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劉向明 藏波「中國工商銀行，劉向明系中國工商銀行城市金融研究所副所長」
文章｜《中國金融》2019年第13期
"作者｜劉向明 藏波「中國工商銀行，劉向明系中國工商銀行城市金融研究所副所長」
文章｜《中國金融》2019年第13期
貨幣是經濟之血，貨幣政策傳導暢通，則經濟質態強健；貨幣政策傳導不暢，則經濟質態虛弱。當前，我國正處在中美貿易摩擦升級、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內外不確定性交互疊合階段。推動新舊動能轉換、促進經濟轉型升級，是突破不確定性迷霧、應對內外矛盾的關鍵路徑。從近期主要的金融指標看，貨幣政策傳導效率邊際改善，但依然存在“量”和“價”兩方面結構性失衡問題：貨幣市場流動性寬鬆，但信貸市場規模緊張；市場利率明顯下降，但民營企業尤其是小微企業貸款利率仍然較高。貨幣政策傳導的梗阻在哪裡？如何疏通傳導機制促進經濟轉型升級？作為傳導關鍵環節的商業銀行如何支持信用派生？這三個問題的分析解答，需要一個新的理論框架——貨幣政策傳導的“蓄水池”模型。
貨幣政策傳導的“蓄水池”模型
傳統經濟的“蓄水”能力不平衡。貨幣政策傳導包含央行基礎貨幣創造、銀行系統信用派生、經濟系統信用轉換三個階段，實現資金由“造水”到“輸水”進而“蓄水”的過程演變。其中，影響基礎貨幣創造的因素包括央行外匯佔款、對政府或其他存款性公司債權等；影響銀行信用派生的因素為存款準備金率；影響經濟系統信用轉換的因素是信用轉換率，即將資金轉換為經濟產出的資本化過程。從經驗數據來看，我國基礎貨幣投放相對穩定，存款準備金率調整空間有限，也就是說，目前真正影響經濟系統蓄水能力的關鍵變量是信用轉換率。經濟系統中不同產業的信用轉換率差異較大，即貨幣“蓄水”能力不均衡。以投入產出完全消耗係數（資本化率）表徵“蓄水”能力，發現製造業為35%～45%，信息技術產業為15%～25%，房地產業為5%～10%，金融業為8%～10%。對比來看，製造業、信息技術產業等實體經濟的信用轉換能力明顯較強。
新興經濟的“輸水”和“蓄水”不匹配。以互聯網、大數據、大健康、5G、製造業產業升級等為代表的新經濟，在成長創新的過程中充滿風險，需要大量以資本形態“輸水”。資本市場分散風險、股權激勵等“蓄水”功能，正好與新經濟風險收益特徵相匹配。全球市值最大的前五大公司，微軟、亞馬遜、蘋果、谷歌、臉譜，全部遵從典型科技公司“輸水”和“蓄水”的三階段轉換過程。第一階段通過創始人自有資金“輸水”，第二階段通過PE和VC等股權投資基金“輸水”，第三階段通過上市實現多樣化融資。我國仍處在新舊動能轉換、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深化階段，其中關鍵的“補短板”是提供與新經濟相匹配的資本供給，發揮直接融資的價值挖掘和槓桿撬動功能。
經濟系統“蓄水”能力不足導致貨幣傳導不暢。隨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深化，經濟系統中部分舊的“池子”消失，但新的“池子”還在建立過程中，“蓄水”能力下降。一是傳統經濟系統中的鋼鐵、煤炭、電解鋁等過剩產能以及殭屍企業出清，導致貨幣承接能力下降。二是國企和政府平臺降槓桿傳導至下游民營企業，導致部分企業回款速度減慢，甚至出現“壞賬”“死賬”。而民營企業是製造業的主體，上述問題最終拉低了經濟系統“蓄水”能力。三是高新技術、通信科技、精密製造等“蓄水”能力較強的新興產業仍處在成長階段，加之無法承接傳統信貸之“水”，進一步引致貨幣政策傳導不暢。
貨幣傳導與經濟轉型的銜接點：智力和技術資本
經濟轉型升級的核心是智力和技術資本增長
在經濟增長模型當中，資源（如勞動力、土地、石油等）、資本、技術、管理者能力是四大關鍵要素。隨著全球流動性的正常化和新技術週期的開啟，生產要素開始重新組合，人力（智力）資本和技術資本成為新驅動要素。
