盾架空的。
根據李孟存、李尚師二先生所著《晉國史》的看法，晉襄公姬歡去世的時候很可能還不到30歲，死亡原因是病故。我私下以為，晉襄公的這一場病並非突如其來的暴疾，早在五年前，他的健康狀況就已經令人擔憂了。
《左傳》記載，公元前625年的六月份，晉國發起垂隴會盟，魯、宋、陳、鄭四國應邀而來。但盟會上卻沒有見到晉襄公的身影，晉國司空士榖代替他坐到了主盟的席位上。到了這一年的冬天，晉國與宋、陳、鄭三國聯軍伐秦，戰於彭衙，戰場上的最高指揮官竟是晉國的中軍元帥先且居。
要知道，前年（公元前627年）崤之戰時晉襄公還身披重孝，墨衰上陣。去年（公元前626年）晉國伐衛，襄公也曾親統大軍南下太行，並朝覲周襄王於河內溫邑。
但這次彭衙之戰，晉襄公沒能親御戎師。數月之間，先後開了卿大夫主持會盟與卿大夫統帥諸侯聯軍的兩重先例，這在晉國史上是破天荒的。
主持會盟與統帥聯軍本是春秋霸主的標誌和象徵，連這麼重要的國務都交由卿大夫代勞，極有可能，那時的晉襄公已經深陷疾病之苦。
晉襄公年紀輕輕，怎麼會罹患重疾？對此，《左傳》沒有一字交代。但《史記》的《趙世家》和《扁鵲倉公列傳》都記載了這麼一件事情：
襄公敗秦師於崤而歸縱淫。——《史記·趙世家》（《扁鵲倉公列傳》記載略同）
耽於女色，縱慾無度，不到30歲就掏空了身體，這大概是晉襄公英年早逝的主要原因。
司馬遷說，襄公縱淫是從崤之戰以後開始的。戰勝於崤而後縱慾，並非晉襄公恃功而驕。恰恰相反，此時的他正承受著巨大的壓力，不得不找一個出口來進行發洩。
襄公的嫡母和正妻都出自秦國公室，聯合秦國、敦親睦鄰又是先父文公定下的基本國策，所以從內心裡講，晉襄公不願同秦國撕破臉皮，在崤山兵戎相見（關於這一點，可以參看往期文章《崤之戰再檢討：只求戰勝秦國的先軫，就此埋下晉國霸權衰落的禍根》）。
但中軍元帥先軫極力主戰，他背後又有上軍主將先且居和上軍副將
趙衰等人的鼎力支持，晉襄公拗不過這幫子先朝重臣，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先君的遺策被更改，秦、晉邦交被破壞，朝政的主導權被從自己手中奪走，他能不苦悶嗎？
舊劇《雍正王朝》裡寫道，撫遠大將軍年羹堯取得燃燈寺大捷後，凱旋還朝。原本滿心歡喜的雍正皇帝正要論功行賞，卻意外地發現受賞將士只知有軍令，不知有聖旨。
連“皇上叫你們卸甲”這麼屁大點兒的事兒，眾將領都得先領了年大將軍的鈞諭才敢遵聖旨辦理。雍正在朝堂上威風掃地、灰頭土臉，一回到後宮便遷怒於年羹堯的胞妹年妃，一面強令她去衫，一面迭聲怒斥“卸甲，卸甲”！
我想晉襄公縱淫的心態，大概跟“卸甲、卸甲”的雍正爺一樣憋屈。
本期話題公元前621年，晉文公之子晉襄公走到了生命的盡頭。在他死後，幼弱的太子夷皋遭到了權臣趙盾的挾制，晉國朝廷淪為趙氏的一言堂。
但是，趙氏專權卻不是因為襄公薨逝、太子年幼的偶然機會所致。事實上，早在晉襄公繼位之初，他就一直承受著來自先氏、趙氏等功臣的連手施壓。因為壓力太大，晉襄公頻頻縱慾發洩，以致30歲不到便英年早逝。
晉國朝廷從什麼時候開始，成了趙盾的一言堂？不少學者認為始於公元前621年八月晉襄公去世之後——襄公駕崩，太子夷皋年幼不能親政，國柄自然落到中軍元帥、朝廷首輔趙盾的手裡。
但這與《左傳》的記載並不相符，《左傳》載：
（公元前621年）六年春，晉蒐於夷，舍二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溫，改蒐於董，易中軍。陽子，成季之屬也，故黨於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宣子於是乎始為國政。——《左傳·文公六年傳》
這裡說的“始為國政”該怎麼解釋？我們不妨參考《左傳·宣公元年傳》的這個記載：
於是晉侯侈，趙宣子為政，驟諫而不入，故不競於楚。
——《左傳·宣公元年傳》
魯宣公元年也就是公元前608年，這一年是晉襄公之子晉靈公即位的第13個年頭。此時的靈公尚未成年，晉國還是趙盾當家，故而《左傳》說趙盾“為政”
。但追溯趙盾“為政”的起始時間，《左傳》卻不認為始於公元前621年八月晉襄公駕崩的時候。早在當年春天，剛剛上任中軍元帥的趙盾就已經開始執政了，所以《左傳》說“始為政”。
這三個字傳遞出來的信息是：在晉襄公生命的最後幾個月裡，他實際上是被趙盾架空的。
根據李孟存、李尚師二先生所著《晉國史》的看法，晉襄公姬歡去世的時候很可能還不到30歲，死亡原因是病故。我私下以為，晉襄公的這一場病並非突如其來的暴疾，早在五年前，他的健康狀況就已經令人擔憂了。
《左傳》記載，公元前625年的六月份，晉國發起垂隴會盟，魯、宋、陳、鄭四國應邀而來。但盟會上卻沒有見到晉襄公的身影，晉國司空士榖代替他坐到了主盟的席位上。到了這一年的冬天，晉國與宋、陳、鄭三國聯軍伐秦，戰於彭衙，戰場上的最高指揮官竟是晉國的中軍元帥先且居。
要知道，前年（公元前627年）崤之戰時晉襄公還身披重孝，墨衰上陣。去年（公元前626年）晉國伐衛，襄公也曾親統大軍南下太行，並朝覲周襄王於河內溫邑。
但這次彭衙之戰，晉襄公沒能親御戎師。數月之間，先後開了卿大夫主持會盟與卿大夫統帥諸侯聯軍的兩重先例，這在晉國史上是破天荒的。
主持會盟與統帥聯軍本是春秋霸主的標誌和象徵，連這麼重要的國務都交由卿大夫代勞，極有可能，那時的晉襄公已經深陷疾病之苦。
晉襄公年紀輕輕，怎麼會罹患重疾？對此，《左傳》沒有一字交代。但《史記》的《趙世家》和《扁鵲倉公列傳》都記載了這麼一件事情：
襄公敗秦師於崤而歸縱淫。——《史記·趙世家》（《扁鵲倉公列傳》記載略同）
耽於女色，縱慾無度，不到30歲就掏空了身體，這大概是晉襄公英年早逝的主要原因。
司馬遷說，襄公縱淫是從崤之戰以後開始的。戰勝於崤而後縱慾，並非晉襄公恃功而驕。恰恰相反，此時的他正承受著巨大的壓力，不得不找一個出口來進行發洩。
襄公的嫡母和正妻都出自秦國公室，聯合秦國、敦親睦鄰又是先父文公定下的基本國策，所以從內心裡講，晉襄公不願同秦國撕破臉皮，在崤山兵戎相見（關於這一點，可以參看往期文章《崤之戰再檢討：只求戰勝秦國的先軫，就此埋下晉國霸權衰落的禍根》）。
但中軍元帥先軫極力主戰，他背後又有上軍主將先且居和上軍副將
趙衰等人的鼎力支持，晉襄公拗不過這幫子先朝重臣，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先君的遺策被更改，秦、晉邦交被破壞，朝政的主導權被從自己手中奪走，他能不苦悶嗎？
舊劇《雍正王朝》裡寫道，撫遠大將軍年羹堯取得燃燈寺大捷後，凱旋還朝。原本滿心歡喜的雍正皇帝正要論功行賞，卻意外地發現受賞將士只知有軍令，不知有聖旨。
連“皇上叫你們卸甲”這麼屁大點兒的事兒，眾將領都得先領了年大將軍的鈞諭才敢遵聖旨辦理。雍正在朝堂上威風掃地、灰頭土臉，一回到後宮便遷怒於年羹堯的胞妹年妃，一面強令她去衫，一面迭聲怒斥“卸甲，卸甲”！
我想晉襄公縱淫的心態，大概跟“卸甲、卸甲”的雍正爺一樣憋屈。
以上，我之所以要花費這麼大篇幅來分析公元前621年春、夏之際晉襄公的處境，是為了要說明，趙盾專權並不是因為襄公早逝、太子年幼的這個特殊時機所造成的偶然結果。
事實上，自晉襄公當國伊始，卿權壓倒君權的魔咒就始終困擾著他。掙扎到了生命的最後幾個月裡，因為病入膏肓，晉襄公再也無力對抗卿族的跋扈，趙氏專權遂成定局。
原本在春天的夷之蒐上晉襄公已經宣佈了對狐射姑的中軍元帥一職的任命，但黨於趙氏的太傅陽處父竟能矯詔重蒐於董，硬是推趙盾上去頂掉了狐射姑的位置。
《左傳》說陽處父“侵官”，杜預解釋道：
君已命帥，處父易之，故曰“侵官”。
——《左傳·文公六年傳》
本期話題公元前621年，晉文公之子晉襄公走到了生命的盡頭。在他死後，幼弱的太子夷皋遭到了權臣趙盾的挾制，晉國朝廷淪為趙氏的一言堂。
但是，趙氏專權卻不是因為襄公薨逝、太子年幼的偶然機會所致。事實上，早在晉襄公繼位之初，他就一直承受著來自先氏、趙氏等功臣的連手施壓。因為壓力太大，晉襄公頻頻縱慾發洩，以致30歲不到便英年早逝。
晉國朝廷從什麼時候開始，成了趙盾的一言堂？不少學者認為始於公元前621年八月晉襄公去世之後——襄公駕崩，太子夷皋年幼不能親政，國柄自然落到中軍元帥、朝廷首輔趙盾的手裡。
但這與《左傳》的記載並不相符，《左傳》載：
（公元前621年）六年春，晉蒐於夷，舍二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溫，改蒐於董，易中軍。陽子，成季之屬也，故黨於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宣子於是乎始為國政。——《左傳·文公六年傳》
這裡說的“始為國政”該怎麼解釋？我們不妨參考《左傳·宣公元年傳》的這個記載：
於是晉侯侈，趙宣子為政，驟諫而不入，故不競於楚。
——《左傳·宣公元年傳》
魯宣公元年也就是公元前608年，這一年是晉襄公之子晉靈公即位的第13個年頭。此時的靈公尚未成年，晉國還是趙盾當家，故而《左傳》說趙盾“為政”
。但追溯趙盾“為政”的起始時間，《左傳》卻不認為始於公元前621年八月晉襄公駕崩的時候。早在當年春天，剛剛上任中軍元帥的趙盾就已經開始執政了，所以《左傳》說“始為政”。
這三個字傳遞出來的信息是：在晉襄公生命的最後幾個月裡，他實際上是被趙盾架空的。
根據李孟存、李尚師二先生所著《晉國史》的看法，晉襄公姬歡去世的時候很可能還不到30歲，死亡原因是病故。我私下以為，晉襄公的這一場病並非突如其來的暴疾，早在五年前，他的健康狀況就已經令人擔憂了。
《左傳》記載，公元前625年的六月份，晉國發起垂隴會盟，魯、宋、陳、鄭四國應邀而來。但盟會上卻沒有見到晉襄公的身影，晉國司空士榖代替他坐到了主盟的席位上。到了這一年的冬天，晉國與宋、陳、鄭三國聯軍伐秦，戰於彭衙，戰場上的最高指揮官竟是晉國的中軍元帥先且居。
要知道，前年（公元前627年）崤之戰時晉襄公還身披重孝，墨衰上陣。去年（公元前626年）晉國伐衛，襄公也曾親統大軍南下太行，並朝覲周襄王於河內溫邑。
但這次彭衙之戰，晉襄公沒能親御戎師。數月之間，先後開了卿大夫主持會盟與卿大夫統帥諸侯聯軍的兩重先例，這在晉國史上是破天荒的。
主持會盟與統帥聯軍本是春秋霸主的標誌和象徵，連這麼重要的國務都交由卿大夫代勞，極有可能，那時的晉襄公已經深陷疾病之苦。
晉襄公年紀輕輕，怎麼會罹患重疾？對此，《左傳》沒有一字交代。但《史記》的《趙世家》和《扁鵲倉公列傳》都記載了這麼一件事情：
襄公敗秦師於崤而歸縱淫。——《史記·趙世家》（《扁鵲倉公列傳》記載略同）
耽於女色，縱慾無度，不到30歲就掏空了身體，這大概是晉襄公英年早逝的主要原因。
司馬遷說，襄公縱淫是從崤之戰以後開始的。戰勝於崤而後縱慾，並非晉襄公恃功而驕。恰恰相反，此時的他正承受著巨大的壓力，不得不找一個出口來進行發洩。
襄公的嫡母和正妻都出自秦國公室，聯合秦國、敦親睦鄰又是先父文公定下的基本國策，所以從內心裡講，晉襄公不願同秦國撕破臉皮，在崤山兵戎相見（關於這一點，可以參看往期文章《崤之戰再檢討：只求戰勝秦國的先軫，就此埋下晉國霸權衰落的禍根》）。
但中軍元帥先軫極力主戰，他背後又有上軍主將先且居和上軍副將
趙衰等人的鼎力支持，晉襄公拗不過這幫子先朝重臣，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先君的遺策被更改，秦、晉邦交被破壞，朝政的主導權被從自己手中奪走，他能不苦悶嗎？
舊劇《雍正王朝》裡寫道，撫遠大將軍年羹堯取得燃燈寺大捷後，凱旋還朝。原本滿心歡喜的雍正皇帝正要論功行賞，卻意外地發現受賞將士只知有軍令，不知有聖旨。
連“皇上叫你們卸甲”這麼屁大點兒的事兒，眾將領都得先領了年大將軍的鈞諭才敢遵聖旨辦理。雍正在朝堂上威風掃地、灰頭土臉，一回到後宮便遷怒於年羹堯的胞妹年妃，一面強令她去衫，一面迭聲怒斥“卸甲，卸甲”！
我想晉襄公縱淫的心態，大概跟“卸甲、卸甲”的雍正爺一樣憋屈。
以上，我之所以要花費這麼大篇幅來分析公元前621年春、夏之際晉襄公的處境，是為了要說明，趙盾專權並不是因為襄公早逝、太子年幼的這個特殊時機所造成的偶然結果。
事實上，自晉襄公當國伊始，卿權壓倒君權的魔咒就始終困擾著他。掙扎到了生命的最後幾個月裡，因為病入膏肓，晉襄公再也無力對抗卿族的跋扈，趙氏專權遂成定局。
原本在春天的夷之蒐上晉襄公已經宣佈了對狐射姑的中軍元帥一職的任命，但黨於趙氏的太傅陽處父竟能矯詔重蒐於董，硬是推趙盾上去頂掉了狐射姑的位置。
《左傳》說陽處父“侵官”，杜預解釋道：
君已命帥，處父易之，故曰“侵官”。
