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金融出現明顯的脫實向虛的偏差，改革開放將近40年以後積累雄厚的社會資本、民間資金為什麼不願意流入實體經濟？一定是要素流動不充分，經濟學裡說如果要素充分流動，不應該在某一個領域裡實現超額利潤。這就必須給出一個基本判斷，中國金融業出現過度的壟斷，這些壟斷有可能是行政因素造成的，當然也不排除自然階段性、寡頭式的壟斷因素。我們能做的是消除行政壟斷因素，這就涉及到供給側改革攻堅克難的命題。”6月18日，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原所長賈康在2017青島·中國財富論壇上表示。
賈康表示，如果要讓要素流動更暢通，減少阻礙，他並不認為監管過鬆，而很可能是監管選擇性過緊，不適當的選擇性過緊，背後則是不正當的行政因素。
因此，賈康建議，第一，明確樹立金融為實體經濟發展和升級換代服務。
第二，中國整個金融體系多樣化改革勢在必行，所謂多樣化就是要充分消除壟斷因素，在市場上形成各種金融產品對於各種需要的無縫連接體系。
第三，一定要推進健康可持續政策性的戰略。
最後，中國高度重視的PPP，既是繼承國外已有的創新經驗，又是在本土面對巨大需求的投融資創新，應該在這方面形成一個可持續的發展機制。
以下為部分發言實錄：
賈康：這個題目是很宏大，非常複雜的題目，我想非常簡要談談自己的基本觀點。說到為實體經濟服務的金融，我覺得這是天經地義的，我基本的認識是，首先全社會應該進一步明確一個共識，金融它不論多麼重要，它的出發點和歸宿，一定是落到實體經濟的發展，在中國特別是實體經濟的升級換代，這是它的功能和意義之所在。
現在針對金融明顯的脫實向虛的偏差問題，如果找到它的原因，我贊同剛才宮總說的利益驅動，從這個視角看問題，就自然會引出一個基本的判斷。大量的資金，我們改革開放將近40年以後，已經雄厚的起來社會資本、民間資金，為什麼不願意流入實體經濟，肯定跟實體經濟有所區別的虛擬經濟領域裡更容易賺錢，肯定是這樣一個邏輯關係和利益驅動的關係，為什麼出現這樣一種情況，一定是要素流動充分，經濟學裡說的就是如果要素充分流動，不應該在某一個領域裡實現超額利潤。這就必須給出一個基本判斷，中國出現過度的壟斷，這些壟斷有可能是行政因素造成的，當然也不排除自然而然階段性、寡頭式的壟斷因素。我們能做的是這些行政壟斷因素能不能消除，就到供給側改革攻堅克難的命題。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要素流動如果讓它更暢通，能夠減少它的阻礙，跟監管的關係，我就想再捅破窗戶紙說一下，我不認為監管過鬆，可能包含監管選擇性過緊，不適當的選擇性過緊，實際是圍繞著不正當的行政因素。如果提建議的話，在不同場合我說了這麼幾點，第一，明確樹立金融為實體經濟發展和升級換代服務，這樣的一個基本的共識和理念，勢在必行，第二個，中國整個金融體系多樣化改革勢在必行，所謂多樣化就是要充分消除壟斷因素，有潛力形成各種各樣的金融產品，應該充分表現在市場上面，形成各種金融產品對於各種需要的無縫連接體系，整個應該是全光譜的。話說回來，在多樣性中，股市大家意識到它要發展，但是這麼多年來，吃了不少的苦頭，債市做起來舉步維艱，比如說剛性兌付，並不是做市場原則進行了結，而是出現集體事件，所謂苦主們跑到政府門前靜坐。中國如此高的間接融資的比重，造成整個算起來的廣義貨幣M2和金融之比就是這麼高，要明顯高於金融和經濟體系。如果從這個角度來說，就要說到第三個層面，我認為一定要在中國健康可持續推進政策性的戰略，大家都在談論綠色金融、普惠金融、開放性金融，後面都少不了政策性融資機制作為後盾這樣一個制度構造。當然這裡面要掌握好，又是非常複雜的問題，它意味著你承認商業旁邊，還有一個政策，雙軌運行就要設法避免尋租的問題，在中國雙軌並行，必然帶來烏煙瘴氣的局面。