一方面，資源稟賦優勢轉變為技術和能力的比較優勢，是經濟轉型升級的一般路徑。美國、日本、韓國等已完成產業升級的國家均經歷了以紡織、食品等為主導產業的勞動力驅動，以鋼鐵、煤炭、化工為主導的資本驅動，以汽車、機械、家電等為主導的技術驅動（轉型升級的1.0版），以新材料、通信科技、精密儀器為主的創新和智力驅動（轉型升級的2.0版）四個階段。相對而言，我國等新興市場國家正處在轉型升級1.0版向2.0版的過渡階段。
另一方面，區別於資源和資本投入的產出邊際遞減，技術和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邊際遞增。從企業增長本質來看，資源和資本屬於外生投入，不能解決內部不經濟問題，不能產生規模經濟效應，所以產出會邊際遞減。相反，技術和人力資本屬於內生性因素，可以在企業內部產生規模效應，有助於降低組織交易成本，進而產生內部經濟效應，所以產出是邊際遞增的。從數據來看，2008～2018年，以勞動力資源投入為主的第一產業對GDP的拉動作用由0.4個百分點下降至0.1個百分點，以資本投入為主的第二產業由5.9個百分點下降至2.4個百分點，以技術和智力為主的第三產業由3.5個百分點上升至4.2個百分點。
貨幣供給正常化推動資本向技術和智力富集
貨幣供給增速與經濟轉型升級緊密相關。一方面，歷史一再證明，過快的貨幣供給會導致物價飛漲、資產泡沫化、投機橫行，資金流向金融、地產等行業集聚，進而弱化技術和智力資本的積累。以美國為例，20世紀50年代，廣義貨幣增速為5%，60年代升至7%，70年代進一步提升至10%；相應的通脹率從50年代的平均2%，升至70年代的平均8%；房價從60年代的4%提升至70年代的10%。表示技術和智力資本積累的研發投資佔GDP比例，則從60年代的3.4%下降至70年代的1.7%。以我國為例，2007～2017年，貨幣總量從40萬億元增長至160萬億元，年均增速超過15%，考慮到影子銀行增速接近20%。貨幣超量供給使得約三分之二的上市公司以金融、石化能源、房地產為主業，平均研發強度不足1%。
另一方面，貨幣供給常態化不僅有助於引導通脹和房價回落，抑制投機資本向商品和地產等的集聚，而且有助於利率水平下降，進而降低企業融資成本，提升創新性產業的估值水平。例如，在里根時代之後，美國的貨幣增速大幅下降，從20世紀70年代的10%降至80年代的6%，利率水平由6.5%下降至4.9%。美國40年的大牛市由此開啟，進而培育了一大批優秀的科技公司。
資本結構優化匹配技術和智力資本
一是規範影子銀行，堵旁門、開正門，強化金融治理。尤其是在資管新規實施之後，銀證合作、銀信合作等通道和同業業務受到了全面監管，資產泡沫得到抑制，資金將從金融和地產等“舊池子”當中逐漸流出，並有望進入創新性產業等“新池子”當中。
二是發展註冊制資本市場。驅動產業轉型升級靠的是技術和智力資本，二者均屬於輕資產，最佳激勵方式是股權融資。隨著科創板和註冊制試點的推出，未盈利公司、不同投票權架構的公司、紅籌公司和VIE架構公司被允許上市，真正做到讓優秀的創業企業便利融資、多元融資。
商業銀行有效傳導貨幣政策的策略建議
增強“輸水”能力：調整信貸結構和佈局+精細化服務小微企業
一是聚焦重點戰略、重點領域、重點項目提供資金支持，服務實體經濟轉型升級。聚焦“一帶一路”“三個支撐帶”、雄安新區、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圍繞新一代信息技術、高端裝備、新材料、生物醫藥等重點突破領域，聚焦各地國家級示範區創建工作，持續推進投融資綜合化金融服務，提升資金供給能力和服務實體經濟質效。
二是完善存量移位和增量並軌管理，優化存量信貸結構。完善表內+表外、存量+增量的資金並軌管理，對泡沫化資產、“殭屍企業”、槓桿率較高的地方融資平臺，加快貸款或表外資金退出，釋放無效和低效資金佔用，加大對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等新經濟的支持力度。
