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處成都的華西協和大學（West China Union University，也被稱為“華西壩”，今四川大學華西醫學中心）的校舍建築，它們具有中式頂，西式屋，一道中部帶有弧形隆起的屋簷——唐破風（からはふ）。“唐破風”在中國大陸的存世建築中是非常罕見的。
華西協和大學之赫斐院（背面，作者2017年2月攝於成都）
一個人看到了什麼往往是由他頭腦中已有的知識決定的。用潘諾夫斯基的話來講，對缺乏知識的澳洲土著而言，達·芬奇所繪《最後的晚餐》只不過是個“熱鬧的晚餐聚會”而已。同樣道理，對以一名年少時曾在成都生活過十來年的三線建設子女來說，儘管我曾無數次經過華西協和大學（West China Union University，也被稱為“華西壩”，今四川大學華西醫學中心），甚至還在學校裡打過籃球，然而校舍對於那時的我而言，只不過是一些房子而已。隨著生活經驗的增加，知識的積累，我開始知道了這樣的房子在中國並不常見——它們具有中式頂，西式屋。然而，這些認識仍然沒有超出“《最後的晚餐》是一幅世界名畫”或“《最後的晚餐》是一幅蛋彩石膏壁畫”的範疇，是一個較低層面的認知結果。一直到2017年春節期間，時隔多年再一次經過此地，終於，頭腦中知識積累的結果讓我的眼睛看到了一處建築細節：一道中部帶有弧形隆起的屋簷——唐破風（からはふ），這引起了我極大的興趣。
華西協和大學之赫斐院（背面，曹夢芹2017年2月攝於成都）
華西協和大學之明德學舍（萬德堂，The Vandeman Memorial，作者2017年2月攝於成都）
“唐破風”在中國大陸的存世是非常罕見的，經過一系列的調研，截至文章截稿之時，共發現現存還有以下幾處：
上海乍浦路439號。1922年由南潯路搬遷到此的日本日蓮宗本園寺（本圀寺）。現為民居，除了別具一格的“唐破風”外，原有面貌無從得知，也未被列入掛牌保護的優秀歷史建築。
杜亦斐2017年2月攝於上海
長春北安路735號。建於1936年的日本淨土真宗教派真宗大谷派東本願寺滿洲別院。1985年被定為長春市級文物保護單位，2014年由於長春東方教育集團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違法建設“高力鑽石城”項目售樓處，遭到破壞，2016年正式入選國家文物局“2014-2015全國文物行政執法十大指導性案例”之一，截至2017年3月1日，寺院仍處於施工狀態之中。
楊倩2017年3月攝於長春
西安興慶宮公園東門北翼的亭子。1958年後的仿唐建築。
杜小平2017年2月攝於西安
仔細觀察這幾處“唐破風”，它們之間也還不盡相同。成都、西安的“唐破風”為“軒唐破風（のきからはふ）”，即中部隆起的弧形兩端有水平向外側的延伸，是重簷中的一簷，且外延簷與隆起弧形在結構上為一體（“軒唐破風”中還有外延簷與隆起弧形不為一體的情況）；日本兩座在華寺院為“向唐破風（むこうからはふ）”，即弧形隆起的兩端沒有水平方向往外延伸的屋簷，簷與屋頂結構上成一體，是有立柱支撐的單簷破風頂。另，成都的以及兩座寺廟的破風均有博風板（即：沿簷口垂直往下方向的擋板，在日本被稱為“破風板”），而西安的亭子則沒有。
日本在華寺廟按照日本樣式修建不足為奇。藝失求諸海外，西安要想仿唐，參照日本，這點可以想象，只不過，不嚴謹地誤將破風作唐代特徵。那麼，成都的破風是源出何處呢？請教當地人，得到的回答大致有兩種：1、與西安的情況相似，仿古仿錯了；2、主管領導意志決定（領導覺得這樣好看）。根據親眼所見的建築樣式以及常理，我不認為這兩個說法令人滿意。回到上海後，我開始了這項工作，終於在1920年出版於溫哥華的《華西傳教概述》一書中找到了一張歷史照片，是當時在建中的華西協和大學之赫斐院（Hart Memorial College），又幸得加拿大的維多利亞大學圖書館（Victoria University Library）為我們保存了大量的歷史照片，四川的專家，政府官員所蒙之不白冤屈才得以洗清。
在建中的華西協和大學之赫斐院（正面，1910年代，圖自《華西傳教概述》）
華西協和大學之赫斐院（正面，1920年代，圖自維多利亞大學圖書館）
明德學舍（萬德堂，The Vandeman Memorial，1920年代，圖自維多利亞大學圖書館）