國際早就有，當然確實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空間，就是創新的空間使我們注意到，比如說“互聯網+”互聯網金融，它的發展又勢在必行，它使得我們原來認為政府讓利給“互聯網+”所拓展出來的商業性金融的新的範圍，邊界把商業性金融擴大了，商業性金融在邏輯裡面，但是阿里公司這樣的小貸，可以用大數據雲計算比較把握控制風險的時候，可以在軟件中零人工操作，不斷髮放一筆又一筆的小貸，我在他們公司的顯示屏中看到2秒鐘一筆，最高20萬，最低6000元的，這樣在過去完全不可以想象，可以如此支持小貸和實體經濟。
最後一條，中國高度重視的PPP，既是繼承國外已有的創新經驗，又是在本土面對巨大需求的投融資創新。應該在這方面形成一個可持續的，發展的機制，這個PPP創新的健康發展又是勢在必行，它從公共工程、基礎設施建設角度切入，不光是改善民生，實際在中國對接很多產業新城，產業集群和連片開發的項目。這樣的一些創新的空間，又是和金融，和投融資多樣化合在一起，可以更好，最後落在實體經濟在中國得到應有的更新換代的發展。
現場提問
蔡紅軍：謝謝。下一個我想問一下賈所長，剛才您在您的闡述中提到了創新性和互聯網金融，還有PPP的創新模式。大家都知道，中國現在是互聯網金融最發達的國家，而且今年以來，我們見到各種各樣的金融科技公司，從各種各樣的，就是從理財產品的金融科技公司，到小額貸款的科技公司，太多了，包括現在花旗手裡，今年做金融科技想在美國上市的公司，正在做的已經有六七家了，所以這個行業發展得非常快。但是說真的，行業發展這麼快，監管方面其實一直在探討，各種各樣的可能會有一些政策出來，但是一直沒有非常明確的政策的出臺。就說這部分您覺得是不是矛盾，就看到了行業的發展這麼快，但是監管方面還沒有跟上，還是說這是一件好事，這個行業和企業會發展得更快？
賈康：監管這個事情，純粹作為研究者發表點議論，實話實說，誰坐在監管者的位置上，都是如坐鍼氈，因為很有難度的。但是我們確實應該提高，監管應該儘快適應金融創新發展的規律和防範風險的規律，這裡面有一些爭議，具體說一行三會金融框架合適不合適，討論裡面見仁見智，有各種各樣的觀點。如果從哲理上，我覺得無論怎麼樣考慮監管機構的設立和之間的配合關係，一個總體而言的，去適應規律的哲理是需要明確的，確實在中國改革發展過程中，需要有規範，但是前面有一個大前提，發展是硬道理，昇華為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是硬道理，但是基本的句型沒有變，道理沒有變，邏輯沒有變，發展中一定要創新，創新一定要突破原有的規範，所以從監管視角來說，什麼先監管是做不到的，大的原理中，發展中規範，一定是在改革創新中要認帳的。還是要合理把握大前提，發展中規範，還有規範中發展，如果經過一段時間判斷試錯之後看得比較準了，八九不離十的時候，必須要出手了，對風險規範之後，這個事情才能發展。但如果要把兩個不同的表示出來的關係把它權衡好，處立在一個體系中，確實是棘手的事情。從互聯網金融來看，一開始有基本態度，包括身為央行高管說過，不會掐死帶有亂象的互聯網金融，要允許創新試錯發展。但一旦出了比較明顯的問題之後，實際環節往往只強調規範，一定要規範，不規範好過不去的。進一步試錯空間可能被扼殺得非常明顯，在搖擺的，一個傾向、另一個傾向中，走出去，創新中往前推進過程中，能夠不脫離大軌道，是處於低潮的，不能過於走極端。如果哲理要掌握好，鄧小平的改革智慧，我覺得在大的決策上面，應該更好給予體現和指導，就是總體而言，改革過程中應該允許出現一定的失誤，在處理權衡關係裡面，還是要時不時提醒一下。到具體監管具體過程中，我個人觀點，我是贊同已經橫跨兩屆政府的大部制，為什麼設想，把它變成一個大的機構，而一行三會在這個機構裡面統統都有，剩下的就是怎麼樣更好合理協調，減少扯皮、推諉，協調起來更有效率，實話實說，碰到大的金融市場股市的帶有動盪特徵事件的時候，都覺得一行三會的反應跟不上，你放在一個機構裡面，你以內部協調方式去做，顯然這個效率有可能提高嗎？又不否認已經有的各個分門別類的工程，為什麼不能放在一個大的框架？這樣總的趨勢勢在必行，如果處理得好，就是紅利釋放的潛力，既讓市場更好發揮資源配置作用，又能更好發揮政府的作用，值得在這方面更好努力，希望十九大在這方面能夠給出明確的指導。