三是補齊小微企業的資金短板，批量化、平臺化、場景化支持小微企業融資。充分運用定向降準的政策紅利，秉持“快、簡、準、新”思維，建立小微綜合金融服務平臺，構建“信用類貸款產品+財產權抵押產品+供應鏈融資”的線上產品體系，批量化、平臺化、場景化支持小微企業融資。
提高“輸水”效能：平臺化輸出活水+流程化銀行管理
一是通過API（應用程序編程接口）平臺封裝對接B端（企業客戶）和G端（政府部門），輸出全功能之“水”。搭建金融產品和服務API合作平臺，封裝投融資、存貸匯、現金管理、支付結算、理財、小微平臺、票據池、外匯系統等產品服務，向B（G）端輸出系統和綜合化的金融服務方案。
二是通過虛擬賬戶沉澱數據資產，建立主動式輸水模式。抓住平臺“虛擬賬戶”的總入口，實現銀行資金賬戶與平臺賬戶（包括平臺企業自身及其終端用戶）互聯互通，獲取平臺上各類用戶、業務、行為等交互數據。同時，通過工商、稅務、海關、徵信、高法等數據的關聯，將交互數據轉化為結構化拓撲數據，進一步豐富和優化信用體系和授信模型，並將模型延伸至行業群體、產業鏈，形成全流程的主動式資金輸出和風險管理模式。
三是改造信用風險授信審批流程，提升放款效率。針對小微企業，在客戶准入和授信環節，運用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縮短信貸審批鏈條，提高貸款週轉效率。同時，對小微企業的貸款利率給予FTP（內部資金轉移定價）補貼，引導分支機構開展小微金融業務，綜合考慮小微企業的營業收入和融資額度。
降低“輸水”成本：源頭引資+優化小微企業轉移定價
一是源頭引資和穩定價格，切實降低實體經濟融資成本。搭建資金撥付管理平臺，緊抓客戶基礎和源頭性存款，爭攬市場迴流型、結算型等低成本資金，多渠道穩步擴大資本工具發行規模，降低實體經濟融資成本。同時，抓好存款利率市場化定價改革，強化利率上浮存款比例控制和總量管理，穩定付息成本，避免存款成本過快上升向信貸端傳導。
二是下沉小微企業服務重心，切實降低貨幣傳導成本。在審查審批人員配備到位的前提下，適當將小微企業審批權限下放至分行，推進小微企業專營機構的人員派駐，進一步提高審批效率，提高貨幣政策傳導效能。同時，適當提高小微企業不良貸款容忍度，弱化對業務部門單一指標考核，注重對小微金融業務整體收益的考核。
以股權投資促技術和智力資本積累：理財淨值化轉型+投資風險的自洽文化
一是加快理財產品淨值化轉型，降低創新性產業的資金成本。順應打破剛兌的發展大勢，通過理財子公司發行淨值化理財產品，對存量產品進行淨值化改造，真正匹配資產端收益和產品端成本。以真實股權投資，降低風險資產對應的資本金佔用，打破“名股實債”對資金成本的約束。
二是拓寬穩定資金供給渠道，引導長期穩定資金投入。通過央行再貸款、財政貼息、發行特別國債、設立國家引導基金等方式，向創新型企業提供期限匹配、成本適當的資金支持。同時積極對接保險、社保、養老等中長期社會資金，以適當比例投資創新型投資項目。
三是轉變經營管理思維，建立與股權投資相契合的風控模式。一方面，結合自身的信貸風險管理和監控優勢，探索形成獨特的投行業務文化理念，引導股權投資與傳統信貸文化兼容並存。另一方面，針對部分優質小微企業，積極以基金化模式創新股權投資業務，建立“自營+戰略投資者+專屬理財產品+專項債+政府引導基金”的資金募集模式，以及“小微企業+商業銀行+地方政府+保險公司”的投資擔保模式。
監管、技術、財政聯動的配套措施
監管：融資渠道優化+定向結構性操作+防範系統性金融風險
一是優化融資渠道。一方面，逐步拓寬註冊制範圍，打破過去只有盈利才能上市的制度要求；另一方面，設立同股不同權制度，給予創始人更多的投票權，保留其對公司的控制權，維持戰略和經營的穩健。
二是實施定向結構性貨幣政策。一方面，將央行差別準備金政策、定向降準、抵押補充貸款等結構性操作，與商業銀行放貸規模緊密掛鉤，強化對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的金融支持；另一方面，通過激勵機制上的設計和調試，在引導信貸資金流向技術和智力資本方面進行積極有益的嘗試。