——《左傳·文公六年傳》
這足以證明憑藉多年的苦心經營，趙氏一黨的勢力之大，已經到了無人能夠制衡的地步。就算沒有晉襄公的那一紙任命，趙盾照樣宰制朝堂，威服由己。
本期話題公元前621年，晉文公之子晉襄公走到了生命的盡頭。在他死後，幼弱的太子夷皋遭到了權臣趙盾的挾制，晉國朝廷淪為趙氏的一言堂。
但是，趙氏專權卻不是因為襄公薨逝、太子年幼的偶然機會所致。事實上，早在晉襄公繼位之初，他就一直承受著來自先氏、趙氏等功臣的連手施壓。因為壓力太大，晉襄公頻頻縱慾發洩，以致30歲不到便英年早逝。
晉國朝廷從什麼時候開始，成了趙盾的一言堂？不少學者認為始於公元前621年八月晉襄公去世之後——襄公駕崩，太子夷皋年幼不能親政，國柄自然落到中軍元帥、朝廷首輔趙盾的手裡。
但這與《左傳》的記載並不相符，《左傳》載：
（公元前621年）六年春，晉蒐於夷，舍二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溫，改蒐於董，易中軍。陽子，成季之屬也，故黨於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宣子於是乎始為國政。——《左傳·文公六年傳》
這裡說的“始為國政”該怎麼解釋？我們不妨參考《左傳·宣公元年傳》的這個記載：
於是晉侯侈，趙宣子為政，驟諫而不入，故不競於楚。
——《左傳·宣公元年傳》
魯宣公元年也就是公元前608年，這一年是晉襄公之子晉靈公即位的第13個年頭。此時的靈公尚未成年，晉國還是趙盾當家，故而《左傳》說趙盾“為政”
。但追溯趙盾“為政”的起始時間，《左傳》卻不認為始於公元前621年八月晉襄公駕崩的時候。早在當年春天，剛剛上任中軍元帥的趙盾就已經開始執政了，所以《左傳》說“始為政”。
這三個字傳遞出來的信息是：在晉襄公生命的最後幾個月裡，他實際上是被趙盾架空的。
根據李孟存、李尚師二先生所著《晉國史》的看法，晉襄公姬歡去世的時候很可能還不到30歲，死亡原因是病故。我私下以為，晉襄公的這一場病並非突如其來的暴疾，早在五年前，他的健康狀況就已經令人擔憂了。
《左傳》記載，公元前625年的六月份，晉國發起垂隴會盟，魯、宋、陳、鄭四國應邀而來。但盟會上卻沒有見到晉襄公的身影，晉國司空士榖代替他坐到了主盟的席位上。到了這一年的冬天，晉國與宋、陳、鄭三國聯軍伐秦，戰於彭衙，戰場上的最高指揮官竟是晉國的中軍元帥先且居。
要知道，前年（公元前627年）崤之戰時晉襄公還身披重孝，墨衰上陣。去年（公元前626年）晉國伐衛，襄公也曾親統大軍南下太行，並朝覲周襄王於河內溫邑。
但這次彭衙之戰，晉襄公沒能親御戎師。數月之間，先後開了卿大夫主持會盟與卿大夫統帥諸侯聯軍的兩重先例，這在晉國史上是破天荒的。
主持會盟與統帥聯軍本是春秋霸主的標誌和象徵，連這麼重要的國務都交由卿大夫代勞，極有可能，那時的晉襄公已經深陷疾病之苦。
晉襄公年紀輕輕，怎麼會罹患重疾？對此，《左傳》沒有一字交代。但《史記》的《趙世家》和《扁鵲倉公列傳》都記載了這麼一件事情：
襄公敗秦師於崤而歸縱淫。——《史記·趙世家》（《扁鵲倉公列傳》記載略同）
耽於女色，縱慾無度，不到30歲就掏空了身體，這大概是晉襄公英年早逝的主要原因。
司馬遷說，襄公縱淫是從崤之戰以後開始的。戰勝於崤而後縱慾，並非晉襄公恃功而驕。恰恰相反，此時的他正承受著巨大的壓力，不得不找一個出口來進行發洩。
襄公的嫡母和正妻都出自秦國公室，聯合秦國、敦親睦鄰又是先父文公定下的基本國策，所以從內心裡講，晉襄公不願同秦國撕破臉皮，在崤山兵戎相見（關於這一點，可以參看往期文章《崤之戰再檢討：只求戰勝秦國的先軫，就此埋下晉國霸權衰落的禍根》）。
但中軍元帥先軫極力主戰，他背後又有上軍主將先且居和上軍副將
趙衰等人的鼎力支持，晉襄公拗不過這幫子先朝重臣，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先君的遺策被更改，秦、晉邦交被破壞，朝政的主導權被從自己手中奪走，他能不苦悶嗎？
舊劇《雍正王朝》裡寫道，撫遠大將軍年羹堯取得燃燈寺大捷後，凱旋還朝。原本滿心歡喜的雍正皇帝正要論功行賞，卻意外地發現受賞將士只知有軍令，不知有聖旨。
連“皇上叫你們卸甲”這麼屁大點兒的事兒，眾將領都得先領了年大將軍的鈞諭才敢遵聖旨辦理。雍正在朝堂上威風掃地、灰頭土臉，一回到後宮便遷怒於年羹堯的胞妹年妃，一面強令她去衫，一面迭聲怒斥“卸甲，卸甲”！
我想晉襄公縱淫的心態，大概跟“卸甲、卸甲”的雍正爺一樣憋屈。
以上，我之所以要花費這麼大篇幅來分析公元前621年春、夏之際晉襄公的處境，是為了要說明，趙盾專權並不是因為襄公早逝、太子年幼的這個特殊時機所造成的偶然結果。
事實上，自晉襄公當國伊始，卿權壓倒君權的魔咒就始終困擾著他。掙扎到了生命的最後幾個月裡，因為病入膏肓，晉襄公再也無力對抗卿族的跋扈，趙氏專權遂成定局。
原本在春天的夷之蒐上晉襄公已經宣佈了對狐射姑的中軍元帥一職的任命，但黨於趙氏的太傅陽處父竟能矯詔重蒐於董，硬是推趙盾上去頂掉了狐射姑的位置。
《左傳》說陽處父“侵官”，杜預解釋道：
君已命帥，處父易之，故曰“侵官”。
——《左傳·文公六年傳》
這足以證明憑藉多年的苦心經營，趙氏一黨的勢力之大，已經到了無人能夠制衡的地步。就算沒有晉襄公的那一紙任命，趙盾照樣宰制朝堂，威服由己。
攫取國柄之後，趙盾甩開重病的晉襄公，迅速制定了一系列改弦更張的施政措施，並交由陽處父等人付諸實行。《左傳》載：
宣子於是乎始為國政，制事典，正法罪，闢獄刑，董逋逃，由質要，治舊洿，本秩禮，續常職，出滯淹。既成，以授大傅陽子與大師賈佗，使行諸晉國，以為常法。
——《左傳·文公六年傳》
本期話題公元前621年，晉文公之子晉襄公走到了生命的盡頭。在他死後，幼弱的太子夷皋遭到了權臣趙盾的挾制，晉國朝廷淪為趙氏的一言堂。
但是，趙氏專權卻不是因為襄公薨逝、太子年幼的偶然機會所致。事實上，早在晉襄公繼位之初，他就一直承受著來自先氏、趙氏等功臣的連手施壓。因為壓力太大，晉襄公頻頻縱慾發洩，以致30歲不到便英年早逝。
晉國朝廷從什麼時候開始，成了趙盾的一言堂？不少學者認為始於公元前621年八月晉襄公去世之後——襄公駕崩，太子夷皋年幼不能親政，國柄自然落到中軍元帥、朝廷首輔趙盾的手裡。
但這與《左傳》的記載並不相符，《左傳》載：
（公元前621年）六年春，晉蒐於夷，舍二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溫，改蒐於董，易中軍。陽子，成季之屬也，故黨於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宣子於是乎始為國政。——《左傳·文公六年傳》
這裡說的“始為國政”該怎麼解釋？我們不妨參考《左傳·宣公元年傳》的這個記載：
於是晉侯侈，趙宣子為政，驟諫而不入，故不競於楚。
——《左傳·宣公元年傳》
魯宣公元年也就是公元前608年，這一年是晉襄公之子晉靈公即位的第13個年頭。此時的靈公尚未成年，晉國還是趙盾當家，故而《左傳》說趙盾“為政”
。但追溯趙盾“為政”的起始時間，《左傳》卻不認為始於公元前621年八月晉襄公駕崩的時候。早在當年春天，剛剛上任中軍元帥的趙盾就已經開始執政了，所以《左傳》說“始為政”。
這三個字傳遞出來的信息是：在晉襄公生命的最後幾個月裡，他實際上是被趙盾架空的。
根據李孟存、李尚師二先生所著《晉國史》的看法，晉襄公姬歡去世的時候很可能還不到30歲，死亡原因是病故。我私下以為，晉襄公的這一場病並非突如其來的暴疾，早在五年前，他的健康狀況就已經令人擔憂了。
《左傳》記載，公元前625年的六月份，晉國發起垂隴會盟，魯、宋、陳、鄭四國應邀而來。但盟會上卻沒有見到晉襄公的身影，晉國司空士榖代替他坐到了主盟的席位上。到了這一年的冬天，晉國與宋、陳、鄭三國聯軍伐秦，戰於彭衙，戰場上的最高指揮官竟是晉國的中軍元帥先且居。
要知道，前年（公元前627年）崤之戰時晉襄公還身披重孝，墨衰上陣。去年（公元前626年）晉國伐衛，襄公也曾親統大軍南下太行，並朝覲周襄王於河內溫邑。
但這次彭衙之戰，晉襄公沒能親御戎師。數月之間，先後開了卿大夫主持會盟與卿大夫統帥諸侯聯軍的兩重先例，這在晉國史上是破天荒的。
主持會盟與統帥聯軍本是春秋霸主的標誌和象徵，連這麼重要的國務都交由卿大夫代勞，極有可能，那時的晉襄公已經深陷疾病之苦。
晉襄公年紀輕輕，怎麼會罹患重疾？對此，《左傳》沒有一字交代。但《史記》的《趙世家》和《扁鵲倉公列傳》都記載了這麼一件事情：
襄公敗秦師於崤而歸縱淫。——《史記·趙世家》（《扁鵲倉公列傳》記載略同）
耽於女色，縱慾無度，不到30歲就掏空了身體，這大概是晉襄公英年早逝的主要原因。
司馬遷說，襄公縱淫是從崤之戰以後開始的。戰勝於崤而後縱慾，並非晉襄公恃功而驕。恰恰相反，此時的他正承受著巨大的壓力，不得不找一個出口來進行發洩。
襄公的嫡母和正妻都出自秦國公室，聯合秦國、敦親睦鄰又是先父文公定下的基本國策，所以從內心裡講，晉襄公不願同秦國撕破臉皮，在崤山兵戎相見（關於這一點，可以參看往期文章《崤之戰再檢討：只求戰勝秦國的先軫，就此埋下晉國霸權衰落的禍根》）。
但中軍元帥先軫極力主戰，他背後又有上軍主將先且居和上軍副將
趙衰等人的鼎力支持，晉襄公拗不過這幫子先朝重臣，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先君的遺策被更改，秦、晉邦交被破壞，朝政的主導權被從自己手中奪走，他能不苦悶嗎？
舊劇《雍正王朝》裡寫道，撫遠大將軍年羹堯取得燃燈寺大捷後，凱旋還朝。原本滿心歡喜的雍正皇帝正要論功行賞，卻意外地發現受賞將士只知有軍令，不知有聖旨。
連“皇上叫你們卸甲”這麼屁大點兒的事兒，眾將領都得先領了年大將軍的鈞諭才敢遵聖旨辦理。雍正在朝堂上威風掃地、灰頭土臉，一回到後宮便遷怒於年羹堯的胞妹年妃，一面強令她去衫，一面迭聲怒斥“卸甲，卸甲”！
我想晉襄公縱淫的心態，大概跟“卸甲、卸甲”的雍正爺一樣憋屈。
以上，我之所以要花費這麼大篇幅來分析公元前621年春、夏之際晉襄公的處境，是為了要說明，趙盾專權並不是因為襄公早逝、太子年幼的這個特殊時機所造成的偶然結果。
事實上，自晉襄公當國伊始，卿權壓倒君權的魔咒就始終困擾著他。掙扎到了生命的最後幾個月裡，因為病入膏肓，晉襄公再也無力對抗卿族的跋扈，趙氏專權遂成定局。
原本在春天的夷之蒐上晉襄公已經宣佈了對狐射姑的中軍元帥一職的任命，但黨於趙氏的太傅陽處父竟能矯詔重蒐於董，硬是推趙盾上去頂掉了狐射姑的位置。
《左傳》說陽處父“侵官”，杜預解釋道：
君已命帥，處父易之，故曰“侵官”。
——《左傳·文公六年傳》
這足以證明憑藉多年的苦心經營，趙氏一黨的勢力之大，已經到了無人能夠制衡的地步。就算沒有晉襄公的那一紙任命，趙盾照樣宰制朝堂，威服由己。
攫取國柄之後，趙盾甩開重病的晉襄公，迅速制定了一系列改弦更張的施政措施，並交由陽處父等人付諸實行。《左傳》載：
宣子於是乎始為國政，制事典，正法罪，闢獄刑，董逋逃，由質要，治舊洿，本秩禮，續常職，出滯淹。既成，以授大傅陽子與大師賈佗，使行諸晉國，以為常法。
——《左傳·文公六年傳》
趙盾創制的這部被歷史學家稱為“夷蒐之法”的法典，它的主要精神，一則突出法治，二則選賢任能。
用我們今天的眼光看，這部法典無疑代表著歷史發展的正確方向。但在當時，這部法典的頒佈卻極大地改變了晉國的政治生態與政治文化。
要知道，在“夷蒐之法”頒佈以前，晉國所奉行的是晉文公於公元前633年制定的“被廬之法”。與“夷搜之法”截然不同的是，新典尚法尚賢，舊典尚禮尚親。
尚禮尚親，意味著一個政治家或者一個政治家族能在多大程度上參與晉國的政治，取決於他與公室的血緣親疏，政治地位的高下是以親親尊尊的原則來劃定的。
這就不難理解為什麼“被廬之法”頒佈以後，趙盾之父趙衰不能留在中央輔政，而被遠遠兒地發配去了原縣：因為在親親尊尊的禮制規範下，趙氏以異姓疏屬的關係，當然地處於晉國政壇的弱勢地位。
可是，“夷蒐之法”的頒佈讓晉文公、晉襄公父子一貫堅持的用人原則被徹底改變。律法地位的凸顯勢必削弱公族血親的政治特權，選賢任能又進一步打擊了他們躋身政壇的身份優越性。
長此以往，基於西周禮制的世襲貴族政治勢必逐漸解體。因此，私淑周公的儒家聖人孔子後來批評趙盾說：
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左傳·昭公二十九年傳》
本期話題公元前621年，晉文公之子晉襄公走到了生命的盡頭。在他死後，幼弱的太子夷皋遭到了權臣趙盾的挾制，晉國朝廷淪為趙氏的一言堂。
