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荒唐信：賈平凹
××兄，收到你的信是上個月的事，時時想給你回覆，卻不知道如何寫起。
你說了那麼多好話，這我當然會引起高興的；但說實情，這暫短的高興之後，一個人靜靜地坐在窗下，隔竹簾看著對面樓下那一位已半老徐娘又風姿猶存的女人所經營的花壇（這女人，聽說是一位地位頗高的領導的夫人，經常有一輛上海牌的臥車在花壇邊停著），那花雖開得很紅火，但開得又有什麼用處呢？我這樣說，會不會惹起你的生氣？我的意思希望能得到你的諒解，以後不要說我的小說怎樣，散文怎樣，詩歌怎樣，多潑潑涼水最好。不妨這樣說，在我的胸中常常湧動著要寫的慾望，這慾望如同要吃飯一樣，要戀愛一樣，要喝酒吃辣子抽菸一樣。作品的質量高不高，當然作者不必妄說，“自我感覺良好”，這很是一種幹事業的氣魄，但往往卻要導致一種悲慘。我自知很“小”，於人道、文道大不通，這種慾望付之於方格紙上，免不得有“以作品豐富自悅”的嫌疑，這實在有天大的冤情和求告無青天大老爺做主的憤怒。作品的產生，全是這個湧動的慾望的釋放結果。有了愛情，便要為所愛的人受孕，大肚子，生產，自愛自受。它不是痛苦的，而是一種宗教式的幸福。若以作品豐富求自悅、去著作，做人何必那麼傻那麼累呢？夜晚了，陪同小愛人去遛遛大街，也於路邊的小樹林子的黑暗中學學那些情人，你浪漫，我浪漫，咱們都浪漫，那日子才是十二分快活。總之，寫書於我，是作用於社會，作用於時代，也同時是為了我自己的受用！雞有蛋在肚子裡，你能不讓它生下來嗎？報紙上常舉“曹雪芹二十年磨成《紅樓夢》”的例子，似乎每一個作品都得十年幾十年就可以做曹雪芹了，半年或者一年做出一篇小東西出來，就必是創作態度的“嚴肅”。這未免與辯證法有了一點距離。我是寫了好多小說、散文、詩歌的，那當然都是些屁樣的文字。作家的帽子好賴是戴了一頂，卻戴得面紅耳赤，常常覺得在大街上走，身後有指指點點的指頭，牆角處有白多黑少的眼睛。但我還要繼續寫下去，且又有一個不大不小的決心：一想繼續寫商州那一塊野山野地，二想寫到那涇河和渭河上的，也就是那涇渭分明的岸邊，那黃土高原和關中平原交接的厚土上的古風古俗，三想再寫寫西安古城方方正正“井”字形的街巷裡的市民。姑且不論還要再寫寫別的，僅這三個方面，我想足可以令我了結往後的三十年、四十年的寫作日子。話說回來，如果今輩子不是玩筆頭子，讓我不上大學，不識方塊字，只認得出人民幣的數目，我的莊稼活一定不會比村人差。五黃六月的胡基壕裡，讓老婆提一瓦罐清花泉水來喝了，她供土，我擂礎子，其速度和質量使鄰居的老頭很有些小嫉妒。或者讓我去幹一名彈棉花的，這營生很有些藝術的味，一張大弓背在身上，用棒槌彈得大弦嘈嘈，小弦錚錚；接過一碗飯蹲在房階上吃了，夜裡睡在主人的門道里，久久地看著主人的媳婦在堂屋窗上的剪影，而含笑入睡。鄉下的這種有手藝和沒手藝的活計，都極合我的心境，也因此常常使我想起現在弄文學是不是有些那個！門第裡既然沒有書香，幼時更記不得有祖母或外祖母曾講過天上地下的美麗故事，這有先天性的不足。且現在的作家頗有一種理論，要見識很多大世面，要接觸很多大人物，這又格格不入我的性格。一位讀者完全出於一種好心勸我，說我不識時務，寫小說應該寫那些難以言表的高雅女子死死活活地戀愛著一個有權有錢的年邁老頭子等等之類的故事。