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讓生活更美好
可持續發展是人類社會共同的理想和追求
以新發展理念引領城市可持續發展
既是時代主題，也是全新課題
城市可持續發展之路到底怎麼走？
來看大咖成都“破題”
以新發展理念引領城市可持續發展！今天，成都這樣與世界對話……
"城市，讓生活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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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讓生活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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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5-17日，第三屆國際城市可持續發展高層論壇在成都舉行，論壇聚焦都市圈發展、城鄉融合、公園城市、兒童友好城市、綠色發展和韌性城市等領域，通過專家演講、專題對話、圓桌討論、實地調研、媒體專訪、自由交流等方式，共話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之路，共建“一帶一路”開放發展之路，共同探索全球綠色發展之路。
談合作
建立城市網絡
推動“一帶一路”沿線城市可持續發展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國際經濟合作一直聚焦發掘新的增長點，推動低迷的世界經濟進入新的增長週期。在此背景下，“一帶一路”倡議正在逐步發展成為一個發揮建設性作用，並受到廣泛支持的國際經濟合作平臺，同時也將推動沿線城市的可持續發展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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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5-17日，第三屆國際城市可持續發展高層論壇在成都舉行，論壇聚焦都市圈發展、城鄉融合、公園城市、兒童友好城市、綠色發展和韌性城市等領域，通過專家演講、專題對話、圓桌討論、實地調研、媒體專訪、自由交流等方式，共話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之路，共建“一帶一路”開放發展之路，共同探索全球綠色發展之路。
談合作
建立城市網絡
推動“一帶一路”沿線城市可持續發展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國際經濟合作一直聚焦發掘新的增長點，推動低迷的世界經濟進入新的增長週期。在此背景下，“一帶一路”倡議正在逐步發展成為一個發揮建設性作用，並受到廣泛支持的國際經濟合作平臺，同時也將推動沿線城市的可持續發展進程。
△十二屆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原副主任彭森
開幕式上，十二屆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原副主任彭森表示，“一帶一路”倡議和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雖然性質和範疇不同，但是有很多共通之處，有望形成合力。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為全球可持續發展提出了具有普遍性和變革性的具體目標。而“一帶一路”合作致力於實現總體的經濟、社會、財政、金融和環境可持續性的目標，換言之，兩者在促進相關合作方面擁有共同的目標。
其中，“一帶一路”倡議呼籲推動沿線城市的互聯互通。龐大的城市網絡將賦予城市發展新的可能性，而城市參與城市網絡建設的動力主要源自包括基礎設施、商貿、科技創新等城市發展的共同利益與實際需要。事實上，7月15日，第三屆國際城市可持續發展高層論壇期間，“一帶一路”可持續城市聯盟在成都舉行了首次圓桌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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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合作
建立城市網絡
推動“一帶一路”沿線城市可持續發展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國際經濟合作一直聚焦發掘新的增長點，推動低迷的世界經濟進入新的增長週期。在此背景下，“一帶一路”倡議正在逐步發展成為一個發揮建設性作用，並受到廣泛支持的國際經濟合作平臺，同時也將推動沿線城市的可持續發展進程。
△十二屆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原副主任彭森
開幕式上，十二屆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原副主任彭森表示，“一帶一路”倡議和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雖然性質和範疇不同，但是有很多共通之處，有望形成合力。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為全球可持續發展提出了具有普遍性和變革性的具體目標。而“一帶一路”合作致力於實現總體的經濟、社會、財政、金融和環境可持續性的目標，換言之，兩者在促進相關合作方面擁有共同的目標。
其中，“一帶一路”倡議呼籲推動沿線城市的互聯互通。龐大的城市網絡將賦予城市發展新的可能性，而城市參與城市網絡建設的動力主要源自包括基礎設施、商貿、科技創新等城市發展的共同利益與實際需要。事實上，7月15日，第三屆國際城市可持續發展高層論壇期間，“一帶一路”可持續城市聯盟在成都舉行了首次圓桌會議。
“2018年，中國進城落戶人口1390萬，戶籍人口和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分別提高到43.37%和59.58%。根據國家推動非戶籍人口在城市落地的方案要求，2019年在城鎮就業的農村轉移人口將再次取得決定性的進展。”彭森說。
