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引入現象學、可持續性和形態學的概念(這些概念已成為新加坡建築學概念的獨特部分),曾仕乾(Soo Chan) 的SCDA建築事務所(Chan of SCDA Architects)在建築行業中佔據了非比尋常的有利地位。為了加強這種有利地位,他的公司也致力於廣泛參加關於建築學、風景園林以及室內設計等各種項目,甚至有時自己做開發商。在最近一期弗拉基米爾·貝羅戈洛夫斯基(Vladimir Belogolovsky)“創意城市”(City of Ideas)專欄的採訪中,Chan談到,早年的經歷是如何影響他的建築觀念的,以及新加坡的建築背景是如何影響他的設計。
弗拉基米爾·貝羅戈洛夫斯基 (Vladimir Belogolovsky)(下面簡稱VB):你年輕的時候就已經想要做建築了嗎?這個學科最先吸引你的地方是什麼?
曾仕乾(Soo Chan)(下文簡稱SC):我被自己小時候住的房子——檳榔嶼龍山堂丘祠(Khoo Kongsi compound in Penang)深深的影響著,檳榔嶼(Penang)是馬來西亞西海岸外的一個小島。龍山堂丘祠圍繞一個公共庭院進行規劃,是我們家族幾代人共同居住的地方,現在也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公佈的世界文化遺產。我現在仍能描繪出我小時候住的房子裡的空間和光影變化——又長又窄的空間被敞開的通風井分隔開。我記得雨水清新的味道滲透到建築中,瀰漫在整個下沉院落中,還有建築中的斑駁的光影。
大概這種童年的成長環境影響了我,並致使我從事建築類工作。我記得小時候總是在做手工,玩積木或者套裝模件。我還很喜歡畫畫。我父親熱衷於房地產開發,當他工作時,我總是喜歡跟他,出現在建築施工場地。現在回想起來,我真的要感謝家庭給我帶來的成長環境,讓我如此的接近自然。
VB:可以談談你在美國學建築的經歷嗎?
SC:我1980年去了美國,就在我18歲高中畢業以後,最開始是去了聖路易斯的華盛頓大學。在那裡完成了自己的藝術學士學位之後,我到耶魯大學繼續學習建築學。畢業之後,我在美國呆了三年,跟不同的建築師實習直到1990年,然後回到了新加坡。
VB:那你都為哪些建築師工作過?
SC:很多公司,一開始在紐黑文市的艾倫·格林伯格(Allan Greenberg)。
VB:古典主義者……我看你的作品,但是不太能看出聯繫……
SC:好吧,但是在80年代,後現代主義的全盛時期。在耶魯大學的時候我也接觸過解構主義和後結構主義。那裡有像羅伯·克里埃 (Rob Krier)、托馬斯·戈登·史密斯(Thomas Gordon Smith)、羅伯特•文丘裡(Robert Venturi)、鮑勃·斯特恩(Bob Stern)、菲利普·約翰遜(Philip Johnson)這樣的評論家。
VB:聽起來你好像熱衷於不同時代的建築潮流。
SC:完全是這樣。我對古典主義建築學有強烈的愛好,而當時後現代主義也非常吸引我。
VB:在格林伯格的工作室時,你會畫科林斯柱式(Corinthian capitals)的柱列嗎?
SC:也畫三角形山花、帶簷板和簷壁的簷部、莨苕葉形的裝飾(或說忍冬草的形象)(笑)。而且想象一下,他們沒有電腦,我們必須用手畫所有這些細節。之後我搬到紐約並且開始為美國 KPF 建築師事務所(Kohn Pedersen Fox Associates)工作。那是一個向新時代的過渡時期,但是仍然屬於後現代主義時期。我在來到新加坡後的一段時間裡也在繼續做類似的項目。我做了幾年歷史更新項目之後,在1995年自己開了公司,然後就沒再做過古典主義的建築了。
VB:是什麼讓你發生了改變?
SC:旅行、展覽……我開始旅行並且真的喜歡申克爾(Schinkel)、裡特維爾德(Rietveld)、康(Kahn)、密斯(Mies)等人的作品。我一直喜歡這些建築師,但與此同時,我也想回到基本要素上,對我而言,古典建築是非常重要的基礎。我喜歡冷靜的空間。我參觀了在紐約現代美術館(MoMA)舉辦的1988解構主義建築展覽(1988 Deconstructivist Architecture show ),但從未被解構主義建築吸引,我知道那不適合我。我對結構、秩序、空間序列、集中式、對稱性更感興趣。另一個對我很重要的展覽是關於維也納分離派(Viennese secessionists),我喜歡約瑟夫·霍夫曼( Josef Hofmann)、奧托·瓦格納(Otto Wagner)、約瑟夫·瑪利亞·奧爾布里希(Joseph Maria Olbrich),和喜歡賴特(Wright)和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一樣多。分離派設計從細節到整體的所有設計我都喜歡。但是總結起來,我從後現代主義中學到的就是回過頭去向歷史學習以及分析各種建築類型的重要性。
VB:你們是一個跨專業綜合的公司,除了建築,也做景觀、室內、傢俱和產品設計。對此能談一談嗎?