三是防範系統性金融風險。堅持不搞“大水漫灌”式強刺激，貨幣政策與宏觀審慎政策、監管政策相結合，順應結構性去槓桿的要求。採取“定向滴灌”差異化操作，將合規管理與風險控制貫穿創新發展全過程。
技術：統一信用體系+精準資產估值+風險動態監測
一是統一信用體系。當前我國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尚在起步階段，履約踐諾的社會氛圍尚未完全形成。通過加快政府數據開放共享，建立守法誠信褒獎機制、違法失信行為懲戒機制，營造誠實守信的社會環境，強化知識產權戰略，加強智力資本體系建設。
二是精準資產估值。藉助科創板落地，進一步對大數據、人工智能、5G物聯網、雲計算等科技創新型公司進行精準估值，提升其直接融資比例，支持其高速發展。
三是風險動態監測。由於科創企業、高新技術開發區科研單位等具有特殊的風險屬性，商業銀行需及時、前瞻地對其風險加強監管。通過風險動態監測，有效識別企業的欺詐行為，更好地將信貸資源投放到健康的科創企業中去。
財政：減費降稅+產業引導+信用加成
一是減費降稅。我國從2018年開始實施大規模的減稅降費政策，2019年的減稅降費達到2萬億元。從可持續性的角度來講，最佳的稅收政策組合應該是“人才減稅+資本加稅”。更好地堅持創新引領發展，加快轉型升級，提高內生動力和市場競爭力。
二是產業引導。對處於創業投資發展初期階段的地區，採用“補償基金＋股權投資”的模式，加快啟動引導基金，嘗試將社會資本引入創業投資領域；對處於成長階段的地區，通過引入“引導基金＋擔保機構”的模式，擴大融資規模，加速創業投資的發展；對相對成熟的地區，通過設立“引導母基金”吸引社會投資的方式，發揮其最大功效。
三是信用加成。財政可以通過加大對科創企業的信用擔保支持力度，給予非上市的民營中小企業信用加成。一方面，通過完善再擔保機制，逐步擴大科創企業貸款擔保規模；另一方面，完善對信用擔保機構的激勵與補償機制，鼓勵擔保機構降低對科創企業的收費標準，進一步提高融資效率。■
（責任編輯 賈瑛瑛）
"作者｜劉向明 藏波「中國工商銀行，劉向明系中國工商銀行城市金融研究所副所長」
文章｜《中國金融》2019年第13期
貨幣是經濟之血，貨幣政策傳導暢通，則經濟質態強健；貨幣政策傳導不暢，則經濟質態虛弱。當前，我國正處在中美貿易摩擦升級、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內外不確定性交互疊合階段。推動新舊動能轉換、促進經濟轉型升級，是突破不確定性迷霧、應對內外矛盾的關鍵路徑。從近期主要的金融指標看，貨幣政策傳導效率邊際改善，但依然存在“量”和“價”兩方面結構性失衡問題：貨幣市場流動性寬鬆，但信貸市場規模緊張；市場利率明顯下降，但民營企業尤其是小微企業貸款利率仍然較高。貨幣政策傳導的梗阻在哪裡？如何疏通傳導機制促進經濟轉型升級？作為傳導關鍵環節的商業銀行如何支持信用派生？這三個問題的分析解答，需要一個新的理論框架——貨幣政策傳導的“蓄水池”模型。
貨幣政策傳導的“蓄水池”模型
傳統經濟的“蓄水”能力不平衡。貨幣政策傳導包含央行基礎貨幣創造、銀行系統信用派生、經濟系統信用轉換三個階段，實現資金由“造水”到“輸水”進而“蓄水”的過程演變。其中，影響基礎貨幣創造的因素包括央行外匯佔款、對政府或其他存款性公司債權等；影響銀行信用派生的因素為存款準備金率；影響經濟系統信用轉換的因素是信用轉換率，即將資金轉換為經濟產出的資本化過程。從經驗數據來看，我國基礎貨幣投放相對穩定，存款準備金率調整空間有限，也就是說，目前真正影響經濟系統蓄水能力的關鍵變量是信用轉換率。經濟系統中不同產業的信用轉換率差異較大，即貨幣“蓄水”能力不均衡。以投入產出完全消耗係數（資本化率）表徵“蓄水”能力，發現製造業為35%～45%，信息技術產業為15%～25%，房地產業為5%～10%，金融業為8%～10%。對比來看，製造業、信息技術產業等實體經濟的信用轉換能力明顯較強。