提問：我想提問朱總和賈所長一個問題，您覺得房地產行業，是屬於實體經濟嗎？如果說一個做實業的企業老闆，如果他轉行去做房地產，聽起來好像應該是脫實向虛的範疇。我再具體問一下，具體到以後如果房價下跌，轉變到實體經濟的方式，是否是翹翹板的關係，您怎麼看這個問題？謝謝。
賈康：我聽他第一個問題的意思是說，怎麼樣看房地產和實體經濟發展的關係是吧？後面的問題關鍵是在哪兒？
提問：第二個問題是房價和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實體經濟是一個什麼方式？
賈康：我的基本觀點就是其實實體經濟裡包括房地產，一般講的實體經濟，這個概念跟虛擬經濟相對應的，典型的虛擬經濟是證券，但是房地產裡面有一個具體的區別，因為我們一般說的房地產，首先聚焦到大家都說的住房，住房總體滿足房子是用來住的，所以是消費性的，很多實體經濟要實現不斷往前發展的支撐力，這個角度來說，生產性比較明顯的。這樣處理之間的關係，就有點像正確處理金融和實體經濟之間的基本邏輯，你如果能夠掌握好基本的要素支撐，該流動的流動起來，不應該有的過度因素消除掉，就不會出現房地產總是特別排擠其它實體經濟發展的局面，現在中國這麼多的房地產業，發展中出現的問題，現在出現只治標，打擺子的調控，走了幾十年，限購限貸甚至限價，不行放開限購限貸甚至給補貼支持，中央政治工作會議包括，顯然土地制度，住房制度和投融資制度包括稅制，包括房地產稅，這些制度如果不建立起來，我們只能在治標，打擺子的路上繼續往前走，這絕對不是往前發展的出路。
第二個問題，大家看到房價節節走高，老百姓不滿，政府管理部門也焦慮，到底怎麼解決，現在已經演化到實際情況不光是房價走的問題，是冰火兩重天的問題，本來從中央到方方面面更多放到去庫存，怎麼消化的問題，沒想到在迅速地升溫的情況下，更多到怎麼打壓房價上去了，如果把通盤提供起來，形成有效供給，首先要適應社會發展和城鎮化需要，能夠有很好的土地供應機制，平衡之下怎麼樣把地票制度和土地收儲制度，這個問題要很好解決。住房制度，首先要從政府方面給出規劃支撐，讓保障房託底，讓住房加薪層和低薪階層住者有所居，或者不得不湧入低端商品房市場，拼命爭到手，哪怕爭到手也要當房奴。重慶的經驗，把下去整個供應量放到35%—30%，所以低端穩定住之後，房地產價格上漲就沒有那麼大的殺傷力了。還有一個長效的，引導各方面的，房價和加快整個社會建行發展是什麼關係？如果把基礎性制度配全了，在住房的供給方面，託底基本到位，房價就是一個剩下的由中等收入階層以上的人，按照自己的收入和支付能力，行使消費者主權相對從容到房地產市場上購買交易價格的問題，政府在那個時候應該更調整了，而社會也不應該對房價有這麼大的焦慮了，在基礎性建設方面，這些年總體來說是進展遠遠不如人意的，特別是說到加快房地產稅立法，說了這麼多年，現在還寸步未動，這是必須要說清楚的，要真正形成健康的房地產狀態，保障供給裡面的充足供應的問題，放在一起，加上制度性建設，才能順應加快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方式轉變，能夠打造發展升級版的客觀需要，我就這樣一個思路。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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