華西協和大學由英、美、法、德、加拿大五國教會創建於1914年，建築師羅楚禮（Fred Rowntree，1860年生於英格蘭，1890年移居蘇格蘭）規劃設計。在歷史照片中，我們能清晰的看到“唐破風”確是當時建築師設計的產物，那麼，羅楚禮與日本有什麼關係呢？我們可以從他的交際圈一窺究竟。從1891年開始，蘇格蘭建築師喬治沃爾頓（George Henry Walton）與羅楚禮家族建立了緊密的合作關係，羅家的茶室就是他設計的。20世紀初期，他們一起在位於泰晤士河的北岸的漢默史密斯區（Hammersmith Terrace）執業並生活在該街區。同時期，住在那裡的人還有：德國建築師赫爾曼·穆特修斯（Hermann Muthesius），喬治沃爾頓的畫家哥哥愛德華·沃爾頓（Edward Arthur Walton），蘇格蘭建築師查爾斯·雷尼·麥金託什（Charles Rennie Mackintosh），蘇格蘭畫家弗朗西斯和傑西紐·伯瑞夫婦（Francis and Jessie Newbery）等等。這些人儘管不一定都是蘇格蘭人，但是之所以形成了一個小團體是因為他們有一個共同的身份，即為發端于格拉斯哥藝術學院（Glasgow School of Art）的“藝術與工藝美術運動”（Artsand Crafts Movement）的核心人物。這場深受牛津藝術史學者約翰·拉斯金（John Ruskin）思想影響的運動排斥當時工業革命後批量生產帶來的呆板、千篇一律的產品設計，也反對維多利亞時代那種繁複的建築樣式。此時明治維新後打開國門，力圖融入西方文明，並致力於輸出自己的文化、藝術的日本開始進入了他們的視野。這群格拉斯哥學派（Glasgow School）的藝術家們在1900年的巴黎世博會前後紛紛造訪日本，從日本藝術中汲取養分，再融合到本文化中，對歐洲藝術進行改造，最終開創了“格拉斯哥風（Glasgow Style）”。後世認為他們的風格具有強烈的東方主義傾向，其實與其籠統的說什麼“東方主義（orientalism）”，不如說是“日本風（Japanism）”，更準確的說，是“盎格魯-日本風”（Anglo-Japanese Style），這在“藝術與工藝美術運動”的藝術家的作品中隨處可見，通過一張他們居住的漢默史密斯區房屋建築的細節照片就能看出這點。
Edwardx2014年6月攝於倫敦，圖自維基百科（英文版）Hammersmith Terrace詞條
門頭上的三角形與常見的傳統西方建築中的三角斜頂不同，它是在平頂上裝置的一個三角隆起，請注意它在結構上與屋頂並不是一體的，且三角形底邊明顯的短於平頂的寬度。這種樣式與華西協和大學赫斐院、明德學舍兩側的三角形頂有相似之處，不過倫敦的樣式更簡潔、線條更硬朗，是很規整的幾何形狀，三角頂與平頂（簷）垂直齊平。這種三角頂在日本建築中很是常見，事實上，它也是“破風”的一種，叫做“千鳥破風（ちどりはふ）”。在“日本第一名城”姫路城主體建築上，我們可以集中的看到三種“千鳥破風”：正面自上而下的第二層正是這樣的一個“千鳥”；第三層並排的兩個有一個很好聽的名稱——“比翼千鳥（ひよくちどりはふ）”；第四層側面大型的，三角形底邊與下簷幾乎等寬的那種是“大千鳥（といいます）”。日本與中國不同，他們一脈相承的文化不止於博物館藏品、出版物，或者零星的一些歷史遺蹟，而更體現在日常生活中的隨處可見，即使在東京這樣的大都會，“破風”同樣可能隨時出現在人們的眼前。
Bernard Gagnon 2008年4月攝於日本兵庫縣姬路市，圖自維基百科（英文版）Himeji Castle詞條
十九世紀末到20世紀初是一個鉅變的時期，各種文化藝術的思潮洶湧澎湃，層出不窮。“藝術與工藝美術運動”在英國本土雖然持續的時間不長，但在歐洲大陸的影響極其深遠，當這代核心人物還未老去之前，便有更年輕的藝術家們在他們的影響下持續探索，隨之出現了“新藝術（Art Nouveau）”，“裝飾藝術（Art Deco）”，也正是發端於此的藝術新風尚在中國進入現代化後遍佈哈爾濱、天津、青島、濟南、漢口、寧波、廣州這些開埠城市，當然，還有上海，直到今天，上海仍然是僅次於紐約的“裝飾藝術”建築總量世界第二的城市。然而，令人遺憾的是，在今天的中國，在大多數城市，這樣的歷史建築已經不像當年那樣隨處可見了，許多地方我們只能從照片裡才能一窺究竟。以成都為例，據不完全統計，除四川大學（包括華西壩）、寬窄巷外，在今天的成都只有三十幾座歷史建築，其中還包括了學術上價值不大的，且已面目全非的民居以及五十年代的蘇式建築（與之對比的數據是，僅以“裝飾藝術”樣式建築舉例，今天的上海仍保有一千多座）。在諸如成都、西安這樣的一個歷史建築實體缺乏的古都，在文字記載有其侷限性的情況下，攝影作為保存歷史實體的手段，其重要性是毋需多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