新型城鎮化將為“一帶一路”倡議實施起到重要的支撐作用。因為城市間合作為“一帶一路”倡議建設提供了主要載體和平臺。而構建六大經濟走廊、城市網絡，有助於提升沿線國家互聯互通的水平。一方面，對於中國而言，城鎮化水平的提高是最大的內需所在，對形成強大的國內市場、保持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和社會大局穩定具有重大的意義。同時，通過新型城鎮化的國際合作，沿線國家的經貿聯繫和產能合作將獲得進一步推進。
談協同
大都市圈城鄉融合發展之道
打造城鄉要素流動渠道
過去9年，中國經濟由高速增長逐步轉入中速增長，從增長動能來看，房地產投資、基建投資和出口三大動能都相繼出現了歷史需求峰值明顯的減速。目前，中國中等收入群體達4億人，今後十年左右，這一數字將增長一倍，中等收入人口將達到整個人口的60%。新增的中等收入群體到什麼地方去——他們中的大部分都將生活在大都市圈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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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合作
建立城市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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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國際經濟合作一直聚焦發掘新的增長點，推動低迷的世界經濟進入新的增長週期。在此背景下，“一帶一路”倡議正在逐步發展成為一個發揮建設性作用，並受到廣泛支持的國際經濟合作平臺，同時也將推動沿線城市的可持續發展進程。
△十二屆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原副主任彭森
開幕式上，十二屆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原副主任彭森表示，“一帶一路”倡議和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雖然性質和範疇不同，但是有很多共通之處，有望形成合力。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為全球可持續發展提出了具有普遍性和變革性的具體目標。而“一帶一路”合作致力於實現總體的經濟、社會、財政、金融和環境可持續性的目標，換言之，兩者在促進相關合作方面擁有共同的目標。
其中，“一帶一路”倡議呼籲推動沿線城市的互聯互通。龐大的城市網絡將賦予城市發展新的可能性，而城市參與城市網絡建設的動力主要源自包括基礎設施、商貿、科技創新等城市發展的共同利益與實際需要。事實上，7月15日，第三屆國際城市可持續發展高層論壇期間，“一帶一路”可持續城市聯盟在成都舉行了首次圓桌會議。
“2018年，中國進城落戶人口1390萬，戶籍人口和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分別提高到43.37%和59.58%。根據國家推動非戶籍人口在城市落地的方案要求，2019年在城鎮就業的農村轉移人口將再次取得決定性的進展。”彭森說。
新型城鎮化將為“一帶一路”倡議實施起到重要的支撐作用。因為城市間合作為“一帶一路”倡議建設提供了主要載體和平臺。而構建六大經濟走廊、城市網絡，有助於提升沿線國家互聯互通的水平。一方面，對於中國而言，城鎮化水平的提高是最大的內需所在，對形成強大的國內市場、保持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和社會大局穩定具有重大的意義。同時，通過新型城鎮化的國際合作，沿線國家的經貿聯繫和產能合作將獲得進一步推進。
談協同
大都市圈城鄉融合發展之道
打造城鄉要素流動渠道
過去9年，中國經濟由高速增長逐步轉入中速增長，從增長動能來看，房地產投資、基建投資和出口三大動能都相繼出現了歷史需求峰值明顯的減速。目前，中國中等收入群體達4億人，今後十年左右，這一數字將增長一倍，中等收入人口將達到整個人口的60%。新增的中等收入群體到什麼地方去——他們中的大部分都將生活在大都市圈之中。
△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理事長、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劉世錦
對此，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理事長、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劉世錦提出，傳統三大動能的變量對我國經濟存量的穩定仍然很重要，但是對增量已經不重要了，加快都市圈城鄉融合發展，才是發掘中國經濟增長潛能的首選項目。
中國正在經歷前所未有的城鄉結構和城市結構的重大調整。這中間的一個交匯點，就是大都市圈範圍內的鄉村地區。從空間上看，大都市圈就是在已有的核心城市之外的五十公里、一百公里或者適當的範圍之內，在原有的鄉村基礎上發展出一批小城鎮或者小城市。
城鎮之間通過現代化的交通信息系統連接，成為新的專業化分工體系。人力成本較低的這些小城鎮可能更適合發展一般的製造業和一部分服務業，而高端服務業將會集中於核心城市。“這樣一種新的城市和產業格局既集中又分散，過度集中的核心城市將把原有的功能疏解出來。”劉世錦說。
最近幾年中國城鎮化進入大都市圈加速發展階段，京津冀協同發展，長三角一體化上升為國家戰略，珠三角變為粵港澳大灣區。除此之外，包括成都在內的一批新一線城市所帶動的城市圈城市帶都在吸引著更多的人口。
與此同時，在大都市圈範圍之內由鄉村變成小城鎮的地區，又會有大量人口進入，提高了經濟活動人口的密度，從而提高全要素生產力。但是，若要提升這樣一種新的城市和產業格局，就需要人員、資金、技術、土地等要素能夠在城鄉之間雙向自由流動。也就是說既要讓農民進城，也要讓城裡人下鄉，打造城鄉要素流動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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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5-17日，第三屆國際城市可持續發展高層論壇在成都舉行，論壇聚焦都市圈發展、城鄉融合、公園城市、兒童友好城市、綠色發展和韌性城市等領域，通過專家演講、專題對話、圓桌討論、實地調研、媒體專訪、自由交流等方式，共話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之路，共建“一帶一路”開放發展之路，共同探索全球綠色發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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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城市網絡
