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震
上半年以來，我國實施了大規模的減稅降費政策，各級政府、各個部門不折不扣地推進這項政策實施，強化減稅降費工作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取得了非常顯著的效果。從實施減稅降費政策目標來看，不僅僅是減輕企業負擔，增強其在擴大投資、增加就業，促進經濟發展穩定增長的作用和效果，更重要的是，通過大規模減稅降費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運行更加順暢，從根本上提升市場活力，更好地激發新動能的培育和成長，助推市場主體發展潛能的釋放，促進社會經濟高質量發展。
我們須清醒地認識到，當前的經濟形勢處於經濟增長新舊動能轉換的接續期。改革開放之後的較長時期內，由於我國經濟增長經歷了“基本建設期”，以基礎設施投資拉動為重要政策手段，在實現經濟高速增長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然而，一旦大規模的基本建設期過去之後，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手段應該放在供給側，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創造衍生新產業、新業態和新模式，更好地滿足人民群眾的美好生活需要，創造和滿足新的需求。從人類社會的發展歷程和經驗來看，只有更好地發揮市場的作用和功能，激發生產要素的活力，不斷深化社會分工機制，才能夠成功跨過新舊動能轉換的接續期。
隨著改革不斷深化，我們已經建立起較為完善、成熟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同時，與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相適應，我國連續推動了稅制改革，自1994年分稅制改革起，稅制改革一直朝建立、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方向不斷深化。特別是增值稅等流轉稅制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2016年5月1日營改增全面推向全國、全行業，全面打通製造業、服務業抵扣鏈條，更好地發揮稅制中性作用，促進社會分工，有效提升了市場在資源配置領域的效率水平。雖然，稅制改革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但現行稅制對市場分工的抑制作用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特別是增值稅存在著多檔稅率，且不同檔次稅率差距較大、進項稅款留抵、稅收優惠導致抵扣鏈條斷裂等問題，這些問題的存在，對市場分工產業鏈條上下游的資源配置帶來了不同程度的扭曲作用，比如增值稅納稅人銷項和進項適用不同稅率導致了“高徵低扣”“低徵高扣”的問題，嚴重影響了不同產業類型企業的稅收負擔水平。同時，複雜的稅率檔次也影響了減稅降費政策的實施效果。比如某個服務業企業適用6%的銷項稅率，而該企業在購進貨物時，進項稅率適用16%，減稅降費後稅率檔次下降至13%，進項抵扣稅款反而會進一步減少。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減稅降費政策將下調增值稅基本稅率作為主要內容，同時在解決增值稅進項稅款留抵問題、支持創新創業、鼓勵小微企業發展、個人所得稅改革等方面多方發力，從根本上全面緩解現行稅制對市場分工的抑制作用，讓生產要素的分工、流轉更加順暢，可謂是精確瞄準宏觀經濟運行的“七寸”，精準發力，也是順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運行不斷深化稅制改革的關鍵措施。然而，即使在如此大規模減稅降費之後，增值稅制在促進市場分工方面仍然存在一些問題：一些問題是通過增值稅自身改革能夠解決的，比如現行增值稅制仍然需要進一步簡化，特別是推動稅率單一化方面仍有所期待。只有實現了稅率檔次簡化之後，產業鏈條分工環節上的“高徵低扣”“低徵高扣”問題才能得到根本解決；另一些問題則是增值稅自身改革難以解決的問題。根據增值稅的基本原則，與人力資本或勞動力直接相關的成本是難以在進項稅款中扣除的，這就意味著人力資本或勞動密集型企業的進項扣除相對比例反而較低。而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的共同特徵往往是“創新驅動”，創新的載體主要是“人”，人力資本成本將在全部成本中佔到一個較高的比重。這種情況下，通過降低增值稅稅率，顯然能夠提升市場主體在創新驅動方面的能力水平，特別是隨著一些製造業企業中運用了更為先進的技術來替代勞動力，服務業的分工深化將更好地提升、擴大就業規模。
值得指出的是，影響市場活力的因素不僅僅是稅費負擔，我們看到當前是一個全球化的時代，生產要素在不同區域內流動過程仍然有一些障礙因素亟待破解，這些因素的存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市場分工的交易成本，對於這些障礙因素的破除仍然是未來深化改革的重要方向和內容，與減稅降費措施相互配合，共同在激發市場活力、釋放發展動能方面有效發揮作用。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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