但是，趙氏專權卻不是因為襄公薨逝、太子年幼的偶然機會所致。事實上，早在晉襄公繼位之初，他就一直承受著來自先氏、趙氏等功臣的連手施壓。因為壓力太大，晉襄公頻頻縱慾發洩，以致30歲不到便英年早逝。
晉國朝廷從什麼時候開始，成了趙盾的一言堂？不少學者認為始於公元前621年八月晉襄公去世之後——襄公駕崩，太子夷皋年幼不能親政，國柄自然落到中軍元帥、朝廷首輔趙盾的手裡。
但這與《左傳》的記載並不相符，《左傳》載：
（公元前621年）六年春，晉蒐於夷，舍二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溫，改蒐於董，易中軍。陽子，成季之屬也，故黨於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宣子於是乎始為國政。——《左傳·文公六年傳》
這裡說的“始為國政”該怎麼解釋？我們不妨參考《左傳·宣公元年傳》的這個記載：
於是晉侯侈，趙宣子為政，驟諫而不入，故不競於楚。
——《左傳·宣公元年傳》
魯宣公元年也就是公元前608年，這一年是晉襄公之子晉靈公即位的第13個年頭。此時的靈公尚未成年，晉國還是趙盾當家，故而《左傳》說趙盾“為政”
。但追溯趙盾“為政”的起始時間，《左傳》卻不認為始於公元前621年八月晉襄公駕崩的時候。早在當年春天，剛剛上任中軍元帥的趙盾就已經開始執政了，所以《左傳》說“始為政”。
這三個字傳遞出來的信息是：在晉襄公生命的最後幾個月裡，他實際上是被趙盾架空的。
根據李孟存、李尚師二先生所著《晉國史》的看法，晉襄公姬歡去世的時候很可能還不到30歲，死亡原因是病故。我私下以為，晉襄公的這一場病並非突如其來的暴疾，早在五年前，他的健康狀況就已經令人擔憂了。
《左傳》記載，公元前625年的六月份，晉國發起垂隴會盟，魯、宋、陳、鄭四國應邀而來。但盟會上卻沒有見到晉襄公的身影，晉國司空士榖代替他坐到了主盟的席位上。到了這一年的冬天，晉國與宋、陳、鄭三國聯軍伐秦，戰於彭衙，戰場上的最高指揮官竟是晉國的中軍元帥先且居。
要知道，前年（公元前627年）崤之戰時晉襄公還身披重孝，墨衰上陣。去年（公元前626年）晉國伐衛，襄公也曾親統大軍南下太行，並朝覲周襄王於河內溫邑。
但這次彭衙之戰，晉襄公沒能親御戎師。數月之間，先後開了卿大夫主持會盟與卿大夫統帥諸侯聯軍的兩重先例，這在晉國史上是破天荒的。
主持會盟與統帥聯軍本是春秋霸主的標誌和象徵，連這麼重要的國務都交由卿大夫代勞，極有可能，那時的晉襄公已經深陷疾病之苦。
晉襄公年紀輕輕，怎麼會罹患重疾？對此，《左傳》沒有一字交代。但《史記》的《趙世家》和《扁鵲倉公列傳》都記載了這麼一件事情：
襄公敗秦師於崤而歸縱淫。——《史記·趙世家》（《扁鵲倉公列傳》記載略同）
耽於女色，縱慾無度，不到30歲就掏空了身體，這大概是晉襄公英年早逝的主要原因。
司馬遷說，襄公縱淫是從崤之戰以後開始的。戰勝於崤而後縱慾，並非晉襄公恃功而驕。恰恰相反，此時的他正承受著巨大的壓力，不得不找一個出口來進行發洩。
襄公的嫡母和正妻都出自秦國公室，聯合秦國、敦親睦鄰又是先父文公定下的基本國策，所以從內心裡講，晉襄公不願同秦國撕破臉皮，在崤山兵戎相見（關於這一點，可以參看往期文章《崤之戰再檢討：只求戰勝秦國的先軫，就此埋下晉國霸權衰落的禍根》）。
但中軍元帥先軫極力主戰，他背後又有上軍主將先且居和上軍副將
趙衰等人的鼎力支持，晉襄公拗不過這幫子先朝重臣，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先君的遺策被更改，秦、晉邦交被破壞，朝政的主導權被從自己手中奪走，他能不苦悶嗎？
舊劇《雍正王朝》裡寫道，撫遠大將軍年羹堯取得燃燈寺大捷後，凱旋還朝。原本滿心歡喜的雍正皇帝正要論功行賞，卻意外地發現受賞將士只知有軍令，不知有聖旨。
連“皇上叫你們卸甲”這麼屁大點兒的事兒，眾將領都得先領了年大將軍的鈞諭才敢遵聖旨辦理。雍正在朝堂上威風掃地、灰頭土臉，一回到後宮便遷怒於年羹堯的胞妹年妃，一面強令她去衫，一面迭聲怒斥“卸甲，卸甲”！
我想晉襄公縱淫的心態，大概跟“卸甲、卸甲”的雍正爺一樣憋屈。
以上，我之所以要花費這麼大篇幅來分析公元前621年春、夏之際晉襄公的處境，是為了要說明，趙盾專權並不是因為襄公早逝、太子年幼的這個特殊時機所造成的偶然結果。
事實上，自晉襄公當國伊始，卿權壓倒君權的魔咒就始終困擾著他。掙扎到了生命的最後幾個月裡，因為病入膏肓，晉襄公再也無力對抗卿族的跋扈，趙氏專權遂成定局。
原本在春天的夷之蒐上晉襄公已經宣佈了對狐射姑的中軍元帥一職的任命，但黨於趙氏的太傅陽處父竟能矯詔重蒐於董，硬是推趙盾上去頂掉了狐射姑的位置。
《左傳》說陽處父“侵官”，杜預解釋道：
君已命帥，處父易之，故曰“侵官”。
——《左傳·文公六年傳》
這足以證明憑藉多年的苦心經營，趙氏一黨的勢力之大，已經到了無人能夠制衡的地步。就算沒有晉襄公的那一紙任命，趙盾照樣宰制朝堂，威服由己。
攫取國柄之後，趙盾甩開重病的晉襄公，迅速制定了一系列改弦更張的施政措施，並交由陽處父等人付諸實行。《左傳》載：
宣子於是乎始為國政，制事典，正法罪，闢獄刑，董逋逃，由質要，治舊洿，本秩禮，續常職，出滯淹。既成，以授大傅陽子與大師賈佗，使行諸晉國，以為常法。
——《左傳·文公六年傳》
趙盾創制的這部被歷史學家稱為“夷蒐之法”的法典，它的主要精神，一則突出法治，二則選賢任能。
用我們今天的眼光看，這部法典無疑代表著歷史發展的正確方向。但在當時，這部法典的頒佈卻極大地改變了晉國的政治生態與政治文化。
要知道，在“夷蒐之法”頒佈以前，晉國所奉行的是晉文公於公元前633年制定的“被廬之法”。與“夷搜之法”截然不同的是，新典尚法尚賢，舊典尚禮尚親。
尚禮尚親，意味著一個政治家或者一個政治家族能在多大程度上參與晉國的政治，取決於他與公室的血緣親疏，政治地位的高下是以親親尊尊的原則來劃定的。
這就不難理解為什麼“被廬之法”頒佈以後，趙盾之父趙衰不能留在中央輔政，而被遠遠兒地發配去了原縣：因為在親親尊尊的禮制規範下，趙氏以異姓疏屬的關係，當然地處於晉國政壇的弱勢地位。
可是，“夷蒐之法”的頒佈讓晉文公、晉襄公父子一貫堅持的用人原則被徹底改變。律法地位的凸顯勢必削弱公族血親的政治特權，選賢任能又進一步打擊了他們躋身政壇的身份優越性。
長此以往，基於西周禮制的世襲貴族政治勢必逐漸解體。因此，私淑周公的儒家聖人孔子後來批評趙盾說：
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左傳·昭公二十九年傳》
在晉襄公還沒有嚥氣的時候，趙盾就已經藉由 “夷蒐之法” 的頒佈建立起了異姓專政的法理依據。雖然這部法典遭到孔子的嚴厲批評，但它卻因為晉國的卿權日重而被繼承了下去。
到公元前513年，趙盾的後人趙鞅更是將這部法典的精神鑄於刑鼎，赤裸裸地向天下人宣告了“晉益弱，六卿皆大”（《史記·晉世家》）已經成為不可逆轉的時代潮流，晉國公室邁入了退出歷史舞臺的倒計時。
本期話題公元前621年，晉文公之子晉襄公走到了生命的盡頭。在他死後，幼弱的太子夷皋遭到了權臣趙盾的挾制，晉國朝廷淪為趙氏的一言堂。
但是，趙氏專權卻不是因為襄公薨逝、太子年幼的偶然機會所致。事實上，早在晉襄公繼位之初，他就一直承受著來自先氏、趙氏等功臣的連手施壓。因為壓力太大，晉襄公頻頻縱慾發洩，以致30歲不到便英年早逝。
晉國朝廷從什麼時候開始，成了趙盾的一言堂？不少學者認為始於公元前621年八月晉襄公去世之後——襄公駕崩，太子夷皋年幼不能親政，國柄自然落到中軍元帥、朝廷首輔趙盾的手裡。
但這與《左傳》的記載並不相符，《左傳》載：
（公元前621年）六年春，晉蒐於夷，舍二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溫，改蒐於董，易中軍。陽子，成季之屬也，故黨於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宣子於是乎始為國政。——《左傳·文公六年傳》
這裡說的“始為國政”該怎麼解釋？我們不妨參考《左傳·宣公元年傳》的這個記載：
於是晉侯侈，趙宣子為政，驟諫而不入，故不競於楚。
——《左傳·宣公元年傳》
魯宣公元年也就是公元前608年，這一年是晉襄公之子晉靈公即位的第13個年頭。此時的靈公尚未成年，晉國還是趙盾當家，故而《左傳》說趙盾“為政”
。但追溯趙盾“為政”的起始時間，《左傳》卻不認為始於公元前621年八月晉襄公駕崩的時候。早在當年春天，剛剛上任中軍元帥的趙盾就已經開始執政了，所以《左傳》說“始為政”。
這三個字傳遞出來的信息是：在晉襄公生命的最後幾個月裡，他實際上是被趙盾架空的。
根據李孟存、李尚師二先生所著《晉國史》的看法，晉襄公姬歡去世的時候很可能還不到30歲，死亡原因是病故。我私下以為，晉襄公的這一場病並非突如其來的暴疾，早在五年前，他的健康狀況就已經令人擔憂了。
《左傳》記載，公元前625年的六月份，晉國發起垂隴會盟，魯、宋、陳、鄭四國應邀而來。但盟會上卻沒有見到晉襄公的身影，晉國司空士榖代替他坐到了主盟的席位上。到了這一年的冬天，晉國與宋、陳、鄭三國聯軍伐秦，戰於彭衙，戰場上的最高指揮官竟是晉國的中軍元帥先且居。
要知道，前年（公元前627年）崤之戰時晉襄公還身披重孝，墨衰上陣。去年（公元前626年）晉國伐衛，襄公也曾親統大軍南下太行，並朝覲周襄王於河內溫邑。
但這次彭衙之戰，晉襄公沒能親御戎師。數月之間，先後開了卿大夫主持會盟與卿大夫統帥諸侯聯軍的兩重先例，這在晉國史上是破天荒的。
主持會盟與統帥聯軍本是春秋霸主的標誌和象徵，連這麼重要的國務都交由卿大夫代勞，極有可能，那時的晉襄公已經深陷疾病之苦。
晉襄公年紀輕輕，怎麼會罹患重疾？對此，《左傳》沒有一字交代。但《史記》的《趙世家》和《扁鵲倉公列傳》都記載了這麼一件事情：
襄公敗秦師於崤而歸縱淫。——《史記·趙世家》（《扁鵲倉公列傳》記載略同）
耽於女色，縱慾無度，不到30歲就掏空了身體，這大概是晉襄公英年早逝的主要原因。
司馬遷說，襄公縱淫是從崤之戰以後開始的。戰勝於崤而後縱慾，並非晉襄公恃功而驕。恰恰相反，此時的他正承受著巨大的壓力，不得不找一個出口來進行發洩。
襄公的嫡母和正妻都出自秦國公室，聯合秦國、敦親睦鄰又是先父文公定下的基本國策，所以從內心裡講，晉襄公不願同秦國撕破臉皮，在崤山兵戎相見（關於這一點，可以參看往期文章《崤之戰再檢討：只求戰勝秦國的先軫，就此埋下晉國霸權衰落的禍根》）。
但中軍元帥先軫極力主戰，他背後又有上軍主將先且居和上軍副將
趙衰等人的鼎力支持，晉襄公拗不過這幫子先朝重臣，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先君的遺策被更改，秦、晉邦交被破壞，朝政的主導權被從自己手中奪走，他能不苦悶嗎？
舊劇《雍正王朝》裡寫道，撫遠大將軍年羹堯取得燃燈寺大捷後，凱旋還朝。原本滿心歡喜的雍正皇帝正要論功行賞，卻意外地發現受賞將士只知有軍令，不知有聖旨。
連“皇上叫你們卸甲”這麼屁大點兒的事兒，眾將領都得先領了年大將軍的鈞諭才敢遵聖旨辦理。雍正在朝堂上威風掃地、灰頭土臉，一回到後宮便遷怒於年羹堯的胞妹年妃，一面強令她去衫，一面迭聲怒斥“卸甲，卸甲”！
我想晉襄公縱淫的心態，大概跟“卸甲、卸甲”的雍正爺一樣憋屈。
以上，我之所以要花費這麼大篇幅來分析公元前621年春、夏之際晉襄公的處境，是為了要說明，趙盾專權並不是因為襄公早逝、太子年幼的這個特殊時機所造成的偶然結果。
事實上，自晉襄公當國伊始，卿權壓倒君權的魔咒就始終困擾著他。掙扎到了生命的最後幾個月裡，因為病入膏肓，晉襄公再也無力對抗卿族的跋扈，趙氏專權遂成定局。
原本在春天的夷之蒐上晉襄公已經宣佈了對狐射姑的中軍元帥一職的任命，但黨於趙氏的太傅陽處父竟能矯詔重蒐於董，硬是推趙盾上去頂掉了狐射姑的位置。
《左傳》說陽處父“侵官”，杜預解釋道：
君已命帥，處父易之，故曰“侵官”。
——《左傳·文公六年傳》
這足以證明憑藉多年的苦心經營，趙氏一黨的勢力之大，已經到了無人能夠制衡的地步。就算沒有晉襄公的那一紙任命，趙盾照樣宰制朝堂，威服由己。
攫取國柄之後，趙盾甩開重病的晉襄公，迅速制定了一系列改弦更張的施政措施，並交由陽處父等人付諸實行。《左傳》載：
宣子於是乎始為國政，制事典，正法罪，闢獄刑，董逋逃，由質要，治舊洿，本秩禮，續常職，出滯淹。既成，以授大傅陽子與大師賈佗，使行諸晉國，以為常法。
——《左傳·文公六年傳》