SC:我以整體的方式構思我的設計。當我做一個項目時,我的思考從室內順勢到達景觀,所以室內、景觀、建築是密不可分的。早期我就開始和設計公司合作,為居住和辦公空間設計桌椅、沙發和其他產品。我喜歡把它們作為獨立的對象,我也喜歡把它們最大限度地整合到我自己設計的空間中去。
VB:在你工作當中,從一個設計到另一個設計有沒有特別的進展?
SC:比起一開始,我現在嘗試變得更加清晰,而較少關注理念,同時更多關注精練的色彩和細節。在新加坡工作我最喜歡的一點就是可以設計過渡空間——內部與外部的界限。
VB:你想說的是存在一種新加坡的建築設計手法嗎?
SC:好吧,如果你看看 Kerry Hill、WOHA 建築事務所或者我的作品,你會發現我們在如何使設計與氣候和地區發生聯繫方面的很多相似之處。但最重要的是,由於新加坡是一個相對年輕的國家,她沒有歷史的厚重感。我們這些後殖民主義建築師非常開放和自由,具有實驗性。我還要說我們的建築是全球性的,我的建築是全球性的。我們利用世界一流建築技術和建築藝術審美。使我們與眾不同的是我們如何將景觀帶入建築,尤其是高層建築。
VB:你在綠色建築方面有什麼獨到見解嗎?
SC:我並未真的有意識的談論綠色建築,但我的許多設計包含可持續性並且是 Green Mark 或者 EarthCheck 認證的。這對我來講自然而然。我認為綠色建築應該是每個建築師的基線。我更願意討論建築本體背後的理念。
VB:“建築本體”是什麼意思?
SC:意思是,除了可持續性以外,還有建築在某一特定環境下的形式和空間表達。比如一個空間如何向另一個空間過渡……作為一個建築師,你如何抓住某個地點的精髓,如何從形式上激發某個地區的精神?我用綠色建築去產生這種感覺並賦予空間靈性,但對我而言更重要的是去延續文脈,去闡釋傳統生活。舉例來講,我在設計自己的巴厘島度假村時就試圖去產生一些空間,這些空間是建立在當地用於寺廟規劃或者農田規劃的傳統規劃技術上的。這些東西很重要,因為建築是維持生命的方式,不是簡單的引用一種新的形式語言。對我來說,文化的可持續性的確是同等重要的,所以這並不是簡單地節能技術或者形式技巧的運用。
我喜歡設計的空間是現象學的空間。介於建築物或建築局部之間的物質、光、結構和空間對傳達這樣一種感受來說很重要,無論在水平投影中還是垂直投影中。
我一開始把花園加入到獨戶住宅中去。通過打破封閉體量使之成為一系列的展覽室,來把花園插入到房間之間。隨著項目規模的擴大,我把那些綠色空間整合到更大、更高的項目中去。
VB:過渡空間的設計,例如你設計的或者 WOHA 建築事務所設計的建築中的大型多層空腔,是很有新加坡特色的空間體驗。能夠在建築中的不同樓層感受到微風、看到你身邊的城市是很特別的。
SC:在我們的住宅建築中,我們把各種各樣的公寓類型結合起來,比如勒·柯布西耶為馬賽公寓發明的著名的雙重曝光模版。我們把類似的公寓類型與景觀融合,因為我們追求更有迴應性的、地域性的解決方法。
VB:你說的好像都是因氣候而發生的。但是,在其他具有相似氣候條件的地方實施這些想法的情況卻很少見。這說明與其他地方相比,在新加坡這些想法是得到鼓勵的。新加坡有一個利於發展的合適政策。
SC:有地方法規鼓勵此類綠色建築。舉例來講,如果你在一個建築內部引入一個空腔(cavity)或排氣閥(cutout),如果恰好落在從外緣向核心突出的虛擬45度線以外的所有地板面積,對於開發商來說都是免費的。如果沒有限高,開發商可以往項目里加入這種面積作為各種露天公共空間。這些規定最早出現在90年代後期,基於傑弗裡·巴瓦(Geoffrey Bawa)在斯里蘭卡(Sri Lanka)提出的熱帶現代主義計劃(modernist projects)和垂直花園的建議。到那時候我們拋棄了古希臘神廟的後現代主義模型。這種垂直花園的想法被新加坡建築師們接受了。我們開始實驗做打開的建築,而且現在一整套規劃機制自上而下的實行。
但是我更感興趣的是提煉基於體、線和麵的的特別的形式語言。多年以來,一個可以被用於適應場地和功能條件的清晰的形式語言已經可以很好的為我們服務了。這和古典建築的方式沒有什麼不同。
VB:可以談談你在紐約的住宅項目嗎?我感興趣的是建築師如何把他們地域性的想法帶到新的地方以及在這個過程中他們的作品有什麼轉變?你是否認為自己的想法可以被用於氣候更冷的城市嗎,比如紐約?