推動“一帶一路”沿線城市可持續發展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國際經濟合作一直聚焦發掘新的增長點，推動低迷的世界經濟進入新的增長週期。在此背景下，“一帶一路”倡議正在逐步發展成為一個發揮建設性作用，並受到廣泛支持的國際經濟合作平臺，同時也將推動沿線城市的可持續發展進程。
△十二屆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原副主任彭森
開幕式上，十二屆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原副主任彭森表示，“一帶一路”倡議和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雖然性質和範疇不同，但是有很多共通之處，有望形成合力。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為全球可持續發展提出了具有普遍性和變革性的具體目標。而“一帶一路”合作致力於實現總體的經濟、社會、財政、金融和環境可持續性的目標，換言之，兩者在促進相關合作方面擁有共同的目標。
其中，“一帶一路”倡議呼籲推動沿線城市的互聯互通。龐大的城市網絡將賦予城市發展新的可能性，而城市參與城市網絡建設的動力主要源自包括基礎設施、商貿、科技創新等城市發展的共同利益與實際需要。事實上，7月15日，第三屆國際城市可持續發展高層論壇期間，“一帶一路”可持續城市聯盟在成都舉行了首次圓桌會議。
“2018年，中國進城落戶人口1390萬，戶籍人口和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分別提高到43.37%和59.58%。根據國家推動非戶籍人口在城市落地的方案要求，2019年在城鎮就業的農村轉移人口將再次取得決定性的進展。”彭森說。
新型城鎮化將為“一帶一路”倡議實施起到重要的支撐作用。因為城市間合作為“一帶一路”倡議建設提供了主要載體和平臺。而構建六大經濟走廊、城市網絡，有助於提升沿線國家互聯互通的水平。一方面，對於中國而言，城鎮化水平的提高是最大的內需所在，對形成強大的國內市場、保持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和社會大局穩定具有重大的意義。同時，通過新型城鎮化的國際合作，沿線國家的經貿聯繫和產能合作將獲得進一步推進。
談協同
大都市圈城鄉融合發展之道
打造城鄉要素流動渠道
過去9年，中國經濟由高速增長逐步轉入中速增長，從增長動能來看，房地產投資、基建投資和出口三大動能都相繼出現了歷史需求峰值明顯的減速。目前，中國中等收入群體達4億人，今後十年左右，這一數字將增長一倍，中等收入人口將達到整個人口的60%。新增的中等收入群體到什麼地方去——他們中的大部分都將生活在大都市圈之中。
△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理事長、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劉世錦
對此，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理事長、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劉世錦提出，傳統三大動能的變量對我國經濟存量的穩定仍然很重要，但是對增量已經不重要了，加快都市圈城鄉融合發展，才是發掘中國經濟增長潛能的首選項目。
中國正在經歷前所未有的城鄉結構和城市結構的重大調整。這中間的一個交匯點，就是大都市圈範圍內的鄉村地區。從空間上看，大都市圈就是在已有的核心城市之外的五十公里、一百公里或者適當的範圍之內，在原有的鄉村基礎上發展出一批小城鎮或者小城市。
城鎮之間通過現代化的交通信息系統連接，成為新的專業化分工體系。人力成本較低的這些小城鎮可能更適合發展一般的製造業和一部分服務業，而高端服務業將會集中於核心城市。“這樣一種新的城市和產業格局既集中又分散，過度集中的核心城市將把原有的功能疏解出來。”劉世錦說。
最近幾年中國城鎮化進入大都市圈加速發展階段，京津冀協同發展，長三角一體化上升為國家戰略，珠三角變為粵港澳大灣區。除此之外，包括成都在內的一批新一線城市所帶動的城市圈城市帶都在吸引著更多的人口。
與此同時，在大都市圈範圍之內由鄉村變成小城鎮的地區，又會有大量人口進入，提高了經濟活動人口的密度，從而提高全要素生產力。但是，若要提升這樣一種新的城市和產業格局，就需要人員、資金、技術、土地等要素能夠在城鄉之間雙向自由流動。也就是說既要讓農民進城，也要讓城裡人下鄉，打造城鄉要素流動渠道。
其中，在市場經濟中流動性最強的是資本，資本動起來了才能帶動人員、技術、土地等要素的流動和有效組合。資本所到之處可能出現不公平競爭、市場壟斷等問題，對付此類問題要靠市場規則並嚴格監管。劉世錦表示，“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成熟，我們應該相信在嚴格有效的監管之下，進入農村的資本可以正常流動和配置。”
劉世錦強調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密度和平度，其中密度反映的是人口的聚集程度，平度是反映他們流動和重組的程度。密度和平度的提高，為改進效率創造條件。“這就是我們說高質量發展階段大都市圈為什麼會加快發展內在的邏輯。”他說。
談發展
政府和企業
都是城鎮化的深度參與者
就在上個月，李鐵參加了G20（2019）期間由日本政府舉辦的“超級城市和智慧城市國際高峰論壇”。作為中國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理事長、首席經濟學家，李鐵注意到，日本政府在提到未來城市發展的目標時，把智慧城市作為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標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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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續發展是人類社會共同的理想和追求