趙盾創制的這部被歷史學家稱為“夷蒐之法”的法典，它的主要精神，一則突出法治，二則選賢任能。
用我們今天的眼光看，這部法典無疑代表著歷史發展的正確方向。但在當時，這部法典的頒佈卻極大地改變了晉國的政治生態與政治文化。
要知道，在“夷蒐之法”頒佈以前，晉國所奉行的是晉文公於公元前633年制定的“被廬之法”。與“夷搜之法”截然不同的是，新典尚法尚賢，舊典尚禮尚親。
尚禮尚親，意味著一個政治家或者一個政治家族能在多大程度上參與晉國的政治，取決於他與公室的血緣親疏，政治地位的高下是以親親尊尊的原則來劃定的。
這就不難理解為什麼“被廬之法”頒佈以後，趙盾之父趙衰不能留在中央輔政，而被遠遠兒地發配去了原縣：因為在親親尊尊的禮制規範下，趙氏以異姓疏屬的關係，當然地處於晉國政壇的弱勢地位。
可是，“夷蒐之法”的頒佈讓晉文公、晉襄公父子一貫堅持的用人原則被徹底改變。律法地位的凸顯勢必削弱公族血親的政治特權，選賢任能又進一步打擊了他們躋身政壇的身份優越性。
長此以往，基於西周禮制的世襲貴族政治勢必逐漸解體。因此，私淑周公的儒家聖人孔子後來批評趙盾說：
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左傳·昭公二十九年傳》
在晉襄公還沒有嚥氣的時候，趙盾就已經藉由 “夷蒐之法” 的頒佈建立起了異姓專政的法理依據。雖然這部法典遭到孔子的嚴厲批評，但它卻因為晉國的卿權日重而被繼承了下去。
到公元前513年，趙盾的後人趙鞅更是將這部法典的精神鑄於刑鼎，赤裸裸地向天下人宣告了“晉益弱，六卿皆大”（《史記·晉世家》）已經成為不可逆轉的時代潮流，晉國公室邁入了退出歷史舞臺的倒計時。
六卿益大、三家分晉，這些趙盾專政衍生出的長遠惡果，我們暫且置而不論，單說趙盾專政對晉國政治帶來的實時影響。
公元前615年，也就是趙盾專政的6年之後，秦、晉兩軍在河曲交戰。為了修補因士榖、樑益耳等五大夫叛亂而支離破碎的高層領導班子，趙盾選定了新一屆的晉國六卿。
《左傳》載：
秦為令狐之役故，冬，秦伯伐晉，取羈馬。晉人御之。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郄缺將上軍，臾駢佐之。欒盾將下軍，胥甲佐之。範無恤御戎，以從秦師於河曲。——《左傳·文公十二年傳》
本期話題公元前621年，晉文公之子晉襄公走到了生命的盡頭。在他死後，幼弱的太子夷皋遭到了權臣趙盾的挾制，晉國朝廷淪為趙氏的一言堂。
但是，趙氏專權卻不是因為襄公薨逝、太子年幼的偶然機會所致。事實上，早在晉襄公繼位之初，他就一直承受著來自先氏、趙氏等功臣的連手施壓。因為壓力太大，晉襄公頻頻縱慾發洩，以致30歲不到便英年早逝。
晉國朝廷從什麼時候開始，成了趙盾的一言堂？不少學者認為始於公元前621年八月晉襄公去世之後——襄公駕崩，太子夷皋年幼不能親政，國柄自然落到中軍元帥、朝廷首輔趙盾的手裡。
但這與《左傳》的記載並不相符，《左傳》載：
（公元前621年）六年春，晉蒐於夷，舍二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溫，改蒐於董，易中軍。陽子，成季之屬也，故黨於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宣子於是乎始為國政。——《左傳·文公六年傳》
這裡說的“始為國政”該怎麼解釋？我們不妨參考《左傳·宣公元年傳》的這個記載：
於是晉侯侈，趙宣子為政，驟諫而不入，故不競於楚。
——《左傳·宣公元年傳》
魯宣公元年也就是公元前608年，這一年是晉襄公之子晉靈公即位的第13個年頭。此時的靈公尚未成年，晉國還是趙盾當家，故而《左傳》說趙盾“為政”
。但追溯趙盾“為政”的起始時間，《左傳》卻不認為始於公元前621年八月晉襄公駕崩的時候。早在當年春天，剛剛上任中軍元帥的趙盾就已經開始執政了，所以《左傳》說“始為政”。
這三個字傳遞出來的信息是：在晉襄公生命的最後幾個月裡，他實際上是被趙盾架空的。
根據李孟存、李尚師二先生所著《晉國史》的看法，晉襄公姬歡去世的時候很可能還不到30歲，死亡原因是病故。我私下以為，晉襄公的這一場病並非突如其來的暴疾，早在五年前，他的健康狀況就已經令人擔憂了。
《左傳》記載，公元前625年的六月份，晉國發起垂隴會盟，魯、宋、陳、鄭四國應邀而來。但盟會上卻沒有見到晉襄公的身影，晉國司空士榖代替他坐到了主盟的席位上。到了這一年的冬天，晉國與宋、陳、鄭三國聯軍伐秦，戰於彭衙，戰場上的最高指揮官竟是晉國的中軍元帥先且居。
要知道，前年（公元前627年）崤之戰時晉襄公還身披重孝，墨衰上陣。去年（公元前626年）晉國伐衛，襄公也曾親統大軍南下太行，並朝覲周襄王於河內溫邑。
但這次彭衙之戰，晉襄公沒能親御戎師。數月之間，先後開了卿大夫主持會盟與卿大夫統帥諸侯聯軍的兩重先例，這在晉國史上是破天荒的。
主持會盟與統帥聯軍本是春秋霸主的標誌和象徵，連這麼重要的國務都交由卿大夫代勞，極有可能，那時的晉襄公已經深陷疾病之苦。
晉襄公年紀輕輕，怎麼會罹患重疾？對此，《左傳》沒有一字交代。但《史記》的《趙世家》和《扁鵲倉公列傳》都記載了這麼一件事情：
襄公敗秦師於崤而歸縱淫。——《史記·趙世家》（《扁鵲倉公列傳》記載略同）
耽於女色，縱慾無度，不到30歲就掏空了身體，這大概是晉襄公英年早逝的主要原因。
司馬遷說，襄公縱淫是從崤之戰以後開始的。戰勝於崤而後縱慾，並非晉襄公恃功而驕。恰恰相反，此時的他正承受著巨大的壓力，不得不找一個出口來進行發洩。
襄公的嫡母和正妻都出自秦國公室，聯合秦國、敦親睦鄰又是先父文公定下的基本國策，所以從內心裡講，晉襄公不願同秦國撕破臉皮，在崤山兵戎相見（關於這一點，可以參看往期文章《崤之戰再檢討：只求戰勝秦國的先軫，就此埋下晉國霸權衰落的禍根》）。
但中軍元帥先軫極力主戰，他背後又有上軍主將先且居和上軍副將
趙衰等人的鼎力支持，晉襄公拗不過這幫子先朝重臣，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先君的遺策被更改，秦、晉邦交被破壞，朝政的主導權被從自己手中奪走，他能不苦悶嗎？
舊劇《雍正王朝》裡寫道，撫遠大將軍年羹堯取得燃燈寺大捷後，凱旋還朝。原本滿心歡喜的雍正皇帝正要論功行賞，卻意外地發現受賞將士只知有軍令，不知有聖旨。
連“皇上叫你們卸甲”這麼屁大點兒的事兒，眾將領都得先領了年大將軍的鈞諭才敢遵聖旨辦理。雍正在朝堂上威風掃地、灰頭土臉，一回到後宮便遷怒於年羹堯的胞妹年妃，一面強令她去衫，一面迭聲怒斥“卸甲，卸甲”！
我想晉襄公縱淫的心態，大概跟“卸甲、卸甲”的雍正爺一樣憋屈。
以上，我之所以要花費這麼大篇幅來分析公元前621年春、夏之際晉襄公的處境，是為了要說明，趙盾專權並不是因為襄公早逝、太子年幼的這個特殊時機所造成的偶然結果。
事實上，自晉襄公當國伊始，卿權壓倒君權的魔咒就始終困擾著他。掙扎到了生命的最後幾個月裡，因為病入膏肓，晉襄公再也無力對抗卿族的跋扈，趙氏專權遂成定局。
原本在春天的夷之蒐上晉襄公已經宣佈了對狐射姑的中軍元帥一職的任命，但黨於趙氏的太傅陽處父竟能矯詔重蒐於董，硬是推趙盾上去頂掉了狐射姑的位置。
《左傳》說陽處父“侵官”，杜預解釋道：
君已命帥，處父易之，故曰“侵官”。
——《左傳·文公六年傳》
這足以證明憑藉多年的苦心經營，趙氏一黨的勢力之大，已經到了無人能夠制衡的地步。就算沒有晉襄公的那一紙任命，趙盾照樣宰制朝堂，威服由己。
攫取國柄之後，趙盾甩開重病的晉襄公，迅速制定了一系列改弦更張的施政措施，並交由陽處父等人付諸實行。《左傳》載：
宣子於是乎始為國政，制事典，正法罪，闢獄刑，董逋逃，由質要，治舊洿，本秩禮，續常職，出滯淹。既成，以授大傅陽子與大師賈佗，使行諸晉國，以為常法。
——《左傳·文公六年傳》
趙盾創制的這部被歷史學家稱為“夷蒐之法”的法典，它的主要精神，一則突出法治，二則選賢任能。
用我們今天的眼光看，這部法典無疑代表著歷史發展的正確方向。但在當時，這部法典的頒佈卻極大地改變了晉國的政治生態與政治文化。
要知道，在“夷蒐之法”頒佈以前，晉國所奉行的是晉文公於公元前633年制定的“被廬之法”。與“夷搜之法”截然不同的是，新典尚法尚賢，舊典尚禮尚親。
尚禮尚親，意味著一個政治家或者一個政治家族能在多大程度上參與晉國的政治，取決於他與公室的血緣親疏，政治地位的高下是以親親尊尊的原則來劃定的。
這就不難理解為什麼“被廬之法”頒佈以後，趙盾之父趙衰不能留在中央輔政，而被遠遠兒地發配去了原縣：因為在親親尊尊的禮制規範下，趙氏以異姓疏屬的關係，當然地處於晉國政壇的弱勢地位。
可是，“夷蒐之法”的頒佈讓晉文公、晉襄公父子一貫堅持的用人原則被徹底改變。律法地位的凸顯勢必削弱公族血親的政治特權，選賢任能又進一步打擊了他們躋身政壇的身份優越性。
長此以往，基於西周禮制的世襲貴族政治勢必逐漸解體。因此，私淑周公的儒家聖人孔子後來批評趙盾說：
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左傳·昭公二十九年傳》
在晉襄公還沒有嚥氣的時候，趙盾就已經藉由 “夷蒐之法” 的頒佈建立起了異姓專政的法理依據。雖然這部法典遭到孔子的嚴厲批評，但它卻因為晉國的卿權日重而被繼承了下去。
到公元前513年，趙盾的後人趙鞅更是將這部法典的精神鑄於刑鼎，赤裸裸地向天下人宣告了“晉益弱，六卿皆大”（《史記·晉世家》）已經成為不可逆轉的時代潮流，晉國公室邁入了退出歷史舞臺的倒計時。
六卿益大、三家分晉，這些趙盾專政衍生出的長遠惡果，我們暫且置而不論，單說趙盾專政對晉國政治帶來的實時影響。
公元前615年，也就是趙盾專政的6年之後，秦、晉兩軍在河曲交戰。為了修補因士榖、樑益耳等五大夫叛亂而支離破碎的高層領導班子，趙盾選定了新一屆的晉國六卿。
《左傳》載：
秦為令狐之役故，冬，秦伯伐晉，取羈馬。晉人御之。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郄缺將上軍，臾駢佐之。欒盾將下軍，胥甲佐之。範無恤御戎，以從秦師於河曲。——《左傳·文公十二年傳》
在這份六卿名單中，值得特別注意的是新任下軍主將欒盾與新任下軍副將胥甲，因為他們二位分別是前任下軍主將欒枝和前任下軍副將胥臣的兒子。
這就是說，趙盾這個憑藉父蔭上位中軍元帥的“官二代”現在又通過提拔欒盾和胥甲，進一步強化了晉國諸卿世襲的傾向。
和浴血疆場、從死人堆兒裡爬出來的父輩不同，生於安逸、長於膏粱的貴胄子弟紛紛上位，直接導致了軍隊高層的決策能力與下級的執行能力的雙重退化。
河曲之戰時，秦軍開赴晉國上軍營前挑釁，上軍主將臾駢嚴令全軍深溝高壘，疲敵待變。但趙盾的從弟趙穿仗恃自己的後臺夠硬，違令出擊，輕敵冒進。趙盾得知這個消息之後怎麼表態呢？他說：
“秦獲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左傳·文公十二年傳》
本期話題公元前621年，晉文公之子晉襄公走到了生命的盡頭。在他死後，幼弱的太子夷皋遭到了權臣趙盾的挾制，晉國朝廷淪為趙氏的一言堂。
但是，趙氏專權卻不是因為襄公薨逝、太子年幼的偶然機會所致。事實上，早在晉襄公繼位之初，他就一直承受著來自先氏、趙氏等功臣的連手施壓。因為壓力太大，晉襄公頻頻縱慾發洩，以致30歲不到便英年早逝。
晉國朝廷從什麼時候開始，成了趙盾的一言堂？不少學者認為始於公元前621年八月晉襄公去世之後——襄公駕崩，太子夷皋年幼不能親政，國柄自然落到中軍元帥、朝廷首輔趙盾的手裡。
但這與《左傳》的記載並不相符，《左傳》載：
（公元前621年）六年春，晉蒐於夷，舍二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溫，改蒐於董，易中軍。陽子，成季之屬也，故黨於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宣子於是乎始為國政。——《左傳·文公六年傳》
這裡說的“始為國政”該怎麼解釋？我們不妨參考《左傳·宣公元年傳》的這個記載：
於是晉侯侈，趙宣子為政，驟諫而不入，故不競於楚。
——《左傳·宣公元年傳》
魯宣公元年也就是公元前608年，這一年是晉襄公之子晉靈公即位的第13個年頭。此時的靈公尚未成年，晉國還是趙盾當家，故而《左傳》說趙盾“為政”
。但追溯趙盾“為政”的起始時間，《左傳》卻不認為始於公元前621年八月晉襄公駕崩的時候。早在當年春天，剛剛上任中軍元帥的趙盾就已經開始執政了，所以《左傳》說“始為政”。