新興經濟的“輸水”和“蓄水”不匹配。以互聯網、大數據、大健康、5G、製造業產業升級等為代表的新經濟，在成長創新的過程中充滿風險，需要大量以資本形態“輸水”。資本市場分散風險、股權激勵等“蓄水”功能，正好與新經濟風險收益特徵相匹配。全球市值最大的前五大公司，微軟、亞馬遜、蘋果、谷歌、臉譜，全部遵從典型科技公司“輸水”和“蓄水”的三階段轉換過程。第一階段通過創始人自有資金“輸水”，第二階段通過PE和VC等股權投資基金“輸水”，第三階段通過上市實現多樣化融資。我國仍處在新舊動能轉換、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深化階段，其中關鍵的“補短板”是提供與新經濟相匹配的資本供給，發揮直接融資的價值挖掘和槓桿撬動功能。
經濟系統“蓄水”能力不足導致貨幣傳導不暢。隨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深化，經濟系統中部分舊的“池子”消失，但新的“池子”還在建立過程中，“蓄水”能力下降。一是傳統經濟系統中的鋼鐵、煤炭、電解鋁等過剩產能以及殭屍企業出清，導致貨幣承接能力下降。二是國企和政府平臺降槓桿傳導至下游民營企業，導致部分企業回款速度減慢，甚至出現“壞賬”“死賬”。而民營企業是製造業的主體，上述問題最終拉低了經濟系統“蓄水”能力。三是高新技術、通信科技、精密製造等“蓄水”能力較強的新興產業仍處在成長階段，加之無法承接傳統信貸之“水”，進一步引致貨幣政策傳導不暢。
貨幣傳導與經濟轉型的銜接點：智力和技術資本
經濟轉型升級的核心是智力和技術資本增長
在經濟增長模型當中，資源（如勞動力、土地、石油等）、資本、技術、管理者能力是四大關鍵要素。隨著全球流動性的正常化和新技術週期的開啟，生產要素開始重新組合，人力（智力）資本和技術資本成為新驅動要素。
一方面，資源稟賦優勢轉變為技術和能力的比較優勢，是經濟轉型升級的一般路徑。美國、日本、韓國等已完成產業升級的國家均經歷了以紡織、食品等為主導產業的勞動力驅動，以鋼鐵、煤炭、化工為主導的資本驅動，以汽車、機械、家電等為主導的技術驅動（轉型升級的1.0版），以新材料、通信科技、精密儀器為主的創新和智力驅動（轉型升級的2.0版）四個階段。相對而言，我國等新興市場國家正處在轉型升級1.0版向2.0版的過渡階段。
另一方面，區別於資源和資本投入的產出邊際遞減，技術和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邊際遞增。從企業增長本質來看，資源和資本屬於外生投入，不能解決內部不經濟問題，不能產生規模經濟效應，所以產出會邊際遞減。相反，技術和人力資本屬於內生性因素，可以在企業內部產生規模效應，有助於降低組織交易成本，進而產生內部經濟效應，所以產出是邊際遞增的。從數據來看，2008～2018年，以勞動力資源投入為主的第一產業對GDP的拉動作用由0.4個百分點下降至0.1個百分點，以資本投入為主的第二產業由5.9個百分點下降至2.4個百分點，以技術和智力為主的第三產業由3.5個百分點上升至4.2個百分點。
貨幣供給正常化推動資本向技術和智力富集
貨幣供給增速與經濟轉型升級緊密相關。一方面，歷史一再證明，過快的貨幣供給會導致物價飛漲、資產泡沫化、投機橫行，資金流向金融、地產等行業集聚，進而弱化技術和智力資本的積累。以美國為例，20世紀50年代，廣義貨幣增速為5%，60年代升至7%，70年代進一步提升至10%；相應的通脹率從50年代的平均2%，升至70年代的平均8%；房價從60年代的4%提升至70年代的10%。表示技術和智力資本積累的研發投資佔GDP比例，則從60年代的3.4%下降至70年代的1.7%。以我國為例，2007～2017年，貨幣總量從40萬億元增長至160萬億元，年均增速超過15%，考慮到影子銀行增速接近20%。貨幣超量供給使得約三分之二的上市公司以金融、石化能源、房地產為主業，平均研發強度不足1%。