以新發展理念引領城市可持續發展
既是時代主題，也是全新課題
城市可持續發展之路到底怎麼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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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新發展理念引領城市可持續發展！今天，成都這樣與世界對話……
7月15-17日，第三屆國際城市可持續發展高層論壇在成都舉行，論壇聚焦都市圈發展、城鄉融合、公園城市、兒童友好城市、綠色發展和韌性城市等領域，通過專家演講、專題對話、圓桌討論、實地調研、媒體專訪、自由交流等方式，共話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之路，共建“一帶一路”開放發展之路，共同探索全球綠色發展之路。
談合作
建立城市網絡
推動“一帶一路”沿線城市可持續發展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國際經濟合作一直聚焦發掘新的增長點，推動低迷的世界經濟進入新的增長週期。在此背景下，“一帶一路”倡議正在逐步發展成為一個發揮建設性作用，並受到廣泛支持的國際經濟合作平臺，同時也將推動沿線城市的可持續發展進程。
△十二屆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原副主任彭森
開幕式上，十二屆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原副主任彭森表示，“一帶一路”倡議和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雖然性質和範疇不同，但是有很多共通之處，有望形成合力。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為全球可持續發展提出了具有普遍性和變革性的具體目標。而“一帶一路”合作致力於實現總體的經濟、社會、財政、金融和環境可持續性的目標，換言之，兩者在促進相關合作方面擁有共同的目標。
其中，“一帶一路”倡議呼籲推動沿線城市的互聯互通。龐大的城市網絡將賦予城市發展新的可能性，而城市參與城市網絡建設的動力主要源自包括基礎設施、商貿、科技創新等城市發展的共同利益與實際需要。事實上，7月15日，第三屆國際城市可持續發展高層論壇期間，“一帶一路”可持續城市聯盟在成都舉行了首次圓桌會議。
“2018年，中國進城落戶人口1390萬，戶籍人口和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分別提高到43.37%和59.58%。根據國家推動非戶籍人口在城市落地的方案要求，2019年在城鎮就業的農村轉移人口將再次取得決定性的進展。”彭森說。
新型城鎮化將為“一帶一路”倡議實施起到重要的支撐作用。因為城市間合作為“一帶一路”倡議建設提供了主要載體和平臺。而構建六大經濟走廊、城市網絡，有助於提升沿線國家互聯互通的水平。一方面，對於中國而言，城鎮化水平的提高是最大的內需所在，對形成強大的國內市場、保持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和社會大局穩定具有重大的意義。同時，通過新型城鎮化的國際合作，沿線國家的經貿聯繫和產能合作將獲得進一步推進。
談協同
大都市圈城鄉融合發展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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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9年，中國經濟由高速增長逐步轉入中速增長，從增長動能來看，房地產投資、基建投資和出口三大動能都相繼出現了歷史需求峰值明顯的減速。目前，中國中等收入群體達4億人，今後十年左右，這一數字將增長一倍，中等收入人口將達到整個人口的60%。新增的中等收入群體到什麼地方去——他們中的大部分都將生活在大都市圈之中。
△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理事長、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劉世錦
對此，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理事長、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劉世錦提出，傳統三大動能的變量對我國經濟存量的穩定仍然很重要，但是對增量已經不重要了，加快都市圈城鄉融合發展，才是發掘中國經濟增長潛能的首選項目。
中國正在經歷前所未有的城鄉結構和城市結構的重大調整。這中間的一個交匯點，就是大都市圈範圍內的鄉村地區。從空間上看，大都市圈就是在已有的核心城市之外的五十公里、一百公里或者適當的範圍之內，在原有的鄉村基礎上發展出一批小城鎮或者小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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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幾年中國城鎮化進入大都市圈加速發展階段，京津冀協同發展，長三角一體化上升為國家戰略，珠三角變為粵港澳大灣區。除此之外，包括成都在內的一批新一線城市所帶動的城市圈城市帶都在吸引著更多的人口。
與此同時，在大都市圈範圍之內由鄉村變成小城鎮的地區，又會有大量人口進入，提高了經濟活動人口的密度，從而提高全要素生產力。但是，若要提升這樣一種新的城市和產業格局，就需要人員、資金、技術、土地等要素能夠在城鄉之間雙向自由流動。也就是說既要讓農民進城，也要讓城裡人下鄉，打造城鄉要素流動渠道。
其中，在市場經濟中流動性最強的是資本，資本動起來了才能帶動人員、技術、土地等要素的流動和有效組合。資本所到之處可能出現不公平競爭、市場壟斷等問題，對付此類問題要靠市場規則並嚴格監管。劉世錦表示，“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成熟，我們應該相信在嚴格有效的監管之下，進入農村的資本可以正常流動和配置。”