這三個字傳遞出來的信息是：在晉襄公生命的最後幾個月裡，他實際上是被趙盾架空的。
根據李孟存、李尚師二先生所著《晉國史》的看法，晉襄公姬歡去世的時候很可能還不到30歲，死亡原因是病故。我私下以為，晉襄公的這一場病並非突如其來的暴疾，早在五年前，他的健康狀況就已經令人擔憂了。
《左傳》記載，公元前625年的六月份，晉國發起垂隴會盟，魯、宋、陳、鄭四國應邀而來。但盟會上卻沒有見到晉襄公的身影，晉國司空士榖代替他坐到了主盟的席位上。到了這一年的冬天，晉國與宋、陳、鄭三國聯軍伐秦，戰於彭衙，戰場上的最高指揮官竟是晉國的中軍元帥先且居。
要知道，前年（公元前627年）崤之戰時晉襄公還身披重孝，墨衰上陣。去年（公元前626年）晉國伐衛，襄公也曾親統大軍南下太行，並朝覲周襄王於河內溫邑。
但這次彭衙之戰，晉襄公沒能親御戎師。數月之間，先後開了卿大夫主持會盟與卿大夫統帥諸侯聯軍的兩重先例，這在晉國史上是破天荒的。
主持會盟與統帥聯軍本是春秋霸主的標誌和象徵，連這麼重要的國務都交由卿大夫代勞，極有可能，那時的晉襄公已經深陷疾病之苦。
晉襄公年紀輕輕，怎麼會罹患重疾？對此，《左傳》沒有一字交代。但《史記》的《趙世家》和《扁鵲倉公列傳》都記載了這麼一件事情：
襄公敗秦師於崤而歸縱淫。——《史記·趙世家》（《扁鵲倉公列傳》記載略同）
耽於女色，縱慾無度，不到30歲就掏空了身體，這大概是晉襄公英年早逝的主要原因。
司馬遷說，襄公縱淫是從崤之戰以後開始的。戰勝於崤而後縱慾，並非晉襄公恃功而驕。恰恰相反，此時的他正承受著巨大的壓力，不得不找一個出口來進行發洩。
襄公的嫡母和正妻都出自秦國公室，聯合秦國、敦親睦鄰又是先父文公定下的基本國策，所以從內心裡講，晉襄公不願同秦國撕破臉皮，在崤山兵戎相見（關於這一點，可以參看往期文章《崤之戰再檢討：只求戰勝秦國的先軫，就此埋下晉國霸權衰落的禍根》）。
但中軍元帥先軫極力主戰，他背後又有上軍主將先且居和上軍副將
趙衰等人的鼎力支持，晉襄公拗不過這幫子先朝重臣，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先君的遺策被更改，秦、晉邦交被破壞，朝政的主導權被從自己手中奪走，他能不苦悶嗎？
舊劇《雍正王朝》裡寫道，撫遠大將軍年羹堯取得燃燈寺大捷後，凱旋還朝。原本滿心歡喜的雍正皇帝正要論功行賞，卻意外地發現受賞將士只知有軍令，不知有聖旨。
連“皇上叫你們卸甲”這麼屁大點兒的事兒，眾將領都得先領了年大將軍的鈞諭才敢遵聖旨辦理。雍正在朝堂上威風掃地、灰頭土臉，一回到後宮便遷怒於年羹堯的胞妹年妃，一面強令她去衫，一面迭聲怒斥“卸甲，卸甲”！
我想晉襄公縱淫的心態，大概跟“卸甲、卸甲”的雍正爺一樣憋屈。
以上，我之所以要花費這麼大篇幅來分析公元前621年春、夏之際晉襄公的處境，是為了要說明，趙盾專權並不是因為襄公早逝、太子年幼的這個特殊時機所造成的偶然結果。
事實上，自晉襄公當國伊始，卿權壓倒君權的魔咒就始終困擾著他。掙扎到了生命的最後幾個月裡，因為病入膏肓，晉襄公再也無力對抗卿族的跋扈，趙氏專權遂成定局。
原本在春天的夷之蒐上晉襄公已經宣佈了對狐射姑的中軍元帥一職的任命，但黨於趙氏的太傅陽處父竟能矯詔重蒐於董，硬是推趙盾上去頂掉了狐射姑的位置。
《左傳》說陽處父“侵官”，杜預解釋道：
君已命帥，處父易之，故曰“侵官”。
——《左傳·文公六年傳》
這足以證明憑藉多年的苦心經營，趙氏一黨的勢力之大，已經到了無人能夠制衡的地步。就算沒有晉襄公的那一紙任命，趙盾照樣宰制朝堂，威服由己。
攫取國柄之後，趙盾甩開重病的晉襄公，迅速制定了一系列改弦更張的施政措施，並交由陽處父等人付諸實行。《左傳》載：
宣子於是乎始為國政，制事典，正法罪，闢獄刑，董逋逃，由質要，治舊洿，本秩禮，續常職，出滯淹。既成，以授大傅陽子與大師賈佗，使行諸晉國，以為常法。
——《左傳·文公六年傳》
趙盾創制的這部被歷史學家稱為“夷蒐之法”的法典，它的主要精神，一則突出法治，二則選賢任能。
用我們今天的眼光看，這部法典無疑代表著歷史發展的正確方向。但在當時，這部法典的頒佈卻極大地改變了晉國的政治生態與政治文化。
要知道，在“夷蒐之法”頒佈以前，晉國所奉行的是晉文公於公元前633年制定的“被廬之法”。與“夷搜之法”截然不同的是，新典尚法尚賢，舊典尚禮尚親。
尚禮尚親，意味著一個政治家或者一個政治家族能在多大程度上參與晉國的政治，取決於他與公室的血緣親疏，政治地位的高下是以親親尊尊的原則來劃定的。
這就不難理解為什麼“被廬之法”頒佈以後，趙盾之父趙衰不能留在中央輔政，而被遠遠兒地發配去了原縣：因為在親親尊尊的禮制規範下，趙氏以異姓疏屬的關係，當然地處於晉國政壇的弱勢地位。
可是，“夷蒐之法”的頒佈讓晉文公、晉襄公父子一貫堅持的用人原則被徹底改變。律法地位的凸顯勢必削弱公族血親的政治特權，選賢任能又進一步打擊了他們躋身政壇的身份優越性。
長此以往，基於西周禮制的世襲貴族政治勢必逐漸解體。因此，私淑周公的儒家聖人孔子後來批評趙盾說：
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左傳·昭公二十九年傳》
在晉襄公還沒有嚥氣的時候，趙盾就已經藉由 “夷蒐之法” 的頒佈建立起了異姓專政的法理依據。雖然這部法典遭到孔子的嚴厲批評，但它卻因為晉國的卿權日重而被繼承了下去。
到公元前513年，趙盾的後人趙鞅更是將這部法典的精神鑄於刑鼎，赤裸裸地向天下人宣告了“晉益弱，六卿皆大”（《史記·晉世家》）已經成為不可逆轉的時代潮流，晉國公室邁入了退出歷史舞臺的倒計時。
六卿益大、三家分晉，這些趙盾專政衍生出的長遠惡果，我們暫且置而不論，單說趙盾專政對晉國政治帶來的實時影響。
公元前615年，也就是趙盾專政的6年之後，秦、晉兩軍在河曲交戰。為了修補因士榖、樑益耳等五大夫叛亂而支離破碎的高層領導班子，趙盾選定了新一屆的晉國六卿。
《左傳》載：
秦為令狐之役故，冬，秦伯伐晉，取羈馬。晉人御之。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郄缺將上軍，臾駢佐之。欒盾將下軍，胥甲佐之。範無恤御戎，以從秦師於河曲。——《左傳·文公十二年傳》
在這份六卿名單中，值得特別注意的是新任下軍主將欒盾與新任下軍副將胥甲，因為他們二位分別是前任下軍主將欒枝和前任下軍副將胥臣的兒子。
這就是說，趙盾這個憑藉父蔭上位中軍元帥的“官二代”現在又通過提拔欒盾和胥甲，進一步強化了晉國諸卿世襲的傾向。
和浴血疆場、從死人堆兒裡爬出來的父輩不同，生於安逸、長於膏粱的貴胄子弟紛紛上位，直接導致了軍隊高層的決策能力與下級的執行能力的雙重退化。
河曲之戰時，秦軍開赴晉國上軍營前挑釁，上軍主將臾駢嚴令全軍深溝高壘，疲敵待變。但趙盾的從弟趙穿仗恃自己的後臺夠硬，違令出擊，輕敵冒進。趙盾得知這個消息之後怎麼表態呢？他說：
“秦獲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左傳·文公十二年傳》
“萬一秦軍俘虜了趙穿，那就等於俘虜了晉國一卿呀”。趙穿原不過一個普通的上軍大夫，哦，只因為他是趙家的側室，就身份貴重，擬於一卿？這話一出口，上軍主將臾駢的位置該怎麼擺？他豈不是要威信掃地？
更加不可理喻的是，對那位違抗軍令的趙家少爺，趙盾不但不加懲處，反而勒令全軍出擊，務必把他全須全眼兒地撈回來。軍令一下，三軍將士齊刷刷地拎著頭、豁出命去給魯莽的趙穿擦屁股。
本期話題公元前621年，晉文公之子晉襄公走到了生命的盡頭。在他死後，幼弱的太子夷皋遭到了權臣趙盾的挾制，晉國朝廷淪為趙氏的一言堂。
但是，趙氏專權卻不是因為襄公薨逝、太子年幼的偶然機會所致。事實上，早在晉襄公繼位之初，他就一直承受著來自先氏、趙氏等功臣的連手施壓。因為壓力太大，晉襄公頻頻縱慾發洩，以致30歲不到便英年早逝。
晉國朝廷從什麼時候開始，成了趙盾的一言堂？不少學者認為始於公元前621年八月晉襄公去世之後——襄公駕崩，太子夷皋年幼不能親政，國柄自然落到中軍元帥、朝廷首輔趙盾的手裡。
但這與《左傳》的記載並不相符，《左傳》載：
（公元前621年）六年春，晉蒐於夷，舍二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溫，改蒐於董，易中軍。陽子，成季之屬也，故黨於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宣子於是乎始為國政。——《左傳·文公六年傳》
這裡說的“始為國政”該怎麼解釋？我們不妨參考《左傳·宣公元年傳》的這個記載：
於是晉侯侈，趙宣子為政，驟諫而不入，故不競於楚。
——《左傳·宣公元年傳》
魯宣公元年也就是公元前608年，這一年是晉襄公之子晉靈公即位的第13個年頭。此時的靈公尚未成年，晉國還是趙盾當家，故而《左傳》說趙盾“為政”
。但追溯趙盾“為政”的起始時間，《左傳》卻不認為始於公元前621年八月晉襄公駕崩的時候。早在當年春天，剛剛上任中軍元帥的趙盾就已經開始執政了，所以《左傳》說“始為政”。
這三個字傳遞出來的信息是：在晉襄公生命的最後幾個月裡，他實際上是被趙盾架空的。
根據李孟存、李尚師二先生所著《晉國史》的看法，晉襄公姬歡去世的時候很可能還不到30歲，死亡原因是病故。我私下以為，晉襄公的這一場病並非突如其來的暴疾，早在五年前，他的健康狀況就已經令人擔憂了。
《左傳》記載，公元前625年的六月份，晉國發起垂隴會盟，魯、宋、陳、鄭四國應邀而來。但盟會上卻沒有見到晉襄公的身影，晉國司空士榖代替他坐到了主盟的席位上。到了這一年的冬天，晉國與宋、陳、鄭三國聯軍伐秦，戰於彭衙，戰場上的最高指揮官竟是晉國的中軍元帥先且居。
要知道，前年（公元前627年）崤之戰時晉襄公還身披重孝，墨衰上陣。去年（公元前626年）晉國伐衛，襄公也曾親統大軍南下太行，並朝覲周襄王於河內溫邑。
但這次彭衙之戰，晉襄公沒能親御戎師。數月之間，先後開了卿大夫主持會盟與卿大夫統帥諸侯聯軍的兩重先例，這在晉國史上是破天荒的。
主持會盟與統帥聯軍本是春秋霸主的標誌和象徵，連這麼重要的國務都交由卿大夫代勞，極有可能，那時的晉襄公已經深陷疾病之苦。
晉襄公年紀輕輕，怎麼會罹患重疾？對此，《左傳》沒有一字交代。但《史記》的《趙世家》和《扁鵲倉公列傳》都記載了這麼一件事情：
襄公敗秦師於崤而歸縱淫。——《史記·趙世家》（《扁鵲倉公列傳》記載略同）
耽於女色，縱慾無度，不到30歲就掏空了身體，這大概是晉襄公英年早逝的主要原因。
司馬遷說，襄公縱淫是從崤之戰以後開始的。戰勝於崤而後縱慾，並非晉襄公恃功而驕。恰恰相反，此時的他正承受著巨大的壓力，不得不找一個出口來進行發洩。
襄公的嫡母和正妻都出自秦國公室，聯合秦國、敦親睦鄰又是先父文公定下的基本國策，所以從內心裡講，晉襄公不願同秦國撕破臉皮，在崤山兵戎相見（關於這一點，可以參看往期文章《崤之戰再檢討：只求戰勝秦國的先軫，就此埋下晉國霸權衰落的禍根》）。
但中軍元帥先軫極力主戰，他背後又有上軍主將先且居和上軍副將
趙衰等人的鼎力支持，晉襄公拗不過這幫子先朝重臣，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先君的遺策被更改，秦、晉邦交被破壞，朝政的主導權被從自己手中奪走，他能不苦悶嗎？
舊劇《雍正王朝》裡寫道，撫遠大將軍年羹堯取得燃燈寺大捷後，凱旋還朝。原本滿心歡喜的雍正皇帝正要論功行賞，卻意外地發現受賞將士只知有軍令，不知有聖旨。
連“皇上叫你們卸甲”這麼屁大點兒的事兒，眾將領都得先領了年大將軍的鈞諭才敢遵聖旨辦理。雍正在朝堂上威風掃地、灰頭土臉，一回到後宮便遷怒於年羹堯的胞妹年妃，一面強令她去衫，一面迭聲怒斥“卸甲，卸甲”！
我想晉襄公縱淫的心態，大概跟“卸甲、卸甲”的雍正爺一樣憋屈。
以上，我之所以要花費這麼大篇幅來分析公元前621年春、夏之際晉襄公的處境，是為了要說明，趙盾專權並不是因為襄公早逝、太子年幼的這個特殊時機所造成的偶然結果。
事實上，自晉襄公當國伊始，卿權壓倒君權的魔咒就始終困擾著他。掙扎到了生命的最後幾個月裡，因為病入膏肓，晉襄公再也無力對抗卿族的跋扈，趙氏專權遂成定局。
原本在春天的夷之蒐上晉襄公已經宣佈了對狐射姑的中軍元帥一職的任命，但黨於趙氏的太傅陽處父竟能矯詔重蒐於董，硬是推趙盾上去頂掉了狐射姑的位置。
《左傳》說陽處父“侵官”，杜預解釋道：
君已命帥，處父易之，故曰“侵官”。
——《左傳·文公六年傳》
這足以證明憑藉多年的苦心經營，趙氏一黨的勢力之大，已經到了無人能夠制衡的地步。就算沒有晉襄公的那一紙任命，趙盾照樣宰制朝堂，威服由己。