另一方面，貨幣供給常態化不僅有助於引導通脹和房價回落，抑制投機資本向商品和地產等的集聚，而且有助於利率水平下降，進而降低企業融資成本，提升創新性產業的估值水平。例如，在里根時代之後，美國的貨幣增速大幅下降，從20世紀70年代的10%降至80年代的6%，利率水平由6.5%下降至4.9%。美國40年的大牛市由此開啟，進而培育了一大批優秀的科技公司。
資本結構優化匹配技術和智力資本
一是規範影子銀行，堵旁門、開正門，強化金融治理。尤其是在資管新規實施之後，銀證合作、銀信合作等通道和同業業務受到了全面監管，資產泡沫得到抑制，資金將從金融和地產等“舊池子”當中逐漸流出，並有望進入創新性產業等“新池子”當中。
二是發展註冊制資本市場。驅動產業轉型升級靠的是技術和智力資本，二者均屬於輕資產，最佳激勵方式是股權融資。隨著科創板和註冊制試點的推出，未盈利公司、不同投票權架構的公司、紅籌公司和VIE架構公司被允許上市，真正做到讓優秀的創業企業便利融資、多元融資。
商業銀行有效傳導貨幣政策的策略建議
增強“輸水”能力：調整信貸結構和佈局+精細化服務小微企業
一是聚焦重點戰略、重點領域、重點項目提供資金支持，服務實體經濟轉型升級。聚焦“一帶一路”“三個支撐帶”、雄安新區、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圍繞新一代信息技術、高端裝備、新材料、生物醫藥等重點突破領域，聚焦各地國家級示範區創建工作，持續推進投融資綜合化金融服務，提升資金供給能力和服務實體經濟質效。
二是完善存量移位和增量並軌管理，優化存量信貸結構。完善表內+表外、存量+增量的資金並軌管理，對泡沫化資產、“殭屍企業”、槓桿率較高的地方融資平臺，加快貸款或表外資金退出，釋放無效和低效資金佔用，加大對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等新經濟的支持力度。
三是補齊小微企業的資金短板，批量化、平臺化、場景化支持小微企業融資。充分運用定向降準的政策紅利，秉持“快、簡、準、新”思維，建立小微綜合金融服務平臺，構建“信用類貸款產品+財產權抵押產品+供應鏈融資”的線上產品體系，批量化、平臺化、場景化支持小微企業融資。
提高“輸水”效能：平臺化輸出活水+流程化銀行管理
一是通過API（應用程序編程接口）平臺封裝對接B端（企業客戶）和G端（政府部門），輸出全功能之“水”。搭建金融產品和服務API合作平臺，封裝投融資、存貸匯、現金管理、支付結算、理財、小微平臺、票據池、外匯系統等產品服務，向B（G）端輸出系統和綜合化的金融服務方案。
二是通過虛擬賬戶沉澱數據資產，建立主動式輸水模式。抓住平臺“虛擬賬戶”的總入口，實現銀行資金賬戶與平臺賬戶（包括平臺企業自身及其終端用戶）互聯互通，獲取平臺上各類用戶、業務、行為等交互數據。同時，通過工商、稅務、海關、徵信、高法等數據的關聯，將交互數據轉化為結構化拓撲數據，進一步豐富和優化信用體系和授信模型，並將模型延伸至行業群體、產業鏈，形成全流程的主動式資金輸出和風險管理模式。
三是改造信用風險授信審批流程，提升放款效率。針對小微企業，在客戶准入和授信環節，運用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縮短信貸審批鏈條，提高貸款週轉效率。同時，對小微企業的貸款利率給予FTP（內部資金轉移定價）補貼，引導分支機構開展小微金融業務，綜合考慮小微企業的營業收入和融資額度。
降低“輸水”成本：源頭引資+優化小微企業轉移定價
一是源頭引資和穩定價格，切實降低實體經濟融資成本。搭建資金撥付管理平臺，緊抓客戶基礎和源頭性存款，爭攬市場迴流型、結算型等低成本資金，多渠道穩步擴大資本工具發行規模，降低實體經濟融資成本。同時，抓好存款利率市場化定價改革，強化利率上浮存款比例控制和總量管理，穩定付息成本，避免存款成本過快上升向信貸端傳導。
二是下沉小微企業服務重心，切實降低貨幣傳導成本。在審查審批人員配備到位的前提下，適當將小微企業審批權限下放至分行，推進小微企業專營機構的人員派駐，進一步提高審批效率，提高貨幣政策傳導效能。同時，適當提高小微企業不良貸款容忍度，弱化對業務部門單一指標考核，注重對小微金融業務整體收益的考核。