劉世錦強調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密度和平度，其中密度反映的是人口的聚集程度，平度是反映他們流動和重組的程度。密度和平度的提高，為改進效率創造條件。“這就是我們說高質量發展階段大都市圈為什麼會加快發展內在的邏輯。”他說。
談發展
政府和企業
都是城鎮化的深度參與者
就在上個月，李鐵參加了G20（2019）期間由日本政府舉辦的“超級城市和智慧城市國際高峰論壇”。作為中國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理事長、首席經濟學家，李鐵注意到，日本政府在提到未來城市發展的目標時，把智慧城市作為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標杆。
△中國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理事長、首席經濟學家李鐵
過去數年間，李鐵在各個會議上作報告時也在思考著同樣的問題。在上述會議上，日本明確提出要在2025年爭取實現日本支付的無現金化，有的地方政府還提出要發展網約車。
這引人深思：
為什麼今天在中國已經聚集了
5.9億用戶的網絡支付
卻成為了日本的目標？
畢竟，在過去近40年的高速城鎮化過程中，幾乎都由歐美國家的經驗引領中國發展。
對此，“在過去我認為政府不要參與市場，但現在我認為政府應當更好地參與到整個城鎮化發展過程當中，並且與市場作用有機結合。”16日，201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保羅·羅默表示，城市發展不僅要有市場經濟和政府參與的結合，還要有良好的競爭和商業模型。“在良好的競爭下，政府是發揮先行的作用，會提供 一些計劃和構造，同時也需要根據新的形勢變化來採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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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一帶一路”沿線城市可持續發展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國際經濟合作一直聚焦發掘新的增長點，推動低迷的世界經濟進入新的增長週期。在此背景下，“一帶一路”倡議正在逐步發展成為一個發揮建設性作用，並受到廣泛支持的國際經濟合作平臺，同時也將推動沿線城市的可持續發展進程。
△十二屆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原副主任彭森
開幕式上，十二屆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原副主任彭森表示，“一帶一路”倡議和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雖然性質和範疇不同，但是有很多共通之處，有望形成合力。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為全球可持續發展提出了具有普遍性和變革性的具體目標。而“一帶一路”合作致力於實現總體的經濟、社會、財政、金融和環境可持續性的目標，換言之，兩者在促進相關合作方面擁有共同的目標。
其中，“一帶一路”倡議呼籲推動沿線城市的互聯互通。龐大的城市網絡將賦予城市發展新的可能性，而城市參與城市網絡建設的動力主要源自包括基礎設施、商貿、科技創新等城市發展的共同利益與實際需要。事實上，7月15日，第三屆國際城市可持續發展高層論壇期間，“一帶一路”可持續城市聯盟在成都舉行了首次圓桌會議。
“2018年，中國進城落戶人口1390萬，戶籍人口和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分別提高到43.37%和59.58%。根據國家推動非戶籍人口在城市落地的方案要求，2019年在城鎮就業的農村轉移人口將再次取得決定性的進展。”彭森說。
新型城鎮化將為“一帶一路”倡議實施起到重要的支撐作用。因為城市間合作為“一帶一路”倡議建設提供了主要載體和平臺。而構建六大經濟走廊、城市網絡，有助於提升沿線國家互聯互通的水平。一方面，對於中國而言，城鎮化水平的提高是最大的內需所在，對形成強大的國內市場、保持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和社會大局穩定具有重大的意義。同時，通過新型城鎮化的國際合作，沿線國家的經貿聯繫和產能合作將獲得進一步推進。
談協同
大都市圈城鄉融合發展之道
打造城鄉要素流動渠道
過去9年，中國經濟由高速增長逐步轉入中速增長，從增長動能來看，房地產投資、基建投資和出口三大動能都相繼出現了歷史需求峰值明顯的減速。目前，中國中等收入群體達4億人，今後十年左右，這一數字將增長一倍，中等收入人口將達到整個人口的60%。新增的中等收入群體到什麼地方去——他們中的大部分都將生活在大都市圈之中。
△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理事長、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劉世錦
對此，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理事長、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劉世錦提出，傳統三大動能的變量對我國經濟存量的穩定仍然很重要，但是對增量已經不重要了，加快都市圈城鄉融合發展，才是發掘中國經濟增長潛能的首選項目。
中國正在經歷前所未有的城鄉結構和城市結構的重大調整。這中間的一個交匯點，就是大都市圈範圍內的鄉村地區。從空間上看，大都市圈就是在已有的核心城市之外的五十公里、一百公里或者適當的範圍之內，在原有的鄉村基礎上發展出一批小城鎮或者小城市。
城鎮之間通過現代化的交通信息系統連接，成為新的專業化分工體系。人力成本較低的這些小城鎮可能更適合發展一般的製造業和一部分服務業，而高端服務業將會集中於核心城市。“這樣一種新的城市和產業格局既集中又分散，過度集中的核心城市將把原有的功能疏解出來。”劉世錦說。
最近幾年中國城鎮化進入大都市圈加速發展階段，京津冀協同發展，長三角一體化上升為國家戰略，珠三角變為粵港澳大灣區。除此之外，包括成都在內的一批新一線城市所帶動的城市圈城市帶都在吸引著更多的人口。
與此同時，在大都市圈範圍之內由鄉村變成小城鎮的地區，又會有大量人口進入，提高了經濟活動人口的密度，從而提高全要素生產力。但是，若要提升這樣一種新的城市和產業格局，就需要人員、資金、技術、土地等要素能夠在城鄉之間雙向自由流動。也就是說既要讓農民進城，也要讓城裡人下鄉，打造城鄉要素流動渠道。