攫取國柄之後，趙盾甩開重病的晉襄公，迅速制定了一系列改弦更張的施政措施，並交由陽處父等人付諸實行。《左傳》載：
宣子於是乎始為國政，制事典，正法罪，闢獄刑，董逋逃，由質要，治舊洿，本秩禮，續常職，出滯淹。既成，以授大傅陽子與大師賈佗，使行諸晉國，以為常法。
——《左傳·文公六年傳》
趙盾創制的這部被歷史學家稱為“夷蒐之法”的法典，它的主要精神，一則突出法治，二則選賢任能。
用我們今天的眼光看，這部法典無疑代表著歷史發展的正確方向。但在當時，這部法典的頒佈卻極大地改變了晉國的政治生態與政治文化。
要知道，在“夷蒐之法”頒佈以前，晉國所奉行的是晉文公於公元前633年制定的“被廬之法”。與“夷搜之法”截然不同的是，新典尚法尚賢，舊典尚禮尚親。
尚禮尚親，意味著一個政治家或者一個政治家族能在多大程度上參與晉國的政治，取決於他與公室的血緣親疏，政治地位的高下是以親親尊尊的原則來劃定的。
這就不難理解為什麼“被廬之法”頒佈以後，趙盾之父趙衰不能留在中央輔政，而被遠遠兒地發配去了原縣：因為在親親尊尊的禮制規範下，趙氏以異姓疏屬的關係，當然地處於晉國政壇的弱勢地位。
可是，“夷蒐之法”的頒佈讓晉文公、晉襄公父子一貫堅持的用人原則被徹底改變。律法地位的凸顯勢必削弱公族血親的政治特權，選賢任能又進一步打擊了他們躋身政壇的身份優越性。
長此以往，基於西周禮制的世襲貴族政治勢必逐漸解體。因此，私淑周公的儒家聖人孔子後來批評趙盾說：
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左傳·昭公二十九年傳》
在晉襄公還沒有嚥氣的時候，趙盾就已經藉由 “夷蒐之法” 的頒佈建立起了異姓專政的法理依據。雖然這部法典遭到孔子的嚴厲批評，但它卻因為晉國的卿權日重而被繼承了下去。
到公元前513年，趙盾的後人趙鞅更是將這部法典的精神鑄於刑鼎，赤裸裸地向天下人宣告了“晉益弱，六卿皆大”（《史記·晉世家》）已經成為不可逆轉的時代潮流，晉國公室邁入了退出歷史舞臺的倒計時。
六卿益大、三家分晉，這些趙盾專政衍生出的長遠惡果，我們暫且置而不論，單說趙盾專政對晉國政治帶來的實時影響。
公元前615年，也就是趙盾專政的6年之後，秦、晉兩軍在河曲交戰。為了修補因士榖、樑益耳等五大夫叛亂而支離破碎的高層領導班子，趙盾選定了新一屆的晉國六卿。
《左傳》載：
秦為令狐之役故，冬，秦伯伐晉，取羈馬。晉人御之。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郄缺將上軍，臾駢佐之。欒盾將下軍，胥甲佐之。範無恤御戎，以從秦師於河曲。——《左傳·文公十二年傳》
在這份六卿名單中，值得特別注意的是新任下軍主將欒盾與新任下軍副將胥甲，因為他們二位分別是前任下軍主將欒枝和前任下軍副將胥臣的兒子。
這就是說，趙盾這個憑藉父蔭上位中軍元帥的“官二代”現在又通過提拔欒盾和胥甲，進一步強化了晉國諸卿世襲的傾向。
和浴血疆場、從死人堆兒裡爬出來的父輩不同，生於安逸、長於膏粱的貴胄子弟紛紛上位，直接導致了軍隊高層的決策能力與下級的執行能力的雙重退化。
河曲之戰時，秦軍開赴晉國上軍營前挑釁，上軍主將臾駢嚴令全軍深溝高壘，疲敵待變。但趙盾的從弟趙穿仗恃自己的後臺夠硬，違令出擊，輕敵冒進。趙盾得知這個消息之後怎麼表態呢？他說：
“秦獲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左傳·文公十二年傳》
“萬一秦軍俘虜了趙穿，那就等於俘虜了晉國一卿呀”。趙穿原不過一個普通的上軍大夫，哦，只因為他是趙家的側室，就身份貴重，擬於一卿？這話一出口，上軍主將臾駢的位置該怎麼擺？他豈不是要威信掃地？
更加不可理喻的是，對那位違抗軍令的趙家少爺，趙盾不但不加懲處，反而勒令全軍出擊，務必把他全須全眼兒地撈回來。軍令一下，三軍將士齊刷刷地拎著頭、豁出命去給魯莽的趙穿擦屁股。
這一仗，因為晉軍傾巢出動，秦軍沒能如願達成伏擊趙穿的戰術目的，故而未及堅戰，便行撤退。
當晚，秦國使者造訪晉國上軍軍營，向主將臾駢下戰表：“今天你我兩軍將士皆未快意，明日便請再戰。”老辣的臾駢觀察到秦國使者目光遊移，言語失節，判斷秦軍約戰很可能只是虛張聲勢，暗地裡應該已經做了撤退的準備。
故而臾駢建議，晉軍應大膽前出到黃河東岸，一戰破敵。可是剛被秦軍的伏擊嚇破了膽的趙穿夥同下軍副將胥甲在轅門外高呼阻攔：
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秦師夜遁。——《左傳·文公十二年傳》
本期話題公元前621年，晉文公之子晉襄公走到了生命的盡頭。在他死後，幼弱的太子夷皋遭到了權臣趙盾的挾制，晉國朝廷淪為趙氏的一言堂。
但是，趙氏專權卻不是因為襄公薨逝、太子年幼的偶然機會所致。事實上，早在晉襄公繼位之初，他就一直承受著來自先氏、趙氏等功臣的連手施壓。因為壓力太大，晉襄公頻頻縱慾發洩，以致30歲不到便英年早逝。
晉國朝廷從什麼時候開始，成了趙盾的一言堂？不少學者認為始於公元前621年八月晉襄公去世之後——襄公駕崩，太子夷皋年幼不能親政，國柄自然落到中軍元帥、朝廷首輔趙盾的手裡。
但這與《左傳》的記載並不相符，《左傳》載：
（公元前621年）六年春，晉蒐於夷，舍二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溫，改蒐於董，易中軍。陽子，成季之屬也，故黨於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宣子於是乎始為國政。——《左傳·文公六年傳》
這裡說的“始為國政”該怎麼解釋？我們不妨參考《左傳·宣公元年傳》的這個記載：
於是晉侯侈，趙宣子為政，驟諫而不入，故不競於楚。
——《左傳·宣公元年傳》
魯宣公元年也就是公元前608年，這一年是晉襄公之子晉靈公即位的第13個年頭。此時的靈公尚未成年，晉國還是趙盾當家，故而《左傳》說趙盾“為政”
。但追溯趙盾“為政”的起始時間，《左傳》卻不認為始於公元前621年八月晉襄公駕崩的時候。早在當年春天，剛剛上任中軍元帥的趙盾就已經開始執政了，所以《左傳》說“始為政”。
這三個字傳遞出來的信息是：在晉襄公生命的最後幾個月裡，他實際上是被趙盾架空的。
根據李孟存、李尚師二先生所著《晉國史》的看法，晉襄公姬歡去世的時候很可能還不到30歲，死亡原因是病故。我私下以為，晉襄公的這一場病並非突如其來的暴疾，早在五年前，他的健康狀況就已經令人擔憂了。
《左傳》記載，公元前625年的六月份，晉國發起垂隴會盟，魯、宋、陳、鄭四國應邀而來。但盟會上卻沒有見到晉襄公的身影，晉國司空士榖代替他坐到了主盟的席位上。到了這一年的冬天，晉國與宋、陳、鄭三國聯軍伐秦，戰於彭衙，戰場上的最高指揮官竟是晉國的中軍元帥先且居。
要知道，前年（公元前627年）崤之戰時晉襄公還身披重孝，墨衰上陣。去年（公元前626年）晉國伐衛，襄公也曾親統大軍南下太行，並朝覲周襄王於河內溫邑。
但這次彭衙之戰，晉襄公沒能親御戎師。數月之間，先後開了卿大夫主持會盟與卿大夫統帥諸侯聯軍的兩重先例，這在晉國史上是破天荒的。
主持會盟與統帥聯軍本是春秋霸主的標誌和象徵，連這麼重要的國務都交由卿大夫代勞，極有可能，那時的晉襄公已經深陷疾病之苦。
晉襄公年紀輕輕，怎麼會罹患重疾？對此，《左傳》沒有一字交代。但《史記》的《趙世家》和《扁鵲倉公列傳》都記載了這麼一件事情：
襄公敗秦師於崤而歸縱淫。——《史記·趙世家》（《扁鵲倉公列傳》記載略同）
耽於女色，縱慾無度，不到30歲就掏空了身體，這大概是晉襄公英年早逝的主要原因。
司馬遷說，襄公縱淫是從崤之戰以後開始的。戰勝於崤而後縱慾，並非晉襄公恃功而驕。恰恰相反，此時的他正承受著巨大的壓力，不得不找一個出口來進行發洩。
襄公的嫡母和正妻都出自秦國公室，聯合秦國、敦親睦鄰又是先父文公定下的基本國策，所以從內心裡講，晉襄公不願同秦國撕破臉皮，在崤山兵戎相見（關於這一點，可以參看往期文章《崤之戰再檢討：只求戰勝秦國的先軫，就此埋下晉國霸權衰落的禍根》）。
但中軍元帥先軫極力主戰，他背後又有上軍主將先且居和上軍副將
趙衰等人的鼎力支持，晉襄公拗不過這幫子先朝重臣，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先君的遺策被更改，秦、晉邦交被破壞，朝政的主導權被從自己手中奪走，他能不苦悶嗎？
舊劇《雍正王朝》裡寫道，撫遠大將軍年羹堯取得燃燈寺大捷後，凱旋還朝。原本滿心歡喜的雍正皇帝正要論功行賞，卻意外地發現受賞將士只知有軍令，不知有聖旨。
連“皇上叫你們卸甲”這麼屁大點兒的事兒，眾將領都得先領了年大將軍的鈞諭才敢遵聖旨辦理。雍正在朝堂上威風掃地、灰頭土臉，一回到後宮便遷怒於年羹堯的胞妹年妃，一面強令她去衫，一面迭聲怒斥“卸甲，卸甲”！
我想晉襄公縱淫的心態，大概跟“卸甲、卸甲”的雍正爺一樣憋屈。
以上，我之所以要花費這麼大篇幅來分析公元前621年春、夏之際晉襄公的處境，是為了要說明，趙盾專權並不是因為襄公早逝、太子年幼的這個特殊時機所造成的偶然結果。
事實上，自晉襄公當國伊始，卿權壓倒君權的魔咒就始終困擾著他。掙扎到了生命的最後幾個月裡，因為病入膏肓，晉襄公再也無力對抗卿族的跋扈，趙氏專權遂成定局。
原本在春天的夷之蒐上晉襄公已經宣佈了對狐射姑的中軍元帥一職的任命，但黨於趙氏的太傅陽處父竟能矯詔重蒐於董，硬是推趙盾上去頂掉了狐射姑的位置。
《左傳》說陽處父“侵官”，杜預解釋道：
君已命帥，處父易之，故曰“侵官”。
——《左傳·文公六年傳》
這足以證明憑藉多年的苦心經營，趙氏一黨的勢力之大，已經到了無人能夠制衡的地步。就算沒有晉襄公的那一紙任命，趙盾照樣宰制朝堂，威服由己。
攫取國柄之後，趙盾甩開重病的晉襄公，迅速制定了一系列改弦更張的施政措施，並交由陽處父等人付諸實行。《左傳》載：
宣子於是乎始為國政，制事典，正法罪，闢獄刑，董逋逃，由質要，治舊洿，本秩禮，續常職，出滯淹。既成，以授大傅陽子與大師賈佗，使行諸晉國，以為常法。
——《左傳·文公六年傳》
趙盾創制的這部被歷史學家稱為“夷蒐之法”的法典，它的主要精神，一則突出法治，二則選賢任能。
用我們今天的眼光看，這部法典無疑代表著歷史發展的正確方向。但在當時，這部法典的頒佈卻極大地改變了晉國的政治生態與政治文化。
要知道，在“夷蒐之法”頒佈以前，晉國所奉行的是晉文公於公元前633年制定的“被廬之法”。與“夷搜之法”截然不同的是，新典尚法尚賢，舊典尚禮尚親。
尚禮尚親，意味著一個政治家或者一個政治家族能在多大程度上參與晉國的政治，取決於他與公室的血緣親疏，政治地位的高下是以親親尊尊的原則來劃定的。
這就不難理解為什麼“被廬之法”頒佈以後，趙盾之父趙衰不能留在中央輔政，而被遠遠兒地發配去了原縣：因為在親親尊尊的禮制規範下，趙氏以異姓疏屬的關係，當然地處於晉國政壇的弱勢地位。
可是，“夷蒐之法”的頒佈讓晉文公、晉襄公父子一貫堅持的用人原則被徹底改變。律法地位的凸顯勢必削弱公族血親的政治特權，選賢任能又進一步打擊了他們躋身政壇的身份優越性。
長此以往，基於西周禮制的世襲貴族政治勢必逐漸解體。因此，私淑周公的儒家聖人孔子後來批評趙盾說：
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左傳·昭公二十九年傳》
在晉襄公還沒有嚥氣的時候，趙盾就已經藉由 “夷蒐之法” 的頒佈建立起了異姓專政的法理依據。雖然這部法典遭到孔子的嚴厲批評，但它卻因為晉國的卿權日重而被繼承了下去。
到公元前513年，趙盾的後人趙鞅更是將這部法典的精神鑄於刑鼎，赤裸裸地向天下人宣告了“晉益弱，六卿皆大”（《史記·晉世家》）已經成為不可逆轉的時代潮流，晉國公室邁入了退出歷史舞臺的倒計時。
六卿益大、三家分晉，這些趙盾專政衍生出的長遠惡果，我們暫且置而不論，單說趙盾專政對晉國政治帶來的實時影響。
公元前615年，也就是趙盾專政的6年之後，秦、晉兩軍在河曲交戰。為了修補因士榖、樑益耳等五大夫叛亂而支離破碎的高層領導班子，趙盾選定了新一屆的晉國六卿。
《左傳》載：
秦為令狐之役故，冬，秦伯伐晉，取羈馬。晉人御之。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郄缺將上軍，臾駢佐之。欒盾將下軍，胥甲佐之。範無恤御戎，以從秦師於河曲。——《左傳·文公十二年傳》
在這份六卿名單中，值得特別注意的是新任下軍主將欒盾與新任下軍副將胥甲，因為他們二位分別是前任下軍主將欒枝和前任下軍副將胥臣的兒子。