我給他回了信，信寫得很長，告訴說，這類故事的確不錯，蠻可以惹起那些四十、五十、六十歲的性變態的男人和那些情竇初開、其想象和身子都成熟得如七月的桑葚一樣碰之就流紫水的少女的動心，但我不會。說來也令你賤看，我甚至看到了一篇小說，是說一個女人最大的不幸是因為穿了一件她不願意穿的衣服，我先是大惑不解，繼而拋開那文章，說“這小說不是讓咱看的”。過後也曾檢點我自己，反省我是一個山裡人，有著小農經濟的思想。但無論如何，這種德行浸得很深沉，我讀不懂那類小說。置身於很熱鬧的地方，面對著那高揚著頭端端走過來的風度女子，我就趕忙低了眼，側身讓她過去。我自慚形穢，顯得很呆，覺得很累，就想起那充滿漿水菜味的鄉間土屋裡，那些滿身臭汗的男人和男人的婆娘，能抽一口那嗆得咳嗽的草煙多好！
商州的山地很野，隨處可見到峭巖上鑿石孔、栽石柱的棧道遺痕，和做土匪的與受土匪害的逃生安身的山寨古堡、石洞地穴。涇渭的黃土很古，十三個封建王朝的真龍天子、王后娘娘、文臣武將，陵墓一個連著一個。老牛木犁在田裡耕走，翻上來的，常常是商朝的磬，周朝的樽，秦磚漢瓦。這兩個地方，奇特的山水形成了奇特的風尚，色彩拙樸，神祕莫測。文化的積澱使那裡的強悍的男人和柔媚的女人，以及與人同生的狼蟲虎豹、飛隼走兔，結構著這兩個地方的世界。這世界的芸芸眾生如螞蟻一樣多，為衣食住行忙碌著，爭鬥著，死去一批，新生一批，生命之力，繁殖之強，舉世罕見。作為他們的作家，首先應該是他們其中的一個，同他們一樣；再就是因為是他們的作家，又不能同他們一樣。他們的苦，苦在何處，是外界的還是自身的？他們的樂，樂在哪裡，是應該樂還是不應該樂？弄得清楚，這就是我的責任。我的責任是為了他們，也是為了我自己。我的作品或許他們讀了，讓他們在明白這個世界的同時也明白他們自己；或許他們從來就不讀書，斗大的字他們只裝了幾簍，那些鬧市裡的好吃好喝又有好時光的大肚子男人和束腰身的女人看了，他們雖然嘲笑我寫的東西的落後、野蠻、卑俗和寫東西的我的蠢笨、可憐，但我將無限欣慰，因為他們畢竟知道了在他們之外，還有那麼落後、野蠻、卑俗的地方和人群。他們或許會到這些地方去，趁機用幾張人民幣買得農家廁所牆角堆放的幾件漢代陶罐和瓦當，買一條金黃的狐狸皮毛，賺一幅七色線納就的枕頂裝在玻璃櫃裡懸掛牆上，誠然，這也是一種新的高雅的時興。
現在做一個作家似乎很熱鬧，每年都有許許多多的筆會，遊勝地，上電視，演說和吃請，且各地又興起文學茶座，聽音樂，嗑瓜子，品茶談天。每一次不乏有一些很位重的人物和一些打扮得很美麗的女人。有一次我被人拉去，那大廳的門柱上貼有一副對聯，是老對聯改造的，一邊為“出入無白丁”，一邊是“談笑皆高雅”。我怯怯地進去，呆在那裡，茫然四顧，傻相可笑。後來跳舞，有幾個令人動心的演員，傳說是詩琴書畫俱佳的女才子，邀我下池，我大出洋相，一再聲明極想下池子但著實不會。結果是我的朋友大加嘲弄我，說我不開化，又幫助分析原因是“心理上有障礙”。不開化，我不承認，我是絕不干涉別人自由的。我也可以同這些人交朋友，彬彬有禮地請到舍下去吃飯吃酒，但那種場合那種氣氛，我著實有心理上的障礙，這也正是我的沒出息和當作家的低能處。
話不能說死，或許有一日，我心理上的障礙盡然消除，那將是我再也用不著以老筆調去寫出商州山地和涇渭岸上皇天后土之時。那，我第一個能狂，如一頭有一身好皮毛和奇香的香獐子一樣。
一九八五年七月十一日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