其中，在市場經濟中流動性最強的是資本，資本動起來了才能帶動人員、技術、土地等要素的流動和有效組合。資本所到之處可能出現不公平競爭、市場壟斷等問題，對付此類問題要靠市場規則並嚴格監管。劉世錦表示，“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成熟，我們應該相信在嚴格有效的監管之下，進入農村的資本可以正常流動和配置。”
劉世錦強調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密度和平度，其中密度反映的是人口的聚集程度，平度是反映他們流動和重組的程度。密度和平度的提高，為改進效率創造條件。“這就是我們說高質量發展階段大都市圈為什麼會加快發展內在的邏輯。”他說。
談發展
政府和企業
都是城鎮化的深度參與者
就在上個月，李鐵參加了G20（2019）期間由日本政府舉辦的“超級城市和智慧城市國際高峰論壇”。作為中國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理事長、首席經濟學家，李鐵注意到，日本政府在提到未來城市發展的目標時，把智慧城市作為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標杆。
△中國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理事長、首席經濟學家李鐵
過去數年間，李鐵在各個會議上作報告時也在思考著同樣的問題。在上述會議上，日本明確提出要在2025年爭取實現日本支付的無現金化，有的地方政府還提出要發展網約車。
這引人深思：
為什麼今天在中國已經聚集了
5.9億用戶的網絡支付
卻成為了日本的目標？
畢竟，在過去近40年的高速城鎮化過程中，幾乎都由歐美國家的經驗引領中國發展。
對此，“在過去我認為政府不要參與市場，但現在我認為政府應當更好地參與到整個城鎮化發展過程當中，並且與市場作用有機結合。”16日，201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保羅·羅默表示，城市發展不僅要有市場經濟和政府參與的結合，還要有良好的競爭和商業模型。“在良好的競爭下，政府是發揮先行的作用，會提供 一些計劃和構造，同時也需要根據新的形勢變化來採取措施。”
△201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保羅·羅默
在保羅·羅默看來，城鎮化的過程中，政府需要發揮全面協調的作用，尤其是應當儘量減少那些“可能在經濟上有效益、但是對社會沒有好處的事情”。隨著企業力量變得越來越大，政府也應當變得更加的強大。
"城市，讓生活更美好
可持續發展是人類社會共同的理想和追求
以新發展理念引領城市可持續發展
既是時代主題，也是全新課題
城市可持續發展之路到底怎麼走？
來看大咖成都“破題”
以新發展理念引領城市可持續發展！今天，成都這樣與世界對話……
7月15-17日，第三屆國際城市可持續發展高層論壇在成都舉行，論壇聚焦都市圈發展、城鄉融合、公園城市、兒童友好城市、綠色發展和韌性城市等領域，通過專家演講、專題對話、圓桌討論、實地調研、媒體專訪、自由交流等方式，共話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之路，共建“一帶一路”開放發展之路，共同探索全球綠色發展之路。
談合作
建立城市網絡
推動“一帶一路”沿線城市可持續發展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國際經濟合作一直聚焦發掘新的增長點，推動低迷的世界經濟進入新的增長週期。在此背景下，“一帶一路”倡議正在逐步發展成為一個發揮建設性作用，並受到廣泛支持的國際經濟合作平臺，同時也將推動沿線城市的可持續發展進程。
△十二屆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原副主任彭森
開幕式上，十二屆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原副主任彭森表示，“一帶一路”倡議和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雖然性質和範疇不同，但是有很多共通之處，有望形成合力。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為全球可持續發展提出了具有普遍性和變革性的具體目標。而“一帶一路”合作致力於實現總體的經濟、社會、財政、金融和環境可持續性的目標，換言之，兩者在促進相關合作方面擁有共同的目標。
其中，“一帶一路”倡議呼籲推動沿線城市的互聯互通。龐大的城市網絡將賦予城市發展新的可能性，而城市參與城市網絡建設的動力主要源自包括基礎設施、商貿、科技創新等城市發展的共同利益與實際需要。事實上，7月15日，第三屆國際城市可持續發展高層論壇期間，“一帶一路”可持續城市聯盟在成都舉行了首次圓桌會議。
“2018年，中國進城落戶人口1390萬，戶籍人口和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分別提高到43.37%和59.58%。根據國家推動非戶籍人口在城市落地的方案要求，2019年在城鎮就業的農村轉移人口將再次取得決定性的進展。”彭森說。
新型城鎮化將為“一帶一路”倡議實施起到重要的支撐作用。因為城市間合作為“一帶一路”倡議建設提供了主要載體和平臺。而構建六大經濟走廊、城市網絡，有助於提升沿線國家互聯互通的水平。一方面，對於中國而言，城鎮化水平的提高是最大的內需所在，對形成強大的國內市場、保持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和社會大局穩定具有重大的意義。同時，通過新型城鎮化的國際合作，沿線國家的經貿聯繫和產能合作將獲得進一步推進。
談協同
大都市圈城鄉融合發展之道
打造城鄉要素流動渠道
過去9年，中國經濟由高速增長逐步轉入中速增長，從增長動能來看，房地產投資、基建投資和出口三大動能都相繼出現了歷史需求峰值明顯的減速。目前，中國中等收入群體達4億人，今後十年左右，這一數字將增長一倍，中等收入人口將達到整個人口的60%。新增的中等收入群體到什麼地方去——他們中的大部分都將生活在大都市圈之中。
△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理事長、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劉世錦