這就是說，趙盾這個憑藉父蔭上位中軍元帥的“官二代”現在又通過提拔欒盾和胥甲，進一步強化了晉國諸卿世襲的傾向。
和浴血疆場、從死人堆兒裡爬出來的父輩不同，生於安逸、長於膏粱的貴胄子弟紛紛上位，直接導致了軍隊高層的決策能力與下級的執行能力的雙重退化。
河曲之戰時，秦軍開赴晉國上軍營前挑釁，上軍主將臾駢嚴令全軍深溝高壘，疲敵待變。但趙盾的從弟趙穿仗恃自己的後臺夠硬，違令出擊，輕敵冒進。趙盾得知這個消息之後怎麼表態呢？他說：
“秦獲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左傳·文公十二年傳》
“萬一秦軍俘虜了趙穿，那就等於俘虜了晉國一卿呀”。趙穿原不過一個普通的上軍大夫，哦，只因為他是趙家的側室，就身份貴重，擬於一卿？這話一出口，上軍主將臾駢的位置該怎麼擺？他豈不是要威信掃地？
更加不可理喻的是，對那位違抗軍令的趙家少爺，趙盾不但不加懲處，反而勒令全軍出擊，務必把他全須全眼兒地撈回來。軍令一下，三軍將士齊刷刷地拎著頭、豁出命去給魯莽的趙穿擦屁股。
這一仗，因為晉軍傾巢出動，秦軍沒能如願達成伏擊趙穿的戰術目的，故而未及堅戰，便行撤退。
當晚，秦國使者造訪晉國上軍軍營，向主將臾駢下戰表：“今天你我兩軍將士皆未快意，明日便請再戰。”老辣的臾駢觀察到秦國使者目光遊移，言語失節，判斷秦軍約戰很可能只是虛張聲勢，暗地裡應該已經做了撤退的準備。
故而臾駢建議，晉軍應大膽前出到黃河東岸，一戰破敵。可是剛被秦軍的伏擊嚇破了膽的趙穿夥同下軍副將胥甲在轅門外高呼阻攔：
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秦師夜遁。——《左傳·文公十二年傳》
因為趙穿、胥甲的干擾，晉軍兩次錯判敵情，貽誤戰機。但丟掉河曲一戰的勝利還不是最慘痛的損失，更為致命的是，自被廬之蒐建立三軍六卿制以來，晉國的歷次軍事行動還從未出現過像河曲之戰這樣軍令不行、上下相違的怪象。
18年後，晉國的宿敵楚國北上伐鄭，晉、楚兩軍自城濮戰後再度相遇中原，大夫伍參向楚莊王預言道：
“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縠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眾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左傳·宣公十二年傳》
本期話題公元前621年，晉文公之子晉襄公走到了生命的盡頭。在他死後，幼弱的太子夷皋遭到了權臣趙盾的挾制，晉國朝廷淪為趙氏的一言堂。
但是，趙氏專權卻不是因為襄公薨逝、太子年幼的偶然機會所致。事實上，早在晉襄公繼位之初，他就一直承受著來自先氏、趙氏等功臣的連手施壓。因為壓力太大，晉襄公頻頻縱慾發洩，以致30歲不到便英年早逝。
晉國朝廷從什麼時候開始，成了趙盾的一言堂？不少學者認為始於公元前621年八月晉襄公去世之後——襄公駕崩，太子夷皋年幼不能親政，國柄自然落到中軍元帥、朝廷首輔趙盾的手裡。
但這與《左傳》的記載並不相符，《左傳》載：
（公元前621年）六年春，晉蒐於夷，舍二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溫，改蒐於董，易中軍。陽子，成季之屬也，故黨於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宣子於是乎始為國政。——《左傳·文公六年傳》
這裡說的“始為國政”該怎麼解釋？我們不妨參考《左傳·宣公元年傳》的這個記載：
於是晉侯侈，趙宣子為政，驟諫而不入，故不競於楚。
——《左傳·宣公元年傳》
魯宣公元年也就是公元前608年，這一年是晉襄公之子晉靈公即位的第13個年頭。此時的靈公尚未成年，晉國還是趙盾當家，故而《左傳》說趙盾“為政”
。但追溯趙盾“為政”的起始時間，《左傳》卻不認為始於公元前621年八月晉襄公駕崩的時候。早在當年春天，剛剛上任中軍元帥的趙盾就已經開始執政了，所以《左傳》說“始為政”。
這三個字傳遞出來的信息是：在晉襄公生命的最後幾個月裡，他實際上是被趙盾架空的。
根據李孟存、李尚師二先生所著《晉國史》的看法，晉襄公姬歡去世的時候很可能還不到30歲，死亡原因是病故。我私下以為，晉襄公的這一場病並非突如其來的暴疾，早在五年前，他的健康狀況就已經令人擔憂了。
《左傳》記載，公元前625年的六月份，晉國發起垂隴會盟，魯、宋、陳、鄭四國應邀而來。但盟會上卻沒有見到晉襄公的身影，晉國司空士榖代替他坐到了主盟的席位上。到了這一年的冬天，晉國與宋、陳、鄭三國聯軍伐秦，戰於彭衙，戰場上的最高指揮官竟是晉國的中軍元帥先且居。
要知道，前年（公元前627年）崤之戰時晉襄公還身披重孝，墨衰上陣。去年（公元前626年）晉國伐衛，襄公也曾親統大軍南下太行，並朝覲周襄王於河內溫邑。
但這次彭衙之戰，晉襄公沒能親御戎師。數月之間，先後開了卿大夫主持會盟與卿大夫統帥諸侯聯軍的兩重先例，這在晉國史上是破天荒的。
主持會盟與統帥聯軍本是春秋霸主的標誌和象徵，連這麼重要的國務都交由卿大夫代勞，極有可能，那時的晉襄公已經深陷疾病之苦。
晉襄公年紀輕輕，怎麼會罹患重疾？對此，《左傳》沒有一字交代。但《史記》的《趙世家》和《扁鵲倉公列傳》都記載了這麼一件事情：
襄公敗秦師於崤而歸縱淫。——《史記·趙世家》（《扁鵲倉公列傳》記載略同）
耽於女色，縱慾無度，不到30歲就掏空了身體，這大概是晉襄公英年早逝的主要原因。
司馬遷說，襄公縱淫是從崤之戰以後開始的。戰勝於崤而後縱慾，並非晉襄公恃功而驕。恰恰相反，此時的他正承受著巨大的壓力，不得不找一個出口來進行發洩。
襄公的嫡母和正妻都出自秦國公室，聯合秦國、敦親睦鄰又是先父文公定下的基本國策，所以從內心裡講，晉襄公不願同秦國撕破臉皮，在崤山兵戎相見（關於這一點，可以參看往期文章《崤之戰再檢討：只求戰勝秦國的先軫，就此埋下晉國霸權衰落的禍根》）。
但中軍元帥先軫極力主戰，他背後又有上軍主將先且居和上軍副將
趙衰等人的鼎力支持，晉襄公拗不過這幫子先朝重臣，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先君的遺策被更改，秦、晉邦交被破壞，朝政的主導權被從自己手中奪走，他能不苦悶嗎？
舊劇《雍正王朝》裡寫道，撫遠大將軍年羹堯取得燃燈寺大捷後，凱旋還朝。原本滿心歡喜的雍正皇帝正要論功行賞，卻意外地發現受賞將士只知有軍令，不知有聖旨。
連“皇上叫你們卸甲”這麼屁大點兒的事兒，眾將領都得先領了年大將軍的鈞諭才敢遵聖旨辦理。雍正在朝堂上威風掃地、灰頭土臉，一回到後宮便遷怒於年羹堯的胞妹年妃，一面強令她去衫，一面迭聲怒斥“卸甲，卸甲”！
我想晉襄公縱淫的心態，大概跟“卸甲、卸甲”的雍正爺一樣憋屈。
以上，我之所以要花費這麼大篇幅來分析公元前621年春、夏之際晉襄公的處境，是為了要說明，趙盾專權並不是因為襄公早逝、太子年幼的這個特殊時機所造成的偶然結果。
事實上，自晉襄公當國伊始，卿權壓倒君權的魔咒就始終困擾著他。掙扎到了生命的最後幾個月裡，因為病入膏肓，晉襄公再也無力對抗卿族的跋扈，趙氏專權遂成定局。
原本在春天的夷之蒐上晉襄公已經宣佈了對狐射姑的中軍元帥一職的任命，但黨於趙氏的太傅陽處父竟能矯詔重蒐於董，硬是推趙盾上去頂掉了狐射姑的位置。
《左傳》說陽處父“侵官”，杜預解釋道：
君已命帥，處父易之，故曰“侵官”。
——《左傳·文公六年傳》
這足以證明憑藉多年的苦心經營，趙氏一黨的勢力之大，已經到了無人能夠制衡的地步。就算沒有晉襄公的那一紙任命，趙盾照樣宰制朝堂，威服由己。
攫取國柄之後，趙盾甩開重病的晉襄公，迅速制定了一系列改弦更張的施政措施，並交由陽處父等人付諸實行。《左傳》載：
宣子於是乎始為國政，制事典，正法罪，闢獄刑，董逋逃，由質要，治舊洿，本秩禮，續常職，出滯淹。既成，以授大傅陽子與大師賈佗，使行諸晉國，以為常法。
——《左傳·文公六年傳》
趙盾創制的這部被歷史學家稱為“夷蒐之法”的法典，它的主要精神，一則突出法治，二則選賢任能。
用我們今天的眼光看，這部法典無疑代表著歷史發展的正確方向。但在當時，這部法典的頒佈卻極大地改變了晉國的政治生態與政治文化。
要知道，在“夷蒐之法”頒佈以前，晉國所奉行的是晉文公於公元前633年制定的“被廬之法”。與“夷搜之法”截然不同的是，新典尚法尚賢，舊典尚禮尚親。
尚禮尚親，意味著一個政治家或者一個政治家族能在多大程度上參與晉國的政治，取決於他與公室的血緣親疏，政治地位的高下是以親親尊尊的原則來劃定的。
這就不難理解為什麼“被廬之法”頒佈以後，趙盾之父趙衰不能留在中央輔政，而被遠遠兒地發配去了原縣：因為在親親尊尊的禮制規範下，趙氏以異姓疏屬的關係，當然地處於晉國政壇的弱勢地位。
可是，“夷蒐之法”的頒佈讓晉文公、晉襄公父子一貫堅持的用人原則被徹底改變。律法地位的凸顯勢必削弱公族血親的政治特權，選賢任能又進一步打擊了他們躋身政壇的身份優越性。
長此以往，基於西周禮制的世襲貴族政治勢必逐漸解體。因此，私淑周公的儒家聖人孔子後來批評趙盾說：
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左傳·昭公二十九年傳》
在晉襄公還沒有嚥氣的時候，趙盾就已經藉由 “夷蒐之法” 的頒佈建立起了異姓專政的法理依據。雖然這部法典遭到孔子的嚴厲批評，但它卻因為晉國的卿權日重而被繼承了下去。
到公元前513年，趙盾的後人趙鞅更是將這部法典的精神鑄於刑鼎，赤裸裸地向天下人宣告了“晉益弱，六卿皆大”（《史記·晉世家》）已經成為不可逆轉的時代潮流，晉國公室邁入了退出歷史舞臺的倒計時。
六卿益大、三家分晉，這些趙盾專政衍生出的長遠惡果，我們暫且置而不論，單說趙盾專政對晉國政治帶來的實時影響。
公元前615年，也就是趙盾專政的6年之後，秦、晉兩軍在河曲交戰。為了修補因士榖、樑益耳等五大夫叛亂而支離破碎的高層領導班子，趙盾選定了新一屆的晉國六卿。
《左傳》載：
秦為令狐之役故，冬，秦伯伐晉，取羈馬。晉人御之。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郄缺將上軍，臾駢佐之。欒盾將下軍，胥甲佐之。範無恤御戎，以從秦師於河曲。——《左傳·文公十二年傳》
在這份六卿名單中，值得特別注意的是新任下軍主將欒盾與新任下軍副將胥甲，因為他們二位分別是前任下軍主將欒枝和前任下軍副將胥臣的兒子。
這就是說，趙盾這個憑藉父蔭上位中軍元帥的“官二代”現在又通過提拔欒盾和胥甲，進一步強化了晉國諸卿世襲的傾向。
和浴血疆場、從死人堆兒裡爬出來的父輩不同，生於安逸、長於膏粱的貴胄子弟紛紛上位，直接導致了軍隊高層的決策能力與下級的執行能力的雙重退化。
河曲之戰時，秦軍開赴晉國上軍營前挑釁，上軍主將臾駢嚴令全軍深溝高壘，疲敵待變。但趙盾的從弟趙穿仗恃自己的後臺夠硬，違令出擊，輕敵冒進。趙盾得知這個消息之後怎麼表態呢？他說：
“秦獲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左傳·文公十二年傳》
“萬一秦軍俘虜了趙穿，那就等於俘虜了晉國一卿呀”。趙穿原不過一個普通的上軍大夫，哦，只因為他是趙家的側室，就身份貴重，擬於一卿？這話一出口，上軍主將臾駢的位置該怎麼擺？他豈不是要威信掃地？
更加不可理喻的是，對那位違抗軍令的趙家少爺，趙盾不但不加懲處，反而勒令全軍出擊，務必把他全須全眼兒地撈回來。軍令一下，三軍將士齊刷刷地拎著頭、豁出命去給魯莽的趙穿擦屁股。
這一仗，因為晉軍傾巢出動，秦軍沒能如願達成伏擊趙穿的戰術目的，故而未及堅戰，便行撤退。
當晚，秦國使者造訪晉國上軍軍營，向主將臾駢下戰表：“今天你我兩軍將士皆未快意，明日便請再戰。”老辣的臾駢觀察到秦國使者目光遊移，言語失節，判斷秦軍約戰很可能只是虛張聲勢，暗地裡應該已經做了撤退的準備。
故而臾駢建議，晉軍應大膽前出到黃河東岸，一戰破敵。可是剛被秦軍的伏擊嚇破了膽的趙穿夥同下軍副將胥甲在轅門外高呼阻攔：
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秦師夜遁。——《左傳·文公十二年傳》
因為趙穿、胥甲的干擾，晉軍兩次錯判敵情，貽誤戰機。但丟掉河曲一戰的勝利還不是最慘痛的損失，更為致命的是，自被廬之蒐建立三軍六卿制以來，晉國的歷次軍事行動還從未出現過像河曲之戰這樣軍令不行、上下相違的怪象。
18年後，晉國的宿敵楚國北上伐鄭，晉、楚兩軍自城濮戰後再度相遇中原，大夫伍參向楚莊王預言道：