SC:當然,這是個挑戰。為了保溫你需要引入技術——具有 low-e 塗料的雙層玻璃,但是為了提供一個過渡區玻璃會被推的很靠裡,為了儘可能的獲得外部空間。在紐約,幾乎沒有機會去設計獨立式的建築物。大多數建築物被組在一起然後作為整個城市結構的一部分坐落在街區之中。所以在紐約我們嘗試作用於朝向並且使陽光儘可能多的通過多重缺口、空隙和縫隙深入建築內部。我們也引入水池來建立內部與外部的聯繫以激活空間。這些水池不必是游泳池,而是為了帶來反光、流水聲和完全的現象學體驗所需的寧靜。
VB:能否談一下你自己不僅是一個建築師同時也是一個開發商的角色?
SC:首先,我去當一個開發商的目的是為了使自己作為建築師更純粹。同時作為甲方和設計者使我有很大的控制力。這樣可以創造很多機會,也允許我去選擇我想要探索的項目和我想要做這個項目的方式。例如,我一直想要做一個度假村,但我過去不知道誰會委託我做這個,所以我一往無前地靠自己在巴厘島啟動了這個項目。巴厘島度假村使我接到了許多其他地方度假村的委託,包括馬爾代夫(Maldives)、三亞(Sanya)、麗江(Lijiang)。我在紐約做了一樣的事。我想要在紐約做一個項目,所以首先,我2000年在韋斯切斯特(Westchester)設計了一個房子,這個房子叫做“四季屋”【Prickly Pear】並且這個想法在各種各樣的地方都可以用。在夏天房子可以敞開並且“脫光衣服”,在冬天它可以封閉並且“穿上衣服”。然而,這個項目沒能實現。然後我決定在第29街的紐約高線公園(the High Line)附近做一個住宅。這個建築將於今年晚些時候完工。當我啟動這個項目的時候,它吸引了當地的開發商然後我在同一街區得到另外兩個委託,還有一個委託在市中心區。
VB:你從當開發商中學到了什麼?
SC:我現在有點更同情開發商了(笑)。好吧,做開發商給你一個新的視角去理解整個過程。這不光是設計的問題。你掌握全局並且試圖挖掘場地、預算、銷售和程序的全部潛力。
VB:你覺得自己作品的意圖是什麼?
SC:簡單的說,我嘗試去設計可以激起情緒迴應的空間,與此同時繼續潤色自己有志追尋的形式和空間語彙。我努力設計平靜的、具有高品質的空間、光線和結構次序的空間。
弗拉基米爾·貝羅戈洛夫斯基(Vladimir Belogolovsky)是以紐約為基礎的非盈利性管理者項目(Curatorial Project)的創始人。作為一個建築師在庫珀聯盟受過訓練的他已經寫了五本書,包括Conversations with Architects in the Age of Celebrity (DOM, 2015), Harry Seidler: LIFEWORK (Rizzoli, 2014), and Soviet Modernism: 1955-1985 (TATLIN, 2010). Among his numerous exhibitions: Anthony Ames: Object-Type Landscapes at Casa Curutchet, La Plata, Argentina (2015); Colombia: Transformed (American Tour, 2013-15); Harry Seidler: Painting Toward Architecture (world tour since 2012); and Chess Game for Russian Pavilion at the 11th Venice Architecture Biennale (2008).弗拉基米爾·貝羅戈洛夫斯基(Vladimir Belogolovsky)是柏林建築雜誌 SPEECH(演講)的美國通訊記者。同時他已經超過20個國家的大學和博物館發表過演講。
弗拉基米爾·貝羅戈洛夫斯基(Vladimir Belogolovsky)的專欄,創意城市(City of Ideas),把最新的、正在進行中的、對世界各地最具創新性的建築師的訪談介紹給ArchDaily的讀者們。這些近距離的討論是管理者即將到來的同名展覽的一部分,這個展覽2016年在悉尼大學首次公開展出。創意城市展覽將走訪世界各地展館去探索不斷髮展的內容與設計。