對此，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理事長、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劉世錦提出，傳統三大動能的變量對我國經濟存量的穩定仍然很重要，但是對增量已經不重要了，加快都市圈城鄉融合發展，才是發掘中國經濟增長潛能的首選項目。
中國正在經歷前所未有的城鄉結構和城市結構的重大調整。這中間的一個交匯點，就是大都市圈範圍內的鄉村地區。從空間上看，大都市圈就是在已有的核心城市之外的五十公里、一百公里或者適當的範圍之內，在原有的鄉村基礎上發展出一批小城鎮或者小城市。
城鎮之間通過現代化的交通信息系統連接，成為新的專業化分工體系。人力成本較低的這些小城鎮可能更適合發展一般的製造業和一部分服務業，而高端服務業將會集中於核心城市。“這樣一種新的城市和產業格局既集中又分散，過度集中的核心城市將把原有的功能疏解出來。”劉世錦說。
最近幾年中國城鎮化進入大都市圈加速發展階段，京津冀協同發展，長三角一體化上升為國家戰略，珠三角變為粵港澳大灣區。除此之外，包括成都在內的一批新一線城市所帶動的城市圈城市帶都在吸引著更多的人口。
與此同時，在大都市圈範圍之內由鄉村變成小城鎮的地區，又會有大量人口進入，提高了經濟活動人口的密度，從而提高全要素生產力。但是，若要提升這樣一種新的城市和產業格局，就需要人員、資金、技術、土地等要素能夠在城鄉之間雙向自由流動。也就是說既要讓農民進城，也要讓城裡人下鄉，打造城鄉要素流動渠道。
其中，在市場經濟中流動性最強的是資本，資本動起來了才能帶動人員、技術、土地等要素的流動和有效組合。資本所到之處可能出現不公平競爭、市場壟斷等問題，對付此類問題要靠市場規則並嚴格監管。劉世錦表示，“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成熟，我們應該相信在嚴格有效的監管之下，進入農村的資本可以正常流動和配置。”
劉世錦強調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密度和平度，其中密度反映的是人口的聚集程度，平度是反映他們流動和重組的程度。密度和平度的提高，為改進效率創造條件。“這就是我們說高質量發展階段大都市圈為什麼會加快發展內在的邏輯。”他說。
談發展
政府和企業
都是城鎮化的深度參與者
就在上個月，李鐵參加了G20（2019）期間由日本政府舉辦的“超級城市和智慧城市國際高峰論壇”。作為中國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理事長、首席經濟學家，李鐵注意到，日本政府在提到未來城市發展的目標時，把智慧城市作為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標杆。
△中國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理事長、首席經濟學家李鐵
過去數年間，李鐵在各個會議上作報告時也在思考著同樣的問題。在上述會議上，日本明確提出要在2025年爭取實現日本支付的無現金化，有的地方政府還提出要發展網約車。
這引人深思：
為什麼今天在中國已經聚集了
5.9億用戶的網絡支付
卻成為了日本的目標？
畢竟，在過去近40年的高速城鎮化過程中，幾乎都由歐美國家的經驗引領中國發展。
對此，“在過去我認為政府不要參與市場，但現在我認為政府應當更好地參與到整個城鎮化發展過程當中，並且與市場作用有機結合。”16日，201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保羅·羅默表示，城市發展不僅要有市場經濟和政府參與的結合，還要有良好的競爭和商業模型。“在良好的競爭下，政府是發揮先行的作用，會提供 一些計劃和構造，同時也需要根據新的形勢變化來採取措施。”
△201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保羅·羅默
在保羅·羅默看來，城鎮化的過程中，政府需要發揮全面協調的作用，尤其是應當儘量減少那些“可能在經濟上有效益、但是對社會沒有好處的事情”。隨著企業力量變得越來越大，政府也應當變得更加的強大。
政府通過制訂規則和構架，讓個人和公司在這樣的構架下進行競爭合作。保羅·羅默表示，政府也可以將不同城市視作不同競爭者，通過制訂規則鼓勵城市相互競爭。當然，首先需要確保這些競爭可以為所有公民帶來更多的福祉。
成都商報-紅星新聞記者 鄒悅
成都發布編輯 孟孃
"城市，讓生活更美好
可持續發展是人類社會共同的理想和追求
以新發展理念引領城市可持續發展
既是時代主題，也是全新課題
城市可持續發展之路到底怎麼走？
來看大咖成都“破題”
以新發展理念引領城市可持續發展！今天，成都這樣與世界對話……
7月15-17日，第三屆國際城市可持續發展高層論壇在成都舉行，論壇聚焦都市圈發展、城鄉融合、公園城市、兒童友好城市、綠色發展和韌性城市等領域，通過專家演講、專題對話、圓桌討論、實地調研、媒體專訪、自由交流等方式，共話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之路，共建“一帶一路”開放發展之路，共同探索全球綠色發展之路。
談合作
建立城市網絡
推動“一帶一路”沿線城市可持續發展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國際經濟合作一直聚焦發掘新的增長點，推動低迷的世界經濟進入新的增長週期。在此背景下，“一帶一路”倡議正在逐步發展成為一個發揮建設性作用，並受到廣泛支持的國際經濟合作平臺，同時也將推動沿線城市的可持續發展進程。
△十二屆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原副主任彭森
開幕式上，十二屆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原副主任彭森表示，“一帶一路”倡議和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雖然性質和範疇不同，但是有很多共通之處，有望形成合力。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為全球可持續發展提出了具有普遍性和變革性的具體目標。而“一帶一路”合作致力於實現總體的經濟、社會、財政、金融和環境可持續性的目標，換言之，兩者在促進相關合作方面擁有共同的目標。
其中，“一帶一路”倡議呼籲推動沿線城市的互聯互通。龐大的城市網絡將賦予城市發展新的可能性，而城市參與城市網絡建設的動力主要源自包括基礎設施、商貿、科技創新等城市發展的共同利益與實際需要。事實上，7月15日，第三屆國際城市可持續發展高層論壇期間，“一帶一路”可持續城市聯盟在成都舉行了首次圓桌會議。