以股權投資促技術和智力資本積累：理財淨值化轉型+投資風險的自洽文化
一是加快理財產品淨值化轉型，降低創新性產業的資金成本。順應打破剛兌的發展大勢，通過理財子公司發行淨值化理財產品，對存量產品進行淨值化改造，真正匹配資產端收益和產品端成本。以真實股權投資，降低風險資產對應的資本金佔用，打破“名股實債”對資金成本的約束。
二是拓寬穩定資金供給渠道，引導長期穩定資金投入。通過央行再貸款、財政貼息、發行特別國債、設立國家引導基金等方式，向創新型企業提供期限匹配、成本適當的資金支持。同時積極對接保險、社保、養老等中長期社會資金，以適當比例投資創新型投資項目。
三是轉變經營管理思維，建立與股權投資相契合的風控模式。一方面，結合自身的信貸風險管理和監控優勢，探索形成獨特的投行業務文化理念，引導股權投資與傳統信貸文化兼容並存。另一方面，針對部分優質小微企業，積極以基金化模式創新股權投資業務，建立“自營+戰略投資者+專屬理財產品+專項債+政府引導基金”的資金募集模式，以及“小微企業+商業銀行+地方政府+保險公司”的投資擔保模式。
監管、技術、財政聯動的配套措施
監管：融資渠道優化+定向結構性操作+防範系統性金融風險
一是優化融資渠道。一方面，逐步拓寬註冊制範圍，打破過去只有盈利才能上市的制度要求；另一方面，設立同股不同權制度，給予創始人更多的投票權，保留其對公司的控制權，維持戰略和經營的穩健。
二是實施定向結構性貨幣政策。一方面，將央行差別準備金政策、定向降準、抵押補充貸款等結構性操作，與商業銀行放貸規模緊密掛鉤，強化對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的金融支持；另一方面，通過激勵機制上的設計和調試，在引導信貸資金流向技術和智力資本方面進行積極有益的嘗試。
三是防範系統性金融風險。堅持不搞“大水漫灌”式強刺激，貨幣政策與宏觀審慎政策、監管政策相結合，順應結構性去槓桿的要求。採取“定向滴灌”差異化操作，將合規管理與風險控制貫穿創新發展全過程。
技術：統一信用體系+精準資產估值+風險動態監測
一是統一信用體系。當前我國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尚在起步階段，履約踐諾的社會氛圍尚未完全形成。通過加快政府數據開放共享，建立守法誠信褒獎機制、違法失信行為懲戒機制，營造誠實守信的社會環境，強化知識產權戰略，加強智力資本體系建設。
二是精準資產估值。藉助科創板落地，進一步對大數據、人工智能、5G物聯網、雲計算等科技創新型公司進行精準估值，提升其直接融資比例，支持其高速發展。
三是風險動態監測。由於科創企業、高新技術開發區科研單位等具有特殊的風險屬性，商業銀行需及時、前瞻地對其風險加強監管。通過風險動態監測，有效識別企業的欺詐行為，更好地將信貸資源投放到健康的科創企業中去。
財政：減費降稅+產業引導+信用加成
一是減費降稅。我國從2018年開始實施大規模的減稅降費政策，2019年的減稅降費達到2萬億元。從可持續性的角度來講，最佳的稅收政策組合應該是“人才減稅+資本加稅”。更好地堅持創新引領發展，加快轉型升級，提高內生動力和市場競爭力。
二是產業引導。對處於創業投資發展初期階段的地區，採用“補償基金＋股權投資”的模式，加快啟動引導基金，嘗試將社會資本引入創業投資領域；對處於成長階段的地區，通過引入“引導基金＋擔保機構”的模式，擴大融資規模，加速創業投資的發展；對相對成熟的地區，通過設立“引導母基金”吸引社會投資的方式，發揮其最大功效。
三是信用加成。財政可以通過加大對科創企業的信用擔保支持力度，給予非上市的民營中小企業信用加成。一方面，通過完善再擔保機制，逐步擴大科創企業貸款擔保規模；另一方面，完善對信用擔保機構的激勵與補償機制，鼓勵擔保機構降低對科創企業的收費標準，進一步提高融資效率。■
（責任編輯 賈瑛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