“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縠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眾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左傳·宣公十二年傳》
主帥沒有威信，下屬不肯用命。河曲的怪象又在邲之戰上重演，晉軍因此慘敗，中原霸權也隨之易手。追溯往事，這難道不是世卿世祿這顆毒瘤惡化的後果嗎？
參考文獻：
白國紅《春秋晉國趙氏研究》
瀧川資言《史記會注考證》
李孟存、李尚師《晉國史》
（韓）李裕杓《西周王朝軍事領導機制研究》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
徐元誥《國語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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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話題公元前621年，晉文公之子晉襄公走到了生命的盡頭。在他死後，幼弱的太子夷皋遭到了權臣趙盾的挾制，晉國朝廷淪為趙氏的一言堂。
但是，趙氏專權卻不是因為襄公薨逝、太子年幼的偶然機會所致。事實上，早在晉襄公繼位之初，他就一直承受著來自先氏、趙氏等功臣的連手施壓。因為壓力太大，晉襄公頻頻縱慾發洩，以致30歲不到便英年早逝。
晉國朝廷從什麼時候開始，成了趙盾的一言堂？不少學者認為始於公元前621年八月晉襄公去世之後——襄公駕崩，太子夷皋年幼不能親政，國柄自然落到中軍元帥、朝廷首輔趙盾的手裡。
但這與《左傳》的記載並不相符，《左傳》載：
（公元前621年）六年春，晉蒐於夷，舍二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溫，改蒐於董，易中軍。陽子，成季之屬也，故黨於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宣子於是乎始為國政。——《左傳·文公六年傳》
這裡說的“始為國政”該怎麼解釋？我們不妨參考《左傳·宣公元年傳》的這個記載：
於是晉侯侈，趙宣子為政，驟諫而不入，故不競於楚。
——《左傳·宣公元年傳》
魯宣公元年也就是公元前608年，這一年是晉襄公之子晉靈公即位的第13個年頭。此時的靈公尚未成年，晉國還是趙盾當家，故而《左傳》說趙盾“為政”
。但追溯趙盾“為政”的起始時間，《左傳》卻不認為始於公元前621年八月晉襄公駕崩的時候。早在當年春天，剛剛上任中軍元帥的趙盾就已經開始執政了，所以《左傳》說“始為政”。
這三個字傳遞出來的信息是：在晉襄公生命的最後幾個月裡，他實際上是被趙盾架空的。
根據李孟存、李尚師二先生所著《晉國史》的看法，晉襄公姬歡去世的時候很可能還不到30歲，死亡原因是病故。我私下以為，晉襄公的這一場病並非突如其來的暴疾，早在五年前，他的健康狀況就已經令人擔憂了。
《左傳》記載，公元前625年的六月份，晉國發起垂隴會盟，魯、宋、陳、鄭四國應邀而來。但盟會上卻沒有見到晉襄公的身影，晉國司空士榖代替他坐到了主盟的席位上。到了這一年的冬天，晉國與宋、陳、鄭三國聯軍伐秦，戰於彭衙，戰場上的最高指揮官竟是晉國的中軍元帥先且居。
要知道，前年（公元前627年）崤之戰時晉襄公還身披重孝，墨衰上陣。去年（公元前626年）晉國伐衛，襄公也曾親統大軍南下太行，並朝覲周襄王於河內溫邑。
但這次彭衙之戰，晉襄公沒能親御戎師。數月之間，先後開了卿大夫主持會盟與卿大夫統帥諸侯聯軍的兩重先例，這在晉國史上是破天荒的。
主持會盟與統帥聯軍本是春秋霸主的標誌和象徵，連這麼重要的國務都交由卿大夫代勞，極有可能，那時的晉襄公已經深陷疾病之苦。
晉襄公年紀輕輕，怎麼會罹患重疾？對此，《左傳》沒有一字交代。但《史記》的《趙世家》和《扁鵲倉公列傳》都記載了這麼一件事情：
襄公敗秦師於崤而歸縱淫。——《史記·趙世家》（《扁鵲倉公列傳》記載略同）
耽於女色，縱慾無度，不到30歲就掏空了身體，這大概是晉襄公英年早逝的主要原因。
司馬遷說，襄公縱淫是從崤之戰以後開始的。戰勝於崤而後縱慾，並非晉襄公恃功而驕。恰恰相反，此時的他正承受著巨大的壓力，不得不找一個出口來進行發洩。
襄公的嫡母和正妻都出自秦國公室，聯合秦國、敦親睦鄰又是先父文公定下的基本國策，所以從內心裡講，晉襄公不願同秦國撕破臉皮，在崤山兵戎相見（關於這一點，可以參看往期文章《崤之戰再檢討：只求戰勝秦國的先軫，就此埋下晉國霸權衰落的禍根》）。
但中軍元帥先軫極力主戰，他背後又有上軍主將先且居和上軍副將
趙衰等人的鼎力支持，晉襄公拗不過這幫子先朝重臣，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先君的遺策被更改，秦、晉邦交被破壞，朝政的主導權被從自己手中奪走，他能不苦悶嗎？
舊劇《雍正王朝》裡寫道，撫遠大將軍年羹堯取得燃燈寺大捷後，凱旋還朝。原本滿心歡喜的雍正皇帝正要論功行賞，卻意外地發現受賞將士只知有軍令，不知有聖旨。
連“皇上叫你們卸甲”這麼屁大點兒的事兒，眾將領都得先領了年大將軍的鈞諭才敢遵聖旨辦理。雍正在朝堂上威風掃地、灰頭土臉，一回到後宮便遷怒於年羹堯的胞妹年妃，一面強令她去衫，一面迭聲怒斥“卸甲，卸甲”！
我想晉襄公縱淫的心態，大概跟“卸甲、卸甲”的雍正爺一樣憋屈。
以上，我之所以要花費這麼大篇幅來分析公元前621年春、夏之際晉襄公的處境，是為了要說明，趙盾專權並不是因為襄公早逝、太子年幼的這個特殊時機所造成的偶然結果。
事實上，自晉襄公當國伊始，卿權壓倒君權的魔咒就始終困擾著他。掙扎到了生命的最後幾個月裡，因為病入膏肓，晉襄公再也無力對抗卿族的跋扈，趙氏專權遂成定局。
原本在春天的夷之蒐上晉襄公已經宣佈了對狐射姑的中軍元帥一職的任命，但黨於趙氏的太傅陽處父竟能矯詔重蒐於董，硬是推趙盾上去頂掉了狐射姑的位置。
《左傳》說陽處父“侵官”，杜預解釋道：
君已命帥，處父易之，故曰“侵官”。
——《左傳·文公六年傳》
這足以證明憑藉多年的苦心經營，趙氏一黨的勢力之大，已經到了無人能夠制衡的地步。就算沒有晉襄公的那一紙任命，趙盾照樣宰制朝堂，威服由己。
攫取國柄之後，趙盾甩開重病的晉襄公，迅速制定了一系列改弦更張的施政措施，並交由陽處父等人付諸實行。《左傳》載：
宣子於是乎始為國政，制事典，正法罪，闢獄刑，董逋逃，由質要，治舊洿，本秩禮，續常職，出滯淹。既成，以授大傅陽子與大師賈佗，使行諸晉國，以為常法。
——《左傳·文公六年傳》
趙盾創制的這部被歷史學家稱為“夷蒐之法”的法典，它的主要精神，一則突出法治，二則選賢任能。
用我們今天的眼光看，這部法典無疑代表著歷史發展的正確方向。但在當時，這部法典的頒佈卻極大地改變了晉國的政治生態與政治文化。
要知道，在“夷蒐之法”頒佈以前，晉國所奉行的是晉文公於公元前633年制定的“被廬之法”。與“夷搜之法”截然不同的是，新典尚法尚賢，舊典尚禮尚親。
尚禮尚親，意味著一個政治家或者一個政治家族能在多大程度上參與晉國的政治，取決於他與公室的血緣親疏，政治地位的高下是以親親尊尊的原則來劃定的。
這就不難理解為什麼“被廬之法”頒佈以後，趙盾之父趙衰不能留在中央輔政，而被遠遠兒地發配去了原縣：因為在親親尊尊的禮制規範下，趙氏以異姓疏屬的關係，當然地處於晉國政壇的弱勢地位。
可是，“夷蒐之法”的頒佈讓晉文公、晉襄公父子一貫堅持的用人原則被徹底改變。律法地位的凸顯勢必削弱公族血親的政治特權，選賢任能又進一步打擊了他們躋身政壇的身份優越性。
長此以往，基於西周禮制的世襲貴族政治勢必逐漸解體。因此，私淑周公的儒家聖人孔子後來批評趙盾說：
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左傳·昭公二十九年傳》
在晉襄公還沒有嚥氣的時候，趙盾就已經藉由 “夷蒐之法” 的頒佈建立起了異姓專政的法理依據。雖然這部法典遭到孔子的嚴厲批評，但它卻因為晉國的卿權日重而被繼承了下去。
到公元前513年，趙盾的後人趙鞅更是將這部法典的精神鑄於刑鼎，赤裸裸地向天下人宣告了“晉益弱，六卿皆大”（《史記·晉世家》）已經成為不可逆轉的時代潮流，晉國公室邁入了退出歷史舞臺的倒計時。
六卿益大、三家分晉，這些趙盾專政衍生出的長遠惡果，我們暫且置而不論，單說趙盾專政對晉國政治帶來的實時影響。
公元前615年，也就是趙盾專政的6年之後，秦、晉兩軍在河曲交戰。為了修補因士榖、樑益耳等五大夫叛亂而支離破碎的高層領導班子，趙盾選定了新一屆的晉國六卿。
《左傳》載：
秦為令狐之役故，冬，秦伯伐晉，取羈馬。晉人御之。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郄缺將上軍，臾駢佐之。欒盾將下軍，胥甲佐之。範無恤御戎，以從秦師於河曲。——《左傳·文公十二年傳》
在這份六卿名單中，值得特別注意的是新任下軍主將欒盾與新任下軍副將胥甲，因為他們二位分別是前任下軍主將欒枝和前任下軍副將胥臣的兒子。
這就是說，趙盾這個憑藉父蔭上位中軍元帥的“官二代”現在又通過提拔欒盾和胥甲，進一步強化了晉國諸卿世襲的傾向。
和浴血疆場、從死人堆兒裡爬出來的父輩不同，生於安逸、長於膏粱的貴胄子弟紛紛上位，直接導致了軍隊高層的決策能力與下級的執行能力的雙重退化。
河曲之戰時，秦軍開赴晉國上軍營前挑釁，上軍主將臾駢嚴令全軍深溝高壘，疲敵待變。但趙盾的從弟趙穿仗恃自己的後臺夠硬，違令出擊，輕敵冒進。趙盾得知這個消息之後怎麼表態呢？他說：
“秦獲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左傳·文公十二年傳》
“萬一秦軍俘虜了趙穿，那就等於俘虜了晉國一卿呀”。趙穿原不過一個普通的上軍大夫，哦，只因為他是趙家的側室，就身份貴重，擬於一卿？這話一出口，上軍主將臾駢的位置該怎麼擺？他豈不是要威信掃地？
更加不可理喻的是，對那位違抗軍令的趙家少爺，趙盾不但不加懲處，反而勒令全軍出擊，務必把他全須全眼兒地撈回來。軍令一下，三軍將士齊刷刷地拎著頭、豁出命去給魯莽的趙穿擦屁股。
這一仗，因為晉軍傾巢出動，秦軍沒能如願達成伏擊趙穿的戰術目的，故而未及堅戰，便行撤退。
當晚，秦國使者造訪晉國上軍軍營，向主將臾駢下戰表：“今天你我兩軍將士皆未快意，明日便請再戰。”老辣的臾駢觀察到秦國使者目光遊移，言語失節，判斷秦軍約戰很可能只是虛張聲勢，暗地裡應該已經做了撤退的準備。
故而臾駢建議，晉軍應大膽前出到黃河東岸，一戰破敵。可是剛被秦軍的伏擊嚇破了膽的趙穿夥同下軍副將胥甲在轅門外高呼阻攔：
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秦師夜遁。——《左傳·文公十二年傳》
因為趙穿、胥甲的干擾，晉軍兩次錯判敵情，貽誤戰機。但丟掉河曲一戰的勝利還不是最慘痛的損失，更為致命的是，自被廬之蒐建立三軍六卿制以來，晉國的歷次軍事行動還從未出現過像河曲之戰這樣軍令不行、上下相違的怪象。
18年後，晉國的宿敵楚國北上伐鄭，晉、楚兩軍自城濮戰後再度相遇中原，大夫伍參向楚莊王預言道：
“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縠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眾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左傳·宣公十二年傳》
主帥沒有威信，下屬不肯用命。河曲的怪象又在邲之戰上重演，晉軍因此慘敗，中原霸權也隨之易手。追溯往事，這難道不是世卿世祿這顆毒瘤惡化的後果嗎？
參考文獻：
白國紅《春秋晉國趙氏研究》
瀧川資言《史記會注考證》
李孟存、李尚師《晉國史》
（韓）李裕杓《西周王朝軍事領導機制研究》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
徐元誥《國語集解》
本文系晉公子原創。已簽約維權騎士，對原創版權進行保護，侵權必究！如需轉載，請聯繫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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