“2018年，中國進城落戶人口1390萬，戶籍人口和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分別提高到43.37%和59.58%。根據國家推動非戶籍人口在城市落地的方案要求，2019年在城鎮就業的農村轉移人口將再次取得決定性的進展。”彭森說。
新型城鎮化將為“一帶一路”倡議實施起到重要的支撐作用。因為城市間合作為“一帶一路”倡議建設提供了主要載體和平臺。而構建六大經濟走廊、城市網絡，有助於提升沿線國家互聯互通的水平。一方面，對於中國而言，城鎮化水平的提高是最大的內需所在，對形成強大的國內市場、保持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和社會大局穩定具有重大的意義。同時，通過新型城鎮化的國際合作，沿線國家的經貿聯繫和產能合作將獲得進一步推進。
談協同
大都市圈城鄉融合發展之道
打造城鄉要素流動渠道
過去9年，中國經濟由高速增長逐步轉入中速增長，從增長動能來看，房地產投資、基建投資和出口三大動能都相繼出現了歷史需求峰值明顯的減速。目前，中國中等收入群體達4億人，今後十年左右，這一數字將增長一倍，中等收入人口將達到整個人口的60%。新增的中等收入群體到什麼地方去——他們中的大部分都將生活在大都市圈之中。
△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理事長、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劉世錦
對此，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理事長、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劉世錦提出，傳統三大動能的變量對我國經濟存量的穩定仍然很重要，但是對增量已經不重要了，加快都市圈城鄉融合發展，才是發掘中國經濟增長潛能的首選項目。
中國正在經歷前所未有的城鄉結構和城市結構的重大調整。這中間的一個交匯點，就是大都市圈範圍內的鄉村地區。從空間上看，大都市圈就是在已有的核心城市之外的五十公里、一百公里或者適當的範圍之內，在原有的鄉村基礎上發展出一批小城鎮或者小城市。
城鎮之間通過現代化的交通信息系統連接，成為新的專業化分工體系。人力成本較低的這些小城鎮可能更適合發展一般的製造業和一部分服務業，而高端服務業將會集中於核心城市。“這樣一種新的城市和產業格局既集中又分散，過度集中的核心城市將把原有的功能疏解出來。”劉世錦說。
最近幾年中國城鎮化進入大都市圈加速發展階段，京津冀協同發展，長三角一體化上升為國家戰略，珠三角變為粵港澳大灣區。除此之外，包括成都在內的一批新一線城市所帶動的城市圈城市帶都在吸引著更多的人口。
與此同時，在大都市圈範圍之內由鄉村變成小城鎮的地區，又會有大量人口進入，提高了經濟活動人口的密度，從而提高全要素生產力。但是，若要提升這樣一種新的城市和產業格局，就需要人員、資金、技術、土地等要素能夠在城鄉之間雙向自由流動。也就是說既要讓農民進城，也要讓城裡人下鄉，打造城鄉要素流動渠道。
其中，在市場經濟中流動性最強的是資本，資本動起來了才能帶動人員、技術、土地等要素的流動和有效組合。資本所到之處可能出現不公平競爭、市場壟斷等問題，對付此類問題要靠市場規則並嚴格監管。劉世錦表示，“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成熟，我們應該相信在嚴格有效的監管之下，進入農村的資本可以正常流動和配置。”
劉世錦強調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密度和平度，其中密度反映的是人口的聚集程度，平度是反映他們流動和重組的程度。密度和平度的提高，為改進效率創造條件。“這就是我們說高質量發展階段大都市圈為什麼會加快發展內在的邏輯。”他說。
談發展
政府和企業
都是城鎮化的深度參與者
就在上個月，李鐵參加了G20（2019）期間由日本政府舉辦的“超級城市和智慧城市國際高峰論壇”。作為中國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理事長、首席經濟學家，李鐵注意到，日本政府在提到未來城市發展的目標時，把智慧城市作為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標杆。
△中國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理事長、首席經濟學家李鐵
過去數年間，李鐵在各個會議上作報告時也在思考著同樣的問題。在上述會議上，日本明確提出要在2025年爭取實現日本支付的無現金化，有的地方政府還提出要發展網約車。
這引人深思：
為什麼今天在中國已經聚集了
5.9億用戶的網絡支付
卻成為了日本的目標？
畢竟，在過去近40年的高速城鎮化過程中，幾乎都由歐美國家的經驗引領中國發展。
對此，“在過去我認為政府不要參與市場，但現在我認為政府應當更好地參與到整個城鎮化發展過程當中，並且與市場作用有機結合。”16日，201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保羅·羅默表示，城市發展不僅要有市場經濟和政府參與的結合，還要有良好的競爭和商業模型。“在良好的競爭下，政府是發揮先行的作用，會提供 一些計劃和構造，同時也需要根據新的形勢變化來採取措施。”
△201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保羅·羅默
在保羅·羅默看來，城鎮化的過程中，政府需要發揮全面協調的作用，尤其是應當儘量減少那些“可能在經濟上有效益、但是對社會沒有好處的事情”。隨著企業力量變得越來越大，政府也應當變得更加的強大。
政府通過制訂規則和構架，讓個人和公司在這樣的構架下進行競爭合作。保羅·羅默表示，政府也可以將不同城市視作不同競爭者，通過制訂規則鼓勵城市相互競爭。當然，首先需要確保這些競爭可以為所有公民帶來更多的福祉。
成都商報-紅星新聞記者 鄒悅
成都發布編輯 孟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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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成都發布
►編輯：羊羊羊
►校核：比特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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